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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

如果大家真的去读这个故事的话,你们会发现,在这个故事当中,小甲虫代表着西班牙语世界当中一个永恒的形象,就是唐吉诃德。唐吉诃德大家都知道,唐吉诃德战风车,唐吉诃德骑瘦马,但是大家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在整个西班牙语世界,唐吉诃德从来不是笑料,他是西语世界最伟大的不朽的英雄,他象征着一种精神,一种去行动、去实践、痴迷于梦想、但是丝毫不为自己的梦想而感到耻辱的力量。

2000年从墨西哥回来之后,我就开始寻找马科斯的文字。我没有推销书的意思,我认为如果你们有兴趣,肯读的话,应该不会失望。我首先读到了他的一个部分,就是杜里托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小甲虫,后来我搜索全世界的传媒,发现有人支持他,有人反对他,有人憎恶他,有人嘲弄他,但是所有的各帮各派,毫无例外的都接受杜里托,都觉得这个小甲虫太可爱了。小甲虫这个部分的书写太有趣了,太智慧了。

说杜里托是唐吉诃德不奇怪,奇怪的是在所有的杜里托故事里还有“我”,这个“我”就是副司令马科斯,副司令马科斯是谁呢?是唐吉诃德故事里那个可笑的矮胖侍从桑丘·潘沙。如果大家看过《唐吉诃德》都知道,唐吉诃德象征着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桑丘象征着不可救药的现实主义。所以很好玩的是,这个浪漫主义的传奇英雄马科斯在他的故事当中,相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胆小怕事,非常市侩,而小甲虫却非常浪漫,非常豪爽,非常的勇敢,非常的自恋,又懂得自嘲。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有意无意之间到处听人们说起这样一个传奇人物,叫做副司令马科斯,有各种各样关于他的说法,各种各样关于他的故事。于是到墨西哥的时候,我就非常好奇,很想看看这个人。当然我们没能看到,但是知识分子,你看不到真人就可以读书了,所以我回来就在网上搜索,发现全球大概有六万多个关于他的网站,几乎囊括世界所有的语言,当时我觉得唯一没有的是中文,在台湾有一些很少量的报道,但是中国没有一个“萨帕塔”的网站。但是我还是发现了大量英文的资料,而后我发现实际上在英文世界有大量的关于“萨帕塔”的出版物,继而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情形,就是马科斯在写这些有的非常美丽、有的非常尖刻、有的非常精灵古怪的文字的时候,他每次都写给国际国内外各大报纸,出版社,他还专门写了一份空白合同,说你把你的出版社填进去,把你的报社填进去,我把这个送给你们。他说什么叫版权?版权不过是私有制的一个可笑的东西,我就是要让全世界更多的人读到。

所以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崭新的经验,就是一个英雄并不做英雄的悲情书写,大家知道现代世界的反叛英雄都是悲情英雄。悲情英雄有两种,一种是讲自己的苦难,看我们多苦,苦难就成了正义;另一种是讲自己的敌手多么无耻,敌手的无耻就成了自己正义的证明。

而在马科斯的书写当中,他拒绝悲情,既不去慷慨陈词讲印第安原住民的苦难,也不用义正词严的态度去诉说敌手的非正义,敌手的无耻,相反,他采取了一种后现代式的诙谐、幽默、调侃,用一种后现代式的拼贴文体来表达他的政治主张。比如说,他从来不说政府军把他们赶入了原始丛林,原始丛林完全无法生存,他反而说,欢迎来到丛林,这个丛林只有这样几种人能够生存:死神、野兽、游击队员。他说在这儿你们可以欣赏到一个很好的过程,什么过程?这个过程是逆进化,人变成了猴子。

我在这个书的前言当中写,那一次我们在拉丁美洲,驱车几千公里,几乎走了墨西哥所有重要的地方,当时这个老建筑师就是我们的向导,我们当时的感觉是,他简直想把墨西哥托在手心上,展现给我们看。他对这块土地的热爱,对这个土地上的所有苦难的记忆,那种顽强的要变革不合理的现实,要改变这些苦难的斗志……到现在为止,这个老建筑师一方面是建筑律师事务所的服务人,另外一个方面,他是一个一分钱都没有、自己不断掏钱的NGO组织的负责人,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去帮助弱势群体,去改变社会、去抗争社会不合理的结构。我最近接到他的Email说,他们还在街上抗议选举的不公正,所以我觉得这是拉丁美洲对于我的特别的意义。

他用近乎于苛刻的自我嘲讽来讲述他们的艰辛,他讲到在六万政府军围堵三万游击队员的撤退当中,他们的艰难情况,没有水,没有粮食,他不说我们没得吃,没得喝,他说这个地方只有泥泞和荆棘,泥泞和荆棘多到如果投到股票市场里,就足够把墨西哥的外债都还了。实际上他们在最绝望的时候,要喝自己的尿,他怎样写?他说请各位在吃饭前读,因为这会帮助你减肥。

我说一句不太准确的、也许会大家会骂我的一句话,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情而健忘的民族,我们尤其善于遗忘苦难,如果我们想到苦难,苦难就会成为犬儒主义的一种依据,又怎么样?反正都是苦恼。而我在拉美最强的感觉就是他们不遗忘苦难,但是绝不犬儒,绝不说我们又能做什么呢?相反又能以极热情的态度去行动。

