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尤以老师晚年时出版的短篇集《草径》中收录的《老公爵》和《“隐者”日记抄》让我格外难忘。
从《首相官邸》到最后的《众神的乱心》，在工作中酝酿的题材又陆续化为小说，这对责编来说实在是一段快乐的时光。
《老公爵》是根据之前为写二·二六事件而采访西园寺公爵周遭人事时获得的资料写成的；《“隐者”》应该是用了间谍M的追踪采访资料。两者都是《昭和史发掘》的主要主题。
即便在《昭和史发掘》长达八年的艰苦连载期间，作家清张仍在不停地酝酿新的小说题材。
《文艺春秋》尚在连载《草径》的某日，年轻的责编从松本家回到出版社后，转达了老师下一个主题想写《园公的二·二六》。
推理小说、时代小说、现代史、古代史……一个人的大脑真能同时进行如此广泛且深奥的工作吗？也正是老师这种让人难以置信的工作实态，才让人传出他找了什么地下写手代笔、或拥有什么工作小组的谣言吧。唯有在他身边的人才能感受到“拼命三郎”的可怕。
“伤脑筋！那根本不可能。”我说。因为我判断，就小说题材来说那太单薄。可是责编为难地表示“这是老师的强烈希望”，所以我也只好把资料整理出来，送去给老师。我刻意没打电话询问意见。
《昭和史发掘》连载即将满两年之际，我正在为《间谍M的谋略》拼命搜集资料，而老师什么也没说就开始创作《古代史疑》。
果然不出我所料，几天后，老师回话说“这样没法写，算了”。我知道他一定会面不改色地说要暂停连载。虽然明知他老人家已年过八十，会有这种反应也在所难免，但站在编辑的立场上，毕竟还是不希望开天窗。
《陆行水行》连载结束后才过了半年，《周刊文春》就开始连载《昭和史发掘》的其他部分，即便现在回想起来依旧令我敬畏有加。筹备时间仅有短短的两个月，看起来似乎莽撞无谋，但老师竟同时执笔差异如此之大的不同作品，这令我再次感到惊愕。最初两年，光是主要作品就有《现代官僚论》、《彩色江户剪纸图》、《草的阴刻》、《私说日本对战谭》、《小说东京大学》、《沙漠论》和《D的复合》等。
我想起之前在搜集二·二六事件的资料期间，曾看过西园寺公爵家的管家熊谷八十三氏的资料，应该很丰富。那时熊谷氏给我看的日记塞满了整个壁橱的下半部分，那段如见宝山的记忆至今依然鲜明。我立刻从手边的笔记中勾选出老师可能感兴趣的时期。但接下来可麻烦了，我请出版全集的工作人员分头去抄写了好几次，趁他未失去兴趣之前总算及时将资料送了过去。
他对考古学和古代史的钻研，不分短篇长篇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世界中。光是我参与编辑的就有《火神被杀》和大作《火之路》等。
结果老师的回应来得很快，责编笑眯眯地回来报告说他高兴地说“有意思，这下子可以好好想想了”。
松本清张身为座谈会主持人，面对在座学者毫不怯场，不卑不亢，纵横全场，试图引发议论的发言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这边也紧急调度，因为想确认当地的氛围，便带着责编跑去兴津采访。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二·二六事件当时负责坐渔庄[3]警备工作的前警官。除了警备体制和轮班执勤制度外，还具体掌握了工作时的状态。
昭和五十二年（一九七七）正月，我遵照他的指示前往九州的博多[2]参加在全日空饭店举办的“邪马台国座谈会”。那是一场激情洋溢的活动，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六百多名读者。
后来，又拿到了故事发生舞台坐渔庄的地图，老师专心投入，稿子得以顺利完成。
打从任职于“朝日新闻”时代，清张先生就对考古学和古代史十分感兴趣，此时这种热情在他心中复燃，他认真研究了两年多，开始编写《古代史疑》。与此同时，老师对这个领域的关注至死都未衰减。
