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
Milton Friedman，1912—2006
用法：如果和别人聊起了经济，以及政府要如何帮助我们摆脱最近的金融危机，那么你可以转述弗里德曼的话，他大概会说：“容易得很，我们只要从直升机往下扔钱就可以了。”
米尔顿·弗里德曼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有让人出乎意料的“情趣”。首先，虽然没有听说他自己经常光顾妓院，但米尔顿支持将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合法化。他的出发点也很简单，就是讨厌政府掺和任何事情，甚至包括性工作者。出于同样的理由，他也建议将大麻合法化。他的基本立场就是传统道德统统不用去管。你必须选择那个对经济有利的决定，因为这个决定会给更多的人带去更多的福利。他贯彻这个方针颇为极端，曾经给统治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提供金融咨询，实际上就是在帮助一个杀人犯。弗里德曼解释，他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智利人民，而不是皮诺切特。
名义上波德莱尔是个浪漫派——不是平常喜欢送送花的那些情种，而是一群通过对激情的描绘反抗工业革命和机器时代的人。只不过当时的浪漫派诗人一般都写自然，而波德莱尔喜欢写性和鸦片。但波德莱尔的最后几年突然就心平气和下来，回到家乡跟母亲一起住在一个海边小镇上。去世之后，母亲说儿子要是一个律师该多好：“这样文学史上自然不会有他的名字了，这必须得承认，但我们会过得更开心一些。”
概括地说，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经济学理论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天下，后五十年就要看美国人弗里德曼了。现在提的最多的是他的货币主义理论：政府刺激经济的最佳手段是印钱。在他之前，有人就揣测可能就是这样，但没人能证明它。弗里德曼则拿出大量的数据支撑自己的主张。1998年，他出版了回忆录《两个幸运的人》，书名里那两个人指的就是他和妻子罗丝，他在这本书里提出“大萧条”就是联邦储备决定减少货币供应量引发的，否则他们面对的可能只是稀松平常的经济小回落罢了。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听取他的建议，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也受到弗里德曼的启发。另外，他至少有一点是凯恩斯赶不上的：他拿过诺贝尔经济学奖。
诗集《恶之花》是他的经典作品。那些诗歌对巴黎新的整洁面貌感到非常痛心（在波德莱尔的时代，这个城市刚刚被工业化）。让妓女和乞丐回来吧，波德莱尔呼吁道，追逐红酒和颓废吧。而且书里一上来他就辱骂读者，说他们都是假正经，是“伪君子”。而所有这些刺耳的情绪波德莱尔都用古典的、押韵的诗行表达出来。不过其中的一些（比如一首简简单单叫做《莱斯波斯》的诗）还是让法国政府给禁了。
埃米尔·左拉
要怪就怪他去妓院去得太勤，爱招惹是非的法国诗人夏尔·波德莱尔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染上了淋病和梅毒，到二十五岁左右已经把一大笔继承来的财产挥霍殆尽，之后的人生里，他基本都在一个个寄宿舍间闪转腾挪，躲避追债的人，年仅四十二岁就抵挡不住过量的酒精和鸦片的侵蚀，离开了人世。
Émile Zola，1840—1902
用法：公开朗诵法国浪漫派诗歌自然足以证明你有一颗饱含激情的灵魂。你可以效仿的一个对象是电影《我与长指甲》里面的蒙蒂大叔，他喜欢波德莱尔，会高声念出：“让我长久地、长久地呼吸你头发的芬芳！”
小说家
诗人
用法：要是有人非要说你的每一个行为都能用你的基因编码和童年家教解释，你可以让他们别装得这么像一个左拉式的自然主义者。
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
法国小说家埃米尔·左拉是个能把自己宣扬的东西付诸实践的人——或许他只是宣扬了自己已经实践的事情：他的小说处女作《克洛德的忏悔》（1865）带着同情写了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妓女的故事。所以，左拉认识自己的妻子加布里埃尔时后者是个妓女，这件事听来似乎并不让人意外。
夏尔·波德莱尔
左拉创作的那个时候，有批评者说他制造的是“腐烂文学”，意思就是他的小说常关注生活不堪的方面。或许左拉会反驳：他是“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一员。对于外行人来说，听上去左拉像是某个保护环境计划的带头人，但实际上“自然主义”说的是他会写一些充满现实细节的小说，旨在表明我们的生活是由基因遗传和身边的社会因素共同决定的。但不管怎样，他小说里的“不堪入目的内容”的确不是一星半点。比如《泰蕾兹·拉甘》（1867）里，一个女子和她的情人谋划怎么杀了她的丈夫；《兽人》这个书名就很吓人了，里面是一个男人整天在与自己难以压抑的杀女人的冲动斗争。