一个完全不同的书写方式,一个完全不同的“后冷战”时代的反叛的英雄。事实上,我们都可以想象,他们所生存的环境和此前的游击战士、反叛运动领袖一样艰难,他们面临的苦难一点也不比那时候少,但是他用完全不同的姿态来面对这些苦难,面对这个世界。

同样让我记忆特别深刻,感觉特别强烈的是这个民族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但他们不遗忘,同时不绝望。我有一个拉丁美洲的朋友,一个70多岁的老建筑师,他陪我们去参加墨西哥城的一个著名的广场,那个广场他们叫“三文明广场”,因为那个广场曾经是“阿普太克”王朝的首府,阿普太克的王宫所在,也是西班牙侵略者和阿普太克军队大决战的地方,最后新石器文明的阿普太克王朝当然败于现代文明的西班牙统治者,他们的国王被绞死。西班牙人毁了他们的王宫,用王宫的建材建起了基督教的教堂,所以它是阿普太克文明,也是是基督教文明。第三个文明是围着那个广场的一片我们很熟悉的现代公寓群,那是1950年代墨西哥政府的“脱贫计划”,就是盖了一些我们所谓的经济实用房。1985年墨西哥城发生历史上罕见的大地震,那一片经济实用房几乎全部倒塌了,死了数万人。这位老建筑师给我讲这些历史,他说1985年我就在这里,和我所有的朋友一起,我们在做一件事,什么事?就是从废墟里拖尸体,往外搬尸体。我非常惊讶的是,这个老人讲1985年的故事就潸然泪下。我就说他们是这样的一种会不断的记忆苦难,不是把苦难忘掉的民族。

也是第一次,全世界发现一个反叛的领袖不做说教,他用诗意的语言对大家发言,用诗意的语言去呼唤每个人心灵当中的诗性和你的想象,用诗意的语言去呼唤你们对弱势群体的认同。

另外一个让我非常震惊的东西,是拉丁美洲有一种伟大的失败者的逻辑,不是胜利者的逻辑,不是成功者的逻辑,而是失败者的逻辑。但是这个失败者就是拒绝承认失败,就是且败且战。

他说我们不是革命者,因为我们不要权力,我们所要的只是让我们与我们的方式生存下去的条件。他说我们不要一场革命,我们是要发动一场使革命成为可能的革命。他说我们这个革命是每个人都可以在你的家里开始,你的武器是笔,是摄像机,是任何东西。他带着面具,老有人问马科斯是谁?到底是谁?马科斯的说法非常好玩,他说你问马科斯是谁吗?你去照镜子吧,你在镜子里看到的就是马科斯,因为这个马科斯是你心中的不平,是你心中所感受到的这个世界的不合理,是你心中的被压抑了的反叛。所以他说我们都是马科斯。好,这是一个有趣的,我想跟大家说明的点。

所以说这样的一些原因,这样一些思考,使得近年来我自己开始做了一个选择。比如说一年我有七个机会,可以到世界各地去出席学术活动,文化活动,我更多的选择不毛之地,穷乡僻壤,去第三世界,我想去看一看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们,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选择。在这样一个去亚洲、非洲和拉美的经验当中,最吸引我、最振动我的是拉丁美洲,一方面那里真的是一方热土,在拉美你碰到的人们的那种生存状态,那种热情,那种在贫穷当中、在我们所认为的绝望当中充满了生命活力的状态……我记得第一次从拉丁美洲回来以后,我在讲课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说中国有一些批判学者说中国拒绝拉美化,我说纯属奢谈,中国很多地方不如拉美,至少在底层民众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上,中国差远了。

另外一个吸引我的东西,就是马科斯其人和面具。我正翻译马科斯的时候,和一个著名的学者谈起了马科斯的故事,这个学者听完了以后就拍案叫绝,他说这些所有的行为艺术家都该歇菜了。从某种意义上说,马科斯是今天世界上最著名、最出色、最成功的演员和行为艺术家。他拿着枪,而他把枪变成了一种象征性的符号,他们有着游击战的组织形式,但是他真正的游击战场是在网络和传媒上。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今天的现代化进程,不能称之为成功,因为确实有一部分人,甚至可以说是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得到了改善,但是这一部分得到了改善的、获益的、享受着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时代的这种自由、平等和丰裕的物质、精神生活的人群,在中国巨大的人口比例之上,绝对人数极多,但是它仍然是一小撮。

而更有趣的是,马科斯毫无疑问的是一位领袖,但是他却说他不是领袖,他是副司令,我和我的朋友们经常开玩笑,我们现在都争着当副司令,都争着当副主任,都争着当副组长,因为在“萨帕塔”运动中有很多司令,可是只有一个副司令。这个仅仅是一个装蒜吗?仅仅是一个表演吗?不是,他表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理念,就是一个反叛的运动,你必须去寻找和尝试跟主流不同的东西,否则的话就像20世纪革命的教训一样,你反抗主流的统治,最后你成了主流统治的一个也许更差的复制品。你要反叛主流,就必须寻找一个完全不同的组织方式。

