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想在选择的时候选“最对”的，过程既痛苦，结局还令人失望。哪里会有完美的结局，总会有这样或那样不尽如人意之处，所以结果百分百是后悔。信息爆炸的时代，正的反的、左的右的，各种建议、各种声音围绕在我们身边，想从中挑选一个“最对”的，也许这个念头本身就是错的。
不过，我们都没有想到的是，这几年，赶上了国家大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我关于眼科检验的技术专利不断落地转化应用，未来实现财务自由的希望似乎比他大一些，至少照目前来看是这样。
高瓴资本的掌舵人张磊说：追求大问题的模糊正确远比追求小问题的完美精确要重要得多。
虽然我学术进步很快，但我没有实现他认为的成功标准——财务自由。当然他也没有。
回到看病这个话题上来。
当然，我们是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所以到现在，基本上，他还是在选择的道路上观望，希望找到捷径，而我也在以他鄙夷的蜗牛一般的速度在医学雪山上攀行。
对于常见病和多发病，因为有专家共识和指南，医生都是照着标准来的，多看几个同级别的医生，其实结果都差不多，病人只是图了个自己心里踏实。但对于疑难病、少见病和重症，多看几个医生，危害是极大的。因为对于这些疾病的治疗，并没有形成统一意见，常常是医生要观察一段时间病情的变化，边治边看边修正治疗方法，有些摸着石头过河的意思。如果反复穿梭在看不同专家的路上，没有将耐心和时间给到任何一位医生，结果就是自己孤身一人奋战在对抗疾病的前线。
我也不服：“那是因为他们后来放弃了，认命了，没有坚持到底的失败，也没有半途而废的成功。”
我常和病人说的一段话就是：也许，张三医生的意见最后结果是80分；李四医生的意见最后结果是78分；王五医生的意见最后结果是82分，其实差不多。但如果总是希望从他们的意见中挑出一个最正确的，结果往往是自己混乱了，要么在不断看大夫的过程中遇到骗子；要么最后把自己变成裁判，把这些医生的意见综合起来，组合出一套适合自己的方案；即使是从一而终，选择了其中某一位医生的意见，但最后也常是不满意——因为从一开始心中就带着疑问和不信任，总能在结局中挑出毛病，以此来证实自己最初的选择不是“最对”的。
他从概率论的角度来反驳我：“创业成功的企业家能有几个？大部分还是失败。能活过3年的企业，只有3%，最后能盈利活得不错的企业，也就1%。”
下面的这段对话，可能很多人会觉得熟悉。
我不放弃：“创业成功的企业家，基本都不是一次创业成功的，有的创业好几次，积累经验，最后一次成功啊。第一次选择错了，也不是就没有机会了。”
“医生，你说我这个情况，最好的结果是什么？最坏的结果是什么？要花多少钱？做几次手术？”
他也想试图说服我：“选择错误的方向，越努力越完蛋。我原来有个同事，在BP机（无线寻呼机）刚出来那会儿，选择做BP机，囤了很多货，借了不少钱，还贷了款，结果BP机不行了，手机很快出来了。他就完蛋了啊，借的钱现在还没还清。”
“您这个病是慢性病，过程很长，就像是小孩上一年级，家长问老师，小孩高考最好上哪个大学，最差怎么样，根本没有办法回答。因为上学过程中的努力程度，学得怎么样，不是完全由老师决定的，老师能做到的只有和学生一起努力，去争取最好的结果。”
我想试图说服他：“我不是说选择不重要。选择也重要，努力也重要，但是我们不可能在当下的时间节点，看得清楚未来，所以选择是没有把握的。”
“大概呢？我就想知道大概。”
幸亏我这些年按着他，要不然他都要抵押房子去补仓。不过每次我俩讨论“究竟是选择重要，还是努力重要”时，他都还是坚定地认为选择更重要。
这种对话场景，对三甲医院的专家来说，每天都在进行。因为医生们会理解，坐在面前的这个患者，太想知道准确的答案，只有这样，才能在不同医生的答案中去做简单的对比。“张三专家说视力最好可以到0.5，李四专家说视力最好可以到0.4，我就选张三”；“王五专家说要做2—3次手术，赵六专家说要做3—4次手术，我就选王五”；“钱七专家说要花两万，贾八专家说要花一万五，我就选贾八”。对于这个患者，看病是一道选择题，选完答案，对了就是对了，错了就是错了。但看慢性病和疑难病恰恰是一张试卷，很多道题需要的不是挑医生，而是每次在和医生做选择的时候，让他可以放心地和你一起选择成功概率最高的那个选项——只有这样，整张试卷的分数才能更高。
我身边有一个一流院校的状元级学霸，是个男生，他毕业后去了一家比较清闲的企业，被单位同事带着，染上了炒股的毛病。先是加了聊天群，每天就在聊天群里看不知张三还是李四放出来的“消息股”，然后几个人线下分析讨论这些股票。成天讨论的不是基本面，就是K线图，热衷于从“消息股”中选股。他说，不讨论还好，天天讨论都晕了，而且就算是几个人达成共识，“一根‘阳线’就改变信仰”。“那怎么办呢？”我问他。“我们学不能白上啊，学了编程，我们就自己开发高频操作软件，用软件炒股。计算机自动分析买进卖出，不用我们管。”这高科技炒股，还真是令人心动，人脑哪算得过电脑，用不了多久，世上的钱还不都得被他们赚光啦？“赚了很多吧？”我问他。“哪儿啊，都赔光啦！”
