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不信教，最伟大的作家、最优秀的思想家都像他一样奉行怀疑主义。总的来讲，上教堂的主要是妇女。我开始觉得下面这种情况不合常理和令人困惑；都说真理是女人的特权，而实际上男人无可争议地胜过女人。同时，我认为最严重的灾难莫过于失去信仰，我常常力图让自己确信能避免这种危险，相当深入地接受宗教教育，上护教理论课。对于针对神默启的真理的任何异议，我都会以巧妙的论据加以反驳。其实我并不掌握任何一条可以证明默启真理的论据。钟和钟匠的寓意不能令我信服。我对痛苦根本就是一无所知，不可能从中引出不利于上帝的论据，可是世界的和谐在我看来也并不十分明显。基督和众多圣人显示了超自然的力量，然而据我所知，《圣经》、福音书及圣迹、显灵，仅仅是由教会的权威确认的。爸爸常说：“卢尔德的最大圣迹就是卢尔德本身。”宗教上的现象只有对信者有说服力，今天我不怀疑圣母身穿白蓝色长袍出现在贝尔纳黛特面前，明天我也许会怀疑。信教者承认存在这种循环论证，因为他们公开主张信仰要求圣宠。我并不认为上帝对我恶作剧，从来就拒绝给予我圣宠。但是我还是希望找到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倒是找到了一个，它就是圣女贞德的声音。贞德是历史人物，父亲和母亲同样崇敬她。她可既不是说谎的人，也不是看到宗教幻象的人，怎能否认她的这个证据呢？她整个奇特的遭遇证实：上帝的声音对她说了话。这是科学地确认了的事实，我不清楚父亲是怎样设法回避了它的。
我挣脱了这只沉重的手，将憎恶集中在那个篡夺了上帝通灵者角色的叛徒身上。当我走出小教堂时，上帝又恢复了他那全能的威严，我勉强修补了苍天。我在圣叙尔皮斯教堂的拱门下徘徊，想寻找一位忏悔师，这位忏悔师应该不会以不纯净的人话，篡改从上天传来的信息。我先后试探了一位红棕色头发和一位棕色头发的忏悔师，成功地使棕色头发的忏悔师对我的心灵产生了兴趣。他给我指点了几个默想的主题，并借给我一本《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神学概要》。可是，在空荡荡的大教堂里，我感觉不如在学校的小教堂里暖和。这位新忏悔师并非从我小时候就为我安排的，而是我自己有点盲目地选择的。他不是一位神甫，我不能完全依赖他。我评判、蔑视过一位神甫，因此在我眼里，任何神甫都不再是最高审判者。人世间没有任何人能不折不扣地代表上帝。我单独面对上帝，因此心灵深处存在一种不安：上帝是谁呢？确切地讲，他想要什么呢？他站在哪个阵营呢？
在梅里尼亚克的一天晚上，我像许多晚上一样趴在卧室的窗台上。牲口棚热烘烘的气味升向透明的空中。我的祈祷稍微加快了一点，然后又放慢了。整个白天，我一直在吃禁止吃的苹果，同时阅读一本巴尔扎克禁书中一个男人和一位悍妇奇特的爱情故事。在入睡之前，我总要给自己讲述一些奇妙的故事，使自己处于一种奇妙的状态。“这是罪孽。”我对自己说。不可能更长时间地遮遮掩掩，因为经常不断地阳奉阴违、说假话、胡思乱想都是不老实的行为。我将双手伸进桂樱清凉的叶丛中，聆听着汩汩的水声，明白没有什么能让我放弃尘世的快乐。“我不再信奉上帝。”我并不很惊愕地对自己说。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如果还信奉上帝，就不会乐于追求冒犯上帝的心灵快乐。较之于永恒，这个世界算不了什么；这个世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爱它。突然变得没有分量的是上帝。应该让上帝之名不再仅仅涵盖一种幻景。长期以来我对上帝的看法是纯洁化、理想化了的，以至于不知道他究竟是何面目，与尘世有何具体联系，甚至弄不清他是否存在。上帝的完美排斥他的真实性。所以当我注意到在我心里和天上上帝都不存在时，我几乎不感到惊讶。我并非为了摆脱一个碍手碍脚者而否认上帝的存在。相反，我发现上帝不再介入我的生活，因此我断定他不再为我而存在了。
在这次事件中，上帝并未受到损害，但差一点就受到损害了。我之所以忙不迭地指责我的告解师，那是为了驱散那顷刻间使天空变得阴沉的可怕怀疑：上帝也许小心眼，像一个老虔婆一样爱找麻烦；上帝也许愚不可及！在神甫说话的时候，仿佛一只愚蠢的手抓住了我的后颈，按下我的头，让我的脸贴住地面；直到我离开人世，这只手想一直强迫我爬行，双眼被污泥和黑暗迷得什么也看不见，始终与真理、自由和一切快乐绝缘，活着无异于一种灾难和耻辱。
我不可避免地要最终做这种了结。我过于极端，不可能生活在上帝的眼皮子底下，而对尘世既说是又说不。另一方面，我厌恶心术不正的不信教者突然变成圣人，肯定上帝却在生活中与上帝毫无干系。我想象不出与上天妥协的办法。我们拒绝上帝的尽管很少，但如果上帝存在，那就太多了；我们给予上帝的尽管很少，但如果上帝不存在，那就太多。对上帝的诚意吹毛求疵，对上帝的好恶百般挑剔，如此的要挟令我恶心。所以我不试图耍花招，一旦心里弄明白了，就立即作出决断。
我猜想他一定很吃惊，但也许觉得自己受到职业秘密的约束，所以我没有听说他把我的变节告诉任何人，他没有试图对我进行解释。朝夕之间，决裂就完成了。
父亲的怀疑主义为我开辟了道路。我不会单枪匹马地去大胆冒险。能够超越我的童年和性别，与我所仰慕的自由思想者们和谐相处，我甚至感到十分宽慰。圣女贞德听到的声音并不使我感到很困惑，倒是其他一些谜令我惊奇。不过宗教已经使我习惯了神秘。我更容易想象出一个没有创世者的世界，而不那么容易想象出一个为世界各种矛盾负责的创世者。我的不信神永远不会动摇。
我的做法得到的是失望。自七岁以来，我每个月向马丁神甫忏悔两次，告诉他自己的心灵状态，责备自己领圣体时缺乏热忱，祈祷不专心，很少想到上帝。对这些小小的松懈，神甫的应对是高格调的训诫。一天，他抛开礼节，用亲切的口吻对我说道：“我听说我们的小西蒙娜变了……不听话，爱吵闹，开始犟嘴了……今后应该注意这些事情。”我的面颊热辣辣的，恐惧地看着这个伪君子。过去这些年，我一直把他视为上帝的代表。他突然撩起教士长袍，露出虔婆的衬裙：原来他的教士长袍只不过是一种伪装，掩盖着一个靠流言蜚语过日子的长舌妇。我离开告解座，头都要气炸了，决心永远不再踏进这个地方。从此我觉得跪在马丁神甫面前，就像跪在“吓鸟雀的稻草人”面前一样令人反感。每当我在学校的走廊里瞥见他的黑袍时，我的心就怦怦乱跳，我就赶紧逃跑。他令我肉体上感到不舒服，似乎神甫的欺骗行为使我成了秽淫的同谋。
然而宇宙的面貌改变了。在随后的日子里，我坐在那棵红山毛榉树或那些银白色的杨树下面，在极度不安之中不止一次感受到上天的空幻。过去，我处在一幅生动图画的中央，这幅图画的颜色和光线是上帝本人选定的，万物都在轻轻地歌唱着上帝的荣光。可是突然之间，一切都哑然无声了。多么寂静！地球在没有任何目光穿透的空间转动。我迷失在广袤无边的地球表面，迷失在太空之中，形单影只。形单影只：我头一回明白了这个词组可怕的涵义。形单影只：没有旁观者，没有交谈者，没有可求助的对象。我胸膛里的气息，我血管里的血液，我脑子里的胡思乱想，这一切都不是为了任何人而存在。我站起来，向大花园跑去，在妈妈和玛格丽特伯母之间的木豆树下坐下。我多么渴望听到人的声音啊！
造化对我谈论上帝。可是在我看来，对于人类生息的这个世界，上帝显然是完全陌生的。正如深居梵蒂冈的教皇，无需操心现世发生的事情，住在浩瀚天国的上帝，也没有必要过问人间世事的细节。我早就学会了区分上帝的权威和世俗的权威。我在班上的傲慢表现，我私下读的书，都与上帝无关。年复一年，我的虔诚与日俱增，同时不断净化。我鄙视平淡无味的道德说教，而重视绝对信仰。我祈祷、静思，试图让自己的心灵感觉上帝的存在。将近十二岁时，我想出了一些苦修方式：把自己反锁在我唯一的避难所洗手间里，用一块浮石在身上摩擦，直到摩擦出血来，还取下脖子上的金项链抽打自己。我这种热忱收效甚微。我那些虔敬的书里谈论了很多进步、迁升；灵魂在陡峭的小径上攀登，跨越重重障碍，有时还要穿越寸草不生的沙漠，而后上天的甘露给了他们抚慰。这是一次十足的冒险。实际上，就智力而言，我在掌握知识方面一天天进步，但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接近了上帝。我企盼显圣，希望出神入化，在我心灵里或在我之外发生一点什么事情。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我做的种种功课，最终全像是瞎胡闹。我鼓励自己要有耐心，指望有一天我会重新处于永恒的中心，不可思议地脱离了尘世。在这之前，我无拘无束地生活着，因为我的努力处于很高的精神境界，庸俗琐事不可能扰乱其宁静。
我有了另一个发现。在巴黎的一天下午，我明白了人注定要死的。家里除了我没有任何人，我克制不住自己的绝望，又是喊叫，又是拍打红地毡。丧魂落魄地站起来之后，我问自己：“其他人是怎样办的？我怎么办？”心灵受着恐惧的折磨，活上整整一辈子，我觉得根本办不到。我心里想，等到大限快到时，那时都已经三四十岁了。肯定会想：“就是明天的事啦！”那怎么受得了？较之于死亡本身，我更害怕这种惊恐，那不久将至的劫数，万劫不复的劫数。
我对遥远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远远不如对自己的切身问题如道德、自己的内心生活和自己与上帝的关系等关心。我开始思索的正是这些问题。
幸好，整个学年之中，这类心血来潮的冥想机会不多。我没有闲暇，也没有这份清静。至于我的日常生活，信仰的改变并没有使之改变。我发现上帝对我的行为没有任何影响，便不再信仰上帝。因此在我放弃上帝时，我的行为并没有什么变化。我想道德规范的必要性是来自上帝，但这种道德规范已经深深地铭刻在我心里，在我放弃信上帝之后，依然完好无损地留在心里。我不像母亲，她的权威是靠了神授的力量；我是出于敬重而赋予上帝的旨意神圣的性质。我继续服从上帝的旨意。责任感、功德心、性方面的禁忌，一切都保留了下来。
是沃拉贝尔的《二次复辟的历史》使我倾向于自由主义。我用两个夏天读完了祖父书柜里的七册书。我为拿破仑的失败落了泪，并且痛恨君主制度、保守主义者和蒙昧主义。我希望由理性来治理人类，热烈拥护民主，因为我认为民主会确保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自由。我到此止步。
我不考虑向父亲开诚布公，那样会使他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我独自守住自己的秘密，觉得这秘密沉甸甸的。有生以来头一回，我感觉到善与真不相吻合。我情不自禁地以别人的眼光，以母亲、莎莎、同学们甚至那些老小姐的眼光，以曾经的另一个我的眼光，看待我自己。前一年，哲学课堂上有一位高个子女同学，大家窃窃私语议论她“不信教”。但她学习好，又没有说不合时宜的话，所以学校没有开除她。可是，我在走廊里看见她的脸时，总有一种害怕的感觉，她那副呆滞无神的样子，比玻璃球假眼睛还让人感到不安。现在轮到我感觉自己是一匹害群之马了。使我的情况变得更为严重的是，我还装模作样，照样去做弥撒、领圣体，神情冷漠地吞下圣体饼。然而我知道，按照信众的看法，我是在亵渎圣物。掩盖罪过等于加倍犯罪。可是我怎么敢承认呢？人家会戳我的脊梁骨，把我赶出学校，使我失去莎莎的友谊。在妈妈心目中，这是多么严重的丑闻！我只能说谎。这不是无关痛痒的说谎，它将玷污我的一生。有时，尤其面对我钦佩的正直的莎莎时，我感觉它像一种耻辱压得我抬不起头来。我重新成了我无法驱除的魔法的受害者，因为我并没有做任何坏事，却觉得自己有罪。如果大人们判定我是个伪君子，一个蔑视宗教、奸诈而变态的孩子，我会觉得他们的判定既非常不公正，又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我是以双重的方式生存着：为自己生存的方式和为别人生存的方式，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我盲目地顺从权威。《法兰西行动》报和《新民主报》之间爆发了一场冲突。出售保王党报纸的人仗着人数上的优势，向马克·桑尼埃(13)的支持者发动攻击，拿一瓶瓶蓖麻油灌他们。爸爸和他和朋友们为这件事感到很开心。我从小就学会了取笑坏人的痛苦，也不多动脑筋想一想为什么，就凭着对爸爸的信任，认为开玩笑是很有趣的事情。我和莎莎沿圣伯努瓦街往上走时，很有兴致地提起这件事。莎莎板起面孔，反感地说：“真叫人恶心！”我顿时语塞，狼狈不堪。至此我才明白，我是懵里懵懂拾了爸爸的牙慧，而自己头脑里空空如也。莎莎也表达了她家人的看法。在《犁沟报》被教会禁止之前，她父亲是该报社的人，现在仍然认为天主教徒负有社会责任，不接受莫拉(14)的理论。这无疑是一种协调一致的立场，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要了解情况只能这样。莎莎的义愤和她对暴力的厌恶是由衷的。我说起话来恰似学舌的鹦鹉，根本没有动脑子。莎莎的蔑视令我痛苦，但更让我不知所措的，是刚刚显示出来的她与我父亲之间的分歧。父亲耸耸肩膀，说莎莎只是个孩子。这个回答不能令我满意。我头一回不得不自己拿出主见。可是，我什么也不了解，什么主见也拿不出来。我从这件事得出的唯一结论是，我们可以与父亲有不同的看法，即使不能保证是真理。