马科斯做了一个很好玩的比喻,他说今天世界的图景就像大屏幕,大家都知道,有多块屏幕组成的,可以是一幅图画,可以是很多很多幅图画,这个大屏幕五彩缤纷,非常多元,似乎已经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原则,但是这个大屏幕同时又像一面墙,它挡住了更大的一个视野,这个视野就是全球化过程不曾卷入的。所以问题不在于现代化进程好不好,全球化进程好不好,问题在于它是不是能把多数人带入。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是不是成功有很多的标准,但是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就是,是不是多数人都进入了。

所以马科斯说他是副司令,司令是谁?司令是一个叫原住民委员会的集体,这个原住民委员会是由玛雅原住民的老人、智慧的老人、和玛雅各个部族的公众选举的代表来组成的。我刚刚提到给我们做导游的那位老建筑师给我们做了一个比喻,在萨帕塔运动当中,他说萨巴塔解放军和原著民委员会的关系,就像日本的幕府和日本的武士,武士只是武器。马科斯说得非常清楚,他说我们是军人,我们随时准备被杀,也随时准备杀人,这样的人就不该当领导,一个真正有效的社会的组织方式必须是和平的和民主的,他说你手里拿着枪,对别人是不公平的,你就不可以成为一个运动的领袖。

同时另一个奇怪的事情,我在另外一组统计数字当中看到,是说当我们说到“全球化”,其实我们经常描述的是这种大都市场景,吃麦当劳,喝可口可乐,穿T恤衫,牛仔裤,我们美国化了,我们一说全球化,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图景。但是我看到一个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发的材料,它表明说,这个全球化图景在世界上有多少人被卷入?十亿,只有十亿人被卷入了这样一种全球化的图景,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有50亿人在这个全球化之外。

他另外的很多表述也都非常有意思,他说现代社会应该向传统社会学习,不是广义的传统社会,是玛雅人的传统社会,他说他们有一种真正廉洁的和民主的方式。墨西哥察巴斯州玛雅原住民是在1994年起义,但是非常好玩,他们在1993年就开始全民投票,这是世界上据我所知绝无仅有的一场不是领袖或者领袖集团决定的,而是所有人参与投票的农民起义,所有参与起义的社区,一人一票,男人一票,女人一票,老人一票,孩子一票,一个村一个村地投票,说打,还是不打,最后所有参与的村庄大家都投票,多数通过,决定打。后来他们起义之后,政府提出了一个收买计划,说给你们修桥修路,盖学校,盖医院等等。他们又转了一圈,八个多月,因为那里完全是原始的,没有现代通讯装置,所以只能一个村一个村地走,又投了八个月,全体投票拒绝,说我们要的不是改善我们这一小块地方的生活,我们要的是原住民按照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社会组织方式生存下去的这种空间。这是另一个非常有趣的点。

为什么对我来说这是答案之一?我觉得这个例子让我们知道,我们经常以为我们直接目击的事件,以为我们是自由地选择了我们的视野,却经常忘记了我们的视野先在的被一种更强的力量所选择,这个更强的力量所选择的观看方式,先在的决定了我们的观看方式。所以我觉得“后冷战”时代到来,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重新到来,我们觉得人类充满了希望,我们终于不在两个大国的对峙之中,不在原子弹的威胁之中,我们有权利向往一个更美好,更多元、更自由、更平等的世界。似乎这样一个世界,这样一个时代也正在向我们走来。但是接下来我们却发现一个奇怪的情形出现了,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年代,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个多元的、平等的、和平的、自主选择的时代,相反全球化把我们带到了一个趋同的、极度趋同的这种状态之中。任何的差异和另类的选择都变得更加艰难,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

如果大家说这是美国传媒的一个特例,你在这里说有什么用?我们举另外一个例子,大家可能应该都看过《英雄》,张艺谋的新片,请大家回忆一幕场景,就是秦军攻打赵国的时候,大家都会记得张艺谋设计的张艺谋式的箭阵,箭像风沙一样铺天盖地的射向赵国,但是接着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摄影机采取了箭的视点。在那个场景当中,好像张艺谋要彰显赵国人临危不乱,视死如归的精神,但是我们确实是通过箭的视点去看血肉之躯的赵国人。

马科斯到今天为止是一个谜,所以咱们有一些好心的传媒的朋友宣传这本书,有的可能是为了我的面子,有的可能就是自己喜欢这本书,所以他们介绍这一本书的时候,就说马科斯以前是墨西哥城大都会自治大学的哲学教授,他们这么说不对,因为到今天为止,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

接下来我问我自己,如果我可以用我的身体去认同于双塔座当中的那些美国的遇害者,为什么我不能用我的身体去认同在贝尔格莱德大桥上的那些人盾?接下来我给了自己一个答案,不是为了原谅自己,但是我真的以为这是答案之一,这个答案就是我在美国著名学者,也是著名的女性主义者朱蒂斯·巴特[2]的一篇分析海湾战争的文章当中读到,说美国报道海湾战争的时候,它采用了一种最新的技术,而此后大多数的美国战争都以这个技术来报道,这个技术就是把摄像头放在导弹上,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关于海湾战争的新闻图像,是通过导弹的视角来看的。我想大家可能会马上明白,如果我们是用导弹的眼睛去观看这场战争,我们就不可能用在导弹下面粉身碎骨的人的眼睛去观看这场战争。