至于间谍M，算是我暌违已久的单独采访。某天早上，我接到老师的电话，吩咐我“来一下”。我去报到，老师便问我：“你这次能否像以前一样单独行动？”感觉上老师似乎想说：“M是个棘手的主题，他有很多微妙的问题，枉费你好意安排了工作人员，真是不好意思。”
其中尤以《陆行水行》格外风行，掀起一股古代史风潮。在日本的高度发展期，随着全国各地的开发，考古作业也相继展开，当时人们对古代史有各种各样的憧憬，老师在这个绝佳的时间点写出了《陆行水行》。
不过我倒是求之不得，立刻踏上旅程。没想到追寻M的过程远比想象中困难。但这是《昭和史发掘》结束后一直在追踪的主题，所以我做得很起劲。甚至到老师说“够了，你可以回来了”时，我还在穷追不舍。最后终于将所有的谜团解开，我才安心结束这趟漫长的追踪M之旅。
昭和三十八年（一九六三），由于原来的责编生病住院，我临时被指派为老师的责编，当时《周刊文春》正在连载他的《别册黑色画集》。这一系列让我体验到阅读短篇推理小说的乐趣。
《草径》在老师去世的前一年出版，书中收录了我也陪同赴欧采访的三篇作品及与《昭和史发掘》相关的两篇作品，算是很有纪念性的作品集。我编辑过很多松本清张的书，最后能交出这本书实在很幸运。老师一生执著的短篇，而且是只在这个时期诞生的作品，都让我对他的晚年感慨万千。
松本清张是个终生执著于“短篇”形式的作家，虽然他也留下了总数过百的长篇小说，但即便到了晚年，他还曾感慨地表示：“如果当时（获得芥川赏以后，初期的短篇）得到好评，我或许就会那样继续写下去了。”
从他利用过去的工作经历演变出其他作品的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松本清张自由自在的创作力。老师的想象力异常丰富、表现手法自在洒脱，能超越时空自由翱翔。但这些只有责任编辑欣赏得到，实在是太可惜了。
——北九州市立松本清张纪念馆馆长、前文艺春秋编辑藤井康荣
清张故后，我们打算为他立一座纪念馆。建馆初期，我苦恼于有什么方法能传达出他的特质。
自由自在的创作空间
就在纪念馆落成、举办预展的那一天，我在至今大多数人都匆匆经过的“作品系统图”前被某人叫住了。
老师过世后，陆续发生了奥姆真理教的地铁毒气杀人事件及神户少年犯下的连续杀人案等大事件，都是日本过去从未发生过的。在海外，以美国九一一恐怖事件为首，也相继发生了许多超乎常人想象的大事件。现在，我负责编辑国际情报杂志，每次碰到这种事件我都忍不住幻想，要是清张老师还在世，真想问他怎么看。因为我知道，老师绝不会被眼前的现象所惑，一定会敏锐地指出事件背后的疑点或将来可能出现的发展。同时我还极想看到清张文学会怎么描写这些现象。
对方问我：“这是怎么完成的？”
清张老师一九九二年就过世了，他生前并不知道“源自阿美洛”的核武器会在今天酿成如此严重的问题。不过，此刻在天国的他想必正露出得意的笑容说：“怎么样啊，小堤，被我说中了吧！”他也许还会说：“这才叫做真正的社会派推理哪。”
我回答：“在出版全集时，我们制作了所有作品的资料卡，然后分领域，再依时间顺序排列。希望能用点和线的方式表现作家创意的纵横穿梭、自在洒脱，造成一种视觉效果。”
然而，就算有再缜密的防范对策，像卡迪尔·汗和他的同伙这种“死亡商人”，想必还是会找到漏洞可钻。唯有加强情报活动，查处、判刑，才是防止核武扩散的最佳手段。难道没有哪位情报员具备清张老师这种敏锐的直觉吗……
“你一定煞费苦心吧。”对方这么安慰我。
二〇〇三年十月，一艘载着离心分离器的零件、前往利比亚的货船在地中海遭截，以卡迪尔·汗为中心的“地下网络”因此曝光。此事也证明过去欧美情报单位对侦测核武扩散一事有多么漫不经心。调查之下才赫然发现，与卡迪尔·汗勾结的武器商和相关业者遍及欧亚洲各国，多年来一直持续进行着“核武”交易。此时，美国才慌忙开始寻求对策。
那时，得知当地也有这样的知音，顿时让我萌起勇往直前的勇气。或许这也是清张作品散发出来的力量。
为祖国的核子武力出过力后，卡迪尔·汗把技术和人脉关系全部卖给其他独裁国家。他卖给了伊朗、利比亚和北朝鲜。从阿美洛流出的核子技术甚至扩散到了日本的近邻。现在关于北朝鲜的核武器问题和钚型原子弹的制造问题已不用多说，连有没有制造URENCO浓缩型原子弹也成为焦点之一。今天对日本最大的威胁来源，正是阿美洛。