有时，我感到自己被另眼相看、遭到诅咒和孤立，因而非常痛苦，希望重陷谬误。我需要把鲁林神甫借给我的《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神学概要》还给他。我又去圣叙尔皮斯教堂，在神工架上跪下，承认我疏于圣事已有好几个月，因为我不再信教。神甫看到我手里的《概要》，权衡我从多么高的地方跌落了下来，大为惊骇，思量之后粗声粗气地问我：“知道你犯了多么严重的罪吗？”我提出异议。他不相信我，嘱咐我多做祈祷。我决意作为一个被逐出教门的人生活下去。
我很难独立思考，因为人们教给我的那套价值体系既僵化又没有条理。父母如果相互争论，我可以使他们彼此对立。一种卓越的、严格的理论，应该能为我年轻的逻辑提供牢固的支撑点。我同时受到宗教的道德规范和父亲的国家主义的熏陶，因而陷入了矛盾之中，无论是母亲还是那些女老师，都不怀疑教皇是圣灵选中的。然而父亲不准教皇染指俗事；母亲和父亲的想法一样。利奥八世在通谕中谈论“社会问题”，因而背叛了自己的使命：庇护十世对社会问题只字不提因而成了圣人。因此我必须理解这种悖论：被上帝选中在人间代表上帝的人，不应该操心人间的事情。法兰西是天主教会的长女，她应该顺从自己的母亲。然而国家的价值准则先于天主教的道德准则。当有人在圣叙尔皮斯为“中欧挨饿的孩子们”募捐时，母亲气愤地拒绝给“德国佬”捐款。在任何情况下，爱国主义和对秩序的关心都比基督教的慈善重要。说谎就是冒犯上帝。可是爸爸公开说，亨利上校(12)作了一次假，其表现堪称一个诚实而伟大的人。杀人是犯罪，但不应该取消死刑，人们很早就教我学会决疑论的辨异，彻底区分上帝与恺撒，让每个人承担自己的责任。但恺撒总是胜过上帝，令我困惑不解，同时通过福音书的一节节经文和《震旦报》的一栏栏新闻去看世界，看法肯定模糊不清。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低着头，只好仰仗权威的庇护。
这个时期我读了一本小说，它映现了我被放逐的情形。这本小说就是乔治·艾略特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它比过去读的《小妇人》给我的印象还深刻。我是躺在梅里尼亚克一片栗林的苔藓地上读的英文版本。棕色头发，热爱大自然、阅读和生活，太听从自己的本能，不能遵守周围的人都遵守的习俗，但对自己所喜爱一位兄弟的责备很敏感，麦琪·塔利弗像我一样被别人和自己所分裂。我在她身上认出了我自己。她与借书给她的那个年轻驼子的友谊，像乔与劳里的友谊一样令我激动。我希望她嫁给那个年轻驼子。可是这一回爱情又随着童年破灭了。麦琪爱上了一位表妹的未婚夫斯蒂芬，无意中征服了他。斯蒂芬使她的名誉受到损害，她出于对露西的忠诚而拒绝嫁给他。村里人原谅了被正当的婚礼认可的背信弃义。他们不能原谅麦琪为了良心的呼唤连面子都不顾。甚至她的兄弟也不赞成她。我只理解爱情加友谊。在我心目中，相互交换和一块讨论的书，会在一个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子之间建立起永恒的联系。我理解不了麦琪为何被斯蒂芬吸引。不过既然她爱斯蒂芬，就不应该放弃他。麦琪遭到误解、诽谤和所有人的抛弃，躲进了旧磨坊，正是在这时我心里燃起了对她的爱怜。我哭她的死哭了好几个钟头。其他人谴责她，因为她比他们有价值。我像她一样，今后我认为自己的孤立并不是可耻的标志，而是选择的象征。我不会因为孤立而想死。透过这位女主人公，我把自己等同于其作者：总有一天，一位少女，另一个我本人，将用眼泪浸透一本讲述我自己的故事的小说。
有一次我偶然窥见到了贫困。路易丝与她的屋面工丈夫住在玛达姆街一间顶层的房间里。我从来没有踏进过七层的房子。那条狭窄得可怜的走廊，两边十一二扇一模一样的门，我见了心里不是滋味。路易丝那个小小的房间里面有一张铁床、一个摇篮、一张桌子，上面搁了一个炉子。她睡觉、做饭、吃饭都在这四壁之间。和一个男人生活在这四壁之间，整条走廊两边，一些人家挤住在同样狭小的房间里，憋闷得透不过气。我所生活的地方那种拥挤，资产者所过日子的单调乏味，已经让我感到压抑。我窥见了一个世界，那里的人们呼吸的空气中有一股油烟味，永远没有阳光照进那黑糊糊的地方，那里的生活等于缓慢的垂死。没过多久，路易丝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我哭了好几个钟头。这是我头一回面对面看到了不幸。我想象路易丝待在她那个房间里的样子——失去了快乐，失去了孩子，失去了一切——如此的不幸都可能让大地爆炸。“这太不公平了！”我想。我想的不仅是死去的孩子，还有七层的那条走廊。我擦干了眼泪而没有对社会提出疑问。
我早就决定要一辈子致力于脑力劳动。莎莎耻笑我，用挑衅的口气说：“像我妈一样生九个孩子，和写几本书一样有价值。”我看不出这两种命运之间共同的衡量标准。生几个孩子，孩子们又生孩子，就是没完没了无聊地重复老一套。学者、艺术家、作家、思想家创造另一种光明而快乐的世界，在那里一切都有存在的理由。我就是要去这个世界度过自己的岁月，决心在那里为自己开凿一个位置。放弃了天国，我在尘世的抱负就显露出来了：必须出人头地！躺在地上，我放眼望去，只见波浪般的草叶子，全都淹没在矮小的丛林里，全都不理会其他草叶子的存在。这种愚昧无知和漠不关心，这种无穷无尽的重复，无异于死亡。我抬头看那棵栗树，它俯瞰着周遭的景物，傲然独立。我将来要像这棵栗树。
我如此热爱乡村，以至于觉得农民的生活是幸福的。我如果见过工人的生活，就免不了要提出种种问题。可是我对工人的生活一无所知。莉莉姨妈在结婚之前无所事事，但关心慈善事业，有时带我去给经过挑选的孩子们送玩具。在我看来，那些穷人并非不幸。有许多好心人向他们布施，圣文森特-德-保罗修会的修女们就是专门致力于救助穷人的。穷人之中有一些不满分子，那是一些在圣诞之夜用烤火鸡塞得饱饱的假穷人，不然就是酗酒的坏穷人。有几本书，包括狄更斯的一些作品和法国作家埃克托尔·马洛的《苦儿流浪记》，描写了一些艰难困苦的生活。那些煤矿工人的命运我觉得可怕，他们成天钻在暗无天日的坑道里，冒着瓦斯爆炸的危险。不过有人叫我放心，说时代变了，现在工人们活干得少多了，而钱挣得多多了。自从成立了工会组织，真正受压迫的，是老板们。工人们的待遇比我们好得多，不需要“描写”了，每个礼拜天他们也吃得上鸡肉了。在市场上，他们的妻子都买最好的鸡肉，而且还能买丝袜。工作的艰苦和居住条件差，他们已习惯，不会像我们一样感到难以忍受。他们的责难没有了贫困作为借口。父亲耸耸肩膀说：“现在没有人饿死了！”是没有人饿死了，工人们之所以憎恨资产阶级，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优势。父亲说：“欲望是一种可鄙的情感。”
我为什么选择写作呢？小时候，我从来没有认真看待自己的乱涂乱写。那时我所关心的是求知。我喜欢做法语作文，可是老师们说我文笔死板。我也觉得自己没有天赋。十五岁时，我在一位朋友的纪念册里写了自己最大的爱好和打算，用来展现我的个性特点。对“你打算以后做什么”这个问题，我干脆回答说：“当著名作家。”平时触及自己特别喜欢的音乐家、自己特别喜欢的花，我总要拼凑出或多或少有点矫揉造作的见解。但是在这一点上我毫不犹豫：我渴望这个前途，并且不把其他任何前途放在心上。
相反，我不承认一个原始的事实，即财富能构成某种权力，赋予某种价值。福音书鼓吹贫困。我对路易丝比对许多有钱的夫人要尊重得多。我堂姐玛德莱娜，不向推着小车来格里埃尔送面包的面包师傅说你好，我挺生气。“应该是他们先向我问好。”玛德莱娜声称。理论上我相信所有人之间的平等。在梅里尼亚克，有一个夏天我读了一本历史书，内容是主张由纳税人参加投票选举。我抬起头说道：“阻止穷人投票是可耻的！”爸爸微微一笑，对我说，一个国家是财富的总和，正常情况下，应该由拥有财富的人来管理财富。他最后引用基佐(11)的话对我说：“发财致富吧！”爸爸的解释让我茫然不知所措。爸爸发财致富失败了。他是否认为人家剥夺了他的权利是理所当然的呢？我对此表示不满，所依据的正是他本人教给我的价值体系。他并不认为，一个人的素质是以其在银行里的账户来衡量的。他常常嘲笑“新富人”。按他的说法，精英是凭才智、文化涵养、正确的文字表达、良好的教育和健康的思想来确定的。当他以大部分选民愚昧无知为理由而反对普选时，我十分理解他：只有“开明”人士才有发言权。我信服下面这个得到被经验证明的真理充实的逻辑：知识是资产阶级的特权。下层的一些人成功地在知识方面有突出表现，但他们仍保留着某种“粗俗”。这些人一般是假才子。相反，凡是出身名门的人，身上都有点超凡脱俗的气质。说才能偶然与出身有关，这并不太令我反感，因为每个人的机遇是由上帝的旨意决定的。不管怎样，我觉得从道义上讲，这样一个事实不容置疑：我所属于的阶级远远胜过社会上其余各阶级。当我和妈妈去看望祖父的佃农们时，见到的是粪尿臭气熏天，屋内有鸡跑来跑去，十分肮脏，家具粗劣。我想这一切表现了佃农们心灵的粗俗。我看见他们在泥泞的田间劳作，满身的汗臭泥土味，从不欣赏和美的景色，根本不懂夕阳之美。他们不读书，没有理想。爸爸不怀恶意地说：这是一些“粗人”。他给我读戈宾诺的《人种不平等论》时，我立刻采纳了这种观念，即佃农们的头脑与我们的头脑不同。
头一个理由是作家们引起我的仰慕；我父亲把作家置于科学家、博学者和教授之上。我也深信作家至高无上。一位专家即使其姓名广为人知，但是他的作品也只能被为数很少的人接受。书大家都读，它们触动想象力和心灵，使它们的作者赢得最普遍和最深挚的荣誉。再者，作为女性，我觉得这些顶峰比那些准平原更易攀登；我最著名的一些姐妹都在文学方面享有盛誉。
单单说所有权在我看来是一种神圣的权利还不够。像过去看待词和词所代表的东西一样，现在我觉得业主和其财产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说“我的钱”“我的妹妹”“我的鼻子”在这三个例证中，都是肯定任何意志都无法摧毁的一种联系，因为这种联系超越一切成规而存在着。有人告诉我。为了修建通往乌泽什的铁路，国家征用了一些农民和城堡主的房地产。国家即使杀了他们，我也不会比对这更愤慨。梅里尼亚克绝对像祖父自己的生命一样是属于祖父的。
