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告诉他我想记住的事情全都记得清清楚楚。他知道我对他那句话的看法。“卡曼，我们说的时间究竟是多长？”
他点点头：“不错。正是这种直觉驱使我把瑞芭送给了你。我对你病情的直觉是，时间会慢慢抚慰你。时间和记忆。”
他叹了口气，那样子就像什么人要说出让自己后悔的话一样。“至少一年，”他紧紧盯着我脸上的表情，“这对你而言似乎是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尤其是你现在这副样子。”
我一时忘记了，但随即想了起来，是红的！我把自己给那个供我泄怒用的金发娃娃取的名字告诉了他。
“是啊，”我说，“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时间已经改变了它原来的意思。”
“我是在告诉你不要那么急。我对你的病情有一种强烈的直觉——正是这种直觉驱使我把那个布娃娃送给了你，还让你给它取一个名字……你给它取了什么名字？”
“那当然，”他说，“痛苦的时光总是不一样，孤独的时光也不一样，而将这两者合二为一，你得到的东西的确与众不同。因此，你就假装自己是个酒鬼，然后像所有酒鬼那样去生活。”
“你是在告诉我，我太有钱，舍不得结果自己的生命。”我说。
“过一天算一天。”
卡曼坐在那里望着我，那双黑色的大手放在木头门挡似的膝盖上，脸上带着那种“这种事我见得多了”的微笑，只是他的脸太大，即使是微笑也不一般。他等我笑完后才问我有什么好笑的。
他点点头：“过一天算一天。”
我根本没有考虑钱的问题。我在想着保险公司雇来的一群调查人员围着我设下的圈套不停地嗅着，试图推翻理赔的结论。我突然放声大笑起来。
“卡曼，你的歪道理太多了。”
“他们最终会证明一切的。”他那宽阔的肩膀耸了耸，“我不敢妄加猜测那意味着多少遗产税，但我知道那会将你终身积累的财富抹掉很大一块。”
他从那张旧沙发的深处望着我，脸上没有笑容。如果没有人拉他一把，他恐怕永远别想从那沙发上站起来。
梅琳达倒是全副武装，可伊瑟就完全不同了。
“或许是的，或许不是。”他说，“至于现在嘛……埃德加，有没有什么让你高兴的事？”
“为你承保的那家公司——我相信你的保险额一定是笔大数字——他们也会知道的。他们可能无法证明……可他们一定会竭尽全力去调查。不管你认为你的孩子对人们的议论准备得多充分，流言飞语还是会严重伤害她们。”
“我不知道……我以前画过画。”
“我不——”
“什么时候？”
他点点头：“你感到很意外。我就是那意思。我不是基督徒，更不是天主教徒，所以在自杀这个问题上，我非常开明。不过我相信人总得有责任感，所以我要告诉你这一点：如果你现在自杀……或者六个月后自杀……你妻子和女儿都会知道的。就算你安排得再巧妙，她们还是会知道的。”
我突然意识到，除了读高中时为了多拿几个学分选过美术课外，我唯一的艺术实践就是在接电话时信手涂鸦。我本想骗骗他——我羞于承认自己居然会喜欢这样一种让人上瘾的苦差事——却还是说了实话。只剩下一条胳膊的人应该尽可能说实话。这可不是卡曼说的，而是我的话。
我目瞪口呆地望着他。我怎么也没有料到他会说出这种话来。
“那就重新把它捡起来，”卡曼说，“你需要树篱。”
他向前探过身子……不过就他那腰围，最多也就是向前凑了十厘米。“你得等待。”他说。
“树篱？”我感到迷惑不解。
我坐到沙发对面那张高低不平的安乐椅上，身子向左倾侧，竭力照顾我那破碎的髋骨。然后，我默默地怒视着他。这就是麻烦所在。无论我把自杀过程设计得多么巧妙，还是会有麻烦，而卡迪·格林更是大麻烦。
“是的，埃德加，”他显得有些吃惊，又有些失望，仿佛我没有能理解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一样。“能抵挡黑夜的树篱。”
“这是中世纪一个人的辩解站不住脚时发出的那种迷人的声音。”他想冲我挤眉弄眼来表达他的讥讽，可他那张脸实在是太大了，结果他的讥讽充其量只是滑稽可笑。不过，我还是听懂了他的意思。“说到卡迪·格林，你的评价没错。她知道什么呢？她只知道帮助别人康复，截瘫病人，四肢瘫痪病人，像你这种车祸造成的截肢病人，以及从脑部创伤中恢复过来的病人——比方说你。整整十五年了，卡迪·格林一直干着这项工作，有机会目睹上千名肢残病人沉湎于对一去不复返的往事的回忆中，因此她怎么可能看出自杀前的抑郁迹象呢？”
卡曼造访后大概过了一个星期，汤姆·赖利来看我。树叶已经开始变色，我记得在这位我以前的会计来访前几天，我去沃尔玛买素描板和各种绘画用品时，商店里的营业员正在张贴万圣节前夕的广告宣传画。我只记得这些。
“你在说什么？”
对于汤姆那天的来访，有一点我记得最清楚：他显得非常尴尬，非常不安。他是来完成一项他根本不愿意完成的任务的。