鳗鱼、葡萄酒与清张先生
作家的直觉实在太惊人了。“我认为，这里将成为某个重大事件的发端。”果然被清张老师一语说中。卡迪尔·汗虽然在荷兰和比利时的大学求学，但从未失去对巴基斯坦的“忠诚”。一九七四年，邻国印度首度进行核子实验，巴基斯坦军部便也开始努力制造核武来对抗。卡迪尔·汗不但从研究所偷走了制造浓缩铀所需的离心分离器设计图等制造核弹所必备的技术，还掌握了专门往返欧洲各国大小核子相关企业的死亡商人联络网。一九七六年，他把这些东西带回巴基斯坦，同时成为巴基斯坦原子弹制造领域的核心人物。
——前《周刊朝日》总编、常盘大学教授、散文学家重金敦之
清张老师前脚刚离开，后脚一名巴基斯坦人就钻进了研究所。不，说不定他早就在里面了。这名科学家前一年——一九七二年——刚进入URENCO的核子关系企业就职，能够自由进出戒备森严的阿美洛研究所。而他，就是后来被称为巴基斯坦“核弹之父”的阿卜杜勒·卡迪尔·汗。
赤坂的日枝神社旁有一家名叫“山之茶屋”的居酒屋，那里的招牌菜是鳗鱼。那是昭和四十一年（一九六六）十一月，我和松本清张先生初次会面之处。当时我奉命担任翌年将在《周刊朝日》开始连载的短篇推理小说的责编。那一年也是我入社的第二年。
老师想要拍的是一九七一年刚落成的原子动力研究所。那是西德、荷兰和英国三国合资的国际财团URENCO的相关机构，也是日后制造核能燃料浓缩铀的工厂。老师判断“这里必定是什么问题的根源”。在为小说《火之路》做采访的旅途中，老师临时更改前往巴黎的计划，转往荷兰。他是好奇心一来就非得马上行动的人。当地超乎预期的森严戒备令他印象深刻，我曾多次听他提起阿美洛的这段插曲。侥幸没被没收照片，后来刊载在新潮社出版的《松本清张摄影行记》中。
可能是因为清张先生指名要“年轻、有劲头的记者”吧。但我们社里的大人物似乎有些不放心我这个菜鸟，摆出一副很了不起的样子问我：“你之前担任过哪些作家的责编啊？”
这是十年后我从当事人口中听到的说法。此人当然是清张老师。
我回答：“我帮结城昌治[4]先生编过《白书堂堂》。”
“当时我差点儿被抓呢！”
对方咕哝着：“这次可是更大牌的人物哦。”然后便在那边为“该去哪间餐厅才好”而兴奋不已。
这名带着相机的男人缓缓地靠近研究所，开始拍摄庞大的设施。这时从一辆看似随意停放在路边的车子里走出了一名警卫，原来他一直通过后视镜观察这个日本男人的举动。
说起清张先生的短篇魅力，是通过《周刊朝日》的《黑色画集》（一九五八至一九六〇年连载）而广为人知的。之后又发表了《天保图录》（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年连载）。当时敝社正想拜托他发表《黑色画集》的续集。
荷兰东部和当时西德交界的国界附近有个小城市，叫阿美洛（Almelo）。一名日本人站在郊区的某研究所附近。那是一九七三年。
《黑色画集》的责编是当时的副总编，即儿童文学家永井萌二先生。《天保图录》的责编则是精通相扑界的殿冈驹吉先生。如今两人都已过世，但当时他们都曾恳切细心地传授我该如何与清张先生相处。或许年轻的我看起来真的很不可靠吧。
后来，清张老师的敏锐直觉又曾多次令我惊愕不已。不只在他生前，老实说，直到最近我还时不时想起，不禁感叹“这是何等惊人的直觉啊”。
说到清张的作品，我高中时曾沉迷于月刊《旅》（日本交通公社出版）连载的《点与线》（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连载）。当时我正忙着准备升学考试，但因为一直憧憬登山和旅行，所以是《旅》和《Alpu》（创文社出版）的忠实读者。后来得知画家山藤章二先生读过《旅》上面的《点与线》，我们俩还曾经热烈讨论过一番。
幸好清张老师并没骂我“为什么不早点调查”，因为那只是他打算拿来当做两年后动笔的连载小说的素材。不过，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从老师家一路走回滨田山车站时，心里一直在感叹，老师的直觉果然不可小觑。