1994年起义发生之后,所有的传媒涌向查帕斯。大家注意到后现代的特征之一,就是比如出了车祸,警察还没有到,记者就到了,农民起义,政府军还没有到呢,记者就到了。所以最先涌向查帕斯的是记者,记者到了马上发现有一个自称是萨帕塔运动的发言人,就是马科斯。也就是在那一天起,马科斯开始作为一个全球明星冉冉升起。他戴着面具,他毫不掩饰地说马科斯是化名,他对于为什么戴着面具给了很多回答,其中最后现代、最扯蛋的一种回答是说,因为我长得太漂亮了,我实在不能摘下面具,我一摘下面具,全墨西哥的男人都无地自容,羞愧而死了,如果摘下面具,简直没法对付,墨西哥的女人都跑到这里来了,因为她们太爱我了。

但是接下来,我开始想到了一个问题,我曾经在新闻当中看到了另外一个场景,就是科索沃战争的时候,新闻报道告诉我们说,在美军的空袭之下,塞尔维亚,前南斯拉夫一座一座的大桥,一个一个重要的公共设施被炸毁,最后只剩下了一座大桥是保护贝尔格莱德市的生命线,于是我在报道当中看到贝尔格莱德大学的师生手挽着手作为人盾上了那座桥,要保住那座桥。三天以后,我看到了一则文字报道说桥炸了,没有一个字说那些贝尔格莱德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是撤离了,还是被炸死了。

这是他的一种回答,大家如果读这本书的时候会发现,和传统的反叛领袖,游击队长非常不同的是,马科斯一点都不道学,不光不道学,他还刻意使用一些色情的修辞,他也刻意把这个戴着面具的马科斯塑造成一个性爱偶像,而且事实上1994年到1995年当中,每天有数千封情书飞进查帕斯丛林,墨西哥几个重要的传媒,专门设置了一个栏目刊登社会知名女性写给马科斯的情书。

最后再扯两个闲天,我们再来谈马科斯。这两个闲天就是使我翻译这本书的另外一个动机,我说我自己有一个反省,就是“9·11”事件的发生,对于我来说,是第一次坐在电视机前和全世界一起目击这个悲剧的时刻,我记得我当时的那种震惊和伤痛,我努力不哭出来,因为我们大家都看到在双塔座倒塌之前,那些人绝望地砸碎玻璃幕墙,挥舞着手帕,希望得到拯救,可是接着,双塔座在我们的面前坍塌下来。我们已经看过太多的好莱坞电影里有这样的镜头,可是这一次是血肉之躯,真实的生命。我毫不怀疑,我想和我一起看过这个场景的人是跟我一样,我们用我们的身体认同了双塔座里人们的身体,我们感受着他们经历的恐惧、绝望,感受着他们那种求生的本能。

不仅是墨西哥,比如说美国著名杂志《名利场》的女记者,还有《纽约时报》的女记者,似乎从她们的语词之中看到她们也很迷恋他。但是马科斯可以这样纵横驰骋,这样随意自如的使用一种自恋的方式在于,马科斯根本不是真人,马科斯是一个虚构,马科斯是一个拼贴。大家有兴趣的话看我的序言,我分析了他的整个形象,其实不是我真的分析的,我只不过把12年当中世界传媒对他的形象的解读做了一个总结而已,他的帽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所谓毛式战斗帽,他的帽子上有一字排开的三颗红星,那个别法是美国将军的别法,他左右两排子弹袋是萨帕塔的形象,就是那个农民起义领袖萨巴塔的形象,他蒙着脸是佐罗,他永远叼着烟斗,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要让人们联想起拉丁美洲不死的英雄切·格瓦拉,而事实上他一出现,拉美的传媒就把他称之为切·格瓦拉第二。

不久前我见到的一个著名的美国教授,他说他也很喜欢马科斯,但是他做了一点自我反省,他说这么多的人喜欢马科斯,大概是因为切·格瓦拉以后,太久太久,这个世界不再有英雄了,所以他塑造了这样一个形象,用一种近乎于表演艺术和行为艺术的方式去强化这个形象,因为这个形象是一个子虚乌有。

比如说我在我们的传媒上读到这样的报道,意大利国际米兰足球队全体队员,是马科斯的热爱者,他们经常为马科斯所领导的“萨帕塔”运动捐款。在2005年初,他们把国际米兰队的球衣赠送给“萨帕塔”,马科斯就穿了他们的球衣,蒙着脸出来跟传媒拍照。我们的传媒是怎么报道的呢?说恐怖分子喜获赠国际米兰队球衣。我看了以后啼笑皆非,我就觉得无知,并且坚持这种无知,这是主流的另外一种态度。