其次，我一直有交流的兴趣。在那位朋友的纪念册里，作为自己最喜爱的消遣，我列举了阅读和交谈。我爱说话。一天之中凡是给我留下印象深刻的事情，我都要讲述或者试图讲述。我害怕黑夜，害怕遗忘。把自己看到、感觉到和喜欢上的事物，抛诸脑后，闭口不谈，会使我感到心疼。一道月光唤起了我的情思，我就希望有笔和纸，善于把此景此情描写出来。十五岁上，我就喜欢阅读书信集和私人日记，例如欧仁妮·德·盖兰(15)的日记，因为这些作品力图记住时间。我也明白，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故事并非与生活不相干，而是以自己的方式表现生活。
是焦虑激励了我，我经过积极的寻找，发现了一条摆脱绝望的出路。我的安全和令我快慰的幻想，使我对社会问题无动于衷。我根本不想否定现有的秩序。
我过去希望成为小学教师，那是因为我幻想有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目标，现在我觉得文学可以使我实现这一愿望。它会使我流芳百世而弥补失去的永恒；不再有上帝来爱我，但我将燃烧在千百万人的心里。写一本以我的生平滋养的作品，我将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自己，说明我存在的理由。同时，我也将为人类尽责：有什么比书籍还更美好的礼物献给人类呢？我既关心自己，也关心他人；我接受自己的“化身”，但不放弃普世的概念。这种设想兼顾了一切，满足了十五年间在我心里滋长起来的全部向往。
我像学习地理一样驯服地学习历史，而没有想到历史可以更多地展开讨论。很小的时候，在格雷万博物馆看到被扔给狮子的殉难者，看到玛丽-安托瓦内特高贵的蜡像，我激动不已。那些迫害基督徒、迫害边打毛衣边列席国民议会的平民妇女、迫害无套裤衩的历代皇帝，在我眼里成了最可憎的恶的象征。善是教会和法兰西。教会学校里教我了解历代教皇和宗教评议会。可是我更感兴趣的是我的国家的命运。我的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家里许多谈话的内容。爸爸非常喜欢马德林(6)、勒诺特(7)、凡克-布伦塔诺(8)的著作。家里让我阅读了许多小说和历史故事、经过净化处理的卡莱特夫人(9)的整套回忆录。将近九岁的时候，我就为路易十七的不幸落过泪，钦佩过朱安党人的英雄主义。但是我很早就摒弃了君主制。权力靠继承，大部分时候落到一些低能儿手里，我觉得荒唐。由最有能力的人来进行统治，我觉得才正常。在我们国家，我知道不幸的是情况并非如此。噩运注定我们要由无耻之徒当领导人，因此，尽管法兰西在本质上高于其他所有国家，但它在世界上并没占据应有的地位。爸爸的一些朋友反对他的意见，主张把英国而不是德国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但是他们的争论没有什么结果，便一致同意把一切外国的存在视为一种嘲弄和一种危险。作为威尔逊(10)的罪恶理想主义的受害者，其未来受到德国佬和布尔什维克粗暴的现实主义威胁，法国缺少一位铁腕领袖，因而正在走向失败。而且整个文明行将沉沦。我的正在吃老本的父亲，认定整个人类将毁灭。妈妈随声附和。有红祸，有黄祸：不久，一种新的野蛮将从大地边缘、从社会底层席卷而来，革命将使世界陷入混乱。父亲以令我懊丧的满腔激情预言这些灾难。他描绘成可怕色彩的未来，就是我的未来。我热爱生活，不能接受明天的生活变成无望的哀叹。一天，我不再听任毁灭性的言论和前景在我身边浩荡而过，而是想好了进行一次反击。我想：“无论如何取得胜利的将是人。”按照父亲的说法，人们简直会以为一些无形的妖魔正准备把人类撕成碎片。不，在两个阵营里都有一些人相互对抗。但说到底，我想，占压倒优势的是大多数，不满的人是少数。如果幸福转手易主，那并非灾难，在我眼里，他者突然不再是绝对的恶；因为按理说，我看不出为什么要把据说属于我的利益看得比别人的利益重。我呼吸顺畅了。大地并没有处于危险之中。
我一直赋予爱情崇高的价值。近十三岁时，我在继《圣诞之星》之后收到的《圣诞周报》里，读到一篇颇有教益的小小说，题为《尼侬-罗丝》。虔诚的尼侬爱安德烈，安德烈也爱她。但是，她的表妹泰莱丝两眼泪汪汪的，头发披散在睡衣上，向她吐露，她为安德烈相思得人都憔悴了。经过内心的斗争和祷告，尼侬作出自我牺牲，拒绝了安德烈的求婚；安德烈一气之下娶了泰莱丝。尼侬得到了报偿，与另一个很优秀的小伙子贝尔纳结了婚。这个故事令我反感。一位小说主人公可以错误判断自己所爱的对象或者自己的感情。一种错误的或者不完全的爱情，例如大卫·科波菲尔对他的未成年妻子的爱情，可以被真正的爱情取代。但是真正的爱情一旦在一个心灵里爆发，就无法取代。无论怎样大度、怎样克己，都不可能拒绝它。我和莎莎都因法加萨罗一本题为《丹尼尔·柯蒂斯》的小说而情怀激荡。丹尼尔是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信奉天主教，与他所爱并且爱他的女人结了婚，他们相互之间非常理解，两颗心一起跳动，两个人所有想法都一致。真是天生的一对。然而，即使一种柏拉图式的友情，也引起了流言蜚语，几乎毁掉丹尼尔的前程，损害他所致力的事业。于是，两个人发誓“今生来世”都忠于他们的友谊，然后就永别了。我为此痛心和愤怒。前程和事业是抽象的。为了这些而宁可抛弃幸福和生活，我认为是荒唐的，是犯罪。这大概就是我对莎莎的友谊吧，这种友谊使我非常重视两个人的团结一致，我想，两个人一块发现世界，相互把它给予对方，因而以得天独厚的方式共同拥有它；同时，每一方又都从对方对自己的需要中，找到自己存在的决定性理由。抛弃爱情，在我看来就像一个人相信永生，而又对拯救自己的灵魂漠不关心一样荒谬。
回到巴黎，我又得受大人们支配了，继续不加批判地接受他们对世界的解释。人们无法想象有比我所受的教育还更狭隘的教育。教科书、图书、课堂、交谈，一切都趋向于同一种说法，人们绝不让我听到，哪怕是远远地、哪怕是偷偷地听到另一种说法。
我不想让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幸福溜掉。放弃隐修院之后，我就开始幻想自己的爱情，并且不带反感地想到结婚。当母亲的想法依然与我毫不相干，莎莎见到皱巴巴的新生婴儿时那么着迷，真令我吃惊。不过，生活在自己选中的一个男人身边，对我不再是不可想象。父母的家不再是监牢，马上就离开它，我会丧魂落魄的。不过，我也不再把或然离开家看成是了不得的受苦，家庭的圈子有点让我透不过气来。我偶然得到邀请，去看了由伯恩斯坦(16)的《老家》改编的一部电影，颇为震撼，其原因就在这里。女主人公处于几个孩子和一个像马比耶先生一样令人厌恶的丈夫之间，感到无聊。绕在她手腕子上的一条沉重的链子象征着她被奴役。一位热情英俊的小伙子让她摆脱了家庭。少妇穿着粗布长袍，裸露着两条胳膊，头发在风中飘荡，与她的情人手牵着手，欢欣雀跃地穿过草地。他们笑逐颜开，抓起一把把干草往对方脸上扔，我仿佛闻到了那干草的气味，从来没有感受到、欣赏到、想象到这般如痴如醉的快乐。我不知道是什么波折使一个受伤害的女人返回老家，受到丈夫亲切的欢迎。她感到悔愧，发现自己那条钢链子变成了一个玫瑰花环。这个奇迹令我感到疑惑。那令我感到陌生的快乐的流露，让我赞叹不已。这快乐我现在无法名状，但将来有一天会令我心满意足。这就是自由，这就是欢畅。大人们愁眉苦脸受桎梏的状态使我感到恐惧，他们并未发生任何出乎意料的事情。他们唉声叹气地忍受着生活；在他们的生活里，一切都是事先决定的，谁也不需要作任何决定。伯恩斯坦的女主人公敢于采取行动，阳光照耀着她。有很长一段时间，当我回首自己走向成熟那些难以把握的岁月，眼前就浮现出在草地嬉戏的一对情侣，对未来的憧憬令我情怀激荡。
我很不情愿返回巴黎。我爬到阳台上，眼前看到的只有屋顶，天空缩小成了一条轨道，空气不再给人以芬芳和抚摩，与空无一物的空间一样模糊难辨。街上的嘈杂声对我毫无意义。我呆立在那里，心里空落落，眼里噙着泪水。
我十五岁那年夏天，学年末与莎莎和其他几位同学去布洛涅森林里划过两三次船。在一条小径上，我看见一对年轻男女在我前面走，那年轻男子将手轻轻地搭在那女子的肩上。我突然激动起来，心想有一只这样亲切、几乎感觉不到重量的手搭在肩头，伴随你在生活中前行，该是多么温馨、多么亲切，从此再也不会孤独寂寞了。“两个结合在一起的人”，这句话引得我浮想联翩。无论是太近的妹妹还是太远的莎莎，都没能使我揣摩透这句话的真正含义。这之后，我在书房里看书的时候，常常会抬起头来问自己：“我能遇到一个天生属于我的男人吗？”我所阅读的书里没有给我提供任何典型。马塞尔·蒂奈尔的女主人公爱蕾，我觉得她与我比较相近。“爱蕾，你这样的姑娘，天生是给英雄做伴侣的。”她父亲这样对她说。这个预言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可是，爱蕾最终所嫁的那个红头发、大胡子的传教士，多半令我反感。我并没有想我未来的丈夫必须具有任何明确的特点，相反却对我们的关系抱有明确的想法：我对他将怀有热烈的仰慕之情。在这方面像在其他方面一样，我所渴求的是势在必行。我所相中的男人，像莎莎相中的男人一样，必须一看就知道非他莫属，否则我会寻思：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人呢？这种疑惑与真正的爱情是不相容的。等到有一天一个男人以其才智、修养和威望征服了我，我就会坠入爱河。
假期使我得以避免把沉思默想的快乐和无聊混为一谈。在巴黎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我有时假装观看。强作欣赏和由衷激动之间的区别，毫无疑问我是知道的。我也知道，要想深入了解事物的奥秘，首先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平常我的好奇心非常强烈，相信自己一旦了解就已掌握，匆匆一瞥就已了解。可是为了熟悉乡村的一隅，我一天又一天在低洼的路上游荡，一动不动地在一棵树下待上好几个钟头，于是我能感受到空气的微小颤动，感受到秋天的每一片云彩。
在这一点上，莎莎不同意我的想法。她也认为爱情意味着相互尊重和情投意合。可是她说：“如果一个男人敏感又有想象力，如果他是一位艺术家、一位诗人，那么即使他修养不高，甚至才智平庸，那又有什么要紧呢？”“那样，两个人就不能做到无话不谈。”我提出异议，“一位画家、一位音乐家不能完全理解我，他就有一部分我看不透。我嘛，希望夫妻之间一切都相通，一方为另一方担任见证者的角色，即我过去让上帝担任的角色。除非你爱上了一个与自己不同的人。我只有遇到一个比我更完美，但和我一样、心心相印的男人，才会结婚。”
即使饥肠辘辘，即使看书和思考累得我精疲力竭了，我也不情愿让身体消除疲劳，回到封闭的空间，回到被大人们安排得死死的时间里去。一天傍晚我忘记了时间。那是在格里埃尔。我在一口水塘边待了很长时间，阅读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的故事。黄昏时分我合上书，往草地上一躺，望着月亮。月亮照耀着被初夜的露水打湿的翁布里亚：此时此刻的温馨让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真想在空中抓住它，让它永远与文字凝合在书本上。我暗自说，还会有其他时刻，我一定要学会留住它们。我一动不动地躺在草地上，两眼凝望着夜空。当我推开台球室的门时，晚餐刚刚结束。劈头一片斥责的嚷嚷声。父亲本人大声地带头嚷嚷。作为惩罚，母亲宣布我第二天不得迈出大花园半步。我不敢公然违抗，整天不是坐在草地上，就是在小径上走来走去，手里拿本书，心里燃烧着怒火。那里，池塘里的水漾起涟漪，复又平静如镜；阳光变得强烈，复又变得柔和。可是没有我在场，便没有任何人在场观看。真不可忍受。“如果下雨了，如果有一个理由，”我暗自说，“我就会拿定主意。”可是，我又产生了与过去完全不一样的、使我全身发抖的反抗情绪。信口开河的一句话，就足以破坏人的快乐和满足感。被剥夺了世界和被剥夺了自由的这种失望情绪，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毫无裨益。幸好这种刁难没有再发生。总的来讲，只要能按时回家吃饭，我就能自由支配每天的时间。