一边吃鳗鱼一边聊天，这场不知该说是见面礼还是洽谈公事的会面总算顺利结束了。初次见面我顶多觉得：这人就是鼎鼎大名的松本清张先生啊。至于当时说了什么，我早已忘记，连他是否记得我的名字都不清楚。不过，唯一能确定的是，当时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们的交情竟会从那时一直持续到他过世为止。
顺带一提，在“蜂蜇发言”之后又过了好一阵，“招摇的老婆”三惠子女士在杂志上登出裸照，将她的招摇作风发挥无遗。
另外，那天清张先生一眨眼就把眼前的鳗鱼吃了个精光，还冒出一句“这样就没了吗”，令举座众人甘拜下风。他不喝酒，年纪不到六十岁，食欲很旺盛，也难怪会一下子就吃光了。从此我学到了一课：吃鳗鱼，往往三两下就结束了。如今的鳗鱼料理店，似乎动不动就搬出一大堆菜色；但在当时，顶多只有鳗鱼片、烤肝脏及烤鳗鱼。
我自然是后悔莫及，心想：“完了！要是那时候立刻调查，本来还可以在杂志上搞个头条大独家的！”当时所有媒体都在关注在东京地方法院审判的洛克希德案的判决结果，忙着施展神通抢独家新闻。
一开始题目定为《黑色样式》。我至今还记得临别之际，用事先备好的车子送他离开时，我说了一句“考虑不周”并向他道歉。翌日，据说社里那位大人物还特地跑来对我们的总编辑说：“‘考虑不周’这种台词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说的哟。”我本来很想顶他一句“不知是哪个笨蛋选去‘山之茶屋’吃饭的”，但最后还是咽回肚里。
没想到这时候从天而降的，竟是如“蜂蜇般的发言”[1]。检方在洛克希德行贿案所抛出的秘密武器，原来就是榎本敏夫秘书的前妻三惠子。那时正值一九八一年的秋天。
过完年，从第一篇《刹车》开始连载。这个故事只要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变成阴森风格，不过清张先生深知《周刊朝日》的读者层，并刻意用淡雅的笔调轻描淡写地收尾，这是其他作家望尘莫及的绝技。关于这篇作品，我不记得做过特别采访。
在清张老师的责任编辑之中，有文艺春秋的藤井康荣先生这位“第一号人物”，他对老师的贡献是我望尘莫及的。不过我当时还很年轻，才二十几岁，又当过周刊记者，调查资料可说是我的拿手绝活，所以常奉命替老师查资料。不光针对在我们杂志连载的文章和单行本，也替老师为其他出版社、报社，乃至电视台执笔的稿子找资料，称得上全面配合。虽然没有推托此事，但关于“某秘书的招摇老婆”的近况调查，我想等其他调查做完后再动手也不迟。
接着，为了第二篇《犯罪广告》，我去拜访了有“鱼博士”之称的末广恭雄先生，请教海蜇的问题。清张先生也不知是从哪里得知海蜇这种会附着在生物尸体上、在海中散发妖异光芒的浮游生物的。最近已经可以在东京湾横断道路中间的人工岛“海萤”上亲眼看到真正的海蜇了。
这段日子我每个星期都要去清张老师家好几次。赶上假日，有时还会和老师从上午一直聊到深夜。老师的家人曾经连续供应我午餐、晚餐和夜宵三餐。
后来又为第三篇《微笑的仪式》搜集有关笑气的资料。老师给我出的难题是：“有什么方法可以使人面带古希腊雕像式的微笑（archaic smile）而死？”我记得当时真是伤透脑筋。不过，幸好我打从高中时代就对“笑容古拙”的奈良飞鸟寺佛像与和辻哲郎[5]的世界很感兴趣。对于忙碌的周刊记者来说，搜集这些相关资料也算是忙里偷闲。至于《两个声音》（第四篇），我特地去请教了号称在“野鸟叫声”的录音技术方面首屈一指的NHK制作人。
“小堤，你可不可以帮我查一下，那个女人现在怎么样了。”
第一篇《刹车》连载了八周，结束后紧接着就开始连载《犯罪广告》，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前一个故事刚进入尾声，清张先生的日程里早已塞满下一篇作品的主题了。说得不客气一点，他对“解谜”和故事的“落地姿势”向来不太在乎，反倒比较喜欢构思下一篇故事。
