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我不太知道我为什么与布朗舍特·韦斯交往。她个子矮小，胖乎乎的，充满自负的脸上转动着一双不怀好意的眼睛。但是她谈到哲学时的能言善辩令我目瞪口呆。她常常把形而上学的思辨和胡说八道糅合到一起，说起来总是滔滔不绝。我以为这说明她聪明。“不通过无限，有限的方式是无法相互沟通的。”她对我说，“人的一切爱都有罪。”她借着无限的要求贬低她认识的所有人。通过她，我开心地了解到我们那些惹人注目的老师和同学都有什么野心、怪癖、缺点和恶习。“我有普鲁斯特笔下的看门人的心灵。”她得意地说。她不无轻率地责备我保持着对绝对的信念。“我嘛，创造我自己的价值标准。”她说。哪些标准呢？提到这个，她始终含糊其词。她最看重自己的内心生活，这一点我赞同。她对财富不屑一顾，我也一样。可是她向我说明，为了避免考虑金钱，就必须有足够的钱，她也许会接受一桩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婚姻。这令我愤慨。我发现她有一种古怪的自恋癖；她有着柔细鬈发，精心打扮，自诩为克拉拉·德·埃雷柏兹⁽³¹⁾。不管怎样，我非常渴望与人交换想法，所以相当经常与她见面。

这种固执妨碍了我从与西蒙娜·韦伊⁽³⁰⁾的相会中受益。韦伊在准备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录取考试的同时，在索邦大学与我攻读同样几项学位。她的聪明给带她来的很大名声和她的奇装异服，使我对她感到好奇。她经常在索邦大学的院子里溜达，身边陪伴着阿兰过去的一帮学生，总是上衣的一个口袋里揣着一期《自由谈》，另一个口袋里揣着一份《人道报》。中国刚遭受一场大饥荒的打击。有人告诉我，韦伊知道这个消息后号啕大哭起来。她流的这些眼泪比她在哲学上表现出的才华，更令我肃然起敬。我羡慕一颗能为全世界感动的心。有一天我接触了她。不记得交谈是如何开始的了。她用斩钉截铁的口气宣称，如今世界上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进行革命，使所有人都有饭吃。我以同样断然的口气反驳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使人们幸福，而是要使人们找到生存的意义。她打量着我说：“看得出来，你从来没挨过饿。”我们的交往到此止步。我知道她把我归入了小资产阶级唯灵论者，心里生气，就像过去莉特小姐说我兴趣幼稚时，我心里生气一样。我觉得我摆脱了自己的阶级，我只愿意是我，而不是别的什么人。

我绝无仅有的真正朋友依然是莎莎。她母亲，唉！开始不以好眼光看我了。是在我影响下，莎莎对学习的喜欢胜过家庭生活。我借给她一些引起纷纷议论的书。马比耶夫人非常厌恶莫里亚克，觉得他对资产阶级家庭的描绘就像是对她个人的侮辱。她怀疑克洛岱尔，而莎莎喜欢这位作家，因为他帮助她使天和地保持了和谐。“你最好读教父⁽³²⁾的作品。”马比耶太太没好气地说。她好几回来我家向我母亲抱怨，对莎莎并不隐讳她希望我们见面不要那么频繁。莎莎坚持住了。我们的友谊是她不愿放弃的东西之一。我们时常见面，两个人一块学习希腊语，一块去听音乐会、参观绘画展览。有时她坐到钢琴前给我弹奏肖邦和德彪西的作品。我们常常一块散步。一天下午，她得到我母亲不情愿的同意，带我去一家理发店为我剪了头发。这一次我并没有得到什么便宜，妈妈因为是被迫同意的而迁怒于我，拒绝我想把头发做成波浪形的奢求。莎莎在劳巴尔东度复活节假期时，从那里给我寄了一封信，使我打心底里激动不已。她在信中说：“自十五岁以来，我精神上一直处于极大的孤独之中，痛苦地感到自己形单影孤，没有希望。是你打破了我的孤独。”尽管如此，她此时还是陷入了可怕的消沉状态。“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弄得这么郁闷过。”她写道。她还说：“我在生活中过分把目光转向过去，无法摆脱对童年往事的赞叹。”这一次我还是没有细细思量。我认为人不情愿变成大人是自然的。

我的政治活动到此为止，我的思想依然模糊不清。我知道一件事情：我厌恶极右派。一天下午，一小撮大声嚷嚷的人闯进索邦大学图书馆喊道：“把外国佬和犹太人赶出去！”他们手里拿着粗棍棒，撵走了几个棕色皮肤的学生。暴力和这种愚蠢的耀武扬威，使我又气又怕。我厌恶因循守旧、厌恶蒙昧主义，我希望人们受理性支配。正因为如此，我对左派感兴趣。不过凡是标签我都不喜欢，我不喜欢人被分成类。我有好几个同窗是社会党人。这个名词我听了不舒服。一个社会党人不可能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他追求的是世俗而有限的目标。凭理性我讨厌这种节制。共产党人的极端主义对我吸引力更大。但是我怀疑他们像修道院修士一样教条、刻板。然而将近五月份，我与阿兰⁽²⁹⁾过去的一位学生结下了友谊，他是共产党人。这种联系在当时并不使人惊讶。他对我称赞阿兰所授的课，阐述他的思想，借给我他的书。他也介绍我认识了罗曼·罗兰，于是我转而坚决赞成和平主义。马勒对其他许多东西感兴趣，如绘画、电影、戏剧甚至杂耍歌舞。他的眼睛里和声音里流露出火一样的热情，我喜欢和他闲聊，吃惊地记下了这句话：“我发现人可以是聪明的，同时又对政治感兴趣。”实际上，就理论而言他对政治并不大了解，没有传授我什么东西。我继续使社会问题从属于形而上学和伦理：关心人类的福祉有什么用呢，如果人类没有理由存在的话？

不再见雅克我倒是轻松了许多，因为我不再折磨自己了。初春的阳光照得周身的血液热乎乎的。我继续勤奋地学习，同时决定消遣消遣。下午经常去看电影，经常去于尔叙利纳、老鸽子棚电影院和拉丁区电影院。拉丁区电影院在先贤祠后面，一间小小的放映厅，木头座位，乐池里只有一架钢琴；座位票价不贵，这里重放近几年最优秀的影片。我在那里看了《淘金记》⁽³³⁾和卓别林的其他许多影片。有些晚上，妈妈陪我和妹妹去看戏。我看了儒韦导演的《大海》，米歇尔·西蒙就是在这部影片里出道的；还看了杜兰的《幸福的喜剧》、比托叶夫女士⁽³⁴⁾的《圣女贞德》。我总是在几天前就期待着这些外出，它们使我的整个星期焕发光彩。从我对这些外出的看重，可以衡量出头两个季度那种刻苦使我多么压抑。白天我去参观画展，久久地在卢浮宫的画廊里游荡。我在巴黎城里漫步，观看一切，但没有哭。我喜欢晚上，吃过晚饭后，一个人独自下到地铁站，乘车到达城市另一头的绍蒙山冈公园。在那里可以感受绿色和潮湿的气息。我常常步行回家。在夏佩尔大街，看到一些妇女在地面地铁站的钢架屋顶下进行夜间巡逻；一些男人摇摇晃晃地从灯火辉煌的酒馆里出来；电影院三角楣上的海报招徕着观众。我周围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模糊不清的存在。我大步走着，这世界浓重的气息轻拂着我。我想不管怎样，生活还是蛮有意思的。

三月初，我很成功地通过了哲学史考试。借此机会，我认识了一群左翼大学生。他们要求我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保尔·彭库尔提交了一份军事法令草案，发布动员妇女入伍令。对此《欧罗巴》杂志发动了一场抗议运动。我感到很为难：男女平等我是拥护的；危险当前，难道不应该不惜一切保卫国家？我读了法令草案之后说：“啊，这是十足的民族主义。”散发请愿书的那个肥胖、秃顶的小伙子冷笑道：“要弄清民族主义是不是好！”啊，这个问题我倒从来没有问过自己，不知道如何回答。有人对我说，这项法令会把人们的觉悟普遍调动起来，这让我下了决心：思想自由嘛，无论怎样，都是神圣的；再说其他人都签了名，我也签。在事关要求特赦萨柯和万泽蒂⁽²⁸⁾时，我没有轻易表态，因为这两个人的名字我都没听说过，可是有人肯定他们是无辜的。不管怎样，我是不赞成死刑的。

我的雄心壮志被重新激活了。尽管有友谊和不确定的爱情，我一直感到很孤独。没有人了解和整个儿爱我这样一个人。我想，没有人在我眼里称得上、也永远不可能称得上“选定的，完满的”。与其继续为此痛苦，毋宁让我重新表现得傲气十足。我的孤家寡人，显示了我的优越感。我不再怀疑：我是一个人才，我要干大事。我酝酿了一些小说主题。一天上午在索邦大学图书馆，我没译拉丁文，而是着手写“我的书”。要准备六月份的考试，我缺少时间。不过屈指算来，下一年我会有闲暇，我决心不再等待，要写成属于我的作品：“写成一部作品，我要在里面讲述一切，一切。”我这样决定。我在日记里经常强调这“讲述一切”的意愿，而这意愿与贫乏的阅历形成奇特的反差。哲学加强了我从整体角度抓住事物本质和根本的倾向。由于是在抽象中进行思维，我以为自己决定性地发现了世界的真实。我明明怀疑这种真实超过我所了解的东西，但可能性很小。我高于其他人的地方，就是我不会让任何东西逃过我的眼睛。我的作品将从这种异于常人的独到之处获得它的价值。

然而，我与诺迪埃的交谈使我的思想开始开阔起来。我向他提许多问题，他都欣然回答。我觉得这些交谈对我大有裨益，不禁忧伤地自问：我为什么就没有缘分爱上这样一个男人呢？他在思想上和学习上都与我兴趣一致，我从头脑到心灵都依恋着他。将近五月底他在索邦大学的院子里和我告别时，我惆怅万分。他启程去了澳大利亚。他在那里找到了一个职位，娇小的褐发姑娘随他一块去。他握住我的手，神情凝重地对我说：“我祝你好事连连。”

有时我会产生顾虑，提醒自己一切都是虚荣，但我不在乎。在想象的与雅克的对话中，我拒绝他“有什么用呢”的说法。我只有此生可活，我要让此生成功，谁都休想阻止我，雅克也休想。我不会放弃绝对的观点。不过既然在这方面一切都失败了，我决计不再为此操心。我很喜欢拉尼奥⁽³⁵⁾的这句话：“我只有自己的绝对绝望的支持。”一旦这种绝望得到确认，而我既然要继续生存下去，所以必须在世上尽可能地设法应付，就是说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我在索邦大学接触的大学生，包括女学生和男学生，都不值一提。他们一出动就是成帮结伙，笑得太响，对什么都不感兴趣，而且以此自鸣得意。然而，在哲学史课堂上，我注意到一位小伙子，他有一双蓝色而神情严肃的眼睛，年龄比我大得多，身穿黑色衣服，头戴黑色毡帽，不和任何人说话，只和一位娇小的褐发姑娘说话，而且经常对她微笑。一天他在图书馆翻译恩格斯的一些书信，与他坐在同一张桌子的几个学生喧哗起来。他两眼闪闪发光，用短促的声音十分威严地要求保持肃静，那几个人立刻噤若寒蝉。“这是一个好样的！”我感受颇深地想道。我终于能和他说话了，每当那位娇小的褐发姑娘不在时，我们就聊起来。有一次我和他一块在圣米歇尔大街走了几步，晚上我问妹妹她是否认为我的行为不得当。妹妹叫我放心，我便再接再厉。皮埃尔·诺迪埃与哲学组关系密切。属于这个组的人有莫朗日、弗里德曼、亨利·勒费弗尔、波利泽等。靠了他们之中一个人的父亲——一位富有的银行家的资助，他们创办了一份杂志。但是他们的资金提供者被一篇反对摩洛哥战争的文章激怒了，取消了对他们的资助。不久，杂志换了一个刊名后复刊，是为《思想》杂志。皮埃尔·诺迪埃给我带来了两期。这是我头一回与左翼知识分子接触。然而我并没有感到不自在。我辨认出了那个时期的文学让我习惯的语言。这些年轻人也谈论灵魂、拯救、快乐、永恒。他们说思想应该是“有血有肉的、具体的”，可是他们表达思想的语言却是抽象的。照他们的说法，哲学无异于革命，哲学寄托着人类唯一的希望。不过当时波利泽认为，“就真理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与革命并非不可分离”；他相信唯心主义的思想，但必须具体地理解它的整体，而不能停留在抽象阶段。他们感兴趣的首先是思想的变化；经济和政治在他们眼里仅仅起次要作用。他们谴责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毁掉了人“存在的意义”；他们认为通过亚洲和非洲各国人民的起义，“历史支持了理智”。弗里德曼把资产阶级青年人的意识形态、他们对不安于现状和不受约束的渴求，批得体无完肤，不过只是代之以一种神秘主义。是要让人类恢复“自己永恒的那部分”。他们既不从需要的角度，也不从工作的角度考虑生活，而是赋予生活浪漫主义的价值观。“有不同的生活，我们的爱情奔向生活。”弗里德曼这样写道。波利泽用一句引起轰动的话给生活下定义：“在克里姆林宫的挂毯上蹭灭烟头的水兵得意、粗犷的生活，让你们害怕，你们都不愿意听到谈论它，然而那就是生活！”他们离超现实主义不远了，恰恰有许多超现实主义者正转而赞成革命。革命也吸引我，但仅仅是从其否定的观念上讲。我开始希望人们把这个社会彻底搞乱，不过对这个社会我并不比以前更理解，所以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无动于衷。所有报纸，甚至包括《老实人》报，都用通栏的版面报道中国刚爆发的革命，而我则漠不关心。

我这么容易就放弃了雅克，这让我有点吃惊，不过事实上我丝毫不想念他。四月底母亲告诉我，雅克对再也见不到我了觉得奇怪。于是我去按他家的门铃，可是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觉得这种感情不再是爱情，它甚至使我感到有点不快。“我甚至不再希望看到他。我所能做的，就是让他别来烦我，哪怕他非常单纯。”他不再写他的书，他永远写不出来。“我觉得我在糟蹋自己。”他高傲地对我说。一次乘汽车兜风，我们的交谈让我觉得他的确为自己感到难堪，于是我又接近他了。我想毕竟不能把这种前后不一致归咎于他，生活本身就是前后不一致的：它把我们投向一些目标，而让我看到的却是虚无。我严厉自责。“他比他的生活好。”我暗自断言。可是，我担心他的生活最终会浸染他。有时我心头闪过一种预感：“一想到你我就难受；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人生悲惨。”

我希望谈论这些事情，希望与一些和雅克相反、说话爽快的人谈论任何事情。我极想设法结识一些人。在圣马利亚学院，我渴求同学对我说知心话，可是显然找不到一个我感兴趣的同学。我感兴趣得多的，是去美丽城与苏珊娜·布瓦格聊天。她有着剪得齐齐的栗色头发、一个宽大的前额、一双很明亮的蓝色眼睛，整个人透露出一种顽强的个性。她是我前面谈过的救助中心的主任，靠这个工作谋生。她的年龄、她的独立、她的责任心和她的权威，使她具有一定的影响。她信教，可是她向我透露，她与上帝的关系并不那么融洽。在文学方面，我们的兴趣差不多一样。我满意地注意到，她并没有被团队或一般的行动蒙骗住。她向我吐露，她想生活，而不想昏昏欲睡；她同样热切渴望的是，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麻醉药还碰到别的东西。由于我们两个身体好、胃口好，我们看破一切的交谈不仅没有使我意气消沉，反而使我精神振作。离开她之后，我快步走遍绍蒙山冈公园。苏珊娜和我一样，希望找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真正位置。她去贝尔克会见一位女圣人之类的人，那女人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卧床不起的病人。回来后她坚定地对我说：“追随圣人并非我的道路。”初春，她对团队里一位年轻而虔诚的合作者一见钟情；他们决定结为夫妻。当时的情况迫使他们不得不等待两年。“不过人一相爱，时间就不在话下了。”苏珊娜·布瓦格对我说。她容光焕发。几个礼拜后，她告诉我她和未婚夫吹了，弄得我目瞪口呆。他们之间肉体的诱惑力太强烈，小伙子被他们亲吻的热烈程度吓坏了。他要求苏珊娜以离开他来保证贞洁，他们要隔着距离相互等待。她宁愿作个了结。我觉得这件事挺怪的，一直不得要领。不过苏珊娜的失望令我感动，我觉得她为克服失望情绪所做的努力哀婉动人。

六月的考期临近了。我准备好了，但被学习搞得很疲劳，要放松放松。我头一次采取升级行动：借口参加美丽城的一次慈善义演，从母亲那里索取到一次午夜回家许可和二十法郎。我买了一张顶层楼座票，观看一场俄罗斯芭蕾舞演出。二十年后当我突然在凌晨两点钟一个人处在时代广场中央时，其惊喜莫名之状也不及那天晚上在萨拉·伯恩哈特剧院的顶层。绸缎、皮毛、钻石、香水，我下面那些叽里呱啦说话的观众，个个珠光宝气。当我与父母或者与马比耶夫妇一起外出时，有一层无法穿越的薄膜阻隔在世界和我之间。而现在，我沉浸在夜间一个盛大的欢乐场面之中，以往我只能悄悄地仰望它映照在夜空的闪光。现在我悄无声息地溜进去，所有我认识的人和与我擦肩而过但并不认识的人，谁也没有发现我。我觉得自己无影无踪、无处不在：我是一个精灵。这天晚上演出索盖⁽³⁶⁾的《母猫》、普罗科菲耶夫⁽³⁷⁾的《钢步》和不知是谁的《海神尼普顿的凯旋》。布景、服装、音乐、舞蹈，一切都令我惊喜。我想五年来我没有这样惊叹过。

哲学既没有为我开启天空，也没有让我扎根大地。不过最初的困难克服之后，一月份我当真对哲学产生了兴趣。我阅读柏格森、柏拉图、叔本华、莱布尼兹⁽²⁶⁾和阿默兰⁽²⁷⁾的作品，更热诚地阅读尼采的作品。让我感兴趣的有一大堆问题：如科学的价值、生命、物质、时间、艺术等等。我并没有认定什么学说。至少我知道自己不接受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马利丹，也不接受经验论和唯物论。我大体上赞成批判唯心论，就像布兰斯维克对我们阐释的那样，不过在很多问题上，他的阐释还不能令我满足。我重拾对文学的兴趣。圣米歇尔大街的皮卡德书店慷慨地对大学生开放。我去那里翻阅各种前卫杂志；当时这类杂志大量地产生又大量地消失。我阅读布勒东、阿拉贡；超现实主义征服了我。不安于现状，久而久之也没啥意思，我更喜欢极端的彻底否定。摧毁艺术、道德、语言，彻底越轨，绝望到自杀，这些过火行为令我着迷。

我重新开始。我不知道是运用什么蒙骗手段，我弄到了一点钱。不管怎样，我还是用团队作借口。我又去了两次俄罗斯芭蕾舞剧院。我惊讶地听到一些穿黑服的先生用科克托的词，演唱斯特拉文斯基⁽³⁸⁾的《俄狄浦斯王》。马勒对我谈论过达米娅⁽³⁹⁾白皙的胳膊和她的嗓音，我去巴比诺音乐厅听她唱歌。说唱艺人、歌手、杂技演员，对我而言全都耳目一新，我全都鼓掌喝彩。

雅克那方面则是反复无常。他对我露出迷人的微笑，说：“有些人是无法取代的。”同时用充满激情的目光注视着我。他要求我不久再来看他，却冷淡地接待我。三月初他病了，我好几次去看他，床前总是有叔伯、姨婶、奶奶。有一回他对我说：“你明天来，咱们安静地聊聊。”那天下午我向蒙帕纳斯大街走出时，比以往还激动。我买了一朵紫罗兰想别在长外衣的翻领上，但别不稳，因为着急惊慌把手袋也丢了，虽然里面没有什么要紧的东西，赶到雅克家我还是神经紧张。我想了很长时间，盼望在他那间半明半暗的房间两个人倾心地谈一谈。可是，我看到他不是一个人，吕西安·廖库尔坐在他的床旁边。吕西安我已经见过，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小伙子，潇洒大方、善于辞令。他们两个继续谈他们的，如他们经常去的酒吧，在那里经常见到的人，还谈他们下周外出的打算。我觉得自己非常讨人嫌，因为我没有钱，晚上不外出，只是一个大学小女生，没有能力真正参与雅克的生活。而且他心情不好，表现得冷嘲热讽，几乎咄咄逼人。我赶紧逃之夭夭，他对我说再见，明显地现出一副满意的神情。我怒火中烧，对他满心憎恨。他有什么了不起？不亚于他的人多着呢。我把他当成大个子莫林那样的人真是错了。他朝三暮四、自私自利，只想着寻开心。我怒气冲冲沿着一条条大街走着，决心让我的生活与他的生活一刀两断。第二天我才平静下来，但决计从现在开始很长时间不踏进他家的门。我说到做到，有六个多礼拜没有再见他。

考期之前那些天和各次考试之间，我的同学之中有些人，其中包括让·马勒、布朗舍特·韦斯，一边等待考试结果，一边在索邦大学院子里消磨时间，打球、猜字谜和中国式问答猜谜游戏，说长道短，窃窃私语。我也加入这一伙人之中。可是我觉得自己与这些学生中大部分人十分疏远，他们的放荡不羁令我害怕。理论上讲我对一切道德败坏已习以为常，但实际上还是非常正经，听到有人说某男与某女“在一起”，我立刻就紧张起来。布朗舍特·韦斯指着一位有名的高师学生，向我透露他就挺放荡，我惊讶得直哆嗦。那些无拘无束的女生，唉！尤其那些生活放荡的女生，真是令我发指。我承认这种反应只能从我所受的教育来解释，但我无意克制这种反应，粗俗的玩笑、脏话、自由放任、不良举止，这些都使我反感。其实，我对韦斯引荐我加入的小圈子也没有好感。韦斯是交际高手，认识几位出身名门的高师学生，他们对学校里衣冠不整之风不满，个个故作高雅。他们邀请我去一些面包店后间饮茶，因为他们不上咖啡馆，无论如何是不会带女孩子去的。我引起他们的兴趣，因而沾沾自喜，不过立刻自责不该渴慕这种虚荣。我把他们归入不开化的一类人，因为他们感兴趣的只有政治、社会成功和未来的职业。我们在一块饮茶，就像在沙龙里一样，交谈没有多少兴味，总是游移于卖弄学问和社交俗套之间。

我暗自回味着这句话和那一笑。我不再怀疑：雅克爱我；我们将结婚。可是显然出了什么问题，我的幸福持续不了三天。雅克又来到我家，晚饭后我们一起过得很愉快，可是他一走，我就瘫倒了：“我有一切条件幸福，可是我想死！生活在那里，窥伺着我，就要扑向我们。我害怕，我孤单一人，我将永远孤单一人……如果我能逃跑多好——逃到哪儿去呢？哪儿都行。一次大灾难将把我们卷走。”结婚对雅克而言，显然是安排一种归宿，可是我不想安排归宿，不想这么快。我还斗争了一个月。有时我相信，我可以在雅克身边生活而不改变自己，而后我又心惊胆战起来：“把我禁闭在别人的界线之内！这种束缚我、不让我自由的爱情，多么可怕啊！”“渴望中断这种联系，忘却，开始另一种生活……”“还不到时候，我还不想这样彻底牺牲我自己。”然而我对雅克有着强烈的爱的冲动，只在短暂的瞬间清醒地承认：“他注定不是我的。”我宁愿宣称自己天生与爱情和幸福无缘。在日记里我不同寻常地谈到这一点，作为一劳永逸建立的资料，我可以自行决定拒绝还是接受，但是无权改变其内容。我不是想：“我越来越不相信我与雅克一起能幸福。”而是写道：“我越来越害怕幸福。”“面对要还是不要幸福的困境。”“我最爱他的时候，正是我更讨厌我对他的爱情的时候。”我担心我的柔情会使我成为他的妻子，我强烈地拒绝等待着未来的赖纪永太太的生活。

一天下午在索邦大学院子里，不知谈论什么话题时，我反驳了一个长着阴沉沉一张长脸的小伙子。他吃惊地打量着我，说他无话可答。从此之后，他每天都来多菲娜门，继续这场对话。他叫米歇尔·里斯曼，正在完成文科预备班二年级的学业。他父亲是官方艺术界的一个重要人物。米歇尔自称是纪德的门徒，崇拜美，醉心于文学，正在完成一部不长的小说。我表示非常赞赏超现实主义，使他很气愤。我觉得他这个人守旧而烦人，不过在他那副沉思的丑态背后，也许隐藏着一个灵魂吧。再说他鼓励我写作，我需要鼓励。他非常客气地用艺术字体给我写了一封信，建议我们假期里相互通信，我接受了。布朗舍特·韦斯和我也同意相互写信。她邀请我下午去她家吃点心。我在克莱贝尔大街一套豪华的公寓里吃着奶油草莓馅饼。布朗舍特借给我维尔哈伦⁽⁴⁰⁾和弗兰西斯·雅姆的文集，都是皮封面的精装本。

雅克一月底回到巴黎，第二天就来按我家的门铃。十九岁生日时，父母给我照了一些照片，雅克来向我要了一张。他的声音从来没有显得这样温柔。八天后我去敲他家的门时，禁不住有些哆嗦，因为我担心他突然旧态复萌。我们的见面使我万分欣喜。他已开始写一本小说，题目是《年轻的资产者》。他对我说：“我很大程度上是为你写的。”他还说打算把这本书题献给我：“我把这个视为一种义务。”我好几天生活在兴奋之中。随后的一个礼拜，我对他谈到我自己，告诉他我的烦恼，我觉得生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没有必要想那么多，”他严肃地对我说，“应该老老实实地过好日子。”过了一会儿他补充说：“应该谦虚地承认，不能一个人凑合着过日子，为另一个人生活比较容易。”他对我笑一笑：“出路是两个人一块搞利己主义。”

我在哀叹所有目标的虚荣中度过了这一年，不过还是顽强地追求自己的目标。我通过了普通哲学考试。成绩单上西蒙娜·韦伊名列前茅，我紧随其后，而在一位名叫让·普拉德勒的高师学生前面。我也获得了希腊语文凭。朗贝尔小姐大喜，我父母笑了。在索邦大学、在家里，大家都祝贺我。我喜笑颜开。这些成绩证明了我对自己的好评，确保了我的前程。我非常看重这些成绩，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放弃的。然而我没有忘记任何成功都掩盖着一种放弃，竟然莫名其妙地哭泣起来，怒气冲冲地重复着马丁·杜·加尔笔下雅克·蒂博说的那句话：“他们让我落到这步田地！”人们迫使我落到了一个有天分的女大学生这种角色，一个出类拔萃的人，而我本是上帝可悲可叹的虚无！我的眼泪显然包含着双重性。然而我相信这些眼泪不是单纯的作态。透过安排得满满的岁末的喧闹，我却苦涩地感到心灵的空虚。我继续热烈地渴求着那另一种东西：我不知道如何给它下定义，因为我不肯把适合于它的唯一名称赋予它——幸福。

我喜欢感受眼睛的灼热。可是有时候，我的所有武器都从手里跌落了，我便躲到一座教学楼的侧道上去静静地哭泣，心情沮丧，把头埋在双手里，被揪心的黑暗压迫得透不过气来。

让·普拉德勒笑着对我说，他为被两个女孩子超过而感到窝囊，想了解我。他请我通过布朗舍特·韦斯认识的一个男同学把他介绍给我。他年纪比我小一点，作为走读生已经在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了一年。他也有着名门阔少的派头，但丝毫没有装得一本正经。一张脸开朗、相当英俊，目光柔和，有着大学生特有的笑声，对人爽直、愉快。他立刻博得了我的好感。半个月后，我去看入学考试的结果时，在乌尔姆街遇到了他。我与里斯曼等几个参加考试的人成了同学。他领我进到高等师范学校花园里。在一个索邦大学的女学生眼里，这是一个相当引人入胜的地方。我一边与他闲聊，一边观察这个胜地。第二天上午，我与普拉德勒又在这里会面。我们旁听了几场哲学口试，然后我与他去卢森堡公园散步。正是假期，我的所有朋友、几乎他的所有朋友，都已经离开巴黎。我们习惯了每天在一位王后的石头雕像前会面。我从来没有不准时赴约，总是一丝不苟的。我饶有兴趣地看着他笑容可掬、装出诚惶诚恐的样子赶来，对他的迟到几乎心生了几分感激。