歌德的重要性如何吹嘘都不过分……但我们可以试一试。几乎所有讲德语的伟大作曲家，包括路德维希·凡·贝多芬和古斯塔夫·马勒，都给他的诗作谱过曲。他曾在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萨克森-魏玛宫廷里指点国事，而就是这个公爵给了他“冯”这个贵族头衔。歌德还是个科学家，他关于颜色的理论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大受启发。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在他那本《代表人物》的书里赞颂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七个人物，除了柏拉图∗和拿破仑等人，他也把歌德排在其中。
除了那些很关切政治又调查十分详尽的小说之外，左拉被人记住还因为一篇文章。这篇叫做《我控诉》的文章写在1898年，占据了《震旦报》的头版，用意是为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的犹太士兵辩护。这位士兵因为间谍罪入狱，但其实是被冤枉的，对他的判决没有撤销主要因为对犹太人的偏见，但左拉加入之后，局势就被扭转了。“真理正在前行，没有什么能阻挡它”——左拉这样宣称。德雷福斯最终被赦免。左拉是1902年一氧化碳中毒死的，刚开始被认为是场意外，但后来一个扫烟囱的工人宣称自己因为跟左拉政见不合，故意把烟囱堵住了。
作为一名科学家、诗人、剧作家、政治家和贵族，饱含激情的歌德把自己的处男之身献给了一个妓女，而且在七十二岁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十九岁的少女（被他的朋友好言劝服，没有去追求人家）。要说到文化上的重要地位，他在德国可以说就相当于莎士比亚在英国一样。而且歌德跟莎士比亚的同时代人克里斯托弗·马洛也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最有名的作品应该都是关于浮士德博士的剧作，主人公把灵魂卖给魔鬼，换取知识和权力。实际上，歌德的浮士德剧作还要加个复数。因为他作为一名德国人，想说的话只用一个剧是说不完的，只能拆成两部：《浮士德第一部分》和《浮士德第二部分》。一般认为“第一部分”要好一些。
托马斯·马尔萨斯
一个人自杀，就很容易引得其他人效仿，这种所谓的“涂尔干∗效应”有时候也被称为“维特效应”，指的就是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1774年，这本书的大获成功让二十六岁的作者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成了明星，而另一个更不幸的后果是全欧洲至情至性的青年男子都以小说主人公为榜样，一旦情路不顺，就往自己脑袋上开枪。
Thomas Malthus，1766—1834
用法：当你想说“浮士德式的交易”时——也就是出卖灵魂换取金钱、权力或成功——不妨暗示你对德国文学的经典之作了然于胸，说成是“歌德的浮士德所做的那种交易”。
人口学家
作家、科学家、政治家
用法：如果你看到“马尔萨斯灾难”，要知道它是由资源短缺引起的。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
托马斯·马尔萨斯首先决不能跟艺术家巴尔蒂斯∗搞混了，再者，光看这个名字像是个头脑发热的大陆人，但实际上马尔萨斯是个英国人，而且是个想问题特别不感情用事的英国人。比方说，他提出男人应该跟妓女上床——不是因为更享受，而是这样就比跟妻子做爱更不容易生孩子。因为马尔萨斯的伟大创见是——世界人口不可避免地会飙升，直到地球难以负担。到时候会怎么样？饥荒。疾病。大规模的战争。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这三种结局由于都能起到限制人口的作用，可以被称为“马尔萨斯灾难”。在他1798年一篇引发争议的文章《人口论》中，马尔萨斯自己把上述事件称为“积极抑制”，而把类似于计划生育之类的措施称为“预防性抑制”。他这种末日预测和让人齿冷的建议（比如他提出工人阶级生孩子的补贴应该取消，以压制人口增长）与当时的启蒙思想相悖，因为后者强调人类的智慧，以及不可逆转的进步势头。他的结论也很难不和一个全能全善的上帝相抵触，而照理说马尔萨斯是信上帝的，因为他毕竟是英国教会的牧师。
多莉·帕顿有首歌的歌名叫做“爱情可不免费”。说到下面四个作家，她那句话的确很有道理。
但马尔萨斯的这些矛盾却让他变得十分讨人喜欢了。他是家里的第七个孩子，如果他的父母实施了他所主张的计划生育，那他应该就不会来到世上。虽然马尔萨斯又高又帅，但因为患有腭裂，讲话听不清。他就职的大学里学生给他起了个绰号叫“Pop马尔萨斯”［他们把“人口”（Population）这个词简写了］。他生了三个孩子，他们都没有子女，所以马尔萨斯这条血脉就此断了。他的妻子还跟他有隔代表亲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