我为什么要求他比我更优秀呢？我根本不想在他身上寻找一个替代我父亲的人。我珍惜自己的独立，将从事一门职业，进行写作，拥有个人的生活，绝不把自己看成一个男人的伴侣，而是我们相互为伴。不过，我对我们夫妻的这种想法，间接地受到我过去对父亲的感情影响。我所受的教育、我的修养以及像我这种社会观都使我相信，女人低一等。莎莎对此抱怀疑态度，因为她喜欢她母亲远甚于喜欢马比耶先生。我的情况正相反，父亲的威望加强了我的这种看法。我的要求部分地建立在这种看法的基础之上。作为享有特权的人的之中一分子，起步的时候就享有很大的优势，如果一个男人不绝对比我更强，那么我就认为相对讲他是个弱者，要让我承认他与我平起平坐，他就必须超过我才成。
然而比起在巴黎，我更强烈地感觉到上帝就存在我周围。在巴黎，人，拥挤不堪的人，遮住了上帝让我看不到；在这里，我看到草和云，就像上帝从混沌之中拯救出来时那样，它们带有上帝的印记。我越贴近大地，就越接近上帝；每次散步都是一种崇拜行为。上帝的绝对权力剥夺我的绝对权力。上帝以自己的方式即绝对的方式了解万事万物。但是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讲，上帝需要我的眼睛赋予树木以颜色。阳光的灼热、晨露的清凉，如若不通过我的身体，纯粹的神灵怎么感受得到呢？上帝为人类创造了这个大地，又创造了人类以显示大地之美。我一直暗暗感觉到，自己所肩负的使命是上帝交给我的。上帝非但没有把我赶下宝座，还确保了我的主宰地位。没有我的存在，创造就会滑到蒙昧的停止状态；激活创造，我就完成了自己最神圣的职责之一，而大人们则满不在乎地暴露上帝的意图。早晨我跑步跨出白色的栅栏门并钻进林中灌木丛，那是上帝本人在召唤我。他满意地注视着我望着这个他为了让我看到而创造的世界。
另一方面，我心里考虑自己，也考虑某个正在变得完美的人。我有着无止境地进步的雄心壮志；我所相中的人，从外表看要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为了使他永远配得上我，从一开始我就要确保他具有现在还仅仅存在于我的憧憬中的优点。他一出现就成为我希望成为的那种人的楷模，因此他比我强。另外，我要注意不让我们之间拉开太大距离。我不能接受他的想法和工作我理解不了，那样我会为自己的不足感到难过。爱情应该是认可我，而不是限制我。我所想的情景好比一种攀登，我的同伴比我灵活一点、强壮一点，帮助我和他一道一段一段往上攀登。我的贪欲多于慷慨，希望得到而不是付出。如果要我拉着一个慢吞吞的人往前走，我会急死的。在这种情况下，宁愿独身而不要结婚。共同生活应该促进而不是阻碍我的基本追求：拥有世界。命中注定属于我的男人，不应低于我，不应与我不同，也不要过分地高于我，能够确保我的存在，而又不失去他自己的权威。
我又变得无与伦比，又被求助。是靠了我的目光，山毛榉的红色才能与雪松的蓝色和白杨的银白色相会合。我一走，景色就消散了，它不再为任何人而存在，根本不再存在。
两三年间，这种构想引导我的幻想。对这类幻想我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重视。有一天我有点焦虑地问妹妹：“我是否永远这么丑了？我是否还有机会变成一个相当漂亮的女人，会有人爱我吗？”宝贝蛋习惯了听爸爸说我是一个男人，根本不理解我的问题：她爱我，莎莎爱我，我担心什么呢？说实话，我并没有过分焦虑不安，学业、文学和我所管的种种事情，始终是我关注的中心。我对成年后的命运不如对即将到来的事情关心。
我做人的经历是短暂的。由于没有正确的眼光和适宜的词语，我无法领会一切。大自然向我提示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许多生存方式，都是我从来不曾接近过的。我欣赏俯视着景观园的那棵橡树的孤傲；我哀叹所有小草的孤寂。我熟知早晨的淳美、黄昏的忧伤，熟知兴盛和衰败、新生和垂死。有一天，我体内的某种东西与忍冬的芬芳达到了和谐。每天傍晚我去坐在同一些欧石楠丛中，眺望波浪般起伏的浅蓝色莫内迪埃山脉；每天傍晚太阳总沉落到同一座山岳后面，红、橙、黄、绿、蓝、靛、紫七色变幻莫测。在永恒的草地里，从黎明到黑夜活跃着永远鲜活的生命。面对风云变幻的天空，忠实不同于抱残守缺，衰老并不一定是自我否定。
二年级末我十五岁半了，七月十四日随父母一块去维兰堡度假。阿丽丝姨婆过世了，我们住在蒂蒂特和雅克的母亲日耳曼娜家。雅克正在巴黎接受中学毕业会考的口试。我很喜欢蒂蒂特，她花容月貌，嘴唇丰润，从肤色可以看出气血旺盛。她与儿时的一位朋友，一个浓眉大眼很迷人的小伙子订了婚，正以不加掩饰的焦急心情等待结婚。有几个姨妈私下评论她与未婚夫的相处：“真的急不可待了。”我到的那天晚饭后，我们两个去连接花园的槌球场遛弯儿。我们默默地在一条石凳上坐下，我们之间本来就没有多少话可说。她沉思了一会儿，好奇地盯住我问道：“你真的有了学业就够了？你这样就幸福了，根本不指望别的东西了吗？”我摇摇头回答：“对我来讲这就够了。”我说的是真话。在这个学年末，我看得最远的就是下一个学年，是必须成功的中学毕业会考。蒂蒂特叹口气，又陷入她那未婚妻的沉思之中。凭理性我觉得她有点幼稚无知，尽管我同情她。第二天雅克回来了，考试通过了，他容光焕发，十分满意。他领我去网球场，要我与他打几个球，把我打败了，大大方方地表示歉意，因为他利用我陪他练球。我知道他对我不是很感兴趣。我曾经听到他敬佩地谈论一些女孩子，她们一边作学士论文、一边打网球，还外出跳舞、讲究穿戴打扮。然而，他的轻视对我不起作用，我打球笨拙，我的粉红色绸裙做工粗糙，但我从不为这些感到惋惜。我比雅克喜欢的那些女同学强，这一点有一天他自己会发现。
我不再主宰世界。楼房的门面、路人冷漠的目光都令我逃逸。正因为如此，我对乡村的热爱伴有神秘色彩。我一到达梅里尼亚克，墙壁就倒塌了，地平线就后退了。我融入了广阔无垠之中，同时依然是我自己。我的眼睑感受到阳光的温暖；这照耀天下大众的阳光，在此时此地只抚摩着我。风在白杨树周围回旋。这风来自别处，来自四面八方，搅得天翻地覆，我静静地旋转着，一直旋转到天涯海角。当月亮在天边升起时，我与遥远的城市、沙漠、海洋和村庄融为一体，此时此刻它们同我一样沐浴着月亮的光辉。我不再是一种空洞的意识、一种抽象的目光，而是黑麦波浪起伏的芬芳、是灌木丛隐隐约约的清香、是正午的闷热、是薄暮的颤动。我沉甸甸的，然而我蒸发在碧空之中，我浩瀚无垠。
过了不懂事的年龄，我不去怀念童年，而是转向未来。未来还相当遥远，不必为之惊惶，但它已令我神往。像历年夏天一样的这年夏天，我陶醉于它的辉煌灿烂。我坐在水塘边一块灰色的花岗岩上面，那是我一年前在格里埃尔发现的。一间磨坊倒映在云影飘动的池塘里。我在阅读加斯东·布瓦西埃的《考古漫步》，心里想有一天我要去帕拉蒂诺山(17)上漫步。池塘水底的云影变成了玫瑰色，我站起身，但没有拿定主意离去，背靠榛子树的树篱。晚风吹拂着、抚弄着我，我尽情地领略着它的温柔和粗暴。榛子树低语着，我听得懂它们的话语。有人在等待我：我自己。这熠熠生辉的世界，躺在我的脚下，像一头熟悉的巨大野兽。我朝那位明天即将逝去而又在我的荣光中复活的少女微笑：没有任何人的一生，没有任何人一生的任何时刻，能信守令我这颗轻信的心疯狂的诺言。
女老师们终于对我的不顺从愤怒了，并且让我知道这一点。阿德丽娜·德西尔教会学校很注意让自己区别于公立学校。公立学校点缀人的思想而不培养人的灵魂。这所学校不是在学年末根据我们的学习成绩给予我们奖励（据说这样会在我们之间造成世俗的竞争），而是于三月份在一位主教的主持下，对我们进行提名表扬和颁发奖章，主要是奖励我们的虔诚、听话，还有我们在这所学校的资历。会议在瓦格拉姆厅举行，盛况空前。最高荣誉是“荣誉提名表扬”，给予被选定的各方面都很优秀的极少数学生。其他人只能获得专项提名表扬。这一年当我的名字在肃静中庄严地响起时，我意外地听到勒热纳小姐宣布：“数学、历史和地理专项提名表扬。”同学们中传来半沮丧半满意的窃窃私语，因为只有部分同学是我的朋友。我尊严地忍受了这种侮辱。从会场里出来时，历史老师对我母亲说：莎莎的影响对我有害，不能再让我们两个在课堂上紧挨着坐在一排。我强忍着也没忍住，眼泪哗哗流了下来。这让龚特兰小姐高兴了，她以为我是为没有得到荣誉提名表扬而落泪。可我是因为听说要让我远离莎莎而气得喘不过气来。在这条凄凉的走廊里，我隐约地意识到，我的孩提时代结束了。大人们仍将我置于监护之下，但无法更长久地确保我心灵的宁静。我丝毫不引以为自豪而是孤单地承受着的自由，使我脱离了大人们。
九月末，我和妹妹应邀去默朗。妹妹最要好的朋友的父母在默朗有一座别墅。安娜-玛丽·让德隆属于一个人口众多、相当有钱、非常团结的家庭。在这个家庭里从来没有争吵，没有大声呵斥，有的只是微笑和相互关心。我又处在从我记忆中消失了的天堂里了：男孩子们带我们去塞纳河上泛舟；已二十岁的最大的女孩子，带我们乘出租车去韦尔农兜风。我们沿着俯瞰河流的峭壁上的公路行驶。迷人的景色吸引着我，但更吸引我的是克洛蒂尔德的优雅。晚上她邀请我去她的房间，我们在一起聊天。她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看点书的同时正刻苦学习钢琴。她对我谈到对音乐、对斯韦特奇纳夫人、对她的家庭的热爱。她的书桌上放满纪念品：一捆捆备受珍爱的书信、大概记有个人日记的小本子、音乐会节目单、照片、她十八岁生日时母亲所画送给她的一幅水彩画。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过去，我觉得特别值得羡慕，几乎像具有个性一样值得羡慕。她借给我几本书，对我平等相待，以姐姐般的关心给我一些忠告。我被她迷住了。我并不像钦佩莎莎一样钦佩她，她太高洁，不能像玛格丽特一样使我产生不可名状的欲望。不过我觉得她罗曼蒂克，从她身上我看到了我将要成为的那种姑娘的诱人形象。她把我们送回我们父母家，没等她拉上身后的门，我们就遭到一顿臭骂，因为我们把一支牙刷忘在默朗了！对照刚刚度过的平静的几天，重新陷入的这种尖酸刻薄的气氛，突然让我觉得透不过气来。头靠在门厅的衣柜上，我抽泣开了，妹妹也跟我一样。“真够劲，她们一回到家就哭！”父亲和母亲气鼓鼓地说。我头一回不得不承认，平常我总是默默忍受的叫喊、责骂、训斥，令我感到那么难过、不堪忍受。忍了好几个月的眼泪令我窒息。不知道妈妈是否已猜到我内心里开始摆脱她了。不过，我惹她生气，她常常对我发火，所以我想从克洛蒂尔德身上寻找一位安慰我的大姐姐。我相当经常地去她家。她漂亮的梳妆打扮、她卧室的精心布置、她的亲切态度、她的独立个性，都吸引着我。她带我去音乐会总是坐出租车——这是非常奢侈的——拿到节目单总是果断地勾出她所喜欢的节目，这令我赞赏。我们之间的关系令莎莎尤其是克洛蒂尔德的女朋友们惊讶。按照习惯，都是同年龄或相差将近一岁的女孩子相互交往。一天，我与丽丽·马比耶和另外几个大女孩子在克洛蒂尔德家喝茶。我感到不自在，交谈的乏味令我失望。还有克洛蒂尔德很虔诚，她几乎不可能充当我的领路人，因为我已不再信教。我估计她也会觉得我太年轻。她拉长了我们见面的间隔时间，我也不强求，过了几个礼拜我们就停止见面了。不久，她十分感伤地在父母包办下结了婚。
“愚蠢。”过去妹妹和我这样责骂使我们厌烦的小孩子们，现在我们这样责骂许多大人，尤其是那些女老师。和颜悦色的训诫、一本正经的啰嗦、好用夸大的字眼、装腔作势的派头，这些都是愚蠢。重视无关紧要的小事，死抱住习俗不放，不顾事实而喜欢陈腐偏见，这些也都是愚蠢。最愚蠢的，是以为我们会相信别人满嘴仁义道德的谎言。愚蠢让我们觉得好笑，这是我们寻开心的一个重要话题。可是，愚蠢也有某种可怕的东西。如果愚蠢占了上风，我们就再也没有权利思考、嘲讽、感受真正的欲望和真正的快乐。必须做的是：要么与愚蠢斗争，要么放弃生活。
