郑勇愣了一下：“那，你刚才说……”
徐卫东从后视镜里看了郑勇一眼，答得极快：“不知道。”
徐卫东猛地一脚刹车把车停在路边，我们吓了一跳，被晃得东倒西歪却不敢出一点声音。“我下命令让你们把他们击毙的，这个理由行吗？”徐卫东冷冷地说，“你们谁还有什么问题？”
我们没有回招待所，而是直接往北京方向返回。途中，郑勇问徐卫东：“头儿，刚才那几个人犯的是什么罪？”
我们连看都不敢看他，低着头小声说：“没了。”
宁志眯着眼朝外看了一眼，胃里立刻发出翻滚的声音。我一看太阳那夺目的红色，也马上想起血，一胳膊肘朝郑勇砸过去，郑勇闪躲着仰起头哈哈笑起来。
没什么理由比服从命令更充分了。
车很快开出了刑场，驶上公路的时候，一轮红日正好跳出天际。郑勇指着火红的朝阳对宁志说：“看那颜色，眼熟不？”
3
法医验完尸后，远远地对着我们的车敬了一个军礼。徐卫东坐回驾驶位，说：“任务结束，弹药离枪。”
最终，我还是没找出自己和宁志以及郑勇之间的共同点，更别说什么特殊的优点。那为什么105个同级同学中单单选了我们？
我赶忙掏出打火机帮他点上。他斜扫了我一眼，说：“德行。”
这个问题恐怕要困扰我一段时间了。
徐卫东上下打量了我一眼，没吭声。他这不明朗的态度让我有些尴尬，只好悻悻地爬到车内坐好。宁志掀起头盔说：“我有。”摸出烟给大家散了一圈，递给徐卫东时，徐卫东伸手拒绝，宁志刚要收回，徐卫东又一把拦住宁志的手说：“来根吧。”
晚上在电教室看资料，趁休息的时候，我又想起那个问题，不禁对着桌面发呆。郑勇点了根烟问我：“你没事吧？两眼老发直。”
这一次，为了在徐卫东面前挽回自己第一次软脚虾的形象，我保持着标准的节奏跑回车边，故作轻松地掀起头盔，一边在沙土上蹭着沾着血的鞋底，一边对徐卫东说：“老徐，有烟吗？”
我想了想，把问题丢给了他。郑勇“嗨”了一声说：“这还不简单？越是高尖端的任务，越是需要看似平常的人去执行，这样在人群中很容易隐蔽。为什么要在人群中隐蔽起来呢？那是因为任务已经脱离了简单的是非黑白、打打杀杀。”
最后那个犯人挣扎得格外厉害。徐卫东刚说了，必须一枪毙命，不然就滚蛋。为了保险起见，我只能硬起头皮凑到跟前，他剧烈的扭动使得我的枪口总是滑开。我心一横，一脚踩住他肩膀将其压在地上，枪口死死抵住他的后脑扣动了扳机。
我说：“就你？枪毙死刑犯的时候就跟打了鸡血似的，数你动作夸张，你往那一站，身上的杀气就把你暴露得淋漓尽致，还谈什么隐蔽在人群中？”
郑勇眼看跑不到我们前面去，索性在七八米外就瞄准，一枪解决。我一看这情形，停下脚步举起枪在五米外瞄准了一个犯人，还没来得及扣动扳机，我瞄准的犯人却被宁志抢先开枪击毙。我转头狠狠地瞪了宁志一眼，余光瞟到囚车边站着的法医，此刻他也顾不上遮掩自己的脸了，掀起墨镜诧异地看着我们。大概是从没见过像我们这样不按章法行刑的吧。
郑勇瞪着我说：“老子那是头一回，难免兴奋得过了头，往后别说枪毙死刑犯，就算让我杀你，我都能做到从容不迫。”
当最后三人被押到行刑点时，我们在徐卫东下达命令后，几乎是争抢着往车下跑。并不是我们杀人杀上了瘾，而是只要被别人抢了先，那么死在前面的犯人的血和脑浆就会没遮没拦地糊满你的眼睛，刺鼻的血腥味会立刻弥漫在头盔里让你无法呼吸。而且根据刚才的经验，越往后被处死的犯人一旦近距离看见别人是怎么死的，尽管被堵住了嘴，但那种挣扎着从喉咙里发出的声音会更加令人毛骨悚然。
“我也是！”宁志站在我们身后悠悠地说。
“最后三个。”徐卫东大概是觉出了我们的好奇，轻声又补了一句，“完事我告诉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要死。”
我和郑勇双双打了个寒战。宁志自从执行完那次任务后就像是变了一个人，回来的路上一句话都没说，从那开始就浑身散发出一种骇人的阴沉劲。郑勇凑到我耳边说：“小宁没事吧？你看他眼睛红的，我看着都瘆得慌。”宁志听清了郑勇的嘀咕，慢慢抬起眼皮，两手插在裤袋里，盯着郑勇，一步步地靠近。郑勇梗着脖子，喉头动了动，说：“你要干吗？”
回到车里坐下后，我突然很想问问这批是些什么性质的死刑犯。如果仅仅因为好奇心而发问，那是违反纪律的事。我与宁志和郑勇无法眼神交流，但我知道他俩此时想提问的冲动不亚于我。
宁志一言不发，俯下身子看着座位上的郑勇，脸越凑越近，突然“呔”地大叫一声，吓得郑勇从椅子上出溜下来，说：“你疯了吧。”