卡曼将一只手窝在耳朵后——他那耳朵大得像书桌的抽屉。“我是不是听到……有老鼠磨牙的声音？还真是的！”
我问他要不要喝可乐，他立刻迫不及待地说要。我从厨房回来时，他正望着我刚刚画完的一张钢笔画——一泓湖水映衬出三棵棕榈树，一个铺了瓦的屋顶在左边的前景中露出一角。“真不错，”他说，“是你画的？”
“我很惊讶，你居然会把她的话当真，”我回到客厅后说，“卡迪是个很不错的理疗师，但绝对不是精神分析家。”我停了停，然后坐了下来。“说实在的，你也不是，至少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你不是。”
“不是，是小精灵们画的，”我说，“他们晚上进来，替我修鞋，偶尔还画这么一幅画。”
我站起身，走进厨房，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可乐。我将瓶子塞在那条断胳膊和前胸之间——可以做到，但很痛，我不知道大家在电影中都看到过什么情节，但是断了的肋骨会痛很久——然后用左手拧开了瓶盖。我本来就是左撇子。我慢慢回过神来，正像卡曼所说的“缓兵之计”。
他哈哈大笑起来，把那幅画放到书桌上。“可惜不太像明尼苏达。”他说，带有一点瑞典口音。
“谢谢，我不要。”
“是我从一本书上临摹的。”我说，“汤姆，你找我有什么事？如果是生意上的事——”
“没有。你真的不来一瓶可乐？”
“跟你说实话，是帕姆让我来的。”他低下了头，“我不太想替她跑腿，可我又觉得无法拒绝她。”
“没有？”
“汤姆，”我说，“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吧，我又不会咬你一口。”
最后——早过了任何答案会让人相信的时间——我说：“这太荒唐了。我不知道她怎么会有这种念头？”
“她找了个律师，准备和你闹离婚。”
我张开嘴，然后又闭上。我十岁那年，在奥克莱尔一家杂货店里从转盘书架上拿了一本漫画书，将它塞进牛仔裤里，再把T恤衫拉出来遮住那里。就在我自以为很聪明，慢慢向店门口走去时，一个营业员抓住了我的胳膊，然后用另一只手撩起我的T恤衫，露出我藏在那里的宝贝漫画书。“这本书怎么到了那里？”她问我。在此后的四十年里，我再也没有遇到过让我哑口无言、回答不上来的一个简单问题。
“我早就料到了。”我说的是实话。我还是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掐过她，但我记得她说我掐她时的那种眼神。我记得我说她是个抛弃丈夫的婊子，记得我当时觉得她即便倒在地下室的楼梯口死了，我也会无所谓的。根本无所谓。撇开我当时的感受不说，帕姆一旦打定主意沿着一条道走下去，她几乎从来不会再回头。
“哦，卡迪说你打算了结自己，”他说，那若无其事的口吻仿佛在说卡迪说你打算搞一个露天招待会，还会请大家吃刚出锅的甜甜圈。“此话当真？”
“她想问一问你是否会请布仔。”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我问他。
我笑了。威廉·博兹曼三世是我们公司原来请的那家明尼阿波利斯法律事务所的律师，如果他知道我和汤姆二十年来一直叫他布仔，他大概会气得大出血。
我问他是否来点咖啡或者来瓶可乐，他谢绝了，说他马上就走，然后又像要反驳自己的话一样将公文包放在了沙发旁。他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沙发立刻深深地陷了下去（而且一直在往下陷，我不由得开始为沙发的弹簧感到担心）。他望着我，轻轻喘着气。
“我还没有考虑过。她干吗要问这个，汤姆？她究竟想要什么？”
虽说他肯定不到四十岁，赞德·卡曼走路的时候却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即便坐下来也是一直气喘吁吁。他那双眼睛透过厚瓶底似的眼镜窥视着周围的世界，肚子大得像一个巨型梨子。他个子很高，长相具有非洲裔美国人的典型特点，脸上那仿佛雕刻出来的五官大得让人觉得不真实。那双时刻睁得老大的眼珠，那只像船艏一样高耸在外的鼻子，还有那双图腾似的嘴唇，都让人惊叹不已。卡曼穿着从男士服装店买来的西装，那副尊容简直像个微不足道的小神。他也像五十岁前必然会突发致命心脏病或中风的最佳人选。
他一口气喝了半杯可乐，将杯子放在书架上，旁边就是我那幅蹩脚的画作。他低头望着自己的鞋子。“她说她希望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她说：‘我不想发财，也不想你争我夺。我只希望他能像以前那样公平地对待我和两个女儿，你能不能把这话告诉他？’于是我就来了。”他耸耸肩，仍然低头望着自己的鞋子。
说到卡曼，下一位造访法伦别墅的恰好是他。那大概是三天后的事，也许是六天后。就像车祸发生后那几个月里我的其他记忆一样，我的时间感乱成了一锅粥。我没有请他来，我有帮助我康复的女虐待狂，根本用不着他。
