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侵入奥地利之后，他很快就逃走了，余下的人生都在伦敦教书。大家都说他为人傲慢，很难相处，永远渴望着在学术上跟谁干一仗；他公开跟阿多诺∗争执过，私下里跟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吵。在1946年的剑桥，波普尔发表了一篇论文叫《有没有哲学问题？》，当时维特根斯坦也在场，而波普尔的说法让他如此愤怒，据说维特根斯坦举着一根烧红的拨火棒要揍他。
这听起来好像只不过是种负面哲学，但波普尔称他的“证伪派”（后来他们就这样称呼波普尔的哲学）方法是一种进步。因为如果我们能知道一样东西不是真的，那我们的知识就比知道前多了一点。他还很轻巧地驳斥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大部分理论，因为他指出，如果一种论述没有被证伪的可能，那么它从本质上就是没有意义的。比如弗洛伊德声称我们都想杀死自己的父亲，可以说就是胡扯。
雅克·德里达
要是我们接受这种说法：科学家告诉我们知道什么，哲学家告诉我们不知道什么，那维也纳思想家卡尔·波普尔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因为他论证了为什么我们以为自己知道的事情，其实我们不知道。“科学，”他说，“并不建在坚固的基石上——它大胆的理论结构可以说是在沼泽之上崛起的。”他之所以得出这样一个非同小可的结论，是因为我们称之为科学的工作都是依照归纳法来运转的，也就是说，某个东西我们见了几次（比如我们留意到了几只绿色青蛙），然后就归纳出一般规律来（所有青蛙都是绿的）。波普尔指出这种结论只能算是推测，只要找到一个例外就能把它炸个粉碎（比如巴拿马侧身粉红的树蛙）。
Jacques Derrida，1930—2004
用法：要是有谁说了句什么话，不可能证明是错的，那你就可以评论道：“这就是卡尔·波普尔所谓的不可证伪表述；也就是说，你刚刚的话没有意义。”
哲学家
哲学家
用法：要是有人建议你千万不能忘了一部小说的创作背景，你可以引用——或许是误引——德里达的一句话：“一切都在文本之内。”
Karl Popper，1902—1994
雅克·德里达是位难以捉摸的大陆派哲学家，他是如此的令人讨厌，以至于他吵架不只是跟某个特定的人吵，而是跟一大群人。诺姆·乔姆斯基∗称他的学术“糟得可怕”；而且这还是他说得很客气的时候。1992年，剑桥大学宣布准备授予这个法国人荣誉博士学位的时候，不同国家的十八位知名学者联名写信抗议，他们指出德里达的理论“达不到清晰和严谨的普遍标准”，“是用一种半通不通的方式对理性、真实、学术标准等重要价值的肆意攻击”。
卡尔·波普尔
这最后半句话是他引发众怒的关键。因为德里达被大家知晓是因为“解构主义”（他一贯狡猾，拒绝定义这种处理文化的态度），它似乎是对像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这样的结构主义者的反抗。列维-斯特劳斯是一个证实主义者，想要归纳出人类存在的意义；而德里达所做的，是“归纳”的反面，是去除普遍性，是解除结构。他论述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你说不准到底文学作品想说什么。每个读者都会在解读的时候带进去自己的偏见。德里达常被引用的一句话是“一切皆在文本之内”，但这个老狐狸号称自己从来没有说过，或者，要是他真说了，那也不是你们以为的意思。
阿多诺的另外一些理论还是有些说服力的。比如，在他的《启蒙辩证法》中，他说人类越来越开明这个流行的看法已经被纳粹的崛起证明是错误的。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欧洲，不但理性（还有合理性）远远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反而被原始的迷信吞没——最恶名昭彰的就是在他的祖国和其他地方，对他的犹太同胞所施加的迫害。阿多诺还更进一步提出资本主义也是罪魁祸首之一。在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文化不过就像一个炮制标准产品的工厂，用那些产品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不再关注社会真正的问题。阿多诺最喜欢举的例子之一是悬疑电视剧。它们本质上都完全一样：有人被谋杀了，一个头发花白的或者有些古怪的侦探得找出谁犯了案。只是我们都会去看，而且沉醉其中——政客们当然乐得我们这样做，这样他们就可以毫无妨碍地为所欲为了。
德里达的一个重要思想是语言不可理解，并且用自己的文章演示给我们看——德里达十分不好读，这还是说得轻的。那么到底为什么他在某些圈子里是如此受到推崇呢？首先他有一头与年龄不符的茂密的银发，而且皮肤晒得很健康，形象很有气度；再者，他让文学教授有种难得的快感：觉得自己了不起。因为德里达关注的是文学理论，但会就此蔓延扩散，形成一种囊括整个西方思想体系的态度，而且带着一种要将之损毁的危险。
或许阿多诺最有名的论争发生在他和德国同胞卡尔·波普尔∗（即刻奉上）之间，关于一个很麻烦的题目：如何更好地引发政治变革。阿多诺认为，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真正的改变，那是一个会彻底改变所有人思维模式的大事件。波普尔的反驳是革命无一例外会带来暴力。他更支持循序渐进的办法，一点点改革统辖社会的律法。似乎不用想就知道波普尔是对的，但阿多诺的立场自然也有很多支持者：最近的就是哲学家中的最受爱戴的小丑——英国人罗素·布兰德。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泰奥多尔·W．阿多诺终其一生，都在努力告诉人家逆耳的忠言。每一回都会引发极端的回应。比如，有一次阿多诺正在演讲，三个女人破门而入，露出胸部，把花瓣抛洒在他的头顶上——据说这样做都是为了让他能闭嘴。
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
用法：下回有谁从餐桌边溜走去看电视，你可以朝他们的背影喊一句：“阿多诺警告我们的就是这个！”
经济学家
哲学家
用法：“凯恩斯经济学”指的是在二十世纪中期占主导地位的一种经济学理论：适度的政府干预是必要的，可以延缓经济过热和经济萧条之间的交替频率。
Theodor W. Adorno，1903—1969