不想抱怨你了，不过我哭了这样久……

普拉德勒一副深思的样子洗耳恭听，答话显然很严肃。我真是好运气！于是迫不及待地向他展示自己的内心，挑衅地对他谈起那些“不开化的人”。他不肯随声附和，令我感到意外。他自幼丧父，与母亲和妹妹相处融洽，不像我一样厌恶“封闭的家庭”。他不讨厌出入社交场合，有机会就去跳舞。“为什么不呢？”他天真地问我，令我无言以对。我的善恶二元论使少数精英与不配存在的芸芸众生相对立。而照普拉德勒的说法，所有人都有点善，也有点恶：人与人之间并没有那么多区别。他责备我严厉，但他的宽容也令我不快。除了这个，我们有许多共同点。他像我一样是在宗教的熏陶下长大的，如今不再信教，但基督教的伦理在他身上打下了烙印。在高师，他被列入“激进的天主教徒”。他拒绝他的同学粗俗的举止、淫秽的歌曲、下流的玩笑、粗暴、放荡、心灵和感官的放纵。他和我差不多喜欢同样的书，偏爱克洛岱尔，有些轻视普鲁斯特并认为他“不重要”。他借给我《乌布王》⁽⁴¹⁾。我只是勉强欣赏这部作品，因为里面并没有再现，即使十分遥远地困扰着我的烦恼。对我而言尤为重要的，是他焦虑不安地探求着真理，相信哲学有一天会把真理揭示在他面前。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坚持不懈地争论了半个月。他说我过于匆忙地选择了绝望，我则责备他抓住虚幻的希望不放。所有体系都是蹩脚的，我把它们一一拆毁；他呢，对每一个都让步，但对人的理性抱有信心。

心爱的，错过了时机，我心已伤透

实际上他并不这么理性，远比我更怀念失去的信仰，认为我们对天主教还研究得不够透彻，没有权利把它抛弃，应该重新进行这一研究。我反驳说，我们对佛教的了解更少，为什么抱着有利于我们的母教的这种偏见？他用批评的目光瞪我一眼，指责我对寻求真理比对真理本身还更感兴趣。由于我骨子里非常固执，可是表面又很容易受别人的影响，所以他的这些指责，加上朗贝尔小姐和苏珊娜·布瓦格曾经谨慎地对我提出的许多批评，为我提供了一个焦躁不安的理由。我去见一位名叫波丁的神甫。这位神甫连雅克对我谈到他时也带几分敬重，是专门挽救沉沦的知识分子的。我手里刚巧拿了邦达⁽⁴²⁾的书，神甫一开口就爽利地对邦达抨击了一通，对此我倒是无所谓。接着我们模棱两可地交谈了几句。我离开了他，对自己事先就知道出于虚荣的这种做法感到羞愧，因为我知道自己不信教的态度比磐石还坚定。

这些摇摆、这些怀疑都要让我疯了，烦恼都要闷死我了，我的心情非常糟糕。我凭着自己年轻、身体好而猛地扑进了不幸之中。这精神上的痛苦像肉体上的痛苦一样残酷地折磨着我。我在巴黎乱走，一走就是好几公里，被泪水模糊的目光在陌生的景物上移动，走得肚子都饿瘪了，便进到一家糕点店，买一个甜圆面包吃，一边自我解嘲地背诵海涅的这句话：“不管你怎样哭天抹泪，最后总要擤鼻涕。”在塞纳河河堤上，我泪眼迷离地背诵拉福格的诗句安慰自己：

我很快发现，尽管我们意气相投，普拉德勒和我之间还是有不小的距离。从他纯粹属于思想的不安之中，我看不出像自己这样心灵的痛苦。我认为他是“不复杂、不神秘的一个乖学生”。鉴于他的严肃态度和哲学方面的才华，我对他比对雅克更尊重。但雅克有普拉德勒不具备的某种东西。独自在卢森堡公园里的小径上散步时，我想总而言之，他们两个之中任一个想娶我为妻都不可能，他们谁也不适合我。使我还依恋着雅克的东西，是把他从他的阶层割裂开的一条断层。可是在一条断层之上什么也建筑不了，而我要构建一种思想、一部作品。普拉德勒像我一样是知识分子，但是他仍然适应他的阶级、他的生活，衷心接受资产阶级社会。我既然能将就雅克的虚无主义，也就不能不将就他微笑的乐观主义。再说，他们俩出于不同的原因，对我都有点害怕。“他们会娶一个我这样的妻子吗？”我带着几分忧伤地自问道，那时我还没有把爱情和婚姻区分开。“我非常肯定，根本不存在真正能代表一切、理解一切的人，根本不存在骨子里就是一位兄弟、就等于我自己的人。”把我与其他人分开的，是唯独我身上具有的某种刚烈禀性。与普拉德勒这么一对照，我更加确信自己注定是孤独的。

然后我极为强烈地热爱生命。很少一点东西就足以使我对生命、对自己充满信心，譬如贝尔克的某位学生的一封来信、美丽城一位女艺徒的微笑、讷伊一位女同学的知心话、莎莎的一个眼神、一声谢谢、一句温柔话等等。只要感觉到自己有用或者有人爱，眼前就豁然开朗，便重新抱有希望：“被人爱、被人欣赏，成为必不可少的。成为一个人物。”我越来越确信自己“有一大堆事情要讲出来”，我一定要把它们讲出来。十九岁生日那天，我在索邦大学图书馆里写了一段长长的对话，其中交替的两个声音都是我的声音：一个声音说一切皆空，表示反感和厌倦；另一个声音断言存在是美好的，即使无所作为。从一天到另一天，从一个钟头到另一个钟头，我忽而颓丧，忽而得意扬扬。可是在整个秋天和整个冬天，支配着我情绪的，是忧虑有一天重新看到自己“被生活打败”。

然而，如果仅仅切实地就友谊而言，我们相处是很融洽的。我欣赏他对真理的热爱以及他一丝不苟的态度。他不把情感和思想混为一谈；从他公正客观的目光里我明白了，我往往以情绪取代思想。他迫使我思考、归纳；我不再自夸知道一切，相反,“我无知，无知！不仅不会回答问题，连任何可取的提问方式都不会”。我决定不再自欺欺人，请普拉德勒帮助我力戒说假话。可以说他是“我活生生的良知”。我决心在随后的岁月里竭力求索真理。“我将奋不顾身地工作，直至找到真理。”普拉德勒帮了我一个大忙，重新激起了我对哲学的兴趣，而且可能帮了我一个更大的忙，让我重新学会快乐起来，因为我不认识任何快乐的人。世界的重担他承担起来那样轻松愉快，我也就不再被压得抬不起头来了。早晨在卢森堡公园，蔚蓝的天空，碧绿如茵的草地，阳光照耀，如同最晴朗的日子。“此时，枝叶繁茂，又多是新生，完全遮盖住了下面的深渊。”这意味着，我快乐地活着，忘却了那些不着边际的苦恼。有一天普拉德勒送我回家时，母亲遇到了我们。我向她介绍普拉德勒，母亲喜欢他：因为他讨人喜欢。我们的友谊得到了认可。

死亡已经折磨着我。由于我还未曾投身于任何事业，时间分解成没完没了地相互否定的时刻；我可不甘心“这种多重的、零碎的死亡”。我成页地抄录叔本华、巴雷斯的作品和诺阿耶夫人的一些诗。由于看不到活着的理由，我觉得死亡尤其可怕。

莎莎成功地获得了希腊语文凭，出发去了劳巴尔东。七月底，我收到她一封信，让我读了喘不过气来。她非常不快乐，向我诉说了其中原因。她终于向我讲述了她和我相伴度过的青春期的经历，而我对此懵然无知。二十五年前，他父亲的一位忠于巴斯克传统的表兄，去了阿根廷碰运气，在那里发了大财。在莎莎十一岁的时候，此人回到了距劳巴尔东半公里的旧房。他结了婚，有了一个小男孩子。那男孩“孤独、忧郁、不合群”，对莎莎产生了强烈的友谊。他父母把他送进了西班牙一所中学当寄宿生。放假时，两个孩子重逢，一块骑马兜风，这莎莎倒是曾经两眼闪闪发光地向我提到过。他们十五岁那年，发现彼此爱上了对方。孤单单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安德烈，在这世界上只有莎莎；而莎莎觉得自己长得丑、不受宠爱、遭人冷眼，投进了他的怀抱。两个人大着胆子接吻，如胶似漆地融合为一体。此后每个礼拜两个人都相互写信；物理课上，在乐天的特雷库尔神甫眼皮子底下，莎莎心心念念相思的，就是安德烈。莎莎的父母与安德烈的父母——比前者有钱得多——闹翻了。两个孩子相互友好，双方的父母并没有阻挠，可是当他们发现孩子长大了时，便出面干涉了。允许两个孩子将来结婚，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马比耶太太决定要求他们不要再见面。“一九二六年元旦假期里，”莎莎在给我的信中写，“我在这里只待了一天，为的是再见安德烈一面，告诉他我们之间一切都完了。可是，我对他说最无情的话也徒然，无法阻止他看出我多么钟爱他，这次决裂的会面反而使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亲密了。”稍后面一点莎莎补充道：“家里人强迫我与安德烈断绝关系时，我痛不欲生，好几次差点自杀了。记得有一天晚上，看见地铁驶过来，我险些扑到列车底下。我已经没有一丁点儿生存下去的欲望。”自那时以来，已经过了一年半，莎莎没有再见到安德烈，他们也没有相互写信。这回她来到劳巴尔东，不期遇到了他。“在一年零八个月中，我们彼此音信全无，两人天各一方，现在突然重逢，不禁有些不知所措，几乎感到痛苦。伴随他和我两个如此不相般配的人的感情而来的一切痛苦、一切牺牲，我非常清楚地了然于心，可是我不能不按照我的行为方式处事，不能放弃我整个青年时代的梦想，不能放弃这么多珍贵的回忆，不能背弃一个需要我的人。安德烈和我双方的家庭，根本不希望看到这类接近。十月份他去了阿根廷，要在那里待上一年，然后返回法国服兵役。因此，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还要分隔很长一段时间。总之，如果我们的计划得以实现，我们至少要在南美洲生活十来年。你看，这一切可有点渺茫。今天晚上我要和妈妈谈这件事。两年前她斩钉截铁地说了不，一想到要和她谈，我事先就心里直打鼓。我深深爱着妈妈，看到我给她造成这么大的痛苦，违背她的意愿行事，我心里比什么都难受。小时候，我在祷告时总是祈求，永远不要有任何人因为我而承受痛苦。唉！这个愿望真难实现啊！”

一切事情，包括我自己的状况、雅克的影响、人们教我的意识形态和当代文学等凑到一起，使我认识到世事的缺陷。大部分作家反复表达“我们的不安”，诱导我清醒地绝望。我把这种虚无主义推到了极端。一切宗教、一切道德，包括“自我崇拜”，都是骗局。我认为——不无道理地——过去我得意扬扬保持的狂热是假的。我放弃了纪德和巴雷斯。在任何计划中，我都看到一种逃避，在工作中看到一种又一种同样毫无意义的消遣。莫里亚克的一位年轻主人公认为，他所得到的友谊和快乐就像一些“树枝”，摇摇晃晃地把他支撑在虚无之上。我借用他这句话。人可以抓住树枝，但条件是不把相对和绝对、失败和胜利混为一谈。我评价他人所根据的是这样的标准：在我看来，只有那些不弄虚作假、正视侵蚀着一切的这种虚无的人才存在；其他人都不存在。我凭理性把阁员、院士、受勋的先生，总之所有达官贵人，都看成野蛮人。一个作家应该受到诅咒，一切成功都引起怀疑，我寻思写作这件事本身是否就无隙可乘。只有台斯特先生⁽²⁵⁾的沉默，我觉得才尊严地表达了人类彻底的绝望。我以上帝不存在为名，复原上帝的存在启示我的弃世理想。可是这种苦行不再通向任何救赎。总而言之，最干净利落的态度是自尽。我同意这个说法，并且欣赏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自尽。然而我自己不考虑求助于这个办法。我太怕死。有时一个人待在家里，我会像十五岁时那样挣扎，浑身发抖、两手沁汗、精神失常，大喊大叫：“我不想死！”

这封信我反复读了十遍，嗓子发紧。现在我才明白莎莎十五岁时身上发生的变化，她那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她那种浪漫的情怀，还有她对爱情那种异乎寻常的洞察力。她已经懂得倾尽满腔热血去爱。当人们声称特里斯坦和伊瑟之间的爱情是“柏拉图式的爱情”时，难怪她会发笑；难怪买卖婚姻会使她感到毛骨悚然。我太不了解她啦！莎莎常常说：“我希望永远沉睡不醒。”而我居然毫不在意！然而我知道，人说出这句话，心里该是多么暗淡无光。想象着莎莎冷静地戴上了帽子和手套，站在地铁站站台边缘，用失神的双眼盯住铁轨，我实在无法忍受。

对历史我不感兴趣，除了沃拉贝尔关于二次复辟那本书，人们让我阅读的回忆录、记叙文、编年史，在我看来全都像龚特兰小姐讲授的课一样，只是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趣闻轶事。而眼下所发生的事情，也不大值得我更多地注意。父亲和他的朋友不厌其烦地谈论政治，可我知道一切都是曲直颠倒的，我根本不想去蹚这浑水。令他们激动不已的那些问题，如使法郎恢复坚挺、撤出莱茵河地区、国际联盟的乌托邦等，在我看来与家务事和金钱方面的烦恼，属于同一类问题，都与我不相干。雅克、莎莎也都不关心，朗贝尔小姐从来不谈论，《新法兰西杂志》的作家——我几乎不阅读其他作家的作品——都不触及这些问题，除了德里欧·拉罗舍尔有时会触及，但用的是我无法理解的语言。在俄国可能发生了一些事情，但那很遥远。在社会问题上，团队搞乱了我的思想，而哲学对之不屑一顾。在索邦大学，我的老师压根儿不知道黑格尔和马克思。布兰斯维克⁽²⁴⁾在他那本厚厚的关于“西方意识的演进”的著作里，仅仅用了三页讲述马克思，而且是把他与最默默无闻的反动思想家之中的一个相提并论。他给我们讲授科学思想史，可是没有人给我们讲述人类的遭遇。人类在世间催赶的没有尾巴和脑袋的巫魔，可能引起专家的好奇，但不值得哲学家去关心。总之，当哲学家明白他什么也不知道，而且没有什么值得知道时，他就知道了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一月份写下了这句话：“我知道一切，我绕着万事万物走了一圈。”我所归附的主观唯心论，使世界不再深奥和奇特。即使在想象中，我也没有找到任何可以抓住不放的实在的东西，这不足为怪。

几天后，我收到第二封信。与马比耶太太的谈话很不顺利。马比耶太太再度禁止莎莎与表兄见面。莎莎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不敢违抗母亲。但是，这个禁令让她觉得极端残酷，因为此时此刻，横隔在她和她所爱的小伙子之间只有半公里路程。比这一切更使她备受折磨的，是想到他是因为她而痛苦，而她日日夜夜一门心思地思念着他。这种不幸超过我曾经感受的一切，令我惶悚。这一年，我终于去巴斯克地区和莎莎一块度过了三周假期。这是早就讲定了的，我急于赶到她身边。

如果我想到了自己狭隘、无知到了何等地步，我的知识贫乏、无能为力也不会令我如此不安。会有一项任务需要我，就是了解信息。说不定很快就有其他一些任务需要我去完成。可是糟糕透顶的是，人被囚在没有铁窗的牢房里，甚至意识不到有障碍物遮住了地平线；我在浓雾中飘泊，还以为浓雾是透明的。那些我不掌握的东西，我连它们的存在也没有瞥见。

抵达梅里尼亚克时，我感觉到“一年半以来从未有过的平静”。将雅克和普拉德勒进行比较，雅克仍然处于不利的地位，我毫不宽容地想他的过去：“啊！他那种浮浅、那种不严肃，在酒吧间里、桥牌桌旁和金钱方面那些不愉快的事！……他身上有着另一个人身上少有的某些东西，但也有着某种可怜而平庸的东西。”我疏远了他，程度刚好地依恋普拉德勒，为的是让普拉德勒的存在给我的日子带来光明，却不至于因为他的不在而变得暗淡无光。我和普拉德勒经常通信，我也写信给里斯曼、布朗舍特·韦斯、朗贝尔小姐、苏珊娜·布瓦格和莎莎。我在阁楼的天窗下摆了一张桌子，晚上借着油灯的亮光，把自己的情感倾吐在一页页纸上。多亏我所收到的信，尤其是普拉德勒的信，我才不感到孤独。我与妹妹也有长时间的交谈，她刚刚参加了高中毕业会考的哲学考试，整个这一年我们彼此十分接近。除了我的宗教态度，我任何事情都不对妹妹隐瞒。雅克在她眼里和在我眼里威望一样高，她也接受了我关于雅克的神话。她像我一样讨厌德西尔学校，讨厌她的大部分同学，讨厌我们周围人的偏见。她愉快地加入了与“不开化的人”的对抗。可能因为她的童年比我的童年不愉快得多，所以她比我更大胆地反对强加在我们身上种种束缚。“说起来真荒唐，”一天晚上，她困惑地对我说，“妈妈拆开我所收到的信，让我感到不愉快，连阅读的兴趣也没有了。”我对她说我也一样，这种做法令我感到不舒服。我们互相勉励要勇敢面对，毕竟我们是十七岁和十九岁的人了。我们请求母亲不要再检查我们的信件。母亲回答说，她有责任关心我们的心灵。不过她最终还是让步了。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

那么，为什么我一再说“一切都是虚妄”呢？实际上，我感到痛苦，是因为被从童年的天堂里赶了出来，而又没有在大人那里找到一个位置。我踞于绝对之中，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排斥我的这个世界。现在，我如果要做事、要创作一部作品、要自我表达，就必须从绝对之中下来。可是，我的藐视已然使这个世界化为乌有，我看到自己周围全是虚无。应该承认，我还没有任何发现。爱情、行动、文学作品等等，我仅仅是在头脑里转动着一些概念。我抽象地质疑一些抽象的可能性，从而推断出现实可悲地没有任何意义。我希望牢牢地抓住某种东西。受了这种强烈的不确定的欲望的蒙骗，我把它与无止境的欲望混为一谈。

总的来讲，我与父母的关系稍许有所缓和。我过着平静的日子，一方面攻读哲学，一方面考虑写作。但有些犹豫，未下决心。普拉德勒让我确信，首要的任务是求索真理，文学不会使我偏离这个方向吗？我的做法没有矛盾吗？我想表达一切的虚妄，可是作家以此写成一本书，就会暴露出绝望。所以最好效法台斯特先生，保持沉默。我也担心，如果写作，会情不自禁地汲汲于成就、名望这些我嗤之以鼻的东西。这些莫名其妙的顾虑，对我压力没有大到让我不得不止步。我写信征求了好几位朋友的意见，一如我所希望的，他们都鼓励我。我开始写一部鸿篇巨制的小说，其中的女主人公体验了我的全部经历，在“真正的生活”面前清醒过来，开始与周围的人发生冲突，而后把一切，包括行动、爱情、知识，都辛酸地尝试了一遍。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故事如何收场，因为我没有时间，只好半途而废。

因此我在自己身上重新发现了这种“新的世纪病”。它是马塞尔·阿尔兰刊在《新法兰西杂志》上一篇引起巨大反响的文章中揭示的。他阐释道：“我们这一代人失去了上帝而得不到慰藉，我们苦恼地发现，在上帝之外只存在要操劳的事情。”我几个月前读到这篇文章，颇感兴趣且并不感到困惑。没有上帝我感觉挺好，有时我用上帝之名，那是为了表明在我眼里有着完美光辉的一种虚无。现在还是这样，我根本不希望上帝存在。我甚至觉得，就算我信奉上帝，也会讨厌他。在上帝了如指掌的道路上摸索前进，情绪受上帝恩宠摆布，被上帝无懈可击的裁判弄得目瞪口呆，我的生存只能是一场愚不可及、毫无意义的考验。任何诡辩都无法让我确信，全能的上帝需要我受苦受难。或者，这其实只是愚弄人。过去，当大人抱着傲慢的态度，开心地把我的生活变成幼稚的滑稽戏时，我愤怒得直发抖。如今，我还是会愤怒地拒绝让自己充当上帝的仿效者。如果我在天上也发现，柔弱与严酷、心血来潮与虚假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自我出生以来一直压抑着我）令人发指地结合在一起，那么我绝不会企盼升天，而宁愿选择下地狱。上帝目光里闪烁着狡黠的慈悲，却偷走了我的大地、我的生命，偷走了别人和我自己。我把从上帝手里拯救自己，视为一次重大机会。

这时我收到的莎莎的信与她七月份的来信调子不一样了。她告诉我，她发觉自己在这两年间理智上成长了很多；她成熟了，改变了。在与安德烈短暂的会见中，她得到的印象是他没有变化，依然很少年意气，而且有点粗野。她开始寻思，她的忠贞不渝，是不是“固执于人们不愿意看到化为乌有的幻想，是不是缺乏真诚和勇气”。她可能过分沉湎于《大个子莫林》的影响了。“我从这本书里汲取了一种爱情，汲取了对毫无现实基础的幻想的一种顶礼膜拜，因而深深地迷失，找不到我自己了。”她肯定并不后悔爱上了表兄：“十五岁上体验的这种情感，是我对生存的真正醒悟。从开始恋爱之日起，我便明白了许许多多事物，几乎不再觉得任何事荒谬。”可是她不得不承认，从一九二六年一月份决裂开始，她是“仗着意愿和想象力”，人为地延续着那个过去。不管怎样，安德烈要去阿根廷一年，等他回来，才是作决定的时候。暂时嘛，她懒得去寻思。她过了一个异常凡俗而不安的假期，起初感到疲惫，但是现在，她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我只想寻开心。”

就个人而言，团队令我最看重的，是它让我在家庭外面度过晚饭后的时间。我与妹妹恢复了十分亲密的关系。我对她谈论爱情、友谊、幸福以及她面临的陷阱、快乐和内心生活的美妙之处。她阅读弗兰西斯·雅姆、阿兰-傅尼埃的作品。相反我与父母的关系都却没有改善。他们如果意识到他们的态度对我的影响有多大，想必会从心底里感到难过。可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把我的兴趣和看法视为对理性和他们本人的挑衅，时刻予以反击，往往还求助于他们的朋友。他们异口同声地揭露现代艺术家们的江湖骗术、公众的追赶时髦、法兰西和文明的衰落。在如此大张挞伐之时，所有目光都怒视着我。弗兰绍先生非常健谈，醉心文学，是几本自费印刷小说的作者，一天晚上讥讽地问我觉得马克斯·雅各布《摇掷骰子的杯子》美在何处。“唔！”我冷淡地回答，“第一眼不容易看透。”大家哈哈大笑。我承认我克制住了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别的选择，要么卖弄学问，要么粗暴对待。我竭力不对挑衅作出反应，可是我父母对我这样装死仍不放过。深信我受到不良影响，他们怀疑地盘问我：“你那个朗贝尔小姐到底有什么特别？”我父亲这样问道。他责怪我没有家庭观念，对外人比对家里人还喜欢。母亲原则上赞同对自己所选择的朋友可以比对远亲更喜欢，但认为我对莎莎的感情太过分。我在莎莎家突然哭起来那一次，我告诉母亲我去看莎莎了：“我去莎莎家了。”“你星期天已经见过她了，”母亲说，“你没有必要时时刻刻泡在她家里！”随后是一顿长时间的训斥。另一个冲突的原因，是我所读的书。母亲不能容忍，翻阅一下让-里夏尔·布洛克⁽²³⁾的《库尔德斯坦之夜》，脸都变白了，向所有人诉说我让她操心，向我爸、向马比耶太太、向我的伯母姨妈、向我的堂姐妹表姐妹，向所有人诉说。我没有办法顺从，我感到周围的人都不信任我。每天晚饭后还有每个星期天的时间，对我来讲多么漫长！母亲说我卧室里的壁炉不能生火，我只好在客厅里支一张桥牌桌，因为客厅里的蝾螈炉生着，而门通常是敞开的。母亲进进出出，走来走去，俯到我肩头上问：“你在干什么？这是本什么书？”她身体健壮，有消耗不尽的精力，是个典型的乐天派，不是唱就是笑或者开玩笑，试图凭她一个人恢复爸爸不是每天晚上离开我们时的那种热闹快乐的气氛、那种人人开心的气氛。她要求我配合她，如果我不活跃，她就会不安起来：“你在想什么？你怎么啦？为什么现出这副样子？当然喽，对你娘，你是啥也不想说的……”等她上床睡了，我的心太累，没法享受这间歇了。我多想只要能去看场电影！我往地毯上一躺，手里拿本书，头脑昏昏沉沉，往往就要睡着了，只好去床上睡觉，心里乱糟糟的。早晨一醒来就觉得烦，一天天愁眉苦脸地挨日子。书也让我反感，我谈得太多了，它们重复来重复去，都是老一套，没有给我带来新的希望。我宁愿去塞纳街或波埃蒂街的画廊里消磨时光，画能激发我的想象力。我试图忘掉自我，有时沉迷于夕阳的余晖之中，望着淡绿色的草地旁边不起眼的黄色菊花被映得金光闪闪。当路灯灯光把卡鲁泽尔的树木枝叶映得像歌剧院的剧院的布景时，我正聆听着喷泉的声音。我并不缺乏情趣，一道阳光就足以使我热血奔涌。可是正值秋季，秋雨蒙蒙，我难得有开朗心情，而且很快阴霾四起。无聊回来了，绝望接踵而至。如此过去的这一年一开头就不好，我本来打算融入世界，可是人家把我关进了笼子，然后将我放逐了。我经过消极的努力，即与过去和我的阶层决裂，才算摆脱困境。我也有重大发现，即发现了加利克、雅克的友谊和书籍。我对前途又充满了信心，高高地翱翔在天空，飞向可歌可泣的未来。摔得多惨！重新来过，未来就是今天，所有诺言都应该立刻兑现。应该服务。服务于什么？服务于谁？我读了很多书，思考了很多，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准备好了，我有丰富的知识，但没有任何人对我提出任何要求。我觉得生活非常充实，为了响应生活无穷无尽的召唤，我狂热地力图运用我的一切。可是，我空空如也，没有任何声音恳求我。我觉得自己有力量搬起整个大地，可是找不到一颗可以搬动的石子。我的幻想顿时破灭了：“我太好高骛远啦！”放弃荣誉和幸福是不够的，我甚至不再要求我的一生富有成果，不再要求任何东西。我痛苦地了解到“存在的枯燥乏味”。我为了谋求一个职业而学习。可是职业是一种手段，追求什么目的呢？结婚吗，为什么结婚？抚育孩子像批改作业一样，都是没有用的老一套。雅克说得对：有什么用呢？人们都甘心碌碌无为地生活，我不行。朗贝尔小姐和我母亲一样打发着死气沉沉的日子，满足于忙忙碌碌。“我呢，希望有一种异乎寻常的要求，不让我有时间关注任何事情！”可是我没有受到这样的要求，情急之下，把自己特殊的个例视为了普遍的情形。“没有任何东西需要我，没有任何东西需要任何人，因为没有任何东西需要存在。”

这句话令我惊讶，回信中我用带点责备的口气指了出来。莎莎赶紧为自己辩解：她知道寻开心无济于事。她信中写道：“最近有人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远足，与一些朋友去巴斯克地区。我呢，非常需要单独待着，便拿斧头砍伤了自己的脚，逃避这次远足。结果我在一张长椅上躺了八天，得到别人一些怜悯的话。不过我至少获得了一点清静，可以不说话，不去寻开心。”

七月份我报名参加了“社会团队”，妇女分部的领导人——一个脸色发紫的胖女人，让我领导美丽城队。十月初她召集了一次“负责人”会议，向我们作指示。我在这次会议上遇到的姑娘，遗憾地都像我过去在德西尔学校的女同学。我有两个合作伙伴，一个负责教英语，另一个负责教体操。她们两个都接近三十岁了，可是晚上没有父母陪同从来不外出。我们小组设在一个社会救助中心。这个中心由一位高个子、褐色头发的姑娘管理，她相当漂亮，年约二十五岁，名叫苏珊娜·布瓦格，对我友好。不过，这些新活动很不令我满意。每周一个晚上，我给一些小女学徒讲解两个钟头巴尔扎克或维克多·雨果，借给她们书，和她们交谈。她们来的人相当多，也来得相当勤，但主要是为了互相见面，当然也是为了与救助中心保持良好关系，因为救助中心为她们提供更实惠的服务。中心也接纳了一队男人。娱乐活动、舞会相当经常地使男孩和女孩聚在一起。跳舞、调情及有关的一切活动，远比学习小组更吸引他们。我觉得这挺正常。我的学生整天在缝纫车间或时装车间里工作。人们教给她们的知识毫无条理，既与她们的经验不沾边，又对她们毫无用处。我看让她们阅读《悲惨世界》或《高老头》倒并无不妥。不过加利克如果认为我能给她们带来修养，他就错了。我讨厌遵循训示，去对她们谈论人类的伟大或痛苦的价值；我觉得这样无异于对她们的嘲讽。至于友谊，加利克在这方面也愚弄了我。救助中心的气氛相当快乐，但是在美丽城的年轻人与像我一样来这里的年轻人之间，既谈不上什么亲密关系，也没有什么相互交流。大家在一起消磨时间，如此而已。我的幻想的破灭殃及了加利克。他来举行了一次讲座，那天晚上的大部分时间，我是与苏珊娜·布瓦格和他一块度过的。我曾经热切盼望成年之后有一天能与他平等交谈。可是这次交谈让我觉得枯燥乏味。他翻来覆去地谈同样几点看法：应该用友谊取代仇恨；不应该考虑政党、工会和革命，而应该考虑行业、家庭和地区；问题是要拯救每个人身上的人类价值。我心不在焉地听他谈论。我对他的仰慕和对他的事业的信念同时消失殆尽。不久苏珊娜·布瓦格请我给贝尔克的病人上函授课，我接受了。我觉得这工作虽然不起眼却有效果。然而总的来讲，我认为这种活动是一种令人失望的解决办法。人们找一些骗人的借口，表明自己是竭诚为他人服务。我并不认为这种活动所采取的形式，可以不同于我所谴责的形式。我虽然预感到团队中有一个骗局，但还是成了受害者。我以为与“大众”进行了真正的接触，觉得“大众”真诚、尊重他人，准备与特权者合作。这次弄虚作假的经历，只增加了我的无知。

