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个“然而”就像一个门闩一样)为了带玛丽安娜去美国,我曾经有放弃我们婚姻的念头。不管多么痛苦,我都愿意为此牺牲,包括家庭和合伙关系——这是贝拉无法接受的。因此,我们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开始了新的生活。我能感觉到,尽管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地为我们牺牲,但他仍会为失去的东西而伤心。我感到安慰和喜悦,而他感到痛苦。当我高兴地迎接新生活的同时,贝拉所失去的一切会给前方所有未知的事情带来一种具有危险性的压力。
现在,离我们开始美国的新生活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没有什么比我俩都做出同样的选择更深刻和更意义深远的了:为女儿美好的未来而放弃拥有的资产,一起从零开始。他对女儿的承诺,对这新的冒险,对我的承诺,深深地打动了我。
所以我们心甘情愿地做出牺牲。还有一个谎言:贝拉的体格检查报告。我们在申请签证时需要在文件夹里夹上胸透X光片。我们不能让贝拉的结核病,像幽灵般地阻挡我们的未来,所以思斯假扮成贝拉和我一起去见体格检查医生,所以我们现在带着的是思斯的清晰的、没有任何阴影的胸片。当移民局官员批准贝拉入境时,他们核准的是思斯的身体及过往病史,另一个符合健康要求的人。
回想起5月份,在维也纳,直到最后一刻,他都无法做出决定,无法做出选择。他站在火车站的一根柱子后面,手里提着提箱,准备去会合班迪和玛尔塔。他看到我们的朋友到达车站,在站台上找寻我们。他躲藏起来,看着火车进站,听到广播督促旅客上车,看着人们再次上了火车。他看见班迪和玛尔塔还在一节车厢门口等着他。广播员在广播里叫喊着他的名字。他想和朋友们在一起,想上火车,赶上大船,拯救那满载财物的货车。但他在柱子后面定住了,此时其他乘客都鱼贯地上车,班迪和玛尔塔也是。当火车车门关上时,他才强迫自己走出来。他违背了他对更好未来的判断,违背了他对未来的安全和经济保障所下的赌注,冒着生命中最大的风险,走开了。
我想轻松地呼吸一下,把安全与好运当作奇迹来珍惜,无须再密切提防和步步为营。我想教导女儿自信地站在这片土地上。她就在那儿,头发在风中飘动,脸颊被吹红了。“自由!”她喊道,她对这个单词感到高兴。我即兴地拿起绑在女儿脖子上用丝带串着的奶嘴扔进了海里。
因为丈夫的出现,我的心又充满了柔情。在旅程的几个星期里,在漆黑的水面上,在漆黑的环境中,在房间里晃动的小床上,我对他的激情比我们在一起的三年里的任何时候都强烈,比我们在蜜月旅途怀了玛丽安娜的火车上还要强烈。
如果我转过身来,可能会看到贝拉在警告我,但我没有转过去。“我们现在是美国人。美国孩子不用奶嘴。”我说。我完全陶醉了,就地取材地把我女儿当作安全象征的奶嘴扔掉,就像游行时扔彩色纸屑一样。我想让玛丽安娜成为我想成为的那种人:一个能融入其中,不会为与众不同、有缺点而困扰,更不会由于过去的残暴和处于残酷的比赛状态中而困扰。
我想我们终于自由了,我们之前冒了很大的险,现在,安全和机遇是给我们的回报,这似乎是一个合理而简单的等式。数千公里的海洋将我们与铁丝网、警察搜查、死刑犯集中营、无家可归者营地分隔开来。我还不知道噩梦是没有地域界限的,内疚和焦虑也在无边界地回荡。在十月的阳光下,我在客轮上层的甲板上,把女儿抱在怀里,望着纽约,足足站了二十分钟。我相信,在这里,过去是无法触摸到我的。玛格达已经提前到达美国,在今年(1949年)7月份,她拿到了签证,乘船来到纽约,和玛蒂尔达姑妈以及她的丈夫住在布朗克斯区。她在玩具厂工作,负责装嵌小长颈鹿玩具的头部。她曾在一封信中开玩笑说,拿大象来制作长颈鹿。再过一两个小时,我就可以拥抱我的姐姐,我勇敢的姐姐,她的笑话可以让人瞬间摆脱痛苦。正当玛丽安娜和我细数着船和陆地之间的白浪,我在心中默念着祝福的时候,贝拉从小船舱里走了出来,他正在那里收拾我们的行李。
她并没有抱怨,对我们的新奇冒险感到兴奋,对我奇怪的行为感到高兴,接受了我的逻辑。在美国,我们会像美国人那样生活(就好像我已经对美国人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似的)。我要相信我的选择,我们的新生活,所以我要抹去所有悲伤和恐惧的痕迹。当我走下通往我们新家园的木制坡道时,我已经戴好面具了。
“我们到美国了。”我告诉她,“一块自由的土地。”
我逃了出来。但我还没有自由。
1949年10月28日,移民的当天是我一生中最乐观、最充满希望的一天。为了等待签证,我们在罗斯柴尔德医院拥挤的房间里住了一个月,又在维也纳的一间小公寓里住了五个月,现在我们就要踏入新家的门槛了。我们站在美国军队运输船罗伯特·L·豪兹上将号的甲板上,灿烂的阳光和湛蓝的天空照亮了大西洋。自由女神像出现在我们眼前,就像音乐盒里的小雕像,在远处显得那么的渺小,纽约市慢慢变得清晰可见,它那精致的轮廓开始显现出来。几周以来,望向这里,只能见到一条地平线。我把玛丽安娜抱起挨着甲板栏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