所以1994年到1995年,全世界的传媒大概每隔一个月有一轮高潮说谁是马科斯,编出了各种各样的故事,而所有的故事都不攻自破,其中很多故事非常的神秘。比如说最神秘的两个,一个说马科斯就是当年在玻利维亚给格瓦拉游击队带队的那个农家小孩,说你们读过德布雷的日记吗?读过你们就记得,一个农村孩子给格瓦拉游击队带队,他就说想参加游击队,格瓦拉说你还小,你应该去读书,还给了他钱。这个故事说,小孩长大了,读了好多书——这个人显然读了好多书,因为第一天记者就发现他有非常流利的西班牙语,他讲非常流利的法语,讲带西班牙口音的流利的英语,讲意大利语,讲五种以上的原住民语言,书肯定读得够多了,而且大家发现他用英文背莎士比亚,用法文背波德莱尔,而且他可以出口成章地引用大量的西班牙语世界的诗人,大家看完觉得非常精英,精英得不得了。我们觉得精英主义和大众文化是不相容的,你再往下看发现,他是一个电影迷,而且还特别迷B级电影,流行歌,电视剧,肥皂剧,在莎士比亚旁边就是流行歌曲,在波德莱尔旁边就是电视肥皂剧,是这样一个非常奇特的人物,于是他们就说他是给格瓦拉游击队带队的那个小孩。但是马上人家就发现,不对吧?这个人的西班牙语是非常清楚的墨西哥式西班牙语,他不可能是一个外国人。

比如说马科斯,他有一个蒙面形象,于是我们的指认方式大概十有八九就说恐怖分子,只有恐怖分子才蒙面。这里有两个大无知,一个无知就是这位游击队长是以符号学游击战、网络游击战而著称的,他们和政府军的正面战争只发生了一天半,所有冲突当中的死伤人数不超过27个。这本身就是一个创造。第二,你不知道,你无知,你无知在哪里,你不知道整个拉丁美洲,尤其是墨西哥素有面具文化,佐罗不是一个独立的故事,佐罗是整个蒙面英雄传奇当中的一个故事。

于是有更神奇的传说,玛雅有一个古老的经书叫《波波五经》,《波波五经》当中有一个先知将再回来,这个先知将拯救我们,马科斯将是那个先知。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有两次他在公共场合进行演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那两个地方都是大旱,长达两年之久,滴雨未落,一次是马科斯刚一开口,暴雨倾盆而下,一次是马科斯话音刚落,暴雨倾盆而下。当时的美国记者访问了在场的一个印第安老妇人,说你真的相信他是先知吗?那个女人说当然了,我相信他是先知,我相信他能够改变我们的社会,而且我相信他能够命令老天爷下雨。

第二个例子,就是这个马科斯。1994年,墨西哥一个新的武装起义震惊了全世界,从1994年至少到2001年,事实上直到今天,马科斯始终以这种环球传媒明星的方式,吸引着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后来我发现中国传媒也有报道,但是我一无所知,所以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大概一种新的主流文化的建构,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发生的:一方面是某些消息以突出的、反复的方式出现在你的面前,呼唤着你去了解它们,去认同它们,而另外一些东西却消失了,或者说在边角中,或者即使在它出现在你面前,你也不关心,而主流的方式还教给你一种接受和指认这样一种文化现象的方式,你只能用它的方式去看。

很神奇,类似这样的传说多到了不可思议。而与此同时,整个墨西哥的情报机构和美国的情报机构全部开动起来调查马科斯,他们认为这个马科斯一定是有案底,他一定曾经是反叛分子,什么抵抗运动领袖,或者不是狭义的、而是广义的他们给反叛者扣上的帽子——恐怖分子,但是非常的遗憾——起义的第二个月,墨西哥政府就设法取到了马科斯的指纹,火速送到了CIA(美国中央情报局),完全没有记录。

我后来检索资料发现,其实我们的传媒也报道她,不过她在边角的位置。而我自己有意识的选择了不看,我不关心缅甸发生了什么,我关心的是美国发生了什么,欧洲发生了什么。

到了1995年,政府终于发了一个通缉令,说我们知道谁是马科斯了,他是墨西哥自治大学的哲学系的博士(一说是硕士),他的学位论文写的是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尔都塞[3]。他毕业以后任教于大都会自治大学,教理论与分析系。在当时他说他的真正的名字叫拉法埃尔·塞巴斯蒂安·纪廉,这个纪廉在墨西哥大都会自治大学任教的时候,以长于辞令,深受学生爱戴,画了一手好壁画而著称。

我还有两个经验非常有趣,一个经验是我在台湾的时候,一帮朋友领我去一个餐馆,这个餐馆是缅甸风味的餐馆,那些朋友们就开玩笑说,我们来这儿不是吃饭的,我们来这儿是看美人的。是什么美人呢?他们就笑着指给我墙上一张很大的照片,确实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女性。我就说她是谁啊?那帮人说你不知道?我还很得意的说,我从来不知道流行明星。他们说,这个不是流行明星。我说我确实不知道。最后他们终于相信我不是开玩笑,告诉我说,那是缅甸著名的反对领袖昂山素姬,一个世界知名的、明星级的反叛女政治家。我非常惊讶的发现,我自以为我已经走向世界,自以为世界的视野在向我打开的时候,其实有另外一个视野对我关闭了。