我赶了一步，将枪口顶住犯人的后脑，还能听见那人喉咙里绝望的呜咽声。我屏住呼吸扣动了扳机，在犯人栽倒之前，我就迅速转身一路踉跄着朝车奔去。
宁志呵呵地笑了，坐在郑勇的椅子上，说：“我一直在想那几个死刑犯挨枪之前是什么心情，听到我们的脚步声时又在想些什么，我越想心越寒，越想越觉得害怕。”
很显然，我落后了。
我说：“那你还想？”
毙第一个的时候天色暗，我没有很清楚地看到血。这时候天色已经麻麻亮起来，视线渐明的同时嗅觉也跟着灵敏起来，一股奇怪的味道冲进我的鼻腔，或许这就是传说中的血腥味吧。紧接着又是“嗒”的一声，一个犯人倒在了郑勇的枪下。
宁志说：“你们说，当时他们是希望我们走慢点，还是走快点赶紧打完了拉倒？”
徐卫东刚一摆头，郑勇就又第一个冲了出去。这次宁志先我一步下了车，像是想要把刚才丢了的面子再争回来，三步并两步竟然超过了郑勇，端起枪对准其中一个犯人的后脑“嗒”就是一枪，完事扭过头，头也不回地跑回车内。
郑勇说：“要是我就希望赶紧挨完算了。”
第二拨犯人因为看到了之前的行刑过程，已然没了之前那一拨的淡定，几乎是被战士们强行拽到行刑点的。有一个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老远就看到他的鼻涕拖出来老长，在微微的晨光下亮闪闪的。还有一个声嘶力竭地求着饶，那凄惨的声音让人汗毛一根根竖起。徐卫东冷冷哼了一声，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些人随便哪一个都够枪毙八回的。”
宁志发了会儿呆，往桌子上一趴，头埋在两只胳膊里瓮声瓮气地说：“我有心理阴影了。”
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见一个身着白大褂、戴着口罩墨镜的法医正在验尸，宁志见状扶着座椅靠背又是一阵干呕，全然没了昨晚的兴奋劲头。倒是郑勇握着枪的手轻微地颤抖着，跃跃欲试地朝外张望，还不忘扭头挖苦宁志：“你怀孕了？”尽管隔着墨镜我完全看不到他的脸，却依然能感觉到那头盔后骇人的杀气。
郑勇说：“那些人都是罪有应得，我们也算为民除害。你这个人立场有问题，处决那种人还有什么心理阴影？”
“吐出来你就给我走人。”徐卫东抬头看着车外说，“准备第二个。”
我承认，我也时不时想起那些死刑犯垂死挣扎时绝望的呜呜声，但没敢深想，就是因为越想越害怕。经宁志这么一提，积蓄了几天的情绪瞬间就翻涌了上来。我抓着铅笔想在纸上乱画几笔，手指都特别无力。
我一边咒骂着自己这两条不争气的腿，一边调整着呼吸，咬着牙一步步地往车里走去。好容易挪到车跟前，我腾出一只手抓紧车内的把手，生生把自己连人带枪甩到车内。刚坐下，就听见赶到车边扶着门框的宁志的干呕声。
这时徐卫东走了进来，坐到了我们对面。屋里特别静，只有他低缓的声音在说：“以后，你们要对付的罪犯可不会像这次一样背对着你们，乖乖跪在那里等你们开枪。你们会看着他们的眼睛。要么将他们制伏，要么被他们打死。或者，他们会从你们背后开枪，你们死都不会知道敌人是什么样，所以你们脑袋后面都要长眼睛。”
我拼命把注意力转移开，试着让自己去想学院里那些日复一日的枯燥训练。那不就是为了能够让我早一点丢掉菜鸟的标签去执行任务吗？现在任务来了，执行了一半，总不能因为结果了一个罪大恶极的死刑犯就掉了链子，那以后恐怕连去边境派出所都不够格了。
郑勇说：“我明白，就是要机警果断。”他显然对自己在刑场上的表现很满意，热切地看着徐卫东，像是在等着徐卫东的夸赞。
挣扎中一抬头，只见车门内伸出一只戴着白手套的手，正指着我。我知道那是徐卫东的手，他的身体隐没在车厢内的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我知道他是在示意我，如果我真的倒下，那么就会立刻出局。
徐卫东看着他，说：“如果要你击毙的人是个女人呢？是个漂亮的女人，或者是个面目慈祥的老太太，又或者看上去像个女大学生，你还能做到吗？”
听着回荡在晨曦空旷野外的枪声，我勉强低头看了一眼栽倒的死刑犯，转过身咬着牙拼命甩了甩头，想晃醒阵阵发昏的大脑。往回走时两条腿像是踩在棉花堆里一样使不上劲，我大口地喘着气，连拖带挪地朝车的方向移动着双腿。没走出两步又听见“嗒”的一声，那是宁志开了枪。我的双脚在那声枪响之后更加发软，无论怎么用力都不听我使唤，好几次若不是用枪撑着地，我几乎就要软倒在地上。
郑勇想了一下，哑了。