学年初，外公病倒了。他的事业彻底失败了。过去，他儿子设计了一个罐头盒样品，用一枚两个苏的硬币就能打开。他企图开发这项发明，可是专利被窃。他对竞争对手提出诉讼，但官司打输了。在他的谈话中不断重复出现一些令人不安的字眼，如债主、票据、抵押等。有时我在他家吃午饭，一听到大门口有人按门铃，他就抬起一个手指头放在嘴唇边，弄得我们连大气都不敢出。他脸色发紫，目光呆滞无神。一天下午在家里他起身准备外出，含糊不清地问：“我的雨伞在哪里？”我再见到他时，他坐在一把扶手椅里，一动不动，闭着双眼，移动起来很困难，成天处于半睡半醒状态，不时抬起眼皮，对外婆说：“我有一个主意，一个好主意，我们要发财了。”他完全瘫痪了，再也离不开他那张带螺旋形立柱的大床，身上结满痂，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外婆成天照顾他，同时打小孩子穿的毛衣。外公命中注定要不断遭遇大难，外婆只有听天由命的份儿。两个人年纪那样大，他们的不幸对我几乎没什么影响。
事实上，我不再把这些老小姐看成令人尊敬的知识传播者，而看成相当可笑的过分虔诚者。她们或多或少都算是耶稣会成员，还像初为修女时把头路梳在头的一边，发了愿之后便把头路梳到头的正中了。她们以为应该以怪诞的梳妆打扮来表示她们的虔诚，都穿带灯笼袖的闪色塔夫绸短上衣，裹着带硬撑的胸衣，穿着拖地长裙。她们有的是道德，缺乏的是文凭。大家觉得出色的有杜布瓦小姐，一个上唇有褐色汗毛的女人，正在完成英语学士学位；另一位是比咏小姐，三十来岁，有人在索邦大学见到她，满脸通红，戴着手套，正在接受中学毕业会考口试。我父亲不掩饰他觉得这些虔诚的女人有点愚蠢。如果我写一篇有关散步或晚会的作文，这些老师必定要我在末尾写上“感谢上帝让我过了这愉快的一天”。我父亲对此十分恼火。他高度评价伏尔泰、博马舍，能够背诵维克多·雨果的作品，不容许有人让法国文学止步于十七世纪。他甚至向妈妈提出把我和妹妹送进公立中学，可以让我们学到更可靠的知识，而花钱更少。我急忙拒绝这个建议，让我和莎莎分开，我会失去生活的兴趣。妈妈支持我。在这一点上，我心里其实也矛盾，一方面希望留在德西尔学校，另一方面在这里不再感到开心。我继续热情地学习，但表现不如从前了。高级班的主任勒热纳小姐是一个又高又瘦的女人，口才好，能言善辩，令我敬畏。但是我和莎莎还有几个同学，嘲笑其他老师滑稽可笑。督学们没有办法让我们保持安静。课间我们都跑到一个叫“自修室”的大房间里聊天、傻笑、向负责维持秩序的女学监挑衅，把她叫做“吓麻雀的稻草人”。我妹妹更走到了极端，决计干脆变成让人恼恨的人，与她自己选择的朋友安娜-玛丽·让德隆一块，创办了《德西尔学校回声报》。莎莎借给她复印冻胶，我也不时与她们合作。我们写辛辣的抨击性文章。学校不再给我们写操行评语，但这些小姐教训我们，向我母亲告状。母亲有点不安，但由于父亲和我们一块付之一笑，她也就不过问了。我脑子里从来没有闪过这个想法：可以把这些越轨行为与某种道德含义联系到一起。自从我发现她们愚蠢，这些小姐手里就不再掌握善与恶的钥匙了。
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卖力地学习。考试临近了，不久就能成为一名女大学生的希望激励着我。这是吉利的一年。我的脸变顺眼了，我的身体不再让我觉得别扭，我的秘密不再形成那么大的压力。我对莎莎的友谊不再是对我的一种折磨。我恢复了自信。再说，莎莎也变了，我不寻思为什么，具有讥讽意味的是，她变得爱沉思默想了，并开始喜欢上了缪塞、拉科代尔、肖邦。她仍然抨击她那个阶层的伪善，但不再谴责全人类。她对我不再冷嘲热讽。
他是斯塔尼斯拉斯初级中学的走读生，在校表现优异，十四五岁的时候非常迷恋一位文学老师，在这位老师的教育下喜欢马拉美甚于喜欢罗斯丹。我父亲耸了耸肩生气了。雅克贬低《西哈诺》，却对我说不出其缺点；他以鉴赏者的样子朗诵一些晦涩难懂的诗歌，却不能让人感到美在何处。所以我同意父母的看法，他是在装腔作势。然而，在否认他的鉴赏力的同时，我又欣赏他是那样骄傲地为这些诗歌辩护。他知道不少我完全不了解的诗人和作家。跟他一道走进我们家里的，是一个对我封闭的世界的种种传闻。我多么想进入这个世界啊！爸爸常说：“西蒙娜有一副男人的头脑。西蒙娜是个男人。”可是大家都把我当姑娘对待。雅克和他的同学们读真正的书，他们了解真正的问题；他们生活在广阔的天地里，而我被关闭在儿童活动室里。我并没有灰心，对未来充满信心。靠自己的知识或才能，有一些女人在男人的世界里闯出了自己的天地。但对于人们强加给我的落伍，令我有些焦急。偶尔从斯塔尼斯拉斯中学前面经过，我就心头发紧，想起存在这校园里的秘密：一个男生班。我感觉自己在流亡。他们的老师是知识超群的男人，把光辉夺目的知识原原本本地传授给他们。而我那些年迈的女老师传授给我的知识都是经过删改、削减而且变陈旧了的。她们用代用品喂养我，把我关在笼子里。
在德西尔学校我们另成一伙。教会学校只修拉丁语系的语言。马比耶先生希望他女儿接受科学方面的教育。我则喜欢难学的东西，爱好数学。来了一位替补教师，从二年级起教我们代数、三角和物理。夏欣小姐年轻、活跃、敬业，不把时间浪费在空谈道德方面。我们学习，不干无聊的事。她很喜欢我们。当莎莎有太长时间出神发呆时，她会亲切地问她：“你去哪儿了，伊丽莎白？”莎莎愣一下，微微一笑。我们只有一对双胞胎学友总是愁眉苦脸的样子，几乎不说话。这些课堂上亲密无间的气氛我十分喜欢。拉丁语课我们获准跳一个年级，从二年级起就开始上高级班的课。与一年级学生的竞争使我处于紧张状态。中学毕业会考那天，当我回到往常的同学们之中没有了新鲜的刺激时，觉得特雷库尔神甫的知识单薄了点。他免不了常犯违背逻辑的错误。但这个酒糟鼻的胖男人，比那些小姐更思想开放，更开朗乐观。我们对他怀有好感，显然他对我们也有好感。我父母看到我们也说拉丁语系的其他语言，感到开心。将近一月份，我们开始学意大利语，很快就能读懂《爱的教育》和《我的囚室》了。莎莎学习德语。不过，我的英语老师不属于教会团体，而且对我表示友好，所以我上他的课挺愉快。相反，对历史老师龚特兰小姐啰啰嗦嗦的爱国说教我们都不耐烦，忍受不了，而勒热纳小姐则以其对文学的狭隘偏见令我们恼火。为了扩大视野，我们读很多书，相互展开讨论，在课堂上经常顽强地维护自己的观点。不知道勒热纳小姐是否足够敏锐，能够看透我。不过，现在她对我的不信任似乎远远超过了莎莎。
我觉得我认识的大部分男孩子都粗俗、狭隘。然而我知道他们属于有特权的一类。只要他们稍许表现得可爱活泼一点，我便准备接受他们的威望。我的表哥雅克从来没有失去他的威望。他与他妹妹和一位老保姆住在蒙帕纳斯大街的那座房子里，晚上常常来我们家。十三岁时，他的举止已经像个青年人。他独立的生活和在讨论中表现出的权威，使他成了一个早熟的成年人。他把我看成小表妹，我觉得正常。每次听到他按门铃，我和妹妹都很高兴。一天晚上他来得很晚，我们已经上了床，便穿着睡衣跑到书房里。“啊！这像什么话，”母亲说，“你们都是大姑娘了！”我感到惊讶。我把雅克看做哥哥。他帮助我做拉丁文翻译练习，批评我对读物的挑选，给我朗诵诗歌。一天晚上在阳台上，他朗诵了《奥林匹欧的悲伤》，而我不安地记起来，我们曾经订过婚。现在他只跟我父亲有真正的交谈。
我们与几个同学结成了友谊，常常聚在一起打扑克、聊天，夏天每个星期六上午都去布拉尔街的一个露天网球场。这几个同学无论是对莎莎还是对我，都没有一个有什么重要价值。老实讲，德西尔学校年龄大的学生都缺乏吸引力。十一年的刻苦学习使我获得了一枚镀金的银质奖章。爸爸不很热心地同意出席颁奖会，晚上抱怨说在会上看到的尽是长得丑的姑娘。其实有些同学长相还是挺好看的。只不过，我们虽都穿着节日盛装，头饰却都朴实无华，缎子和塔夫绸或强烈或柔和的颜色，衬托得我们的脸全都暗淡无光。让父亲印象尤为深刻的，是这些少女忧郁的、受压抑的神态。对此我已经非常习惯，因此看到来了一个新成员，看到她那真正愉快的笑，我顿时目瞪口呆。这位新成员是国际高尔夫球冠军。她经常旅行，留一头短发，衬衫剪裁得很合身，穿着宽大的对褶裙，有着运动员的步伐，说话大声，毫不拘束，这一切表明她是在远离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地方长大的。她英语说得很地道，拉丁语也相当不错，能在十五岁参加中学毕业会考。高乃依和拉辛则令她厌倦。“文学让我头疼。”她对我说。我叫起来：“哎！别这样说。”“为什么不这样说？既然这是实情。”她的出现使自修室里沉闷的空气活跃起来。一些事情使她觉得无聊，另一些事情则让她喜欢。她的生活中有种种乐趣，她大概对未来也抱着某种期待。我的其他同学所表现出来的忧心忡忡，更多的不在于她们萎靡不振的外表，而是因为她们听天由命。通过中学毕业会考之后，她们将要上一些历史课和文学课，接受卢浮宫或红十字会的培训以及瓷器绘画、蜡染印花、装帧等方面的培训，从事某些慈善工作。大人会不时地带她们去听歌剧《卡门》，或者带她们去拿破仑墓前转一转，目的是让她们看一位小伙子，如果运气好，就能嫁给那位小伙子。马比耶家的大女儿就是这样生活的。她做饭、跳舞，给她父亲当秘书，给她的妹妹们缝衣服。她母亲带着她去见一个又一个小伙子。莎莎告诉我，她的一个姨妈宣扬“神圣的一见钟情”论：未婚夫妇在神甫面前互相说同意结为夫妻那个时刻，圣恩就降临到了他们头上，他们就相爱了。这种习俗使莎莎气愤。有一天，她宣称在她看来，一个为利益而结婚的女人和一个妓女没什么区别。人们曾经教育她，一位基督教女信徒应该尊重自己的肉体。如果为了门当户对或为了金钱，没有爱情而委身事人，那就是不尊重自己的肉体。莎莎的情绪那样激烈令我吃惊，仿佛她自己的肉体感受到了这种无耻的交易。对我来讲，这种问题根本不存在。我会自食其力，我将是自由的。可是在莎莎的那个圈子里，她要么结婚，要么出家当修女。人们说：“独身不成志向。”她开始为未来而忧心忡忡。这是她失眠的原因吗？她睡不着，夜里常常起来，从头到脚擦科隆香水。为了提精神，早餐拿咖啡和白酒混在一起喝。她对我讲起她的这些过激行为，我才知道原来她有许多事情我并不了解。但是我鼓励她要挺住，她对我心存感激，因为我是她绝无仅有的盟友。我们共同厌恶许多事物，也有着渴求幸福的巨大愿望。
我并未因此而放松警觉。甚至当莎莎对我表现得完全友好时，甚至当她和我在一起显得很开心时，我也担心惹她讨厌。她身上这种隐蔽的“个性”，只是偶尔向我显露一点点。与她单独交谈，几乎成了我一种虔诚的幻想。一天，我去瓦雷恩街取一本她答应借给我的书。她不在家，她家里人请我进入她的卧室，我可以在里面等她，她要不了多久就会回来的。我打量贴蓝色糊墙纸的四壁。达·芬奇的《圣安娜》、十字架挂在墙上。莎莎把她最喜欢的一本书《蒙田随笔》翻开放在书桌上。我阅读她中断了、打算再读的那一页。她在里面读到什么呢？那些印刷出的符号并不比我不认字的时候更好懂。我试图用莎莎的眼睛打量这个房间，试图潜入她正在进行的独白，可是徒劳无益。我可以触摸铭刻着她的存在的一切物品，但这些物品不能把她的隐秘告诉我。它们告诉我她的存在，但把她藏起来不让我看见，甚至可以说它们藐视我，让我永远无法接近她。在我看来，莎莎的存在是那样严密地对我关闭着，拒绝给我提供任何位置。我拿了我借的那本书便逃离了。第二天我遇到她时，她似乎现出一副惊讶的样子：为什么我那么快走了？我不知道怎样向她解释；我也不能向自己承认，我经受了怎样剧烈的折磨，才换取了她给予我的幸福。
尽管我们有一些分歧，但对事物的反应往往一样。爸爸从他一位演员朋友那里，得到奥德翁剧院两张早场免费票，送给了我们。上演的是保罗·福尔的一出戏《查理六世》。我和莎莎没有大人陪伴，单独在一个包厢里坐下来时，心里非常高兴。三声锣响过，台上开演了一出黑色悲剧。查理失去了理智，第一幕末尾，他在台上游荡，惶恐不安，念着前言不搭后语的独白。我陷入了像他的疯狂一样孤独无助的焦虑之中。我看一眼莎莎，她脸色苍白。“如果再这样演，我们就走。”我提议道。她表示同意。幕布再拉开时，查理身着衬衫，在几个穿戴风帽无袖僧衣的蒙面汉手里挣扎。我们往外走。女引座员叫住我们：“你们为什么走？”“太可怕了。”我答道。她笑道：“孩子们，这不是真的，这是演戏啊。”我们知道是演戏。我们没少见过恐怖场面。