我站起身来，走到客厅和门廊之间的大窗户前，望着窗外的湖水。等我回过头来时，汤姆·赖利的神色不对劲。我起初以为他胃痛，但随即意识到他是在竭力忍着泪水。
或许是，或许不是。
“汤姆，你怎么啦？”我问。
等到她们彻底发泄完——按照卡曼的说法，等到她们完全彻底地交流了感情之后——一切慢慢平静了下来，在我的记忆中那个下午过得还真是很愉快。伊瑟在抽屉里找到一本旧相册，我们便一起看那些照片，一起回忆从前的岁月。我记得我们还开心地笑了一两次，不过我对另一半生活的记忆并非完全可靠。卡曼说只要一提起从前的事，我们都会做一些手脚。
他摇摇头，想开口说话，但只是含糊地哼了一声。他清了清嗓子，再次开口：“老板，我实在是不忍心看到你只有一条胳膊。我真是太难受了。”
梅琳达问我有什么打算，我说我不知道。这话也没有说错。我好不容易才下定决心了结自己的生命，但我知道如果我真的那么做，那也绝对要显得像一个意外。我可不愿意让这两个孩子在刚刚开始自己的生活时背负着父亲自杀所带给她们的负疚感；我也不愿意让那个女人有一种沉重的负疚感，因为她毕竟曾和我一起躺在床上共同分享过奶昔，两个人赤条条地躺在那里，欢笑着，听着组合音响传出的塑料洋子乐队的曲子。
他这话说得太直白，太真诚，也太感人，换句话说，直接打动了我的心。我相信在那一刻我俩都想放声痛哭一场，就像奥普拉·温弗里脱口秀中两个特别敏感的观众一样。我们只需一位菲尔大夫，慈祥地点头同意我们流泪而已。
梅琳达的怨气和伊瑟的眼泪虽说无法令我开心，但至少是真诚的。和她们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那么多年，看着她们长大成人，我当然知道她们的这些反应是真实的。我熟悉她们的反应，就像我熟悉伊瑟下巴上的那颗痣，熟悉梅琳达两眼之间那条隐约可见的垂直皱纹一样——那条皱纹将来会加深，变成她母亲脸上那样的皱纹。
“我也很难受，”我说，“可我在一点点地好起来。真的。我还要请你带一句话给她。只要她愿意，我们可以协商，根本不需要什么律师。自己协商就行了。”
我搬到法伦湖畔后不久，两个女儿一起来看我——都成大姑娘了。她们带来了一个野餐食品篮，我们坐在散发着松木清香的游廊上，一面望着湖水一面吃着三明治。劳动节已过，大多数游艇都已收了起来，等待着来年。篮子里还有一瓶葡萄酒，但我只喝了一点点。除了止痛药外，另一样让我受不了的便是酒精，只要一杯酒就能把我放倒。两个女儿——两个成年女人——分着喝完了那瓶酒，然后变得随意起来。自从我与那辆大吊车发生那场不幸的争执并且后果恶劣以来，这是梅琳达第二次从法国回来。她问我是不是所有五十多岁的成年人都有这种令人不快的退化阶段，还问我她将来是否也会这样。她妹妹伊瑟靠着我，开始流泪，问我为什么不能像从前那样，为什么我们——指她母亲和我——不能像从前那样。
“你说的是真心话，埃德加？”
“如果真是那样，被一个只剩下一条胳膊的病人掐住脖子肯定是不舒服。好了，埃德加，让她付出代价。我相信我这是在管闲事，但我不在乎。她真不该这样做。让她付出代价。”
“当然是的。你先全面地算算，看看我们最少有多少钱可以分配。什么也不要隐瞒。然后我们将所有钱分成四份。给她三份——百分之七十五——是她和两个女儿的。剩下的归我。至于离婚嘛……嗨，明尼苏达是那种谁也没有过错的州，我和她可以一起去吃顿午餐，然后再去鲍德斯书店买一本《离婚傻瓜指南》。”
“她说我想掐死她。”
他脸上一副茫然的神情：“有这样的书吗？”
“见鬼，”她说，“只要找一个好律师，你就可以让她为做出这种没骨气的事付出代价。”几缕头发从她那盖世太保式的马尾辫上耷拉了下来，她将头发从额头上捋开。“她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埃德加，你给我好好听着，这一切根本不是你的错。”
“我还没有查过，但如果没有这样的书，我把衬衣吃了。”
“你能肯定不是血肿吗？”我问她。
“我记得应该是‘把裤衩吃了’。”
“什么，仅仅因为你在连自己名字都差一点想不起来的时候用一把塑料刀捅了她一下？发生意外创伤后情绪反常或者短时间失去记忆是常有的事。看在上帝分上，你有三块硬膜下虚肿！”
“我不就是这么说的吗？”
“康复女皇”卡迪·格林虽然只离过一次婚，但在这一点上却和汤姆的看法完全一致。她认为我搬出去住真是疯了。她穿着紧身连衣裤，交叉着腿，坐在别墅临湖一边的游廊上，握着我的脚，怒气冲冲地望着我。
“算了。埃德加，那样一来的话，你的家产就毁了。”
除了从前的帕梅拉·古斯塔夫松之外，在我的另一半生活中，我从来没有过其他性伴侣。不过，我的确有一位会计，而且我也很信任他。我带着几样所需的东西离开了我们位于蒙多塔高地的家，搬到了我们在三十多公里外法伦湖畔的小别墅里，而帮我搬家的正是这位会计汤姆·赖利。汤姆离过两次婚，为我目前的处境感到万分担忧。“你现在这种状况不能不要那房子，”他说，“除非法官把你赶出去。这就像在加时赛中放弃自己的得分优势一样。”
