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7月29日那个闷热的下午到来时，南京似乎正在为自己的身份焦虑不堪。本地主要报纸《现代快报》说，“博爱之都”“第一城垣”“绿色之都”，这些别号似乎都不足以表明南京的独特性，至于“六朝古都”，记者抱怨说几乎找不到这些昔日遗迹了。南京人试图创造一些，为了迎接7月31日中国传统的七夕节，两万名青年男女在公园中速配，在巍峨的明代城楼中华门上，相亲的男女还叠了77万只被称作“爱情鸟”的纸鹤，申请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南京充满了种种政治痕迹。紧邻中山陵的是明孝陵，明朝的第一个皇帝朱元璋埋葬于此。是他开创了政府对普通人强大控制力的传统，他也是政治清洗传统中的最著名统治者之一，他对中国社会的理想是稳固的、停滞的、内向的、小农传统的……
在中华门上闲荡时，夕阳业已下山，城市变得富有诗意起来，600年前的青砖墙凝重配上廉价的纸鹤，有种说不出的奇特效果。我想起了下午在长江路上的总统府里的感受。它曾是两江总督府，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都曾居住在此，他们都深切感受到传统中国的无力；当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占领南京时，这里被改造成天王府——在这场中国历史上最浩大的农民起义中，领导者固执地相信自己正是耶稣的弟弟，《圣经》是他们的意识形态，他们将缔造一个人人平等的乌托邦，但他们的失败却是缘于他们互称兄弟的领导者间毫不怜悯的内部屠杀；孙中山是在这里宣誓就任总统的，而蒋介石则在此商讨围剿共产党的计划，汪精卫、李宗仁、冯国璋、甚至“辫帅”张勋都曾是这里短暂的主人……解放军战士1949年将红旗插到这里则是中国历史的又一个转折时刻，在前往南京飞机上的一本杂志里，我还看到了陈逸飞1976年的油画《占领总统府》……
他试图寻找到一条帮助中国摆脱屈辱处境的道路。1894年，他曾向李鸿章自我推荐，却被拒绝。他们是两个时代的思维，李鸿章这一代相信通过“坚船利炮”实现军事上的现代化，就可以应对西方的到来这一“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但1895年的甲午战争摧毁了这一信念；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半调子式的政治制度改革的失败，再次加强了孙中山彻底推翻帝制、引入西方政体的信念。但是政治体制上的变革并非那么顺利，在意外而短暂地成为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后，权力还是回到前清大臣的手中，一个旧世界分崩离析了，新世界却并未建立起来。孙中山相信过修建足够的铁路可以救中国，期待过南方的军阀可以帮助他统一中国，晚年时，苏联的经验则对他产生了致命的吸引力……但是，他始终不无惋惜地看到，他一心期待获得新生的国家似乎总是在沉睡之中，中国人总是一盘散沙，无法摆脱种种经年累月的陋习。他越来越觉得，中国人不随地吐痰像政治上的共和制一样至关重要。
坐在昔日的总统府订阅报纸办公室门口的长凳上，眼前正好搭着一件正在晾晒的绿色军大衣，不远处正是蒋介石1948年接见一些国家新任驻中国大使的黑白图片。历史的恍惚感此刻变得鲜明无比。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历史是依靠时间点划分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1911年的辛亥革命、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些确切的年份，似乎将历史一分为二，之前是一个世界，之后又是另一个世界。
我突然想起1924年3月孙中山在黄埔军校的演讲，除去表达对中国与世界正在变化的革命形势的观察，他还提到随地吐痰与任意放屁是中国人的两大毛病。那是孙中山生命的最后时光，他之前的生活的一连串挫折，只有很少的时刻，某种意外的荣光才降临于他。
我差点忘记了，李鸿章、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甚至洪秀全面临的是同一个中国社会，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做出反应，一些人更为敏锐、更果敢、更高尚，另一些人则可能顽固、残忍，有人拥有政治理想，有人则干脆是赤裸裸的野心家……他们都面临着一个挑战：如何激活一个被惰性、分裂、资源匮乏所逼迫的社会，如何重新在外来者面前赢得尊严。他们中最有力的是那些最能体察中国社会根本矛盾的人，他们知道那些看起来迟缓、忍耐的中国人，随时可能变成一群躁动、为了目标甘愿抛弃掉一切的中国人……孙中山抱怨中国人缺乏现代人素质，40年后，新落成的南京长江大桥上刻上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当然，没有人注意这些。天气炎热，我看到了裸露上身的男士，喧哗声即使到了存放孙中山遗体的墓室中也没完全消失，而每隔几分钟，总会看到人扭头向石阶旁的草地上吐痰……
十里秦淮河尽头，飘散着浓烈的臭味，夫子庙码头，霓虹灯闪烁，读书人在北岸的贡院里考试，探求安邦之道，而南岸则是烟花之地。400年前，即使在南明王朝覆灭前夕，这里的狂欢也未中断。距离夫子庙500米是太平天国时期的东王府，1856年的一场血腥屠杀发生于此……
像很多游览胜地，游客总比景观更像是主体，也像中国所有的景点一样，在中山陵门口最醒目的位置，张贴着“禁止随地吐痰与大声喧哗”的“游人须知”。在由“博爱”“天下为公”“民族”“民生”“民权”这些词构成的中山陵里，“游人须知”显得格格不入。
种种彼此矛盾的现象，总是在这个国家共存，所有看似激烈的灾难、变革，很快被日常生活的惰性所吞噬与抚平。每代领导人都面临着孙中山式的尴尬，在他演讲80年之后，中国人仍习惯性地随地吐痰。这个国家一方面看起来日新月异，另一方面则毫无变化。每代政治领导人都想开创一个新时代，却往往发现他们更多受困于漫长的传统。倘若南京要寻找自己的特性，它的政治传统与日常生活间的关系倒值得深入研究。
沿着中山陵漫长的石阶往上走，我期待的肃穆淹没在人群的喧闹中了。人们总是在拍照，在台阶上、入口处、华表前，为了看谭延闿书写的碑文，我必须耐心地等待十分钟，一个又一个游人站在石碑前，姿态各异，表情喜悦，等待同伴将自己装入镜头，就像苏珊·桑塔格说的，在没有被摄入照片前，你不能肯定你游览过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