我只觉得嗓子发干，想咽口口水，却发觉嘴里更干，硬着头皮走到犯人身后抬起枪对着那犯人的后脑，耳朵里开始轰鸣起来。我长出了一口气，死盯着准星，很快我的眼里除了准星和准星对准的目标外，什么也看不到了。我心一横，牙一咬扣动了扳机，身体在后坐力的作用下快速有力地晃了一下，恍惚中仿佛听到了子弹冲出枪膛、穿过犯人头颅打入沙石里的声音。
宁志还趴在桌上，头也没抬说：“只要是任务、是命令，我管他是大姑娘还是小媳妇。”
郑勇第一个就位，在距离犯人一米的地方抬起枪对准犯人的后脑，没有丝毫的迟疑就开了枪。“嗒”的一声枪响，犯人应声一头朝前栽去，抽搐了几下彻底没了动静。郑勇凑近一步低头确认犯人已死，转身返回。
徐卫东深深看了宁志一眼，点了点头，站起身说：“需要的话，我安排总队的心理医生给你们。”
这方圆几百米像是被这世界暂时遗忘了似的，天地间只剩下黑白两种颜色。
我说：“我不需要。”
三辆车雪亮的大灯正正地照在每一个死刑犯身上，几个武警战士手持着枪，面朝外呈半圆形处于警戒状态半包围着现场。
宁志抬起头说：“那心理医生是大姑娘还是小媳妇？”
厚重的头盔将我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开来，只听得见自己越来越急促的呼吸和怦怦的心跳声，渐渐地，觉得连气也喘不上来了。
郑勇说：“还是给我们安排新任务吧。”
郑勇第一个冲下车，边跑边拉枪栓，枪口朝下向犯人快步走去。看得出他的步伐有些凌乱，好几次鞋底都蹭到了地面上凸起的石块。我和宁志忙下车跟在郑勇身后跑步前进。
徐卫东头也不回地朝外走去，丢下三个字：“待命吧。”
徐卫东用下巴指了指那个方向：“利索点，一人一个，打完跑步回车里待命。”
徐卫东没有对我们这次执行的任务做任何评述，既没有祝贺我们成功，也没有批评我们失败。可是这件事对我们而言，是有生以来第一大事了。面对着徐卫东没有表情的脸，我们谁也不敢多嘴去问，只能听从他的命令继续接受训练、待命。
囚车和护卫车的号牌被迷彩布遮挡着，每辆依维柯上押下来三个犯人，一共九人，双手被反绑得结结实实。押运战士将头一批三个按着头快步拖到最大的那个沙坡前，之所以说“拖”，是因为每个犯人的腿都是软的，根本站不住，整个身体不停地朝下出溜，若不是押送的武警左右架着他们，他们一定会瘫在地上。
周日的傍晚，我们三人正坐在操场的双杠上抽烟、聊天，徐卫东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和郑勇“嗖”地从双杠上跳了下来，整了整衣服。宁志像是没看到徐卫东一样，嘴里叼着烟哼着歌，一条腿挂在杠上来回晃悠。
郑勇的肩膀抖得更厉害了，还频频点头。
徐卫东看都没看我和郑勇一眼，走过来站在两杠间，将手里的一沓资料丢到宁志怀里，双手按住双杠将身体撑起来轻轻一甩，与宁志坐在一起，眯着眼看着落日，舒了口气说：“挺会挑地方。”
郑勇的肩膀微微地抖了几下，隔着头盔和墨镜，我看不到他的脸，但我知道他是在笑。我压低声音说：“好笑吗？”跟了徐卫东之后，我们都不由得跟着他养成一个说话刻意压低声音的习惯，这样说话老让人有种错觉，总觉得附近有人在偷听你讲话。
我和郑勇这才意识到，刚才一着急，忘记了徐卫东一再强调的我们不能有明显军姿出现的事，彼此对视了一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徐卫东一脚踹到我腿上：“是什么是？”我忙改口说：“收到。”徐卫东点点头，“嗯”了一声。
徐卫东对我们轻轻摆了摆头，示意我们坐上去。我和郑勇赶紧争着抢着往上跳，动作没轻没重，结果我们是坐了上去，却把徐卫东和宁志都晃了下来。我和郑勇看了看站在地上的徐卫东和宁志，僵直地坐在杠上面面相觑。
我们齐声应道：“是！”
宁志打开文件夹，刚翻了第一页就惊讶地看着徐卫东：“七大项目？”
徐卫东对我们说：“必须一枪一个，而且要保证一枪毙命，否则开除你们。”
我赶紧伸头去看，果然是“七大项目”的训练科目表。以前在学校，我们需要在学习保密条例后，才能在电教室里观摩“七大项目”的录像演示。按教官的话说就是：看看知道怎么回事，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就好。言下之意就是我们根本没有资格接触并实践那些训练科目。
一阵汽车引擎的轰鸣声把我拽回现实。我定了定神，见三辆依维柯囚车在八辆越野车的护送下已经到了现场。一个中尉军官跑步到徐卫东面前立正敬礼，递给他一个文件夹。徐卫东“唰唰”签完字，军官接过，转身朝囚车跑步过去。