“我根本不在乎，一点都不在乎。我只是建议我们都放下自己的臭架子，因为律师之所以能常常吃大头就是因为我们放不下自己的臭架子。只要大家理智一点，人人都能得到足够的一份。”
哦，算了。反正也差不多，足以引发一场大战。卡曼是这么说的。结果从家里搬出去的却是我。
他喝了一口可乐，眼睛始终望着我。“我有时怀疑你还是不是我原来那个老板。”他说。
她走到楼梯顶上后关上了门，没有再回头看我一眼。她走了之后我才意识到我其实想说“鳄鱼的眼泪”，别在这里假惺惺地流鳄鱼眼泪。
“那个人死在那辆皮卡车上了。”我说。
“闭嘴，”我说，“你是想离婚，那就离好了。别在这里假惺惺地流鳄鱼。你给我滚。”
如果大家以为我这康复场所是一座湖边别墅，四周风光旖旎，只有一条人迹罕至的土路穿过北方的树林通向那里，你们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我们现在所说的是圣保罗市郊。我们的湖边别墅位于阿斯特路的尽头，这条铺了柏油的马路从东霍伊特街一直通到湖边。十月中旬，我终于接受卡迪·格林的建议，开始练习走路。距离不长，只是走到东霍伊特街而已，可每次回来的时候，我的髋骨都在请求我可怜可怜它，眼泪也常常在我的眼眶里打转。尽管如此，我每次回来时都感觉自己像一个征服了世界的英雄——要是不承认这一点，那我就是个大骗子。那天我正慢慢往家走，突然费维勒太太的车撞上了甘道夫——一条非常惹人喜爱的杰克罗素犬，是我隔壁邻居家那女孩的。
“我知道你不记得了，可那是真的。”
我回家的路已经走了四分之三，突然看到这个姓费维勒的女人开着她那辆可笑的暗黄色悍马从我身旁驶过。像往常一样，她一手握着手机，一手夹着香烟；像往常一样，她的车开得太快。我几乎没有注意到，当然肯定没有看到甘道夫冲进前面的街道上，没有看到它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全身穿着女童子军装、从街道对面走来的莫妮卡·格尔斯坦。我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我那修复的髋骨上。像往常一样，这些短距离的散步接近结束时，这种所谓的医学奇迹给我的感觉就像有一万个小玻璃碎片在扎着我。在听到悍马车的轮胎发出的刺耳响声之前，我最清晰的记忆是费维勒太太生活在与我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一个宇宙里，在她那个世界里所有感觉的力度都只有我这个世界里的一半那么强烈。
我停了下来，目瞪口呆地望着她。“我差一点掐死你？我从来没有掐过你！”
接着，轮胎发出一阵哀嚎声，还伴随着一个小女孩的尖叫声：“甘道夫，不！”在那一刻，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清晰而可怕的景象：差一点要了我命的那辆吊车完全挡住了我那辆皮卡车右窗外的视线，我一直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突然被一种黄色所吞噬。那种黄色比费维勒太太悍马车的颜色更鲜艳，黑色的字母向我飘浮而来，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你差一点把我掐死。”她的声音低得我几乎听不见。
甘道夫开始尖叫，我眼前的幻觉——卡曼大夫无疑会将那称作“恢复的记忆”——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四年前那个十月下午之前，我从来不知道狗也会尖叫。
“那只是把塑料餐刀，我当时脑子都快疯了。‘埃德加用一把塑料刀捅了我，再见了，这残酷的世界。’你大概到死都会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上。”
我开始拖着双腿，像螃蟹一样横着奔跑，红色的拐杖重重地落在人行道上。我相信任何旁观者都会觉得我那样子非常滑稽，可当时谁也没有注意我。莫妮卡·格尔斯坦跪在街道中央她的小狗旁，身后就是悍马车那方格形的高大护栅。她脸色煞白，身上穿着墨绿色统一服装，胸前的彩带上挂着徽章和奖章，彩带的一端耷拉在甘道夫流出的那摊鲜血中。费维勒太太像是跳出又像是摔出了悍马车那高得可笑的驾驶座。艾娃·格尔斯坦高声喊叫着女儿的名字，从自己家的大门跑了出来，衬衣上的纽扣只扣了一半，脚上连鞋子都没有穿。
“你用刀扎了我。”仿佛这就是最重要的理由。
“别碰它，宝贝，别碰它，”费维勒太太说，手里仍然夹着那支香烟。她神情紧张地猛吸了几口。“它可能会咬人。”