看病的时候，很多患者坚定地相信“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但作为医生的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选择重要，努力也重要。如果是慢性病和疑难病，努力更重要。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要完全放弃“选择”呢？也不是，如果坐在面前的主治医师没有把握的话，听他的建议选择去上级医院，最好是请他帮你做选择。英国作家詹·豪厄尔说：选择朋友应当像选择阅读的书籍一样，一要谨慎，二要控制数量。在疑难病面前，我们选择的医生朋友是不是也应该控制数量呢？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更断定地认为：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赌注押在我们所选择的人身上。
看病以外，也充满选择的苦恼。高知分子一样难逃“想不明白”和“不会选择”之网。
“怀疑”这只鸡，不可能下出“信任”的蛋。
有的患者实在没辙，就会问医生：“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选择？”医生便会回答：“如果我是你，我就自己做选择。”皮球又被踢回去。没办法，花钱和承担后果的是病人，主题是谁做主，谁负责。其实医生也感到闹心，有时比较简单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变得复杂了。
面对选择时，放弃选“最对”的想法。如果经验和直觉够用，就把肯定错的那个去掉。
以前是病少药少，现在是病多药多。用白岩松老师的话来说，进入了患者赋权时代。医生只是提供建议，由患者自己选择，然后签字确认。常见的现象便是患者和家属要跑好几家医院，听不同专家的说法，然后会发现，专家们的说法不尽相同，于是便在网上搜索，打若干电话问亲属，最终选择一个“骑墙”的方案。整个过程充满疑问、纠结和痛苦。
剩下的，怎么办呢？也有胡乱选的，例如我们科的“考霸”朱老师，逢考必过，无论考大学还是考研、选单位，甚至“选择老公的考试”，她也以事实证明她在关键选择上总能成功。我们向她请教经验，她口吐真言：“三长一短选最短，三短一长选最长。看哪个顺眼就选哪个，就凭第一感觉。”朱老师老公偷偷和我们说：“她就是选哪个就信哪个，可不总选对嘛！”
从看病这件事便可见一二。在我爸和我小时候的年代，医生是比较好当的，因为缺医少药，病人也没有选择的机会。人的平均寿命短，病也不多，药物基本就是抗生素，恶性肿瘤之类的也治不了，所以要么就是“青霉素能治的病”，要么就是“青霉素治不了的病”。病人只有“没有选择”的无奈，没有“选择”的纠结。现在就不一样了，医药科技如此发达，化学药物就有好几千种，分子靶向的生物药层出不穷，养生保健营养品琳琅满目，微创器械不断更新迭代，治疗方案之间的排列组合多如牛毛。
选择失败，也是可以翻盘胜利的。例如从常青藤大学归国的王教授，她是生物学界冉冉升起的新星，在生物大分子基团修饰后的结构和功能改变上，做了不少开创性和引领性的工作。有一次吃饭时，她和我说起她上大一下学期的时候就抑郁了，我惊讶万分：“你这样的状元级学霸，怎么会抑郁呢？”她说她根本不喜欢生物学专业，上学的时候，整天就是去摘叶子、抓蝴蝶，一点都提不起兴趣。我问她专业是怎么选的。她说：“就是我爸洗车的时候，听见广播里有人说了一句，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所以，就给我填了生物专业。”我又问她：“现在还抑郁吗？”王教授使劲摇头：“不了，现在可开心了。我后来发现我特别喜欢英语，尤其是生物英语，在国外的时候，老板说我是他见过的英语最好的外国人。别人论文投稿的时候，编辑一般都是说英文不够Native（地道），给我的评价却是太Flamboyant（花哨）了。”“哦，英文能怎么花哨呢？”“就是押头韵啊，句式来回倒装，定语套从句。读起来朗朗上口，就和写诗一样。”
学者刘擎指出，现代人拥有自由选择信仰和理想的权利，但这种自由可能成为沉重的负担。
敢情这个王教授，选择了挂生物的牌子，努力干“写诗”的事。
“怀疑”这只鸡，不可能下出“信任”的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