郑勇挠挠头，说：“这些科目，一个科目一个月，怎么也得七个月才能轮一遍吧？”
但这毕竟是杀人。
宁志盯着科目表轻轻地摇摇头说：“这上面说下周一开始，现在距离下周一还有三天。我觉得这三天咱们想吃点啥就赶紧吃点啥，有啥未了的心愿都抓紧吧。”
尽管那些都是罪大恶极的死刑犯。
对于我们三人而言，如果几秒后“嘎巴”一声就要死了，问我们有什么未了的心愿的话，那就是没有执行过一次正式的任务，没有跟敌人真刀真枪地干一场（处决人犯那次可不算）。
拿了枪正要抬脚上车的我一个趔趄差点绊倒。人型的靶子我打过，人形的人是真没打过。尽管我们都清楚这是早晚的事，训练时教官也一再提醒要把靶子当罪犯，每次我也会把准星后的靶子想象成一个有血有肉的大活人。但真的听到要荷枪实弹击毙罪犯了，还是大吃一惊——在仅仅两个月前，我们还只是某指挥学院里的普通学员。现在，因为眼前这个叫徐卫东的人，我们就成了死刑执行人，要用手中的枪去结束别人的生命。
简单地说，我们唯一遗憾的是，还没有为自己曾经宣读的誓言流一滴血。
后备厢里有一个枪架，上面赫然挺立着三支八一式自动步枪，在微弱的天光下泛着幽幽的蓝光。徐卫东说：“上车检查枪支弹药，今天的任务是枪毙死刑犯。”
徐卫东从宁志手里拿回那沓资料，分成三份，往我们每人怀里丢了一份，说：“在最短的时间内全部给我达标。”
车停在一个三面都有沙坡的隘口上，徐卫东熄了灯，扔给我们一人一副大墨镜和一个防暴头盔，示意我们戴上。周遭本来就雾蒙蒙的，戴上墨镜和头盔后就更是什么都看不清楚了，我们摸索着下了车。徐卫东掀开后备厢，说：“来，一人一支。”
郑勇说：“全部？达标？我们还要再在这里待两年吗？”
三分钟内收拾利索后，徐卫东开车拉着我们出市区往西，奔了五十公里左右后车子下了公路，感觉是进了一片荒无人烟的沙地。
徐卫东说：“从明天起，一天一个项目，一周正好一轮，完不成就滚回去。”
徐卫东敲门叫醒我们时，窗外还是黑漆漆的，我看了眼手表，凌晨四点。
我腿一软，从双杠上出溜到地上，不敢相信地看着徐卫东，又看看宁志。宁志撇撇嘴，一耸肩，说：“我早就说没那么简单。”
也是在凌晨的这个时间点，他用紧急集合哨把我们集合在操场上，我、宁志和郑勇三人从此就走上了一条注定跟其他同学不一样的道路。
徐卫东说：“怎么，有问题吗？”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徐卫东。
我想，我们一定是没有达到徐卫东的选拔标准，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知难而退——“七大项目”里的任何一个，哪怕是最小的单元，都是在挑战人类的生理和心理极限。一天完成一套也许有可能。但连续每天都不间断，别说连着一周，就算是连着两天都不可能，因为那根本就不科学。与其这样，不如主动退出。
郑勇和宁志还在漫无边际且毫无根据地猜测着任务，我不想参与，闭着眼又睡不着，不由得想起了两个月前的那个深夜。
我一挺胸，说：“我有问题。”
这是一种对于未知事物的惶恐，徐卫东两个月前从105个学员里选出我们三个来的时候，我就有过这样惶恐的感觉。我太知道自己的分量了，论体能、论谋略我排不到前三十，宁志和郑勇跟我是半斤对八两。我们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让徐卫东把我们挑出来？我总想从徐卫东的一言一行里找出点逻辑来，但他除了走路带风、老皱着眉、说话声音特别低之外，本身也没什么特别之处。
徐卫东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冷冷地一笑，低沉地喝道：“执行命令。”他扭头朝教学楼走去，头也不回地说：“去小会议室看你们手里的资料，我一小时后到。”
尽管我对这次任务也一无所知，但直觉告诉我，我等的这一天终于来了，肯定是很重要的任务等我们去完成。我也兴奋，更多的却是不安。
一直到会议室，我们三人彼此都没有说一句话，低着头心不在焉地翻看训练资料，越看越觉得不可思议：如果把项目简单比作铁人三项的话，那就是每天要来一次，而且每天的项目都不一样。要在徐卫东规定的时间里达标，简直是痴人说梦。最让人绝望的是，“七大项目”要比铁人三项更加严酷。
宁志淡淡地说：“我估计是演习。”
