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权，在孔子那里是很高的境界。孔子有三个最高境界。做人的最高境界是“仁”，治学的最高境界是“乐”，做事的最高境界是“权”。《论语·子罕》记载孔子的话说——
孔子这段话有三层意思，包括四个关键词，四个层次，四个阶段。
这就是经与权。经就是不变的，权就是要变的。有经有权，就是有的变，有的不变。什么不变？原则不变。什么变？方法可变。原则之所以是原则，就因为不能变。一变，就不是原则了。但，原则是抽象的，事情是具体的。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因此，处理问题的具体方式，具体方法，就可以变，也必须变。这就是“权”，也叫“权变”。
第一层意思，就是说，我们跟一些人啊，可以一起学习，这叫“同学”。同学是最容易的。跟着同一个老师，或者上同一所学校，就是同学了嘛！但是，我们这些同学，将来却未必会走同一条道路。毕业以后，很可能就各奔东西，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了，对不对？毕竟，人生的道路，是要自己去走的。更何况，学习的目的，也未必都相同。有些人是为了追求真理，有些人是为了功名利禄，还有些人则不过是为了将来混口饭吃。这样，不但一起学习，而且还一起追求真理的，恐怕就不多了。这就叫“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适，就是去、往、向、追求。道，当然是孔子主张的“道”，也就是“正道”。这是第一层意思。
经是不变。权呢？变。权是什么？是秤砣。一杆秤，仨配件——秤杆、秤盘、秤砣。秤杆叫什么？衡。秤杆永远得是平的，叫“平衡”。秤砣呢？叫权。秤砣有一定重量，叫“权重”。有权有衡，就可以称重量，叫“权衡”。怎样权衡？看秤盘里面的重量。秤盘这边重了，秤砣就要往外挪；秤盘里面轻了，秤砣就要往里挪。所以，秤砣是移来移去的。
第二层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会走同一条道路，一起追求真理，但未必能够一起走到底，也可能有人中途退出，或者改变主意，或者无法坚持。这就叫“可与适道，未可与立”。立，本义是站立，引申为“站得住”。怎样才“站得住”呢？一是有成就，二是讲原则，三是能坚持。所以，杨伯峻、李泽厚和钱穆先生，就把“未可与立”的“立”，分别翻译为“取得成就”“坚持原则”和“强立不变”。（请分别参看杨伯峻《论语译注》、李泽厚《论语今读》、钱穆《论语新解》）我比较倾向于钱穆先生的说法，因此翻译为“坚持到底”。
什么是“权”？权，是儒家一种重要的思想方法。儒家的思想方法有一个基本的东西，叫做“有经有权”。经是什么呢？经就是织布机上的纵线。古人织布，是先有几根纵线固定在那里，然后用梭子牵着横线来回织。这个纵线就叫做“经”，横线就叫做“纬”。纬是动的，经是不动的。所以，经，又引申为“不变”。永恒不变的就叫做经，比如“经典”。最常规的也叫经，比如“经常”。这些概念，都是从这儿来的。
第三层意思，就是说，即便能够一起坚持到底，却未必能够一样善于权变。或者说，即便能够一起坚持原则，却未必能够同样灵活运用。这就叫“可与立，未可与权”。可以一起学习，未必同样追求；可以同样追求，未必共同坚持；可以共同坚持，未必一样权变。这就是孔子这段话的三层意思。
这就是“宜”，也就是合适、应该、适当、对头。中庸讲“适中”，讲“正道”，当然要讲“宜”。问题是，什么宜，什么不宜？怎样宜，怎样不宜？要知道，世界千变万化，事情是纷繁复杂的。今天宜，明天不一定宜；此处宜，彼处不一定宜。这就要看情况。或者说，既要有原则，又要看情况。于是就又有了一个概念，这就是“权”。
这三层意思，包括了四个关键词——学、适、立、权。它们同时也代表着四个层次。这四个层次，我概括为“同学、同道、同立、同权”。李零先生的《丧家狗》一书，则概括为“学道、适道、守道、用道”，也就是学习真理、追求真理、坚持真理、运用真理。这就是四个阶段了。我们两个，李零先生和我，角度不同，意思一样。