“我现在只有一条胳膊，要想把你掰成两半也不容易。”我说，加快了仰卧起坐的频率。
莫妮卡没有理她。她摸了摸甘道夫的身体，甘道夫再次尖叫起来——那的确是尖叫——莫妮卡用掌根捂住自己的眼睛。她开始摇头。我完全能理解她。
“这是不一样的，”她说，任由眼泪从她脸上滚落下来。“这是不一样的，你也知道。如果我发火，我不可能把你掰成两半。”
费维勒太太想伸手去拉莫妮卡，但随即又改变了主意。她后退了两步，靠着她那可笑的黄色交通工具高大的车身，抬头望着天。
“我就是那意思。”我说，继续做起了仰卧起坐。失去一条胳膊后，做仰卧起坐真是极大的折磨，我的身体总是想朝断臂方向倾倒、旋转。“我要告诉你的是，换作是我，我不会离开你。我不会离开你。我会继续与你同甘共苦，陪伴你经历人生的风风雨雨。”
格尔斯坦太太在女儿身旁蹲下来：“宝贝，哦，宝贝，请别……”
泪珠已经开始从她的脸颊上滚落下来，但她还想挤出一丝笑容。“婊子，埃德加，”她说，“你是想说婊子。”
甘道夫开始哀嚎。它躺在街上，哀嚎着，身下那摊血越来越多。我在那一刻也记起了那辆吊车发出的响声。不是它应该发出的那种“咪—咪—咪”的声音，因为它的倒车提醒系统坏了，而是柴油机发出的震颤的突突声，以及履带压在地面上发出的响声。
我当时正好脱了上衣，右臂还剩下大约十厘米，耷拉在肩膀下。我将剩下的这截胳膊挥向她——胳膊上只剩下一部分肌肉，我能做到的只是将它抖了抖。“这就是我，”我说，“在向你表示我对你的鄙视。如果那就是你的感受，立刻给我从这里滚出去。滚出去，你这抛家弃夫的瓢子。”
“艾娃，快带她回家，”我说，“快带她进屋去。”
我正做着仰卧起坐，立刻停了下来望着她。我坐在一块小地毯上，她站在最下面一级台阶上，谨慎地与我保持着距离。我本可以问她是否当真，可地下室里安装的荧光灯非常亮，我不必再开口问她。再说了，我也觉得女人在自己的丈夫死里逃生六个月后是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的。我本可以问她为什么，但我已经知道了答案。我可以看到她手臂上那块白色的小伤疤，那还是我住院时用塑料餐刀扎伤的，而那还只是众多原因中最微不足道的。我想起自己不久前曾要她滚出去，往脸上扑点粉。我想要她再考虑考虑，但我心头的无名之火再次油然而生。在那些日子里，卡曼博士所说的不恰当的怒火常常突然出现，而我当时的感受似乎也的确并不那么恰当。
格尔斯坦太太搂住女儿的肩膀，催促她站起来。“好了，宝贝。回家吧。”
有天晚上，正当我在地下室锻炼时，和我一起生活了二十五年的妻子下楼来告诉我，她要和我离婚。
“我决不丢下甘道夫！”莫妮卡尖声喊道。她十一岁，身材显得比她实际年龄要大，但在那一刻她却倒回到了三岁。“我决不丢下甘道夫！”她身上那条彩带最下面的七八厘米现在已经被鲜血浸透，拍打着她裙子的一侧，鲜血顺着她的小腿往下流，在那里留下了一条长长的血迹。
“康复女王”卡迪·格林每星期一、星期四和星期五来家里。每次开始她的特殊治疗之前，她会给我多打一针维柯丁，但每次以屈腿训练结束康复锻炼时，我的叫喊声会在整个屋子里回荡。我们的地下娱乐室被改成了治疗室，里面有个热水浴缸，而且设计得可以让我自己进出。经过两个月的理疗后——差不多是那场意外事故发生六个月后——我晚上开始进浴缸去泡一会儿。卡迪说每天到地下室去锻炼一两个小时可以释放内啡肽，我可以睡得更香。我不懂内啡肽是什么，但我的睡眠确实有所改进。
“快回家去给兽医打电话，”我对她说，“就说甘道夫被车撞了，他一定得来看看。我留下来陪它。”
这时，要么是疼痛已经大大减轻，要么是我的脑子在处理这种事时已经进行了至关重要的调整。我虽然还会经历头痛，但次数少多了，而且很少像原来那么厉害。尽管我每天仍然急不可待地等着他们五点钟给我注射维柯丁，八点钟注射奥施康定——如果不注射这两样东西，我几乎无法拄着那副加拿大产的鲜红的拐杖一瘸一拐地行走——但我那重新修复的髋骨正开始愈合。
莫妮卡望着我，眼睛里流露出的不只是震惊，还有一丝疯狂。我倒是一点也不怕她的目光，因为我在照镜子时常常见到相同的眼神。“你向我保证？你发誓？以妈妈的名字发誓？”
卡曼博士说这是一个突破。我妻子似乎根本不像卡曼博士那么乐观，她亲吻我脸颊时完全是在例行公事。大约两个月后，她告诉我她想离婚。
“我发誓，以妈妈的名字发誓，”我说，“去吧，莫妮卡。”
我将布娃娃搂在怀里。“你叫瑞芭，瑞芭—瑞芭—瑞芭，我永远不会再忘记了。”虽然我后来还是忘记过，但我再也没有生过气。没有。我像搂着一位小情人那样将她搂在怀里，闭上眼睛，想象着在事故中变成一堆废铁的皮卡车。我想象着不锈钢的午餐盒与书写板上的铁夹子相互碰撞时发出的响声，想象着收音机里再次传出那个女人的声音，带着福音传道者般的狂热：“是红的！”