然而这种过分谨慎使我难过。莎莎暴躁、尖刻、敏感。她来到学校时一副悲痛的神情，因为她的远房小表弟前一天死了。我对她的崇拜应该使她有所感动，可是她居然毫无觉察，真让我无法忍受。既然我不能说任何话，于是筹划一个行动。这会冒很大风险：妈妈可能会觉得我的行动荒唐可笑，莎莎本人可能会觉得意外。可是我迫切需要表达自己的感情，这一次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我把自己的打算告诉母亲，母亲表示赞成。我要在莎莎生日那天送给她我亲手制作的一个袋子。我买了一块红白相间并织有金丝花纹的绸子，觉得这是一块非常考究的料子。按照《实用款式》杂志老板的意见，我把这块绸子绷在一个草编的骨架上，再缝上一层樱桃色的缎子做里子，然后把做好的袋子用绢纸包装好。莎莎生日那天，我在衣帽间等着她。当我把礼物递给她时，她惊愕地看着我，只见血液涌向她的双颊，那张脸腾地变红了。我们面对面愣了一会儿，因彼此的激动情绪而尴尬，找不到一句话、一个适当的动作来表达我们的感情。第二天我们的母亲见面时，马比耶太太亲切地说：“感谢德·波伏瓦太太为我女儿费心。”她试图把我的行为纳入大人们礼尚往来的套数之中。这时我发现自己一点也不再喜欢她。再说她失败了。已经发生了某种不可抹去的事情。
我和莎莎的相互谅解、她对我的尊重，有助于我摆脱大人们，而以我自己的眼光看待自己。然而一件小事提醒我，我依然是多么依赖大人们的判断。这件事情的发生出乎意料，是正当我心安理得、无忧无虑的时候。
我们也不经常明确地谈我们自己。这是我的错吗？事实上莎莎亲切地影射我的“矜持”。她希望我们彼此更随便吗？我对她的喜爱是狂热的，她对我的喜爱则有保留。不过，我们的过分谨慎也许责任在我吧。
像每周一样，我认真地逐字逐句地做拉丁文翻译作业，把原文和译文写成两栏。然后就是要整理成“地道的法语译文”。凑巧的是，这篇文章我的拉丁文学课本里已有译文，译得极优美，我认为无与伦比。比较起来，我搜索枯肠想出的所有表达方式，都笨拙不堪。我没有犯任何译意上的错误，保证可以得到一个好分数，但我不计较分数。客体即每个句子自有其要求，务必完美。我讨厌用我自己搞出来的笨拙译文，取代课本里提供的理想范文。于是我一字一句地照抄了印出来的那一页文字。
莎莎想不到我多么敬重她，为了她而压抑了自己的傲气。在德西尔学校的一次慈善义卖中，一位笔迹学者研究我们的书法，认为莎莎的书法显示出早熟、敏锐、文化和惊人的艺术天赋；我的书法则显示出幼稚。我接受这个评判。是的，我是一个用功的学生、一个乖孩子，仅此而已。莎莎情绪激动地大叫起来，给我以激励。我告诉了她另一项同样对我不利的分析，她在回信中提出异议，并且对我作了一个粗略的描绘：“有点矜持，思想顺从教理和习俗。我要补充的是心肠特好，非常盲目，对自己的朋友非常宽容。”
学校从来不让我们单独与特雷库尔神甫在一起，总是有一位老师坐在窗子旁边一张小桌子前面监视我们。在神甫把我们的翻译作业本还给我们之前，老师把我们的分数登记在一本簿子里。这一职责现在交给了杜布瓦小姐。她是大学毕业生，按常规上一年我要上她的拉丁文课，但是莎莎和我都看不起她，而喜欢特雷库尔神甫。杜布瓦不喜欢我。我听见她在我背后指指点点，悄悄地但怒气冲冲地故作惊讶，最后写了一张纸条放在那摞本子上，交还给神甫。神甫擦了擦单片眼镜，看了纸条，和善地笑道：“是的，西塞罗的这段话你们的课本里有译文，你们许多人注意到了。凡是最大限度保留了自己特色的学生，我给了他们最好的分数。”尽管神甫的声音充满宽容，但杜布瓦小姐的怒容和同学们不安的沉默，令我惶惶不安。或许是出于习惯，也许是出于随意和友好，神甫把我列为第一名，我得了十七分。没有一个人低于十二分。大概为了表明他并非偏袒，神甫要我逐字逐句解释一遍原文。我坚定了声音，有板有眼地作了解释。神甫向我表示祝贺，气氛缓和了。杜布瓦小姐没有敢要求大声念我的“地道的法语译文”。莎莎坐在我身边，根本没有看我的译文，她非常公正，我想她绝不会对我起疑心。但是下了课其他一些同学窃窃私语。杜布瓦小姐把我拉到一边，说她要告诉勒热纳小姐我不诚实。这样，我常常担心的情形终于出现了：秘密地但清清白白做的一件事情，一经披露出来都损害了我的名誉。我还是尊重勒热纳小姐的，一想到她看不起我，就感到痛苦。时间不可能逆转，我不可能重新再做。我永远洗不掉不白之冤！这我预感到了：真理可能是不公正的。整个晚上和夜里部分时间，我一直在自己冒失地跌入的陷阱里挣扎，无法挣脱。平时，我是用逃避、沉默、忘记来躲避困难。可是这一次，我决定斗争。为了消除显得我有过错的假象，必须说假话：我要说假话。我去办公室找勒热纳小姐，泪汪汪地对她发誓，我没有抄袭，我的译文里是无意识地借用了一些词语。我深信自己没做错任何事情，所以坦率、激烈地为自己辩护。可是，我的做法有些愚蠢：既然我是无辜的，就应该把自己的作业拿来作为物证，而我却满足于发誓。女校长不相信我，并且对我讲明她不相信我，然后不耐烦地说，这件事结束了。她没有教训我，没有对我说任何责备的话。这种冷漠本身和她干巴巴的语气让我明白，她对我没有丝毫好感。我还担心自己的错误会毁掉我在她心目中的印象，其实我早就没有任何东西可失去了。我恢复了平静。勒热纳小姐断然拒绝给予我尊重，我也不再希望得到她的尊重。
有一年假期里，她的嘲笑让我难过得要死。我和全家人去看吉迈尔瀑布。面对那公认的美丽景色，我勉强表现出热情。当然，既然我的信属于我的公开生活范畴，所以在信里我便小心地只字不提乡村给我个人的快乐，而试图对莎莎描述这次集体远游、它的美妙之处和我们的激动心情。可惜，笔调的平淡突出了我的激动心情之不真实。莎莎在回信中狡黠地含沙射影，说我不当心给她寄去了我的一篇假期作业。我简直想哭，觉得她对我的责备，有着更严重的意味，不仅仅针对我遣词造句笨拙的夸张，还暗指我处处显示出一个好学生不值一提的品行。这部分是真的，但我强烈地爱莎莎也是真的，而且不是习惯和老一套使然。我与她把我看成的角色并不完全吻合，可是我没有办法推倒这个角色，而把我的赤诚之心呈现给她。这种隔阂令我绝望。在回信中，我佯装调侃地说她坏。她感觉到她使我难过了，因为在复信中她表示歉意，说：“这是我情绪很坏所致。”我恢复了平静。
中学毕业会考前几个星期，我得到了不折不扣的快乐。天气很好，母亲允许我去卢森堡公园里学习。我坐在一片草地旁边或美第奇喷泉附近的英国式花园里。我依然留着垂及背部的长发，但绾起来压在一个无边扁平软帽里。表姐安妮经常把她穿旧的衣服送给我，这个夏天她送了我一条白色褶裙、一件蓝色印花布短上衣。配上一顶扁平窄檐草帽，我觉得自己颇有大姑娘派头了。我阅读法盖、布鲁内蒂埃、于勒·勒梅特等作家的作品，呼吸着草地的芬芳，感觉自己像那些懒洋洋地穿过公园的大学生一样自由自在。我出了公园大门，去奥德翁剧院的拱廊下闲逛。心情之激动就像十岁的时候在卡尔迪纳尔图书馆走廊里一样。书摊上有一排排精装书、切口烫金的书。我站在那里阅读两三个钟头，没有一个书贩来打扰我。所读的有阿纳托尔·法朗士、龚古尔兄弟、科莱特等人的作品，逮到什么读什么。我常常想，只要有书，我的幸福就有保障。
莎莎对其他女朋友都以“你”相称，在杜伊勒利王宫花园里，她遇到什么人就同什么人玩；她举止非常随便，甚至有点放肆。然而我与她的关系始终相当拘谨，彼此既不亲热也不顶撞。我们继续以“您”相称，交谈时彼此隔一段距离。我知道她对我的珍惜远远不如我对她的珍惜。她喜欢我甚于喜欢其他同学，但是学校生活的重要性对于我和对于她是不一样的：她依恋自己的家庭、环境、钢琴和假期，我不知道她在自己的生活中给予我什么位置。起初我并没有为此感到不安，现在我常常寻思，意识到我学习上的热情和我的听话使她厌倦。她对我究竟有多看重呢？根本谈不上向她表露我的感情或者试图了解她的感情。我在内心里已经摆脱了大人们斥责孩子们的那些陈词滥调，敢于动感情、敢于幻想、敢于有自己的欲望，甚至敢于说某些话。可是，我想象不到人可以真诚地与别人交流。在书里面，人们相互表示爱或恨，用花言巧语表达自己的情感；在生活中，人们从来不说有分量的话，所说的和所做的同样都有所节制。我们相互写的信非常符合惯例。老一套的用语莎莎比我用得更讲究一点。但是两个人谁也没有表达出任何令我们真正感动的东西。我们的母亲都看我们的信，这种检查肯定无助于感情的自由流露。甚至交谈中，我们也遵守着莫名其妙的行为准则。我们甚至还没有摆脱害羞的心理，双方都确信我们的隐私不应该公开讲。因此我只能去琢磨一些不明确的表示：莎莎片言只语的恭维都会让我高兴得不得了；她经常露出的讥讽的微笑让我心绪不宁。我们的友谊给我带来的幸福，在这些青春岁月里却时时伴随着怕惹得她不高兴的担忧。
我获准夜里可以睡得晚一些。当爸爸去了“凡尔赛”（他每天晚上去那里打桥牌），妈妈和妹妹睡下了，我独自待在书房里。我俯身窗口，夜风送来花草的阵阵芬芳，远处橱窗熠熠生辉。我摘下父亲的观剧镜，褪下套子，像过去一样窥视不熟悉的种种生活。看到的情形平淡无奇并不要紧，我过去乃至现在依然被那个小小的、黑暗的舞台所吸引：那是黑暗中一间亮着灯的房间。我的目光从一个门面移到另一个门面，夜的温馨令我心旌摇荡，暗自说：“不久我也要真正地生活了。”
她对人类的蔑视中也有愤恨情绪。她很不看重自己，世界上的其他人在她心目中也不值得看重。她去上天寻求凡间拒绝给予她的爱，她很虔诚。她所生活的环境比我所生活的环境更清一色，在那里宗教价值观得到一致而且夸张的确认。实践揭穿理论的谎言，只能更加引起愤懑的爆发。马比耶夫妇为一些慈善事业捐钱。每年全国朝圣期间，他们去卢尔德。男孩子们充当抬担架的人；女孩子们去收容所的厨房里洗餐盘。周围的人都大谈上帝、慈悲、理想。但莎莎很快发现，所有这些人看重的只是金钱和社会地位。这种虚伪令她反感。她决计用玩世不恭来防止自己虚伪。在德西尔学校，大家都说她言谈举止不合常理，但我从来没有发现她有撕破脸皮或咬牙切齿的情形。
我很愉快地参加考试。在索邦大学的阶梯教室，我接触的一些男孩子和女孩子，都是在我不熟悉的私立学校、教会学校或公立学校学习的。我摆脱了德西尔学校，来面对真实的世界。老师们都肯定我笔试考得很好，我接受口试时更是信心满满，觉得自己穿着有点太长的蓝色薄纱长裙显得有几分优雅呢！而对专门聚集在这里来评价我的优点的庄重的先生们，我找回了小时候的虚荣心。尤其是文学主考人使我得意扬扬，他用交谈的口气和我说话，问我是不是罗歇·德·波伏瓦的亲戚。我回答说这个姓名是一个笔名。他又拿龙萨(18)考问我；我一边炫耀自己的知识，一边欣赏那个探向我的睿智而沉思的头。这些高级人士，我渴望得到他们的称赞，现在我终于面对面看见了他们之中的一个！然而，拉丁语系语言考试时，主考人对我都是嘲讽的态度。“怎么，小姐！你在搜集文凭啊！”不知所措之余，我突然明白我的优异成绩可能遭人嘲笑，但我不在乎。我得到“好”的评语，那些小姐满意地将这个成绩记下来，向我表示祝贺。我父母喜笑颜开。总那样专断的雅克说过：“至少得拿‘好’的评语，或者根本不要评语。”这时他热情地向我表示恭喜，莎莎也被录取了。这段时间我关心她比关心自己少得多。
