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过一月份的时候，死了个人？”
“和今天的手法一样，是三个男人。第一个让人打开那些保险箱然后卷走珠宝，第二个用一杆莫斯伯格枪为他做掩护，第三个开车。”
路易查看了一下他的笔记。
卡米尔吹起了一声赞羡的口哨。
“这一天，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十五区的一家珠宝店，准备在早晨开门的时候行动。他们十分钟内就搞定了这一笔，可以说是当天最干净利落的一笔了。然后，当他们十点半左右冲进另一家位于莱纳街的珠宝店又离开时，他们留了个活口，一位店员因迟迟不肯打开后备仓的保险柜，头部被打成了重伤，躺在地上。四天的昏迷之后，小伙子醒了过来，但还是留下了后遗症。他和政府周旋了很久，拿上了部分残疾抚恤金。
“绝对如此，”路易肯定地回答说，“唯一不同的就是规模。今天是一起抢劫，而去年一月，可以说是四起连环抢劫。六个小时不到，四家珠宝店就被席卷一空……”
卡米尔神经紧绷地听着。这就是安妮奇迹般脱逃了的事情。他心烦意乱，不得不做几个深呼吸，逼着自己放松肌肉，要怎么弄呢，“胸肌……小腿……”啊，去他妈的。
“你觉得呢？”卡米尔问。
“下午两点左右，”路易继续说，在下午重新开门营业的时候，这伙劫匪闯进了第三家珠宝店——在卢浮宫后面的“卢浮古董店”。他们是个相当成熟的队伍，不打劫小店小铺。十几分钟之后，他们离开商店，把一位“手举得过高了点”的顾客丢在了身后的人行道上……该顾客的情况比上午的那位店员好一些，但还是被诊断为“情况恶劣”。
已经通知法官了，他应该随时会到。在等待期间，卡米尔回顾了一下整个事件。这起抢劫，从各个方面看来都和去年一月的那一件极为相似。
“这群人简直是无法无天。”卡米尔顺着他说。
但毕竟，这种固执，这种疯狂……
“是，也不是，”路易回答，“这些家伙还是很冷静，他们只是用他们自己的方式。”
这种想杀死安妮的顽强的意愿，首先源于空气中紧张的气氛，那种弥漫在整场抢劫中的可怕氛围，还有就是之后一连串的情形。蝴蝶效应。
“真是硕果累累的一天啊……”
他听了证词，仔细地看了所有图像。
“可不是嘛。”
他对第一批搜集证词的同事说，他想“看清大局”，在他询问女理发师的人行道上，他看到了书店老板和古董店老板。至于那个珠宝店老板，她已经住院了。至于她的学徒，她在整个抢劫过程中一直保持双手抱头脸朝下的姿势。这姑娘着实让人有些同情，但又像无足轻重，可以忽略。卡米尔对她说可以回去了，还问她需不需要人陪她回去，她说她朋友在小酒馆等她。她指了指马路对面的那家小酒吧，阳台上黑压压地挤满了人，所有的面孔都直勾勾对着他们。卡米尔说：回去吧，赶紧脱身。
即便是对这样训练有素、准备充分又有着雄心壮志的队伍来说，六小时内四场抢劫，也是难得的好收成。但没过多久，可想而知，疲惫就会席卷而来。抢劫这种事，就像滑雪，意外总是在最后发生。带来最大损失的是最后一案。
于是他又折回去，重新开始问询调查。
“赛弗尔街，”路易又说，“珠宝店店主想抵抗。就在劫匪们要离开的时候，店主以为自己能拖住他们，他抓住那个卷走珠宝的劫匪的袖子，试图让他跌倒。当那个掩护的劫匪用莫斯伯格枪指着他的时候，另一个进行了反抗，最后那个店主吃了两颗九毫米的子弹，正中胸膛。”
关于这件事，他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调查方式。
没有人知道那天他们的计划是真的完成了，还是由于珠宝商的死亡，他们不得不逃逸。
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有种走错路的感觉。这里并没有什么好多看的。
如果不说被劫店铺的数量，他们的作案方式还是相当成熟的。新晋专业人士，年轻人，叫嚣着，做着手势，对空开枪，跳过柜台。他们选的武器也像是角色扮演游戏里所用的，大得夸张，让人感觉他们其实怕得要死。这帮劫匪都太果决，太有组织了，而且毫不动摇。要不是对于英雄主义的渴望，他们最多在离开时留下一点附带性的损失，不至于杀人。
卡米尔环顾左右，又抬头看看被猎枪打爆了的拱墩，他往前走，走到长廊的出口，乔治-弗朗德兰街。他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一个信号，一个细节，一个恍然顿悟，他对于地点和人过目不忘的能力，正在重新排列那些模糊的记忆。
“一月的战利品呢？”卡米尔问。
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呢？
“六十八万欧元。”路易清晰明了地宣布。
他拼命晃着脑袋，像是耳朵进水了一般，想甩掉这充斥着他的过多的情绪，保持一点距离：地上，就在那里，这些血迹是安妮的血，她当时就在这里，蜷缩在地板上，那家伙应该也在那里。卡米尔退后几步，那个大个子警察盯着他看，有点担心。突然，卡米尔转过身，他想象自己胯部架着一杆猎枪。大个子警察把手放在对讲机上。卡米尔走了三步，他一会儿看看开枪的劫匪当时在的位置，一会儿看看长廊的出口，突然，他毫无预兆地开始奔跑。这一次，毫无疑问，那个警察紧紧抓住他的对讲机，但是卡米尔又突然停了下来，警察也不再行动。卡米尔忧心忡忡，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又折了回来，他抬起眼，正好撞上大个子警察的目光，他们互相微笑了一下，还带着一点惶恐，好像两个不说同一种语言的人想表现得友好。
卡米尔抬起一条眉毛。倒不是因为他惊讶，珠宝商从来不会悉数全报他们的损失数目，他们总是会瞒下一大笔账，不，卡米尔要的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真相：
卡米尔努力想保持平静，但因为他一遍又一遍地看那卷录像带，那些影像就像把他吞噬了一般，他插在上衣口袋里的双手不住地颤抖。
“显然是超过一百万欧元。转手倒卖，六十万。或者六十五万。收益颇丰。”
卡米尔看着破败的商店，玻璃窗全都碎了。他完全不懂珠宝，但他感觉如果是他要抢劫，他绝对不会选这样一个地方。但他知道这只是他的错觉。比如你看看银行门店，看上去毫不起眼，但如果你把它洗劫一空，你抢来的钱几乎就能买下这家银行了。
“倒卖给谁呢？”
这个地方被一名警察守卫着。他又瘦又高，眼神疲惫，下颌突出，眼袋下垂。卡米尔立刻认出了他，他已经无数次在凶案现场遇到过他了，但因为他似乎无足轻重，所以卡米尔从来没有问过他的名字。他们互相做了个手势，算是打了个招呼。
像这样一笔赃物，价值高昂，货源分散，转卖会损失不少，而且在小巴黎地区没有太有实力的窝藏主。
调查结束了，技术人员也都离开了，玻璃碎片也已经收拾了起来，抢劫发生的区域也被胶带封锁了起来。大家等着专家们和保险公司过来，之后，他们就要全部收队，然后让那些公司回来。不出两个月，一切就会重整一新，疯狂的劫匪又可以重新回来，在长廊开张的时间点让顾客们乖乖地排好长龙。
“我们猜测货物是从诺伊地区被运走的……但好吧……”
二十分钟后，当路易对这卷录影带进行审核，对照第一轮的证词，给出初步假设时，卡米尔正站在中央过道上差不多当时开枪的位置。
显然，这是最好的选择。他窃窃私语说这个窝藏主是个还俗的神甫。卡米尔从来没有证实过，但他也没有感到惊讶，这两种职位看起来也颇为相似。
最吸引卡米尔的那卷录影带，是放置在珠宝店上方的那个摄像机拍摄的。
“你派人去那儿转转。”
“我们走吧，”他一边说着一边推搡着大家，“我们还是在那边坐一会儿吧。”
路易记下这个指令。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他分配任务。
路易表现得就像是觉得这一切并没有不合理的地方，一副大内总管的样子。
说着佩莱拉法官就到了。蓝眼睛，长鼻子，耳朵像狗。他忧心忡忡，步履匆忙，一边走一边抓住卡米尔的手。“您好，警官。”在他身后，他的书记员，一个三十岁的尤物，脖子以下全是胸脯，她的高跟鞋踏在水泥地上当当作响，应该有人去告诉她这有点过了。法官也知道她发出的噪声有点过头。尽管她跟在他身后三步远处，但毫不夸张地说，掌握着步伐的依然是她。如果她乐意，她甚至可以一边悠闲地逛逛长廊，一边用她的口香糖吹吹泡泡。卡米尔发现洛丽塔到了三十岁，就真的是个惹人厌烦的女人。
他指指旁边的房间，或者说，他指指门。他坐在电脑屏幕前，看看周围人，丝毫没有迟疑。这架势就像是想一个人独自待着看一部色情电影。
大家都聚集了起来，卡米尔、路易，还有队伍里另外两名刚刚赶到现场的同事。会议由路易主持。言简意赅，条理清晰，消息灵通。（最近他通过了国立行政学院的考试，虽然他更喜欢巴黎政治学院。）法官全神贯注地听着。“他们说话带着东部口音。他们让人想到塞尔维亚人或者波斯尼亚人，那些粗暴的人，他们开枪从来没有人能躲过。至于老大文森特·阿福奈尔，他的战绩可谓硕果累累。”法官点点头。“阿福奈尔和波斯尼亚人，可怕的组合，居然没有更大的损失，简直令人震惊。这群家伙生来就是坏坯。”法官说道。他说得没错。
“不错，”他说，“我要好好看一下这些带子。你可以休息一下。”
接下来他关心起目击者们。通常情况下，珠宝店开门时，主管、实习生和另一名员工一般都会在店里，但那天早晨她迟到了。她差不多在这场斗争结束时才到，只听到最后一声枪声。只要有员工奇迹般逃过了发生在他工作店铺或者银行的抢劫案，警察们总是第一时间产生怀疑。
他一坐到电脑屏幕前，就转向他的助手。
“我们已经把她找来了，”一名警察说（他似乎不太有说服力），“我们会继续盘问她，但她似乎和这事没什么关系。”
路易和同事们一一握手。卡米尔想看录影带，立刻就要看。路易感到震惊，他知道卡米尔向来不在乎什么繁文缛节，但这样一种缺乏方式方法的行为，在卡米尔这样有层次和经验的人身上出现，还是不由得让他感到惊讶。路易用左手拢了拢他的刘海，还是跟着他老大到了作为临时指挥部的书店后间。卡米尔心不在焉地和书店老板握了握手。她把自己搞得像棵圣诞树，还抽着一根插进象牙烟嘴的烟——这个世纪以来已经很少会看到这种烟嘴了。卡米尔没有停下。同事们已经调出了两台摄像机的所有录影带。
那位女书记员已经厌倦透了。她转动着她的高跟鞋，扭来扭去，肆无忌惮地看着出口处。她涂了一层暗红色的指甲油，胸脯被一件开了最上头两颗纽扣的长袖衬衫紧裹着，像是要被撑破了一般，展露出一条深得难以置信的白色沟壑，让人忍不住紧张地盯着剩下的纽扣看，纽扣周围的衣料紧绷着，像是露出了猥琐的笑容。卡米尔看着她，在心里画着她的速写，她的确可以吸引人的眼球，但也只是总体印象。从细节上来说，又是另一回事：大脚丫子，短鼻梁，五官并不算精致，臀部虽然很有弹性，但位置有点太高——一个登山运动员的屁股。她喷了香水，有点……呛人。让人感觉像是站在一堆牡蛎边聊天。
15:50
“很好，”法官说着把卡米尔拉到一边，“分局长女士跟我说，您有一个线人……”
谜底总会揭开的。
他说“女士”的时候用了一种强调的语气，好像他在努力适应这种新称谓。那个女书记员讨厌这种私密谈话。她发出一声不耐烦的长叹。
她什么都知道，她含蓄地微笑着，等待着她的咖啡。大家问她各种问题。她说她赶着要回去，但她脸红了，这说明了一切。
“是的，”卡米尔肯定道，“我明天会得到更多信息的。”
大家看到他出现在过道入口处。他没有出示他的证件，但一米五以下的人是有豁免权的。在露台的玻璃后面，大家都不敢呼吸，但一阵骚动刚过又跟着另一阵，这真是个大日子：一个姑娘刚刚进入酒吧，皮肤黝黑。老板热情地招呼着她，大家转过身来。这是隔壁的女理发师。她点了四杯咖啡，理发店咖啡机坏了。
“那就不要拖拖拉拉的了。”
做统帅的总是小个子。我们这个年头，不管是警署还是政界，头衔总是和身高成反比。这个警察，每个人都认识他，当然啦，长着这副不足一米五的个子……只要见过他一次，就再也不会忘记。但至于他的名字，在咖啡馆里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大家只记得他的名字有点异域风情，但是什么语呢？德语？丹麦语？还是佛兰德语？有人说是俄语，另一个说：“是的，范霍文，就是这个名字！”大家哄笑，“这就是我所说的。”有人说对了，心满意足。
“应该不会……”
他早晚会知道，就在这辆车的另一侧，安妮被猎枪逮了个正着。
法官很满意。他不是分局长，但他还是喜欢越多越好的数据。他想走了。他严肃地看了一眼女书记：“女士？”
就快到莫尼尔长廊的时候，卡米尔正巧看到了那辆被12号口径猎枪打爆的车子，牵引车正在把它拖上托盘。
声音里透着权威，掷地有声。
“穆艾，”他说。“可能是。”
看看洛丽塔的表情，就知道法官一会儿有的好受。
总是这样。路易比他小二十岁，但却比他懂得多上两万倍。最可恶的是，他从来不会搞错。好吧，很少搞错。卡米尔一次次想难倒他，但并没有什么用，这家伙就是部百科全书。
16:00
“更像是夏萨维埃，不是吗？”
女理发师的证词不错。她不断重复着她所说的，低垂着眼皮，像是个害羞的新娘。这是所有证词中最细节的了。甚至有点太过细节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我才需要戴个大风帽。鉴于外面的骚动，我要尽可能远离露台，靠近吧台。我点了杯咖啡。
两人都不作声。卡米尔闭着眼睛等路易反驳。
那个女孩没死，当时边上停着的一辆车子把她救了起来。她被急救医疗队带走了。
“勒内·帕朗，我认为。”他说。
在她出院之前，或者在我把她转移地方之前，她还在医院的急诊室里躺着。
卡米尔再急迫、再焦虑也没用，他不由自主地抬起眼睛看向弗朗德兰街两侧的房子。奥斯曼式的建筑，因为烟熏有点发黑。这个街区有很多这样的房子。他的眼睛被半空中成排的阳台所吸引，阳台的外面是两根有着男人雕塑的柱子，男人的缠腰布向外隆起好大一块。男像柱之间排列着女像柱，女人像过度慷慨的胸部直望着天际。正是这些遥望天空的胸脯，这些女像柱，用她们温柔多情又假正经的眼神目睹着这场浩劫。卡米尔一边快速走着，一边叹羡地点着头。
但首先，上满膛，莫斯伯格里装着七颗子弹。
卡米尔焦躁地大步走着，路易在他一侧，就跟在他老大身后几厘米的地方。他和范霍文之间保持的这一点距离，是一种权衡了尊敬与亲密之后的结果，也只有路易能把这种关系拿捏得如此恰到好处。
“焰火”表演就要开始了。
15:40
我们外面再见。
“佛罗伦丝，你能来帮我一下吗？”
18:00
安妮转过身，一阵眩晕向她袭来。护士伸手抓住她，两人一起倒地。护士重站起身，默默回头看向走廊。
尽管很紧张，卡米尔控制着自己不用手指敲击方向盘。在他的车里，所有的控制仪器都是放低的，没有别的办法，谁让他坐在座位上连脚都踩不着地，手臂也太短呢。在一辆为残疾人专配的车里，一切都要小心，也许一个不恰当的手势，车子就飞出路边了。尤其是对于卡米尔来说，在他所有的缺陷中，他的双手尤其不够灵活，除了画画之外可以说他就是个笨手笨脚的家伙。
“您在这儿站着做什么？”
他停了车，穿过医院的停车场，一边重复着要对医生说的话，那种精心琢磨过的句子，能让你在十五分钟内显得温和有礼，但也是那种一到现场你就会忘得一干二净的句子。这天早上，接待处挤满了人，他直接上楼进入安妮的病房。这一次，他停了下来，柜台到他眼睛这么高（卡米尔估计一米四的样子，在这件事情上，卡米尔从来不会误判一两厘米以上）。他绕了一圈，一脸权威地推开边上的小门进去了，门上分明贴了“禁止入内”。
安妮扶住盥洗盆，好让自己不跌倒。