她去了，又回头看了一眼，伤心地抽泣了一声，然后才开始走上台阶回家。我抓住悍马车的保险杠，慢慢在甘道夫身旁蹲下来，而且像每次弯腿一样异常痛苦，身体尽量向左倾，不到万不得已尽量不让右膝盖弯曲得太多。尽管这样，我还是痛得忍不住轻轻叫了一声，心中在想如果没有人帮我一把，我是否还能重新站起来。肯定别指望费维勒太太来帮我。她迈开僵硬的双腿，摇摇晃晃地走到街道左侧，仿佛向皇室成员鞠躬那样弯下腰，对着排水沟呕吐起来，还不忘将夹着香烟的那只手伸向另一侧。
我的脑子突然短路了，这种情况四年后的现在仍然会发生，只是远不像当初那么频繁。我在那一刻又回到了自己的小皮卡车上，身旁放着我的苹果笔记本，旧不锈钢午餐盒就放在副驾驶座前的脚坑中，书写夹板靠在上面发出嗒嗒嗒的响声。我相信我不是美国仍然工作的百万富翁中唯一一个带午餐盒的，我估计至少会有几十个。收音机里传出了一个女人几近狂热的喊声“是红的！”只有三个字，但三个字已经足够了。这是一首歌，描写一个穷女人将自己的漂亮女儿当做妓女驱赶了出去，歌名叫《幻想》，演唱者是瑞芭·麦克英泰尔。
我将注意力转到甘道夫身上。汽车撞到了它的臀部和后腿上，它的脊柱断了，鲜血和狗屎正慢慢从两条骨折的后大腿之间流出来。它的眼睛向上望着我，我在它的眼睛里看到了希望这一可怕的表情。它伸出舌头，舔了舔我的左手腕内侧。它的舌头干得像地毯，而且冰凉。甘道夫活不了了，但可能一时半刻也死不了。莫妮卡很快又会回来的，而我不希望它到那时还活着，还会去舔她的手腕。
“你叫什么名字，婊子？你叫什么名字，臭婊子？你叫什么名字，你这廉价的塑料废物？告诉我你叫什么，不然我就杀了你！告诉我你叫什么，不然我就杀了你！告诉我你叫什么，不然我就抠出你的眼睛，挖掉你的鼻子，剥掉你的——”
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会有人看到的。莫妮卡和她母亲在屋里，费维勒太太仍然背对着我。如果这段街道上有人走到窗户前（或者走到自家的草坪上），悍马车也会挡住他们的视线，让他们看不到我坐在狗的身旁，看不到我那条受伤的右腿别扭地伸在那里。我有片刻时间，但只是片刻时间，而如果我停下来左思右想的话，就会失去这机会。
我使劲摇晃着布娃娃，它的脑袋前后晃荡着，愚蠢的头发在空中飞舞，那双蓝色的卡通眼睛似乎在说：“噢哦，你这讨厌的男人！”
于是，我用那条没有受伤的胳膊抱住甘道夫的上半身，而就在那一霎那，我又回到了萨顿大街的工地上——弗里曼特公司正准备在那里建一座四十层高的银行大楼。我开着那辆皮卡车，收音机里正在播放帕特·格林演唱的《浪叠浪》。我突然意识到，虽然我没有听到倒车的提醒声，但那辆吊车的声音太响了。我向右边望去，车窗外的世界不见了，被一片黄颜色取代。黑色的大字映入我的眼帘：林克贝尔。字迹越来越大。我知道自己已经来不及了，赶紧将方向盘打向左边，一直打到底。我听到了金属被压垮时发出的刺耳响声，那响声淹没了收音机里的歌声。驾驶室在自右向左缩小，吊车在侵占我的空间，偷走我的空间，皮卡车开始侧翻。我想打开驾驶座这边的车门，可怎么也打不开。我应该一开始就打开那扇车门，可我还没有来得及就为时已晚。我眼前的世界不见了，挡风玻璃变成了乳白色，上面出现了数不清的裂纹。然后我又看到了建筑工地像装在铰链上一样晃荡着；挡风玻璃向外鼓起，像一张扑克牌那样中间弯曲着飞了出去。我用两个胳膊肘死死按着喇叭，我的右臂在尽着自己最后的责任。吊车发动机的响声震耳欲聋，我几乎听不到汽车喇叭声。林克贝尔仍然在向我逼近，挤压着副驾驶一侧的车门，摧毁了副驾驶座前的脚坑，吞噬了仪表板，将它变成了四处飞舞的锯齿状塑料块。放在仪表板下储物箱里的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像五彩纸屑一样到处飞舞，收音机没有了声音，我的午餐盒“当”的一声撞到了书写板上。林克贝尔压了过来，就在我的上方，我伸出舌头就能舔到中间那该死的连字符。我开始尖叫，因为压力就是在那一刻开始的，先是我的右臂顶着我的身体一侧，然后慢慢扩散，破裂开来。鲜血像一桶热水那样泼到我的膝盖上，我听到有什么东西在断裂。也许是我的肋骨，听上去像用靴子后跟去踩鸡骨头一样。
她出去后，我将那布娃娃举到我的面前，使劲盯着它那双愚蠢的蓝眼睛，将拇指塞进了它那愚蠢的瘪肚子里。“你叫什么，你这脸蛋像蝙蝠的婊子？”我冲着它吼道。我绝对没有料到帕姆正和值白班的护士一起通过厨房的对讲机偷听。不过，即使对讲机没有坏，她们站在门外也能听到我的吼声。我那天的声音特别大。
我紧紧搂着甘道夫，心中在想：把那朋友拉过来，坐在那朋友上，坐在那该死的伙计上，你这没用的婊子！
“我能做到。”我说，于是她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手中仍然端着盘子，杯子和碟子相碰时发出咔嗒的响声。