莎莎身上给我印象最强烈的，是她的玩世不恭。几年后当她对我说明其原因时，我惊愕不已。她并不同意我对她的高度评价。马比耶太太子女太多，承担了太多的“社会责任”和上流社会繁杂的义务，不可能为她的任何一个孩子付出很多。我想她的耐心和微笑掩盖着特别的冷漠。莎莎很小时就感到自己或多或少被遗弃了。后来母亲对她表现出特别的但有节制的爱。莎莎对母亲的热爱肯定是嫉妒的成分多于幸福的成分。我不知道她对父亲的抱怨是不是也包括恼恨。她对马比耶先生对丽丽的偏爱不可能毫不在乎。无论如何，一个家庭九个孩子之中的第三个孩子，不可能不觉得自己仅仅是一些号码之中的一个。她受到集体的关怀，而这种集体的关怀不鼓励她自以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马比耶家的女孩子们没有一个不胆大。她们都把自己的家庭看得很高，不可能在外人面前表现出畏缩。可是，当莎莎不是以这个家庭的成员而仅仅以她自己的面目出现时，她就会发现自己有许多不足之处：人长得丑，不受宠爱，自己很不可爱，也没得到多少爱。她以冷嘲热讽来弥补这种自卑感。这一点我倒没有注意，她从来不嘲笑我的缺点，只嘲笑我的优点。她从来不炫耀自己的天赋和成功，只显示自己的弱点。我们十四岁那年的复活节假期里，她给我写信说她没有勇气复习物理，而一想到下次的作文写不好就感到气恼。她说：“你是没法理解我的，因为你如果要学写一篇作文，你不会为不知道写什么而苦恼，你会学习写。”她这些话嘲笑我一心想做一个好学生，令我读了感到难过。但言辞之间的暗中伤人，也意味着莎莎对自己的懒散表示自责。我之所以令她不快，是因为她既认为我对又认为我错，她面对我的完美，毫无乐趣地为自己眼里她这个不走运的孩子辩护。
克洛蒂尔德和玛格丽特给我寄情意绵绵的信，可是妈妈有点让我扫兴，把信拆开了拿来给我，还生动地给我复述信的内容。不过习俗根深蒂固，我没有表示异议，我们到了诺曼底的瓦洛兹，到几个思想非常正统的表兄弟家做客。我不喜欢这个庄园——打理得过分，没有低洼的路、没有树林子，草地有铁丝网围着。一天黄昏，我溜到一道篱笆下，躺在草地上。一个女人走过来，问我是不是病了。我回到大花园里，但待在那里觉得憋闷。父亲不在，妈妈与几位表兄弟一样虔诚地在领圣体，宣示着一样的准则，没有任何声音破坏他们完美的一致。他们当着我的面忘情地祈祷，迫使我不得不与他们一起默祷，不敢退避。我觉得自己受到了强制。我们乘汽车去鲁昂，下午参观了几家教堂。有许多教堂，每座教堂都使他们欣喜若狂。看到圣马克鲁教堂的齿饰石雕，大家兴奋到了极点：“怎样的功夫！多么精细！”我沉默不语。“怎么！你不觉得这个美？”有人气愤地问我。我觉得这个既不美也不丑，我没有什么感觉。他们追问我。我咬紧牙不说话。我就是不肯让人家强行从我嘴里掏出话来。所有的目光都责备地盯住我硬是不肯说话的嘴。我愤怒、恼恨得差点掉眼泪。最后我表兄用和解的口气说，在我这种年龄，人的思想处于矛盾状态。这样我所受的折磨才结束。
我不怎么喜欢马比耶先生，他与我父亲太不相同，再说我父亲对他也没有好感。他留着长长的胡子，戴夹鼻眼镜，每逢星期日去领圣体，把大部分业余时间用于从事社会事业。他须发柔细，一副基督徒的德行，使他看上去像个女人，降低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我们交友之初，莎莎告诉我，她爸爸高声朗读和模仿莫里哀的《没病找病》，逗得孩子们笑得直流眼泪。不久之后，她以恭敬的态度，兴致勃勃地听她父亲在卢浮宫的展厅里，给我们讲解意大利画家科雷乔一幅作品的美，在一次看完电影《三个火枪手》之后，又听他预言电影将扼杀艺术。她当着我的面动情地回忆，她父母在新婚之夜，手拉着手在一个湖畔听威尼斯船歌《美丽的夜晚——啊，爱情的夜晚》……渐渐地她说的话开始不一样了。“爸爸那样严肃！”有一次她对我抱怨说。大姐丽丽像马比耶先生，像他一样讲究条理、吹毛求疵、说一不二、精于数学，父女两个相处得非常融洽。莎莎不喜欢那个讲究实际、爱教训人的大姐。马比耶太太对这种堪称典范的父女关系表现十分尊重，但是与大女儿之间暗暗存在一种竞争，两方的敌对常常显露出来。马比耶太太不掩饰自己对莎莎的偏爱。“这孩子完全像我。”她高兴地说。莎莎也更喜欢母亲，而且充满激情。她告诉我，马比耶先生几次向这位表妹求婚都没有得到回应。吉特·拉里维埃美丽、热烈、活泼，害怕这位严肃的综合理工大学毕业生。然而她在巴斯克地区过着一种退隐生活，没有很多人到这里来找对象。在母亲专横的压力下，她终于顺从地同意了。莎莎向我透露，马比耶太太——莎莎认为她非常有魅力，非常敏感，又充满幻想——因为一个像一本代数书一样枯燥乏味的丈夫的不理解而非常痛苦。莎莎想的远远不止这些。我现在才知道，她对自己的父亲有一种不由自主的反感。她母亲不怀好意，很早就露骨地把性方面的真实情况告诉了她。莎莎过早地明白，马比耶太太从头一夜起就始终厌恶夫妻的搂抱，而且把丈夫引起她的厌恶扩展到对他整个家庭的厌恶。相反，她热爱自己的外婆，在她来巴黎之前，外婆一直和她同睡一张床。拉里维埃先生过去跟随路易·维伊奥(5)，在几家报社和杂志社奋斗过，身后留下了几篇文章和一大间藏书室。莎莎没有继承父业学数学，而是选择了文学。可是外祖父去世之后，无论拉里维埃太太还是马比耶太太，都不能自炫有文化修养，没有任何人指点莎莎遵循什么准则、培养什么兴趣。她只有靠自己去思考。老实说，她独创的空间很小，基本上像我一样，表达的是她所处的环境。可是，在德西尔学校和我们的家庭里，我们被严厉强制接受成见和老一套，一点点真诚的冲动、一个小小的主意，都会惊世骇俗。
到了利穆赞，我重新获得了渴望的自由。白天独自或者和妹妹一起玩，晚上欣然与家人一块玩麻将。我开始涉猎哲学，阅读塞尔蒂朗日神甫的《精神生活》和奥雷-拉普吕纳的《道德信念》。这两本书令我感到很无聊。
她在马比耶家九个孩子中排行第三，在女孩子中排行第二。她母亲没有工夫对她关怀备至。生活上，她与几个兄弟和表兄弟以及他们的伙伴混在一起，学到了男孩子的行为举止。她很早就被视为大姐，承担了大姐理当承担的责任。马比耶太太二十五岁时嫁给一位严守教规而且是她表哥的天主教徒，生莎莎的时候她已经牢牢地坐定了家庭主妇的位置。作为思想正统的资产阶级的完美典型，她以贵夫人的自信走自己的路。贵夫人凭着自己知书达理，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违反礼仪。因此她允许自己的子女们有小小的越轨行为。莎莎的自发性和她的秉性，反映了她母亲傲慢的优越感。她居然敢在钢琴演奏音乐会上向母亲吐舌头，实在令我愕然。她是希望母亲与她同声相应。母女俩当着满堂听众，公然蔑视习俗。如果是我有失礼的言行，我母亲一定会感到有失颜面。我的循规蹈矩反映了我母亲的怯懦。
父亲从来没有对哲学产生过兴趣。我周围的人和莎莎周围的人一样，大家都对哲学存着疑问。“真遗憾！你这样会讲道理，现在人家要教你胡说八道了！”莎莎的一位叔叔对她说。然而，雅克对哲学感兴趣。在我心里，新事物总会激起希望。我迫不及待地盼望开学。
从某种程度上讲，我是一种幻觉的受害者。从里面我感觉到她，从外面我看到她。双方力量悬殊。她一触摸或看见一个桃子就会起鸡皮疙瘩。我感到奇怪，而我自己厌恶牡蛎却理所当然。不过没有任何另外一个同学让我感到惊奇。莎莎的确相当不同寻常。
心理学、逻辑学、伦理学、玄学，特雷库尔神甫按每周四个钟头的课程安排教学计划。他仅仅评判我们的论说文，给我们念一篇范文，让我们背诵所学的教材里的课文。对于每个问题，作者即尊敬的神甫拉赫尔，简略地列举人类所犯的错误，按照圣托马斯的观点向我们传授真理。特雷库尔神甫也不会被微妙的问题难倒。为了驳斥唯心论，他用触觉的实在性对抗视觉可能产生的幻觉。他拍着桌子宣称：“存在的就存在。”他指定我们阅读的书缺乏趣味，有里博的《专心》、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福耶的《观念与力量》。然而我很感兴趣，重新接触到了我在童年感到困惑的那些问题，只不过这些问题是由一些严肃的先生在书里阐述的。大人们的世界突然不再是理所当然，它有一个反面，有种种内情，令人生疑。如果更深入探究，还剩下什么呢？探究得并不深，但已经相当不寻常，在十二年的教条主义之后，一门学科提出种种问题，而且是向我提出这些问题。因为正是我，过去人们只是以陈词滥调对我谈论这一切，现在突然发现自己也牵涉进去了。我的意识来自何处？它从何处汲取力量？孔狄亚克(19)的雕像和我七岁时那件旧外衣一样，令我浮想联翩，简直头晕。我也惊愕不已地看见宇宙的坐标晃动起来。亨利·庞加莱关于空间、时间及限度的相对性的思辨，使我陷入无尽的沉思默想。他阐述人类穿越宇宙的那些文字令我激动不已：那仅是一闪之间，但那一闪是一切！那在黑暗中燃烧的大火的图景，我久久无法忘怀。
然而，我的谦虚显得含糊；值得称赞的人应该感谢天分高的人的赞赏和忠诚。可是最终泰阿热纳比他的朋友活得长久，能够谈论他的朋友：他代表记忆和知觉，是主体。如果有人建议我成为莎莎，我一定拒绝。我更愿意拥有世界而不是拥有一张面孔。我保持这样的信心，只有我能成功地揭露现实，而既不使它走样也不使它缩小。只有与莎莎比较，我才痛感自己平庸。
哲学尤其吸引我的，是我认为它直截了当地揭示本质。我从来不对细节感兴趣。我感知的多半是对事物总的感觉，而不是事物的特殊性。我更爱理解，而不是更爱观看。我总是希望认识一切。哲学满足了我的这种欲望，因为哲学所针对的是现实的整体，立刻处于现实的中心，为我揭示一种秩序、一种道理、一种必然，而不是向我展示一堆纷乱的、令人失望的事实或经验论的规律。科学、文学等其他所有学科，在我看来都是贫乏的亲族。
快十三岁时读的一本书，给我提供了一个我长期深信不疑的神话。这本书就是安德烈·罗黎的《雅典的小学生》。严肃、专注而有理智的学生泰阿热纳被俊美的欧佛里昂迷住了。这位年轻贵族高雅、正直、精明、风趣而又放肆，博得老师们和同学们的赞赏，尽管不时有人指责他的懒散无礼。可是他英年早逝，泰阿热纳在五十年后讲述了他们的故事。我把莎莎看成那个俊小伙子，把我自己看成泰阿热纳。世间有一些天分高的人，有一些值得称赞的人。我不可避免地把自己排在后一类人之中。
然而，日复一日，我们并没有学到多少东西。但是，由于莎莎和我坚持进行讨论，我们避免了无聊。有一场特别热烈的辩论，其主题一个是关于被称为柏拉图式爱情的，另一个是关于一般爱情的，一位女同学把特里斯坦和伊瑟算作柏拉图式恋人之列。莎莎大笑起来，以令整个班困惑的行家的口气说：“柏拉图式恋人！特里斯坦和伊瑟！啊，不！”神甫最后鼓励我们要追求理智的婚姻，不要因为一位小伙子的领带好看就嫁给他。我们没有计较他的这句蠢话。但是我们并非总是这么随和。当一个话题引起我们的兴趣时，我们会顽强地进行争论。我们尊重许多事物，认为祖国、义务、善、恶这些字眼都有某种涵义，我们只是力求确定它们的涵义，而不试图损害任何东西。我们喜欢争辩。这就足以让人家指责我们有“坏思想”。勒热纳小姐旁听所有课程，宣称我们走在一条危险的道路上。年中，神甫把我们叫到一边，要求我们不要“变得冷酷无情”，否则我们最终会与那些小姐一样。她们都是圣洁的女人，但最好别步她们的后尘。神甫的好心令我感动，而他的迷乱令我惊讶。我让他放心，说我肯定不会加入教团。教团引起我的反感连莎莎也感到吃惊。她虽然对我们那些老师冷嘲热讽，但嘲讽中还是保留着对她们的感情。我有点生她的气，肯定地告诉她，我会毫无遗憾地离开她们。
“我没有个性。”我闷闷不乐地想。我对什么都好奇，相信真实是绝对的，道德法律是必要的；我的想法都是顺应思考的对象而形成的，例如有时我无意中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那是因为这种想法反映了某种突然发生的意外情况。我追求最好而不是好，接受差而不是最差，鄙视可鄙之人或事，丝毫觉察不到自己的主观性，对自己无限地要求，我像无限一样没有定形。奇怪的是，就在我发现自己的个性时，我意识到了这个缺陷。直到此时，我一直觉得自己对万能的追求是理所当然的，现在这倒成了一个性格特点。“西蒙娜对一切都感兴趣。”我拒绝限制而把自己限制住了。自己自然而然地强加给自己的行为和想法，表现为我的消极被动和缺乏批评意识。我没能始终是居于一切之中心的纯洁信仰，而是成了一种体现。这是一种痛苦的沦落。大家突然赋予我的这种面目，只能让我失望，因为我是像不露真面目的上帝本人一样生活过来的。所以我迅速跌进了谦卑之中。如果我仅仅是其他个人之中的一分子，那么任何区别都无法证实我的高人一等，反而可能转化为我的劣势。父母不再是我可靠的保障。我如此爱莎莎，觉得她比我自己还真实，我是她的负片。我不是追求自己的特点，而是恼怒地忍受自己的特点。