我又想起“我们三个被徐卫东选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个老问题。我们从入校起的各项成绩都记录在案，光看分数就可以判断出我们的实力。换言之，我们三个根本不是玩“七大项目”的料。就算是，也不是连续一两个月不间断地玩。
郑勇兴奋异常，整晚喋喋不休，临睡前在被窝里枕着胳膊看着天花板，嘿嘿地乐着说：“看到没？活儿来了！你们猜是什么类型的任务？”
我把封面盖着“保密”印戳的资料往桌上一摔，说：“这哪里是训练，根本就是自杀。”
我们赶紧跟在他身后出门，上了他的车。徐卫东把车开得飞快，一路无话狂飙了三个小时，半夜时分到了内蒙古伊克昭盟（鄂尔多斯市的旧称），住进了当地支队的招待所待命。
宁志说：“你得多恨你自己才用这种方式自杀？这叫虐杀。”
徐卫东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我们面前，我和郑勇还没来得及站起来，徐卫东照着宁志的腿上就踹了一脚，指着我们说：“来之前我怎么跟你们说的？动不动就立正的毛病怎么还没改？再让我看到一次，就都给我滚回学校去。”他冷冷地瞪了我们一眼，说：“跟我走。”
我们看向了一直没怎么说话的郑勇，他摇摇头，说：“打死我，我也做不到，就算勉强做到，也绝对不可能达标，老徐刚才是说不达标就滚的吧？”
宁志哈哈一笑，正要说什么，突然撂下碗筷笔挺地站了起来。
我和宁志一起点头。郑勇长长地叹口气，沮丧地瘫坐在椅子上，耷拉着脑袋不再言语。
郑勇把筷子一蹾，冲我翻白眼道：“合着我就是为吃干这个的？”
徐卫东来的时候，我们连和他打招呼的心情也没有了。他冷冷地扫了一眼垂头丧气缩在椅子上的我们，找个位置坐了下来，问我们：“都没有想说的？”
郑勇像个泄了气的皮球，得空就对着我和宁志直呼上当。他是南方人，却长了个五大三粗的骨架，酷爱北方的一切吃食，尤其是羊肉和煎饼。午饭的时候他又在一旁望着窗外唉声叹气，我只好安慰他说：“这里伙食比学校好多了，有很正点的内蒙羊腿肉吃。哦，这里没煎饼馃子，回头咱去天津，吃最正宗的。”
我们三个对视了一眼，又低下了头。
开始一段时间还觉得新鲜，尤其是那些重大案件的图像资料，看得我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恨不得立刻奔赴第一现场跟犯罪分子真刀真枪地大干一场，然后领功、受奖、鲜花、掌声……可日子一久，慢慢就觉得腻了。面对着四周巍巍的大山，一天天地数着日子，我们甚至开始怀疑领导是不是已经忘了我们这档子事了。
“其他几组都过了，是你们不行，还是我挑人的眼光不行？”徐卫东像是自言自语地点了根烟。
我们被直接拉到位于密云深山里的一个训练基地，除了吃饭睡觉，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看幻灯片、录像和卷宗。内容大多是境外毒品、枪支走私和制售的情况资料，还有案件多发地，尤其是西北、西南几省的人文和地理。
郑勇说：“其他几组？”
2
“你们不会以为整个特案组就你们三个人吧？”
二十分钟后，我们坐上一辆挂着地方牌照很不起眼的轿车，离开了学院。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回头朝越来越远的学校大门眺望，直到车子转了一个弯，再也看不到了，我们才转过头坐正。
徐卫东把没抽几口的烟掐灭在烟缸里，起身就要收走我们放在桌上的文件夹。我们三人几乎同时跳起来，揽护住面前的资料。我问徐卫东：“其他人全过了？有多少人？”
从礼堂出来后，徐卫东给我们下了第一个命令：不能和任何人打招呼，十五分钟内收拾好行装。
“恐怕你们已经没有资格问特案组的事了。”徐卫东伸手过来要拿走文件。我忙把手背到身后，挺起胸，说：“那我们也行。”说这话的时候我没有多想，在这之前，“七大项目”在我心里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我以为只是因为我们不合格，徐卫东用这种方式赶我们走而已。现在他这么说的话，证明到现在为止我们并没有不合格，只要按训练计划做到达标，我们就是名副其实的特案组探员了。
说完，他上前和我们握手。我习惯性地想敬军礼，他狠狠地在我抬起的胳膊上打了一下说：“从这里出去以后，你们将脱下军装，我不允许你们身上再有明显的军姿出现。”
