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同制造业的衰落也不无关系。目前，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占比已经发生逆转，不仅如此，日本制造业以“全球化竞争”为由，只得减少人力成本，且只能通过价格竞争去获取市场，逐渐呈现衰退的迹象。如此一来，这似乎已经是失败的预兆了。其中，东芝虚增利润就是典型的例子。
安倍政权一直在宣扬雇佣的增加。然而其实质又是怎样的呢？当下，雇佣的接收方主要以服务行业和医疗福利领域为主。因此，这导致Wageless Recovery（笔者自己创造的词语，薪金无变化的经济复苏）无法避免。
促进正式职员化的方法
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熊野英生在2017年发布了以《生产率问题的关键》为题的报告。熊野先生是我十分信任的经济学家，针对非正式雇佣对于个人所得差异的产生以及宏观经济的影响，他提出了宝贵的预测意见。他连续发表了备受瞩目的经济报告，并得到了业界的众多好评。
正如长石先生所说，到2040年，日本将迎来危机，老年人数量达到峰值，社会保障的补贴金额将达到现在的1.6倍，护理费用达到现在的2.4倍，医疗费达到现在的1.7倍，养老保险达到现在的1.3倍。面对即将到来的这些困难，我们绝不能忽视中年自由职业者问题。
上述报告根据内阁府的《国民经济计算》（2014年度）介绍了各个行业的人均生产率状况。报告指出，制造业每单位时间为5708日元，而服务业只有2785日元。随着老龄化的推进，医疗看护领域的雇佣逐渐增加，而面向老年人的生意则很难赚到利润。因此，在这些行业中，雇佣逐渐转向非正式雇佣。熊野认为：“服务行业生产率问题的关键正在于此。”
“企业为了减少人力成本而采用非正式雇佣，而现在必须减少这种雇佣。当时，泡沫经济破裂后，雇佣逐渐走向非正式雇佣，如今就业冰河期一代已经40多岁了。非正式雇佣不但没有年功序列的加薪以及职位的晋升，还无法享受退休金和养老保险。这些非正式雇佣的中年劳动者到2040年就将步入老年，他们绝不是少数。”
为了提高生产率，将非正式职员转为正式职员必不可少。然而，服务行业一味地想减少劳动力成本，在这种强压之下，企业很难吸收职业技能较高的正式员工。同时，随着消费者的老龄化，需求下降，高附加值很难起作用。这才是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熊野指出，“工作模式的改革”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没有触及问题的关键。
政界也逐渐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从以往来看，较早在国会上提出非正式雇佣问题的是福岛瑞穗参议院议员（社民党）和小池晃参议院议员（日本共产党）等，基本都是在野党在关注这一问题。自民党中，一度对雇佣问题置之不理，如今也将这一议题提上议程了，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前任干事长石破茂。在2018年自民党总选举中，他和安倍晋三一决高下，他对于这一问题的呼吁唤起了人们的危机感。
丹羽先生也犀利地指出：“正如许多餐饮连锁店存在的问题一样，员工一天24小时都在店铺里，忙完这家忙那家，店铺仅仅为了生存下去的这种工作模式，怎么会提高生产率呢？甚至可以说，非正式职员的增加反而使得经济停滞不前。”
根据这份报告的推算（2008年的推算），随着就业冰河期一代中非正式雇佣劳动者和无业者的增加，1968年至1977年出生的一代人超过65岁的时候，潜在的低保补贴对象将会达到77.4万人，因此而增加的低保补贴预算将会达到17.7兆至19.3兆日元。如今，问题的解决已经迫在眉睫了。
然而，非正式职员的转正并非那么简单，特别是中年自由职业者，更是难上加难。这里，我想介绍东京的例子，它在促进转正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政治家眼中的中年自由职业者问题
我曾经写过一本名为《采访“正式职员”的年青一代——追踪就业冰河期一代》（岩波书店，2008年）的书。当时，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所发布的《就业冰河期的困境》报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我的书中也曾经引用过这一报告，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报告中令人惊叹不已的内容。
