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看《The Lady》？”我问她。她身着绿色笼基出现了，像很多亚洲女人一样，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更看不出牢狱生涯的痕迹。
Ma Thida似乎提醒了我未遂的缅甸计划。3年之中，又有很多变化发生，我怕是捕捉不到这节奏了。储存在我头脑中的记忆变得干涩，恐怕再没有机会复活，对这个国家的理解也再度回到显而易见的符号。
这是既安全又笨拙的寒暄。是啊，在缅甸，谁能回避谈论那位“夫人”呢？这位“夫人”也正在经历着她人生的另一次关键转变。27年前，她从一个家庭主妇变成了一个道德偶像；而如今，按照她的朋友Timothy Garton Ash（蒂莫西·加顿·阿什）的说法，她则要从一个“道德－文学－精神－反政治的政治人物”变成一个“实用的政治人物”，她真的要掌权了。
二
“哈哈，或许叫作《The Husband》更适合些。”Ma Thida说，她有这个评论的资格。她曾是“夫人”的助理之一。
这本书最终没写出来，甚至没有真正动笔。除去个人懒惰，或许也因为情绪的变化。2013年年末，我前往旧金山游学，西岸那股放松气氛一下子冲淡了书写的紧张感。当再回到中国时，缅甸这一话题似乎从公共舆论中消失了。记得2012年年末至2013年夏天，中国的记者以报道缅甸的转型为时尚，它似乎是对中国的一种投射。但此刻，缅甸似乎变成了新的禁忌。我的朋友，一位才华横溢、唯一专访过昂山素季的年轻记者，最终投身于一本时尚杂志，再没有时事、思想媒体可以承载他观察世界的雄心与热忱了。
她出生于1966年，是缅甸最知名的作家之一，也是成立不久的缅甸笔会的主席。这个组织旨在恢复依旧孤立的缅甸作家与国际社会的联系。同时，她仍是个医生，一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遇到的每个人——不管你是政治人物，还是NGO，或是新闻记者——几乎都坐过牢。他们对此从未刻意强调，仿佛只是再平淡不过的经历，像是去异乡读了大学。
是周遭那些惊人的贫困激发起她的写作欲望。她原本受训成为一个外科医生，1988年的动荡改变了她的人生，她卷入了政治生活，在1990年的大选中成为昂山素季的助手。在一张旧照片上，年轻、消瘦的“夫人”拿着麦克风发言，她则在“夫人”身后正坐着记录，顶着一头乱蓬蓬的短发。1993年9月，她为自己的行动付出了代价，以“危害公共稳定”（endangering public tranqulity）罪被判处20年徒刑。在国际压力下，她在监狱里待了5年6个月6天。出狱后，她继续行医与写作。
仰光的年轻改革者，2013年1月
她是靠冥想度过了最难熬的时光，她还说了一个专用名词“vipassana”，这也是这个国家的神秘性的一部分。出狱后她继续写作，一些时候，她似乎变得更锐利，不仅针对压迫者，也面对反抗者的内部。早在1999年，她在Sunflower一书中警告，昂山素季变成了“欢呼的囚徒”——人人都只对她赞美，不敢发出质疑的声音。
我还去了“88世代”（88 Generation）的总部，据说那二层小楼曾是一个著名的妓院所在地。这个组织的创建者们，也有两位魅力十足的领导人，或许就像是我们的两位W。但他们活过了严冬，如今是仅次于NLD的第二大反对派组织。当然，我还见到了传奇般的温丁，他是仅次于昂山素季的领袖，也是他说服了这位恰好归来的游客共同组建了反对力量。经过长年牢狱生涯之后，这位记者、作家、活动家失去了生活的一切。他寄居在一个旧友的房间内，谦逊地谈起自己的人生，他在狱中的诗作，还有对昂山素季的忧虑——他觉得她对军政府妥协得太多了。
我猜，对这场运动的参与者来说，《The Lady》这个家庭故事遮蔽了缅甸需求民主变革的复杂性，甚至多少忽略了“夫人”的同志们付出的巨大牺牲。
在那次行程中，我见到了好几位昔日的政治异议者。在一条拥挤小巷的二楼办公室里，我见到了《伊洛瓦底》（Irrawaddy）的忙碌编辑部。过去20年，这份以缅甸最著名的河流命名的杂志（就像在中国叫《黄河》杂志一样）一直在泰国清迈编辑出版，是面向英语世界的最重要的流亡杂志，如今它回到了缅甸。那位编辑部负责人给我弹了吉他，说起了流亡生涯。那一刻，我不禁存疑，新仰光能接纳这个流亡的声音吗？
我们的谈话说不上热烈，她有着接受采访的熟练——国际媒体对于缅甸的强烈、集中的兴趣，已把这些关键人物训练成流利的表达者。或许，我的问题也不吸引人。一个外来者总是很期待在一个小时的谈话中，搞清楚这么一个复杂国家的所有症结所在。问题变得大而无当、无法深入，而回答者也变得煞有介事，丢掉了个人视角。