郑勇将资料夹在腋下，站得笔直，说：“对，他们行，我们为什么不行，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徐卫东将目光落在宁志身上。宁志说：“早就想试试这‘七大项目’了。”
首长静静地站在一旁，等我们宣誓完成，走过来站在我们面前，足足盯着我们看了有五分钟，看得我们浑身发毛后才缓缓说：“从现在起，你们和我，既是同事，也是战友。我叫徐卫东，是你们的直接上级，你们可以叫我老徐，也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
徐卫东嘴角微微一翘，说：“其他小组也不是全都达标，你们三个能留下两个就算成功，没事早点休息，明天开始训练。”
就这样，1996年初夏的一个下午，我们站在学校小礼堂的主席台上，在校党委书记的见证下，面对着国旗、党旗宣誓：“我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特案组警员。我宣誓，绝对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服从命令、严守纪律、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忠于职守；坚决完成任务；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背叛祖国，绝不叛离武警部队。”
看着徐卫东背着手走出会议室的背影，我心里清楚，这个训练项目才是真正的淘汰赛。我们又研究了一阵，发现这个传说中的训练科目除了考验个人体能外，更多的是考验战友间的配合、协作能力，否则以一人之力，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成的。
我们不约而同地立正敬礼，表示已经准备好了。
宁志说：“你在想什么？”
我默念着纸上的一字一句，心里翻江倒海血脉喷张，我知道他俩跟我一样，恨不得立刻就能得到一个任务来证实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兑现这纸上的誓言——其实从进入这所院校穿上这身军装起，我们就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
我说：“我在想，不如我们三个全部达标，震他一下怎么样？”
首长递给我们一人一个文件夹，说：“这是你们进入特案组前宣誓的誓言，你们仔细看清楚每一个字。如果做不到现在就放弃，绝对不能有丝毫的勉强。”
郑勇咬着牙，说：“嗯，震死他。”
我和宁志赶紧也跟着立正挺胸说：“没问题了。”
我伸出一只手，说：“要留都留下。”
郑勇一个立正：“没问题了。”
宁志用力握在我的手上，说：“要走，就都走。”
首长说：“特级。”
郑勇把手放上来，憋了半天，说：“话都让你们说了，反正我也就这个意思。”
宁志的表情显然对这个答案也不够满意，继续追问又是不被允许的，他瞄了一眼郑勇，意思是想让郑勇接着问。结果郑勇问的是：“装备是什么级别？”
那天，我们三人都有些激动，好像第二天要上的不是训练场，而是战场，彼此许下了同生共死的誓言。
首长回答说：“公安部门处理不了，军方又不便出面，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安全的案件。”
后来，当我们挺着胸，瞪着眼，竖起耳朵，听到宣布我们“七大项目”全部达标的那一刻，三个人一下子瘫倒在了地上。
我用余光瞥了他一眼，我们不同班，没怎么打过交道。他的问题很棒，也是我最想知道的问题之一：我们不担心特案太特别，而是担心特案不够特。四年军校上到如今，每天按时出操以及教程上枯燥的训练模式早已满足不了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听教官讲稀奇古怪的真实案例。
我们在一间病房里一口气睡了两天两夜，才被徐卫东挨个踹醒，命令我们三十分钟内洗漱着装，准备归队。
宁志的问题是：“什么是特案？”
当天下午，在一个只有徐卫东和总队一位首长在场的授衔仪式上，我们三人被授予了中尉军衔。
一时间，我无法判断这个答案的分量。可惜每人只能问一个问题，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宁志和郑勇的问题上了。