《周刊新潮》的总编辑山田彦弥当下点头附和：“是啊，的确是个相当招摇的女人。”
品鉴葡萄酒时，所谓“后味”这种留在舌尖上的余香也会被列入评价，但清张先生的作品多半都出乎意料地草草收场，爽快的后味是他的特征之一。我看他总是埋头写作，除了工作也很少出去玩。有一次，我逮到机会问他：“老师觉得什么时候最快乐？”结果他的回答竟是：“连载大致结束，开始思考接下来要写什么的时候。”
当时，我们正在位于滨田山的松本家的会客室里洽谈《周刊新潮》的连载小说《圣兽配列》。这篇小说的灵感来自于田中角荣首相与他的“资金来源”，结果就聊到涉案秘书们所扮演的角色。
《黑色画集》的第一篇《遇难》连载了十一周结束，而被誉为杰作中的杰作的《证言》只两个星期就结束了，真是名副其实的短篇，甚至可说是超短篇。
“说到这里才想起，那个秘书还有个作风招摇的老婆吧。”清张老师说道。
在《黑色样式》中，《刹车》和《犯罪广告》都是八周就结束了，但《微笑的仪式》登了十周，《两个声音》更长达十七周，到了第六篇《雾笛小镇》（后改名为《内海之轮》）甚至成了连载三十七周的“长篇”，实在很难称为“短篇”。
——新潮社《Foresight》总编辑堤伸辅
我觉得他自己本来没有打算写那么长，只是对登场人物的个性和心理状态描写得太细腻了，不知不觉就越写越长。但读者总是期待新的事件发生，要求故事加快节奏。《黑色仪式》时还不至于如此，但四年后在《周刊朝日彩色别刊》上刊登的老师的短篇《两本同样的书》（一九七一年）问题就有些大了。季刊型杂志上的文章通常都是一次登完，可是老师的作品却不见结束，加上又有页数限制，最后我终于忍不住，在电话中不小心脱口说出：“老师，您的故事好像太冗长喽。”
至今仍让我感到惊讶的直觉
清张先生一听果然气急败坏，在电话里就激动地吼我：“什么冗长！就是因为你们只晓得追着情节跑，所以我才讨厌写推理小说！”但他本人大概也心知肚明，想必这句话正好说到他的痛处了吧。
于是，我特地请以前曾与松本清张先生合作过的责编们挑选出他们印象最深刻的作品，并聊聊当时的记忆。得知清张先生虽然工作起来精力过人，绝对不允许偷工减料或敷衍了事，但生活中似乎是一个很温柔、很喜欢开玩笑的人呢。
在一旁听我讲电话的伊藤道人主笔（后来成为《朝日俱乐部》总编，现已故）一脸被我打败的表情安慰道：“你竟敢说他写得太冗长，你的胆子还真不小啊。不过这本来就是事实，也没办法。”当时清张先生六十一岁，我才刚满三十。现在想想，都是因为年轻气盛才会说出那种“考虑不周”的话。
总之，说到作家就会想到编辑，说到编辑也离不了作家。有时拜托对方，有时受对方托付；有时受对方的气，有时惹对方生气。欢喜悲愁相伴着一起走过几个月，这种关系真可谓割也割不断。一位好作家，必定伴随着一名好编辑。
[1]洛克希德公司行贿案涉案双方在法庭上争论有无金钱往来之际，首相秘书榎本敏夫之妻三惠子出庭作证说曾听丈夫说收到了五亿日元，成为关键性证词。由于此案也毁了榎本，就像蜜蜂蜇人后自己也会死亡一样，这句话日后渐渐成为流行语。
不过就连我自己在写小说时，也常安排各种职业的人物登场，所以不可以笑话人家。
[2]传说古时邪马台国的所在地就在如今的北九州。
当做戏剧来看固然有趣，不过一般来说，剧中的作家与责编似乎都和现实生活中的有相当大的差距……各位不妨想象一下宫部我在电视机里捂着脸大喊“天哪！”的画面。
[3]西园寺家位于伊豆的别墅。
有很多电视连续剧的编剧会让作家和编辑以主角的身份登场。比方说俊男畅销作家与美女责编的恋爱故事，抑或美貌的畅销推理作家与活泼的责编联手破解连续杀人案……诸如此类。
[4]结城昌治（Yuki Shoji，1927—1996），日本冷硬派推理小说作家，一九六一年凭借《黑夜结束时》获得第十六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文/宫部美雪
[5]和辻哲郎（Watsuji Tetsurō，1889—1960），日本近代唯心主义哲学家、伦理学家。
原著责编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