有些对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深恶痛绝的批评者会阴阳怪气地说，凯恩斯根本不在意经济会变好变坏，因为他自己没有孩子，根本无所谓死了之后世界会怎样。这是他们在影射凯恩斯是个私生活混乱的同性恋：他跟很多人有过恋情，其中包括艺术家邓肯·格兰特和作家里顿·斯特拉奇（后者抱怨凯恩斯喜欢给他们的感情生活记笔记，就像记录一些经济数据一样）。但让所有人意外的是1925年他娶了一位叫做莉迪亚·洛波柯娃的俄罗斯女芭蕾舞者；格兰特是男傧相。
泰奥多尔·W.阿多诺
那么凯恩斯的理论到底有什么引发争议的地方呢？简单地说，他把当时的经济学界完全颠覆了。凯恩斯出现之前，大家相信要是经济出了问题，失业率飙升的时候，会有一个自然的过程让事情自己解决的。那些失业的人太急切了，一定什么样的工资都会接受。凯恩斯说这种假设完全不对，现实中工人经常拒绝降薪——自尊心可能就是原因之一。凯恩斯说，重新提振经济不是懒洋洋地坐着，两指交叉求好运，而是要说服政府花钱造路，开展其他公共事业，就能创造更多的岗位——关键是这些工作要都能提供可接受的薪资。他的理论在名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1936）中都有阐述。
如果在更大的范围内考量他的文学声望，时常会有人问他和托尔斯泰谁更好。或许你应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回答更冷门，也就更有意思。为了替自己的选择辩护，你可以指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发明了有缺陷且内心煎熬的反英雄。或者引用弗洛伊德∗，因为他说陀氏最后的一部大作《卡拉马佐夫兄弟》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部小说”。
凯恩斯的策略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被政府投入实际应用之后，似乎是有效的。有些人甚至提出，要不是有凯恩斯，那几十年间因为经济崩溃，很可能出现全球性的革命。这也是为什么他被称为资本主义的救星。凯恩斯的学说直到今天依然影响力极大——虽然到底有多大还要看世界经济的状况。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也就是“萧条”之时，所有人又开始把凯恩斯挂在嘴边了。反观经济“过热”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经济学家聊天的时候你更容易听到另一个人的名字，他的观点和凯恩斯是截然相对的……
他极致的苦难滋养了他的小说。他的人物和贫穷搏斗，跟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白痴》的主角患了羊癫疯，跟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赌徒》的主角沉溺于赌博，跟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很难说清他是否考虑过要杀死自己的当铺老板——就跟《罪与罚》里那个痛苦的知识分子一样——不过他很像是那种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边缘人、有缺陷的人有深刻的洞见，加上死去活来的情节，让他被誉为俄国灵魂的诗人。在圣彼得堡的大街上，陌生人会朝他脱帽致敬。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要跟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在一起肯定不容易。他对妻子不忠，还喜欢跟朋友吵架。（在《群魔》中讽刺屠格涅夫之后，两人恩断义绝。）很少有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命运急转直下的。第一本小说成功之后，第二本回响惨淡，没过多久，他因为加入了一个反政府的政治集团被判死刑，要被行刑队枪毙。在最后一刻，沙皇赦免了他，但换来的是在西伯利亚荒原中的八年囚禁和苦役。等他终于回到社会，不得不又从头开始建设自己的文学声望。但虽然屡次经历挫败，他不仅做到了这一点，而且成就辉煌。
Friedrich Hayek，1899—1992）
用法：要是你这一周过得很艰辛：担心钱不够用了，道德上不知如何抉择，而且慢慢觉得自己要失去理智，那你可以说你有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心境。
经济学家、社会理论家
小说家
用法：谈论经济的时候声称自己是个“哈耶克派”，指的是你相信政客们只会坏事——所以政府越少插手对经济越好。
Fyodor Dostoyevsky，1821—1881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伦敦进行过一系列辩论：J．M．凯恩斯∗和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各自有一套发展经济的最佳方案。凯恩斯支持的是适度的国家干预，而哈耶克断言，因为官员从来都所知有限，所以起的一定是负面作用。哈耶克还认为，政府插手经济往往会触发更多、更极端的干涉，而这些官员往往就是之前把经济搞得一团糟的那帮人。他还在1944年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里警示，这样有危害性的组合效应，有可能最终导致独裁。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当时，哈耶克输了辩论。大家接受的是凯恩斯的学说，而经济学界的同行都觉得这个奥地利人在胡说八道。哈耶克患上了忧郁症，一直被病症折磨到1974年，他自己也完全没想到这时他们把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他。自此，不仅哈耶克的精神状况大为改观，他的经济学观点——以及他范围更广的关于社会自由的思想——也获得重生。这些社会学理论关注的也是不干涉主义，给他所谓的“自发秩序”留出呼吸的空间。拿到诺贝尔奖的第二年，英国保守党领袖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开会的时候从手提包里掏出一本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砰”地拍在桌上，宣称：“这就是我们的理念！”撒切尔的手提包一定不小，因为听当时的报道，你会觉得她随身带着各种各样的大部头作品。
有些作家天生敏感，再小的冒犯也会生气。而另一些则天生好斗，喜欢在围观者最多的讲台上发表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