“所以呢，”接待员大喊，“您看不懂法语吗？”
他们到底对她做了什么？
卡米尔出示了一下他的证件。
一阵哽咽，这一次，她再也克制不住了。发青的颧骨，满身淤青，碎裂的牙齿……左脸颊上有一道伤口，是因为左颧骨爆裂，这一大条密密麻麻的针脚……
“是您？”
她对面是卫生间。像攀岩一样，她一步步扶着东西前行，从床架，到床头柜，再到门把手，盥洗盆，现在站在镜子面前的，天哪，这是她吗？
接待员开始大笑，竖起大拇指点了个赞。
她一把推开床单，先是一条腿落地，然后另一条。一阵眩晕。她在床边停了一下，保持平衡。然后，她双脚用力，慢慢起身，不得不重新坐下。她现在真正感受到那种疼痛了，浑身上下，确切来说，背部、肩膀、锁骨，她像是整个人都被碾碎一般。她努力吸了一口气，又试图重新站起来。终于，她双脚站立在地，虽然也不完全是，因为她必须扶着床头柜。
“很好！”
所以她要站起来，她要活下去。
她是真心说好。她瘦瘦黑黑的，目光炯炯有神，胸脯平坦，肩膀瘦得只剩骨头，四十岁左右，安的列斯岛人，胸牌上写着“奥菲利亚”。她穿着一件花边衬衫，丑得让人惊叹，一副白边框蝴蝶形眼镜，好莱坞般的夸张样式，一身烟草味。她朝着卡米尔张开掌心，让他等一等，她接了个电话，又草草挂了，然后转向卡米尔端详起来。
她试图挪动自己的双腿，但她身子僵硬挺直，像个上了年纪的妇人，因为风湿病而行动不便。这实在是太疼了，但当她先抬起一个膝盖，然后又抬起另一个，屈起的双腿给了她一瞬间的舒缓。她慢慢移动她的脑袋，试图重新找到一点知觉。她的脑袋有一吨重，她的手指还裹着绷带，看上去像螃蟹的钳子那么大，那么脏。图像有点搅在一块儿了，商业长廊里厕所的门，一块带血的布，一连几次的爆炸，救护车的鸣笛声，让人眩晕。还有放射科医生的脸，还有在他身后某处一个女护士的声音：“他们到底对她做了什么？”情绪一下子占据了她，她忍住眼泪，深呼吸，自我克制，不能在这时候崩溃，不能自暴自弃。
“您真矮啊！对于一个警察来说，我想说……难道招收警察没有一个最低身高要求吗？”
安妮睁开眼睛。房间。医院。
卡米尔没心思在这儿闲扯，但听了她的话他还是微笑了一下。
她觉得自己的脑袋上填满了吸水性棉花，周围还有一圈粗大的血管，像一条粗壮的手臂，在不断敲击着她。
“我有豁免。”卡米尔说。
15:30
“啊哈！有关系啊！”
人们迫切地等待着，凝神屏息，就像在等待环法运动员通过一个站牌一样。
再这么聊下去，不出五分钟，这种率真就会发展成放肆。不管是不是警察，她都要来拍你肩膀了。卡米尔打断对话，要求和安妮·弗莱斯提尔的主治医生说几句。
他默默地擦了擦眼镜，脸上挂着微笑，看都不看露台的方向，为了表现他对自己的判断有多确定。
“这个时间点上，他正在巡视病房呢。”
“内政部长，我告诉你们了。”
卡米尔做手势表示他懂了，然后朝电梯走去。又折回来。
谈话被一阵警报声打断，大家都往露台涌去，望向街上，警车的旋闪灯像是提高了一个声调。老板非常果断地说：“这是内政部长。”大家想知道他的名字，无果，这要是一个电视主持人，那就容易多了。评论又纷纷涌起。有人认为这场骚动是一场死灰复燃，可能是因为有尸体之类的东西被发现了，老板又重新闭上了眼睛，相当满意。客人们的纷纷议论，是对他博学的致敬。
“她收到过任何来电吗？”
小酒馆里突然一阵骚动。
“据我所知没有……”
15:20
“确定吗？”
“一月，”路易解释说，“那个案子比今天的还严重。四倍的损失！一人死亡。作案团伙的老大很有名：文森特·阿福奈尔。从那之后谁都没有他的消息。现在，他算是隆重登场，重出江湖了。”
“您要相信我。尤其是这里，病人很少有能接电话的。”
卡米尔拨通了电话。
卡米尔走了。
“莫斯伯格500，一场抢劫案，我们只找到一起相关案件。去年一月十七日，情况和今天的案子极为相似，让人不得不怀疑。那件案子也搞得很大……您要打给我吗？”
“喂喂喂！”
他回到自己车里的时候，正巧收到一条消息。是路易。他拨了好几通电话，已经得到了最重要的情报：
远远地，她挥动着一本黄页，像是发现了比她厉害的人一般。卡米尔又折回去。她用一种诱惑的眼神看着他。
路易很快就离开了。卡米尔因为职务关系脱不了身，不得不待到最后。仪式很长，非常长，因为要给每个人机会展现他们的演讲能力。卡米尔一抓着机会，便悄悄溜走了。
“一张有用的小单子……”她轻声说。
15:15
这是张治疗单。卡米尔把单子塞在口袋里上了楼，询问了医生，还是得等着。
要不是她那么快缴械投降，卡米尔完全不知道如何把这话编下去。
急诊室外面，停车场停满了车。这是个理想的藏身之所，一辆车子停在这里，只要不是待在原地太久，没有人会发现的：只要保持警惕、低调，保持移动。
他没有表现出来，但这正是他心里希望的。
还要在前座用报纸掩护，把莫斯伯格装满子弹，以防万一。
“好的，警官，我会跟佩莱拉法官说的。”
现在该好好思考，想想接下来要怎么做。
米夏尔分局长一个手势打断了他的话，像是在说，她自己已经有足够多的问题了；也像是在说，她理解了；或是在说，她还新上任不久，不想牵扯进她的老板和下属之间。
第一种选择是等待那个女人出院。这也可以说是最简单的了。相反，对着一辆救护车开枪则是完全不符合日内瓦公约的，除非完全忽略它。入口大厅上方安装的摄像头什么用也没有，它们只是被装在那里唬人的，但只要用12号口径枪把它们打爆，就可以开始行动了。道义上，没什么不能逾越的。技术上，也没什么不可能的。
“我会跟您解释的。我的人和另一个队伍里的人有联系，这已经是在去年的事情，和这件事本身是没什么联系，但是我们有……”
不，在这个方案里面棘手的问题主要在于运输，要找准出口，而那出口非常狭窄。的确可以杀死门卫来突破防线，日内瓦公约没有涉及门卫的条例，但这毕竟不是最方便的办法。
于是他先发制人，用他最叫人信服的声音，语速飞快地说：
别的解决方案：从防线后方奇袭，车上有个小窗户可以射击。因为离开医院时，救护车必须右转，然后在四十米开外等到绿灯亮起才能前行。它们到来的时候总是匆匆忙忙，卸下笨重的担架和病人之后，回去时反倒是轻轻松松的。一旦救护车在红绿灯处停下，一名整装待发的杀手就从后面悄悄潜入，用一秒钟的时间打开车后门，一秒钟调整，再用一秒钟开枪，如果你考虑到这种情况下医护人员必然的惊叫和可能的目击者，这些足以给你足够的时间上车，并向反方向逃出四十米，接着，一条双车道的大马路，一步之外就是外环高架，清静怡然。一切都搞定了，还有大笔的进账。
分局长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看他，然后慢慢地点点头，好像在这场谈话之外，除了勒冈笨重的身影，她还发现了一丝微光，难以名状，像是她想努力搞明白什么似的。或者好像她已经搞懂了什么，或者她快要明白什么了。卡米尔知道这个女人有多敏感，一有什么麻烦事，她的“地震检测仪”就叫个不停。
两种情况下，都需要她出院，回家，或者转院。
“这不仅仅是一场抢劫，还有严重的杀人意图和……”
如果这个可以开枪的窗口没有开，那就有必要再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了。
为了形式，卡米尔加了一句：
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送货上门，就像花店，或者糕点店。上楼到她的房间，礼貌地敲门，进门，开枪毙命，出门。必须非常精准。或者反过来，索性一开始就大张旗鼓。两个不同的策略，各有各的好：第一个，针对性的射击需要更多技巧，也给人更大程度的满足，但这种方式难免有点自恋，更多考虑的是自己，而不是袭击对象，不够慷慨；第二种方法，把事情搞大，无疑更加慷慨，也更加崇高，简直是带着普世关怀的了。
只要一个眼神，这场对话就能从技术性变成战术性。卡米尔看看殡仪馆尽头的总检察官勒冈，他庞大的身影正巧给这段谈话打上了一层阴影。沉默。分局长微笑了一下，表示她明白了：没有问题。
事实上，通常不是我们选择事件，而是事件选择我们。所以必须精密盘算，未雨绸缪，这就是那群土耳其人所缺乏的。他们有组织，但就未雨绸缪来说，他们简直一窍不通。当你离开自己的乡村，来到欧洲最大的首都想干一票大事，你得事先有所打算！但是他们呢，并没有，他们就这么到了巴黎戴高乐机场，皱着他们又黑又粗的眉毛，让人一看就知道他们和恐怖分子脱不了干系……你说吧，那对乡下来的狗娘养的兄弟，他们干过最大的事就是抢劫一家安卡拉郊区的杂货店，还有一个克斯金的加油站，就这样……对于他们在历史上即将扮演的角色来说，的确不用找什么太高级的人，但至少不能找这样的浑蛋吧，即便这是最方便的，却也是种羞辱。
“当然没有，我之前什么都不知道！”卡米尔几乎要叫起来了。（他很有说服力，在这幕小短剧里，让人真的会相信他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我不知道，”他继续说道，“但我的线人，我不确定他知不知道……”他有点焦虑不安，可能是因为燃烧的炭火。（范霍文相当确定这个米夏尔喜欢这样的场面。）这时候他很配合……如果她不好好利用就太遗憾了。
算了，至少他们在死前见到了巴黎，他们应该谢天谢地了。
她夸张地瞪大了眼睛，卡米尔立刻想起那些肖像画里怒目圆瞪的日本武士。她想说的是：“您这是说完了没有呢？”她最喜欢这类表达。
耐心总是有回报的。瞧，我们的小警官跨着他热切的小碎步穿过了停车场，进入急诊室。我比他早了三步，我决定保持这样一种优势。从这里，我看到他杵在接待处的柜台前，柜台后那姑娘估计只能看到他的头顶，就像电影《大白鲨》里一样。他跺着脚，这名警官很焦躁，紧接着就转身离开了。
“您早就听说了这个案子？”
小而强悍。
“因为我有个耳目，”卡米尔说，“已经安插好了……”
没关系，我会把这个麻烦给他送货上门的。
抢劫大约是上午十点开始的，现在还不到下午三点。在莫尼尔长廊的现场，技术人员结束了调查，同事们结束了第一轮的证词取证，但这个案子还没有分配下去。
我下了车，跟上他。重要的是，迅速把这件事了结。
这个问题——为什么范霍文想处理这个案子？——这是卡米尔唯一花时间准备了的问题，因为事实上这是唯一的问题。
18:15
分局长米夏尔，刚刚被提名，她还需要“谨慎行事”（她喜欢这些陈词滥调，并且善于稍加创新），她要分析利弊，再开始她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当她上司的朋友对她有所请求，当然，她得想一想。尤其，现在他们是最后入场的了。她必须好好想想这个请求，但众所周知，米夏尔有着活跃的思维，她总爱炫耀自己可以迅速做出决定。葬礼主持人从他们一进房间就注意到了他们。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他穿着一身十字军战服般的制服，一头金发已经有些褪色，身材看上去像是个足球运动员。入殓师已经不像他们以前的模样了。
安妮睡着了。脑袋周围的纱布沾上了治烫伤的药膏，污黄色，这让她的脸呈现出一种乳白色。她眼皮闭合着，像是充了氮气一般浮肿，而她的嘴……它的形状已经深深烙在卡米尔的记忆深处，他描绘过无数遍的线条，而现在，一切都被破坏了。门打开了，一道目光从门口经过，有人叫他。卡米尔来到走廊上。
两个人面对面站着，堵住了通往火葬场的道路。他们是最后入场的。卡米尔这时候正拼命往里挪动。因为就在他提出他的请求时，总检察官勒冈就从他们身边经过，他是卡米尔的密友，前分局长（抢椅子的游戏，一个升为副局长，另一个变成了分局长）。然而，大家都知道，卡米尔和勒冈比朋友更亲密，卡米尔是勒冈所有婚礼的证婚人，这是个相当重要的职责，勒冈刚刚和他的第二任妻子结了第六次婚。
实习医生是个一脸严肃的印度人，戴着一副小眼镜，他的胸牌上写着他长达六十个字母的姓。卡米尔又一次拿出他的证件，这位年轻医生研究了好一会儿，可能是在思索应该摆出一种怎样的态度来面对这样的情况。急诊室里警察并不少见，但重案组的警察就不多了。
在有些女人面前，人们很难保持冷静。警官米夏尔靠近卡米尔，非常近。她说话的时候总是这样。她皮质扶手椅般的庞大体格和范霍文的短小身材形成鲜明对比，夸张得像在演美式喜剧，但这种荒诞对这个女人并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我需要知道弗莱斯提尔女士的情况，”卡米尔指着病房门，解释说，“法官想跟她做笔录……”
所以她问：“为什么您要管这个案子？”
实习医生表示，这个问题得问他们负责人，才能决定他能做些什么说些什么。
她好像绕着自己转了老大一圈：她有一个浑圆硕大的臀部，完全和身体不成比例。分局长米夏尔，四五十岁的样子，长着一张不可信的脸，一头黑发，皮肤白皙，两颗兔子般的大门牙，鼻梁上架着一副三角框眼镜，表明她是一个位高权重的女人，说话掷地有声。她看上去有一副好脾气（事实上，这是个难搞的女人），聪明绝顶（破坏力更是智力的十倍），但最重要的，也是最壮观的，是她那肥硕浑圆的屁股。那让人目眩的体积不禁让人想问她是怎么承受得了的。有意思的是，米夏尔警官（这个名字让人轻易就联想到那些下流卑鄙的玩笑）有一张相当柔和的脸，一反大家对她的了解：她毋庸置疑的能力，极为敏锐的决策力，赫赫的战功。她是那种比手下员工都要勤奋操劳十倍的长官，并且乐意把自己看成领头羊。卡米尔去参加她的就职仪式时，他就清醒地意识到，除了家里的讨厌鬼嘟嘟湿（这是他养的一只小母猫，性情有点歇斯底里，他很宠溺它），如今又在办公室多了一个讨人厌的女人。
“嗯……那她的状态……她现在状态怎么样？”
“但是……为什么您要管这个案子？”警察局分局长说着转过身来。
实习医生手上拿着X射线照片和几张总结报告，但他其实并不需要，他对资料了如指掌：鼻骨碎裂，一条锁骨有裂缝，两侧碎裂，两处轻微挫伤（手腕和左脚），十指断裂，双手、手臂、双腿、肚子上布满伤口，右手上有一道很深的切口，所幸没有伤到神经，但一定的修复还是需要的，脸上一道长伤口还是很成问题，可能会留下永久疤痕，还没算上那些淤青。这些照片还只是初步的。
14:45
“这伤势已经非常严重了，但它们并没有引起神经性的紊乱，不论是精神还是身体。也没有头部裂痕，可能牙齿会有一些损伤，还要修补一下……但还不确定，还得扫描分析。一切要等到明天。”
我想象他像个土耳其人一般被12号口径猎枪打爆脑袋，让我精神重新振奋起来。22号长来复枪，或者别的什么东西，顾客做证，谁都不懂那是什么。有这样一些证人，警察们可以好好自娱自乐了。
“她会痛吗？”卡米尔问，“我这么问你，”他又很快补充道，“是因为法官要和她聊聊，您能理解吧……”
他说完便闭上了眼睛，对自己的专业性无比自信。
“她会最低限度地受罪。我们在这个领域还是有一点经验的。”
“22号长来复枪。”
卡米尔笑了，结结巴巴地道了谢。实习医生一脸狐疑地盯着他，眼神深邃，他的表情像是在说……好像卡米尔非常不专业，他简直想再看一下卡米尔的证件。但他想在他的同情心储备中挖掘一下，因为他加了一句：
老板感到自己的重要性，果断地说：
“一切恢复正常还需要点时间，血肿会慢慢消退，但还会到处留下些结痂，但……（他在他的本子上搜索着安妮的姓名）弗莱斯提尔女士已经渡过危险期，已经没有不可逆的病变了。我觉得这位病人最大的问题，已经不是身体，而是精神冲击了。我们会对她观察一两天。接下来……她可能需要一些帮助。”
还有他们登上的车！哪辆？那辆！她简直是拦下了一头狂奔的水牛！他们是用炮筒袭击她了还是怎么样？大家从车说到武器，什么口径的枪都说过了，这让人不禁想对空放一枪，好让人们闭嘴。或者直接对着人群来一枪。