我现在正坐在那朋友上，坐在那该死的伙计上，回到了家中，可世界上所有的钟表仍然在我那破裂的脑子里鸣响着，我想不起卡曼给我的那个布娃娃叫什么，我只记得几个男孩用的名字：兰德尔，罗素，鲁道尔夫，甚至还有操蛋的凤凰汤。当她端着我不想吃的午餐进来时，我让她别来烦我，要么给我五分钟时间，让我平静下来。我能做到，我说，因为这是卡曼教我的句子。它表示滚出去，帕梅拉，就像“咪—咪—咪”的响声表示要当心，我在倒车一样。可是她不但没有离去，反而拿起午餐盘里的餐巾，开始擦我额头上的汗珠。就在她给我擦汗时，我一把抓住了她的喉咙，因为在那一刻我觉得我想不起布娃娃的名字全是她的错，一切都是她的错，包括那林克贝尔。我用没有受伤的左手抓住了她，紧紧抓住了她，用力抓住了她。我在那一刻真想杀了她，谁知道呢，也许我真的差一点要了她的命。我只知道我宁愿记住世界上所有的意外事故，也不愿记住她像渔叉上的鱼那样在我手中挣扎时眼睛里流露出的表情。然后我想起“是红的！”松开了手。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做到，可我只能那么说——我能做到。我想不起来那该死的布娃娃的名字，却能记得我能做到。在我的另一半生活中，疗养院这部分的事情记得非常清楚。就算我知道我在那场瓢泼大雨中毁了，真的毁了，彻底地毁了，我还是不停地说着我能做到。
我将甘道夫紧紧搂在胸前，就像我曾经将刚出生的女儿抱在胸前一样。我心中在想：我能做到，我能做到，我能做到。我感到甘道夫的鲜血像热水一样浸透了我的裤子。我心中在想：快，你这悲哀的浑蛋，快逃呀。
“是的，你他妈的只管从这里滚出去，再往脸上扑点粉。我能做到。”
我搂着甘道夫，想象着被活生生碾压时的感觉——驾驶室里的空气被挤压走了，呼吸在离你而去，血从鼻子和嘴巴里冒出来，知觉在渐渐失去，还有那些噼噼啪啪的响声，是骨头在你的体内断裂：你的肋骨、手臂、髋骨、大腿、颌骨，还有那该死的颅骨。
“你肯定——”
我抱着莫妮卡的狗，几乎带着一种凄凉的胜利感。我在想：是红的！
“帕姆，”我说，“请给我五分钟的时间，让我控制住自己。我能做到。”
在那一刻，我的眼前一片漆黑，我只能看到那种红色。我用左胳膊的弯曲处钩住甘道夫的脖子。由于我的左臂承担着两条手臂的功能，所以它现在变得非常强壮。我用尽所有力气死死收紧我的胳膊，就像我用十磅重的哑铃进行曲臂锻炼那样。然后我睁开眼睛。甘道夫已经没有了任何动静，那双眼睛凝视着我的身后，凝视着我身后的天空。
帕姆端着我的午餐走了进来，我可以看出她在竭力克制，不让自己发作。不过，就算我一时忘记了那个让我发泄怒火的毛茸茸的金发娃娃的名字，我也没有忘记我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运用它。
“埃德加，”说话的是黑斯汀，就是住在格尔斯坦家再过去两家的那位老先生。他一脸的惊愕。“你可以松手了。那条狗已经死了。”
“这并不是大家认可的控制怒火的心理疗法。”卡曼博士说，不过我觉得他很可能是在骗我，目的是让瑞芭显得更加可爱。他要我给她起一个可恨的名字，于是我用一位姨妈的名字来叫她。我小时候每次没有把蔬菜吃完时，这位姨妈都会掐我的手指。可是，得到她还没有两天，我就忘记了她的名字。我只能想起男孩的名字，而每一个男孩的名字都让我变得更加狂躁：兰德尔、罗素、鲁道尔夫，甚至还有该死的凤凰河。
“是的，”我松开了胳膊，“能扶我站起来吗？”
你以为那种疼痛不会消失，可它却真的消失了。他们把我送回了家，我视线中的红色薄膜渐渐消退，这时卡曼来了。卡曼是心理学家，专门从事催眠疗法。他教了我几招，让我学会控制断臂处幽灵般的疼痛和瘙痒。他还给我带来了瑞芭。
“我不知道是否有那力气，”黑斯汀说，“恐怕我只会让我们俩都摔倒在地上。”
对于我的前半辈子，有一件事我记得最清楚。有天下午天特别热，我在那费用昂贵的疗养院康复的日子快要结束了。空调坏了，我被困在床上，电视上正在播放一部肥皂剧，我的脑子里有一千只铃铛在响，疼痛像拨火棒一样炙烤着我的右半身，右臂断了的地方在发痒，失去的右手指仿佛仍在抽搐。床边的吗啡注射器发出空洞的嘣的一声，表明你一时半刻别想再得到吗啡。一个护士闯进了我的红色视野里，一个生灵进来观看关在笼子里的猴子。她问：“你夫人来看你了，你可以见她吗？”我说：“除非她带了把枪来干掉我。”
“那你进去看看格尔斯坦母女吧。”我说。
我无时无刻不在发火。医院里有两名年纪较大的护士，我叫她们自慰一号和自慰二号，就像她们是某一本黄色苏斯博士故事书里的人物一样。还有一个志愿给护士做助手的小姑娘，我叫她“菱形尿不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这个名字含有一丝淫秽色彩，至少我觉得是的。稍稍有了点力气后，我就开始揍人。我刺伤了帕姆两次，第一次成功了，只可惜扎向她的是一把塑料餐刀。她的前臂还是缝了几针，而我那天则被绑在了床上。
“那是她的狗，”他说，“我不知道是否应该进去。我原来希望……”他摇摇头。