我感叹不已。我知道人到绝望时，会怎样渴望清静，渴望“可以不说话”。但是我绝不会有勇气砍伤自己的脚。不，莎莎既没有泄气，也没有听天由命。她心里暗暗憋着一股狠劲，使我有点害怕。可不能轻率地对待她的任何一句话，因为她比我还更不会随便说话。如果不是激起她说，她甚至连这件事也绝口不提。

照习惯，每天最明亮的时候，我总钻在学习里面。这一年朗贝尔小姐讲授逻辑学课和哲学史课。我首先攻读这两门课的文凭。重新学哲学令我感到高兴。我仍然像小时候一样，对自己存在于这世界上感到奇怪：这世界是从哪儿来的？它要向哪儿去呢？我常常痴心地这样寻思，在日记本里也这样叩问。我觉得自己“受到一种魔术手法的愚弄，这种魔术手法的技巧虽然幼稚，但让人揣摩不透”。我希望即使不能把它揭穿，也要对它严密防范。由于我所掌握的全部知识就是特雷库尔教授的那点东西，因此我便开始对笛卡儿和斯宾诺莎的体系进行艰难的探索。这两个体系有时把我带到一个很高的无限的境界，我瞥见大地在自己脚下宛如一个蚁穴，就连文学也变成了毫无意义的嗡嗡声。有时，我在哲学里又只看到一些笨拙地堆砌在一起的东西，与现实毫不沾边。我研究康德。康德让我相信，谁也不会对我亮出底牌。他的批判在我看来是那样中肯，我很高兴马上就理解了，于是不再伤心。然而，如果这种批判对我连宇宙和我自己都解释不清楚，我就不知道我还能有求于哲学什么了。对于我事先就不服的学说，我的兴趣有限。我写了一篇关于“笛卡儿著作中本体论的表现”的论文，朗贝尔小姐认为平庸。然而她决定关心我，让我受宠若惊。在她讲授逻辑学的课堂上，我开心地打量她：她总是蓝色的长外衣，朴素但讲究。我觉得她那热情而又冷淡的目光有点乏味，但是她的微笑总是让我感到意外，使她那副严肃的面孔变成一副有血有肉的面孔。据说她在战争中失掉了未婚夫，经历了这次哀痛之后，她就厌世了。她引起人们的迷恋，有人甚至指责她滥用自己的巨大影响，一些女大学生出于对她的爱，加入她在达尼埃鲁夫人身边领导的宗教团体“第三会”。在引诱了这些年轻心灵之后，她却躲避他们的崇敬。可这并不重要。在我看来，仅仅会思考或仅仅会生活是不够的。得到我完全尊重的，仅仅是“思考自己生活”的人。然而，朗贝尔小姐并不是在“生活”。她讲课、为论文忙活，我觉得这种生活十分枯燥乏味。不过，我喜欢在她那间像她的长外衣和眼睛一样的蓝色办公室里坐一坐。她办公桌上的一个水晶玻璃花瓶里，总是有一枝玫瑰色的茶花。她向我推荐一些书，借给我《西方的诱惑》，作者是一个当时并不出名的青年人，名叫安德烈·马尔罗。她一个劲地盘问我本人的情况，但并不让我感受到惊吓。我放弃了信仰这件事，她轻易地接受了。我对她谈到许多事情和我的爱情。她是否认为人应该顺应爱情和幸福呢？“西蒙娜，你认为一个女人能够脱离爱情和婚姻而自我完善吗？”她焦虑地看着我问道。毫无疑问，她也有自己的问题，但作出这种暗示，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她的角色是帮助我解决我的问题。我听从她，但没有多大信心。我不能忘记，她尽管小心谨慎，但把希望寄托于上天。不过，我感激她这样热情地关心我，她的信任对我是一种鼓舞。

我再也不想有任何事情对她闭口不谈，向她承认我放弃了宗教信仰，她回答说她料到了。这一年之中，她也经历了一场宗教信仰的危机。“当我把信仰与自己童年时代的修行进行比较，把天主教的教义与自己的新思想进行比较时，发现这两种不同范畴的思想之间，有某种不相称、某种不协调，令我会感到晕头转向。是克洛岱尔大大地救助了我，他对我的恩德我无法一一历数。我信仰宗教，仍然像六岁的时候，用心去信仰远远超过用智慧去信仰，而且完全放弃了理智。神学方面的讨论在我看来几乎总是荒唐可笑的。我尤其觉得，对我们来讲，上帝非常不可思议，而且深藏不露，他赐予我们的对他的信仰，是一种超自然的天赋，是他给予我们恩典。所以对那些被剥夺了这一恩典的人，我只能表示深切的同情。我相信当他们真诚地渴求真理时，真理总有一天会被他们找到的。”“再说，”她补充道，“信仰并不会带来满足；信教和不信教，同样难以获得心灵的宁静。这种心灵的宁静，只有来世才可望获得。”正因为这样，莎莎不仅接受现在这个样子的我，而且小心翼翼地不流露出丝毫的优越感。如果说在天上有一线希望在为她闪耀着，她照样会在世间和我一块在黑暗中摸索，我们依然继续并肩前行。

我们养成了习惯，每到星期天早晨总一块散步。无论在她家里还是在我家里，我们想促膝交谈都不大可能，我们又完全没有上咖啡馆的习惯。“所有这些人在里面干什么？难道他们没有家吗？”一次经过摄政咖啡馆门口时，莎莎这样问我。因此我们去卢森堡公园的小径上或香榭丽舍大街闲逛。天气晴好时，我们就坐在草地边的铁椅子上。我们在阿德丽安娜·莫尼埃借书处借了同样几本书，饶有兴趣地阅读着阿兰-傅尼埃和雅克·里维埃的通信录。我们谈论、议论我们的日常生活。莎莎与马比耶太太之间遇到了问题，马比耶太太责怪她花在学习、看书和音乐方面的时间太多，而忽略了“她的社会责任”。莎莎喜欢看的书让她觉得可疑，令她感到不安。莎莎像从前一样敬爱母亲，不忍心给她增添痛苦。“然而有些东西我不想放弃！”莎莎用焦虑的口气对我说。她担心将来会发生更严重的冲突。丽丽时不时地与一个又一个男人见面，她已经二十三岁，最终总算嫁了出去。于是，家里就考虑要嫁莎莎了。“我不会听凭摆布的，”她对我说，“可是这样我不得不和妈妈争吵！”除了没有对她谈到雅克和我在宗教方面的变化，我也对她谈了许多事情。与雅克一块吃过晚饭后的那一夜，我是在眼泪中度过的，第二天感到自己无法独自挨到晚上，便去敲莎莎家的门，在她面前一坐下，我就号啕大哭起来。莎莎惊愕不已，我便把一切都告诉了她。

九月十日，我愉快地出发去劳巴尔东，清晨在乌泽什上火车，坐到波尔多下，因为正如我在给莎莎的信中所写的：“我不能在经过莫里亚克的故乡时，不下车看一看。”平生头一回，我只身一人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漫步。这里有一条大河，河边的码头笼罩在雾中，梧桐树已经透露出秋意。狭窄的街道上，阳光和阴影相映成趣；宽阔的林荫道通向广场。我心醉神迷，怡然陶然，感觉自己轻飘飘的，像一个气泡飘浮在空中。在公园里红艳艳的美人蕉花坛间，我做着不安分的少女梦。经人指点，我在图尔尼林荫道旁喝了一杯巧克力，又去火车站旁一家叫做小玛格里的餐馆里吃午饭。我还从来不曾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进过餐馆。然后，一列火车载着我沿着一条笔直的铁路，风驰电掣般驶去，铁路两旁是望不到头的松树。我喜欢火车。我把头伸出车窗外，任凭煤屑扑打着脸，发誓绝不和其他旅客一样，老老实实地挤在闷热的车厢格子间里。

十月初，莎莎回到了巴黎。她剪短了她那头漂亮的黑发，新发式讨人喜欢地显示出了她那张有点瘦削的脸。她的穿着是圣托马斯·阿奎那式样的，舒适，尽管不讲究，头上总戴着钟形小帽，一直压到眉毛，而且常常戴手套。我与她重逢的那一天，我们是在塞纳河的河堤和杜伊勒利王宫花园里度过的。她样子显得严肃，甚至有点忧伤——现在这是她习惯的表情了。她告诉我她父亲的地位发生了变化。马比耶先生希冀的国家铁路总工程师的职位，给了拉乌尔·多特里。他一气之下，接受了雪铁龙公司早先向他提出的建议。他将赚很多钱。马比耶一家将搬进贝利街一套豪华公寓。他们买了一辆汽车，势必外出和接待客人比从前多得多。莎莎看上去并不为此感到高兴，不耐烦地对我谈到这种强加到她头上的社交生活。我明白她去参加人家的婚礼、葬礼、洗礼、初领圣体仪式、饮茶、午餐、慈善拍卖、订婚点心、家庭聚会和舞会时，并不感到由衷的高兴。她仍然像过去那样严厉地看待她的阶层，甚至感受到来自本阶层更大的压力。放假之前我借给了她几本书，她告诉我那几本书使她思考了很多。《大个子莫林》她读了三遍，从来没有一本小说使她如此心潮起伏。我觉得她突然离我很近了，也对她稍许谈到我自己。在许多问题上，她与我想的完全是同样的事情。“我找回了莎莎！”天色向晚我们告别时，我欣喜地想道。

抵达目的地时已近黄昏。劳巴尔东的大花园远不如梅里尼亚克的大花园美，但这里碧绿的葡萄藤爬满瓦盖的屋顶，我觉得别有情趣。莎莎把我领进卧室，是供我与她和热娜薇耶芙·德·布雷维尔同住的。这个热娜薇耶芙是一位青春、乖巧、娇小的姑娘，马比耶太太喜欢得不得了。我在卧室里单独待了一会儿，打开行李，又洗了把脸。底层传来碗碟碰撞和小孩子喧闹的声音。初来乍到有点不自在，我在房间里转圈子。我注意到独脚小圆桌上有一个黑色仿皮封面小本子，信手翻开，只见写着：“西蒙娜·德·波伏瓦明天到。老实说我并不为此高兴，因为坦率讲我不喜欢她。”我愣住了，领略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不愉快的感受，从来没有想到会有人对我抱强烈的反感。热娜薇耶芙眼里的敌对者的脸竟是我的脸，它有点让我害怕。我没有来得及多想，因为有人敲门：是马比耶太太。“我想和你谈谈，我的小西蒙娜。”她对我说。她的声音如此温柔令我感到意外，因为她好长时间不怎么对我露出笑脸了。她神情尴尬地摸了摸扣住她绒项饰的浮雕玉石，问我莎莎是否把事情告诉了我。我回答说莎莎告诉了我。她似乎不知道自己女儿感情变化了，开始向我解释她为何反对女儿的这段私情。因为安德烈的父母反对这桩婚姻，而且他们属于很有钱且放荡而粗俗的阶层，根本不适合莎莎；莎莎必须彻底忘掉她的那位表兄。马比耶太太指望我帮助说服她女儿。我讨厌她强迫我与她串通一气，然而她的恳求使我动了心。为了恳求我与她联合，她想必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我含糊其词地答应尽力而为。

我如此顽强的主要理由，是除了这爱之外，还有我的生活令人绝望地空虚和没有意义。雅克仅仅是雅克，但是离开了，他就成了一切，成了我所不拥有的一切。是他给了我快乐，也给了我痛苦，而唯有我的痛苦之强烈，才能让我摆脱我所陷入的无聊的烦恼。

莎莎事先告诉了我，我一到达，这里就会接二连三地举行野餐、茶会、小型跳舞晚会。这家人交好甚广，成群的表亲、朋友上家里来吃午饭，喝下午茶、打网球、玩桥牌。不然就由马比耶太太、丽丽或莎莎开着雪铁龙汽车，带我们去邻近的乡绅家跳舞。附近的镇子里经常有联欢会。我观看巴斯克回力球赛，观看战战兢兢、脸色发青的年轻农民把帽徽别进瘦骨嶙峋的牛的皮肤里。有时，尖尖的牛角挑破他们漂亮的白色长裤，引得大家一阵哄笑。晚餐后，有人弹奏钢琴，全家人和着音乐合唱。也有做游戏的，如猜字谜和限韵作诗。家务活儿常占去整个上午：摘花、扎花束，尤其是烧菜做饭。丽丽、莎莎和贝贝尔制作水果蛋糕、四合糕、油酥饼、松甜面包，以备下午茶用。她们帮助母亲和奶奶，把成吨的水果、蔬菜装进缸里。总是有要剥的豌豆，要切成丝的四季豆，要去壳的胡桃，要去核的李子。准备食物变成了一件让人喘不过气来、精疲力竭的工作。

我重新钟情于雅克的时候，重新树立了他的偶像：“一切我感到来自雅克的东西，在我心目中都像一种游戏，都缺乏勇气，都显得怯弱——而后我才看出他对我所说的话的真意。”他的怀疑态度表明他头脑清醒；实际上，当我用人类目标可悲的相对性来掩饰自己时，是我缺乏勇气。他敢于承认没有任何目标值得付出努力。他经常在酒吧里浪费自己的时间吗？他是在那里躲避绝望，而且在那里他有时还感受到诗意。不要责备他浪费，而应该欣赏他挥霍：他就像他喜欢引述的那位国王图勒，那位国王为了能够叹息一声，而把自己最美丽的金杯扔进了海里。如此高雅的举动我可做不到，我不能不承认其难能可贵。我相信有一天，雅克会将这样的高雅举动表现在一部作品里。他并没有让我完全泄气：他不时告诉我他想出了一个挺棒的题目。应该有耐心，应该相信他。这样我就从失望中产生了艰难地振作起来的热情。

我几乎见不到莎莎，感到有点烦闷。尽管缺乏心理辨别力，但我明白马比耶一家人以及他们的朋友对我不信任。我穿着马虎，不修边幅，不懂对年老的夫人行屈膝礼，动作和笑不讲究分寸。我没有钱，正准备工作，这就已经让人侧目了；更有甚者，我将进入公立中学当老师。他们这些人世世代代都是反对世俗教育的。在他们眼里，我是在为自己谋求一个不光彩的前途。我尽量不说话，管束住自己，可是白搭，我的每一句话，甚至我的沉默，都与他们不协调。马比耶太太强装和蔼可亲；马比耶先生和拉里维埃老太太礼貌地装作没看见我。这家的长子刚刚进了神学院；贝贝尔想谋求一个宗教职位。他们甚少顾及我。我使年龄最小的几个孩子隐约感到惊异，换言之，他们隐约地对我有所非议。丽丽不掩饰她的责难。她是其他人的典范，完全适应其所处的环境，对一切都应付自如。可是我只要问一句话，她就发火。十五六岁上，有一次在马比耶家吃午饭，我把自己寻思的问题大声说了出来：既然人天生都一样，为什么西红柿或鲱鱼吃到每个人嘴里，味道却会不同呢？丽丽马上嘲笑我。现在我不会天真地想到什么说什么了，但是我的迟疑也足以刺激她。一天下午在花园里，大家议论妇女选举权问题。所有人都认为按逻辑，马比耶太太比一个干粗活的醉汉更有权参加选举。可是丽丽从可靠的消息来源获悉，在不少糟糕的社区，妇女比男人更“红色”。如果让妇女参加投票，就会把好事搞糟。这个论据似乎具有决定意义。我一言不发。可是在众口一词的赞成声中，我的沉默具有颠覆性。

我之所以迷恋这爱情，是因为我在犹豫之中始终对雅克保持着一种激烈的感情。他富有魅力、迷人，他那反复无常但真心实意的殷勤，搅乱过不只一颗芳心。我的心是不设防的，一个语调、一个眼神，足以使我感激涕零。雅克不再令我赞赏，现在我要理解书和画，再也用不着他了。但是他的信任和他的近乎自卑打动了我。所有其他人，知识狭隘的青年人，老成持重的成年人，都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当他们说“我不明白！”时，那绝不是承认他们错了。我多么感激雅克这种拿不准的态度！我愿意帮助他，就像他过去帮助我一样。我比过去还更加觉得有一种契约把我和他联系在一起，按照这种契约拯救他比拯救我更为迫切。我坚定地相信这种命定，尤其因为我不认识任何一个可以说上两句话的男人，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如果雅克不是为我而生的，那么就没有任何男人是为我而生的，就又得回到我觉得苦不堪言的孤独之中。

马比耶夫妇几乎每天都要与表亲杜穆兰·德·拉巴泰特夫妇见面。杜穆兰夫妇的女儿迪迪娜与丽丽关系密切。家里有三个男孩子：亨利是财政稽核员，满脸横肉，生活放荡，野心勃勃；埃德加是骑兵军官；克萨维耶是神学院学生，年方二十，是唯一引人注目的，人长得清秀，有一双沉思的眼睛，大家说他患有“意志缺失症”，因而令家人担忧。星期天早晨，他沮丧地坐在一张扶手椅里，要仔细地思量很长时间，好确定自己是否去做弥撒，导致他经常去不成。他常阅读，又多思，与周围的人形成对比。我问莎莎为什么与他没有丝毫亲近感。莎莎十分困窘地说：“这我从没想过。在我们家这是不可能的事，家人不会理解的。”不过她对克萨维耶抱有好感。在一次交谈中，丽丽和迪迪娜现出惊讶的样子，也许是故作惊讶，相互问道：明白事理的人怎么会对上帝的存在提出异议？丽丽盯住我的双眼，谈论钟和钟表匠的关系。我违心地决计说出康德的名字。克萨维耶支持我，说：“啊！瞧，这就是不学哲学的好处，可以满足于这类论据！”丽丽和迪迪娜吃了败仗。

我常常感到我们彼此互不相容，懊恼地想：“幸福、生活，就是他！啊！幸福、生活，应该是一切！”然而，我下不了决心将雅克从我心里赶走。他出发去周游法国一个月，拜访神甫和教堂，设法推销赖纪永牌彩绘玻璃。正值冬季，天气寒冷。我又开始渴望有他在身边的温暖、平静的爱情和一个属于我们、属于我的家。我不再给自己提种种问题，而是阅读莫里亚克的《与青春告别》，熟记了其中一些沉闷、冗长的段落，走在街上独自默诵。

在劳巴尔东争论得最多的话题，是使“法兰西行动”和教会争吵的冲突。马比耶家的人坚决要求所有天主教徒服从教皇。拉巴泰特家的人，除了克萨维耶不发表意见之外，则都站在莫拉和都德一边。我听着他们激烈的争论，觉得自己置身事外，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我在日记里声称，在我眼里许多人“不存在”。实际上，一旦这许多人存在，任何一个都是重要的。我从日记里摘取这段话：“面对克萨维耶·杜穆兰突然感到绝望。非常清楚地感觉到他们与我之间的距离和他们企图困扰我的诡辩。”我已经想不起这次发作的借口，那显然是秘而不宣的，但意思很清楚：我不是心悦诚服地承认与其他人不一样，或被他们公开或不那么公开地当做害群之马。莎莎爱她的家，我也爱自己的家，过去依然沉重地压在我心头。再说我的童年是很幸福的，因此不可能轻易地让心里产生憎恶甚至敌意。我不知道怎样对付恶意，保护自己。

赖纪永家的豪华没有任何异乎寻常之处，我实际上拒绝的东西，我责备雅克接受的东西，是资产阶级的地位。我们的谅解是建立在一种误解的基础上，这种误解正是我心烦意乱的原因。在我眼里，雅克正在逃离他的阶级，因为他惶惑不安。我并不明白，惶惑不安正是资产阶级的这一代人试图自我补偿的方式。然而我感觉到，一旦婚姻使他摆脱了惶惑不安，雅克就与他的年轻老板和家长的角色完全吻合了。实际上，他的全部希望，就是有一天能够满怀信心地担当起他的出身所赋予他的角色。他指望靠结婚——就像帕斯卡指望靠圣水——来帮他获得他所缺乏的信仰。这个我还没有了然于胸。不过我明白，他是把结婚视为解决办法，而不是视为起点。谈不上共同攀上顶峰。如果我成了赖纪永夫人，那么我就必定要负责维持一个“封闭的家庭”。也许这与我个人的向往并非绝对不可调和吧？我本来对调和就抱有疑虑，这方面的调和尤其让我觉得危险。等到与雅克共同生活时，我就很难在他面前维护我自己，因为他的虚无主义已经感染了我。我强调自己明显的爱好和意愿，以此拒绝他的虚无主义，往往获得成功。然而在泄气的时候，我就倾向于认为他有道理。在他的影响下，为了讨好他，难道我不会听任自己牺牲构成“我的价值”的一切吗？我反抗这种损害自己的做法。这就是为什么整个去年冬天我对雅克的爱情那样痛苦。或者他糟蹋自己，离开我而陷入迷惘，使我感到痛苦；或者他从“资产阶级化”之中寻求平衡，这种资产阶级化本应使他接近我，但我从中看到的却是失落。我不能在他思想混乱的状态下跟随他，不愿和他安于一种我所蔑视的秩序。我们两个谁也不信奉传统价值准则。不过我决心去发现或创造另外的价值准则，而他在传统价值准则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他摇摆于放任和消沉之间，他所听从的智慧是附和的智慧；他不考虑改变生活，而是适应生活。可我寻求的是超越。

莎莎的友谊本来可以帮助我顶住，如果我们能聊一聊的话，可是晚上有第三者在。所以我一躺下，就设法入睡。热娜薇耶芙以为我睡着了，引得莎莎和她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她自问她对母亲是否表现得够乖，有时她对母亲表现得不耐烦，这是不是很不好。莎莎爱答不理地回答她。不过，尽管她没怎么与热娜薇耶芙倾心交谈，那些絮叨还是有损她的形象，她成了与我不相干的人。我难过地想，不管怎样她还是相信上帝，相信她母亲和她的职责的，而我呢，又落得很孤单了。

如果我只是注意到我们两个是性格不合，我也不会这样不安。可是我发现这还牵涉别的东西，牵涉我们的生活目标。在他说出结婚两个字那一天，我深思熟虑地归纳了我们之间的分歧：“他能享受美好的东西就满足了，接受豪华和安逸的生活，喜欢幸福。我呢，需要一种无法满足的生活，需要行动、需要努力、需要实现；我要有一个追求的目标，要有必须战胜的困难，要有等待完成的事业。我天生不崇尚豪华，绝不会满足于令他满足的东西。”

幸好，莎莎相当快地为我们安排了一次促膝交谈。她猜到我的心思了吗？她谨慎但毫不含糊地声明，她对热娜薇耶芙的好感很有限。热娜薇耶芙把她视为亲密朋友，但她并没有把热娜薇耶芙视为真正的朋友。我松了口气。再说热娜薇耶芙很快就离开了，假期也过了不少时间，社交活动乱哄哄的场面也少了。莎莎属于我了。一天夜里，等全家人都睡着了之后，我们往马达普兰白纹布长衬衫上披一条披肩，就下楼到了花园里，坐在一棵松树下聊了好长时间。莎莎现在肯定不再爱她的表兄了。她详细地对我讲述了他们的爱情。这时我才知道，我的童年和我丝毫没有意识到的那种严重的被遗弃感，是怎么回事。“而我爱你。”我对她说。她非常惊讶，向我承认，我在她的友情等级划分中，只占有一个不确定的位置；不过，所有位置中也没有一个有分量。夜空中，一轮古老的月亮正无精打采奄奄一息，我们却在谈论往昔的事情。我们两颗童心的愚钝使我们感到忧伤。莎莎显得很不平静，因为她给我造成了痛苦，因为她忽视了我。我呢？直到今天才对她说这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已经不那么真切，我对她也不再比一切更珍惜，所以心里未免感到酸楚。然而这些懊悔之中，还是有一些柔情可以分享。我们从来没有这样亲近。我在这里小住的最后几天过得很愉快。我们坐在书房里闲聊，身边摆着路易·维伊奥全集、蒙塔朗贝尔⁽⁴³⁾全集和《两个世界》杂志的合订本；我们在满是尘土、弥漫着无花果刺鼻气味的路上闲聊，谈论着弗兰西斯·雅姆、拉福格、拉迪盖和我们自己。我给莎莎念了几页我的小说，对话令她吃惊，但她鼓励我继续念下去。她说她也喜欢以后写作，我鼓励她写。我离开那天，她一直把我送到蒙-德-马尔桑上火车。我们坐在凳子上吃又干又凉的小煎蛋卷。我们分手时并不忧伤，因为不久后我们会在巴黎再见面。

我并不责怪雅克随随便便、不合常理、含糊其词，我觉得他比我更懂艺术，更敏感、更憨直、更有天分。有时我复活特阿真尼和欧福里翁的神话，准备把他具有的优雅置于我的长处之上。过去在莎莎身上我找不到任何可批评的地方，可是雅克的某些特点使我觉得别扭，例如“他对形式的兴趣，他不分对象表现得过分热情，他有点装腔作势的轻蔑态度”等。他缺乏深沉、缺乏韧性，有时我感到更为严重的是，他缺乏真诚。我会为他的回避态度感到恼火，甚至怀疑他故意以怀疑作借口，避免任何努力。他自怨自艾什么也不信，我就竭力给他提出一些目标。我觉得致力于自我培养和自我丰富是令人激动的事情。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纪德的这句格言：“把自己变成一个不可替代的人。”可是只要我提醒雅克，他就耸肩膀，说：“为了这个嘛，只要躺下睡着就成啦。”我督促他写作，肯定他只要愿意，准能写出好书。“有什么用呢？”他回答我说。那么制图、绘画呢？他有这方面的天赋。他还是回答我：“有什么用呢？”我的所有建议，他都以这短短五个字加以应付。“雅克固执地要在绝对中建设。他可能经常阅读康德的著作。循着这个方向，他将一事无成。”一天，我天真地这样记述道。然而，我感觉到雅克的态度与形而上学毫无关系，平常我对它评价严厉，因为我不喜欢懒惰，也不喜欢冒失，不喜欢见异思迁。在他那方面，我感到我的诚意常常使他恼火。友谊可以应付这些分歧，但这些分歧使共同生活的前景令人生畏。

我正处于相信书信解释效果的年龄。我在劳巴尔东给母亲写信，恳求她相信我，向她保证不久我就会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她亲切地给我回了信。当我回到雷恩街那套公寓里时，我一下子失去了勇气，还得在这套房子里度过三年！但是最后一个学期给我留下了温馨的回忆，我激励自己要乐观。朗贝尔小姐希望我帮她部分地减轻圣马利亚学院中学毕业班的负担，让我代替她上心理学课。我接受了，一方面想赚点钱，另一方面想练习教书。我打算四月份完成哲学学士学业，六月份完成文学学士学业。这两项毕业证书考试不要费很多力气，我还会有时间写作、看书、深入研究重大问题。我订了一个广泛的学习计划和详细的作息时间表，怀着孩子般的兴趣对未来作了精心筹划，几乎恢复了以前每到十月份开学时那种乖孩子的兴奋。我急于再见到索邦大学的同学，穿过巴黎时，从讷伊到雷恩街，从雷恩街到美丽城，一直用平静的目光打量着人行道旁一小堆一小堆的落叶。

事实上，雅克和我之间有许多不同之处。仲秋时节，我在描绘自己的肖像时，首先记述的是我的认真：“一种刻苦的、不折不扣的认真，我不知道其理由何在，但崇奉为压倒性的需要。”自孩提时代起，我一直表现得固执、极端，并引以为豪。其他人在信仰、怀疑、欲望或计划等问题上大都半途而废。我就瞧不起他们那种不冷不热的态度。我无论对待自己的情感、想法还是所做的事情，都是一贯到底。我决不轻易做任何事情，正如幼年时代我就希望，自己生活中的一切都有需要证明是合理的。我知道这种固执使我失去了某些优点，但根本谈不上放弃它。我的认真就是“整个我”，而我非常珍惜自己。