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这个军衔只记在我们的档案里，没有肩章，因为我们不再有军装了。
首长说：“向我负责。”
授衔仪式结束后，我们来不及庆祝，就又被徐卫东叫进办公室。他正式通知我们，我们三人被列为一个单独的行动组，叫特案第九组，简称特九组，主要负责枪支毒品的走私、制造和贩卖的相关案件。
什么是特案组？有多少人？执行什么任务？……我脑中瞬间涌出无数个问题，可首长说得很明白，每人只能提一个问题。如果想知道这个特案组到底有多重要，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看它属谁管。我组织了一下语言，问道：“特案组向谁负责？”
我有些吃惊：“我们之前有八个组都达标了‘七大项目’？”
我心中一阵狂喜，几乎要笑了出来。我终于留到了最后！这几年，我们每个人最担心的就是毕业后会被分配到城市执勤，或是派到边疆哨所去。如今我显然将要提前告别这种担心，心情真是大好。
徐卫东整理着手中的文件，头也没抬地说：“没有，你们是第一拨。”
这位神秘莫测的首长坐在办公桌后，手里拿着几个文件夹，言简意赅地对我们说：“我奉命组建特案组，你们三人的各项条件均最符合或最接近我的选拔标准。你们每人有机会问我一个问题，没问题就准备就位。”他说话声音很低，但是很有力。
我说：“你说其他组都达标了。”
一周后，我再次来到他在学院的临时办公室，屋里多了两个我的同学：一排的宁志和三排的郑勇。
徐卫东破天荒地一咧嘴有点笑脸。“逗你们玩呢，其他组连人还没招齐。不过现在我知道了，全部达标是可以做到的。”他用手指了指我们说，“你们就是其他人的榜样。”
聊天过程中，他始终保持着一个表情，就是没有表情，因此根本无从判断什么是正确答案。所以在回答问题时，只能凭着自己的本能迅速地做出回答。以前比武练兵也好，理论考试也好，谁不服谁想较劲也有个明确的指标。这次想创先争优，却根本连分数线都不设。
我扭头看郑勇，见他脸色发红，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狠狠地瞪着徐卫东。徐卫东走到郑勇面前，双手插在裤兜里，与郑勇保持着不到二十厘米的距离，盯着郑勇看，一直看到郑勇平息了呼吸，低下了头。
接下来，我们被那位首长不知以什么标准又筛了四次。在这个过程中，文没有理论考试，武没有体能测试，只是挨个找我们聊天。后来我和其他同学聊起，发现他和每个人每次谈话的主题都各不相同，天南海北，甚至上一个问题跟下一个问题完全挨不着边。
徐卫东把我们领到一间宿舍里，说：“从今天起，你们一切的一切都要在一起，目标就是——不管你们谁一撅屁股，其他人必须知道你要放的是什么屁。”
我只能静等答案，也有可能，永远都得不到答案。
听说还有很多像我们这样的行动组，有负责间谍案的，还有专门负责经济案的——当然，这些只是听说，我听宁志说，宁志听郑勇说，而郑勇是听我说的。
大家一定都揣着很多疑问，有人已经忍不住互相交换着眼色。但条例明确规定，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
当然，这些不是我们应该问的事。
站了一个多小时，腿已经有些发木，我正步出列走到队伍前面，跟其他19名同学站成一列。我扫了一眼与我一同被挑出来的同学，希望能找出我们的共同点，但很快就死心了。就成绩而言，我们这20人可谓遍布上中下三个级别：既有全能型的优等生，也有年年垫底的老末；既有成绩不高不低的中游“砥柱”，也有成绩毫无逻辑上蹿下跳让教官心脏不适的跳跃生。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三人形影不离，一起吃，一起睡，一起训练，一起看资料，互相熟悉着彼此的一切。日子过得流水一样分外的平静又轻快，这让我们都有些含糊，一切好似又回到了起点，这跟在学院里的日子没什么太大区别啊。
我顿时明白，首长是来挑人的。
终于有一天，我们被徐卫东叫到了档案室。老习惯，他足足看了我们有五分钟，才说：“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被点到了！
我们齐刷刷地立正，昂首挺胸：“准备好了。”