建筑物的右侧没什么有用的。相反，左侧就好得多，有一个紧急出口。我很快发现，这道门几乎和莫尼尔长廊厕所的门是一模一样的。这种防火门的内部，中间有一道粗大的横杆，很容易就能用一片软金属片从外部把它撬开，让人简直忍不住要问这难道不是工程师设计来方便窃贼的吗？
酒馆老板，长着一张让人看了就想揍他的脸，说估计被抢的数额在五百万欧元左右，不能更少了。不知道他是怎么估算的这个数字，但他似乎很确定。我真想给他递上一把上了膛的莫斯伯格枪，然后把他直接扔到街区最大的珠宝店门口，当他用枪指着营业员，然后回到他的小酒馆，他可以数数他的收获，如果他能得到他所以为的三分之一，他就可以退休了。这个蠢货，因为他根本不可能得到更多。
我听着，但是什么都没听到，门太厚了。算了，我环顾了一下左右，把金属板塞进门锁里，转动，我看到眼前是一条走廊。走廊尽头，是另一条走廊。我坚定地走了几步，故意闹出一点声响，以防万一遇上什么人，于是我……来到了大厅深处，就在接待处柜台后面。可以看得出来，医院不是为杀手设计的。
我默默啜饮着我的咖啡，这是我疯狂而漫长的一天里第一次停下来休息一下。
我的右手拿着这一楼层的疏散地图。这栋楼结构复杂，前后改建、翻修了好多次，安全问题让人头痛。尤其是那些贴在墙上的地形图，从来没有人去看，如果有一天发生火灾，大家一定会后悔的。但当真的有人去看，比如现在这样，便会感到背脊发凉……尤其是在医院。我觉得即便大家已经很疲倦，但在面对一个果决又带着莫斯伯格猎枪的男人，还是知道一下地形图比较合适。
小酒馆经历了它存在至今最为重大的时刻之一。这样的抢劫案，可以说是百年难遇的了，关于这一点，谁都不会有异议，即便什么过程都没看到的人也表示赞同。收集证词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人们看到一个女孩，也有人说两个女孩，或者一个女人；有人说带着武器，有人说没有，她赤手空拳地在那里尖叫。这不是珠宝店的女老板吗？不，是她女儿！啊，是吗？从没听说她有女儿，你确定吗？一个劫匪留在车里，什么型号的车子？答案几乎涵盖了所有在法国能买到的外国汽车的品牌。
无所谓了。
14:20
我拿出手机，拍了一下地图的照片。所有的楼层都因为电梯和水管的原因看起来差不多，我们都是它的囚徒。
在总检察官勒冈身边一摇一晃地走着的是现在的分局长米夏尔女士，让人不得不说的是，她简直是只呆头鹅。
回到车上，我陷入沉思，没有估计好风险，这正是可能会让你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东西。
以前勒冈做警察局分局长的时候，卡米尔只要动动小指头就能得到他想要的，而现在则麻烦多了。
18:45
“好了，我们过去吧。”
来到安妮的房间里，卡米尔没有开灯，他就坐在他的椅子上，坐在昏暗里（医院里的椅子都太高了），试图回过神来。一切来得太猝不及防了。
在人群里，他的视线搜寻着勒冈，并且毫不费力地找到了他。他不可能会看不见勒冈，他是个彪形大汉。
安妮发出了鼾声。她睡觉时总是有轻微的呼噜声，这取决于她的睡姿。她知道自己打鼾后，羞得满脸通红。今天，她满脸都是血肿，但平常，她脸红起来非常迷人。她皮肤白里透红，上面有一些淡淡的小雀斑，只有在她尴尬时或者别的一些情况下才会显现出来。
“这一切结束之后，我希望你能调查一下。悄悄地……你知道，现在事情还没有交给我们……”卡米尔终于把目光转向他的助手，“我们需要抓紧时间，你懂吗？”
卡米尔经常对她说：
卡米尔指指墓地，殡仪馆的入口。
“你不是打呼噜，你只是呼吸比较重，和打呼噜没关系。”
路易相当惊讶。他的部门一般不负责这类事件的，抢劫案不是范霍文警官的专长。与此同时，路易又像在对自己说，为什么不呢。他和卡米尔共事很久了，他能感觉出事态不妙。他表达惊讶的方式，是低头看他的鞋子（擦得发亮的克罗凯特-琼斯英国老牌手工皮鞋）和一个几乎不会被发现的微妙的低声干咳。这可以说是他能表达的最大情绪了。
她微红着脸胡乱摆弄着头发，想装作淡定的样子。
“没有……好吧，总之还没死……”
“等你不再看我缺点都是优点的时候，你就会说真话了。”
是，也不是，毕竟安妮还活着。卡米尔看着前方，像是眼前有一层雾气，眉头紧锁。
她总是这样，时不时地提一下他们总会分开。她说这话的语气和她说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没什么区别，好像他们分不分开也没什么太大区别一样。卡米尔因为她这种方式而感到安心。鳏夫的本能反应，也是抑郁病人的本能反应。他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抑郁着，但他依然是鳏夫。自从安妮来了以后，这件事也似乎不那么清晰，也不那么正式了。他们一起前行，在一段他们也不知道多久的时间段里，断断续续、不完全确定的时间段里。
“死了？”
“卡米尔，对不起……”
“一个女人……”
安妮刚刚重新睁开眼睛。她努力地说出每一个字。尽管她双唇肿胀，牙齿打战，但卡米尔把手指放在她唇上，立刻什么都明白了。
卡米尔点头又摇头，是的，又不完全是。
“对不起什么呢，亲爱的？”他问。
“抢劫案？”
她指指她的身体，指指这间病房，还有她环抱着卡米尔的样子，这间医院病房，他们的人生，整个世界。
路易怀疑这是不是刚刚那个问题真正的答案。
“这一切……”
“我们被卷入了一件抢劫案，是今天早上发生的，在八区……”
她目光黯然，让卡米尔想到电影里那些恐怖袭击幸存者的目光。他想握起她的手，结果抓到的都是夹板。“你应该好好休息。不会有事的，我在这里。”他这么说着，好像这能改变什么一样。尽管他被个人情绪强烈占据着，但他的职业本能也涌了上来。现在困扰着他的问题，就是莫尼尔长廊里那个杀手想杀死安妮的决心和毅力。那人前后试了四次。当然，归结于抢劫时的紧张氛围也好，恶性循环也好，但还是……
而且这件事居然比阿尔芒的死还让他心烦，一定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珠宝店，你看到或者听到其他什么吗？”卡米尔问。
路易看了看他老大，点点头，发出一声“嗯”。这是个极其细腻的男人，在他身上，“嗯”相当于他在捋刘海，右手一下，左手一下，对他来说是一种完整的肢体语言。这个“嗯”清楚地表达了：你看起来心不在焉的，一定有别的什么事。
她不确定她理解了他的问题。她说：
卡米尔点头示意——还不错。但显然，这并不是真的。他的很大一部分自己还留在医院的病房里，陪伴着半麻醉的安妮，等待着各种X光、扫描仪的检测。
“其他……什么？”
“最近好吗？”
“不，没什么。”他想挤出一个微笑，虽然没什么说服力。他把手放在她肩上。现在让她睡吧，但必须尽快让她跟他说话，必须让她和盘托出，哪怕是最细节的地方，可能他疏忽了什么。谁知道呢。
卡米尔经常问自己的问题，对他的助手来说更为合适：这家伙为什么会在警察局干？他出生在一个比“相当富裕”还富裕一点的家庭，此外，他非常聪明，一路念的都是顶尖的贵族学校。但不知为何，他就这么进了警察局，拿着和小学教师一样的微薄收入。说到底，路易还是一个浪漫主义者。
“卡米尔……”
路易赶到的时候，阿尔芒的家人已经开始进入火葬场。一身珍珠白的雨果博斯礼服，时髦优雅。“你好，路易。”路易没有回答“您好，老大”，因为卡米尔禁止他这么叫他，他说他们不是在演电视剧。
他俯下身子。
所有人中，他最思念阿尔芒。和他一起，范霍文警官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这次下葬，开启了这段一度摧毁他生活的故事的第三篇章。没有比这更脆弱的了。
“我很抱歉……”
剩下一个马勒瓦勒，卡米尔已经多年没有再见到他。被派来警察局之前，他是一个出色的新兵。路易和他是好兄弟，尽管阶层有所不同，但他们差不多同岁，性格互补。追溯到那次劫难：杀死卡米尔妻子伊琳娜的凶手，也是马勒瓦勒审问的。他倒不是特意想去做，但他还是做了。在当时，卡米尔可能会亲手杀死那个凶手，眼看就是一场天大的悲剧。但在伊琳娜死后，卡米尔的勇气被彻底击碎了，绝望吞噬了他，再然后，这就毫无意义了。
“不要再这么说了！”他温柔地说。
阿尔芒，他是因为食管癌而去世的，没什么可多说的了。
在那些绷带的缠绕下，那些肿胀的肉把整个脸都熏黑了，嘴巴形成一个巨大的黑洞，在她昏暗的房间里，安妮丑得吓人。卡米尔看着时间一点一点流逝。那些血肿，还是鼓着，不知不觉从黑色变成了蓝色，还有一些深深浅浅的紫色和黄色。他必须走了，不论他是否情愿。最让他痛苦的，是安妮的泪水，它们就像喷泉般汩汩地流个不停，即便是她睡着的时候。
路易·玛利亚尼，他的助理，还没有到。不用担心，他是个有责任心的人，他会准时到的。在他的文化中，错过一个葬礼，就好像在餐桌上打嗝一样，不可想象。
他起身，这次他决定离开。
如今，他以前团队的四个成员里，卡米尔是这片墓地中唯一一个活着的，这让他有种五味杂陈的感觉。
在这里，无论如何，他什么都做不了。他小心翼翼地关上了病房门，像是里面睡着一个孩子一样。
自己对于别人来说处于怎样的位置，这是种极为强烈的联系。
18:50
他所有的痛苦都证实了，卡米尔是阿尔芒最好的朋友。
接待处的姑娘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当终于没有那么多活儿要干的时候，她就点上几支烟。这很正常，在医院工作的人并不觉得癌症有什么稀奇。她叉着手臂抽着烟，神情悲伤。
还有，阿尔芒是个抠门到病态的家伙，这点不可否认。在这方面，没有人能想象他能做到什么程度。他向花钱，甚至更彻底地说，他向钱，发出了誓死的抵抗。卡米尔忍不住要把阿尔芒的死视作资本主义的胜利。倒不是说是这种吝啬把他们牵连起来，而是他们俩身上都有种极其微妙的东西，似乎有一种义务要和比他们强大的东西对抗。这可以说是一种残疾人之间的同情感。
绝佳的机会。沿着大楼溜进去，推开紧急出口，看一眼接待员还没有回到座位上，她正在外面的院子里，可以看见她的背影。
很多东西把阿尔芒和卡米尔两人相连。他们是一同入的职，这种年轻时期的牵连，在两人的青春都差不多耗尽时，显得越发可贵。
三步，伸出手臂，住院者记录唾手可得。
四天前，阿尔芒的死让卡米尔痛苦万分，但同时也让他解脱。几个星期又几个星期以来，卡米尔每天去看他，照顾他，陪他说话，即便他可能什么都听不到或者理解不了。卡米尔只是远远地向阿尔芒的妻子点头示意。这样一场漫长的折磨之后，所有要说的话都已经说了。对阿尔芒的妻子和孩子，卡米尔再没有什么话可说了，他甚至可以不用出席，他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给予阿尔芒了。
这里，药物倒是都上了锁，但病人信息却近在手边。如果你是护士，你会以为危险来自疾病和药物，这没问题，大家不会想到危险来自一个商业长廊的抢劫犯。
远远地，卡米尔看到阿尔芒的亲属们：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们，他的兄弟姐妹。他们穿着简洁，毕恭毕敬，肃穆中流露出悲伤。他不知道在现实中如何打比方，但整个氛围让他想到一个十七世纪基督教贵格派家庭。
地区：莫尼尔长廊——巴黎第八区
秋日的天空就像是为了迎合这个墓地而上了色。人山人海。这就是在职公务员的优势，总是有一队一队的代表团来参加葬礼，很快就挤满了人。
车号：医疗急救车LR-453
14:15
抵达时间：10:44
真是一群蠢蛋。
名字：安妮·弗莱斯提尔
我很谨慎，远离出口，我待在酒馆最深处人最多的地方，隐没在人群里，静静听着。
房间：224
对着一个从头到脚流着血的女人开了几枪后，携着价值五万多欧元的珠宝坐着越野车绝尘而去，显然，再次回到现场难免会让你“追忆似水年华”般的思绪万千。当然，也不是太令人不适。当事情有所进展时，人总是身心轻盈的。乔治-弗朗德林街上的一家小酒馆，就在莫尼尔长廊的出口。绝好的位置。那边也有骚动！大家聚在一起讨论不休。很简单，大家什么都看到了，什么都听到了，什么都知道。
出生时间：未知
理论上来说，道路封闭了，但这不影响行人从人行道上通行。命令是只让这一片的居民通行，但没有用，所有人都借口自己是居民，因为大家都想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警车、卡车、技术员、摩托车，全都聚集在香榭丽舍大街。人群从两端会聚过来，两个小时时间，从协和广场到星形广场，从马勒泽步大街到东京宫，全部都封闭了。想想自己能够造成这么大的场面，也是让人心潮澎湃。
地址：枫丹欧华街26号
人性就是这样，一起事故，众人围观。只要有一个警车旋闪灯，或者有一点血痕，就一定有人围观。而这一次，围观的人格外多。可想而知，毕竟是巴黎市中心的一场抢劫，加上枪击。况且在市中心的集市，人本来就多。
转移：未知
14:00
预检：扫描
然后他把樊尔文拼写了一遍。
治疗：等待
卡米尔回答：“是的，就是这样。樊尔文。”
手术：Gd-11.5
“您是说樊尔文？”女警员又执着地问了一遍。
回到停车场。接待员已经又点上了一支烟，我有充分的时间可以把资料整个复印一份。
愠怒过后回想起来，这种无知对卡米尔来说可能是这一天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好消息了。
224号房，二楼。
因为范霍文，这本就不是一个常见的姓氏，在警察圈子里就更罕见了。更何况，卡米尔是那种让人过目不忘的警官：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短小身材，也是因为他的个人经历，因为他的名声，因为他去世的妻子伊琳娜，因为他曾经的丰功伟绩，因为这一切。对于不少人来说，他就像是那种“电视上才能见到的”人。在几次重要露面中，那些摄影师喜欢抓捕他猎鹰般犀利的眼神和他闪闪发光的脑袋。但范霍文，警官，电视，这一切辅助信息并没有任何帮助，女警员居然还请他拼写他的名字。
回到车上，我拿出莫斯伯格，像个乡巴佬在膝盖上擦了一下。我想知道她会不会被转移到特殊病房，还是会一直待在这里，这关系到我的车费。
卡米尔这时候突然顿住了，一种本能反应。
如果说涉及到钱，那还真是不少。这种事情就是这样，要不你就全都吃进，要不你就一无所获。需要准备的东西太多，我现在不能因为任何疏忽而让整个行动毁于一旦。
她问了卡米尔的全名，用作笔录。她发音“烦啊烦”，卡米尔纠正她，是“范霍文”。短暂的沉默之后，她请他拼读一下。
我的电话上，紧急疏散地图更加确认了没有人会对这栋房子的结构有任何概念。这是一种星形结构，几道边被折叠起来，从一侧拿着它，你就会看到一个多边形，把它转一下，你会看到一个骷髅，就像孩子们的找狼游戏里的图画一般。对于一栋作为医院的建筑来说，简直繁复得夸张。
然后他们就转向了最常拨打的电话，于是看到了卡米尔的号码，在联系人的顶端。
重点还不在这里。如果我的推断正确的话，我可以坐电梯到224房间，等我到了二楼，房间就在十米之内。至于出口，就要选择一条更加复杂的路径，搞乱线索，上一层楼，穿过走廊，再上一层楼，在神经外科的房间之后，三扇连续的门，然后坐对面的电梯到接待处，离紧急出口只有二十步路的距离，接下来就是绕个大弯，从停车场回到车上。最好早点起来，好在这里有充分的摸索时间。
“我们已经打过她家电话，但是没有人接听。”
还有一种可能，她已经被转移了。这种情况下，最好在这里等着。我知道她名字，最准确的方式就是去问询处。