我去雅克家，向他陈述我的计划。人应该贡献一生去探索为什么活着，在得出结论之前，永远不要把任何东西看成是已经给定的，而要通过爱的行动和不断更新的意愿去建立自己的价值观。雅克善意地听我陈述，但摇了摇头说：“这可能是无法承受得了的。”由于我坚持，他笑了笑问我：“你不觉得这对于二十岁的人来讲很难理解吗？”他希望他的生活在一段时间内依然是一场冒险的大赌博。随后几天里，我时而觉得他说得对，时而又觉得他说得不对。我确定自己是爱他的，而后又确定自己显然不爱他。我感到气恼，此后两个月没有再见他。

是雅克来安慰我。看到我痛苦不堪的眼神，他显得非常激动，对我异常亲切，我不由得擦干了眼泪。一次在他外祖母弗兰丁夫人家吃晚饭时，老太太随便对我说了一句：“你如果不干活儿，你就不是你了。”雅克温柔地看着我说：“我希望她还是她。”我立刻想：“我怀疑错了，他是爱我的。”第二周我在他家吃晚饭，在简短的个别交谈中，他告诉我他已经摆脱烦恼，但担心自己正在资产阶级化。随后饭一吃完，他立刻离去了。我为他编造离去的种种理由，但没有一条能令我信服。他如果眷恋我，是不会离去的。他是否深深地眷恋着某种东西？我觉得他显然心猿意马、三心二意，沉迷于庸俗的友情和低俗的烦恼，对折磨着我的问题根本不关心，思想上缺乏信念。我重新陷入了惶惶不安。“我有时不是对他反感吗，难道不能彻底摆脱他？我爱他，强烈地爱他，却不知道他是否为我而生。”

我和普拉德勒沿着布洛涅森林湖畔漫步。我们观秋景，观天鹅，观游人划船。我们重新按各自的思路进行争论，但热情降低了。我很依恋普拉德勒，可是他那副样子一点都看不出焦虑不安！他安稳的态度刺伤了我。里斯曼让我看他的小说，我觉得写得幼稚；我给他念了我的几页小说，他感到非常厌烦。让·马勒总对我谈论阿兰，苏珊娜·布瓦格总对我谈论自己的心事，朗贝尔小姐总对我谈论上帝。我妹妹刚刚进了一所实用艺术学校，在那里很不愉快，常常哭泣。莎莎用行动表示顺从，花数小时的时间去百货公司挑选样品。厌烦重新向我袭来，接踵而至的是孤独感。过去，当我在卢森堡公园里，对自己说我命中注定会孤独时，那时空气中有那么多快乐的因子，我并不太激动；可是如今透过这秋天的雾，未来让我忐忑不安。我不会爱上任何人，没有一个人伟大得足够我爱他，我不会得到家庭的温暖。我将在乡下的一个房间里度过青春年华，只是上课的时候才出门：多么枯燥乏味啊！我甚至不再希望能与任何人真正相互理解。我的朋友没有一个会毫无保留地接受我：为我祈祷的莎莎不会，觉得我太不可理解的雅克不会，对我总焦躁不安和认死理而感到遗憾的普拉德勒也不会。把他们吓住的，是我极端的固执，是我对这种平庸的生存的拒绝（而他们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接受的），以及我为摆脱这种生存状态而疯狂付出的努力。我试图给自己找一个理由，声称：“我与其他人不一样，这我认了。”与其他人分隔开，我与世界就再也没有联系了：世界成了一台与我无关的戏。我相继放弃了荣誉、幸福、服务他人，现在我连生活的兴趣都没有了。有时，我完全失去了现实感：街道、汽车、行人只是川流不息的影子，而我是飘浮在它们之中的一个无名之物。有时，我会既自豪又恐惧地对自己说我疯了：顽固的孤独与疯狂之间没有多大距离。我有许多理由精神失常。两年来，我在一个陷阱里挣扎，找不到出口，不停地撞着无形的障碍物，最后把头都撞晕了，始终两手空空。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望，我一方面肯定说我将拥有一切，另一方面又说一切全都一文不值，这样矛盾地把自己搞得稀里糊涂。尤其我身体很棒，洋溢着青春，却把自己关在家里，泡在图书馆里。我消耗不掉的精力不断释放出来，在我的头脑里和心里形成无用的旋风。

几天后我平生头一回看到一个人过世：我伯父加斯东因肠梗阻突然死了。他弥留了整整一夜。玛格丽特伯母一直握住他的手和他说话，他已经听不见。他的孩子都守在床头，我父母、妹妹和我也一样。他喘着气，呕吐出一些黑糊糊的东西。他停止呼吸后，下巴便耷拉着了，家人便在他头上缠了一条绷带。我从没见落过泪的父亲呜咽起来。我的绝望之强烈令所有人和我自己感到意外。我很爱我伯父，也珍惜我们清晨在梅里尼亚克打猎的回忆。我很爱我堂妹让娜，一想到她成了没有父亲的孤儿，我就不寒而栗。可是无论我的怀念还是我的同情，都无法解释这两天使我痛苦不堪的骚动。我无法忍受伯父临死之前投向伯母的那呆滞的目光，它显示一切已经无法挽回。“无法挽回”“无可补救”这类词在我头脑里震响，使我头痛欲裂；同时另一个词在回响：“不可避免”。我将来可能也会在我长久所爱的男人眼睛里看到那种目光。

人世对我不再有任何意义，我处在“生活之外”，甚至不再想写作，一切可怕的虚妄又掐住了我的咽喉。不过我受够了，头年冬天我洒了太多的泪，我给自己虚构了一个希望。在完全超脱的时刻，宇宙似乎缩小成了一个幻觉的游戏，我的自我在其中消失了，继续存在的是某种不灭的、永恒的东西。我觉得，我的置之度外虚幻地显示一种并非不可企及的存在。我所想的并非基督信众的上帝。天主教越来越不令我喜欢。不过我还是受到朗贝尔小姐、普拉德勒的影响，他们肯定能够触及本质，我阅读柏罗丁⁽⁴⁴⁾的作品和神秘主义心理学的论著。我寻思在理性的限度之外，某些探索能否让我达到绝对，达到那个抽象的所在，从那里我让荒凉的世界变成尘埃，而寻求完满。为什么不能有一种绝对信仰呢？“我要接触上帝或成为上帝。”我声称。整个这一年，我时不时地沉迷于这种狂热状态。

他走了三周之后，有一次我穿过索邦大学的广场时，看见他的汽车停在阿库尔咖啡馆的露天座旁。多么意外！我知道他的生活并不与我日夜相伴，我们谈起这一点时总是闪烁其词，我一直处于边缘。可是我真心认为，在我们的交谈中，他总是流露出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可是这辆停放在便道边的小汽车，却对我显示了相反的一面。此时此刻、每时每刻，雅克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不过是为其他人，而不是为我。我们频繁地一周周、一月月小心翼翼地相会，有什么作用呢？一天晚上他上我家来了，显得很可爱，可是我非常失望。为什么？我越来越弄不明白了。他母亲和他姐姐暂住在巴黎，我再也无法单独见到他。我觉得我们在玩捉迷藏，也许我们最终会永远不再相会。我爱他还是不爱？他爱我吗？母亲一再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告诉我，他曾经对他母亲说：“西蒙娜嘛，她很漂亮，遗憾的是，弗朗索瓦丝姨妈给她穿得太难看了。”这个批评不是针对我的，我记住了他喜欢我的长相。他才十九岁，学业尚未完成，还要服兵役。谈到婚姻时他只是含糊地暗示，这是正常的。这种保留态度并不说明他接待的热情、他的微笑和手的按压是装模作样。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这与你有关吗？”这一年日耳曼娜姨妈和蒂蒂特对我的亲切态度中，都有一种串通一气的意味：他的家庭和我的家庭一样，似乎都把我们看成已经许配了。可是，他究竟是怎么想的呢？有时他显得那样无动于衷！十一月底我们在一家餐馆与他父母和我父母一块吃晚饭。他谈天说地，还开玩笑。他的在场非常好地掩饰了他的心不在焉。我被这种假模假式给弄得晕头转向。这天夜里我哭了半夜。

然而，我对自己感到厌倦了。几乎停止了记日记。只顾忙碌。无论在讷伊还是在美丽城，我与我的学生相处得倒很融洽。教师这个职业令我开心。在索邦大学，没有人上社会学课和心理学课，这说明我们觉得这两门课非常枯燥乏味。我只去看乔治·杜马每星期日或每星期二上午的示范，那是由几个疯子参与，在圣安娜医院为我们进行的。几个有怪癖的人、妄想狂者、早发性痴呆者在台上列队而行，杜马并不给我们讲这些人的经历及他们的冲突，甚至似乎没有想到这些人脑子里发生的事情。他仅限于向我们示范，这些人的异常正是按照他在自己的论文里所提出的模式形成的。他很善于通过他的问题引起他所预期的反应，他那张蜡黄的老脸狡黠的表情是那样富有感染力，引得我们情不自禁地发笑，觉得精神病似乎是一种异乎寻常的粗俗玩笑。从这种角度看，精神病甚至令我着迷哩。谵妄患者、有幻觉者、痴愚者、过度兴奋者、受折磨者、有顽念者，这些人互不相同。

然而我的烦躁不安并没有平复，我再也不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有时雅克就是一切，另一些时候他又绝对什么也不是。令我吃惊的是我有时感觉到的“对他那种恨”。我寻思：“为什么只有在期待、懊悔和怜悯中，我才感受到柔情的巨大冲动？”一想到我们彼此相爱我就不知所措。如果我对他的欲望麻木，我就会觉得自己精力衰竭了。然而我注意到：“我需要他，但不是需要见到他。”我不再像去年那样感到兴奋，我们的交谈令我意志消沉。我宁愿远远地想念他，而不想和他面对面。

我也去听让·巴吕兹的讲座，他是关于《圣十字若望》的一篇受到尊重的论文的作者，以东拉西扯的闲谈方式论述所有重大问题。他的皮肤和须发呈炭黑色，一双眼睛在黑暗里闪着幽暗的光。每周他的声音颤抖着从沉默的深渊里挣脱出来，预告下周将给我们荡气回肠的启迪。某些门外汉经常去听的这些课，而高师学生却都不屑于去听。经常去听课的门外汉之中有勒内·多马尔和罗杰·瓦扬。他们给一些前卫刊物写文章；前者被认为是一个思想深邃的人，后者被认为是一个非常睿智的人。瓦扬喜欢刺激别人，他的外貌本身就令人惊异。从侧面看他脸上光滑的皮肤紧绷得都像要裂开了似的，从正面看只见到一个喉结。他厌倦的表情说明他青春不再，看上去像被魔法般的春药恢复了青春的一个老头儿。人们经常看见他和一个年轻女人在一起，他总是漫不经心地搂着那女人的脖子，向人家介绍说：“我女人。”我在《大竞赛》杂志里读到他攻击一位中士的一篇激烈的抨击性文章。那位中士发现一个士兵与一头母猪交媾而惩罚了他。瓦扬为所有男人包括平民和军人，要求人兽交媾的权利。我陷入了沉思。我有着大胆的想象力，但是我说过，现实很容易让我受到惊吓。我不想与多马尔和瓦扬接触，他们也不知道我。

我再去雅克家里时，他与一些朋友在一起。他一一向我介绍他的朋友们，然后继续他们之间的交谈，谈论的是酒吧和酒吧男招待、金钱上的烦恼和听不明白的男女私通之类。我感到高兴的是，我的到来没有扰乱他们的交谈。然而他们的交谈令我沮丧。雅克让我等他把朋友送到车上。我瘫倒在红沙发上，极度烦躁，啜泣起来，直到雅克回来，才恢复平静。他换了一副表情，话语中透露出真挚的柔情。“你知道，像你我之间这种友谊很不寻常啊。”他对我说。他和我下楼到了拉斯帕耶大街上。在陈列着日裔画家藤田嗣治一幅白色画作的橱窗前，我们停了好大一会儿。第二天他就出发去了维兰堡，他要在那里待三个星期。我宽慰地想，在整个这段时间，这个温馨的黄昏将作为最后的回忆一直陪伴着我。

我只结交了一位新朋友，她就是丽莎·凯马德克，圣马利亚学院正在攻读哲学学士学位的一位寄宿生。这是一位瘦弱娇小的布列塔尼姑娘，一张脸透露出机灵活泼但有点男孩子气，头发剪得很短。她讨厌讷伊那所学校和朗贝尔小姐的神秘主义。她信奉上帝，但把声称热爱上帝的人看成吹牛皮或冒充高雅的人，说：“怎么能热爱自己不了解的人呢？”我喜欢她，可是她那有点尖刻的怀疑主义不能给我的生活增添乐趣。我继续写我的小说，同时着手为巴吕兹写一篇很长的关于“人格”的论文，把我的知识和无知来一次汇总。我每周去听一场音乐会，单独去或与莎莎一块去，芭蕾舞剧《春之祭》两次令我激动不已。但总的来讲，我几乎对任何东西都不再迷恋。我阅读里维埃和傅尼埃《通信录》第二卷时感到懊恼，他们年轻时的激情消失在琐细的操劳、敌意和尖酸刻薄之中。我寻思同样的沉沦是否也在等待着我。

我们随后的见面使我陷入了新的困惑。他恢复了常态，发出笑声，审慎地谈到一些理智的打算。“有一天我会结婚的。”他说。这句短短的话令我心烦意乱。这是无心之言还是有心之言？如果是有心之言，那是一种许诺还是一种警告？我之外的另一个女人成为他的妻子，那是我无法忍受的。然而我发觉嫁给他的想法又令我反感。整个夏天我一直抱着这种想法，而现在当我父母热切盼望这桩婚事时，我却想逃避。我从中看到的不再是自己的拯救，而是自己的失落。好几天我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

我重登雅克的门。他在走廊里迈着方步，依然是过去的动作和微笑，重现过去的情景。此后我常来。他发议论，滔滔不绝；半明半暗的空间弥漫着烟雾，蓝色的烟圈中萦绕着绚丽多彩的词语。在某个地方，在陌生的地方，我们会遇到与所有其他人不一样的人，会看到发生一些事情，一些有趣的、有点悲惨的、有时很美好的事情。什么事情？身后门一关上，话语就消失了。一周之后，我再次在他亮晶晶的眸子里瞥见了冒险的行迹。冒险、逃逸、伟大的起点，也许其中就有得救之道！这就是马克·夏杜纳在《瓦斯科》里提出的得救之道。这本书在这年冬天大获成功，我阅读它时像阅读《大个子莫林》一样兴奋。雅克未曾跨越过大洋，可是许多年轻小说家其中包括苏波，声称人们可以不离开巴黎而进行不同寻常的旅行。他们提到雅克经常去消磨夜晚时光的那些酒吧令人情怀激荡的诗意。我又开始爱雅克了。我在漠不关心中，甚至在蔑视中走得太远了，这种爱情的回归让我感到惊讶。然而我想我能解释得清楚。首先，过去沉重地压在我心头；我爱雅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爱过他。其次我厌倦了心如槁木、处于绝望之中，又产生了对柔情和安全的渴望。雅克对我表现出不再虚假的殷勤，花钱大方，让我开心。但这一切不足以使我回到他身边，起着大得多的决定作用的，是他一直浑身不自在、不适应，心里没有把握。在他身边，我不像在所有接受生活的人身边那样显得不合流俗。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拒绝生活还更重要。我认定他和我是同一类人，便重新把自己的命运和他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不过这并没有带来多大安慰。我知道我们是多么不同，我不再指望爱情会使我摆脱孤独。我觉得这与其说是自由地奔向幸福，不如说是忍受命运的安排。我用一段忧伤的话庆祝自己的二十岁生日：“我不去澳洲，我不重蹈圣十字若望的覆辙。没有什么可悲伤的，一切都在预料中。早发性痴呆也许是一种了结。如果我尝试活下去呢？可是我是德西尔学校培育出来的。”

他不给我回信实属正常，既然我们两个都希望我们的友谊“只有我们两个知道”。然而我感到苦恼。一次在他家里吃晚饭，整个晚上我窥伺着他一个默契的眼神，可是什么也没等到。他比平常还过分地装出滑稽的样子。“你没完没了地装疯卖傻。”他母亲笑着对他说。他显得那样无忧无虑，对我显得那样漠不关心，我想这一回我准失算了。他恼火地阅读了我没好脸子地硬塞给他的论文。“痛苦啊，痛苦的晚上，他的假面具非常严实掩盖他的脸……我恨不得把心呕吐出来。”第二天上午我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决计躲起来，忘掉他。可是八天后我妈从他家里得到消息，告诉我雅克考试又失败了，他似乎很痛苦，最好去看看他。我立刻准备了安慰宽心的话，跑了过去。他果然一副沮丧的样子，倒在一把扶手椅里，胡子没刮，领口敞开，想强露笑颜都没做到。他感谢我给他写了信，但似乎不是发自心底。他一再对我说，他毫无用处，是个废物。他整个夏天过得稀里糊涂，把一切弄得一团糟。他厌恶自己。我鼓励他，但言不由衷。我离开时，他低声对我说：“谢谢你来。”口气诚挚，令我感动。但我回到家里还是挺垂头丧气的。这一回我无法用高尚的色彩描绘雅克的惊慌不安了。我不知道他这个夏天到底干了什么，但我往最坏处设想，譬如赌博、酗酒等，就是笼统地称为淫乐的那一套。他肯定有辩辞，但我觉得失望的是不得不原谅他。我记起我十五岁时给自己编织爱慕的伟大梦想，伤心地拿它与我对雅克的感情进行比较。不，我并不仰慕他。也许任何仰慕都是受骗上当；也许在所有心灵深处所能找到的，只是一种不可靠的狂欢；也许两个心灵之间唯一可能的联系是同情。这种悲观情绪不足以使我振作起来。

这种“冒险而无益的”生活，雅克和年轻的小说家都夸耀说很有吸引力，我也很希望尝试。可是怎样把意外引进我的日常生活呢？妹妹和我越来越难避开母亲的监视，去外面消磨晚上的时间。妹妹晚上常去“大茅屋”绘画，这倒是个好借口；我也找到了一个托词。用我在讷伊赚的钱，我们去香榭丽舍大街戏园子去看先锋派戏剧，或者到巴黎游乐场的过道上听莫里斯·谢瓦里埃唱歌。我们在街上漫步，一边谈论我们的生活和人生。看不见但无处不在的奇遇总是与我们擦肩而过。这种放浪令我们开心，可惜我们不能时常这样做。我继续忍受着日常的单调乏味：“啊！醒来时的沮丧，没有欲望、没有爱情的生活，岁月蹉跎，白驹过隙，可怕的烦闷。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想要什么？我能做什么？什么也不想要，什么也不能做。我的书呢？虚荣心。哲学呢？我已经厌腻了。爱情呢？太累啦。然而，我才二十岁，我渴望生活！”

过了一个礼拜，我才得到去看雅克的许可。到了雅克家门前，我感到惊惶失措。他是我的唯一希望，可是我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除了知道他没有给我回信。他是被打动了还是生气了？他会怎样迎接我？我半死不活地围着那几座房子转了一两圈。嵌在墙壁里的那个门铃令我害怕，它像我小时候不小心把手指伸进去的那个黑洞一样，给人以不会伤人的错觉。我按了按钮。像往常一样，门自动开了，我上了楼梯。雅克微笑着迎接我，我在红沙发上坐下。他递给我一封写给我的信说：“你看吧，我没有寄出，因为我希望这个只有我们两个知道。”他满脸红到了耳根。我打开信。作为提示，他写道：“这与你有关吗？”他对我不怕讥笑表示祝贺，告诉我“在温暖而孤独的下午”他常常想我。他也对我提出忠告：“你如果更有人情味，就不会那么引起周围人的反感；再说这样才更棒，我要说才更值得自豪……”“幸福的奥秘和艺术的极致，是像所有人一样生活，又不像任何人。”他最后问了这样一句话：“你愿意把我当做朋友吗？”我心里升起一轮巨大的太阳。接着雅克断断续续地说着。暮色降临，“这样不行，”他对我说，“这完全不行。”他陷入了困境，非常烦恼。他曾经相信自己是一个体面的人，现在不再相信了，而蔑视自己，不知道拿自己怎么办。我聆听着他这番话，被他的谦卑所感动，为他的信任所陶醉，而他的沮丧令我心情沉重。我离开他时，心里像燃着一团火。我在一条凳子上坐下，抚摩着、端详着他刚刚送给我的礼物：一张漂亮的厚纸，上面有细细的线，画满紫色的音符。他的一些忠告令我愕然：我并不觉得自己没有人情味，并不故意引起别人反感；像所有人一样生活，这对我没有任何诱惑力。不过他为我谱写的华彩乐段，还是令我感动。我反复看了十遍开头那句话：“这与你有关系吗？”这显然意味着，雅克比他一向表现出来的更珍惜我。但另一个明摆着的事实也不得不承认：他并不爱我，否则他不会如此消沉。我迅速拿定主意。我的错误显而易见：爱和担心不可能是一回事。雅克让我回到了现实：灯下促膝谈心、丁香花和玫瑰花不适合我们。我们太清醒、太苛求，不可能在爱情的虚假安全中高枕无忧。雅克永远不会停止焦虑的追求。他绝望到了极点，反过来变得厌恶自己了。我应该效法他，走同样坎坷的道路。我呼唤阿丽莎和维约莱娜来救助我，因为我陷入了自暴自弃。“我不会爱其他任何人，但我们之间相爱是不可能的。”我这样决断。我并不否认这个假期间我强制自己接受的信念：雅克是我的命数。但是我把自己的命运和他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理由，排除了他会给我带来幸福。我在他的生活里有某种作用：那可不是促使他停滞不前，而是要帮助他克服气馁，继续他的追求。我立刻行动起来，又给他写了一封信，建议他从最优秀的作家的作品中汲取活着的理由。

不能继续这样了。没有继续这样。我重新写我的书，攻读哲学，谈恋爱。而后情况又重新开始这样了：“仍然是这种似乎找不到出路的冲突！强烈意识到我的能力、我高于他们所有人的地方、我能干成什么事；感觉到做这些事情完全没有用！不，不能继续这样了。”

我如此惊恐，想立刻跑到雅克那里，因为只有他能帮助我。我父母对他的感情，我说过，模棱两可。这天早晨，母亲不准我去看他，猛烈攻击他和他对我施加的影响。我还不敢违抗，也不敢真正说谎。我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母亲，晚上又向她汇报自己每天所做的事情。我驯服了，但气得尤其是愁得透不过气来。我热切地盼望这次相会盼望了好几个礼拜，可是母亲的一次心血来潮就让它告吹了！我不寒而栗地明白了自己的依附地位。他们不仅判处我流亡，而且不让我自由地与无情的命运斗争。我所行、所做、所言统统受到监视。他们窥伺我的思想，一句话就能让我最珍视的计划付诸东流，剥夺我的一切手段。这一年过去了，我勉强将就了自己的命运，因为我身上发生的重大变化让我惊愕。现在这段遭遇结束了，我又陷入了孤苦无望。我变得与从前不一样，我周围的世界也应该与从前不一样。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我究竟希望什么呢？对此我甚至无法想象。这种被动状态令我绝望。我只有等待。等待多长时间？三四年吗？当你年届十八，这可太长了。这三四年，我如果被脚镣手铐束缚在监狱里度过，出来时依旧孑然一身，没有爱情，心灰意冷，一无所有。兴许我会去外省教哲学吧：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写作？我在梅里尼亚克的尝试徒劳无益。如果我还是老样子，因循守旧、碌碌无为，就永远不能进步，永远不能写成一部作品。是的，那就会天地一团漆黑。平生头一回，我真的觉得活着不如死了好。

还是继续这样。总之，也许永远会继续这样。像一座发疯的钟，我疯狂地在麻木不仁和失去理智的快乐之间摇摆。夜里我攀登圣心教堂的台阶，眺望巴黎这个虚幻的绿洲在空间的荒漠中闪烁。我热泪纵横，因为这是那样地美，却又毫无用处。我重新下到比特小区狭窄的街上，望着所有灯光笑。我跌落在冷漠当中；我振作起来又找回了宁静。我精疲力竭。

我重新来到那套铺着褪色地毡的房子里时，突然清醒过来了。我没有在雅克家落脚，而是返回了自己家里。我要在这四壁之间度过这一年。我展望一眼随后的日月：多么空虚！昔日的友谊、同窗之情和快乐，我彻底抛弃了。我失去了加利克，雅克嘛，充其量每个月只能见到两三次，没有任何可能指望他比过去给予我更多的东西。我又一次感受到清醒过来后的颓唐，看不到任何值得高兴的东西。晚上，我要倾倒所有的垃圾，还有疲劳和无聊。在寂静的栗树林里，去年支撑着我的狂热已彻底消失。一切行将重新开始，除了使我忍受了一切的那种疯狂。

友谊越来越令我失望。布朗舍特·韦斯与我反目了，我根本不明白是为什么。朝夕之间，她就不理我了；我写信要求她作出解释，她也不回答。我知道她把我当成阴谋家看待，指责我对她嫉妒得不得了，以至于用牙齿咬坏了她借给我的精装书的封面。我与里斯曼的关系也变得冷淡了。他邀请我去他家。在一间摆满艺术品的宽敞的客厅里，我见到了让·巴吕兹和他那位写了一本秘传学说著述的弟弟约瑟夫，还见到了一位著名雕刻家，其作品歪曲了巴黎的形象；此外还有几位学院派人物。大家的交谈令我懊丧。里斯曼本人的美学观和多愁善感令我腻烦。其他人，我很喜欢、非常喜欢的那些人，我爱的那一位，他们都不理解我，都不令我满意，他们的存在，甚至他们的在场，解答不了任何问题。

实际上，我之所以相信这是天数，是因为我从中看到了我所有困难的理想解决办法，尽管这一点我没有明确表达出来。我厌恶资产阶级的陈规陋习，但同时保留着对在黑、红色书房里度过的夜晚的怀念，那时我没有想到我有一天会离开父母。赖纪永家，那套铺着厚厚的化纤地毡的漂亮房子，那间明亮的客厅，那条阴暗的走廊，对我来讲已经算得上一个家。我在雅克身边看书，心里想着“我们两个”，就像过去念叨着“我们一家四口”一样。他母亲和他姐姐会亲切地待我，我父母也会重新变得温和，我将重新成为大家都爱的女孩，将在这个集体中重新占据我的位置，而离开这个集体我就只能面对流亡了。而我什么也不会放弃。在雅克身边，幸福绝不会是一个梦；我温馨的日子将一天接一天，我们将天天继续我们的追求；我们将相互迷恋，但绝不迷失，被共同的忧患联结在一起。这样我就能在心灵的宁静中而不是在心灵的痛苦中，实现自我拯救。在眼泪流尽、穷极无聊之时，我一下子把自己一辈子的赌注押在了这次机会上。我兴奋地盼望开学，在火车上，我的心怦怦直跳。

很久以前孤独就把我推向了傲慢。我完全昏了头。巴吕兹赞不绝口地把论文交还给我。他下课后接待了我，他有气无力的声音流露出希望：我的论文显示了一部有分量的作品的端倪。我为之振奋。“我肯定会比他们所有人攀登得更高。自傲吗？如果我没有才华，那是自傲；可是我有才华，就像我有时相信的那样，就像我有时肯定的——这正是自知之明。”我平静地这样写道。第二天我看了卓别林的影片《马戏团》。从影院出来，我到杜伊勒利花园里散步，一轮橙红色的太阳在淡蓝色的天空旋转，映红了卢浮宫的玻璃窗。我记起往昔的黄昏，突然被自己很久以前大喊大叫提出的要求惊醒了：我应该写我的作品。这个打算一点也不新鲜了。然而，由于我渴望发生一些事情，却从来什么也没发生，所以我把自己心情的激动视为一件大事。我再次对天和地发出庄严的誓愿：以后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止我写我的书。我再也不会质疑这个决定。我决心从今以后要快乐，要得到快乐。

其实这种感情的性质全在于我们无法改变的表亲关系，所以我立刻把它归结为表兄妹之间的感情。我曾经强烈责备乔和麦琪背叛了他们的童年。我想我爱雅克就实现了自己的命运。我经常对自己讲我们过去的订婚，还有他送给我的那块彩绘玻璃。我庆幸我们在少年时代分开了，这样我才获得了重逢这种非常开心的快乐。显然，这段温馨的情缘是在天上登记的。

又一个春天开始了。我通过伦理学和心理学文凭考试。想到要埋头于语言学，我就非常反感，所以放弃了修语言学。父亲感到丧气。他觉得我同时得到两个学士学位才风光。可是我不再是十几岁的孩子，没有动摇。我灵机一动：我最后一个学期有空闲，为什么不立即开始准备文凭考试呢？那时候并不禁止在同一学年既申报文凭考试，又申报教师资格考试。如果我充分地提前准备文凭考试，那么到开学的时候，我就能够顺利地在结束文凭考试的同时，准备教师资格会考。这样，从现在起的一年半之内，我就可以结束索邦大学的学业，告别家庭，获得自由，开始干别的事情啦！我毫不犹豫。我去征求布兰斯维克先生的意见，他看不出这个计划有任何障碍，因为我已经拥有学科合格证书和相当多的希腊语和拉丁语知识。他建议我研究“莱布尼兹概念”。我接受了他的建议。