那首长走出了队列，打开手里的本子“唰唰”写了一通，撕下来递给校领导，相互行了个军礼后他就低着头离开了。书记看看手里的纸，抬眼看了看我们，大声说道：“我点到的同学出列！一排第一、第四，二排第三、第六……”
徐卫东抄起桌上的一大摞文件就往我们身上丢，声音低沉却差不多是在吼：“你们给老子喊什么？老子耳朵不背，你当你们还是大头兵吗？那么喜欢立正就滚回学校去出操，要不到门口站岗去！”
升旗的旗手护着国旗正步从我们队前经过，朝升旗台走去，起床的号声这才响了起来。
“准备好了。”我和宁志赶紧小声说，郑勇马上学着我们的样跟着一句：“准备好了。”我们低着头收拾散落一地的文件，集中到我手里后本想毕恭毕敬地放回桌上去。刚抬起头就见徐卫东正盯着我的手，好像在等着我犯错误似的，我赶紧装作随意地将文件放在了手边的柜子上。
出什么事了？难道有谁闯了祸，上面派人来彻查？那这得多大的过错啊。我心里七七八八地想着，天色一点点亮起来。
徐卫东说：“依我看你们还欠着火候，回去吧。”
他中等身材，我斜眼偷偷瞥过去，只能看到他帽檐下露出的鼻梁。
郑勇转身就走，走出两步发现我和宁志没动。宁志说：“您还是给我发活吧，再这么待下去就真废了。”
他从我面前一共路过了四次，每次我都加倍绷直背脊抬着下巴。
徐卫东说：“搭档就要亲密无间，对方一个动作、一个眼神，甚至呼吸频率的改变，你们都要知道对方想要什么才行。”
党委书记和那位面生的首长低声交谈了几句后，首长微低着头背着手走进队列里，像是在小树林里散步似的，偶尔停下来好像在思考什么事，停不了几秒又继续在队列里穿行。
我上前一左一右搭着宁志和郑勇的肩膀，说：“我们已经很亲密无间了，他们一撅尾巴，我就知道他们想拉什么、拉多少、是什么颜色。”
我隐约感觉到，这一天的紧急集合非比寻常。
宁志也搭上我肩膀，说：“是啊是啊，再这么待下去，我们有人就要怀孕了，那时候怎么办？要请产假谁负责？”
我和其他104名同学飞快地站到操场上，标准间距三步列队站好后，极不情愿地睁开眼，才注意到教官身边站着一位校领导，还有一位从来没见过的首长，凭借微弱的光线只能看到他肩上的大校军衔。
徐卫东站起来说：“少废话，都给我滚回去。”
还有三个月就毕业的我们，已经很少有紧急集合的情况了，我们也都在夜里慢慢地放松了神经，没想到今天又来了这么一出。拜这些年所赐，我练出一个绝技：从听到哨声开始，起床，套上裤子，一直到打背包，再到检查着装，最后飞速跑到楼下，全程不用睁眼一气呵成。
我们灰溜溜地回了宿舍。宁志认为是郑勇没能和我俩保持统一步调，在徐卫东让我们回去的时候，只有郑勇转身就走，虽然立刻意识到错误，但为时已晚。所以我们应该从这里入手，首先要解决郑勇总是不在状态的问题。
这些年在军校里，这哨声简直成了我们的噩梦。甭管你是在刷牙还是洗澡，就算上厕所尿到一半，只要哨声响起，就必须在三分钟内武装完毕，打好背包站在楼下。以至于就算是放假回家，窗外有小孩吹哨，浑身都会立刻紧绷起来。
但是郑勇认为，老徐说我们行就行，不行也行，说我们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既然命令我们滚回来待命，我们只需服从命令就是，说其他的都是闲扯淡。
刚睡着没多久，一阵尖厉的哨声骤然响起，我的意识还停在美梦里，身体却像触了电似的从床上弹起来。整个宿舍开锅一样嘈杂，窸窸窣窣穿衣服的声音、手忙脚乱扣武装带的声音、蹲在床上找东西的声音掺杂在一起。有人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嘟囔：“这都快毕业了，怎么还来这套？”
他们二人为此争执不下，希望我能表个态。我实在没心思跟他们斗嘴，有气无力地说：“看这意思，无论你们谁说得对，我们都要继续熬一段日子了。”见他们眼神黯淡下来，我又补了一句：“既然他费那么大劲把我们招募来，一定比我们更着急要我们出去执行任务。”
因为临近毕业，几乎每晚我们都会偷偷聊天到很晚。我还记得那晚卧谈会的主题是卫生队里新来的几个女护士，我们聊到夜里一点才陆续睡去。
宁志说：“话虽这么说，可这什么时候是个头？”
1996年初夏，我即将从军校毕业，学校来了一位神秘的领导。
郑勇一拍桌子站起身，说：“走，练格斗去，那个败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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