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里糊涂卷入一战的奥斯曼帝国，并没有投机到浴火重生的机会。在战胜的协约国的安排下，苏丹出逃，帝国落幕，领土等待被列强瓜分，国土上包括希腊、亚美尼亚、土耳其、犹太等众多民族的族群，对未来各怀心思……这一切大变革的震荡都从伊斯坦布尔地处暴风眼的佩拉宫穿梭而过。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时间地点问世的佩拉宫，注定要经历繁华，也要目睹浩劫。600年历史的奥斯曼帝国在漫长的衰退之后，正处于崩溃的前夜，这个在16世纪令欧洲陷入惊恐的帝国，到了19世纪已经被耻笑为“欧洲病夫”。庞大的疆域在不断收缩，反叛和离散的张力在治下的不同的民族中酝酿。更重要的是，在英国、法国、德国这些军事、物质、文化力量面前，它毫无抵抗之力。
一个行将崩溃的庞然之物，往往能展示最后也是最绚烂的辉煌。苏丹帝国传统的格栅已然腐朽，拦挡不住任何力量的冲击，新的自由应时而生，也孕育出一代新人。他们勇敢无畏，既是空想家又是行动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年轻的军官穆斯塔法·凯末尔。他发起了一场民族主义运动，用单一的土耳其声音取代了奥斯曼帝国原有的各种鸣响。
这串酒店名单上怎么可以少了伊斯坦布尔的佩拉宫？当佩拉宫饭店在1892年建成时，它不仅是伊斯坦布尔，也是整个奥斯曼帝国最豪华的酒店，是东方式的奢华与西方技术的结合，“餐厅完全是巴洛克风格……顶部有高耸的玻璃天蓬，室内镶嵌着人造大理石，装点着金丝银线细工精致的纱屏”，而且，它的“铸铁框架、木制轿厢”的电梯，是继埃菲尔铁塔之后欧洲第二部。乘坐欧洲国际铁路公司的卧铺车，入住这家新酒店，享受“电梯、卫生间、淋浴、暖气、电灯”等现代化设施，同时有“金角湾壮丽的美景”。佩拉宫饭店立刻就进入了欧洲最奢华游客的首选名单。
20世纪初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各种意识形态试验同时发生。凯末尔的民族主义的努力，只是其中一种。很快，伊斯坦布尔与佩拉宫又被迫卷入另外一场试验。1917年莫斯科宣布共产主义运动开始，大批的白俄罗斯人流亡伊斯坦布尔。他们在陨落的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叠加了另一个影子帝国——沙皇帝国。芭蕾舞演员、画家、贵妇、小提琴手，他们被驱赶出新生的红色俄国，在伊斯坦布尔这个多种文明的夹层中，变成了厨师、女招待、夜总会看门人，妓女与乞丐。20世纪20年代的伊斯坦布尔，就像彼时的巴黎、上海或是魏玛一样，混乱、多元，有潦倒也有野心。
遗憾的是，这个梦想到今天也还是梦想，但并不影响我成为这类酒店的热情体验者。是啊，你怎么能拒绝香港的半岛酒店，虽说它久负盛名的下午茶对我而言太腻了，像一只打开后只有蟹黄的闸蟹，但有多少茶客知道，1941年，英国人就是在半岛与日本人签署了投降书；你又怎么能忍住不去仰光的Strand，在酒吧喝上一杯，20世纪上半叶，这里是东南亚最时髦的场所，吧台上曾坐过身为帝国警察的乔治·奥威尔，还有永远沉溺异域风情的毛姆；19世纪殖民时代的豪华酒店还在开业的，已经没有几家了，新加坡的莱佛士还在，它的Long Bar不仅调出了第一杯新加坡司令，接待过康拉德、吉卜林、伊丽莎白·泰勒，还见证过建国者们的争吵。吊扇依然缓慢转动，花生壳落了一地；当然还有开罗那一家，我忘掉了它的名字，它有世上最鲜美的草莓汁，传言关于开采苏伊士运河的决定是在此做出的……它们无一不活在昔日长长的阴影中，不断的衰败增加了它们的魅力，储存了另一种生活，很多的可能性。
当历史学家查尔斯·金在20世纪80年代发现佩拉宫时，它已经不可救药地衰落了。他发现“红色的丝绒座椅大多空着”，当他点了一杯鸡尾酒和不太新鲜的烤鹰嘴豆时，酒保竟然感到意外。这种衰落既是事物不可逃避的命运，也与凯末尔创造的新土耳其有关。他的单一声音或许在短期内更有力量，却逐渐扼杀了之前的多样性。查尔斯·金最终利用旧照片、档案、剪报，还有他的想象力，重构了昔日的佩拉宫与伊斯坦布尔。
一定是菲茨杰拉德给了我这般错误的幻象。他用花言巧语、耍赖撒泼的方式从书商那里骗来各种预付的版税，维持他在巴黎里兹饭店的放浪，对，就是《像里兹饭店那样大的钻石》里的那个里兹。换作我，没有泽尔达就更完美了，在那里，很可能会邂逅很多不同的泽尔达，那可是文学与纵乐齐飞的“爵士时代”，一战和二战之间短暂又脆弱的和平时期。无力感知更无法驾驭历史进程的人们，能品尝出滋味的，唯有感官的果实。
在这本以酒店为主角的书中，佩拉宫饭店与它所在的伊斯坦布尔，充满了荒诞不经又引人入胜的片段。就是在这里，土耳其作家纳辛·辛克美在1929年创作了长诗《蒙娜丽莎与乡村蓝调》。在诗中，他安排蒙娜丽莎逃出了卢浮宫，爱上了一名共产党党员，投身于革命，最终被烧死了。纳辛是那个时代的典型角色，将先锋艺术、政治革命、诡异的想象力还有危险的诱惑杂糅在一起。而弗雷德里克·布鲁斯·托马斯是另一个迷人的角色，他原本是密西西比河畔一位黑奴之子，在成年后前往芝加哥、伦敦、巴黎讨生活，是那个由轮船、电报、报纸构成的全球化的冲浪者。他在1899年的莫斯科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不仅娶了一个俄罗斯姑娘，还开办了一家声名大噪的夜总会，考虑他的肤色，这实在是个惊人的成就。当他被难民的浪潮推到伊斯坦布尔时，他甚至复制了莫斯科的成功，他创办了本地最受欢迎的爵士酒吧，在他去世时，《纽约时报》称他为“爵士乐的苏丹”。
年轻时，想钱。要是有一大笔钱，就能把家安在一间老旧而奢华的酒店里。每次夜归，床单都平整如新，熨好的衬衫按照颜色挂在壁柜里，也不用担心无法满足随时都可能饥饿的胃……更迷人的是，在人来人往的厅堂与酒吧，在昏灯、烟雾与酒精之间，一缕余光就可能瞥到，她或者他的失落与期望、镇定与放纵、落寞与诱惑。不为创造时机而存在的偶然是乏味的，你可以幻想怎样短暂地进入彼此的生活，又怎样迅速地逃离。午夜之后，热闹散去，在天花板的缝隙中，在枝形吊灯的阴影下，你会听到过往的亡灵们自顾自地欢笑和叹息，他们渗透到你的生活里，自然得就像往威士忌里加了几滴水。
在《佩拉宫的午夜》中，充满这样的迷人例子，它是现代伊斯坦布尔，也是现代土耳其的缩影，是“东方与西方、帝国和共和国、怀旧与创新”交汇之处，而帝国陷落前的余晖也是最令人神往的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