雅克漂亮，一种孩子式的肉感的漂亮，然而他从来没有引起我任何冲动，也没有引起我丝毫欲望。我在日记里有点惊异地记述道：每当雅克有温柔的表示时，我心里有某种东西就缩了回去。这也许是我弄错了吧。我所记述的情况至少意味着，我在想象中保持着距离。我一直把雅克视为一位有点疏远的大哥。家里无论敌视也好欢迎也好，他倒是不停地对我们表示关心。大概正因为如此吧，我对雅克所产生的感情都是对一位天使的。

然而孤独继续戕害我。四月初我孤独得更厉害了。让·普拉德勒去了索莱斯姆，与几个同学一块度过几天。他回来后第二天，我在“书友社”见到了他；我们两个都是该社会员。在最大的房间里，穿着修女长袍的阿德丽安娜·莫尼埃正在接待法尔格、让·普雷沃、乔伊斯等几位知名作家。里边的几个小房间里一直没有人。我们在小凳子上坐下闲聊。普拉德勒话语间有点迟疑，告诉我他在索莱斯姆领了圣体。他看到几个同学走到圣台旁，顿时有一种被放逐、遭排斥和遗弃的感觉。第二天做完忏悔之后，陪同学们来到圣台旁时，他便决定要信教了。我听着他的叙述，嗓子发紧，感觉自己遭到了遗弃、排斥和背叛。雅克在蒙帕纳斯酒吧里找到避难所，普拉德勒在圣体面前找到了避难所，我身边绝对没有人了。当天夜里我为被抛弃哭了。

我给加利克寄了一封学生给老师的短信，他回寄给了我一张老师给学生的小明信片。我不再很想念他。他以自己的榜样激励我脱离自己的阶层和过去。我注定孑然一身，所以跟着他追求英雄主义。这是一条坎坷的道路，我当然希望这种注定会消除。雅克的友谊带来了这种希望。当我躺在欧石楠丛中，徘徊在低洼的道路上时，回想的是雅克的模样。雅克没有回复我的信，但时间冲淡了我的失望。他亲切的微笑、我们之间的默契、我在他身边度过的温馨时刻，这些往事的回忆掩盖了我的失望。我厌倦了哭泣，幻想我点亮了灯，往红沙发上一坐。这是在自己家里。我端详着雅克。他是我的。毫无疑问，我爱他。他为什么会不爱我呢？我开始拟订幸福的计划。我之所以放弃，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无缘得到它，可是一旦觉得有可能，我又开始渴望。

两天后父亲去格里埃尔，想去看他姐姐，不过我不记得为了什么。火车头的呻吟与漆黑的夜色中发红的烟，使我想起生离死别时摧肝裂胆的感觉。“我和你一起去。”我说。父母反对，说我连牙刷都没有，不过最后我还是坚持这个突发的奇想。整个旅途我把头探在车窗外，那夜色和晚风令我如痴似醉。我从来没见过春天的乡村。我漫步于樱草、报春花、风铃草丛中，为我的童年、人生和死别情怀激荡。死亡的恐惧没有离开我，这让我不习惯，我还为此瑟瑟发抖，还会害怕得直哭。相比之下，此时此刻生存在这里这一事实，有时会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在这几天里，大自然的寂寥常常使我陷入恐惧或沉浸在快乐之中。我深入更远的地方。在这些草地上和这人迹罕至的树林里，我想我接触了我所向往的超人类的现实。我跪下来摘一朵花，突然感到被钉在了地上，被天的重量压得无法动弹：这是一种使我感受到永恒的焦虑或狂喜。我返回巴黎，深信自己体验了神秘主义的经验，试图重新体验。我读过关于《圣十字若望》的一段话：“为了去你不认识的地方，必须经过你不认识的地方。”把这句话颠倒过来，我在我的道路的黑暗中，看到我正走向完结的标记。我深入自己内心的最深处，带着自己登上能纵览一切的绝顶。这些胡思乱想包含着真诚。我如此之深地陷入了孤独，有时完全成了这个世界的局外人；这个世界以其稀奇古怪令我目瞪口呆。所有东西、所有面孔包括我自己，都不再有意义，而由于我什么也认不出来了，所以我禁不住想象自己达到了未知的境界。我极度沾沾自喜地维持着这种状态。不过我不想骗自己，便去请教普拉德勒和朗贝尔小姐怎么看。普拉德勒很干脆：“这没有好处。”朗贝尔小姐比较委婉：“这是一种玄想的直觉。”我的结论是：我们不能把人生建立在光怪陆离的幻觉之上，因此我不再追寻了。

回到梅里尼亚克，我考虑写作。我喜欢文学甚于喜欢哲学。如果有人预言我会成为一个柏格森那样的哲学家，我是不会完全满意的。我不想以那种深奥的口气讲话，那种口气我听到了也无动于衷。我渴望写作的是一部“内心生活的小说”。我想传播我的感受。我犹豫不决，似乎觉得心里“有一堆事情要说”，但明白写作是一门艺术，自己对此并不在行。不过我还是记下了好几个小说题目，最终下定了决心。我构思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这是一个未遂的私奔故事。女主人公与我同龄，十八岁，与家人一起在一座乡间别墅度假，一位按习俗与她相爱的未婚夫，要到这里来与她相会。直到此时，她对平淡无奇的生活感到满意。可是突然她发现了“别的东西”。一位天才的音乐家让她看到了真正的价值；艺术、真诚、不安于现状。她发觉自己过去是生活在假象之中，内心产生了一种激情，一种不曾有过的欲望。音乐家走了。未婚夫来了。她在二层楼的卧室里听到欢迎的喧哗声。她踌躇起来：她刚刚隐约看到的东西，她是保全呢，还是失去？她没有这个勇气。她走下楼梯，满面笑容地进到其他人正在等候她的客厅里。我对这个故事的价值不抱幻想。这是头一回我把自己的体验整理成句子，而且乐于把它写出来。

我继续忙碌着。现在我获得了学士学位，可以进入维克多-库辛图书馆了。这所图书馆位于索邦大学最僻静的一隅，里面有大量的哲学藏书，几乎无人问津。我白天都在里面度过。我坚持不懈地写小说，阅读莱布尼兹的作品和对教师资格会考有用的书。晚上被学习弄得头昏脑涨了，我就懒洋洋地待在卧室里。如果我可以去外面自由自在地溜达，我会为自己没有离开尘世而感到慰藉。我多么想沉浸在夜生活之中，听爵士乐，与人们摩肩接踵！可是，不行，我被幽禁在家里！我感到透不过气来，我消耗着自己，真想往墙上一头撞死。

在格里埃尔的一天夜里，我刚在一张宽大的乡下床上躺下，就禁不住焦虑万分。我曾经担心会死，竟至潸然泪下、连声叫喊。可是这一次更糟糕，生命已经倾覆于虚无之中，万物俱灭，此时此刻只剩下一种异常强烈的恐惧。我犹豫着是否去敲母亲的房门，声称我病了，好听到人声。但我终于还是睡着了，对这次发作保留了一个心惊胆战的回忆。

雅克即将动身赴阿尔及利亚，去服一年半兵役。我常见到他，他比任何时候都热情，对我谈了很多他的朋友的事。我知道廖库尔与一个名叫奥尔加的年轻女子有私情。雅克对我绘声绘色地描述这两个人那么罗曼蒂克的恋情，使得我头一回怀着同情看待一对男女非法的结合。他还提到另一个美貌非凡的女人，这个女人名叫玛格达，希望与我结识。“这件事让我们付出了相当大代价呢。”雅克对我说。玛格达属于那种夜晚在酒吧里见到会令人神魂颠倒的尤物。我倒没有寻思她在雅克的生活里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什么也不寻思。现在我肯定雅克珍惜我，我可以快乐地生活在他身边，害怕我们分开。我几乎不去想分开的事，因为它促成我们彼此亲近，使我感到如此幸福。

我度过了一个艰难的假期，在栗树林里踯躅、哭泣，感到自己在这世界上绝对孤苦伶仃。这一年，妹妹也将我视同陌路。我挑衅性的严肃刻苦态度惹恼了父母。他们不信任地观察着我，翻阅我带回家的书，然后他们两个以及玛格丽特伯母一块议论。“这不健康，偏离了正道。这不对头。”他们常常说。他们这样做，就像他们议论我的心情或者猜测我脑子里想什么一样，同样伤害我。他们比在巴黎有更多空闲，所以不像以前那样有耐心忍受我的沉默。我也任性，有两三次乱发脾气，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尽管我努力改进，还是非常容易受到责难。当母亲摇着头说：“这当然不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可是如果我成功地使一个花招，她却叹口气说：“这好一些啦！”真气人。我依恋父母，在这里我们曾经那样亲密无间，现在我们之间的误解使我比在巴黎更感到痛苦。此外我也无所事事，只弄到很少几本书。对康德的一项研究使我热衷于纯粹理性批判，而纯粹理性批判使我更加坚定地不接受上帝。从柏格森关于“社会的我和深层的我”的理论中，我兴奋地辨认出了自己的体验。但是哲学家客观的声音不像我喜爱读的作家的声音，能给予我同样的鼓舞。我再也感觉不到自己周围存在亲如手足的人。我唯一求助的，就是我的个人日记。当我在日记里反复讲述了我的烦恼和忧愁之后，我又开始忧愁地烦恼起来。

雅克出发之前八天，我在他家里吃晚饭。饭后他的朋友里凯·布勒松来找他。雅克提出带我去和他们一块看电影《全体船员》。母亲对雅克根本没提“结婚”二字感到窝火，完全不再赞成我们之间保持友谊，拒绝雅克的提议。我坚持要去，加之姨妈为我说情，鉴于当时的情形，母亲经不住哄劝勉强同意了。

在回到梅里尼亚克之前，我们在卢尔德停留了两天。我受到一次冲击，碰到一批奄奄一息、缺胳膊少腿和甲状腺肿大的人。面对这惨不忍睹的场面，我突然意识到，人间并非只讲心境。人有肉体，遭受着肉体的痛苦。我跟在一队人后面，对他们大声唱的圣歌和这些欢乐的善男信女身上的酸臭味，全都麻木不仁；我对自己的悠然自得感到羞愧，眼前这难以言状的苦难比什么都真实。我倒是隐约地羡慕起莎莎来了。她在朝圣期间为病人洗碗碟。要全心全意，忘掉自我。可是那又怎样？为了什么？在这里不幸乔装打扮成滑稽可笑的希望，没有任何意义，不能让我幡然悔悟。我在恐惧中挨过了几天，然后重新开始操心自己的事情。

我们并没有去电影院。雅克带我进了于伊仁斯街的斯特力克斯酒吧。这是他习惯来的地方。我坐在里凯和他之间的一个高脚圆凳上。他直呼名字叫侍者米歇尔给我一杯干马天尼。我从来没有进过咖啡馆，现在却在一个夜晚坐在了一家酒吧里，而且是与两个小伙子。对我来说，这的确异乎寻常。那色彩柔和或鲜艳的酒瓶子，装着橄榄或咸杏仁的碗，那些小圆桌，都令我觉得新奇；最令我意外的是，对这里的一切雅克已习以为常。我很快喝掉了我那杯酒。由于我从来滴酒不沾，连葡萄酒也没沾过，也不喜欢，所以我很快就感到飘飘然了。我直呼侍者米歇尔的名字，做滑稽动作。雅克和里凯坐在另一张桌子边掷骰子，装作不认识我。我和顾客搭讪，他们都是北欧的青年人，都挺文静的。他们之中的一个递给我第二杯干马天尼，雅克朝我使了个眼色，我把这杯酒倒在了柜台后面。为了表现得不同凡响，我砸碎了两三个玻璃杯。雅克笑着，我飘飘欲仙。我们去维京人酒吧。走在街上，我让雅克挎着我的右胳膊，让里凯挎着我的左胳膊。但左边那个不存在，只有与雅克亲密的肌肤接触让我觉得妙不可言，这象征着我们两个心灵融合到了一起。他教我掷骰子，帮我叫一杯掺很少杜松子的鸡尾酒。我多情地接受他的细心关照。时间不再存在。当我在罗同德咖啡馆柜台前喝了一杯绿色的薄荷糖水时，已经是深夜两点了。我周围旋转着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一张张面孔；每个十字路口都有奇迹发生。我觉得有一种难分难解的同谋关系把我和雅克拴在了一起，仿佛我们一起杀了人或者徒步穿越了撒哈拉沙漠。

因为我不幸。加利克永远消失了。我与雅克究竟怎么样了呢？我信里告诉了他我在柯特雷的地址。他显然希望他的回信不落到我以外的其他人手里，所以他会往这里写信，或者根本不写。他没有回信。我每天去宾馆办公室四十六号格子里查看十来次。什么也没有。为什么？我是在相互信任和无忧无虑中感受我们的友谊的。现在我寻思：对他来讲我算什么？他觉得我的信幼稚？或者不合时宜？还是他干脆把我忘了？真折磨人！我真希望能够慢慢地平静下来！可是我一刻也不得安宁。我与宝贝蛋和让娜睡在同一个房间，外出总是三个人一起，我成天要控制住自己，可是总不断有声音传进我耳朵里。在莱耶尔，晚上在宾馆的沙龙里，大家围坐在一起，面前一杯巧克力，伯母和伯父闲聊着。正值假期，他们看书，谈论所看的书，说：“写得还挺好，但有些啰嗦。”或者说：“有些啰嗦，但写得还挺好。”有的人现出沉思的目光，用洞察入微的口气说：“这有点奇怪。”或者用更严厉的口气说：“是有点特别。”我等待夜里去哭泣。第二天还是没有信来；我又等待夜晚降临，气鼓鼓的，焦虑不安。一天早晨，我在房间里号啕大哭起来，不记得我当时是怎样使我那吓坏了的可怜伯母安下心来的。

他把我送到雷恩街七十一号门前。我有家里的钥匙。但是父母在等我，母亲眼泪汪汪，父亲严肃地板着面孔。他们刚才去了蒙帕纳斯大街，母亲大喊大叫，直到我姨妈出现在一个窗口。母亲要姨妈还她女儿，指责雅克损害她女儿的名誉。我解释说我们看完《全体船员》后，到罗同德咖啡馆喝了一杯奶油咖啡。可是父母还是平静不下来。尽管感觉比往常麻木一点，我也哭哭啼啼，还浑身抽动。雅克约我第二天在塞莱克露天咖啡座见面。他看到我哭红的眼睛，加之听过他母亲讲述的情况，所以他目光里比任何时候都更充满柔情，辩白说他并没有对我不尊重。“这是更难得的尊重。”他对我说。我觉得自己比昨夜饮酒行乐时还更紧密地与他融合在一起。四天后我们告别时，我问他离开巴黎是否很难过，他回答说：“我尤其不想和你说再见。”他开车送我到索邦大学。我下了车。我们相互端详了很长时间。他用乱了方寸的声音说：“那么，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吗？”他开动了汽车。我留在人行道旁，不知所措。最近经历的事情给了我力量，不把时间当回事，心里说：“明年见。”接着便去读莱布尼兹的著作。

玛格丽特伯母和加斯东伯父与他们的孩子在柯特雷温泉疗养，邀请我和妹妹去与他们一块疗养。早一年，能见到山我会欣喜若狂。如今，我钻进了自我之中，外部世界不能让我动心了。再说，我与大自然有过非常亲密的关系，不忍心在这里看到它降到度假消遣的水平。人们把大自然割裂成一片片提供给我，而不让我有必要的闲情去接近它。既然不能投身于大自然，我便一无所获。冷杉和山涧激流都沉默不语。我们在加瓦尼竞技场和戈布湖游玩，堂妹让娜拍了一些照片，而我看到的只像透明幕布上一些乏味的画面。一如街道两旁建的那些难看的宾馆，装修得再豪华也白搭，丝毫不能分散我的痛苦。

“如果你什么时候想出去兜一下风，就招呼里凯一声。”雅克对我说过。我捎一张便条给年轻的布勒松。一天晚上将近六点钟，我们便又在斯特力克斯见面了。我们谈雅克，他崇敬佩服雅克。酒吧间没有什么顾客，所以没什么事发生。另一个晚上我去罗同德酒吧喝杯开胃酒，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几个年轻人在闲谈，样子显得拘谨。没有刷油漆的木头桌子、诺曼底式的椅子、红白相间的窗帘，看上去并不比一间糕点店后间更神秘。然而，当我要为我喝的一杯雪利酒付钱时，红头发的胖侍者却不收。这件事——我始终没弄清楚——我暗暗觉得几乎不可思议，倒是鼓励了我。从此我总设法早离开家，晚到救助中心，每晚去美丽城上课之前，总进维京人酒吧待上一个钟头。有一回我喝了两杯鸡尾酒，喝得太多，到了地铁里全吐了，推开中心的门时，两腿发抖，脑门上全是冷汗。大家以为我病了，扶我到一张长沙发上躺下，还说我勇气可嘉。堂姐玛德莱娜来巴黎逗留几天，我立刻抓住这个机会。她二十三岁了，一天晚上母亲允许我们两个单独去看戏。实际上我们密谋去了不良场所。事情差点儿穿了帮，因为临出门时，玛德莱娜开心地往我面颊上抹了点胭脂。我觉得好看，母亲却非叫我擦掉不可，我表示抗议。母亲大概看到是魔鬼在我脸上留下了脚印，便像驱魔一样给了我一记耳光，我才咬着牙听凭她擦掉。母亲还是让我出去，表姐和我两个便朝蒙马特那边走去。我们在霓虹灯招牌的亮光下徘徊了很久，拿不定主意去哪里好。我们误进了两家酒吧，都昏暗得像乳品店，最后来到勒比克街一间非常小的低级酒吧间。有几个浪荡侍者在等顾客，其中两个到我们的桌子边坐下，对我们闯进来感到吃惊，因为我们显然不是他们要物色的那种女人。我们两个在那里哈欠连连地待了好一会儿。我感到揪心的厌恶。

雅克嘛，我肯定十月份能再见到他，因此与他说再见时一点也不难过。他刚刚法律考试吃了败仗，有点垂头丧气。他最后的握手和最后的微笑充满热情，令我激动。离开他之后，我不安地寻思，他是否会把我的平静当成冷淡。这个想法令我气恼。他给了我那么多。我想到的不完全是那些书、画和电影，更多的是当我对他谈到我自己时他那柔情的目光。我突然想到必须感谢，一口气给他写了一封短信。我的笔在信封上面停住了。雅克最看重廉耻心。作为神秘的暗示他微微一笑，从科克托提供的版本中，给我引述了歌德的这句话：“我爱你，这与你有关吗？”我这样不加掩饰地吐露感情，他是否会认为不谨慎？他是否会自言自语地咕哝：“这与我有关吗？”然而，如果我的信能使他稍许振作精神，不寄出去那就是怯懦。我犹豫不决，担心遭到嘲笑，正是这嘲笑使我童年时代变得木讷。不过我不想再像小孩子一样行事，便赶忙加了一句附言：“也许你会觉得我可笑吧，不过我如果永远没有勇气面对嘲笑，那我就会瞧不起自己。”我把信投入了邮筒。

然而我不思改弦易辙。我对父母说，美丽城中心准备七月十四日举行一次娱乐晚会，我让学生排练一出喜剧，每周需要花上几个晚上的时间。我把喝酒花掉的钱说成是为团队花掉了。我通常是去蒙帕纳斯大街的骑师酒吧。雅克曾对我提起过这地方。我喜欢那墙壁上五颜六色的招贴画，上面叠印着谢瓦里埃的草帽、卓别林的皮鞋和葛丽泰·嘉宝的微笑。我喜欢那些亮晶晶的酒瓶子、彩色的小旗和烟草、烈酒的气味，喜欢那里的说话声、笑声和萨克斯管演奏的声音。那里的女人令我眼花缭乱。在我的词典里找不到字眼来形容她们的衣裙的料子和头发的颜色；我想象不出在什么商店能买到她们那种薄如蝉翼的长筒丝袜、那种薄底浅口皮鞋和她们所抹的口红。我听见她们和男人为过夜讨价还价，商量她们如何款待他们。我的想象力反应不过来，它仿佛被卡住了。尤其开始的时候，在我眼里周围并不是一些活生生的人，而是一幅幅寓意画：不安、无所谓、迟钝、绝望，可能也有才华，肯定还有一张张不同的脸上表现出来的罪孽。我一直相信，罪孽是上帝张开的伤口。我坐在高脚圆凳上，就像小时候跪在圣体台前一样虔诚，接触的是同样的存在，只是爵士音乐代替了管风琴弹奏的乐曲。我等待着意外事件的发生，就像过去盼望狂喜的到来。雅克对我说过：“在酒吧里，你随便做些什么都行，肯定会有事情发生。”我就随便做些什么。如果有一位顾客进来，头上戴着帽子，我就喊：“帽子！”伸手抓起他的帽子抛到空中。我在这里碰碎一个玻璃杯，那里碰碎一个玻璃杯；我高谈阔论，和店里的常客打招呼，天真地试图愚弄他们，声称自己是模特儿或妓女。可是凭我的旧衣裙、粗线长袜、平底鞋子、没涂脂抹粉的脸，我骗不了任何人。“你没有那种味道。”一位戴玳瑁框眼镜的跛子对我说。“你是中产阶层的一个小女子，想装成波希米亚女郎。”一个写连载小说的鹰钩鼻男人这样给我下结论。我表示他们说得不对。跛子在一张纸条上画了个什么。“瞧，这就是干交际花这一行的应该做的和听凭别人做的。”我故作镇静，说：“这画得很糟。”“画得挺像的。”他说着拉开裤子前面的拉链，这回我掉转眼睛看别处说：“我对这个不感兴趣。”他们都笑了。小说家说：“哎！一位真正的妓女会打量一眼，然后说：‘没有什么好炫耀的！’”借着酒意，我冷冷地忍受了这些淫秽的话。再说，他们也没有继续打扰我。有时会有人请我喝一杯，或者邀请我跳舞，仅此而已。显然我打消了他们想入非非的念头。

我还不愿意撒手。一天早上，我搭上地铁，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下了车。这地方这么远，感觉就像走私越过了国境线：我到了美丽城。我沿着加利克住的那条大街走去。我知道他住的是几号楼，贴着墙根走过去。如果他发现了我，我会羞愧得晕过去。我在他住的房子前面停留了一会儿，仰望那临街的灰暗的砖墙和那道他每天早晚出入的门，然后继续走我的路，打量街旁的商店、咖啡馆和广场中心花园。所有这些加利克都很熟悉，以至于熟视无睹。我来这里寻找什么呢？不管怎样，我一无所获地回到家里。

这类外出找乐子，我妹妹参加了好几回。为了显示出不正经的派头，她歪戴着帽子，把腿架得老高。我们大声说话，嘻嘻哈哈冷嘲热讽。或者我们先后进酒吧，假装互不相识，故意装出吵架的样子，相互揪头发，尖声谩骂。这种表演如果能使观众惊愕片刻，我们就感到高兴。

尽管最近这些星期，加利克的形象有点淡薄了，但当我在圣马利亚学院一条阴暗的走廊里和他告别时，还是感到黯然神伤。我还要听他一回课。他在圣日耳曼大街一间会议厅举行一场报告会，参加作报告的有亨利·马西和马比耶先生。马比耶最后一个发言，话语从他的大胡子间流出来显得磕磕绊绊，他整个发言期间莎莎尴尬得双颊通红。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加利克，感觉到母亲困惑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但甚至不打算控制自己。这张即将永远消失的面孔铭记在我的心里。这存在如此完整，这消失如此彻底，二者之间似乎不可能有任何通路。马比耶先生发言完了，几个演说者离开了讲台。木已成舟。

晚上待在家里，我忍受不了卧室里的清静，便又试验神秘主义的做法。一天夜里，我敦促上帝，如果他存在就表示他存在。上帝保持缄默。从此之后我就再也不跟他说话。实际上，他不存在我很高兴。如果在人世间上演的这场戏已经在永恒中有了结局，那反倒令我讨厌了。

这个学期结束了。我通过了数学和拉丁语考试。时间过得快，考试成绩好，令人愉快。当然，对严密科学和死语言，我并没有什么兴趣。朗贝尔小姐建议我重拾最初的计划。在圣马利亚学院，哲学课由她讲授，我当她的学生她会很高兴，她肯定我会很容易取得教师资格。我父母不反对。对这个决定我也很满意。

不管怎样，现在世间有一个我感到自在的地方了。骑师酒吧成了我熟悉的地方，在这里常常再见到熟面孔，我越来越喜欢这里。只需一杯鸡尾酒，就足以化解我的孤独：所有人都是兄弟，我们大家彼此了解，大家彼此相爱，再也不存在疑问、遗憾、盼望。现在让我感到充实。我跳舞，人家的胳膊搂着我，我的身体感到怡然、感到放松，这比我处于亢奋状态更轻松、更平静。我不再像十六岁时那样反感，一只陌生的手会让我的颈背感受一种柔情似的温暖和惬意。我对自己身边这些人一点也不了解，不过这没有什么关系。我虽然感到生疏，但觉得终于接触到了自由。过去我对与一个小伙子并肩在街上行走犹豫不决，自那时以来我已有进步，敢于轻松地挑战习俗和权威了。酒吧和舞厅对我的吸引力，在很大程度来自它们不正当的性质。母亲是绝不会同意我去这种地方的；父亲在这种地方看见我会觉得丢脸，而普拉德勒会感到伤心。我呢，知道自己无法无天时，感到非常满意。

我相信他巴不得我更加亲密地融入他的生活。他让我看他的朋友们的信，想让我认识他们。一天下午我陪他去隆尚看赛马。有一回他表示想带我去看俄罗斯芭蕾舞团的演出。妈妈断然拒绝：“西蒙娜晚上不一个人外出。”并非她怀疑我的操守。晚饭前我可以单独和雅克在家里待几个钟头，但是晚饭之后，如果没有父母在场驱除邪魔，一切地方都变成了邪恶的场所。因此我与雅克的友谊，仅限于言犹未尽的交谈，加上长时间的沉默以及大声朗读。

我渐渐胆子大起来，不在乎在街上与人攀谈、与陌生人一块上小酒馆。一天晚上，我上了一辆在大街上紧跟着我的汽车，司机提议：“咱们去鲁滨逊兜一圈怎么样？”这个人长得一点也不好看。半夜三更的，如果他把我撂在离巴黎十公里的地方，那我怎么办呢？但是我有我的原则：“经历危险，什么也不要拒绝。”纪德、里维埃、超现实主义者和雅克都这样说。“好吧。”我回答说。在巴士底广场一家咖啡馆露天座，我们沉闷地喝了几杯鸡尾酒。再上车之后，那人轻碰我的膝盖，我赶紧挪开。“怎么啦？你随便搭人家的车，连碰你一下都不行？”他的声音都变了。他停下车，试图拥吻我。我逃跑了，只听见他在我背后谩骂。我赶上了末班地铁。我知道自己是侥幸脱了险，然而庆幸自己做了一件的确非理性的事情。

我不时稍许对他谈到我自己，他呢，就给我一些忠告。“要尽量表现得透明。”他对我说。他告诫我要接受生活的单调平常，并且引用魏尔伦⁽²²⁾的话：“平凡的生活，要干的工作繁杂而简单。”我并不完全同意，但重要的是他听我讲话，能理解我、鼓励我，在短暂的时间里帮助我摆脱孤独寂寞。

又一个晚上，在克利希大街的一个露天游乐场，我和一个脸上有一道粉红色瘢痕的小流氓一块玩小型足球，还玩了气枪射击。每次他都坚持由他付钱。他给我介绍一位朋友，并请我喝一杯牛奶咖啡。我看到最后一班公共汽车就要开动了，对他说声再见，就跑了去，正要跳上站台，他们赶上了我，抓住我的肩头说：“这可不够意思！”售票员手按在铃上，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将车门把手一拉，车子就开动了。我怒不可遏。两个男孩要让我知道是我错了，不能不打招呼撂下人就走。我们讲和了，他们坚持要步行送我回家。我特意向他们说明，他们不要对我抱任何企图，但他们还是坚持。到了卡塞特街和雷恩街拐角处，脸上有伤疤的小流氓搂住了我的腰说：“咱们什么时候再见？”“你愿意什么时候都行。”我胆怯地回答。他试图吻我，我挣扎着。出现了四个骑自行车的警察，我不敢喊他们，不过要吻我的小子放开了我，我们朝我家走了几步。巡逻的警察过去后，那小子又扯住我的手：“你是不会来赴约的，你想让我白跑路！我可不喜欢这样！非教训你一下不可。”他那副样子很凶，要打我或猛吻我的嘴。说不清我最害怕的是挨打还是被吻。这时他的朋友插嘴说：“算了吧！事情是可以解决的。他发这么大火，是因为你让他花了钱。这就是问题所在。”我把手袋里的钱全掏了出来。“我不在乎钱！”对方说，“我是要教训一下她。”不过他最后还是拿去了我的钱：十五法郎。“还不够去找一个女人呢！”他悻悻然地说。我回到家里，仍心有余悸。