女警员解释说安妮身上什么证件都没有，也没有包，他们只在她的手机里找到她的名字和地址。
我得找电话，然后打到医院问询处。
有人开枪？对着安妮？在一次武装袭击中？事情是这样断断续续被表述的，理解起来并不那么容易，也很难想象。安妮和“武装袭击”听起来像是两个距离十万八千里的概念……
按1，按2，太痛苦了。莫斯伯格相对来说就快得多。
“武装袭击，有人开了枪。弗莱斯提尔小姐没有被子弹击中，但她被蹂躏了。她被送到了急诊室。”
19:30
女警员也不知道更多了，她拿来一份报告读了一遍，让人不禁想问问她自己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卡米尔一整天都没进过办公室，他在路上打电话给路易，让他概述今天的案子。目前为止，他们有：一个被勒死的异装癖，一个可能是自杀的德国游客，一个骑摩托车的男人被另一个骑着摩托车的男人刺死，一个艾滋病病人在一家健身房的地下室放光了自己的血，一个年轻的瘾君子在十三区的下水道被人打捞起来，还有一起情杀，犯罪人刚刚来认了罪，他已经七十一岁了。卡米尔听着，给出指令，批准行动，但他有点心不在焉。路易，他还是按部就班地完成着日常事务。
“什么意思，被人蹂躏？”
当他终于讲述完毕，卡米尔几乎什么都没有记住。
然而在早晨的电话之后，他还是本能地做出了初步的行动，尽管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安妮在八区的一起武装袭击中受伤并遭遇了性骚扰。”警察局的女警员在电话中这样说道。卡米尔喜欢这个词：“性骚扰”。在警察局，大家对此喜闻乐见。大家还喜欢“可疑分子”和“明文规定”，但是“蹂躏”则受欢迎得多。简简单单两个音节，就涵盖了人群中的推推搡搡到香烟店的一路尾随，谈话者都明白他想要的是什么，没有比这更方便的了。
如果要他做一下总结，他一定会说：真是损失惨重啊！
什么行动的尝试都没有。
他停了一下，权衡了一下情形。他把自己推进了一个火坑。他已经向分局长女士撒了谎，说自己有个不存在的线人，他还向组织撒谎，给了警察局一个假名字，以便负责一个牵涉他个人的案件……
他只是不能什么行动都没有，就这样坐以待毙。
更糟糕的是，他是主要受害者的情人。
就是这样一种重复，让他湿了眼眶。在伊琳娜死后……这两种情况并没有什么相似。伊琳娜是因为个人原因被人盯上暗杀的，而安妮只是在一个不恰当的时候遇上了那群浑蛋，但在这种时刻，卡米尔没法理清情绪。
这位主要受害人还是一起严重抢劫杀人案的第一目击证人……
他还不知道她是怎么死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有人想杀死她。
当他想到这一切关联，一系列的愚蠢决定所带来的这一系列悲惨境遇，这和他的经验不完全相符，他自己都感到震惊。他感觉自己成了自己的囚徒。成了自己强烈情绪的囚徒。他整个人就像没了智商，他感觉自己不再信任任何人，包括他自己，尤其是他自己。毕竟，人没有办法超越他自己，他已经堕落到只能对自己听之任之。本能有时候有它的特殊性，这一次，它变成了一种热切的渴望，超出了卡米尔本身，蒙蔽了他的理性。
他看到了她死去的样子。
他的态度的愚蠢程度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事情的复杂程度。这些家伙下车准备抢劫，不巧被安妮赶上了，并且看到了他们的脸。他们揍了她，一路把她拖到珠宝店门口，就是在这里她滋生了要逃跑的念头。这也是她到最后都一直试图做的。那个放风的对着她猝不及防地开了一枪，没有打中，在他想补一枪的时候，他的同伙拦住了他，该是时候带着武器离开现场了。在弗朗德林街他有最后一个机会，但他同伙又一次妨碍了他，可以说是真正救了安妮的命。
他烦躁地走下医院的台阶，眼前又浮现了安妮的脸，眼圈发黄，满脸淤青、浮肿。
这家伙的凶残让人震惊，但那种凶残可能是由于紧张的氛围，他追着安妮跑，因为她就在射击范围内。
如果你觉得这些话太过夸张，那是因为你没有害死过你所爱的人。我保证，这会带来质的改变。
现在，事情已经尘埃落定了。
他需要采取行动，因为他无法想象这件事对他们的关系带来的后果。他们的关系，可以说是伊琳娜死去之后唯一为他的生命重新赋予意义的事情。
那些劫匪应该已经跑远了。很难想象他们就窥伺在某个角落。有这样的武器傍身，他们可以去任何地方，最多有一些选择障碍罢了。
就好像他自己的生命被这件事情威胁到了。
他们能否被抓获，取决于安妮的辨识能力，是不是能至少认出一个劫匪来。接下来，就是老套路。凭着现有的方法，随着每天越来越多的案件堆积起来，三十分之一的概率可以迅速找到他们，百分之一的机会能在一个合理的期限内找到他们，千分之一的机会能突然有一天凭运气或者说凭奇迹找到他们。在以上任何一种情况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事情已经完结了。今天抢劫案不少，如果没有立马找到作案者，作为专业劫匪，他们绝对有本事人间蒸发。
今天，关于安妮（她不是他第二任妻子，但他不知道用什么词去定义），关于她，也不是这样，不是一种复仇情绪。
所以，卡米尔说想最好的方法就是在事情变得连勒冈都不能控制之前尽快停止这一切。在他手下，还是由他说了算的，没问题。对他撒点小谎，也没什么。但他是总督，如果这个案子脱了他的手，那就什么都做不了了。如果卡米尔跟他解释，勒冈会跟分局长米夏尔打声招呼，她会很乐意讨好一下她的领导。她基本上把以后说不定能用上的人情当作一种投资。一定要在佩莱拉法官开始操心之前把一切停下。
他像所有人一样，不是没有仇恨，但就举一个例子，布依松，那个四年前杀死他第一任妻子的男人，他一直活着，而卡米尔也从没想过在他坐牢的时候买凶杀死他，尽管他在警察局有那么多关系，对他来说可谓轻而易举。
卡米尔为这种诱惑、愤怒、盲目而疯狂辩护，平时没有人会在他身上看到这些特质。
不得不说的是，卡米尔完全不是一个复仇者。
他为他的决定松了一口气。
他什么都想知道，立刻知道，他必须第一个知道……
停下一切。
一走出急诊室，他就沸腾了。
让别人来负责找到那些劫匪，他的同事们都很厉害。他应该花时间陪伴安妮，安抚她，照顾她，这正是她现在最需要的。
事实上，除了一些大体情况，没有人知道别的信息，没有办法顺藤摸瓜。卡米尔眼前浮现的，只有安妮不成人形的模样，这对于一个受过情感创伤、心灵已经千疮百孔的男人来说太过刺激，这个场面激起了他本能的愤怒。
何况，他比别人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走出医院时，他还是什么信息都没有得到，除了人们在电话和医院里给他的一些解释。
“让我们来看看……”
然而二十四小时，对于卡米尔这样的男人来说已经足以毁灭世界。
卡米尔走近接待员。
要知道，他不得不等待二十四小时。
“两件事，”她说，“治疗单您已经揣在口袋里了。在我看来，您漫不经心，但这里的管理可精心多了，您知道我的意思吧。”
他还没有从他之前的悲痛中走出来，护士就过来提醒他探访时间已经到了。她十分小心，只要卡米尔在房间里，她就不会离开房间。她的胸章上写着“佛罗伦丝”。她双手背在身后，结合了一种强硬又恭敬的态度，脸上带着表示理解的微笑，但因为胶原蛋白和玻尿酸而显得虚伪做作。卡米尔本想一直待到安妮可以和他讲话，他迫切地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但他无计可施，只能等待。该离开了，安妮需要休息。卡米尔走了出去。
卡米尔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单子，因为没有安妮的社保号码，治疗的行政手续没有完成。接待员指指角落一张污迹斑斑的海报，用玻璃胶粘在窗户上，已经撕碎了一半，她背诵着上面的口号：
有时候她突然醒过来，发出轻轻的叫声，环顾四周，卡米尔在她身上看到了阿尔芒死前几星期里脸上的神情：那种说不明道不清的表情，以前从没出现过，这是一种灵魂深处的僵死，一种自我意识的丧失。太不公平了。
“在医院，档案钥匙就是身份。他们甚至还安排我们接受相关培训，您想想这事儿多重要吧。唯一的缺点就是档案实在太多了，有上百万份。”
这就是几分钟之后让卡米尔火冒三丈的原因。
卡米尔做了个手势，表示他理解，他必须回到安妮身边。他点点头，毕竟这些事情关他什么事儿呢……
卡米尔看着她，握着她的手，不安地听着她的呼吸声，试图与他记忆中她往日熟睡时的呼吸声做对比。他想起那些看着她入睡的时光。最初，他甚至会半夜爬起来看她，画她那游泳健将般的侧脸。因为在白天，他无法准确勾勒出她脸庞的精妙。他就这样画了不少她的速写，不眠不休地试图解读她的嘴唇，她的眼睑，解读这种纯净。或者速写她在洗澡被突袭时的剪影。正是在他无数次的失败中，他明白了安妮的重要性：如果说不论是谁，他都能在几分钟后像照相一般准确描绘出对方的特点，那么安妮身上，则有一种顽强的、不可捕捉的特质，每次都能逃过他犀利的眼光、他丰富的经验和他细致入微的观察。而现在，这个女人躺在那里，浑身浮肿，缠满绷带，像个木乃伊，不再有那种魔力，她只剩一副躯壳，一个丑陋的身体，毫无美感。
“另外，”接待员又重新说道（她试图做一个挑衅的表情，那种魅惑的小女人的样子，完全失败），“至于那些违警罚单，”她问，“您能管管吗，还是我要求太多了？”
就是这样。
该死的职业。
她可能睡着了，不得而知。她慢慢转过身，平躺下来，双眼紧闭，然后一动不动。
卡米尔已经精疲力竭，但他还是伸出了手。宿命啊。女孩说一会儿就好。她打开抽屉，至少四十张违警罚单，她微笑了一下，像是在炫耀什么战利品，咧着一口歪歪斜斜的牙齿。
没有回答。他待在那里，不知所措。过了很久，安妮摇摇头，不知道她是对什么说不，或许是对整个这一切，对现在所发生的，对已经发生的，对这猝不及防降临到生命的荒诞，对这种让受害者忍不住要去赋予一种意义的不公正。现在还无法和她对话，为时过早。他们不在一个频率。于是他们沉默。
“好吧，”她笑得一脸谄媚，“这会儿我得值夜班了……但也不是每天。”
“你希望我待着吗？”他问道。
“知道了。”卡米尔说。
但是安妮的精神已经飘到了别处。她把头扭到了一边，像是觉得羞于见人，所以她讲的话就更听不清了。卡米尔觉得自己听到的是“不要这样”，她不希望有人看见这个样子的她。她完全扭过了头去。卡米尔把手放在她肩膀上，但是安妮没有任何反应，保持着一种拒绝的姿态，只是她的背影勾勒出她无声的啜泣。
该死的职业。
“我们还不知道……你冷静一点，”卡米尔低声说，“没事的……”
他的口袋已经塞不下那些违警罚单了，他把它们分了分，左边塞一点，右边塞一点。每次玻璃门打开时，外面的空气就会闯进来抽打卡米尔，但他还是清醒不过来。
这是卡米尔觉得自己听到的问题。安妮的眼泪又一次流了下来，好像这些眼泪是独立于安妮而自己存在的，它们就这样冒出来，流下来，并没有什么逻辑。安妮的脸，除了静默的呆滞，毫无其他表述。
卡米尔太累了。
“……要做手术？”
“这两天没有预计的转院记录在案。”接待员姑娘在电话里说道。我不可能在停车场等个两天两夜。我已经等得够久了。
此外，尽管很难，她还是试图在说话时遮住她的嘴。用她的手背。但通常都是以失败告终，现在她的嘴就像个巨大的窟窿，凹陷在浮肿发青的嘴唇中间。
差不多晚上八点了。对于警察来说，这个时间出现在医院有点奇怪。他正准备出门，但他突然陷入了沉思，他看着那些玻璃门，一脸漠然。他随时都会离开这个地方。
她左右摇着头，声音几乎不可辨认。她碎了三颗门牙，这使她说话发出嘘嘘声，当她张开嘴，安妮瞬间像是老了三十岁，活像是《悲惨世界》中受尽折磨的芳汀。她磨着护士给她一面镜子，但没有人敢给她。
时机到了。
“卡米尔……”她说。
我出发了，我会把车停在另一端，没有人在那里站岗，离入口很远，就靠着围墙，离紧急出口两步路的距离。如果运气好，我可以从这里逃出来。但我并不指望，因为我觉得自己并不是很在状态……
安妮的眉毛稍稍抬起，眼睛因为恐惧瞪得浑圆，好像打她的男人又出现在了眼前，重新举起枪托狠狠揍她。卡米尔伸出手，搭在安妮肩膀上，安妮立马夸张地惊跳起来，发出一声尖叫。
我悄悄从车里溜出来，重新穿过停车场，靠停着的车辆做掩护，很快到了紧急出口。
“抓住”，他理解到：“被打”“狠狠地”。
就是这条走廊。没有任何人。
卡米尔凑近她，仔细地听她说话，做出听懂了的样子，试图挤出一丝微笑。安妮像是嘴里含着热豆腐一般，口齿含糊。他只能抓到几个不成形的音节，但他集中精力，几分钟后，他开始能猜到一些词，推断出一些意思……从精神上，他试图理解着她。那么快就适应一切，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有时候，这让人沮丧。
我远远地看到一个背影，是那个小警察，他还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
事情接二连三猝不及防，她仍然处于惊讶状态，就像事情刚刚发生一般。
他很快就会有别的东西要思考了，我会把他带去见上帝，不会拖太久的。
“……碎……金……”
19:45
卡米尔打断了她。安妮试图说话，他把手放在她床单上试图安抚她，他甚至不敢触碰她。安妮一下子变得很紧张、焦躁，他想做些什么，却不知道该怎么做。打电话吗？安妮的眼神看起来非常焦躁，她一定是急迫地想表达什么。
当他推开通往停车场的玻璃门时，卡米尔又想起警察局给他打的电话，突然意识到他们已经知道他是安妮最亲近的人。很显然，这不是真的，但无论如何，他们通知的是他，由他来通知其他人。
“我痛……”
“什么其他人？”他问自己。他再琢磨也没用，他不认识安妮生命中的“其他人”。他遇到过她的几个同事，他想起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头发掉了不少，两只疲惫的大眼睛，总是迈着不大不小的步子，看上去瑟瑟发抖。“一位同事……”安妮说。卡米尔思索着她的名字。莎拉，莎红……莎华，他想起来了。他们当时走在街上，她穿着一件蓝色大衣。她们互相默契地使了个眼色，微笑了一下。卡米尔觉得她很迷人。安妮转过头：“一个难缠的女人……”她笑着轻声说道。
她歪斜着脑袋，用沙哑的嗓音试图说话。她的舌头肿胀得发沉，非常痛苦，她狠狠地咬着自己的舌头，根本说不清楚话，上下唇无法合拢。
他总是打安妮的手机。离开医院之前，他找着安妮的工作电话。已经晚上八点了，但还是要试试。一个女人的声音：
当她看到卡米尔出现在门口，她试图向他伸出手去，眼眶中泪水开始打转，一瞬间好像又没了力气，她闭上眼睛，又重新睁开，依然双眸无神，模糊蒙眬，甚至丢失了原本漂亮的浅绿色。
“威尔蒂格·施文戴尔，您好。我们的办公室……”
他一眼就看见安妮的整个脑袋被缠上了绷带，像是被卡车碾压了一般。右半边脸已经完全被肿起的淤青占领，以至于根本看不见她的双眼，它们像是深深陷进了她的脑袋。左半边脸上有一条长十几厘米的伤口，伤口的边缘血色混着脓黄色，布满着缝补的线头。她的嘴唇全都开裂、肿胀、眼皮发青、浮肿。鼻骨断裂，体积变大了两倍。下齿龈已经碰到了上嘴唇，安妮微张着嘴，口水流个不停。她看上去就像一位老妪。被褥上是她缠满绷带的双臂，左臂一直缠到手指，十指外面还包裹着夹板。右手缠的绷带稍微少一些，包着一道更深的缝合好的伤口。