我也记得自己当初难耐的兴奋。我想写一本关于这个国家的书，它的过去、此刻与未来，它的戏剧性和富有启发性的转型。或许它不仅为中国未来的变革提供参照意义，还是第一个以中国视角来观察这个变革的作品——在37街的Bagan书店里，堆满了来自英文世界关于缅甸的作品，却没有一本来自中国的记者或作家。多年来，这种智识缺陷困扰着我，像是对个人虚荣心的莫大伤害。我也笃信这种中国视角的独特性：同样的极权经验造就了相似的感受力；两国历史的漫长连接——从诸葛亮的七擒孟获到流亡的晚明皇帝再到二战中的远征军——这是一个西方观察者很难进入的纵深感。
外来者看到的是一个目不暇接的变化与希望，局内人感到的则是停滞与焦灼。
2013年3月，我初次来到缅甸。“No fear，no fear（不再恐惧，不再恐惧）”，记得一个出租车司机对我说。是的，整个城市都洋溢着一种畅快感，像是从漫长的冬日突然转入了暖春。最重要的象征就是，那个被长期监禁、成为禁忌的美丽女人出现在所有的报纸头版上，她的海报被四处悬挂，尽管它们的印刷质量都不佳。
在选举后的一篇文章中，Ma Thida警告说，宪法改革才是未来的关键，它为军队提供了一个“舒适地带”，缓冲了矛盾，但是这也可能妨碍了权力的转交。
我到来时，大选的狂热与躁动已经散去，这或许也是持续了5年的亢奋期的暂停。自2010年11月昂山素季获释以来，一连串戏剧性的变化接踵而至。政治犯被释放，常年流亡者归来，新闻审查制度废除，国际制裁解除，囚徒成为议员……长期冰封、孤立的国家突然进入了政治、经济、社会都高度活跃的时刻，而且是加速度的。
权力会自然转移吗？在手边的一份军方控制的《缅甸之光》上，社论说，历史的变化是缓慢的，切不可过分激进，建议NLD即将组建的新政府把焦点放在社会、经济、环境问题上，将军事、外交这些重大问题仍留给原有的权力机关。
表面的相似之下，又有一种截然的不同。他们刚刚经历过一场全国性的选举，那个反对派全国民主联盟（NLD）像25年前一样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与25年前不同，军政府不准备囚禁它的领袖昂山素季，那个常年的独裁者丹瑞将军甚至与他的昔日囚徒见面，共同讨论权力的平稳过渡。至少在名义上，自1962年就统治缅甸的军政权准备将权力移交给一个民选政府。尽管因为宪法条文，昂山素季可能无法成为总统，但在投票前为了安抚她的支持者们，她说自己将“从更高的层面来领导”。
这语调或许也是Ma Thida最担心的部分。她提起1990年的大选中，NLD也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军方不仅拒绝交出权力，还发起了新一轮的镇压。
是的，大金塔、红色袈裟的僧侣、脸上涂上“那卡塔”的少女仍带着异域风情，但你感觉得到，仰光正在朝向一个你熟悉的方向大步前进。我想在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喝到可乐、在90年代初第一次吃到麦当劳的中国人一定有种似曾相识之感。
“当然，这一次的情况要好得多。”她说。国际环境变化了，社会也觉醒了。但对一个饱受不测的国家来说，忧虑确是深深刻入思维中的。而且，作为长期反对党，NLD从未有过应对权力的经验。反抗者内部的矛盾业已浮现，在这次大选中，NLD拒绝让“88世代”的候选人加入他们的联盟。
比起上一次到来，仰光似乎更有活力、更鲜亮，也更镇定。那家叫Trader's的酒店重新装修，变成了Sule香格里拉，著名的昂山市场旁新开了新的Parkinson商场，它的对面又是肯德基——是这家全球连锁品牌在缅甸开的第一家店，报摊上摆出了新出的载满商业新闻的英文报纸，交通更加堵塞，一过下午4点，你就看到市中心变成了一个停车场……
比起过去几年的戏剧性变化，这些忧虑仍可以忍受。很可惜，我没有读到Ma Thida的《路线图》。在这本书中，她用虚构人物串联起来当代缅甸的历史。我也记得她为自己起的笔名是Suragamika，意为“勇敢的旅行者”。对一个“勇敢的旅行者”来说，未来总是值得期待的。
我们在Nervin咖啡店见面。这家落地玻璃墙的咖啡店与它所属的Shopping Mall都是新仰光的象征之一。
谈话结束前，她突然反问我，记得你们像“88世代”这样的一代人，后来为何就平静了？
“这是一个困惑的时刻”，Ma Thida说。
为何你们消失了？我试着做出解释，1992年开始的经济改革，让很多不满者突然获得了致富机会，剩下一部分仍在继续，失去了社会的关注。我感到自己语言的笨拙与无力，随即意识到，这解释背后的羞愧——一切都源于怯懦……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