实际上他在做什么呢？他有什么打算，有什么考虑？他工作干得不多，喜欢夜里飙车穿越巴黎，偶尔去拉丁区的啤酒馆和蒙帕纳斯酒吧。他对我把酒吧描述成神奇的地方，那里总要发生点什么事情。可是他对自己的生活并不十分满意。他在走廊里踱着方步，抚弄着他那头漂亮的栗黄色头发，满面笑容地向我吐露道：“我复杂得可怕！被自己错综复杂的想法搞得晕头转向。”有一回他很不高兴地对我说：“你看，我必须做的事情，是要信仰某种东西！”“难道活着还不够吗？”我问他，“我就信仰生命。”他摇摇头说：“什么也不信仰，活着就不那么容易。”然后他就换别的话题。他心里要说的话每次只吐露一句半句，我也不强求。与莎莎在一起，我们的交谈从来不触及实质；与雅克在一起，我们的交谈如果接近了实质，也是以非常谨慎的方式，我觉得这倒是正常的。我知道他有个朋友，叫吕西安·廖库尔，是里昂一位大银行家的儿子。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整夜聊天，从蒙帕纳斯大街到波纳街你送我、我送你，有时廖库尔就睡在那张红沙发上。这个小伙子遇到过科克托，并且向杜兰透露过写一个剧本的打算。他出版过一本诗集，由雅克用木刻画加的插图。这种优势令我折服。雅克在他的生活余暇给了我一个位置，我认为自己已经很幸运了。他对我说，他一般与女人合不来，他爱自己的姐姐，但觉得她太多愁善感。像我们这样，男孩和女孩能在一起聊天，的确不寻常。

这个学年结束了。苏珊娜·布瓦格去摩洛哥她一位姐姐家过了几个月，在那里遇到了她的终身伴侣。婚礼的午宴在郊区的一个大花园里举行。新郎讨人喜欢，新娘苏珊娜喜笑颜开。我觉得幸福真是迷人。我也没有感到不快乐，虽然雅克不在身边，他对我确定无疑的爱使我心境平静，再也不会受到相遇时的冲突和偶然的坏情绪搅扰。我与妹妹、莎莎、丽莎、普拉德勒去布洛涅森林划船。我的朋友聚会时都相处融洽，我对自己与他们每个人相处都不完全融洽的遗憾也就少了些。普拉德勒向我介绍了他高师的一位同学，他对之敬重有加。这位同学是在索莱斯姆促使他领圣体的人之一，名叫皮埃尔·克莱劳，赞赏《法兰西行动》报，小小的个子，黑不溜秋，活像一只蟋蟀。他应该在下一年参加哲学教师资格会考，因此我和他将是同窗。他显示出一副高傲、自信的硬汉模样，我打算开学之后尝试一下，摸清他这具皮囊里面究竟隐藏了什么。我与他和普拉德勒去索邦大学看会考口试进行的情况。大家拥挤着都想听雷蒙·阿隆的课，所有人都预言他在哲学方面将前程无量。也有人指给我看在精神病学方面崭露头角的达尼埃尔·拉加什。出乎一般人的预料，让-保罗·萨特笔试没有通过。我觉得考试挺难，但不失勇气，要尽心竭力。不过，从现在起一年之内就可见分晓，我觉得自己已经自由了。我也觉得找找乐子、散散心、换换新鲜空气，对我很有好处。我恢复了心理平衡，甚至不再记日记了。我在写给莎莎的信中说：“我一心渴望与世界越来越密切的接触，并且渴望在一部作品里描述这个世界。”抵达利穆赞时，我心情非常好，而且还收到雅克的一封信。他对我谈到阿尔及利亚城市比斯克拉、那里矮小的驴子、日晕和夏天；他回忆我们的相会，称之为“我当时唯一毕恭毕敬的时刻”；他许诺“明年把事情办好”。妹妹理解这类隐语的素养比我差一些，问我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得意地回答：“意思是我们将结婚。”

我一般是在下午将近黄昏时去按那座楼的门铃，径直上楼去那套房子里。雅克露出殷勤的微笑欢迎我。“不打扰你吗？”“你从来不打扰我。”“你怎么样？”“每次见到你，我总是很好。”他的亲切让我心里暖烘烘的。他把我领进那条长长的中世纪式的走廊；他把自己的办公桌安置在走廊里。走廊总是不明亮，一扇彩画大玻璃窗妨碍采光。我喜欢这种半明半暗，喜欢那些大箱子和厚重的木头柜子。他让我在一张包深红色天鹅绒的沙发上坐下，自己踱着方步，嘴角叼一支卷烟，略略眯缝起双眼，仿佛在烟圈中寻找自己的思路。我把向他借的书还给他，他又另外借给我几本。他给我朗诵马拉美、拉福格⁽¹⁷⁾、弗兰西斯·雅姆、马克斯·雅各布等诗人的作品。“你要对她进行现代文学启蒙吗？”父亲半讥讽半冷淡地问他。“没有任何事情比这让我感到更愉快。”雅克回答。他把这个任务放在心上。“不管怎样，我让你了解了一些美好的东西！”有时他自豪地对我说。他对我进行引导非常谨慎。“喜欢《爱人》，太好了！”当我把雅克·里维埃⁽¹⁸⁾的这本小说还给他时，他这样说。我们很少进行更深入的议论。他讨厌啰嗦。当我要求他说明时，他常常引用科克托的话：“这就像铁路事故一样，可以感觉得到，但是说不清楚。”他让我去乌尔苏拉会⁽¹⁹⁾电影制片厂——上午与我母亲一块去——看一部前卫电影，或者去剧团看杜兰的最新演出时，只是简单地说一句：“这个不应该错过。”有时，他细致地向我描述一个细节，如画布角上一道黄色的光、银幕上一只正张开的手等。他的声音听起来那样认真又那样开心，使人联想到无限。不管怎样，他还是给了我一些宝贵的提示，例如让我懂得怎样欣赏毕加索的一幅画。他让我惊讶得目瞪口呆，因为他不看署名，就能分辨出布拉克⁽²⁰⁾或马蒂斯⁽²¹⁾的一幅作品。在我看来他像有魔法。他向我显示的这些新东西令我震惊。我有点觉得这些都是他的作品，或多或少把科克托的《俄耳甫斯》、毕加索的《丑角》、勒内·克莱尔的《幕间休息》看成是他创作的。

多美的夏天！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孤独的感伤，再也没有书信激起的风暴。乡间使我心旷神怡，像五岁和十二岁时那样，天空整个儿是蔚蓝的，现在我知道忍冬的香味预示着什么，朝露意味着什么。行走在低洼的道路上，穿过开花的荞麦地，走过扎人的欧石楠和灯芯草丛时，我重新体味到过去程度不同的种种难过和快乐。我和妹妹频繁地出来散步，常常穿着衬裙跳进韦泽尔河黝黑的水里沐浴，然后躺在散发着薄荷味的草地上把身体晾干。妹妹画画，我看书。消遣也不妨碍我看书。父母与在附近一座古堡里避暑的老朋友联系上了。那对老朋友有三个长大了的儿子，都是英俊的小伙子，打算将来从事律师职业。我们时常与他们一块打网球，每次我都玩得很开心。他们的母亲委婉提醒我们的母亲，他们只接受有嫁妆的姑娘做儿媳。这引得我们大笑不止，因为我们尊重这几个规矩的小伙子，但根本不贪图他们什么。

我相当经常地和家人一起去蒙帕纳斯大街雅克家里吃晚饭。我不讨厌这些晚上的聚会。与我身边的其他人相反，日耳曼娜姨妈和蒂蒂特不认为我变成了怪物。在这套我自小就熟悉的半明半暗的大房子里坐在她们身边，我的生命的经络重新连接起来了，我再也不觉得自己被另眼相看和遭到放逐。我与雅克有短暂的私下交谈，建立了彼此间的默契。我父母对此并无恶意的看法。他们对雅克的感情模棱两可，怪他几乎不再上家里来，关心我甚于关心他们。他们还指责雅克忘恩负义。然而，雅克肯定有舒适的生活条件。如果我嫁给他，对一个没有嫁妆的姑娘来讲，那是多么幸运！母亲每次提到他的名字，总露出十分诡秘的微笑。我感到恼火的是，父母居然把在一致拒绝市侩眼光基础上的谅解，变成了一种市侩做法。然而，我与雅克的友谊被视为是正当的，父母允许我和他单独见面，我觉得这挺方便。

这一年我又被邀请去劳巴尔东。母亲欣然同意我在波尔多与普拉德勒会面。他在这个地区度假。这是令人心情舒畅的一天。显然，普拉德勒对我很重要。莎莎更重要。我兴高采烈地在劳巴尔东下了车。

我觉察到了这个缺陷，断定雅克采取了我觉得可行的唯一态度：一边唉声叹气一边求索。他的激昂无法让我相信他有雄心壮志，同样他冷静的声音也无法让我相信他已听天由命。他远远不属于稳重的那类人，甚至拒绝反对墨守成规的方便条件。他厌倦的撇嘴、犹疑的目光、他借给我的书、他半遮半掩的吐露隐情，一切都让我相信，他是面向一个不确定的彼岸生活着。他喜欢大个子莫林，也让我喜欢上了这个人物。我把他们两个等同起来了。从雅克身上我看到了“不安”的精确化身。

莎莎取得了罕见的成绩，六月份第一次参加考试就获得了语言学合格证书。然而这一年她在学业上只花了很少时间。她母亲越来越专横地要求她待在家里帮忙。马比耶太太把节俭视为首要美德。认为像糕点、果酱、台布一类织物、衣裙、大衣等可以在家里制作的东西，去商店里购买就是缺德。时令季节，她经常早晨六点钟就和几个女儿去阿勒中央菜市场，买便宜的水果和蔬菜。当马比耶家的女孩子要换新装时，莎莎就得去十几家商店寻觅，从每家商店带回来一束样品，让马比耶太太从料子的质地和价格上进行比较。经过长时间商议，莎莎再去商店里买挑选中的布料。这些任务，加上马比耶先生高升之后倍增的社交活动的差事，忙得莎莎疲惫不堪。她无法让自己信服，奔走于沙龙和大商店之间，就是忠实地遵循了福音书的训诫。也许她作为基督徒的义务就是服从母亲吧。可是在阅读一本关于罗亚尔港的书时，尼科尔的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她，因为那句话暗示，服从也可能是恶魔的陷阱。甘心让自己变得卑微和愚钝，难道不是违背上帝的旨意吗？怎样确切地理解上帝的旨意呢？她担心，如果相信自己的判断，她会犯自高自大的过错；如果屈服于外来的压力，她又会犯胆小懦弱的过错。这种疑虑加剧了长期以来撕裂着她内心的冲突：她爱自己的母亲，但也喜欢母亲不喜欢的许多东西。她常常忧愁地对我引述拉米兹⁽⁴⁵⁾的一句话：“我所喜爱的东西彼此并不喜爱。”未来没有任何慰藉的东西。马比耶太太斩钉截铁地拒绝让莎莎考取一张文凭，担心女儿成为知识分子。爱情嘛，莎莎不再希望能遇得到。在我周围的人之中，也有出于爱慕——挺罕见——而结婚的，我表姐蒂蒂特就是一例。可是马比耶太太说：“波伏瓦家的人都是出格的人。”莎莎比我牢固得多地归属了观念正统的中产阶层，在这个阶层，所有婚姻都是家庭包办的。然而所有这些被动地接受结婚的年轻人，都是令人沮丧的平庸之辈。莎莎热爱生活。因此一种没有快乐的生活前景，有时使她完全失去了活下去的愿望。像年幼的时候一样，她会用反常的行动来保护自己，反对她那个阶层虚伪的理想主义。看了儒韦在《大海》里饰演的醉汉角色，她便声称爱上了他，把他的剧照贴在床的上方墙壁上。冷嘲热讽、冷酷无情、怀疑主义这些东西立刻在她心里产生了共鸣。假期开始的时候她寄给我一封信，向我吐露她有时幻想彻底抛弃这个世界。“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热爱生活的时刻过去之后，我觉得这一切都是虚妄的，所以突然感到所有事物和所有人都在离开我。我对整个世界完全漠不关心，形同自己已经死了一样。弃绝自我、弃绝一切，修道士的这种弃绝，就是试图在这个世界开始一种超尘世的生活。如果知道这种弃绝对我有多么大的诱惑力！我时常想，在束缚中寻觅真正自由的这种愿望，正是神召的征兆。另外一些时候，生活和事物重新完全接纳了我，以至于我觉得修道院的生活无异于自我戕戮，并非上帝要求于我的。但是不管应该走什么道路，我都无法像你一样全身心地奔向生活；就是在生活得最带劲的时候，我还是感受到虚无的滋味。”

一个孩子就是一个造反者。他想要像男子汉一样懂道理。他不需要去争得自由，而是需要对抗自由，把父亲在世时告诉他们的准则和禁令，强制自己遵循。他精力旺盛、无拘无束、肆无忌惮，在学校里就常常乱喊乱叫。他笑着让我看他的记分册里的一条意见，指责他“用西班牙语发出各种怪叫”。他不装出一副模范小男孩的模样。他装出的是一副成年人的模样，正是成年人的成熟使他可以违反过于小孩子气的纪律。十二岁的时候，他在家里即兴表演一出不大看得懂的滑稽戏，提倡基于利害关系的婚姻，令观众大为惊讶。他饰演一个小伙子的角色，拒绝娶一位贫穷的姑娘为妻。“我之所以建立一个家庭，就是为了确保我的孩子们能过上舒适富裕的生活。”他解释说。在少年时代，他从来没有对现有的秩序提出过质疑。他怎么会反抗他孤单一人在虚无之上维护的那个幽灵？作为一个好儿子和热心的兄弟，他忠于一个阴间的声音给他指出的路线。他对资产阶级的规章制度表现得十分遵守。有一次在谈到加利克时他对我说：“这是个不错的人，不过他应该结婚并且有一个职业。”“为什么？”“一个男人应该有一个职业。”他自己把将来的职责放在心上，上装饰艺术课和法律课，在底层那几间散发着积年尘垢味的办公室里开始学做生意。生意和法律使他不胜其烦，相反他喜欢画图画，学会了木雕。他对绘画非常感兴趣，不过没有可能致力于绘画。他那位对美术一窍不通的舅父治理公司有力，雅克的任务与任何小老板的任务不会有多大差别，但能够重拾父亲和祖父大胆的目标，他已经感到安慰。他酝酿了一些大计划，不满足于乡间本堂神甫这样一小批买主。赖纪永彩绘玻璃将以其艺术质量令世界吃惊，他的制造厂将成为一间上规模的企业。他母亲和他的家人都感到不安。“最好把生意交给他舅舅管理，”我父亲说，“他准会把公司搞破产。”因为他的热情有点让人生疑：他十八岁时这副严肃样子非常像他八岁时表现出的严肃样子，是为了不让人觉得他在儿戏。他过分遵循惯例，仿佛他并不属于他所依仗并且生下来就属于的社会等级。这是因为他替代父亲的企图事实上遭到了失败。他只听从自己的声音，但他的声音缺乏权威。他特别小心翼翼地避免否定自己所具有的智慧，绝不让它深藏不露。他与他张扬地扮演的角色——赖纪永之子根本不相符。

这封信有点把我吓坏了。莎莎在信中反复对我说，我不信教不会导致我们分道扬镳。可是，万一她进了修道院，我就失去了她，她也失去了自己。

他想在家里替代英年早逝的父亲没有成功，作为补偿，便公开要求自己的继承权。八岁上，他不甘心忍受舅父的临时监护，宣称自己是家里的唯一主人。这就是为什么他年纪轻轻就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有谁知道，他在那寂寞的顶楼里可能忍受了怎样的不幸、怎样的嫉妒、怎样的怨恨、怎样的恐惧。在那顶楼里，往昔的尘垢预示着他的未来。他的狂妄、镇静、自吹自擂，肯定掩饰着严重的惶恐。

到达的当天晚上我就感到失望，因为我不是与莎莎，而是与斯蒂法·阿夫迪科维奇小姐住一个房间。后者是一位波兰籍大学生，受雇在假期当家庭教师的，照顾马比耶家三个最小的孩子。我稍觉宽慰的是，她人挺可爱。莎莎在给我的信里颇有好感地谈到她。她有一头金色秀发，一双碧眼既带倦色又含着笑，一张嘴显得热烈，整个人有一种异乎寻常的诱惑力，一种我都不知道如何不失礼貌地加以形容的诱惑力：性感。她飘逸的薄袍，露出秀色可餐的双肩。晚上，她往钢琴前一坐，用乌克兰语唱情歌，显得风情万种，使莎莎和我为之着迷，而使其他人反感。夜里见她不穿睡衣而是穿睡袍就寝，我不免瞠目结舌。她立刻向我敞开心扉，滔滔不绝地谈起了自己的心事。她父亲在利沃夫拥有一家大糖果厂。她呢，一边学习，一边为争取乌克兰独立而斗争，还蹲过几天班房。为了完成学业，她离开了家，在柏林待过两三年，然后来到了巴黎，在索邦大学上课，生活费由父母寄给她。她想利用假期，深入一个法国家庭，与之密切接触，结果令她大为吃惊。第二天我了解到，尽管她受过非常好的教育，还是令有身份的人看不顺眼：她优雅、女性味十足，与她比较起来，莎莎及其朋友还有我，都显得像年轻的修女。下午，她开心地为在场的每个人算命，其中包括克萨维耶·杜穆兰。她不在乎他穿着道袍，悄悄地和他调情；克萨维耶对她的调情并非无动于衷，而是频频报以微笑。她为他算了一大卦，预言他不久将遇到自己的心上人。母亲、姐姐都大为恼火。马比耶太太背后指责斯蒂法不安分，说：“此外，我肯定她已经不是真正的姑娘了。”她指责莎莎过分亲近这个外国姑娘。

雅克两岁丧父。他长得像父亲，像他一样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一张好吃的嘴和一副机灵相。他祖母赖纪永爱他爱得不得了，他刚会说话就把他当成小家长，赋予他保护蒂蒂特和小妈妈的责任。他呢，也严肃地担当起这个角色，他姐姐和母亲都奉承他。可是日耳曼娜姨妈守了五年寡之后，与生活在维兰堡的一位公务员再婚了，定居在那里并生了一个儿子。起初她把两个大孩子带在身边，后来顾及他们的学业，就让蒂蒂特去瓦尔东学校、雅克去斯塔尼斯拉斯学校半寄宿。姐弟俩住蒙帕纳斯大街那套房子，由老艾丽莎监护。这样被抛弃，雅克怎么忍受下来了呢？很少有孩子像这个被废黜、被放逐、被抛弃的小贵族一样，被蛮横地逼得装模作样。他对自己的继父和同母异父弟弟与对他的母亲和姐姐一样，都现出一副笑眯眯有感情的样子。未来将会证明——那是很久以后——他只有对蒂蒂特的感情是真的。他大概不会承认自己心怀怨恨。但是，他粗暴地对待他的外婆，对母亲方面的家庭总是表现出近乎敌意的鄙视，那绝非偶然。被刻在门面上和绚丽多彩、熠熠生辉的彩绘玻璃上的赖纪永这个姓氏，在他眼里像一个徽章那样光辉夺目。但是他之所以如此炫耀这个姓氏，是想通过只承认父系方面的飞黄腾达，来对他母亲进行报复。

至于我嘛，我寻思马比耶太太为什么同意邀请我来，大概是为了不与她女儿发生正面冲突吧。她严密防范，让莎莎无法与我单独倾谈。莎莎每天上午都在厨房里忙活儿，在贝贝尔或玛特的帮助下，用羊皮纸给果酱瓶贴标签。看到她白白浪费掉整个小时的时间，我真心疼。白天她没有一分钟时间是单独待着的。马比耶太太频繁地接待客人、频繁地外出拜访，希望最终能给开始超过结婚年龄的丽丽找个婆家。“这是最后一年我为你操心了，为了给你物色对象，我花的钱够多啦，现在轮到你妹妹了。”在一次有斯蒂法在场的晚餐席上，她当众这样说。已经有理工大学的一些学生向马比耶太太透露口风，他们很愿意娶她的第二个女儿。我想，久而久之莎莎是否会被说服，把成家当做她这个基督徒的职责？我不能接受她去过愚昧的修道院生活，同样不能接受她忍气吞声地同意一桩死气沉沉的婚姻。

雅克的祖父娶了我外公的妹妹——我那位上唇汗毛特别浓、给《模范娃娃》杂志写文章的姨婆。他祖父这个人野心勃勃又好赌，疯狂地进行投机，结果破了产。连襟俩为了利益问题无情地吵翻了。外公尽管自己一次又一次破产，在我称雅克为未婚夫那会儿，却气壮如牛地宣布：“我的外孙女绝不会有一个将来嫁到赖纪永家。”埃内斯特·赖纪永去世时，那个彩绘玻璃制造厂还好好的。不过家里人说，那个可怜的夏洛如果不是过早地死于那次可怕的事故，可能最终也会把它弄得倒闭的。他像他的父亲一样胆子太大，不理智地相信命运。是我姨妈日耳曼娜的弟弟负责管理那家公司，直到他的外甥长大成人。他管理公司非常小心谨慎。与赖纪永父子相反，弗兰丁父子是乡下人，眼光狭隘，满足于蝇头微利。

我抵达几天之后，在阿杜尔河畔有过一次大型野餐会，当地所有体面的家庭都参加了。莎莎把她的粉红色柞丝绸连衣裙借给我，她自己穿一件白绸连衣裙，系一根绿色腰带，佩戴一条玉石项链。她人瘦了，经常头疼，睡眠不好。为了掩饰苍白的脸色，她往面颊上抹了两块圆圆的胭脂。尽管化了妆，她还是显得不水灵。我喜欢她这张脸，看到她殷勤地把脸伸给所有人，我心里就难过。她过分自在地扮演着社交女郎的角色。我们提前到了。渐渐地，人们络绎而至。莎莎的每个微笑，她的每个屈膝礼，都刺痛着我的心。我和其他人一块忙碌，把台布铺在草地上，把成包的餐具和食物解开，我摇动着一架制作冰淇淋的机器把手。斯蒂法把我拉到一旁，请我给她解释莱布尼兹体系。在一个钟头里，我忘掉了愁烦。可是这一天后面的时间显得漫长而沉闷。冻鸡蛋、圆锥蛋卷冰淇淋、花色肉冻、船形糕点、糖果、肉冻、馅饼、野味肉冻、煨肉、罐装牛奶、糖渍水果、圆面包、奶油水果馅饼、杏仁奶油饼：所有太太都热心地履行了她们的社交职责。大家狼吞虎咽地吃着，并不愉快地笑着，没有信心地交谈着，似乎没有什么人感到开心。时近黄昏，马比耶太太问我是否知道莎莎去哪儿了。她立刻去找莎莎，我跟她一块去找。我们找到莎莎在阿杜尔河的一个瀑布下戏水。她裹了一件罗登厚呢大衣当浴衣。马比耶太太呵斥她，但一边呵斥一边笑。她不会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滥用自己的权威。我明白莎莎需要清静，需要强烈的感觉，需要在经历了这个腻味的下午之后，净化一下身心。我放心了。她还没有准备沉沦于老太婆那种知足的昏睡之中。

这时我宁愿暗暗吃惊而不想弄明白，并不试图确定雅克处于什么位置，也不想弄清楚他究竟如何。只是如今我才有点条理地重新整理他的故事。

然而，我了解到，她母亲对她保持着巨大的影响。马比耶太太对她的孩子实行一种灵活的策略：在他们还很小的时候，她愉快、宽容地对待他们；等他们长大一些的时候，小事情她放手不管，可一旦涉及重要事情，她的权威绝不容冒犯。在适当的时机，她会表现得充满活力和一定程度的魅力，对第二个女儿始终表现得特别温柔。这个女儿被她的微笑征服了，对母亲的爱和尊敬麻痹了她的反抗意识。然而有一天晚上她奋起反抗了。正吃着晚饭，马比耶太太用尖酸刻薄的口气说：“我就不明白一个信教的人怎么会和不信教的人往来。”我焦急不安地感觉到，我的脸腾地一下子红了。莎莎气愤地反驳说：“谁也没有权利评判别人。上帝通过他所选择的道路引导人。”“我并不是评判谁，”马比耶太太冷冷地说，“我们应该为迷路的灵魂祈祷，而不要听凭他们感染我们。”莎莎压住了怒火，这让我放心了。但是我感到劳巴尔东的气氛比去年还要充满敌意。后来在巴黎，斯蒂法告诉我，马比耶家的孩子都讥笑我穿得差，他们也讥笑那天莎莎没有说明理由，把她的一条连衣裙借给我穿。我没有自尊心，不太会察言观色；我还毫不在乎地忍受着其他许多侮辱。然而有时我会心情沉重。斯蒂法受好奇心驱使去卢尔德看看，我更感到孤单。一天晚饭后，莎莎在钢琴前坐下弹奏肖邦的曲子，弹奏得很好。我打量她那头乌发，中间由一条白得动人的头路均匀地分开。我暗自说，她弹奏的是一首充满激情的曲子，表达了她真实的内心。可是，有这位母亲和这整个家庭横隔在我们之间，也许有一天她会否定自己的想法，我会失去她。暂时嘛，不管怎样，她还没有受到伤害。我感到非常痛苦，不得不起身离开客厅，眼泪汪汪地去睡觉。房门开了，莎莎来到我床前，俯身亲我。我们的友谊向来严肃有余，她的这个动作令我心花怒放。

然而，我由此得到的快乐不久就渗入了忧虑。我仍然听他讲巴尔扎克、讲雨果。老实说我是在竭力延长一个已经消逝的过去。我仍是他的听众，但不再是他的学生：我不再属于他的生活。“过几个星期，我甚至再也见不着他了！”我心里想。我已经失去了他。我从来不曾失去过任何珍贵的东西。什么东西要和我分手，我总是事先就放弃了。这一次我是被迫的，我进行反抗。“不，”我说，“我不愿意。”可是，我的意愿不起任何作用。如何抗争呢？我告知加利克，我要报名参加“团队”，他对我表示祝贺。可是他几乎不管妇女组的事。也许下一年我就根本见不到他了。这个想法真让我受不了，于是我便胡思乱想起来。我是否有勇气对他说，给他写信，告诉他彻底见不着他了我没法活？我寻思，如果我敢这么做，会怎么样？我不敢。“开学的时候我能够再见到他的。”这个希望使我平静了些。而后，我一方面尽力把加利克留在我的生活里，另一方面又听任他落到次要的位置。雅克的分量越来越大。加利克成了一个遥远的偶像，而雅克关心我的种种问题，能与他谈天说地我感到温馨。我很快就明白，雅克重新占据了我心中的首要位置。

斯蒂法从卢尔德回来了，为几个小孩子带回来一大盒水果香糖。“你很客气，小姐，”马比耶太太冷冰冰地说，“不过这笔开销你本可以给自己省下来，孩子们不需要你的糖果。”我们两个在一起咬牙切齿数落了一顿莎莎的家庭和这个家庭的朋友，这才感到心头轻松了点儿。此外，这一年我在这里小住的最后几天，比开头几天气氛缓和了一些。我不知道莎莎是否与她母亲交换了意见，抑或是她运用了巧妙的策略，我终于和她单独见了面。我们再次进行长时间的散步和聊天。她对我谈起普鲁斯特，她对普鲁斯特的理解比我深刻得多。她说在阅读普鲁斯特的过程中，她产生了强烈的写作欲望。她向我保证，明年不会再让日常琐事弄得晕头转向了，她要看书，我们可以一块交谈。我有一个想法她很感兴趣：星期日早晨我们将一块去打网球；我们包括莎莎、我妹妹、我自己、让·普拉德勒、皮埃尔·克莱劳和他们的朋友之中的某个人。

尽管文学结业考试已通过，但我并未考虑不再上加利克的课，每周六下午我依然坐在他对面听讲。我的热情未减。我觉得，如果没有值得仰慕的人，这世间就不宜居住了。有时我不与莎莎或泰莱丝一块从讷伊回来，就步行回家。我沿着格兰德-阿尔梅街往上走，醉心于一种在当时仅仅包含有限危险的游戏：不停地笔直穿过星形广场。我大步穿过香榭丽舍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心里想着那个与众不同的人。他住在一个陌生的、几乎有些异国情调的街区：美丽城。他没有“心事”，但睡不着觉。他找到了自己的道路，但没有家庭、没有职业、没有例行公事，他的时光里没有多余的东西：他单身一人，自由自在，从早到晚都在行动、在发光、在燃烧。我多么想效法他！我唤醒自己心中的“团队精神”，怀着爱心打量所有行人。当我在卢森堡公园里看书时，如果有一个人在我的凳子上坐下并想和我攀谈，我会热心地答话。过去父母不准许我与不认识的女孩子一块玩，而我喜欢打破老的禁忌。偶然与“大众阶层的人”打交道时，我特别高兴，觉得这是实践加利克的教导。他的存在照亮着我的每一天。