“那个朋友，那个伙计！”我嚷了起来，“把那该死的伙计拉过来，你这没用的婊子！”我的头痛得简直要我的命。她开始流泪。我最恨她流泪。她凭什么要哭，又不是她被困在床上，只能隔着一层红色的雾霭去看周围的一切。又不是她像猴子一样被困在笼子里。我突然想起来了。“把那好朋友搬过来，看在上帝分上，坐下来！”这是我那完全乱了套、完全毁了的脑子能想起来的最接近“椅子”的说法。
“那是她的狗。我不想再让她看到它那副样子。”
“你在说什么，埃德加？”她问。
“当然是的，可是——”
“把那朋友拉过来，”我说，“坐到那朋友上。”
“我来扶他。”费维勒太太说。她的脸色稍微好了一点，手中的香烟也扔掉了。她将手伸到我右边的腋窝下，然后又犹豫起来。“你会痛吗？”
或许最难受的是头痛。总也停不下来。我的额头里面总是像午夜时分世界上最大的钟表店，里面时钟滴滴答答地响个不停。由于我的右眼毁了，我总是隔着一层血红的薄膜打量着周围的世界，而我几乎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的。我总是想不起名字和名称。我记得有一天帕姆在我的病房里——我当时还在住院，还没有进疗养所——她就站在我的床边。我知道她是谁，可让我生气的是明明角落里就有可以坐在上面的那玩意儿而她却站着。
会痛，可是像现在这样坐在地上更痛。黑斯汀向格尔斯坦家的车道走去时，我抓住了悍马车的保险杠，然后在费维勒太太的帮助下终于站了起来。
我刚才说我脑子里一片混乱，那是因为我起初记不得谁是谁，想不起究竟发生了什么，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浑身痛得这么厉害。我现在已经不记得那种疼痛到了什么程度，有多厉害。我只知道那是一种难以承受的痛苦，不过这种说法似乎学究味太浓，就像《国家地理》杂志上刊登的一幅高山的照片。只可惜当时我没有学究味，当时的感觉更像在爬山。
“你车上大概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盖在这条狗的身上吧？”我问她。
也许会，也许不会。卡曼是这么说的。
“我车上还真有地毯破了后剩下来的那么一小块，就在车后面。”她转身向车后面走去——悍马车只有那么长，所以她很快就回来了。“感谢上帝，这狗在那小女孩回来之前就死了。”
大家都以为我保不住这条命，但我硬是活了下来。大家都以为我会变成一个植物人，一个深度昏迷的废物，可这也没有发生。我苏醒过来时脑子里一片混乱，不过最糟糕的时刻终于过去了。而等这一切过去时，我妻子也已投入了别人的怀抱。她已经重新嫁人，对方是开保龄球馆的。我的大女儿喜欢那家伙，小女儿觉得他是个喜欢自慰的家伙。我妻子说她会来看我的。
“是啊，”我说，“感谢上帝。”
我在一个建筑工地遭遇了横祸，情况就是这样。我当时正开着我的皮卡车。我右边的颅骨碎了，肋骨断了，右髋骨粉碎性骨折。虽说我的右眼保住了百分之六十的视力（天晴的时候要高一些），我却失去了整个右臂。
“可是——她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是不是？”
我叫埃德加·弗里曼特，以前也是建筑业响当当的角色。那是在明尼苏达州，我曾经有过的生活。在我曾经有过的生活中，我是个货真价实的美国孩子发奋成功的典型，历尽千辛万苦才一步步出人头地。对我而言，一切都如我所愿。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市繁荣时，弗里曼特公司也兴旺。行情不顺时，我从来不勉为其难。不过，我凭直觉办事，大多数事情的结果还算不错。到我五十岁时，我和帕姆拥有的资产已经达到了四千万美元左右。我们仍然相亲相爱。虽然我有时也会看一眼别的女人，但我从来没有花心。在我们那黄金岁月结束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女儿进了布朗大学，另一个女儿参加海外交流项目，在国外教书。就在出事前，我和妻子正计划去那里看望她。
“嗯，”我说，“费维勒太太，这个问题你恐怕问错人了。我只是个退休的建筑承包商。”可是当我问卡曼时，他却突然变得非常乐观，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说首先淡忘的总是坏的记忆。然后他又说，这些坏的记忆撕开一条裂缝，让亮光照射进来。我说他尽在胡说八道，他放声大笑。
或许吧，可那也不重要。卡曼就是这么说的。
他说，或许是的，或许不是。
记忆常常自相矛盾，一旦你不再竭力回忆它们，一旦你对它们不理不睬，它们便会常常不请自来。卡曼就是这么说的。我告诉他，我从来没有去竭力回忆事故发生的经过。我说有些事情还是忘了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