卡米尔感到一阵肾上腺素涌出。一瞬间，他相信这是安妮的声音。他崩溃了，因为这样的情况在他和伊琳娜身上也发生过。她去世后一个月，他不小心打了他们家的电话，一下听到伊琳娜的声音：“您好，您正在拨打的是卡米尔和伊琳娜·范霍文家的电话。我们现在不在家，因为……”晴天霹雳，他开始啜泣。
他推开门，在门口停了几秒。看见这样的安妮，他几乎崩溃。
留个言吧。他结结巴巴：我打电话给您是为了安妮·弗莱斯提尔的事，她住院了，她不能……（什么？）继续工作……不能那么快恢复工作。是一起意外……不是很严重。总之，如果（怎么办？），她会很快再打给你们的……如果她有力气的话。一个笨拙、冗长的报告。他挂了电话。
事实上，安妮的状况是极其糟糕。她太虚弱了，都无法接受调查。负责问询的警察说，他们会再打电话来，一旦情况允许，他们会过来做笔录。卡米尔花了几分钟的时间和负责这一楼层的护士商讨了一下。这是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嘴唇丰满，右眼一跳一跳的。他最终获得了进入房间做笔录的权利，但不能待太久。
他一下子对自己又气又恼。
但是安妮没有死。“她被袭击了，刚刚被送进医院。”从工作人员的声音听来，卡米尔立马就懂了，安妮的状况很糟糕。
他转身，接待员看着他，像是在笑他。
阿尔芒的葬礼开始前两个小时，有人打电话问卡米尔认不认识一个叫安妮·弗莱斯提尔的人。他的电话号码，是她通话记录里最近一个拨打的。这通电话让卡米尔背脊发凉，人们就是以这种方式得知亲朋好友的死讯的。
20:00
11:45
终于到了二楼。
要尊重这样的传统。
楼梯就在右边。所有人都喜欢坐电梯，从来没有人走楼梯。尤其是在医院，大家都想省点力气。
总之，权衡一下事态，似乎杀人犯们总是会回到案发现场。
莫斯伯格配了四十五厘米的枪管，上面覆盖着一层细密的灰尘。手枪式的枪柄，让它可以轻轻松松藏进雨披内侧的大口袋里。这让人走路姿势有点僵硬，像个机器人，看上去有点紧张。因为必须把枪紧紧贴住自己的大腿，没有别的办法，必须随时做好开枪或者逃跑的准备，或者开完枪，就逃跑。不管怎么做，关键是要快准狠，而且目标明确。
把两个装满珠宝的袋子存放在火车北站的一个寄存箱里，会有人来取货的。钥匙放在马镇塔大道的一个信箱里。
小警察下了楼，她一个人在房间里。如果他还没走远，那么在楼下，他就会听到上面的喧哗，他必须挣扎着回到楼上，不然就是严重失职。我对他的职业前景并不看好。
只需要拾起袋子，走到巷子尽头，跳上那辆租来的车。事实上，一切远远没有结束。再仔细想一想，一切几乎只是开始。必须有个了断。拿出手机，拨通引爆炸药装置的号码，爆炸声在这里都能听到。我离得还是相对比较远的，但借来的小车在气流的作用下颤抖了几下。四十米开外。这炸弹真厉害！对于那些土耳其人来说，这可以直接送他们去见“真主安拉”。他们将可以随意摆弄那些处女，那些蠢货。一串黑烟从屋顶升腾起来。这里几乎都被围了起来，征购来重建一座城。总之，我刚刚帮了这个社区一把。这是怎样的一个人，才能同时是强盗，又那么有服务大众的精神呢？消防员三十秒内就会赶来。不要浪费时间。
到了一楼。从走廊穿过大楼，到打对面的楼梯，上到二楼。
现在不能再拖了。把两个袋子放在边上，摸出正确的钥匙，打开车库，把大个子拖进车库，把车子和那个已经身首异处的小个子一起弄进车库——我要从另一个的尸体上跨过去，但不重要，反正他也不可能记仇，把门关上，搞定。
公共服务的优势在于，他们有太多的工作，没有人会注意你。在走廊里，那些悲恸的亲属，焦躁的朋友，都在踮着脚进出房间，像在教堂一样。医院给人一种威慑力，大家在走廊上遇到值班护士，也不敢上前搭话。
莫斯伯格的确会发出一点噪声，但之后，多么安静！
走廊空荡荡的，像一条林荫大道。
莫斯伯格500是一种七发猎枪。除了像土狼和印加人一般号叫，他们更该好好清点一下自己的装备。他们很快会明白：如果你不擅长钳工，那么你最好擅长算术，因为一旦我走出车门，只要往前够到铁卷帘，轻轻推开司机，就可以占得他的位置——嘴上说着“让我试试”——当我转过来，我就站在理想位置了。枪里只有一颗子弹，可以把司机一枪就弹在混凝土墙上。对那个小个子男人来说，只用轻轻转动枪杆，子弹穿过挡风玻璃打爆他的脑袋，才是种真正的解脱。迅猛一击，挡风玻璃爆炸了，两侧的玻璃上沾满了血，什么都看不清了，必须凑近了才能查看结果：脑袋被炸飞了，什么都不剩下，只有脖子，和脖子下面的身体在那儿晃动着，像只被砍了脑袋的鸡，它们还是在那里惯性地奔跑着。土耳其人，也差不多是这样。
224房间在另一端，理想的位置，可以最大限度地休息。说到休息，我要去好好地帮她一把。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意外，又一个意外，众多意外之一。这一次，小个子男人已经快中风了。一切都和预想的不同，他感觉自己被骗了，被出卖了，“该死的法国人”。必须表现出一种惊愕的表情。这该死的门就是不开，他不能理解，本不该有问题的，甚至在昨天他们还一起试验过。我冷静地走出车子，惊讶又尴尬。
离房间只有几步之遥了。
这时候，司机已经从车里下来，他努力开了几次锁，但就是打不开车库的铁卷帘。他试图从各个方向扭转钥匙，震惊地转向车子，看起来一脸疑惑。他又试了一次，车子发出了雷鸣般的轰隆声，随着马达转动，他汗如雨下。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不太可能被人发现，但我不想停留太久。
必须小心翼翼地开门。一杆短柄猎枪突然对着医院走廊的地面来一枪，会立马就引起骚动，大家会瞬间愣住。门把手带着一种柔和的弧度，右脚进门，莫斯伯格从一只手到另一只，雨衣完全敞开。她躺在床上，我站在门口看到她的双脚，像是死人的脚，一动不动，像是被遗弃了一般。我轻轻往里凑近一些，看到了她整个身子……
郊区景色在车窗外飞过。他还有什么可咆哮的，这个奥斯曼人，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他的咆哮，当车子开到车库前时，车里的气氛简直是凝滞的，像是要末日审判一般。小个子男人问了一个问题，不依不饶地问了好几次。为了表达自己的攻击性，他蜷曲食指，在另一个握紧的拳头上敲击。这个姿势可能在伊兹密尔有一个明显的含义，但在巴黎北郊圣旺，还是让人有些不解。但还是大致可以猜到一点主要意思，它带着一种不服和威胁，逼着人点头表示同意。但这的确可以说不是在撒谎，因为大家很快就会达成一致的。
妈的，这张脸！
事情没有完全按照预计的进展，但大体上目标还是得到了实现，这才是最重要的。两个大袋子躺在地上。“足够衣食无忧了。而且这还只是个开始，要是一切顺利，我还要更进一步，搞到更多袋子。”土耳其人也斜眼看着那些袋子，和他的兄弟说话，他们看起来达成了一致，司机也频频点头。他们旁若无人地交谈着，要求着各自应得的分赃份额。与其说是要求，不如说是做梦。时不时地，那个脾气暴躁的小个子男人便停下来跟我说话。我只听懂两三个字：“生面团”“分赃”。让人忍不住要问他们是哪里学的法语，他们在法国才二十四小时……土耳其人可能天生有语言天赋，天知道。无所谓了。现在，只需要表现得一脸迷惑，稍稍弓个背，对老大带着抱歉的微笑点点头，反正已经到了巴黎北郊几十公里，没什么问题了。
我真是费了不少劲啊。
没完没了的唠叨，让人疲倦。男人也骂累了，想着还不如省点力气，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有突发事件。
她侧着脑袋睡着，流着口水，眼皮像是羊皮水壶一般肿着，不再是那种让人看了就想引诱的女人。我只想到一个说法，“整个脑袋都变方了”。简直太准确、太形象生动了。她的脸简直成了一大块，像个鞋盒，可能是因为绷带的关系，但仅看皮肤的颜色就已经令人震慑。像是羊皮卷，又像牛皮纸，整个都肿了起来。一时半会儿她可能出不了院。
“实在是烦人。幸好我是个冷静的人，要是我也激动起来，事情不知道要恶化成什么样子了。”
先待在门口不动，最重要的是，把枪拿出来摆好。
情绪最激动的是那个小弟弟。他生性好斗，脸色黝黑，神情凶狠，性情多疑。他话很多，总是竖着食指耀武扬威，让人生厌。作为西班牙人，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也不难猜：他们叫我们来是干一场迅猛又漂亮的抢劫的，结果我们却开始了一场没完没了的枪战。他摊开宽大厚实的双手：如果我没拦住你呢？一个胖天使就要飘浮在车里了。与其说是问问题，不如说他早已有了答案，他更像是在问：如果那女人死了，要怎么办？所以他怒不可遏了：我们是去抢劫的，不是去杀人的。
我也是有备而来的。
那个高个子男人，一脸顽固，小心翼翼地穿过星形广场，一路驶过大军团大道，紧紧捏着方向盘。他紧皱着眉头，想表现出他的情绪，也可能是出于一种文化传统。
尽管大门对着走廊大开，她还是继续睡着。这样不受到欢迎，看来的确得移动一下了。通常情况下，那些重伤病人都有点像野兽，他们对事物有一种敏锐的感知力。她会醒过来的，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这是一种生物的自我保全本能。她的目光会落在这杆枪上，他们已经很熟了，她和这杆枪简直是老朋友了。
一点都不爽。
一旦她看到我们，这杆莫斯伯格和我，就会立刻被吓到。这是必然的。她会开始激动，在她的枕头上直挺挺地僵在那边，脑袋左右晃动。
那群土耳其人非常不爽。
她会开始扯开嗓门大叫。
10:40
正常情况下，鉴于她的下颌严重受伤，她应该没有办法很好地发音讲话。她能发出的全部叫喊，可能也不过就是“呜呼”，也可能是“嗯嗯”，总之就是这样的一些声音。但因为说不清楚，可能她会喊得更响，声嘶力竭地喊，总能招来一些什么工作人员。如果真是这样，在事情变严重之前，做手势让她闭嘴，“嘘”，食指放在双唇前，“嘘”。她会拼了命地叫得更大声。嘘，这里是医院，妈的！
安妮躺在人行道上，一条手臂垂到路边的水沟里，一条腿在停着的车子下。“闪闪发光，”那位老先生一定会这么说，因为她浑身被炸开的挡风玻璃碎片覆盖着，“满身都是，像是盖着雪花……”
“先生？”
车内，每个人都摔得东倒西歪，包括拿枪的那个歹徒。他开了一枪，射中了停车场里车子的车窗，安妮就在车窗边上，直直地立在那里，准备好迎接死亡。街上，大家都趴在地上，只有一位老先生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安妮瘫倒在地，司机猛踩了一下油门车子颠簸了一下，又在柏油马路上划出两道轮胎印。等到重新站起来，女理发师看到那位老先生一手扶墙，另一只手捂住自己的心脏。
走廊上，就在我身后。
拨开柏油马路上的橡胶痕迹，不难判断车子的牌子是一辆保时捷卡宴。
远远地，有个声音传来。
“司机突然急刹车，”女理发师说，“天哪！这引擎声音简直……”
我不转身，保持直立，挺直腰板。
卡米尔屏住呼吸。所以大家都同意了，除了那个司机。在卡米尔看来（他已经沉思良久），司机并不确切知道他们正在进行的已经是一桩谋杀案。从他躲起来的车里，他听到几声枪声，早已经超过他们预计的抢劫时间了。他焦躁难耐，神经质地敲打着方向盘，可能在他看到他的同伙一个推着另一个朝车子走来时，他已经在想要不要逃跑了……“有人伤亡吗？”他心里嘀咕，“多少人？”最终，两个劫匪上了车。在压力下，司机立马发动了车子，于是，在街角处——他们才开了两三百米，车子就在十字路口放慢了速度——他发现一个浑身是血的女人在人行道上蹒跚而行。那个劫匪看到了这个女人，可能是他叫司机开得慢一点，他迅速摇下车窗，可能还发出一声胜利者的欢呼：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得来全不费工夫，几乎是命运对他的呼唤，简直像是突然找到灵魂伴侣，他不敢相信，但事实就在眼前！他拿起他的枪，扛在肩上，瞄准。司机一下子意识到自己正成为谋杀犯的同伙，并且在十几个证人的注视下，更不算上来来往往可能的行人，他完全不自知，但他已经被牵连进去。抢劫案已经变成了一场彻底的灾难。他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您找谁？”
“我看到猎枪口从车窗里边探出来，那位女士也看到了。我们都亲眼看着枪一点一点探出来，除了那位女士，因为她在对面，您明白的吧？”
这里平时没有人管事，但一旦你带着一把猎枪出现，你的身后就会突然出现一位热心的工作人员。
他意识到自己说的话好像有点荒谬。但是卡米尔可以理解，他想说，在安妮身上有种巨大的疲惫笼罩着她。现在，在她所经历的一切之后，她已经做好了去死的准备。大家好像都同意这种说法，安妮，开枪的男人，老先生，命运，所有人。甚至那个小个子女理发师：
我抬头看看房间号，像是发现自己犯了个错一样，护士已经靠近了我。我没有转身，而是结结巴巴地说：
“她看了看车子……”老先生说，“我不知道怎么说……像是，她早就等着了。”
“我搞错了……”
看着他的受害者就在自己几米之外，几次失手的男人忍不住想再一次举起猎枪，好让事情结束得干干净净。当车子驶过安妮身边时，车窗被摇了下来，武器又一次指向了她，这一切来得太猝不及防了，她意识到有武器指着自己，但她却不知道该做什么反应。
一切的关键在于，保持冷静。不论是你要搞一次抢劫，还是你要友好拜访下一位急诊室的病人，关键都是保持冷静。我脑海中清晰地浮现出那张紧急疏散地图。必须找到楼梯，然后上一层楼，接着，就在左边。最好加快速度，因为如果现在就要转身，我就不得不抽出莫斯伯格，扣动扳机，帮助公立医院清理一位护士。说得好像公立医院人员饱和一样。所以要赶紧走。但首先，上膛。谁都说不清楚下一秒会怎样。
就朝着安妮的方向。
然而如果要上膛，必须把两只手都放在身前。这会造成一个特别的响声，这样的武器太重金属了，在医院走廊里，它的回声会让人非常不安。
别问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右边是达米亚妮大街，安妮出现两三秒后，劫匪的车就飞速驶过。
“电梯在那边……”
然后，她又转向右边。
就在武器发出声响的时候，那个声音也响起了，随即是令人焦虑的寂静。声音年轻，清脆，但有点困惑，像是飘在空中却突然被抓住了一般。
那位老先生叫道：“女士！”他不敢碰她，她像是在梦游一般，他只好看着她走过去，安妮又向前移动了一点。
“先生！”
他完全变了一副样子。这是一位老先生，面容平静，脖子细得吓人，目光有点浑浊。白内障，卡米尔心想，就像他父亲临终前的模样。他每说一句话，就陷入一阵沉思。他双眼盯着卡米尔，眼睛像是蒙了一层雾，停了一会儿，又开始诉说。他一脸无奈，摊开双臂，那双手臂也细得吓人。卡米尔咽了咽口水，心里五味杂陈。
现在猎枪已经准备好投入使用，只要找准时机，掌握方法就好。重点是，背对着她。在雨衣的遮掩下，猎枪带来的僵硬让人以为是木腿。我走了三步，雨衣几乎要敞开了。有那么一瞬间，莫斯伯格的枪托有一点露在外面，时间非常短暂，就像一道阳光一下闪过玻璃碎片。几乎什么都没有，让人难以形容。当我们看过电影里的武器，我们很难相信刚才瞥见的就是武器。然而她还是看见了什么，她犹豫着这是不是武器，不，不可能，但毕竟，不管怎么说……
“先生，我跟您发誓，她那样子太可怕了……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护士还没醒悟过来……