莎莎和我差不多在所有方面都相互理解。在不信教的人心目中，只要不损害他人，她认为任何行为都无可指责。莎莎接受纪德的非道德主义，罪过不会引起她的愤慨。她无法想象人们可以崇拜上帝，同时又故意违犯上帝的戒律。我则觉得这种态度是合乎逻辑的，也与我的态度相吻合。别人做任何事情我都允许，不过对我本人，对于我亲近的人尤其对雅克，我继续实行基督教的道德标准。一天听到斯蒂法大笑对我说：“上帝！莎莎真天真！”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斯蒂法曾经声称，即使在天主教徒的圈子里，也没有一个男青年保持童贞直到结婚。莎莎表示抗议说：“人只要有信仰，就会按信仰生活。”斯蒂法说：“看看杜穆兰家你那些表兄弟吧。”“怎么，对呀，”莎莎回答，“他们每个星期天都领圣体。我向你担保，他们不会接受在犯了死罪的状态下活着。”斯蒂法没有坚持，但她告诉我，在她常去的蒙帕纳斯，她好几次碰到亨利和埃德加与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再说，只要看看他们的模样就明白了。”他们的确不像唱诗班的孩子。我想到雅克，他有一副完全不同的模样，完全是另一种气质，不可想象他会粗俗地花天酒地。然而，斯蒂法在让我看到莎莎的天真的同时，也对我自己的经历提出质疑。在她看来，上酒吧、咖啡馆是很寻常的事情；我则是偷偷地去猎奇，她肯定是从很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件事的。我明白，我看人是看人家让人看的面目，而没有想到除了这副公开的面目，他们还有一副真实的面目。斯蒂法告诉我，这个文明社会有种种内幕。这次谈话令我不安。

这种变化使我用新的眼光看待未来：“我将有一个幸福、丰富、光辉的人生。”十五岁时我就这样想。我决计：“我将满足于一个丰富的人生。”我觉得服务于人类仍然是重要的，但我不期望人类承认我，因为对我而言别人的看法不再重要。这种放弃使我付出的代价甚少，因为荣耀其实只不过是未来一种不可靠的幻象。相反，幸福我曾经享受过，而且一直希望得到，我不会甘心让幸福轻易地从我身边溜掉。我之所以下此决心，是因为我觉得我已被彻底拒绝于幸福门外。我认为幸福与爱情、友谊、亲情是不可分的。我投身于“不可避免要孤独地”从事的一种事业。为了重新获得幸福，就得走回头路，就得丧失。我宣布一切幸福本身就是一种丧失。怎样调和幸福和不安呢？我喜欢大个子莫林、阿丽莎、维约莱娜和马塞尔·阿尔兰笔下的莫尼克。我将以他们为榜样。作为补偿，并非不允许得到快乐；快乐常常降临到我头上。这个季度，我洒了很多眼泪，但也经历了一些非常值得赞叹的事情。

这一年，莎莎没有同我一块去蒙-德-马尔桑。我利用两趟火车之间的时间在那里散步，一边想念她。我决心竭尽全力进行斗争，使生命在她身上战胜死亡。

少数年轻作家如拉蒙·费尔南德斯、让·普雷沃等，离开了这些神秘主义的道路，试图建立一种新人道主义。我不跟他们走。然而去年，我赞成上天的沉默，充满激情地阅读了亨利·庞加莱的作品。我喜欢在人世间，而人道主义——除非是革命者，可《法兰西杂志》里谈到的人不是革命者——意味着可以达到普世而仍然是资产者。然而我刚刚突然注意到，这样一种希望是一种诱饵。从今往后，我只会给予我的智力生活一种相对价值，因为它在使我获得所有人的尊重方面失败了。我祈求不屈的坚韧，使我能够不理会其他人的评价。我躲进“深藏不露的自我”之中，决定我的存在要服从于这个自我。

(1)Titus Lucretius Carus（约公元前93—约公元前50），拉丁诗人和哲学家，作有唯一的长诗《物性论》。

拒绝空话、拒绝伪善、拒绝舒适，这种否定的态度，文学将之表现为积极的伦理。它把我们的不安变成一种寻求：我们寻求救赎。我们否定了我们的阶级，是为了居住在上帝心里。“罪孽是上帝网开一面之处。”斯塔尼斯拉斯·菲梅在《我们的波德莱尔》里写道。因此，非道德主义不仅是对社会的挑战，而且使人可以到达上帝那里。信教的人和不信教的人都乐于用这个称号；依前者所想，指的是一个难以接近的存在；依后者所想，指的是一种令人晕头转向的不存在。二者没有多大区别，我容易把克洛岱尔和纪德搞混。在他们两个人笔下，就资产阶级社会而言，上帝被定义为他者，凡是属于他者的，表示都是上帝的某种东西。贝玑笔下圣女贞德心灵的空虚，侵蚀着维约莱娜⁽¹³⁾的麻风病，我从中认出了折磨纳塔奈尔⁽¹⁴⁾的渴望。一种非凡的牺牲和一桩没有动机的罪行之间，并没有很大距离。我从茜妮⁽¹⁵⁾身上看到拉夫卡迪奥⁽¹⁶⁾的妹妹。重要的是脱离人世，那样就接近永恒了。

(2)Juvenal（55—约127），罗马最后也是最有影响的一位讽刺诗人。

我恰恰与这些失去常态的富家子弟处于同样的情形：我脱离了自己所属的阶级，向何处去呢？不可能降格到“低下阶层”。人们能够也应该帮助他们往高处走。可是现在在日记里，我对阿纳托尔·法朗士的享乐主义和“挤在电影院里”的工人的唯物主义同样厌恶。由于在世间没有任何适合我的位置，我就愉快地打算永远不在任何地方驻足。我心怀不安。至于真诚，我自小就向往。在我周围，大家都谴责说谎话，但都小心翼翼地避免讲真话。今天我之所以如此难以开口说话，是因为我厌恶像周围的人那样说假话。我以不亚于别人的热情接受非道德主义。当然我不赞成在利益驱使下去偷盗，也不赞成追求淫乐的床笫之欢。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动机，而是出于绝望和反抗——当然是假设的——我会毫不犹豫容忍一切罪过，包括强奸和暗杀。作恶，这是拒绝给体面人当任何帮凶最激进的方式。

(3)《七日谈》为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瓦鲁瓦的短篇小说集，包括72篇短篇小说和故事，受薄伽丘《十日谈》之启发，题名为《七日谈》。

巴雷斯、纪德、瓦莱里、克洛岱尔，我对新一代作家充满敬慕。我狂热地阅读年龄比我大的年轻作家的所有小说和散文。我从他们身上认出了我自己，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在同一条船上。他们像我一样是资产者，像我一样感到不自在。战争毁掉了他们的安全感，而没有使他们脱离自己的阶级；他们反抗，但仅仅是反抗他们的父母、反抗家庭和传统。战争期间他们被迫听信的谎言令他们恶心，他们要求有权正视事物，知道事物的真相。不过他们根本没有想要颠覆社会，而局限于仔细研究自己心灵的状态，主张“真诚地对待自己”。他们摒弃陈词滥调、老生常谈，拒绝他们看到已溃败的古代道德，但并不试图创立另一种道德。他们更倾向于断言不应该为任何事情作出牺牲，强烈地表示不安。一切赶潮流的青年人都感到不安。一九二五年封斋节期间，桑松神甫在巴黎圣母院布道，就提到“人类的不安”。由于厌恶旧道德，最大胆的人甚至对善与恶也提出质疑，而赞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魔鬼附身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了他们的偶像之一。某些人倡导自傲的唯美主义，另一些人则归附于非道德主义。

(4)Copeau，Dullin，Jouvet，都是法国演员、导演，也是作家，都对舞台艺术进行探索。

我本来相信自己是在一条胜利的道路上前进，可是突然发现自己卷进了一场斗争，这令我张皇失措。我感觉受到冲击，好久才镇定下来。无论如何，文学帮助我从困境中振作了起来，感到自豪。“家庭，我憎恨你！家庭隔绝，门关闭了。”梅纳克⁽¹²⁾的诅咒让我相信，我对家庭感到厌倦时，就在为一桩神圣的事业服务。阅读巴雷斯早期的作品让我了解到，“自由人”不可避免地要引起“野蛮人”的憎恨，他首先应该反击他们。我不是默默地忍受不幸，而是在勇敢地战斗。

(5)Madame Pitoeff，侨居法国的俄国导演和演出人，指导在法国演出的外国戏剧。

这个想法把我吓坏了，尤其因为现在我见他们对我表示敌视，就用敌视对待他们。过去我决心不要像他们一样时，感到对他们还是敬爱的，并不抱敌意。可是现在，他们讨厌我身上有别于他们而我自己最珍视的东西。我从怜悯变成了愤怒。他们多么自信真理在他们一边！他们拒绝任何改变、任何异议，对一切问题都持否定态度。为了理解世界，为了找到自我，我必须逃避他们。

(6)Giaconio Inaudi（1867—1950），意大利计算天才，极为擅长心算。

这则寓言表达了我最不容易摆脱的心病：防备别人、保护自己，因为父母不是责备我，就是要求我信任他们。母亲经常对我说，她遭受过外婆的冷漠，希望成为她两个女儿的朋友。可是她怎么能够和我促膝谈心呢？在她眼里，我是一个濒危的灵魂，一个要拯救的灵魂，是一件东西。她的信念之坚定使她不可能作出丝毫让步。她盘问我，并不是为了在我们之间寻求谅解的基础，那是在探察。每当她问我一个问题，我总觉得她是通过一个锁孔在窥视我。仅仅她申明对我拥有权利这一点就令我寒心。她把这种做法的失败归咎于我，想方设法制伏我的反抗，办法就是对我表示关心，可是她的关心使我的反抗更强烈。她恼火地说：“西蒙娜宁愿把身子脱光，也不肯把藏在心里的想法讲出来。”的确，我异常沉默。甚至与父亲，我也放弃争论。我没有任何机会影响他的看法，我的理由都在一堵墙上撞得粉碎。他一劳永逸地、像母亲一样彻底地断定是我错了，甚至不再试图说服我，只是伺机挑我的错。最没有危害的交谈也隐藏着陷阱，父母把我的话按他们特有的方式表达出来，把与我的想法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想法归咎于我。我一直挣扎着反抗语言的压迫，现在常常暗自重复巴雷斯这句话：“为什么让词语这样生硬而明确地来曲解我们复杂的思想？”我一张开嘴，就立刻克制住自己，被重新禁闭在这个世界里。我花了好些年才逃出这个世界。在那里每样东西都毫无疑义有自己的名称、自己的位置、自己的作用；在那里恨与爱、善与恶像黑与白一样分明；在那里一切都事先分好类、编好目录，都被了解、被理解，被不可改变地作了评判。这个世界有着峭拔的山脊，处在无法逃避的光线照射之下，没有任何疑虑的阴影掠过它上空。我宁愿保持沉默。只是父母不能将就，认为我忘恩负义。其实我远不像父亲想象的那样无情无义，因此感到伤心，晚上常常躺在床上哭泣，甚至会当着他们的面号啕大哭。他们感到不快，变本加厉地指责我是白眼狼。我想出一个防卫的办法：以缓和的方式回答他们，说假话。但又不甘心这样做，觉得是背叛自己。我决定“说真话，不拐弯抹角，不加解释”。这样既可避免伪装自己的想法，也可避免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不过这样做不怎么机灵，会激怒父母，而又无法平息他们的好奇心。实际上不存在什么解决办法，我无计可施。父母既无法忍受我对他们说的话，也无法忍受我的沉默。我冒险对他们解释几句，他们会惊得目瞪口呆。“你把生活看偏了，生活并没有这么复杂。”母亲说。可是，我如果退避不予理睬，父亲又会哀叹我完全没了感情，只会耍心眼。他们议论要把我送到国外去，四处征求意见，显得慌乱不安。我尝试硬着头皮顶住，鼓励自己不要怕指责、不要怕嘲笑，也不要怕被误解。别人对我有什么看法，别人的看法有没有根据，都不要紧。一旦抱定这种无所谓的态度，不想笑我也笑得出来，别人怎么议论我都怡然自得。不过这样我觉得自己与别人决绝了。我看镜子里别人眼里的那个人，那不是我，我不在，到处都不在，到哪里去找回我呢？我精神迷惘。“活着就得说谎。”我沮丧地说。按理说，我没有任何理由反对说谎。可是实际上，不停地给自己制作假面具是很累人的。有时我觉得自己就要精疲力竭了，就要甘心重新变得与别人一样了。

(7)Louis-Hubert-Gonzalve Lyautey（1854—1934），法国国务活动家、军人、法国元帅，曾任摩洛哥总督。

我已经觉得应该把我正在体验孤独的感受传达给其他人。四月份，我写了一本小说开头的数页。我化名艾丽雅娜，与几个表兄弟、表姐妹在一个公园里散步，在草地里抓到一只金龟子。“给我们看。”大家都说。我小心戒备地将手握起来。大家非要看不可，我挣脱他们就跑，他们在后面追。我气喘吁吁，心怦怦乱跳，便钻进了树林子，摆脱了他们，低声哭起来。不一会儿我揩干眼泪，自言自语：“永远不让任何人看到。”然后慢慢回到家里。“她觉得自己足够坚强，能顶住所有攻打和示好，保护她唯一的财产，一直紧握她的手。”

(8)Charles Peguy（1873—1914），法国诗人、哲学家。

然而我坚持自己的决定：服务。我在日记里对勒南提出异议：伟人自己并非目的本身，他只有促进人类普遍的知识和道德水平的提高，才能为自己正名。天主教教义让我相信，不要把任何个人，哪怕是最不幸的人，看成是无关紧要的；所有人都同样有权实现我所称的永恒的本质。我的道路已经明确地确定：完善自我、充实自我，在一部能帮助其他人生活的作品里表现自我。

(9)Jean Cocteau（1889—1963），20世纪法国艺术家，兼擅诗歌、小说、戏剧、电影、小品文、芭蕾舞剧以及绘画。

谁也不接受本来的我，谁也不爱我。我决计要好好爱自己，来弥补这种被遗弃。过去我自我感觉不错，但很少想到要了解自己；今后我打算剖析自己、审视自己、观察自己。在日记里，我与自己对话。我进入了一个世界，那里的新鲜事物令我惊愕不已。我明白了悲伤与忧郁、从容与冷漠的区别所在，明白了心灵的犹豫和狂热、重大的舍弃引起的反响，希望暗暗的絮语。我情怀激荡，就像晚上在蓝色的山丘后面仰望变幻莫测的夜空。我既是景物又是目光，我仅仅靠自己和为自己而存在。我庆幸放逐把我驱赶到了如此强烈的快乐之中；我看不起那些不懂得这种快乐的人，惊愕自己居然没有这种快乐而生活了那么长时间。

(10)Le Grand Meaulnes，法国作家阿兰-傅尼埃的名作，也有译为《大个儿摩尔纳》。

我们的分歧相当迅速地加剧。如果父亲表现得宽容些，我本来可以接受我这样一位父亲。我还什么也不是，正在决定我将成为什么样的人，为此采纳了一些与他相反的看法和兴趣，这就使得他认为我是存心否定他。另一方面，我的倾向是什么，他看得比我清楚得多。我拒绝精英赖以出人头地的等级制度、价值观和虚套子。我认为，我的批评只不过是要使精英摆脱长辈毫无意义的庇荫。事实上意味着摆脱这种关系。我觉得只有个人才是真实的、重要的。最终我不可避免地喜欢整个社会胜过喜欢我的阶级。总之敌对是由我挑起的。但是我没有意识到为什么父亲和他身边的人都谴责我。我跌进了一个陷阱。资产阶级让我深信它的利益与人类的利益分不开。我以为能够与资产阶级和睦相处，掌握对所有人都有价值的真理。可是当我要接近真理时，它却起来反对我。我感到“痛苦，目瞪口呆，晕头转向”。是谁愚弄了我？为什么、怎样愚弄了我？不管怎样，我是不公正的受害者，我的怨恨情绪渐渐演变成了反抗。

(11)La princesse de Lamballe，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亲密女伴。

父亲把阿纳托尔·法朗士视为这个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假期末他让我读《红百合》和《诸神渴了》。我表现得很不热心。他硬要我读，在我十八岁生日时送了我一套四卷本的《文学人生》。法朗士的享乐主义令我气愤。他从艺术里只寻求自私的快乐。“多么低俗！”我想道。我也瞧不起莫泊桑的小说之平庸，而父亲将它们视为杰作。我礼貌地说出自己的看法，他却大为恼火。他觉得我的厌恶态度是对许多事物提出质疑。当我抨击某些传统时，他就更严肃地发火了。每年整个家族要在一个或另一个堂姐妹家聚会几次，吃午饭或晚饭，我总是不耐烦地忍受。我断言，重要的是感情，而不是婚姻和血缘关系的巧合。父亲崇尚家族，开始认为我没心没肺。我不同意他的婚姻观。他倒不像马比耶夫妇那么古板，在婚姻里给爱情留了相当宽松的位置。但是我不把爱情和友谊分开，而他看不出这两种情感有任何共同之处。我不能接受夫妻两个之中一个“欺骗”另一个，如果彼此不再适合，那就应该分手。我感到气愤的是，父亲允许丈夫“偷鸡摸狗”。从不关心政治的角度讲，我不是女权主义者，不在乎选举权。但在我眼里，男人和女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我要求他们要严格地相互尊重。父亲对女性的态度对我是一种伤害。总的来讲，资产阶级轻浮的偷情、恋爱和通奸令我恶心。伯父加斯东带我与妹妹和堂姐去看米兰达的一出无伤大雅的轻歌剧：《热辣辣》。回来之后我表示强烈反感，使父母感到非常意外，因为我阅读纪德和普鲁斯特时都十分泰然自若。通常的性道德观令我愤慨的，包括其纵容的一面和严厉的一面。我读一则社会新闻时惊愕地了解到，堕胎是一种犯罪行为。在我身体里发生的事情只与我自己有关，任何理由都不能让我松口。

(12)Ménalque，纪德《人间食粮》中的人物。

我是通过父亲知道自己命运严峻的。我本来指望得到他的支持、同情和赞赏，可是这些他都不肯给予我，令我深感失望。在我雄心勃勃的目标和他忧心忡忡的怀疑之间，有着很大的距离。他的道德准则要求看重习俗；至于个人，他们在世间除了避免烦恼和尽可能地享受生活，不需要做任何事情。父亲经常重复说应该有一个理想。他虽然讨厌意大利人，但同时又羡慕他们，因为墨索里尼给他们提供了一种理想。然而他没有给我指出任何理想。鉴于他的年龄和处境，我觉得他的态度是正常的，觉得他也许能理解我的态度。在许多问题上如国际联盟、左翼联盟、摩洛哥战争等，我没有任何看法，赞同他对我所说的一切。我们的分歧在我看来一点也不严重，所以起初我没有做任何努力缩小我们的分歧。

(13)Violaine，克洛岱尔《给马利亚报信》里虚构的人物。

“我孤独。人总是孤独的。我会永远孤独。”在这本日记里，从头到尾我都看到一再重复的这句话。这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完全变了。”有时我自豪地这样想。从自己的变化中，我看到了有一天大家都将承认的一种优势的保证。我与一个叛逆者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想成为一个不平常的人，做一些不平常的事，永远不停地继续我一生下来就开始了的进步。因此我必须摒弃旧例，打破常规。我相信不脱离资产阶级而超越资产者的平庸是可以做到的。资产阶级对普世价值观的虔信我想是真诚的。我想我有权清算传统、习俗、成见和一切特性，以便弘扬理性、美、善和进步。如果我的一生能获得成功，干成一番给人类增光的事业，我将像赞塔小姐一样，被人们接受和赞赏。我突然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人们远远谈不上赞赏我，连接受我都谈不上；人们不仅不给我编织花环，还根本容不下我。我陷入了焦虑，因为我明白人们不仅指责我现在的态度，更指责我为之奋斗的未来。这种排斥将不会停止。我没想到存在一些与我阶层不同的阶层，这里或那里会有几个人从群众里脱颖而出。可是这些人我几乎没有机会遇到一个，即使与一两个人结下了友谊，也不能给我遭到放逐的痛苦带来安慰。我一直受到疼爱、关怀、器重，希望有人爱我；我的命运的严峻令我害怕。

(14)Nathanaël，纪德《人间食粮》里虚构的人物。

我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顺利地度过了。年复一年，我始终认识自己。但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刚刚出现了一个决定性的断裂。对德西尔学校、神甫和我的同学，我记忆犹新，可是对于几个月前还是一个文静的中学生的我，根本无法理解了。现在我对自己心灵的状态比对外部世界要关心得多。我开始记日记，并在说明中写道：“不管什么人如果偷看了这些日记，我永远不会原谅他。他的做法是一种丑恶行为。请重视这一警告，尽管我的郑重其事看似有点可笑。”我还小心翼翼地把这本日记藏起来，不让别人看到。在日记里，我照抄了我最喜欢的书里的一些段落，同时反躬自问、自我剖析、庆幸自己的变化。我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我的日记并没有讲清楚，很多事情在其中没有提到，因为我还没有足够的时间距离。然而，重读这些日记，有些事实一目了然。

(15)Sygne，克洛岱尔《人质》里虚构的人物。

父母皱眉头。母亲把书分成两类：严肃作品和小说。在她眼里，阅读小说即使不是有罪的也是无聊的消遣，她斥责我阅读莫里亚克、拉迪盖、季洛杜、拉尔博、普鲁斯特等作家的作品是浪费时间，不如用这些时间去了解俾路支、朗巴尔亲王夫人⁽¹¹⁾、鳗的生活习性、女人的灵魂或金字塔的秘密。父亲瞄了一眼我最喜欢的作家，断定他们都自命不凡、晦涩难懂、标新立异、堕落颓废、伤风败俗。他严厉责备雅克尤其不该把马塞尔·阿尔兰的小说《艾蒂安》借给我。父母已经没有办法审查我该读什么书，但是他们常常为此生气，大发雷霆。对这些攻击我也感到恼火。我们之间酝酿的冲突日益激化。

(16)Lafcadio，纪德《梵蒂冈地窖》里虚构的人物。

但是这些书并没令我失望，而是让我困惑、惊叹、心荡神驰。除了我指出过的个别例外，通常我把文学作品视为文物，怀着或多或少的兴趣进行探索，有时还欣赏，但它们与我无关。突然，一些有血有肉的人，嘴巴附在我耳边，对我谈论起他们自己和我来了，表达种种向往和不平，正是我不知道如何表达却明白的不平。我把圣热纳薇耶芙图书馆劫掠一空：我阅读纪德、克洛岱尔、雅姆，头脑兴奋，太阳穴发涨，激动得透不过气来。我把雅克书架上的书都读完了，又去“图书友人之家”借阅，阿德丽安娜·莫尼埃穿着棕色呢长袍端坐在那里。我太贪婪，对只给借阅两本书不满足，偷偷地拿了五六本塞进书包。困难的是阅读完之后把它放回书架，我害怕不能悉数归还。天气晴朗时，我跑到卢森堡公园，在阳光下看书，兴奋地绕着喷水池转悠，心里默念着自己喜欢的句子。我常常坐在天主教学院的自修室里看书，这家学院离我家只有几步路，为我提供了一个安静的去处。在那里我坐在一张黑色的课桌前面，处在虔诚的大学生和穿长裙的神学院学生中间，热泪盈眶地阅读雅克最喜欢的那本小说，它的题目不叫《大个子莫尔》，而是《大个子莫林》⁽¹⁰⁾。我像过去沉浸在祈祷之中一样沉浸在阅读之中。文学在我的生活中占据了宗教曾经占据的位置。它渗透了我的整个生活，改变了它的面貌。我所喜爱的书籍成了一部《圣经》，向我提供忠告和帮助。我抄录很长的段落，熟记一些新的感恩歌、新的祈祷文，一些圣诗、格言和预言。我背诵这些神圣的片断，净化自己生活的每时每刻。我的激情、眼泪和希望同样真诚，词语、韵律、诗句和诗节并不为我充当掩饰，而是默默地拯救我不能向任何人诉说的所有这些内心遭遇。它们在我与存在于某处、触摸不到的知音之间，创造一种和谐一致。我不是经历自己个人卑微的历史，而是置身于一部伟大的精神史诗之中。数月之间，我从文学中汲取着养料，这是当时我能够深入的唯一的实际。

(17)Jules Laforgue（1860—1887），法国印象派诗人，抒情讽刺诗大师，“自由诗体”创始人之一。

接待我的是老女管家艾丽莎，她说：“雅克不在家，不过他在他卧室里留下了要交给的东西。”雅克写了一张字条：“请原谅，我的老朋友西蒙娜，这几本书你拿去吧！”我看见他书桌上有十来本颜色像酸味糖包装纸一样鲜艳的书：几本浅黄绿色的蒙泰朗的作品、一本覆盆子红的科克托的作品，几本柠檬黄的巴雷斯的作品，还有几本克洛岱尔和瓦莱里的，都是雪白的底子衬托出鲜红的颜色。通过透明的纸我反复念那些书名：《波托马克河》《人间食粮》《给马利亚报信》《剑影下的天堂》《论血、快感和死亡》。有许多书我已经接触过，但这些不属于一般的书。我期待有不同寻常的新发现。可是一本本翻开一看，我几乎感到吃惊，里面尽是轻易可以看懂的通常词语。

(18)Jacques Rivière（1886—1925），法国作家，其小说《爱人》出版于1922年。

随后那周，雅克来我们家敲门时，我父母外出了。在这种情况下，往常他与我妹妹和我开一会儿玩笑，就会离开，可是这一回他留了下来。他给我们朗诵了一首科克托⁽⁹⁾的诗，给了我一些阅读方面的建议，列举了一堆我从来没听说过的人名，特别向我推荐了一本我想似乎题目叫《大个子莫尔》的小说。“明天上我家来，我借给你几本书。”他离开时对我说道。

(19)乌尔苏拉会为天主教女修会。

三月份，我引人注目地获得了文学结业文凭。加利克向我祝贺。朗贝尔小姐把我叫到她办公室，打量、端详着我，说我前途无量。几天之后，雅克来家里吃晚饭，大家快要散去时，他把我拉到一旁说：“我前天见到加利克，大家都在谈论你。”他对我的学习和我的打算认真地问了几个问题。“明天上午我开汽车带你去布洛涅森林里兜兜风。”最后他出乎意料地说。我心里很不平静！我成功啦，雅克对我感兴趣了！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啊，我单独和雅克坐着汽车沿湖岸行驶。他满面春风地说：“你喜欢急刹车吗？”话音刚落，我的脸便朝挡风玻璃撞去。在我们这种年龄，居然还可以体验孩提时代的快乐！我们一同回忆童年：维兰堡、《大众天文学》、《老查理》和我捡的马口铁罐头盒。“我让你跑了多少路啊，我可怜的西蒙娜！”他愉快地对我说。我用断断续续的句子，试图给他讲我的困难、我的问题。他严肃地摇摇头。将近十一点，他让我在布拉尔街的网球场前面下车，狡黠地笑一笑，说：“你知道，人嘛，即使获得了学士学位，还是可以很好相处的。”好相处的人、很好相处、被意中人所接受，这是最大的提升。我迈着胜利的步伐穿过网球场。某种事情发生了，某种事情开始了。“我刚去了布洛涅森林。”我自豪地向我的女友们宣布，非常兴奋、前言不搭后语地讲述着我的兜风。莎莎以怀疑的眼神打量着我，问道：“你今天上午怎么啦？”我感到幸福。

(20)Georges Braque（1882—1963），法国画家、雕塑家。

有一个人可能帮助我，就是雅克，我否认了自己有一夜过早落下的热泪。不，我不爱他；我就是爱，也不会爱他。不过我渴望他的友谊。一天我在他父母家吃晚饭，入席之前我们在客厅里耽搁了一会，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母亲语气生硬地提醒我要守规矩。“对不起，”雅克微微一笑对她说：“我们在谈论夏尔·莫拉的《内心的音乐》。”我闷闷不乐地喝自己的汤。怎么让他知道我不再嘲笑自己不理解的事物？如果他向我介绍他所喜欢的诗和书，我会洗耳恭听。“我们在谈论《内心的音乐》……”我心里常常重复这句话，体味着他的伤感，那里面透露出一点点希望的余味。