政府以为马科斯的魅力,就是在于神秘的魅力,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谁,我们可以放各种各样的想象,说一旦你们知道他是谁了,就不会有支持者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政府发出通缉令的当天,整个萨帕塔社群就发出了声明,说你们错了,马科斯是我们这儿的人,他是在我们原住民当中成长的一个人,而且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是马科斯,因为我们都是马科斯。

在我成长的年代,我读的小说是越南小说、东欧小说、苏联小说、缅甸小说……等到我进入大学的时候,我读的就是欧美的作品了,慢慢的我就完全不知道在第三世界国家发生着什么样的事情。

非常好玩的是,这个声明发出以后,世界各地都爆发了声援的游行,著名的作家,我想大家一定会知道,艾伯托·艾柯,《玫瑰的名字》《昨日之岛》的作者,我最喜欢的一个作家,也是我喜欢的一个理论家,他同时是意大利最著名的中世纪学者和现代符号学的奠基人,艾柯率先发出了声援信,接着四位诺贝尔奖得主声明支持,然后是全世界声势浩大的支持,所有的支持者,所有的抗议示威者,在全世界各地用各种语言喊着一句话:我们都是马科斯。

1979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国门确实打开了,我们的视野确实打开了,这个视野是什么呢?是欧美世界,是发达国家。我们再一次遭遇到了欧美国家,遭遇到了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这是一点错都没有的,但是有一点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注意到了,就是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视野、朝向第三世界的国际视野就落幕了。

所以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一种前所未有的实践。我们可以说马科斯是一个传奇英雄,我们可以说马科斯本身就是一个创造物,他本身就是这个面具的背后的人们,和同样戴着面具的玛雅原住民共同创造出来的一部传奇,本身就是一个极有文学色彩的故事。所以我向大家推荐它,我推荐这个神奇的故事,这个神奇的角色,也推荐这个神奇的角色所写下的赋予想象力的文字。

第二个错误在于,那时候中国也在世界之中,这个世界是什么呢?就是第三世界,大家不要忘记在美国、苏联两大强国的反对之下,中国还是在1971年加入了联合国,当时周恩来有一个说法是非常形象和准确的,他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穷兄弟,一人一票,靠人数多,愣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换句话说,即使在“冷战”的全面封锁之下,中国仍然在世界之中,中国仍然有它广阔的世界网络,这个网络就是第三世界。

接下来我想讲两个马科斯的小故事,来结束这个演讲。最早吸引我的是这样两个故事,一个故事,他模仿了两部电影,我们前面讲的马科斯是一个电影迷,他模仿了一部著名的美国西部片,一开始就说有三个孩子,一个叫好孩子,一个叫坏孩子,一个叫“副司令”。他说三个孩子从不同的地方来到了一个房间里,房间里只有一个桌子,桌子上有三个塑料盒。三个孩子各拿了一个盒子,盒子里面有一个说明书,说明书写的是,每个盒子里有一对巧克力班尼兔,每隔24小时,就自我复制。24小时之后就是四只,48小时候变成了八只……但是一定始终要有至少两只,吃了就没了,只剩一只也没了。这样保持每个盒子里永远有两只兔,你就永远有巧克力吃。于是那个好孩子就等了24小时,就有了四只,等了48小时,就有了八只,等下去,好孩子就拿这个盒子跟这些兔,开了一家巧克力店,生意做大了以后,就把它连锁化,连锁店做大了以后就引进外资,引进外资做成跨国企业以后,他就把公司卖了,自己当高管。这个故事跟我身边的一些成功者像极了,当高管,然后就从政,这是好孩子的故事。

有两个错误,一是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自己闭了关锁了国,是别人闭了它的关,锁了它的国。大家不要忘记沿着中国的海岸线,一线排开去是“冷战”的资本主义阵营,所以中国被封锁在“冷战”的资本主义阵营之外。而中国为了追求独立的工业体系的建立,又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发生了冲突,于是它的背后一线是苏联的封锁线,所以中国被两大阵营夹击、闭锁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大陆状态之中,这是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可能打开的。

坏孩子实在忍不住就吃了,没有等到24小时把两只兔吃了,从此就没兔了,只剩下对兔的怀旧了。因为他没有兔吃了,他非常不满,他就经常在报上写一些抨击性的文章,这是坏孩子。

我想说的是中国从来不曾自在于世界之外,所以中国“走向世界”这个说法是非常荒谬的,在逻辑上不通的。为什么说不通?就是中国“走向世界”意味着此前中国在世界之外,中国怎么可能自外于世界呢?