安妮从乔治·弗兰德琳街走出莫尼尔长廊，在34号店铺的地方，她浑浑噩噩地转向右边，朝十字路口的方向走去。几米远的地方，她撞上了女理发师，但她没有停下，一步一步硬撑着继续走。在停车场，警方发现了她留下的血色掌印，平平整整，印在车顶的小气窗上。对车外所有人来说，在商业长廊发生这样的枪击事件之后，这个浑身上下鲜血淋漓的女人出现在这里，简直像个幽灵。她飘飘忽忽地走着，跌跌撞撞，但她没法停下来，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她在哪里，她只是向前走着，发出呻吟声（嗯，嗯），像是喝醉了，但她一直走着。沿路的行人看到她走来都散开去，也有人鼓起勇气用询问的口气对她说：“女士？”但他们看到她满身的鲜血还是没再说话……
这位先生转了身，他低着头，说他搞错了。他裹紧雨衣，走向了楼梯……他没有下楼，而是上了楼。啊，不，他不是逃跑，不然他应该下楼。可是他浑身僵硬……好奇怪。不确定。这是什么？起初，它看起来像是一杆猎枪。这里？在医院？不可能。她不敢相信。她向走廊跑去……
卡米尔想搜集核对证词，然后找出事情是如何结束的。
“先生……先生？”
他们在街上，聚集了不少行人。（那些办事人员就这样漫不经心地拿着水龙头冲刷着安妮的血渍，血渍沿着马路一路流到街边的水沟里，行人就这样从还是很明显的血渍上踏过，卡米尔看在眼里有说不出的不适……）行人们看着这个一米四五个子的警察，在他对面，一个褐色皮肤的年轻女理发师一脸怪异地盯着他看，在她女老板老鸨般怂恿的目光下，时不时发出一些类似高潮般尖锐的叫声……老天，这里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情。其他的小商贩站在自己店门口，见证着这一切，他们都震惊了。本来，这些枪声已经有点吓到客人了，但是现在，简直是一片狼藉。
20:10
卡米尔转向她，他想知道更多。“怎么回事？她在呻吟？”“是的，一些哼哼唧唧，就像……唉，很难解释……我不知道怎么说。”“试着说说看。”女老板想在警察面前体现一下自己的价值，暗中用胳膊肘顶那个姑娘，“警察叫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你说呻吟，什么呻吟？”姑娘看着他们，眨巴着眼睛，不是很确定他们问了她什么，于是她没有描绘那些呻吟，而是试图模仿，她开始轻轻发出呻吟，她试图寻找合适的音调，“咦，咦”，或者还是“嗯，嗯”更像一点。她说：“嗯，还是这样更像一点，非常紧凑，嗯，嗯。”最后她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音调，于是就提高了声音，闭上眼睛，又睁开，瞪着双眼，几秒之后，“嗯，嗯……”听上去像是要高潮了。
该离开了。作为一个带着任务的警察，卡米尔不能表现得像个普通的恋人。难道在安妮床边留宿一晚吗？他白天已经做了太多的傻事了。
“她呻吟着……”她又描述了一些细节，想缓和场面。
就在这时，他的手机振动了：分局长米夏尔。他把手机塞回裤兜里，转向接待员，挥挥手表示再见。她眨眨眼作为回应，伸出食指，她请他再过来一下。卡米尔想要不要假装没理解，但他还是回去了，这主要是因为他太累了，没有力气抵抗。在违警罚单之后，她还想要什么？
女老板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从这个小矮子的口里说出这样的话，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但是范霍文直勾勾地望向她的眼睛，这还是令人震惊的。在这种不适面前，女理发师还是竭力想表现自己对工作的坚持。
“好了，你走了？你们警察局里睡得也不早啊……”
“您……”卡米尔压低了嗓门说，“不要再惹我了。”
她应该是话里有话，因为她笑得露出一嘴的歪牙。卡米尔没时间听这些。他深深吐了口气，挤出一丝微笑，他也需要睡一会儿。他又走了三步：
她说着这个事情，好像是发生在她自己身上一样。她带着一种权威的口气说着这些话，毕竟这关系到她的“姑娘”，也因为这些泼了的咖啡洒到了她的制服上，这就像给了她一种权利。至于顾客，总是要散的。卡米尔抓住她的胳膊，她低下眼睛看着他，一脸不解，就像在看马路牙子上的一个无赖。
“有一个电话，我觉得您会想知道……”
“她都不知道看看路！”女老板又强调了一遍，说得好像撞她的是摩托车一样。
“什么时候？”
所以，那个女理发师已经在街上听到了那两起爆炸事件。她又惊讶又好奇，走出门来，托着托盘在人行道上走着，立马就看到一个疯子一般的女人浑身淌血、跌跌撞撞地从商业长廊里走出来。她震惊了。两个女人迎面撞上，托盘飞了出去，上面的茶杯、茶托、水瓶全砸了，咖啡倒了女理发师一身，浇湿了她的工作西服。连着的枪击，洒了的咖啡，浪费的时间，都不重要了，但是这个价位的一套西服，他妈的，这下女理发师尖了嗓门，她想把损失夸大，卡米尔用一个手势表示：还好，还好。她叫嚷着说这洗衣服钱谁来支付，卡米尔还是说没事，没事，法律应该都写着的。
“刚刚……大概七点的时候。”还不等卡米尔问问题，“她的弟弟。”
“不冷不热的咖啡是会被嫌弃的。”女老板一脸无奈地说。
纳唐。卡米尔从来没见过他，只在安妮的电话里听过几次他的声音，这是一个狂热的声音，急切，年轻，他们相差超过十五岁。安妮对他非常照顾，她也相当以此为荣。他是个研究员，研究的领域非常深奥，光电技术，纳米科技，差不多这些，这些东西卡米尔连个皮毛都不懂。
在安妮闯入的时候，女理发师正托着个圆盘，上面放着五杯咖啡，她走路很快。好像她的这个街区的顾客们尤其令人讨厌，她们都很有钱，很挑剔，对她们来说这就像一种千年不变的习惯。
“作为弟弟，这人听上去不是特别友好。听到他的声音，我为自己是独生女感到庆幸。”
女老板解释说。她叫贾妮娜·格诺，现在淡定地站在范霍文面前，看上去怎么都像一个老鸨。她相当有责任心，不管什么机器故障，什么买咖啡，她不会允许自己的姑娘们在马路上不受她监视地随便和男人搭讪。卡米尔一个手势就打发了她。好吧，也不完全是。
卡米尔的脑子里闪过的问题是：他怎么知道安妮住院了？
“我们的机器坏了，我想去咖啡馆为客人买些咖啡。”
他立刻清醒了过来，赶紧向那扇小门冲去，推开，跑到接待处的另一边，这个问题不需要接待员回答。
这个女理发师是南美裔，一头黑发，古铜肤色，二十多岁。她在一家美发厅工作，当时正在街角，想去买咖啡。
“一个男人的声音然后……（奥菲利亚转动着她的大眼睛。）而且非常直接！弗莱斯提尔……好吧，听上去像弗莱斯提尔，你们是怎么拼写的？两个F？（她语气非常蛮横，令人不悦。）确切来说，她怎么了？医生，他们怎么说？（她模仿着他的粗鲁。）怎么会这样，你们不知道？（声音非常夸张，简直不堪入耳）……”
“她浑身沾满血，但还在前行……简直就像个僵尸！”
“有没有口音？”
安妮，她已经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她跌倒，重新爬起来，但她还是坚持了下来。旁人都会觉得惊讶，她居然撑到了长廊的出口，还跑到了街上。
接待员摇摇头说没有。卡米尔环顾四周。他会想到答案的。他知道，现在只需要等待神经系统的连接，只是几秒钟的问题……
另一个男人抓起那些袋子，扔了一个给开枪的男人，手势精准。两个男人一溜烟地逃跑了，从屏幕上消失了。没过几秒，从屏幕右侧看到开枪的那个男人又冒了出来：他拾起安妮逃跑时落下的袋子，立马又跑了。这次，他没有回来。可以猜想，那两个男人又折回了厕所，几秒之后就从达米亚妮街跑了，他们的同伙在车里等着接应他们。
“声音很年轻吗？”
开枪的那个放低了猎枪。他的双手依然紧握住他的武器，显得有些犹豫，但最终现实占了上风，他放弃了。他只是恨恨地转向安妮的方向。可能是看到她站起来，蹒跚着走向莫尼尔长廊的出口，时间仓促，他脑子里有个警钟响了起来：这一切似乎拖得太久了。
她皱皱眉。
在录像里，有那么短暂的一瞬，两个男人看起来完全呆若木鸡了。那个推了一下他同伴导致射击失误的男人把袋子都扔到了地上。手臂晃荡着，像是准备好了要让它们脱臼似的。在他的风帽下面，只看得到他双唇紧锁，好像是强忍着言辞。
“不算那么年轻……我觉得，可能四十几岁吧。对我来说，他……”
“她撞在玻璃窗上，像是整个人都碎裂了一般！但她还不等着地，就又试图挣扎着站起来了！（她简直太不可思议了，甚至可以说令人钦佩。）她浑身是血，极度亢奋，双臂狂舞，到处乱跑，你也看到了……”
卡米尔不再听下去了。他飞奔起来，一路上横冲直撞。
对于一个警察来说这太不礼貌了，她自言自语，可能是因为个子矮吧，这可能会刺激出相反的欲望，想表现得具有攻击性。在开枪没多久之后，她所看到的，就是安妮的身体被扔到货柜上，就像一只大手在她背上推了一把，然后又撞上玻璃窗反弹回来，跌倒在地后急速滚动。形象太过强烈，以至于书店女老板已经忘了克制。
到了楼梯，他狠狠推开楼梯间的门，门在他身后吱吱呀呀地晃。他开始爬楼，用他的短腿能达到的最大速度在爬。
“有话快说！”他用嘶哑的声音催促着。
20:15
她一时间动作表现得十分夸张。她喜欢显得自己有价值，但她很克制。在卡米尔这里，这招并没什么用。
“听到脚步声，男人上了楼。”护士说。她二十二岁，头发几乎剃光了，下唇打了个唇环，神色挑衅，但内心她并不是这样。她很脆弱、普通，她几乎太听话、太善良了，尽管看上去有点让人难以置信。“接着，就听到门吱吱呀呀的声音，我站在那里琢磨着，犹豫着，他可能在任何地方，走廊，楼上，或者他又下了楼，或者他穿过神经外科病房，然后就在那里蹲点……
“我当时急匆匆地……”她一边说一边夸张地指向长廊的方向。
“我该怎么办呢？首先，我得确认，不能随随便便就拉响警报，我想说，既然我还不是很确定……”她回到护士办公室，“不，不可能的，怎么可能有人带着猎枪来医院呢。那这会是什么呢？是假肢吗？有些来访者带着长得像手臂一般的菖兰来探病，这是菖兰的季节吗？他说他搞错房间了。”
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从头到脚都是女商人的模样，又矮又胖，非常自信，精致的妆容，每周两次的美容，还有一身的手镯、项链、戒指、胸针、耳环（让人好奇的是，那些抢匪为什么不把她也当作战利品一起掳走）。她嗓音嘶哑，可能是因为香烟和酒精的缘故，卡米尔没有时间深究。这一切发生还不到几个小时，他整个人都陷入挣扎，他想一探究竟，急不可待。
她有点自我怀疑。在学校，她选修过受虐妇女的护理课，她知道有时候有些丈夫会极度好斗，完全有可能把他们的妻子逼到医院还紧追不放。她踱了几步，对着224房间看了一眼。这个病人除了哭什么都不干，一直这样，每次进她房间，她都是在哭，她不住地用手指摸自己的脸，摸自己的唇廓，她说话都要用手背掩着嘴巴。她虽然站都站不稳，但还是两次被发现站在浴室镜子前。
“我在后店……”
“总是这样，”她说着离开了（因为这让她很焦虑），“这个男人，他到底能在他的雨衣下面藏什么呢？在那雨衣半敞开的一瞬间又像是扫帚柄……像是不锈钢材质或者金属材质的。还有什么东西能那么像一把猎枪呢？”她想到了拐杖。
书店玻璃窗碎成了几片，大大小小，有的跟盘子那么大，像刀子一样锋利，纷纷砸在地上，再次碎裂开来。
她还在那儿沉思，走廊的另一端，警察出现了，那个小个子警察，他从下午就一直在那里——一米五都不到的个子，有点秃头，脸挺漂亮，但太严肃，从来不笑——他像个傻子一样狂奔，差点撞上她。他拼命推开房间门，匆匆忙忙，感觉他要立马跳到床上，他喊着：
突然一只手出现，戴着黑色手套，就在他要开枪的时候，另一个男人推了一下他的肩膀……
“安妮，安妮……”
劫匪第一枪已经失手，他吸取教训，这一次他要从容不迫。在镜头里，我们看到他重新给枪装上子弹，侧着脑袋，如果摄像机足够精密的话，我们甚至还可以看到他的食指在扳机上痉挛。
该让人如何理解这样的状况呢？他是警察，但是看到他这个样子，可能他是她丈夫吧。
这个拱廊高度大于宽度，十五米左右宽的走廊，两边都是商家的玻璃橱窗。这样的爆炸对于这样一个场地来说是非常大的。爆炸之后，冲击波以光速旋转着，继而加速冲破所有阻碍，造成一个层层叠叠延绵不绝的回声。一声枪响，加上千万片玻璃碎片直勾勾地飞溅而来，阻拦了安妮的狂奔。为了自我保护，她双手抱头，下巴压得低到胸口，摇摇晃晃，一下侧身跌倒在地。她的身体在碎片上滚动，但她没有停下。要阻止她这样的女人可得再来一枪，再炸一块玻璃才成。都不知道她是如何做到的，她居然又一次站了起来。
那个病人受到了惊吓。她转动着脑袋，面对着一堆的问题，她举起手，示意“别叫唤了”。那个警察重复道：
“不是吧。”他一边用门牙啃咬着大拇指指甲，一边惊叹道。
“你怎么样？你怎么样？”
这类型的证人会用记忆重塑现实。但他不是那种容易丧失理智的人，在去长廊查看究竟发生什么之前，他扫视了一下自己的店铺，确保没有任何损毁。
我必须让他安静一点。病人又重新垂下手臂，看着我。“还好……”
“很简单，我以为是恐怖袭击（他觉得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我立马又想：不，这里怎么可能会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太荒谬了。”
“你有没有看到什么人？”警察问道，“有人进来吗？你看到他了吗？”
这个男人三十四岁（他坚持是三十四岁，而不是三十五岁）。他戴着个假发，前后都有一点翘起。鼻子很大，右眼像是睁不开，有点像乔托[1] 的“偶像崇拜”里戴着帽子的男人。可想而知，他还是惊魂未定。
他声音很沉重，非常焦虑。他转身看着我。
“我把脑袋缩到了肩膀里。”古董店老板会这样跟卡米尔说。
“有人进来吗？”
一切都在颤抖。玻璃窗、镜子、地板，都在颤动。在场的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本能地自我保护起来。
说有似乎也不完全符合事实，说不……
安妮什么都没看见。她蹒跚着，像是在一个黑暗的洞穴里前行，玻璃碎片像雨点般撒落在她身上，因为子弹击碎了距离出口几米远的一块半月形玻璃窗户，发出雷鸣般的巨响。安妮的命运看起来昭然若揭，很残忍，却不得不承认：玻璃窗的散落像是一场围猎。很可笑，莫尼尔长廊和它的半月形玻璃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都未被摧毁，而此时仅仅一个笨拙的持枪强盗……有些事情总是让人难以置信。
“有人搞错了楼层，一位先生，他开了门……”
卡米尔把录像带看了一遍又一遍：毫无疑问，开枪的那个劫匪也震惊了。他把枪支在自己的胯部，以这样的姿势，理应可以用猎枪击倒任何四五米内的猎物。或许他还没什么把握，又或许恰恰相反，他太自信。但事情经常会这样，找个内向的大男人，给他一把12号口径的猎枪，也给他开枪的权利，他立马就吓傻了。又或者是因为震惊，或者是什么都有一点儿。总之他高举着枪，有点太高了。开枪是个本能反应，却没有瞄准。
他没等听完回答，又转向病人，死死地盯着她。她摇摇头，看样子像是脑子一片空白。她什么都没说，只是摇摇头。她什么人都没看见。现在，她又躺回床上，被子一直拉到下巴。她又开始哭泣。显然，小警察问了太多问题，吓到了她。他太亢奋了，像个跳蚤。我打断了他。
她先是走了一个奇怪的路径，然后自己旋转着，像是个脱了线的木偶。她转身九十度，往前走了一步，停住，又转回来，像个在找路的行人，最后神奇地找到了出口的方向。几秒之后，劫匪发现自己的猎物想逃跑。他立刻就转身，向她开了枪。
“先生，您这是在医院！”
但是找错了方向。