从2015年度开始，东京一直大力推进非正式职员的转正。从职业咨询到职业介绍，东京开展了一站式服务，设立了“东京求职中心”。其中，专门设立了针对30岁至54岁的“中年层窗口”，对于就业冰河期一代的支援也十分热情。除此之外，针对30岁至44岁的非正式雇佣劳动者，还开展了求职支援项目，比如“求职直通车”“东京求职培训班”等，且都是免费的。“求职直通车”是以三个月之内转正为目标的项目。“东京求职培训班”是通过长达两个月扎实的培训，以求职正式职位为目标的项目。学员在周一至周五的9点半到16点半参加培训，通过学习掌握职场中的沟通技能等基本技能。每一个人都配有职业导师，他们会认真解答学员的各种问题。研修结束之后，还有相关的求职咨询，可以在今后的求职实战中发挥作用。
这段采访距现在已经过了十几个年头。正如丹羽先生所洞见的，目前这些问题似乎已经为时已晚。
求职支援项目是一项委托业务。现在由Pasona和Persol Tempstaff的工作人员来负责。Persol Tempstaff的执行董事正木慎二认为“派遣职员并不等于自由职业者”。在此基础上，他又说道：“仅靠打工兼职生活的所谓的自由职业者，哪怕是35岁以上的中年人，他们也是可以迎来事业的发展的。然而，这些人往往缺乏自信，总认定自己不行。我认为，改变思维方式是非常有必要的，而这种改变就应该由我们这些人才公司来尽一份力。”
同时，丹羽先生在2004年的时候曾这样谈道：“即便在劳动者内部，也有着上下之别，‘我是正式职员，你是自由职业者’。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上的对立则会随之涌现。之后的2010年至2015年，许多社会问题都会浮出水面。等到那时就为时已晚了。”
根据东京的调查，“东京求职培训班”的业绩每年都在上升。2015年度，接受培训的205个人中，86个人找到了工作，其中45个人找到了正式职员的工作。2016年度，接受培训的182个人中，171个人求职成功，其中83个人成为正式职员。
“经济形势虽然有了改善，但劳动分配率不高，企业仍然没有资金。企业需要随时随刻考虑分配率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制定薪酬制度。这才是更为宏大的思考方式。最近经济形势好转，企业收益也有所上升，然而分配率没有上升。企业积攒太多的留存收益，这些地方才应该是要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
在这种稳健而扎实的努力下，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成果出现。
财政界的代表人物、伊藤忠商事的前任会长丹羽先生也谈过有关企业的责任问题。我在采访就业冰河期一代的非正式雇佣情况的时候，丹羽先生也曾给过我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依靠舍弃人而达成的经济是脆弱的
在第三章我已经有所论述，企业业绩的增长和稳定的雇佣这两者并不冲突。传统的日本型雇佣模式，设立了从员工角度出发的福利待遇以及自由轻松的职场环境。而当下一味追求利益的企业，是否应该重新审视这种“古老”的价值观呢？
南部先生表示也理解中年自由职业者目前的困境：“中年自由职业者是时代的牺牲品，他们之中现在仍有不少人的年收入只有100万至300万日元，情况尚未改善。”
多摩大学名誉校长、日本综合研究所名誉会长野田一夫先生，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这样说，曾经“至少对于企业经营而言，最重要的并不是理论化或计量化，而是‘有人情味的人际关系’”。野田一夫先生是松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等知名企业家的旧友，他的一席话一针见血。
Persol Tempstaff的南部靖之总代表这样看待这一问题：“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纷纷进军海外。国内产业空洞化，稳定的雇佣机会越来越少。在我看来，制造业对这一现状的形成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经济无论有多景气，如果始终有人无法进入职场，无法接受培训，更无法培养自己的能力，那么结果就是劳动者得不到任何好处。企业方面，只有一味地追求股票价格和净资产收益率，以及懂得裁员的企业才被当作是优秀企业。”