那副司令干吗了呢,他根本不爱吃巧克力,所以他把巧克力扔了,那个盒子本来就是装冰激凌的,他还拿它装了冰激凌,猛吃了一顿就完了。

在这里我想稍微扯开去一点,我想大家都熟悉一个说法,就是“新时期”。1978、1979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我们说中国结束了“闭关锁国”的历史,向世界打开了国门,“新时期”到来了。这句话说对了没有呢?在座的好像都比较年轻,没有我的同龄人,如果有我的同龄人的话,我们可以真切地回忆起来当时多少新奇的东西突然涌到我们的面前。但是“改革开放”30年过去,我们再返回那段历史,发现“‘闭关锁国’的中国终于向世界打开”,这个说法本身是对的,又是错的,它说出了一部分真实,又制造了一个谎言。

故事说的是什么?马科斯的很多故事故意装作伊索寓言,讲一个小故事,后面说道德寓意。他说第一,请你们回答如下问题,三个孩子里谁会当共和国总统?谁会当反对派领袖?谁会为了查帕斯的正义与和平被杀了?不用说了,好孩子会当共和国总统,坏孩子会当反对党领袖,那个副司令最后的下场一定是被杀。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尽管一向不务正业,最后居然不务正业到了去翻译一本拉丁美洲的游击队队长的书信公报集,为什么?有什么东西使我做了这样一种选择?刚才介绍了一部分原因。另外一部分,是对我来说,这本书同时向我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对我、对多数的中国读者、中国的思考者来说关闭了。这个世界叫什么?就是拉丁美洲,再说大一点就是第三世界。

他的第四个问题是说,你要是妈妈,你想生哪个孩子?但是最有趣的是,他在另外一个故事里说,所有的二项选择都是陷阱。当我们告诉你说,你是要这个,还是要那个的时候,实际上是假装你只有这两种选择。这其实是很多妈妈骗孩子的办法,比如孩子说妈妈今天不回来,你要不要到奶奶家去?孩子说我哪儿也不去,我在家?妈妈就说你要不去奶奶家,要不去舅舅家。孩子想了想说,我去奶奶家吧。这个其实就是母亲的伎俩,二项对立选择的秘密,因为本来孩子有第三个选择,就是哪儿都不去,我在家里待着。

所以我说这是马科斯的意义,他用一种文学的方式去书写政治、哲学、社会、历史文化,用一种文学的方式去打开理论已经完全无语的那些领域和空间。对我来说,他最重要的是给了我一种可能,一种希望,让我觉得某些我们今天已经完全没有语言去说,没有语言去想,没有办法去思考的东西,或许换一种方式,就有另外一个世界在我们的面前打开了,这是我先对这个人物做一个很不直接的介绍。

所以他用这样的故事,微言大义,告诉我们说,今天的世界不断地给我们两项选择,说你要当成功者,还是要当失败者?巧克力班尼兔的故事特别意味深长。现代社会特别强调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就叫情商,怎么测定情商?小朋友一个人给一块糖,告诉你说坚持得越久,你得到的奖励越多,坚持得久的孩子情商高,马上吃了的就情商低,所以巧克力班尼兔的故事,从潜层次说它真的是一个今天的世界普及新教伦理的方法,就是自我约束,自我牺牲,得到更大的成功和更大的奖赏,从高处说,我们会看到现代世界的所有表述逻辑都建立在一组一组的二项对立式上。

但是事实上,我们每个人仍然背着历史,我们每个人必将走向未来。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我从来不讨论未来,因为它来得足够快。换句话说,你可以不关心未来,你可以不讨论五年以上的计划,但是五年,十年,一辈子,其实只是一瞬间。于是又有人说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何苦呢?好,你也许认为一百年的生命很快,但是从一个人,每一个个体的经验来说,一百年又足够漫长,你在这一百年当中可能会经历到很多很多你始料不及的东西,你今天拒绝去思考的东西,明天成为了现实,你就不得不去面对。

比如“9·11事件”发生了,他可能让你选是支持穷兵黩武的布什,还是支持同样邪恶的基地组织,好象你必须在二者当中选其一。科索沃战争爆发了,你是支持屠杀塞班的米诺舍维奇,还是支持把前南斯拉夫炸为平地的联合国军和北约军队。我们很少能够想到我们拒绝这样的二项选择,我们拒绝两恶相交择其稍善者,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应该有另外一种道路,另外一种和平,另外一种公正。

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今天的世界,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时代,把我们带到了这样一个生存状态之中,这个生存状态我管它叫“封闭了的现代时”,就是每时每刻我们只拥有此刻,而这个此刻不连向过去,也不通往未来。有一种说法是,讨论五年以上的计划是蠢猪,因为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五年以后的世界是怎样的。更有趣的是,十年以上的过去已经变得遥不可及。因为现在的世界是以这样的速度发生的:今年的流行就是明年的怀旧,后年的经典,大后年这些东西早已经被遗忘了,被埋葬了,死亡了。所以我说我们生存在一个没有过去、没有未来、一个“封闭了的现代时”当中,所谓“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

另外一个故事,也是最早吸引我的马科斯的故事,非常简单,我本来做了一个戴锦华式的翻译,但是后来编辑可能觉得不通,给我改得更通了,但是我觉得不好玩。所以趁这个机会再把我的翻译说一遍。