正是中，也是直。正直嘛！所以，以直报怨，也可以解释为“以正报怨”。正是直，也是义。正义嘛！所以，以直报怨，也可以解释为“以义报怨”。那么，义又是什么呢？是“宜”。义者，宜也。义，就是“应该”，也就是“宜”。所以，以直报怨，又可以理解成“以宜报怨”，也就是“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这四个层次，或者四个阶段，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难。最容易的，是在第一阶段，学道。一起学习真理，同学，并不困难。第二阶段，适道。同样追求真理，同道，就有点困难了。第三阶段，守道。共同坚持真理，同立，这个又要难一些。最难是在第四阶段，用道，也就是运用真理，同权。这就是孔子这段话的四个层次。
这就是“可”，也就是“适”。可见，合适不但是合人，也不但是合己，更重要的是合道。什么道？正道。这是中庸“原则的原则”。也就是说，中庸的第一原则，是“正”。其实，在儒家这里，中，就是正。为什么是正？因为不正，就偏。偏，就不会在中间。《中庸》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极高明而道中庸”。这里说的“极”，就是房屋的正梁，也就是上梁。这根梁，一定得是正的。否则，上梁不正下梁歪，那房子会塌。同样，这根梁，也一定是在当中的。放在当中，才“正”。上梁正正地放在当中，整栋房子就稳稳当当了。这就叫“极高明而道中庸”——上梁的“正当”决定了全体的“中庸”。中庸，就稳当。
这事有点奇怪。我们知道，真理都是要运用的。运用，为什么是最难的呢？原来，难，并不难在运用，而在于灵活运用，也就是“权”。这也还不算最难。最难的，是“同样灵活运用”，即“同权”。如果能够“权”，就达到了做事的最高境界。如果能够“同权”，那就是人际关系的最高境界了。
什么是“宜”？宜，就是前面说的那个“可”。可，是中庸的原则。它是应该，也是能够。伊尹就是“应该”的榜样，孔子就是“能够”的榜样。当然，应该与能够，并不矛盾。而且，“应该”还是前提条件，即首先是“应该”，然后是“能够”。所以，孔子也是讲“应该”的。还是子贡，曾经问孔子，说如果乡亲们都喜欢我，老师你看怎么样？孔子说“未可也”，也就是还不怎么样。子贡又说，那如果大家都不喜欢我，怎么样呢？孔子说，那就更不怎么样了。那么，要怎么样，才算怎么样呢？孔子的说法，是“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也就是说，好人都喜欢你，坏人都不喜欢你，这才对。
这样一说，就有了问题。权和同权，为什么就最难呢？因为“权”虽然是变，或者说，是随机应变，却又不是没有原则。毕竟，权与宜，是统一的。而且，权变，正是为了“适宜”。适宜什么？正道。或者说，既要适宜于具体情况，比如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因人制宜，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宜于道”。所以，权，其实是“有经有权”，也就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这个话，我们虽然经常说，却其实很难。为什么？因为无原则并不难。我不要原则，还不容易吗？坚持原则，也不很难。咬住牙，也就扛下来了。但是，既坚持原则，又很灵活，就太难了！我啥时候有原则，啥时候灵活嘛！更何况，我们中国人，一讲灵活性，很容易就变成油滑，变成世故，变成没有原则。一讲原则性呢？又很容易变成公事公办，毫不通融。总之，原则性不强就会变成圆滑，灵活性不够就变成刻板。所以儒家认为，有经有权，需要很高的修养。可见，权，并不容易。如果还要“同权”，也就是大家都一样地既坚持原则又灵活运用，那就肯定比“共同坚持原则”更难。
权宜，包括权和宜。我们先说“宜”。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既然如此，咱不要这个“权”，行不行呢？恐怕不行。为什么？因为有经有权，才是中庸。只有经，或者只有权，就是“走极端”。所以，“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这句话，还是要实践的。只不过我们做起来，得要有足够的智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