丹羽先生也抱有同样的想法，并且提出了更为深入的方案：“企业依靠的是人。我们应该舍弃‘非正式’‘正式’这些叫法，所有人都叫‘职员’难道不好吗？是全职工作还是非全职工作，差异仅此而已，那么企业就根据员工的工作时间来帮他们加入社会保险，这样不也是个好办法吗？”
之前，我曾经采访过关于悲惨的职场的一系列问题，一些知名派遣公司因为“会给企业造成负面影响”这一理由，纷纷拒绝了我的采访。在这些知名派遣公司中，只有两家公司接受了采访。它们是已经上市的Pasona和Persol Tempstaff。
丹羽先生的看法是，更轻松地工作、更轻松地学习，这同生产率的高低息息相关。更为轻松地做事，可以让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人生。倘若连思考人生的时间都没有，也就不会有工作的干劲了。
对于这些痛苦的呼声，派遣公司又是如何回应的呢？
丹羽先生直言不讳的论断使我豁然开朗。
一位熟知当下现状且经验丰富的职业咨询师说道：“招聘是重要的投资行为，企业不会为了补助金而聘用人的。”他还感叹道：“在这其中，最难的就是帮助依靠低保补贴金生活的人实现再就业。以前，这些人多多少少都能够在企业、社会中生存下去，可如今全球化导致竞争激烈，他们很难再适应了。还有那些曾经在黑心企业受过挫折的人，对他们的就业支援也很不容易。许多人被辱骂、被欺凌，但当他们爬起来重新走向职场的时候，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经历导致他们自尊心受挫，从此一蹶不振。他们失去信心了。这些都是无法搁置的问题。”
“安倍政权主张的理论是忽视国民的，全部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政治和经济如果不分开来看，日本将会走向衰落。人会由于接受教育而改变。30年前，社会流传‘Japan asNO.1（译者注：日本世界第一）’，这是企业教育给我们的。员工进入公司后，其后续的教育也十分重要。30岁、40岁的非正式职员，只要努力是有可能追赶上的，收入方面自然也会提高。50岁之前，大家要鼓起勇气拼一拼。”
当下的形势十分严峻，一位企业经营者毫不客气地说道：“谁愿意聘用中年自由职业者呢？企业经营不佳的时候，通常都会假装改变雇佣对策，其实是在等待破产或者外资来收购。”
改善雇佣质量绝不是简单的问题。《劳动标准法》《劳动者派遣法》《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等法律的出台，告诉我们当下社会逐渐显现出了漏洞。然而我认为，只有逐渐完善社会保障、实现一种灵活的工作模式，才能真正解决中年自由职业者问题。因此，《格差调整法案》等各种法律的完备也需要进一步探讨。
企业经营者眼中的中年自由职业者问题
日本社会一直以来都对中年自由职业者问题置之不理，因此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这一危机，“迷惘的二十年”已经变成了“迷惘的三十年”。我采访了某行政负责人，他大失所望地对我说：“派遣职员仍然是派遣职员，非正式职员还是非正式职员。所谓正式职员的聘用有所增加，也不过是应届毕业生而已，从整体来看，派遣和非正式雇佣仍然持续增加，派遣公司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又仿佛回到了派遣合同终止的浪潮时期，许多曾在私企工作的人都想要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我希望今后能看到各地一步一个脚印扎实地发展，地方优秀的中小企业和劳动者能够实现双赢。正如我在第三章介绍的企业，以日本制造为中心的独创性的制造行业是日本最值得骄傲的、真正的优势企业。希望今后这些企业能够通过技术提升来开拓新的市场，并进一步建立优良的雇佣模式。
厚生劳动省从2017年度起，针对企业以正式职位聘用就业冰河期一代中完全失业者，新设立了补助金制度，这样的方法究竟有没有效果呢？而且，在财政界，也有专家表示“非正式职员应当转为正式职员”。我想通过众多的采访来找寻改变现状的方法。
我常常想，“依靠舍弃人而达成的经济是脆弱的”。企业把正式职员转为非正式，法律放宽了规定，使得非正式职员无法翻身，这些政策都彻底失败了，它们的失败是时代给我们的教训。为了不再重蹈覆辙，重新上演中年自由职业者的悲剧，我们要尽快采取相应措施。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想来探讨中年自由职业者问题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