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法：有些人会指责批评者基本从来都干不了他们正在批评的事，你可以举弗朗索瓦·特吕弗作为反驳。
电影导演
弗朗索瓦·特吕弗的母亲对自己未婚生子感到太过羞耻，就把儿子送到了他祖母那里。所以，特吕弗一直觉得自己是被抛弃的人。十几岁的时候，他走过歪路，偷金属门把手去卖的时候被逮住，在少管所待了一段时间。是电影院拯救了特吕弗。他只要有机会就跑去看电影，特别钟意二战之后涌入巴黎的美国电影。之后他又结交了评论家安德烈·巴赞，后者雇了这位年轻人给他的杂志《电影笔记》写影评。
François Truffaut，1932—1984
特吕弗的稿子是如此凶残，以至于被称为“法国电影的掘墓人”；他被讨厌到戛纳电影节的组织者在1958年拒绝让他参加。但后来事实证明，他是批评家中罕见的一种，能把自己宣扬的东西付诸实践。第二年，他的首部长片《四百击》赢得了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这部自传体电影讲述了一个胡作非为的少年的故事，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它新颖的手法（包括“跳切”和观众听了心慌的画外音）。这部电影开启了一位电影制作者辉煌的职业生涯，他其他的高峰还包括1961年的《祖与占》：讲了一个女子（让娜·莫罗饰）无法在两个男人中做出抉择，就跟他们都待在一起的动人故事。
弗朗索瓦·特吕弗
和让·吕克·戈达尔∗、克洛德·夏布洛尔等人一样，特吕弗在法国电影的新浪潮中是个重要的人物，意味着他的电影很酷、很先锋。不过，很有可能他所发展的“作者论”会至少和他的任何一部电影一样流传后世；这个理论的内核就是，虽然拍一部电影需要很多人共同努力，但基本上都是导演的功劳。这种观点把电影看做是由一个统摄全局的头脑所创作，也让这门艺术被更加严肃地对待了。
之后，年轻气盛的尤金·尤内斯库∗和萨缪尔·贝克特∗登台亮相。他们疯狂的实验主义让观众惊叹，也让阿努伊的戏显得过时了，这位前辈发现大家开始对他爱理不理。不过阿努伊大概是不会太介意的，他向来颇为质疑喜欢看戏的公众，认为他们去剧院不是去看戏的，而是为了被人看见你去看戏了。
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
他最初写的剧本都写同时代的事情，但大多也都是失败之作。后来，二战打响，阿努伊放眼过去，开始重新诠释古老的故事。比如他最轰动的《安提戈涅》，写的就是道德力量（由安提戈涅所代表，她执意要给自己的战士弟弟一个光荣的下葬仪式）和政治权宜（由国王克瑞翁代表，他是死者的敌人，想要任由尸身为秃鹫咬噬）之间的对抗。最后，不顾国王反对，安提戈涅还是成功地将自己的弟弟体面地送别。法国公众认为这个剧是在呼唤大家像安提戈涅一样鼓起勇气，反抗支持纳粹的法国维希政府。
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
法国剧作家让·阿努伊是母亲与一个演员同事的私生子。后来，历史又重演，阿努伊娶的一个女演员也在他背后一次又一次出轨。如果听起来有点像希腊悲剧中的情节，这倒是合适的，因为阿努伊最为人所知晓的就是他对古典戏剧的现代化改编。一开始他从事的是广告业，后来他说，炮制那些抓人的广告短诗或小歌谣让他写剧本的时候知道该如何简洁有力。后来他听从内心，在剧院当了某位导演的助手。这个工作没有酬劳，剧组为了帮他，每次一个剧演完，就把布景中的家具送给他。
学者、神学家
用法：要是听到有人在大肆吹捧最近开演的一个时髦的剧，你可以提一句，说根据让·阿努伊，资产阶级去剧院主要是为了显示自己有文化。
用法：一个博学到让人匪夷所思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就可能被夸作“当代伊拉斯谟”。
剧作家
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是终极的文艺复兴式学人(1)。即使是神学家马丁·路德∗也承认他学识渊博，头脑比自己高明。但两人后来闹翻，因为路德认为伊拉斯谟对于教会信条的诘问和考察还不够彻底。生气的路德骂他是“毒蛇”，是“骗子”，而且——让人震惊的——还是“撒旦的喉舌”。路德会对伊拉斯谟说这样狠毒的话很出人意料，因为今天大部分人认同是伊拉斯谟“下的蛋才孵出了宗教改革”。这句话的含义是说，正是伊拉斯谟的博学和对天主教信条公正的质疑才创造了一种思考氛围，让新教得以兴起。
Jean Anouilh，1910—1987