他示意说他知道了，但看得出他心里想着别的事情。
男人没有立刻意识到这个情形。安妮离他只有两公分的距离，但她的脚突然踩到一片干的地面，似乎突然找到了平衡，于是她一下就像弹簧一样冲了出去。
“另外，探访时间结束了。”
安妮的意图是好的。但具体操作起来，她的脚在血泊中打了滑。很显然，她飞了出去。这要是动画片，可能会让人捧腹，但在现实中，这就太悲惨了，因为她又倒在了自己的血泊中。她试图站起来，努力找寻方向，但也都只是东倒西歪地摇晃。她看上去就像是慢镜头地迎面走向她所想逃避的东西，着实让人惶恐。
他起身：
她摇晃了半天，像是喝醉了，一片茫然。但她摇摇欲坠的平衡感神奇地支撑着她。她用袖口擦着血淋淋的脸，脑袋歪向一边，像是在侧耳倾听什么，她想走一步……突然之间，天知道为什么，她决定逃跑。在镜头上看到这一幕，卡米尔再也克制不住了，他所剩无几的冷静顷刻崩溃了。
“他是从哪里走的？”
首先由于安妮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于是自然是找不到出路，她甚至是走了反方向。她张开双臂，碰到了男人的肩膀，立刻，男人就转过身来……
我没有立刻回答，他又说：
从这一刻起，一切都杂乱无章地发生了，支离破碎，全凭偶然，又笨手笨脚。就像是上帝已经控制不了局面，不知道怎么调度了，于是演员们只能临场发挥，显然是糟糕透顶。
“您刚刚说的那人，搞错楼层的那个，他从哪里走的？”
决定性的事情转瞬之间就发生了：安妮想都没想，她挣扎着爬了起来。她勉强算是找到平衡了，虽然裙子被卡在腰间，露出一条大腿……还不等自己站稳，她撒腿就跑。
我一边给病人测脉搏一边回答说：
安妮的行为全是出于本能，是完全不假思索的。从录像带看来非常明显：促成她的决心的，完全就是求生欲。她看起来并不像个被猎枪顶着威胁了的女人，倒更像是个醉鬼，在晚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整理自己的手袋——虽然她从头到尾都死死拽着她那只拖在身后浸在血泊里的包——蹒跚着，寻找回家的路。可以说，她最大的对手已经不是那杆12号口径的猎枪，而是她逐渐模糊的意识。
“楼梯，那里……”
卡米尔，他更想求她什么都别做。即便这家伙过个一分钟才转身，在这种迷醉癫狂的状态中，安妮走不了三米劫匪就会把她劈成两半。但是卡米尔只是几小时后在屏幕上目睹了这一切，而他现在所想的，已经无关紧要了。一切都太迟了。
可以说我现在是什么都不在乎了，我关心的只是我的病人，嫉妒的丈夫可不是我要管的事情。
两方力量悬殊，优势显然在于那把12号口径的猎枪。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安妮当下没有办法正确估量彼此的实力，也没有办法理智地拿捏胜算，她只是自顾自地展开行动。她积聚起浑身力气，当然，从镜头里看起来，也没多少力气——她收拢双腿，靠着胳膊支撑着身子，无比艰难，双手在自己的血泊中打滑，差点重新摔倒。她又支起身子，动作极其缓慢，这使得画面看起来有一种虚幻感。她浑身发沉，发麻，让人看着仿佛已经听到她内心的挣扎，忍不住想推她一把，拉她一下，帮她重新站起来。
不等我说完他就像只兔子一般跑了。我听到他在走廊里的脚步声，在门口加快了步伐，我听到他在爬楼，不知道是上楼还是下楼。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两方势力交战，必定要决一雌雄，这一切无可避免了。
猎枪这个事儿，是我在做梦吗？
安妮接下来的行为，像是周围环境都不存在一般。那个抢匪可能会压到她身上，重新拿着枪杆子对准她的脖子。这几乎是个劫后余生的本能反应，尽管从屏幕看起来，这更像一种自杀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离一个带枪男子不到两米，几分钟前，这个男人还看起来可以随时不皱一丝眉头地一枪把安妮击毙。安妮已经准备好做出超乎所有人预料的事：她要试着起身。安妮是个极有个性的女人，但是极有个性和徒手大战配枪歹徒，还是有点差别的。
粗糙的混凝土楼梯发出的回响让人感觉置身教堂。卡米尔抓住楼梯栏杆，飞跑了几个台阶后停了下来。
这些片段会一遍一遍在他脑海中回放。
不，如果是他，他也会上楼。
这让人无力承受，着实太过沉重。
返回去。这不是标准的台阶，它们至少每个要比正常台阶高个半米，走十个台阶你就累得够呛，二十个你就精疲力竭了。尤其是对卡米尔的短腿来说。
卡米尔扶住桌角，立刻就有一种流泪的冲动，因为摄像机正对着安妮，她缓缓转向他的方向，像是要对他说话，向他求救，这都是他当场本能反应下的想象，而这想象太有害了，这种想象包含着一种态度。想象你的亲人，在指望着你的保护，想象他在受罪，快要死了，你好像感觉到他那一身冷汗。再往深了想想，想想当他抑制不住心头涌起的恐惧时，呼喊着你的名字，你可能就会想立刻死去。卡米尔正处于这样的状态，站在这屏幕前，无力动弹，只有呆呆地看着这一幕幕回放，而事实上这一切早已经结束了。
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到了楼上，犹豫了一下。“如果是我，会不会再上去一层？会？不会？”他集中精力，“不，我会从这里出去，从楼梯口。”在走廊上，卡米尔撞上一个医生，医生立刻大喊：
当卡米尔发现这一切的时候，他被完全震慑了，不知所措。他回了回神，停下脚步，后退两步，他甚至都认不出她。这张脸完全不是安妮，她曾经是如此神采奕奕，眉目含笑，而眼前这张脸浸透了鲜血，浮肿着，眼神空洞，像是大了整整一倍，并且变了形。
“这是干什么呢！”
安妮，她刚从一个噩梦中挣脱出来，努力想弄明白周围这一切是发生了什么。她抬起脑袋的一刹那，摄像头捕捉到了她的脸。那张受到重创的脸令人心碎。
乍看起来，看不出他的年龄。熨烫过的衬衫（虽然还是看得出一些褶皱），一头白发。他停了下来，两个拳头揣在兜里，看起来是被这个极度亢奋的家伙吓到了……
抢劫刚开始的时候，站在安妮边上的男人飞快地瞥了她几眼，但是因为她一动不动，男人的注意力便集中到了监测周遭环境上。他不再管安妮，背对着她，甚至没有注意到一道鲜血已经浸湿了他右脚后跟。
“您遇到了什么人吗？”卡米尔大喊。
她蜷曲着，被扔在那儿。
医生吸了口气，摆出一副尊贵的样子，准备离开。
正是从这一刻开始，抢劫计划出现了意外。正在这时，摄像头里的安妮动了一下。只是极小的动弹，像是一个本能反应。卡米尔一开始有些怀疑，觉得可能没看清，但真真切切，是的，安妮动了……她动了动脑袋，从右向左转动，极其缓慢。卡米尔了解这个姿势：一天中有些时候，当她想放松一下，她会扭动脖子，按摩脖子上的肌肉，她说这叫“胸锁乳突肌”，卡米尔甚至不知道有这东西存在。显然，这一次不是为了放松，因为这个动作既不够舒展又不够静谧。安妮侧身躺着，右腿蜷曲着，膝盖碰到胸口，左腿伸展着，上半身歪斜着，像是想翻身。她的裙子褪到腰间，露出她的白色底裤。脸上鲜血横流。
“一个男人，妈的！”卡米尔吼道，“您看到过什么男人吗？”
店内的一个摄像头录下了第一个男人打开橱窗和抽屉，掳走所有宝贝的过程。另一个摄像头对准了珠宝店的入口处和商业长廊的一角。在这个摄像机镜头里，人们可以看到安妮躺在过道上。
“没有……呃……”
这是一次计划周密的抢劫，前后不到四分钟。时间选择得当，从厕所打入也是个明智的选择，分工也相当专业：第一个男人洗劫橱窗里的珠宝，另一个守在门边，一动不动直挺挺地杵在那儿，一边监测着店铺，一边监测长廊。
卡米尔不想继续盘问了。他转身打开门，力气大得像是要把门给卸了一样，回到楼梯，然后是走廊，先往右，再往左，气喘吁吁，哪里都没有人。他又回头跑了起来，有什么东西像是在对他说（可能是疲惫）他走错路了。一旦你这么暗示自己，就会放慢步伐。另外，他也不可能再加速了：卡米尔已经跑出了走廊，是一个直角，他面前是一堵墙，上面有一个配电柜，两米高的门上有个标志写着“生命危险”。感谢提醒。
任何见识了这两个男人的凶残的人都一定会怀疑这些祈祷，哪怕再虔诚的祈祷，是否会有任何实际作用。无所谓了，就在女人祈祷时，男人一分钟都没有迟疑，立马打开了所有橱窗，把里面的宝贝都掳走，放进他们的大帆布袋里。
伟大的艺术，关键在于捷足先登，然后全身而退。
男人拽着安妮一条腿，在地板上拖曳着她僵死的身体。她的裙子已经褪到腰间，身后一大摊血，珠宝店女老板见到这一幕，立刻吓得说不出话来。她试图憋出一个字来，却好像哪里被堵住了一样。高个子男人堵在店铺的入口处，监视着来往的人，矮个子冲向女老板，扛着枪杆，突如其来地对着她的肚子一顶。她立马感到一阵恶心。男人一言不发，他不需要说话，对方已经完全任其摆布了。女老板笨拙地打开保险锁，摸索着开橱窗的钥匙，但有些不在她身上，她要去里屋找，就在迈开第一步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己已经尿在了身上。她把那一小串钥匙颤颤巍巍地交给了男人。她从没有想过自己会在任何情况说出这样的话，但此刻，她对男人嗫嚅着说：“请不要杀我……”为了多活哪怕二十秒，她可以交出一切。这么说着，不等男人命令，她已经躺倒在地，双手背在脖颈后面，只听她着了魔似的小声念叨着什么。她在祈祷。
这是最难的，因为它需要力量、凝聚力、警惕性、清醒，总之很少能汇聚在同一个男人身上。对于抢劫来说，也差不多，因为总是在接近尾声的时候最有可能变成一团熊熊烈火。很多劫匪起初总是怀着和平的决心，可一旦遇上抵抗，如果性子比较暴躁，就会忍不住用12号口径枪杆扫射群众，让那些本来只应该稍稍流一些血的人血流成河。
店里只有两个人，女老板和一个女学徒。女学徒只有十六岁，瘦瘦小小，像个纸片人，她扎了一个发髻，想显得成熟端庄一些。她一见到这两个男人蒙着面全副武装地冲进来，便意识到这是一桩持枪抢劫，她像条鱼一样张开嘴，神志不清，被动得像是就要被放上祭坛的贡品。她拖着发软的双腿，想退回到柜台后面。还不等她膝盖跪地，她的脸已经被一把猎枪枪托抵住了，她慢慢瘫软下去，就像一个融化的奶油冰激凌。接下去的时间里，她就保持着这样的姿势，一动不动数着自己的心跳，双手举过头顶，像是在等待一块即将落下的石头。
但是前路已经畅通无阻了。除了一个医生杵在楼梯那儿，让人好奇他在那儿干什么。我避开了，没有人看到我。
安妮的身体被拖过走廊，倒在店铺门口的血泊中，这样一个场景可以带来一个积极的影响：它会大大加速局势的发展。
我从一楼快速离开。人在这里，再急也没用，医院可不是让人练习跑步的地方，所以如果你走得太快，人们就会盯上你，但我已经出来了，在任何人有机会做出行动之前。何况，对什么做出行动呢？
她的脑子，像是一个发了疯的雷达，拼命搜索着信息，想弄清楚刚刚发生了什么，她一度失去了意识，真真切切是被那一阵击打给麻痹了，被逮了个措手不及。至于她的身体，痛苦已经使它麻木，肌肉丝毫不能动弹。
停车场就在右边。冷空气让我感觉舒服。我的雨衣下面直直地藏着一杆莫斯伯格，我不想现在就把那些急诊室的病人吓坏，他们的情况已经够糟糕的了。所以到目前为止，这里的氛围还是相当宁静的。
可能是因为她的脑袋在三十几米的路程中撞击了地板，一路的颠簸，使安妮突然有了生命迹象……就在此刻，她试图回归到现实中来。
相反，楼上应该就炸开锅了。那个小矮子应该已经感觉到了氛围异常，像个土拨鼠一样脸朝天，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两个男人叫喊着闯入德佛赛珠宝店。店铺才刚开门，如果有客人的话，一定会因他们闯入时的粗暴和店里人烟的稀少之间的强烈对比而受到惊吓。两个男人呼喊着命令冲向工作人员（店里只有两个女人），并立刻对她们拳打脚踢，肚子上，脸上，一切来得猝不及防。一时间，空气中混杂着玻璃窗碎裂的声音、哭喊声、呻吟声，还有因为害怕发出的喘息声。
那个小护士，她应该不是很确定。一杆猎枪……还有呢？
她就像死了一样。当男人把她松开时，安妮已经像是浑身散架一般，倒在地上，男人看都没看她一眼，这已经不关他的事了，他动作果决地给猎枪上了膛，踌躇满志的样子。
同事会跟她说，开什么玩笑，一杆猎枪？你确定那不是一个炮筒吗？
安妮的身子撞来撞去，肩膀撞上了厕所的墙角，臀部撞上走廊的墙壁，头部随着拖动晃来晃去，一会儿撞上廊柱，一会儿撞上走廊两边的植物托盘。安妮现在就像一块破布，一个布袋子，一个萎靡不振的人偶，毫无生气，体内的血不断涌出，使她身后拖曳着一大片红色，不出几分钟就凝结了，血总是干得很快的。
继续开玩笑，你值班时是喝了什么酒？抽了什么烟？
于是他伸出脚抵住门，不让门关上，朝安妮俯下身，抓住她的右脚踝，拖着她走了三十多米，出了厕所，就像一个孩子拖着个玩具一样，轻松随意，对身后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
另一个说，你还是应该把这件事告诉……
或者躲在厕所的一个小隔间里打电话呼叫警察？
这一切，远比我需要的时间多，我只要穿过停车场，找到我的车，上车，安安静静地发动，从汽车道离开医院，三分钟后我就在街上了。我向右转，等着红灯。
更糟糕的是，她会不会趁他不注意的时候，通过紧急出口逃跑出去呼救？
在这个地方，有扇窗户可以射击。
或者冲向莫尼尔长廊？
没有的话，那就是下一个路口。
她会不会苏醒过来然后大声呼喊呢？
只要你下定决心好好寻找……
等待这姑娘的会是什么呢？
卡米尔觉得很受挫，但他还是加快了步伐。
所有的故事本可以在这里结束。这场不合时宜的偶遇。但高个子男人不想这样。显然他是里头的老大，很快他就对形势有了估计。
他选择了电梯，这一次他想省点气力。终于一个人了，他用拳头敲击着隔板。他满足地做了一个深呼吸。
对于这两个男人来说，事情像是解决了。但是安妮的身体堵住了通往商场的门。他们没有商量，非常默契地弯下腰，矮个子抓住安妮一条胳膊拖向自己的方向，这个年轻女人的脑袋就这样撞上地板，被一路拖曳。门终于打开了，男人松开安妮的胳膊，胳膊就这样沉沉地落到地上，姿势甚至还有点优雅，有些油画上，圣母玛丽亚的手就是这样被描绘的，在人体的肉感中带着一丝无力。如果卡米尔当时在场，他应该可以立刻看出安妮手臂的样子，那种无力的感觉，像极了费尔南·布雷的油画《受害者》，又名《窒息的女人》中的样子，他一定会饱受精神摧残。
挤进接待大厅，他更加确信了自己对当时现场情况的分析。等候大厅人满为患，病人、工作人员、救护车进进出出，右手边的走廊通往安全出口，另一条左手边的走廊通向停车场。
就在这个时候，安妮失去了意识。
除此以外应该还有六七个出口可以逃离大楼而不被发现。
这种方式的改变并没有得到一致认同，因为另一个更矮小的男人走了过来，吼叫着抓住他的手臂，阻止他继续击打。男人无所谓地放下猎枪，继续折磨安妮。他又开始踢向安妮，连续不断地，用他那硕大的皮鞋，那种军人穿的皮鞋，一脚一脚接二连三地踢向她。他瞄准了头部。安妮缩成一团儿，继续用双臂保护着自己，皮鞋朝着她的脑袋、脖子、手臂、背脊噼里啪啦地落下，不知道踢了多少下，医生们会说至少八下，法医可能说九下，谁知道呢，反正浑身上下到处都是。
问谁？找什么证词？谁的证词？等到把人手配齐，三分之二的病人已经换了一遍了。
安妮蜷曲着身子自我保护，她在自己的血泊中扭动着身子，血已经流了一地，她双手抱住脖子。第一击落在枕骨部位。第二击，更加精准地，砸向了她的手指。
他真想给自己几个耳光。
他这架势就像是要在结冰的地面上打桩。