故事很简单,很老旧,他说从前有一个穷极了穷极了的穷农民,还有一个穷极了穷极了的穷老婆,他们家有一匹枣红马,一只瘸猪,一只瘦鸡,然后除此之外一无所有了。有一天这个穷农夫就跟他老婆说,我们太穷了,我们太饿了,我们实在没饭吃了,我们杀了那只鸡吧。他们就杀了那个瘦鸡,熬了一锅瘦汤。俩人喝进去以后,片刻挺舒服,挺高兴,但是过了一阵子又饿了。那个穷老婆就说,我们实在太穷了,我们没得吃了,我们杀了那只瘸猪吧。他们就杀了瘸猪,煮了一锅瘸汤。吃了又好了。然后……枣红马不想等到故事的结束,枣红马逃了,逃到另外一个故事里去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我们经常说一手持剑,一手持笔,或者一手拿枪,一手写诗,这经常是一种修辞,但是在这个人物身上,却是一种非常真切的现实。同时又很荒诞的是,他的书放在文学部分不合适。马科斯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是惊人的,我最早也是被他的文字所迷住,然后开始翻译他的文章,但是他用非常文学性的语言和文字所讨论的东西,却不仅仅是文学,而且是今天的世界,是明天,是未来,他重新复活了这样一些字,比如说“梦”,比如说“想象”,比如说“希望”,比如说“未来”。

我当时真的好喜欢这个故事,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故事并不是马科斯的原创,玛雅原住民当中就有类似这样的故事。但是对于我来说非常有趣的是这个故事可以有几种结局,枣红马被杀了,这是悲剧性的结局,或者我们站在枣红马这边,说枣红马揭竿而起。不是没有这样的故事,《动物庄园》中的枣红马揭竿而起,统治人,接下来怎么办呢?枣红马吃了农夫和农妇吗,还是悲剧的结局。整个故事看不到任何出路。

这是我第一次做翻译,而且翻译了这样一个奇怪的人——今天世界上硕果仅存的一处左翼游击区的游击领袖。但是这本书出来以后,好像给书店带来一点麻烦,就是书店不知道把它归在哪一栏。最后我发现,大部分书店都把它放到了外国文学那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的,因为这个书的作者尽管是一个游击领袖,但是他的作品却受到了世界各国的文学家、文学爱好者热情的关注。他本人也和若干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成为莫逆之交,一个法国著名学者雷吉斯·德布雷,甚至认为副司令马科斯[1],是今天拉丁美洲最优秀的作家。

岔开一下,有一次我演讲的时候讲过这个故事,一个很可爱的女大学生举手说,老师你讲得不对,他们为什么不套上枣红马去耕地呢?勤劳致富,不就可以活下去了吗?为什么一定是悲剧呢?

我今天想就这本书,《蒙面骑士》来给大家谈一些我的感想。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对我略有耳闻,大概会知道我是一个说得好听点,不守成规的人,说得不好听是不务正业的人。我自己喜欢的一种表述是:如果我也算作“学者”,我大概属于不甘心被绑在一个学科的战车上的一个人。

我就说,你真是在中国长大,你不知道拉丁美洲最普遍的一个社会问题叫做“无地农民”,而且大概也和中国不一样,在拉美世界一匹马不算什么财富。我要说明的就是这个可爱的女学生的问题是不可能的,但凡有一点勤劳致富的可能,他不至于坐在这里等着饿死。我说所有的结局都可能是悲剧的结局,而所有的故事都可能是老套的故事。而马科斯充分地意识到故事已经老了,曾经有过的路是走不通的,我们要寻找新故事。

今天很高兴能来到“单向街沙龙”,希望能跟大家共享一些想法,也希望能和大家争论一些问题。这样的空间好处就在于不是一言堂,没有整齐化一的氛围,大家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就可以走,太热了可以走,听得没劲了也可以走。

所以我说这是马科斯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和启示,就是寻找新的语言,讲述新的故事,想象新的空间。我们正视这个世界的种种问题,正视这个世界的不平等、不合理,相信这个世界仍然是有希望的,这个希望就在我们的想象和创造之中。而这种想象、创造、批判和行动,可以是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做的,它不一定惊心动魄,不一定声势浩大,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去表达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某种批判,同时为这个世界寻找一种更合理的新希望。

关于这本书,我最高的希望是能够跟大家去分享一些非主流的思想资源,非主流的文化资源,非主流的世界景观,我的最低希望是希望当今的中国人,可以看到另外一种精彩的人生,我们的英雄不该只有比尔·盖茨,不该只有用金钱来衡量的成功者,还可能有另外一种人生,还可能有另外一种选择,而这种选择同样精彩。

我们正视这个世界的种种问题,正视这个世界的不平等、不合理,相信这个世界仍然是有希望的,希望就在我们的想象和创造之中。

[1] 副司令马科斯(Subcomandante Marcos),自称为墨西哥造反运动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ZLN)的发言人。同时,他也是一个作家,政治诗人以及全球化、资本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坦率的反对者。他是国际知名的游击队员(guerrillero),有“新”与“后现代”切·格瓦拉之称。

演讲人/戴锦华

[2] 朱蒂斯·巴特(Judith Butler),1956年出生于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辞与比较文学系教授。巴特勒是当代最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之一,在女性主义批评、性别研究、当代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等学术领域成就卓著,主要著作有《性别麻烦》、《身体之重》、《消解性别》、《欲望的主体》等。

蒙面骑士马科斯

[3] 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法国著名哲学家,“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运用结构主义方法解释马克思的著作,对经验主义、历史主义和人道主义进行了批判,构成了有别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并在法国形成了一个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