伊拉斯谟是在鹿特丹出生的一个私生子，后来跟很多聪明、受过极好教育的人交了朋友。年轻的时候，他交朋友交得太投入，爱上了一个叫塞尔瓦蒂乌斯·洛格拉斯的年轻人。他给洛格拉斯写过很多激情澎湃的信，不过后来突然收起性子，痛斥同性恋是种邪恶的畸变。不过他爱写信的习惯倒是一直保持着，和各种各样的人有书信往来，包括画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和英国政治家托马斯·莫尔。
让·阿努伊
伊拉斯谟曾一度住在英国剑桥大学的王后学院，他渐渐对那里的天气深恶痛绝（这是可以理解的），也对英国艾尔啤酒恨之入骨（这就想不通了）。同时，他参与了当时的一些神学论争，有些在今天看起来非常陈腐：比如耶稣的母亲马利亚是否一生都是处女（伊拉斯谟相信她是的）。他还有条有理地花大力气解答过其他一些问题，至今仍很重要，比如我们是否拥有自由意志。伊拉斯谟在这点上和教会的教义一致，认为我们是有的。
既是战争英雄，又是超现实主义的创立者之一，还写共产主义诗歌和小说，阿拉贡在法国自然很受欢迎。他的好几首诗都被像雷欧·费荷这样的低吟歌手谱上了曲子，让他的名气更响了。如果见到他本人，你会觉得文人的优雅被他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且他还有个美丽动人的妻子——俄罗斯作家埃尔莎·特丽奥莱。
托马斯·潘恩
这样稀里糊涂的童年教育让阿拉贡对女性有种本能的同情，而且深深地渴望成为某个团体的一员。他一开始是达达主义的成员，经过努力，成功地创作出了完全胡扯的艺术和诗歌。后来，他和安德烈·布列东一道发起了超现实主义的运动；这和达达主义有相似之处，就是没有像达达主义那么莫名其妙。不过，阿拉贡回看自己十五年的超现实主义艺术生涯——做了很多像写自书诗歌（也就是头脑里不管想到什么都写下来）之类的事——把它定性为“年轻时犯的错误”。跟很多超现实主义者一样，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倾心于共产主义，果然没过多久就入了党：他又可以隶属于一个新的集体了，而且在约瑟夫·斯大林身上找到了一个强大的父亲形象，以弥补童年的缺失。
Thomas Paine，1737—1809
法国作家路易·阿拉贡的童年和旁人不同。他是一个私生子，他的母亲当时恋上了一个比她大得多的已婚男人，后者一直没有承认这个儿子。为了掩盖这个丑闻，阿拉贡小的时候一直以为母亲是自己的姐姐，而祖母（她被自己的丈夫抛弃了）是他的养母。直到年轻的路易要奔赴一战的战场，秘密才被公布。因为殉于前线的可能性并不小，家人决定是时候把真相告诉他了。
作家
用法：聊起超现实主义的时候，可以提一下萨尔瓦多·达利、安德烈·布列东∗和路易·阿拉贡。其中真正让人刮目相看的是你提到了相对而言更冷僻的阿拉贡。
用法：把托马斯·潘恩作为自由思想的奠基人之一提起时，按照惯例，要把他喊成“汤姆·潘恩”，甚至“老汤姆·潘恩”，就好比他跟你是多年的好友。
作家
托马斯·潘恩是个私生子，出生于诺福克一个工人家庭，一辈子致力于不让那些专横的统治阶层侵害普通人的权益。他扬帆驶往美洲，正好目睹了独立战争；他写的五十页小册子《常识》，激励了美国军队继续斗争，直到完全摆脱英国国王的统治。据说几乎每个美国士兵都读过或听别人读过这本书，而潘恩的书名本身就足够革命性，因为它隐含的意义是你不需要成为一个贵族才能分清对错，常识该是人人都有的，即使平常人也有。
Louis Aragon，1897—1982
法国大革命蠢蠢欲动的时候，潘恩回到了欧洲。他读到埃德蒙·伯克∗的《法国革命论》，对其中的保守想法感到大为不齿，写了《人的权利》（1791）作为回应，提出一个政府如果不能保护人民的利益，人民就有权起来推翻它。这本书大获成功，却让他动荡的生活又添了许多曲折。他被判了刑，罪名是诽谤伯克，但逃脱了制裁。他在革命中的法国成了大英雄，但又和罗伯斯庇尔的支持者交恶，十分侥幸才没有死在绞刑架上。他见到过拿破仑，后者说他睡觉时枕头下面会放一本《人的权利》。但观察到拿破仑愈发投入于篡位夺权，潘恩把他称作“有史以来最彻底的冒牌货”。
路易·阿拉贡
潘恩的最后几年是在美国度过的。他因为宣称自己是个自然神论者，被社会所排斥；自然神论者认为神是存在的，但它不是基督教《圣经》中的上帝。这个人心里想什么总是要说出来的。实际上，他唯一的伪装大概就是他的名字了。他出生时叫“Pain”，但在最后加了一个“e”，让它看起来更有身份一些。然而他的做法是社交矫饰中相对柔和的策略，不像一位画家……
父母并未成婚就生下自己的奇耻大辱对今天的孩子来说已经不是什么要紧事了，这种变化值得庆幸。但在过去，这是一副沉重的担子——不过对于某些私生子来说，这似乎激励他们做出了更加了不起的事业。
(1)指（文艺复兴时所推崇的）多才多艺、博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