他还是上了楼，来到护士办公室门口。那个嘴唇肥厚的女人佛罗伦丝，正凑近了在看一本登记簿。她同事看到一个人？不，她不清楚，她头也不抬地回答。但在卡米尔的坚持下，她说：“我们手头的工作太多了。”
拿猎枪的男人停下来，转过身，犹豫。的确，没有什么比开枪更容易招来警察了，何况一切行动还没展开，所有有经验的专业人士都会这样告诉你。他想到法律，纠结了一秒，于是做出了选择，他转向安妮，对她连踢了好几脚，脸上，肚子上。安妮试图躲避，但是即便她有力气，她也被门抵住了，动弹不得，没有出路。一边，是紧紧贴着她的门；另一边，男人左脚单腿立着，右脚的鞋尖则狠狠踹在安妮身上。安妮在他一次次落脚之间偷偷喘气，男人停了一会儿，或许是因为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他决定采取一个更加果决的方式：他转向猎枪，把它高高举过头顶，用枪托狠狠向安妮砸去。使出全身力气，狠狠砸去。
“何况，她应该就在附近吧……”
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高个子男人朝安妮走来，高举着那把硕大的猎枪，枪托朝向她的脑袋，正准备给安妮致命一击，他的同伴又一次叫喊了起来。这一次，比上次更加声嘶力竭。他好像抓住了她的袖子。安妮昏昏沉沉，睁不开眼睛，只有双手拼命挣扎，在空洞之中张张合合，完全是一种痉挛性的本能反应。
她还想说些什么，但他已经离开了。他在走廊里走了上百步，一有房间门打开他就探头张望，巴不得把女厕所都检查一遍，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了。但所幸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女孩出现了。
另一个男人开始咆哮，像是怒不可遏。安妮听到他的声音，但是飘飘忽忽，她的灵魂像是出了窍。
她有点被惹恼的样子，用手扶着她的光头。卡米尔在脑海中描绘她的样子，他总是这样，这个光头造型让她的脸显得脆弱至极，旁人可能会觉得她多愁善感，但事实上并不是，她其实相当坚强。她的第一个回答就证实了这一点。她一边回答一边踱着步子，卡米尔不得不跟着她跑来跑去：
木质的枪托几乎把她的脸敲成了两半，从下巴到太阳穴，枪托把她左边的颊骨敲得像个水果一般裂开，一道十几厘米长的口子，鲜血瞬间就涌了出来。从外部听起来，就像一个拳击手套打在沙袋上一样。对安妮来说，她的身体感觉受到了榔头的敲击，而且是一把二十几厘米长的榔头，被双手握着狠狠向她砸去。
“那位先生搞错了房间，他还为此道了歉。”
安妮往后退了几步，想抓住什么东西，但她什么都没抓到。这一击太过猛烈，又来得那么猝不及防，安妮感觉自己像是身首异处了。她往后飞出一米多远，后脑勺撞到了门上，她张开双臂，趴倒在地上。
“您记得他的声音吗？”
简直要敲开了安妮的头。他甚至还连腰带胯地往前一顶，就像网球手击球那样。
“记不太清，我只听到他在道歉……”
用上了吃奶的力气。
但为了获得必需的信息来救他所爱的女人，就这样在医院走廊上跟着一个姑娘跑来跑去，卡米尔觉得自己快爆发了。他抓住姑娘的手臂，她不得不停了下来，往下看，和卡米尔四目相对，一下被他眼中的坚定震慑了，尤其当他用一种冷静、深沉，却透着某种暴风雨般激烈的声音对她说：
其中个子比较矮小的男人嘀咕了一声，又像是一声叫喊。安妮看向他，他很惊讶。她立马把头扭过去，看向另一个男人。这个男人更高大一些，脸色坚毅，棱角分明。这一幕持续了几秒，三个人都没有说话，定定地呆立在那里，显然都吓了一跳。两个男人匆匆忙忙地重新戴上风帽。那个高个子举起武器，微微转身，像是拿着一把斧子准备砍一棵橡树一样，他举起冲锋枪柄，冲着安妮的脸就砸了过去。
“我希望您集中精力……”
还有他们的武器——那些猎枪——即便是对武器一无所知的人，也会被震撼到。
卡米尔看了一眼她的胸牌：“辛西娅小姐。”她父母一定看多了电视连续剧。
她轮番打量这两个男人，惊讶于他们的出现，他们的穿着，尤其是，他们一身的黑色。
“请您集中精力，辛西娅。因为我真的太需要知道……”
可事实就是这样：安妮进了门，大家都惊住了，僵立在那里。
她开口：“那个男人在开着的门前转过身，低着头，说可能是他搞错了，但他穿着一件雨披，走路姿势看起来有点僵硬，但也看不出雨披下到底藏了什么……然后他走了楼梯。如果他要逃跑，他应该往楼下走，但他上了楼。这是证据吗？”
顷刻之间……是的，就是这么可笑，但很明显：如果安妮再晚进来五秒，他们或许就已经套上了他们的风帽，或许一切就不一样了。
卡米尔吸了口气，说：“是的，当然，这就是证据。”
他们是从通往达米亚妮大街的紧急出口进来的，朝着长廊里面走来。
21:30
安妮走了三十多米，进入厕所，她推开门，发现面前站着两个男人。
“她会到的……”
就从这一刻开始，一切即将不可避免地发生。
保安部的负责人不喜欢这样。首先，现在已经很晚了，他得重新换衣服。另外，今天晚上还有一场球赛。这是个退役宪兵，神色高傲，肚子很大，连脖子都快没了，性情暴躁，吃牛肉长大的。想查看摄像机的工作必须有许可证，需要法官签字，正式签字。
她可以回到那个咖啡馆里去，但一想到要再见到那个服务员，她就打消了念头。正在这时，她想到了解决办法。就在她前方，有一块牌子写着“公共厕所”，在这种地方，这可并不常见。厕所就在卡尔顿糕点房和德佛赛珠宝店后面。
“电话里，您跟我说过您是有这个签字的……”
安妮把钢笔扔进了垃圾桶，把手机塞进夹克衫口袋里。钱包弄脏了，也要扔掉，但里面的纸币完好无损。至于手袋，衬里湿了，但墨水没有渗透出来。安妮思忖着上午就买一个新的。一个商业长廊，这是个理想的场所，但她不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会让她无法完成这项计划。与此同时，不管怎么样，她用自己的手帕先把包底垫上了。弄完这一切，她望着十指沾满墨水的双手，心烦意乱。
“不，”卡米尔确定地说，“我跟您说的是，我会有的。”
她很恼火，但比起损失，更多是害怕。事实上，当我们更了解她一些，我们就知道她没什么可害怕的，安妮一无所有。包里没什么东西，生命中也没什么。她身上穿的，也是最普通的、任何人都买得起的衣服。她既不买房，也不买车，今朝有酒今朝醉，不会入不敷出，但也绝不亏待自己。她从不存钱，因为她没有这个概念：她爸爸是个商人。就在他宣布破产之前，他带着四十多个合伙人携款潜逃了，而他才被推选为他们的财务主管。大家再也没见过他。或许就是因为这样，安妮始终对钱保持一定距离。她在财务上最近一次担心，还要追溯到她一个人把她的女儿阿加特拉扯长大的时候，那也是很久以前了。
“我可不是这样理解的。”
安妮从包里收回满是墨水的手，立马为蒙受的损失忧心忡忡。她正想着办法，就在右手边发现了花台。她把包放在花台的木质边缘上，开始把里面的东西一一取出。
真够倔的。照平常，卡米尔会和他协商，但这一次，他既没有这个想法也没有时间折回去办这个签字。
所以这支平淡无奇的墨水管钢笔，就这么漏墨了。深蓝色，很小一块。卡米尔认出了它。安妮是左撇子，她写字时手的姿势很特别，旁人根本不懂她是如何做到的，而且她的字很大，可以说她似乎是狂怒地把一系列的签名连成一条线，更奇特的是，她总是选择小号的钢笔，这就让整个画面更加惊人。
“您理解的是什么？”他问道。
对于卡米尔来说，就是因为这支笔，故事才正式开始。也有可能是因为安妮选择去这个市场而不是另一个，恰恰是这个早上而不是另一个，等等。促成一个灾难的一系列必要巧合，总是猝不及防地接踵而来，令人狼狈不堪。但曾经也是在这样一系列的巧合中，卡米尔遇到了安妮。人总不能成天抱怨。
“好吧，我以为您有嘱……”
面对服务生的勾搭，安妮给了他一个迷人的微笑，表达明晰：一边儿去吧（服务生做了个手势表示他懂了，可能是为了不招人烦）。她喝完咖啡，就穿过莫尼尔市场向乔治-弗朗德林大街走去。差不多走到街的另一头时，她把手伸进手袋，可能是要摸钱包，却摸到一阵潮湿。她的手指沾满了墨水，一支钢笔漏了墨。
“没有，”卡米尔打断他，“我不跟您谈什么嘱托信，我在跟您说一个家伙进了你们的医院，还带着一杆猎枪。您在想什么？他潜入了二楼，想杀死你们的一位病人，您听不懂吗？如果他在路上遇到什么人，他可能还会对着人群开枪，您不理解吗？而且，如果他回来拿机枪扫射，您将是第一个被牵涉进去的！”
每次想到这里，卡米尔就忍不住想她怎么会和自己有关系。他已经五十岁了，头发都快掉光了，但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只有一米四五的身高，更清楚地说来，差不多就是一个十三岁男孩的身高。为了避免猜测，不得不尽快说一句：安妮虽然不高，但也比他足足高了二十二厘米，差不多一个头的样子。
不管怎么说，急诊室入口处都是摄像机，不太可能有什么男人，如果真的存在这么一个人的话。他也不至于愚蠢到从门口潜入，如果他真的存在的话。
这个服务生是个蠢货，但他还是相当有品位的。因为即便四十岁了，安妮还是相当迷人。细腻的古铜色皮肤，浅绿色的眼睛，令人目眩神迷的笑容……这简直是一个闪着光芒的女人。还有两个酒窝。她举止优雅，轻盈，让人忍不住想触碰，因为她身上每一处都看起来圆润而紧实，她的胸部、臀部、小腹、大腿，事实上，她浑身上下都圆润而紧实，让人走火入魔。
另外，在他可能在医院的时间，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卡米尔又确认了一下。保安部负责人双脚来回踱步，喘着粗气，以表示他的不耐烦。卡米尔凑近屏幕，救护车来来往往，还有医疗急救车；一些病人进进出出，受伤的，没有受伤的，走着，或者跑着。没有什么特殊的可以给卡米尔帮助。
她到达莫尼尔商业长廊的时候，差不多十点过几分。她在入口处小酒馆的露台上坐下，她是第一位客人。咖啡壶还在加热，她还要等一会儿才能喝上咖啡，虽然她看了好几次手表，但那并不是因为她着急，而是因为服务生。她试图打消他的念头。他闲着没事儿，就想凑上来和她聊天。他试图围着她擦桌子，一边透过手臂下的空隙偷瞄她，一边装作若无其事地绕着圈接近她。这是个高个子男人，清瘦，爱吹牛，一头浓密的金发，是那种你可以经常在旅游景区里看到的人。他擦完了最后一轮桌子，就站定在她边上，一手叉着腰，望着窗外，发出一声称羡的叹息，又对天气评论了几句，平庸得可怜。
他起身离开，又折回，按了按钮，弹出光碟，然后离开。
这一切之后，是时候该出发了。安妮还空着肚子。
“您当我是傻瓜吗？”负责人声嘶力竭地吼道，“还有违警通知书？”
因为今天，很不凑巧，卡米尔赖床了。不像安妮，他本该习惯早起。但是今天安妮却并没有太多兴致。所以，当她轻轻推开卡米尔的挑逗时，他双手发热，有时候这着实让人心痒难耐。她溜进浴室，完全忘记了倒好的咖啡，她边擦着头发边回到厨房，发现一杯已经冷却了的咖啡，又在离洗脸盆下水口几毫米处找回一片隐形眼镜镜片……
卡米尔做了个手势：之后再说吧。
首先，她需要一杯咖啡。特浓咖啡。
他已经回到了停车场。“如果是我的话，”他环顾四周自言自语，“我就从边上安全出口走。”他不得不戴上他的眼镜凑近那扇门仔细观察。没有撬锁的痕迹。
这个商业长廊，建于十九世纪的香榭丽舍大街尽头，主要卖一些奢侈品、文具、皮革和古董。顶上是玻璃天窗，抬头望去，细心的游客就会发现满目精致的装饰艺术，彩陶、飞檐和一些小彩绘玻璃。如果安妮心情好的话，她本也可以欣赏它们，可是她放弃了，她不是个习惯早起的人。在这个时间点，这种精美壮观，这些细节和这天花板，她都毫不在意。
“如果您要在外面吸烟，谁来替您值班？”
莫尼尔商业长廊开门没多久，安妮·弗莱斯提尔就走了进去。主通道上几乎没有人，空气里还飘浮着洗涤剂的味道，让人有点头晕。小商铺陆陆续续开了门，商家们纷纷摆出书摊、珠宝摊和各种展位。
这个问题不得不问。卡米尔回到接待处，他走到大厅尽头，碰巧，就在左边，他发现一条直通安全出口的走廊。
并且提醒你所有的偶然性，都有其必然性。
奥菲利亚一笑，露出一排黄牙。
对于命运来说，它向来眼光毒辣，这是把你一举拿下的最好时刻。
“我们现在请产假都没有人来替班，他们更不会找人来替我们这些想要‘癌症休息’的班！”
因为你已经放低了警戒。
那个男人，到底有没有来过？
这是个陷阱。
他回到车里，收到一条消息。
当你已经到达一定年纪，或者你已经遭受过这类晴天霹雳的事情，你会以为你已经有了免疫。这就是卡米尔的情况。他的第一个妻子死于非命，那是一场浩劫，他花了好几年才恢复过来。当你经过了这样的考验，你会以为这样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我是米夏尔（掷地有声的口吻）！不论什么时候，给我回个电话告诉我您的进展。还有，无论如何，明天一大早您第一时间交报告，别忘了。”
但如果你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你只能尽你所能自我防卫。通常情况下，面对这样的劫难，你注定只能手足无措或者失误，甚至索性彻底无力动弹。
卡米尔觉得特别孤独。孤立无援。
或许就是这样一些时刻，最能凸显出了不起的人物，那些总能在恶劣的环境下做出正确抉择的人。
23:00
因为你的思绪已经惊愕无措，所以通常就只剩本能反应了。比如在这三枪之前，你爱的女人去了烟草店，然后你清清楚楚地看见杀手敏捷地把枪上了膛，支在肩头。
医院的夜不同于一般，即便是安静中都悬着几丝诡秘。在这儿，急诊室的走廊里有来来往往的担架，有忽远忽近的呼喊，还有尖叫声、急匆匆的脚步声和铃声。
现在，就看你怎么反应了。这就是问题所在。
安妮终于睡着了，但她睡得很浅，梦里都是枪声、血迹。她感觉她的手下还是莫尼尔长廊的水泥地，还有那雨点似的玻璃碴极度真实地砸在她身上，两侧的玻璃窗纷纷砸落下来，她身后是一阵阵爆炸声。她喘着粗气，带着唇环的小护士犹豫着要不要喊醒她。其实她根本用不着叫她，因为当“电影”结束时，安妮总会突然惊醒，僵直着身子尖叫。在她眼前，男人拉下自己遮脸的风帽，接着是他的大枪托，准备砸向她的颧骨。
就算你有一天和他一样，去参加你最好的朋友的葬礼，你觉得这一天已经糟透了，那也无济于事。尽管如此，命运并不会满足于这样平淡无奇，它完全有能力像一个装配着莫斯伯格500系列12号削短型滑膛式霰弹枪的杀手一般出现在你面前。
在她的睡梦中，安妮用指尖碰了碰自己的脸，摸着那些针结，她的嘴唇，她的牙齿，牙龈。断裂的牙齿，就像残垣断壁一般。
这是即将发生在卡米尔身上的事。
他想杀了她。
比如，对着你爱的女人利落地放上三枪。
他一定会回来的。他要杀了她。
“所谓有决定性的事件，就是彻底把你生活打乱的事件。”这是卡米尔·范霍文几个月前在一篇名为《历史的加速度》的文章里所读到的。这个决定性事件，惊心动魄，猝不及防，会刺激你整个神经系统，你立马就能把它和生命中其他小事情区分开来，因为它就像包裹着一大团能量，拥有一种特殊的密度：一旦它出现，你就知道它会给你带来的重大意义，不可逆转。
[1] 乔托·迪·邦多纳（Giotto di Bondone，约1267年—1337年1月8日），意大利画家与建筑师，被认为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开创者，被誉为“欧洲绘画之父”“西方绘画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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