(21)Henri Matisse（1869—1954），法国画家、雕塑家。

至于我妹妹，她这一年倒是挺顺利，中学毕业会考成绩出色，在德西尔学校大家都对她友好，她有了自己喜欢的新朋友。她不太为我担心。我估计不久的将来，她也会成为一位心安理得的少妇。“宝贝蛋嘛，咱们让她出嫁。”父母很有把握地说。我仍然喜欢跟她在一起，但不管怎样，她只是个孩子，我什么也不告诉她。

(22)Paul Verlaine（1844—1896），法国诗人，代表作品有《绿》等。

莎莎并没有估量我对加利克的仰慕整个儿有多么强烈，只是认为我对他的仰慕太过分。她学习上比较节制，很少外出，把很多时间花在家庭上，没有偏离常规。我狂热地响应的这种呼唤没有触动她，我有点脱离她了。她在巴斯克地区过完圣诞节之后，奇怪地变得冷漠了，课照样听，但目光暗淡无神，不再笑，很少说话，对自己的生活漠不关心，我对自己生活的关心竟没有引起她的任何共鸣。“我的全部欲望就是睡觉，睡着永远不要醒来。”有一天她对我说。我没太重视她这句话，莎莎常常经历悲观的危机，她这次所经历的危机我以为是源于她对未来的担忧。这个学年对她而言只是一种缓冲。她所担心的命运临近了，我可能觉得她既没有力量抗争，也没有力量屈从，所以希望永远睡着，不再忧虑。我心里责备她自认失败，觉得这种情绪已经意味着放弃。而她那一方面，则从我的乐观情绪看到了我轻易地适应现有秩序的证据。我们两个都脱离社会，莎莎是因为绝望，我则是因为狂热的希望。我们的孤独感无助于我们的团结。相反，我们隐隐约约地互不信任，我们之间的沉默日益加深。

(23)Jean-Richard Block（1884—1947），法国散文家、小说家、剧作家。

每次见到加利克，我的愿望就变得更加坚定。我坐在泰莱丝和莎莎之间，嘴唇发干，等待着他出现的时刻。两个伙伴漠不关心的态度令我吃惊，我觉得所有人都该心潮澎湃。莎莎对加利克的尊重不是毫无保留的。她对他总是迟到感到不快。“准时是国王的礼数。”一天她在黑板上写道。加利克一坐下来，就在讲台下面架起二郎腿，露出浅紫色的吊袜带。莎莎批评这种放任。我不理解她为何如此吹毛求疵，但感到庆幸：如果有另一个女孩子像我一样崇敬欣赏我的这位英雄说的话和微笑，我会忍受不了。我希望了解他的一切。我的童年训练了我沉思默想的技巧。我运用这种技巧，按照从他那儿听到的某个字眼，试着猜度他的内心世界。但是我研究他所依据的线索有限，仅仅是他所讲的课和他有点仓促地发表在《青年杂志》上的评论文章。而且我往往太无知，不知道怎样利用这些材料。有一位加利克经常引用的作家，就是贝玑⁽⁸⁾。这个贝玑是何许人？一天下午，他笑一下对自己的大胆表示歉意，然后悄悄说出的那个姓纪德的人又是何许人？课后，他总是进入朗贝尔小姐的办公室，他们一起谈论什么？我有一天是否也配与加利克平等地谈一谈呢？我幻想能有一两次。“像你一样的女孩子，爱蕾，天生要成为英雄的伴侣的。”我穿过圣叙尔皮斯广场时，这个遥远的预言蓦然闪烁在潮乎乎的暮色中。马塞尔·蒂奈尔是否为我占了卜？爱蕾先是为一位懒散而富有的年轻诗人动了心，后来被一位情感高尚、年龄比她大得多的使徒的德行征服了。如今在我眼里，加利克的优点使雅克的魅力黯然失色。我际遇了自己的命运吗？我只是怯生生地把玩一下这种预兆。加利克已经结婚，这令人扫兴。我只不过希望稍许为他存在而已。我加倍努力赢得他的尊重，我成功了。一篇关于龙萨的论文、对一首《致艾莱娜的十四行诗》的注释、关于达朗贝尔的一堂课，受到令人陶醉的赞扬。我在班上名列前茅，紧随我之后的是莎莎。加利克鼓励我们三月份的考期一到就报名参加文学结业文凭考试。

(24)Léon Brunschvicg（1869—1944），法国批判唯心主义哲学家。

毫无疑问，我采取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怨恨。父母觉得我不合他们的意，我干脆让自己变得讨厌。母亲让我穿着不要讲究，父亲则责备我穿着不像样子，我成了一个邋遢鬼。他们不想理解我，我就陷入了沉默和怪僻，希望自己完全让人看不透，同时自己设法排遣无聊。我生性不懂得顺从，把天生的朴素推到极致，使之成为自己的一种爱好。既然失去了快乐，我便选择了禁欲。但我不是无精打采地挨过单调乏味的每一天，而是朝前走去，默默无言，目光凝视，奔向一个看不见的目标。我让学习弄得自己困顿不堪，疲劳使我感到充实。我的过分努力也有积极意义。长期以来我决意摆脱可怕的日常平庸。加利克的榜样使这种希望变成了一种意志。我不肯再忍耐，迫不及待地踏上英雄主义的道路。

(25)Monsieur Teste,法国诗人保尔·瓦莱里笔下的人物，1896年瓦莱里出版了《与台斯特先生促膝夜谈》。

我从来都不愿意浪费时间，然而我责备自己过去生活得懵里懵懂。今后我要仔细地利用每一刻时间。我睡得少了，梳洗马马虎虎，根本不再照镜子，只是简单地刷刷牙，从来不清洗指甲；不允许自己看无聊的书、无益地闲聊，不允许自己有任何娱乐。要不是母亲反对，连每周六早晨打网球我也放弃了。吃饭的时候我也拿本书，不是学希腊语动词，就是寻求一个问题的解答。父亲生气了，但我充耳不闻，他厌倦了，便由着我。母亲接待朋友时，我硬是不肯去客厅里。有时母亲发火了，我才让步，但屁股坐在椅子边上，咬住嘴唇一声不吭，一副气鼓鼓的样子。母亲没辙了，只好赶快打发我走。在家里，在亲人们中间，大家都对我不修边幅、沉默寡言、不讲礼貌表示吃惊。我很快被视为怪物。

(26)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德国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

我回到家里，头脑兴奋，在门厅里脱掉大衣。摘下头上黑色的帽子时，我突然愣住了，两眼盯住地毡上那些磨坏的线，听到自己心里一个声音急切地说：“我的一生必须尽责，我一生中的一切都必须尽责！”令我愕然的是，有一点显而易见：无穷无尽的任务在等待着我，我责无旁贷；如果我允许自己有一点点浪费，就是背弃自己的使命，损害人类。“一切都将尽责！”我嗓子发紧地自言自语。这是庄严的誓言。我这样发誓时心情非常激动，等于面对天地，义无反顾地拿自己的未来为这一誓言担保。

(27)Octave Hamelin（1856—1907），法国哲学家。

我如饥似渴地听着这些话，这些话并不扰乱我的世界，丝毫不会导致我对自己的不满，但听起来绝对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诚然，我周围的人们都提倡忠诚，但规定以家庭圈子为限。出了家庭圈子，别人就不是自家人了。加利克扫除了这些界限。世间只存在一个巨大的共同体，其所有成员皆是我的兄弟。消除所有界限和所有隔离，走出我的阶级，抛开我的皮囊——这个口号激励着我。我想象不出，除了给予人类知识和美，还有什么办法能为人类提供更有效的服务。我打算报名参加团队，我特别赞赏地注视着加利克提供的榜样。我终于遇到了这样一个男人，他不是被动地接受一种命运，而是选择自己的人生。他的生存有目的、有意义，代表了一种思想，是这种思想美好的必然结果。这张谦逊的脸，带着生动但并不灿烂的微笑，这是一张英雄的脸，一张超乎常人的脸。

(28)美国的一起引起极大争议的案件。意大利移民工人萨柯和万泽蒂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被控在一起抢劫案中杀死工厂出纳员和保安，由陪审团裁定有罪，判处他们死刑，社会党提出异议，世界各地举行抗议示威。

我每周最开心的时刻，是上加利克的课。我越来越仰慕他。在圣马利亚学院，人们都说加利克在巴黎搞文学本来前程无量，但他没有任何个人野心，连论文都没有集中精力做完，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团队”的工作。他作为禁欲者生活在美丽城的一座平民楼里，相当经常地举行宣传报告会。在雅克介绍下，我获准和我母亲一起出席了这样一次报告会。雅克领着我们来到一排豪华的房间里，里面摆好了一排排金色靠背的红色椅子。他让我们坐下后，就去和一些人握手。他似乎认识所有人，多么让我羡慕！房间里挺热，我穿着孝服感到透不过气来，这里的人我一个也不认得。加利克出现了，我忘记了其他一切，甚至我自己。他那权威的声音征服了我。他对我们讲述，他二十岁的时候，在战壕里发现了一种消除了一切社会隔阂的友情所带来的快乐。停战之后他恢复了学业，但不愿失去这种友情带来的快乐。民众生活中的这种隔阂，将资产阶级的青年人和工人阶级的青年人分隔开，他觉得就像手足受到了戕害。另一方面，他认为所有人都有权享有文化。他相信利奥泰⁽⁷⁾在摩洛哥的一次演说中所表达的下述想法是真理：人与人之间除了各种各样的差别，总是存在一个共同点。在这个基础上，他决定在大学生和平民子弟之间创立一种交流方式，使大学生摆脱孤芳自赏，使平民子弟摆脱愚昧无知。让两部分人学会相互了解和相互热爱，从而共同致力于促成各阶级的调和。“由仇恨引起的斗争不可能产生社会进步，”加利克在掌声中肯定地说，“社会进步只能通过友谊去实现。”他让几个同学参与他的计划，帮助他在勒伊组建了第一个文化中心。他们争取到了支持和赞助，运动发展壮大了，现在在全法国拥有约一万男女青年成员，一千二百名教师成员。加利克本人是一位坚定不移的天主教徒，但没给自己确定任何宗教使命。他的合作者之中有一些不信教的人。他认为人类应该在人道方面互相帮助。最后，他用响亮的声音说：“只要善待老百姓，老百姓就是善良的。资产阶级拒绝向老百姓伸出手，将犯一个严重的错误，其后果将落到它自己头上。”

(29)Emile-Auguste Chartier（1868—1951），法国哲学家、教育家、散文家。以阿兰的笔名闻名于世。

我当然不明白分裂着我父亲的矛盾，但很快就明白我自己处境的矛盾。我不折不扣地顺从他的意志，他似乎为此感到恼火。他让我务必好好学习，可是又责备我成天埋头在书本里。看到他那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人家还以为我是违反了他的意愿而走上这条道路的呢，其实这条道路是他为我选择的。我弄不明白自己有何罪过，感到浑身不自在，心头积压着怨气。

(30)Simone Weil（1909—1943），法国女神秘主义者、社会哲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抵抗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总之，我除了在考试中获得成功，在其余时间没有为父亲争过什么光。因此他对我的文凭看得极重，鼓励我多拿文凭。他这种强烈的要求使我相信，他为自己的女儿是一个有头脑的女人而自豪。其实相反，只有出色的成绩才能消除他所感到的尴尬。如果我同时读三个学士学位，我就会成为像伊瑙迪⁽⁶⁾那样的人，一种不能用通常标准来衡量的人；我的命运就不再反映家庭的衰落，而是一种天赋在命运奇特安排下的结果。

(31)法国诗人弗兰西斯·雅姆诗中的人物。

明天我将背叛我的阶级，现在我已经背弃了我的性别。这一点父亲也是不甘心的，因为他崇拜女孩子，真正的女孩子。我堂妹让娜就是这种理想的化身，她现在仍然相信小孩子是从花椰菜里生出来的。父亲曾经试图让我保持愚昧无知的状态。过去他常说，我就是十八岁了，他还是要禁止我读诗人弗朗索瓦·科佩的故事集。现在他同意我什么都可以阅读。可是在他眼里，一个有阅历的姑娘，与维克多·玛格丽特最近在一本色情作品里所描写的毫无管束的姑娘，没有多大区别。哪怕我至少保全了他的面子呢！有一个出类拔萃的女儿，他也可以将就了，如果这个女儿能小心翼翼地避免变得奇异的话。可是连这个我也做不到。我过了不懂事的年龄，经常重新自我欣赏地照镜子；而在人多的场合，我的样子不起眼。我的女朋友们，包括莎莎，都怡然自得地扮演着上流社会的角色，在她们的母亲接待客人的日子，出面给客人们端茶，脸上挂着微笑，可爱地说一些毫无意义的话。我嘛，很难露出微笑，也不知道装出可爱、风趣甚至随和的样子。父母经常拿一些姑娘给我做榜样，她们在知识方面都出类拔萃，而且在沙龙里也都表现出色。我感到恼火，因为我知道这些姑娘的情况与我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她们学习是出于爱好，而我是职业性的。这一年我准备考文学、拉丁文和普通数学文凭，还学习希腊语。我自己制订了这个计划，困难让我开心。正是为了强制自己欣然付出这种努力，学习不应该代表我的生活中一种附带的东西，而应该是我生活的本身。对周围人们议论的事情我不感兴趣。我没有破坏性的想法，事实上我几乎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想法，尽管我成天在训练自己思考、理解、批判、反躬自问，寻求明确的真理。这种认真的态度使我无法进行社交对话。

(32)指早期基督教会历史上的宗教作家和宣教师的统称。

“真遗憾西蒙娜不是男孩子，不然她可以上综合工科学校！”我经常听到父母表示这种遗憾。在他们眼里，一个综合工科学校毕业生很了不起。可是我的性别不允许他们有这么高的抱负，父亲谨慎地准备让我将来做行政工作。然而，他厌恶那些吃公家饭的公务员，所以不无懊丧地对我说：“你嘛，将来至少有份退休金！”我选择了教师职业，使自己的情况变得更糟糕。他实际上是同意我的选择的，但远远不是从心底里表示赞同。他把所有教师都视为学究气的人。他在斯塔尼斯拉斯中学有一位同窗，名叫马塞尔·布特隆，是研究巴尔扎克的著名专家。他谈到此人总带着怜悯的神情。他觉得，耗尽自己的一生钻进故纸堆里去研究学问，极不值得。他对教师还怀有更过分的不满，因为教师属于曾经支持德雷福斯的危险派别，是知识分子。他们陶醉于自己的书本知识，固执于莫名其妙的清高和他们对普世价值的虚妄抱负，舍弃国家、种族、种姓、家族、祖国等具体的现实，而高谈阔论人权、和平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导致法兰西和文明正走向灭亡。我如果追求他们那种地位，岂不是要接受他们的观点。父亲目光敏锐，一下子就看出我可疑。后来我惊讶地发现，他不是谨慎地激励妹妹与我走同样的道路，而是宁愿让她选择一种艺术职业去碰运气。把两个女儿都推向敌人的阵营令他受不了。

(33)《淘金记》是美国电影喜剧演员卓别林演的一部重要影片。

在家里，他哀叹时世艰难。每次母亲向他要钱作为家用，他总是大为光火；他尤其抱怨两个女儿使他作出的牺牲，让我们觉得自己是不知趣地强迫他给我们施加恩惠。他之所以那样迫不及待地责备我在不懂事的年龄显得不可爱，那是因为他对我已经怀有怨恨。是啊，我不仅仅是一个负担，而且会成为他失败的活生生的体现。他的朋友、他的兄弟和他姐姐的女儿都将成为贵夫人，而我不会。当然，我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我的成绩令他感到欣慰，令他自鸣得意，消除了他的顾虑，因为看来谋生对我来讲并不是一件难事。我不知道他的自鸣得意掺和着强烈的气恼。

(34)Ludmilla Pitoëff（1895—1951），从俄国移居法国的电影导演和演员。

他顺从必然。战争过去了，毁了他，卷走了他的梦想、他的神话、他的依凭、他的希望。我以为他听天由命了，然而我错了。他不断对自己新的地位表示抗争。他特别赞赏良好的教育和优雅的举止。然而，当我和他一起在餐馆里、地铁里或火车上的时候，他说话很大声、手舞足蹈，对旁边的人的意见根本不在乎，实在令我难堪。他是要用这种赤裸裸的挑衅态度，表明自己与他们不是一类人。他坐头等车厢旅行的时候，表现得彬彬有礼，以显示自己出身高贵；坐三等车厢时，则无视礼仪的基本规则，以显示自己的高贵出身。几乎在所有地方，他都摆出既惊异又挑衅的派头，表示他的真正位置不是在那里。过去在战壕里，他当然与战友们说的是同样的语言，他曾经开心地告诉我们他的一位战友说：“当波伏瓦说‘他妈的’时，‘他妈的’就成了一个高雅的字眼。”为了表示他高雅，他越来越经常说“他妈的”。现在他所交往的人，几乎都是他认为的“普通人”。他显得比普通人还要俗气。由于得不到同等人的认可，他便故意表现得乖戾，让比他低等的人摸不清他的底细。在罕见的情况下，譬如我们去看戏时，奥德翁剧院的朋友把他介绍给一位著名女演员时，他才重新表现出上流社会的全部风雅。但在其他时候，他刻意表现得粗鄙，以致最后除了他自己，别人不能不以为他真的粗鄙。

(35)Jules Lagneau（1851—1894），法国哲学家。

在我这个阶层，当时大家认为一个姑娘进行深造不合时宜，从事一种职业更是掉价。我父亲自然是强烈的反女权主义者。我说过，他非常喜欢柯莱特·伊夫尔的小说，认为女人的位置是在家里和沙龙里。他的确欣赏柯莱特的风格、西蒙娜的表演，但像欣赏著名交际花的美貌一样，是隔着距离欣赏，不会在家里接待她们。战前，未来朝他微笑，他指望从事一种兴旺的职业，进行成功的投机，把我和妹妹两个人嫁到上流社会。他认为，一个女人要想在上流社会出类拔萃，不仅要求美貌、高雅，还要谈吐不俗、博览群书。因此，他为我在中小学取得的初步成功感到欣慰：从相貌上讲，我有希望；如果我又有知识和教养，肯定会在最优越的社会占据引人注目的位置。不过，父亲喜欢有才智的女人，但对女学者却没有任何兴趣。当他说“我的女儿们，你们别结婚，应该工作”时，他的话音含有苦涩的味道。我以为他是为我们感到惋惜。其实不是，从我们艰难的未来，他看到了自己的失落。他诅咒不公正的命运，因为这命运注定他有两个失去社会地位的女儿。

(36)Henri Sauguet（1901—1989），法国作曲家。

我待在家里丝毫不再感到开心，所以更难忍受这种被幽囚的感觉。妈妈眼睛望着上天为我的灵魂祈祷。她为我在尘世间误入歧途而唉声叹气。我们之间的一切交流都断绝了。至少我知道她惶惶不安的理由。父亲的保留态度令我吃惊，对我的刺激大得多。他应该关心我的努力和进步，应该亲切地和我谈论我正在研究的作者，可是他表现出来的完全是漠不关心，甚至表现出某种敌意。我的堂妹让娜学习上天分不高，可是总是满面笑容，十分礼貌。父亲逢人就说他兄弟有一个很可爱的女儿，说罢连连叹气。我感到气恼，根本没有想到是误会将我们父女隔开，这误会将给我的青年时期造成压力。

(37)Sergey Prokofiev（1891—1953），苏联作曲家。

很快我就不得不承认，这一年并没有给我带来我所预期的东西。对新环境的不适应，割断了与过去的联系，仿佛失去了平衡，然而并没有发现任何新天地。直到此时，我一直凑合着生活在笼子里，但我知道总有一天，而且这天正不顾一切地越来越近，门是会打开的。现在我迈出了这道门，可是依然闭关自守。多么失望！再也没有任何明确的希望支撑我。这间囚牢没有铁窗，我找不到出口。出口也许有一个，在哪儿呢？我何时才能找到呢？每天晚上我下楼倒垃圾，一边把皮壳、灰烬、废纸扔进垃圾箱，一边叩问小院子上方的那一片天空。我驻足楼门口。橱窗熠熠生辉，汽车在街上行驶，行人往来如织，外面的夜生意盎然。我重上楼梯，反感地握紧被垃圾桶弄得有点发黏的拳头。等到父母去城里吃饭时，我和妹妹赶忙跑到街上，漫无目标地闲逛，竭力捕捉我们被排除在外的盛大欢乐场面的一个回声、一道反光。

(38)Igor Fedorovitch Stravinsky（1882—1971），20世纪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原为俄罗斯人，后移居西欧，常住在法国巴黎；最后移居美国，常住在好莱坞。

一年过去了，这一年我的主要消遣是与我的几个女朋友的相会、聊天。现在除了莎莎，她们都使我厌烦。我参加过三四次她们在特雷库尔神甫主持下组织的学习讨论会，但讨论会沉闷无聊的气氛把我赶跑了。老同学们并没有很大改变，我也一样。但过去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的事业，即我们的学习。如今我们的生活各不相同了。我继续朝前走，继续成长，而她们为了适应待嫁姑娘的生活，一个个开始变得愚钝。我们各不相同的未来提前使我和她们分道扬镳了。

(39)Damia（1889—1978），法国女歌唱家。

外公经过漫长的垂危状态，在秋末辞世了。妈妈披戴黑纱，也把我的衣服染成黑色。这身孝服使我变得难看、孤单，觉得它会使我永远是这副清苦的模样了，心里开始感受到了压力。圣米歇尔大街，男孩子和女孩子成群结队闲逛，笑声不断、上咖啡馆、戏院和电影院。我呢，整个白天阅读论文，翻译卡图卢斯的作品，晚上就做数学题。父母抛弃了以往的做法，不再引导我结婚，而引导我谋求一个职业，日复一日不断地让我服从这种考虑，根本谈不上让我没有他们陪同单独外出，也根本谈不上免去我干家务活儿。

(40)Emile Verhaeren（1855—1916），用法语写作的比利时诗人。

十一月份，我开始在天主教学院进修普通数学。女孩们坐在前排，男孩们坐在后排。我觉得所有学生都是一副迟钝的模样。索邦大学的文学课令我厌倦，老师们满足于用懒洋洋的声音重复他们过去在博士论文里所写的东西。福图纳·斯特罗维斯基讲述他本周看过的戏，他疲惫的热情让我兴奋不了多久。为了消遣，我便观察梯形教室里坐在我周围的男同学和女同学。有些同学引起我的好奇，吸引我。下了课，我甚至目送一位陌生的女同学很远，她的优雅和妩媚令我惊讶；她要把她那浮在嘴唇上的微笑献给谁呢？与这些陌生的生活只稍有接触，却重新体验到了孩提时代在拉斯帕耶大街阳台上私下感受到的那种莫名的幸福。只是我不敢同任何人交谈，也没有任何人和我交谈。

(41)法国剧作家雅里（Alfred Jarry，1873—1907）的一部剧情怪诞不经的作品。

圣马利亚学院的知识水平远远高于德西尔学校。朗贝尔小姐在高级班处于主宰地位，令我敬重。她年约三十五岁，已获得大中学哲学教师资格，一个黑黑的刘海使她的面部透露出顽强，一对眼睛很明亮，目光敏锐。可是我根本见不到她。我开始学希腊文，发现自己对拉丁文一无所知，老师们都瞧不起我。至于我的新同窗们，我觉得她们也不比过去那些同学更快乐。她们都免缴住宿费和学费。作为报偿，她们要负责中级班的教学和纪律。她们之中大部分已超过结婚年龄，酸楚地认定自己永远结不了婚了。争取将来有一种体面生活的唯一机会，就是要确保考试成功。她们心里时时挂虑着这个。我试图与她们之中的几个聊一聊，可是她们都和我没有什么话好说。

(42)Julien Benda（1867—1956），法国小说家和哲学家，反对柏格森的哲学直观主义。

我隐约看到了一个迫使雅克看重我的办法。他认识在圣马利亚学院讲授法国文学课的罗贝尔·加利克。加利克创建并领导着一个称为“社会团队”的运动，其宗旨是要把文化传播到大众阶层。雅克是团队的成员之一，仰慕加利克。如果我能成功地让这位新老师赏识我，向雅克夸奖我的优点，雅克也许就不会再把我看成一个微不足道的学生了。加利克三十岁出头，金黄色的头发，有点秃顶，说话时声音活泼，略带奥弗涅口音。他讲解龙萨令我赞赏不已。我非常认真地写了第一篇论文，可是只有一位穿平民服上课的多明我会修女受到称赞。我和莎莎得了一个宽容分十一分，仅略略高于班上其他人。泰莱丝则落在我们后面很远。

(43)Charles Forbes René de Montalembert（1810—1870），法国演说家、政治家和历史学家。

一天傍晚，我一下公共汽车，就瞥见房子前面停放着雅克的汽车。雅克拥有一辆小小的汽车已有一段时间。我三步并作两步登上楼梯。雅克不如过去那么勤来看望我们了。我父母不能原谅他文学方面的兴趣，他大概对我父母的嘲笑有些恼火。父亲认为只有他青年时代的偶像才有才华。照他的说法，外国作家和现代作家之所以取得成功，全在于人们附庸风雅。他认为阿尔丰斯·都德远在狄更斯之上。有人对他谈俄国小说，他直耸肩膀。音乐学院的一个学生，与他一块在排练让诺一出名为《回归大地》的戏，一天晚上冲动地说：“应该深深地向易卜生鞠躬！”父亲大笑道：“是吗？我可不鞠躬！”外国的作品，无论是英国作品、斯拉夫语作品，还是北欧作品，统统烦人、艰涩、幼稚。至于前卫作家和前卫画家，他们都厚颜无耻地拿人类的愚蠢做文章。父亲欣赏某些青年作家的纯朴自然，他们包括加比·莫尔莱、弗雷斯奈、布朗夏尔、夏尔·布瓦耶等。可是他认为高波、杜兰、儒韦⁽⁴⁾的探索徒劳无益。他讨厌比托叶夫兄弟⁽⁵⁾那两个外国佬。凡是不赞同他的看法的人，他就把人家视为坏法国人。因此，雅克总是回避争论，总是滔滔不绝用甜言蜜语和我父亲开玩笑，笑嘻嘻地讨好母亲，但小心翼翼地什么也不谈论。这一点令我感到遗憾，因为每当他偶尔暴露自己的观点，所谈的事情都是我惊讶和感兴趣的。我不再觉得他自命不凡，他对世界、人类、绘画和文学，所知道的东西比我多得多。我真希望他让我分享他的感受。这天晚上像往常一样，他还是把我当成他的小表妹看待，但是他的声音和微笑是那样亲切，仅仅再见到他，我就感到非常高兴。我的头枕在枕头上，眼睛里涌出了热泪。“我哭了，就是说我爱上了。”我喜不自胜地想道。十七岁：我到了爱的年龄。

(44)Plotinus（205—270），又译普罗提诺，公元3世纪具有宗教天资的伟大哲人，将罗马帝国时复苏的柏拉图主义改造成为新柏拉图主义。

这个学年的教学大纲上有卢克莱修⁽¹⁾、尤维纳利斯⁽²⁾、《七日谈》⁽³⁾、狄德罗。如果我仍然像父母所希望的那样懵懂无知，冲击会猝不及防。这一点父母觉察到了。一天下午，我一个人待在书房里，母亲在我对面坐下来，犹豫片刻，脸一红说：“有些事情你应该知道。”我也脸红起来，忙说：“我知道。”她没有好奇地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们都松了口气，谈话到此为止。几天后，她把我叫到她的卧室里，有点尴尬地问我宗教方面怎么样了。我的心怦怦跳起来，回答说：“唔，我有一段时间不信教了。”她脸色大变，说：“我可怜的孩子！”说着关上房门，不让妹妹听到我们的谈话。她用恳求的语气简单提醒我上帝是存在的，然后无能为力地挥一下手，就不说话了，眼里噙满泪水。我遗憾给她造成了痛苦，但心头轻松了许多，终于可以无须掩饰地生活了。

(45)Charles-Ferdinand Ramuz（1878—1947），用法语写作的瑞士作家。

从走上圣热娜薇耶芙图书馆的楼梯起，我就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我进入专供女读者坐的区域，在一张大桌子前坐下。这张桌子像德西尔学校的桌子一样，铺着黑色单面仿皮漆布。我埋头阅读《人间喜剧》或者《一位名士的回忆录》。我对面坐着一位成年小姐，一顶画有鸟的宽大帽子遮住了脸，正在翻阅旧《政府公报》的合订本，一边低声自言自语，一边笑。那时，这间阅览室出入自由，许多怪人和半流浪者栖身在里面。他们自言自语，哼小调，啃面包头。有一个人头上戴顶纸帽子，来回踱步。我觉得自己已经远远离开德西尔学校的自习室，终于投身于繁华的人世之中。“成功啦，我成了大学生！”我愉快地想道。我穿了一件花格呢连衣裙，是我自己缲的边，崭新的，按我的身材剪裁的，我查阅目录，来来去去，忙得很哩。我觉得自己看上去妩媚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