我的中学生活结束了，行将开始别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呢？我在《年鉴》里读到一篇讲演，令我浮想联翩，塞夫勒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过去的一位女学生回忆往事，描写在学校的花园里，一些花容月貌、求知若渴的姑娘在月色下漫步，她们的话语与喷泉声相互交融。但母亲一向不喜欢塞夫勒。经过考虑，我不想跑到巴黎以外的地方去与一些女性去过幽居生活。那么，到底怎样决定呢？我担心任何选择中武断的成分。父亲已到知命之年而依然前途不保，心里不是滋味，所以希望我首先是要有保障。他要我做行政工作，有固定的工资，还有退休待遇。有人向他推荐巴黎文献学院。我与母亲去索邦大学悄悄地向一位小姐咨询。我沿着墙上展示有图书的走廊走去，两边是放满卡片箱的办公室。小时候我曾幻想过生活在这种知识的氛围之中，现在我觉得自己仿佛进入了最神圣的地方。那位小姐对我们描述了图书馆管理员职业美好的一面，也描述了困难的一面。想到要学习梵文，我就起了反感。博识多学对我吸引力不大。我所喜欢的，也许是继续学习哲学。我在一本杂志里读到一篇文章，是关于一位名叫赞塔小姐的女哲学家的。她获得了博士学位，在她的办公桌前拍了一张照片，表情严肃而安详。她与自己收养的一个年幼侄女生活在一起，因此她成功地协调了脑力劳动者的生活与女性种种敏感的要求。我多么希望有一天会有人写一些这样赞美我的事情！当时拥有中学、大学教师资格和哲学博士学位的女性屈指可数。我希望成为这样的先驱者中的一位。实际上，这些文凭能够为我开启的唯一职业是教育。我没有任何理由反对。父亲不反对这个打算，但是不肯让我去为做家庭教师而奔走：我应该在一所公立高中找一个职位。为什么不呢？这种选择既符合我的兴趣，也符合父亲谨慎的态度。母亲小心翼翼地把这些想法告诉我那些女老师，她们的面孔立刻冷若冰霜。她们竭尽毕生精力所反对的，就是世俗性质的教育，认为一个国家机构和一所公立学校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她们还向我母亲解释说，哲学腐蚀人的灵魂，在索邦大学学上一年，我就会失去信仰和品德。妈妈不安起来。照爸爸的说法，传统学士学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门路，就像人家也许会允许莎莎考几个资格证书那样，因此我同意牺牲哲学去学文学，但坚持要去一所公立中学教书的决定。真可耻！十一年辛勤的培育、说教和道德灌输，临了我居然咬了喂养我的那只手！在我的教育者们眼里，我对自己的忘恩负义、卑鄙无耻、变节背叛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因为我被恶魔迷住了心窍。
莎莎的天赋显露出来了，对她那个年龄而言，她的钢琴弹得相当出色，又开始学小提琴了。我的字写得非常幼稚，而她写的字之秀气令我吃惊。父亲像我一样欣赏她的信约文笔和她说话的生动。他开心地对她讲究客套，而她当作游戏，自然应对。青春期并没有使她变丑，穿着打扮都不矫揉造作，依然是女孩子纯真自然的举止，然而又没有失去男孩子般的胆气。假期里，她骑着马在朗德森林里奔跑，对树枝的抽打毫不在意。她去意大利旅行了一趟，回来后对我谈她喜欢的那些名胜、雕像和画。我羡慕她在一个传奇式国家里领略到的快乐，敬重地看着她那个黑色的头，那里面居然藏了这么美好的形象。莎莎的奇特令我赞叹。我所关心的更多是了解而不是评价，所以我对什么都感兴趣。莎莎则是有选择的：希腊令她着迷，古罗马人则令她厌倦。对王室家族的不幸她无动于衷，拿破仑的命运却令她兴奋。拉辛令她仰慕，高乃依却让她生气。她讨厌高乃依的《贺拉斯》和《波利耶克特》，而对莫里哀的《愤世嫉俗》充满好感。我知道她一直爱冷嘲热讽，在十二岁至十五岁时把讽刺挖苦视为一种方式。不仅讽刺挖苦大部分人，而且讽刺挖苦固有的习俗和成见。她把拉罗什富科的《箴言录》视为她爱读的书，总说引导人的是兴趣。我对人类没有丝毫总的概念，她顽固的悲观主义使我敬畏。她的许多看法都具有颠覆性。在一篇法语作文里，她为阿尔西斯特辩护而抨击菲林特(3)，另外一次把拿破仑置于巴斯德之上，令举校哗然。她的胆大妄为使某些老师大为恼火；另一些老师则归因于她年轻，因而感到开心。她成了一些人最讨厌的人，同时又是另一些人最喜欢的人。平时我排在她前面，连法语也是这样，因为我“内容”比她好。不过，我想她并不稀罕第一名。虽然她成绩不如我好，但是她人潇洒，因此在学习上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东西，是我的勤奋无法比拟的。有人说她有个性，这正是她得天独厚的最大优势。我过去隐约感觉到的自鸣得意，并没有赋予我一种确定的外表；在我的心里面，一切都是模糊不清、微不足道的。在莎莎身上我看到一种东西，像泉水一样喷涌而出，像大理石一样结实牢固，像丢勒(4)的画作一样扎实有力。我拿莎莎与自己空虚的内心进行比较，便蔑视自己。莎莎迫使我进行这种比较，因为她经常使她的懒散与我的热情、她的缺点与我的完美处于对比状态。她自然地嘲笑我的完美，我免不了受她的讽刺挖苦。
七月份，我通过了基础数学和哲学考试。神甫讲课太少，我的论文本来有望得十六分，却仅仅得了十一分。不过我在理科的考试中捞了回来。口试那天晚上，父亲带我上“十点钟”剧院看了多兰、柯利纳、诺埃尔-诺埃尔的戏。我非常开心。终于告别了德西尔学校，我多么高兴！然而两三天后，我一个人留在家里，竟然莫名其妙地感到落寞。我呆立在前厅当间，一副茫茫然的样子，仿佛被带到另一个星球上，没有了家庭，没有了朋友，失去了联系，失去了希望。我的心死了，世界空落落的。这种空虚有朝一日还能填满吗？时间还会重新流动吗？
因此，我与家庭的关系变得远远不如过去那样顺利了。妹妹不再毫无保留地把我当做偶像；父亲觉得我变丑了，发出抱怨；母亲猜想我身上正隐约发生变化，因而怀有戒心。父母如若能明察我头脑里的一切，一定会斥责我；他们的目光不会再像过去那样保护我，而会使我处境危险。他们自己早就从九霄落到了地上。我不会利用这一点来拒绝他们的意见。相反，我觉得自己受到双重的怀疑。我不再处于特权的地位，我的完美出现了缺口，对自己没有把握，而且容易受到伤害。我与别人的关系应该改变了。
在有一点上，我所受的教育给我打下深深的烙印。我尽管读过不少书，但依然傻乎乎的。我十六岁左右，一位姨妈带我和妹妹去普莱叶尔电影院看放映电影。所有座位都有人占了，我们便站在过道上。我惊奇地觉得有人用手隔着我的呢大衣触摸我，我以为有人想偷我的手袋，便把它紧紧地挟在腋下。但那双手继续荒唐地在我身上摸来摸去。我不知道说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办，只是一动不动。电影放完了。一个戴褐色瓜皮帽的男人奸笑着对他的一位朋友指指我，他那位朋友也笑起来。他们是在嘲笑我。为什么呢？我莫名其妙。
尽管惶惶不安，我并不设想一个简单的对付办法，即谎称在树林子里将书丢失了。丢失一件东西，哪怕是一支牙刷，都会在家里引发一场猛烈的风暴。因此这种应付办法几乎比危险本身更让我害怕。再说，如果我不把内心的想法讲出来，就不会有颜面在母亲面前说出有利的谎话。脸红和语塞会暴露我。因此我只是当心不让《亚当·比德》落到母亲手里。母亲没有想到读这本书，她的忙乱救了我。
过了不久，有一个人——不记得是谁了——托我去圣叙尔皮斯附近一家宗教书店为少年之家买一个剧本。一位腼腆、穿黑色大褂的黄头发店员，礼貌地问我想买什么，然后向里面走去，并招呼我跟着他。我走过去，他撩起大褂，露出一个粉红色的东西。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一时间愣住了，然后转身就走。这个店员的荒唐行为给我造成的困惑不安，还不如奥德翁剧院舞台上查理六世的疯狂表现所造成的那么严重。但这件事使我感觉到随时会意想不到地发生奇怪的事情。从此，每当我单独一人进入一家店里，或者与一个陌生男人在地铁站台上，总会感到惴惴不安。
矛盾的是，使我陷入背叛的痛苦的，是一次允许的阅读。我在班上介绍过艾略特的小说《织工马南》。出发去度假之前，妈妈给我买了《亚当·比德》。坐在“景观花园”的杨树下，我花了好几天时间，耐心地跟踪着一个发展很慢的故事的展开。突然，在去一片树林子里漫步一回之后，女主人公——她没有结婚——怀孕了。我的心怦怦乱跳，但愿妈妈别读这本书！因为她要是读了，就会知道我知道了。我倒不是担心受到训斥。我无可指责。可是我对妈妈头脑里可能产生的想法，感到胆战心惊。也许她觉得必须找我谈一谈。这种可能性令我惊恐不安，因为对这类问题她一贯是保持沉默的，我掂量着她对谈这类问题究竟有多反感。在我看来，未婚母亲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并不比其相反事实的存在更令人难堪。可是，我知道了这种存在本身，在妈妈的意识里，却会变成一件使我们母女俩都受到玷污的丑闻。
我开始学哲学那年年初，马比耶太太说服了我妈让我去学跳舞。每周一次我和莎莎去一次沙龙，一些男孩子和女孩子在一位成年女士指挥下，按照节奏蹦蹦跳跳。去那里的时候，我穿一条针织蓝绸连衣裙，是我表姐安妮穿旧留下的，刚巧合我的身。任何化妆对我都是禁止的。在我们家族，只有堂姐玛德莱娜违犯这条禁令。她将近十六岁就开始把自己打扮得很娇艳。爸爸、妈妈、玛格丽特伯母都斥责她：“玛德莱娜，你抹粉了！”“没有呀，婶子，我向你保证。”玛德莱娜有点发音不清地回答说。我和大人们一块笑，弄虚作假总是好笑的。每天早晨大人们总要发难：“别否认了，玛德莱娜，你抹了粉，这看得出来。”有一天——那时玛德莱娜十八九岁了——她生气地回答：“说到底，为什么就不能抹呢？”她招供了，大人们胜利了。可是她的回答引起了我的思考。无论如何，我们的生活距原始状态很远。家里人断言：“脂粉会损害皮肤。”可是我和妹妹看到伯母姨妈们的皮肤有那么多皱纹，常常私下里说，她们那么小心谨慎并没有什么效果啊。然而我并不想争辩。所以我去上舞蹈课时，穿着很不讲究，头发暗淡无光，脸蛋倒是红红的，鼻子油亮亮的。我根本不知道怎样打理自己的身体，甚至连游泳、骑自行车也不会。因此我像表演西班牙女郎那天一样不自然。但是我开始讨厌这个课还有另一个原因：当我的男舞伴把我搂在怀里，让我贴住他的胸膛时，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像胃不舒服，可是又不那么容易忘怀。回到家里，我就扑倒在皮沙发上，莫名其妙地发呆，无精打采，简直想哭。我借口学习忙，中断了去上舞蹈课。
我的阅读仍然受到了与过去一样的严格监督。除了专供儿童阅读或为了供儿童阅读而做了净化处理的文学作品，交到我手里的只有数量非常少经过挑选的作品，父母还常常从中删除一些段落，在《雏鹰》一书里甚至删节了一部分。不过，由于相信我的诚实，他们没有给书柜上锁。在格里埃尔，指定了供我阅读的篇目之后，他们让我把“小画册”精装丛书带出来看看。假期里，我总是没有足够的书读，在读完《蜀葵》或《丑角》之后，贪婪地看着躺在草地上那一摞印有字的纸，那一摞我的手够得着、眼睛看得到的纸。长期以来，我允许自己有些无关紧要不听话的行为。妈妈禁止我在一日三餐之外吃东西，在乡间，我每天下午藏十一二个苹果在罩衫里，这种过分的行为从未令我不适。自从与玛德莱娜交谈之后，我不相信萨沙·吉特里、弗莱尔、卡雅韦、卡皮、特里斯坦·贝尔纳等作家有那么大危害。我去禁地冒险，甚至胆大包天地接触伯恩施坦和巴塔耶的作品。不过我没有任何损失。在巴黎，我假装仅仅读缪塞的《威尼斯之夜》，而在包括他的全部作品那本厚厚的书前面坐下来，阅读了他的所有剧作，还阅读了《罗拉》和《世纪儿忏悔录》。自此之后，每当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便去书柜里自由自在地予取予求。我窝在那把皮椅子里，度过了一些美妙的时光，贪婪地阅读九十生丁一本的小说。这些小说曾经给爸爸的青年时代增添了极大的快乐。它们是布尔热、阿尔丰斯·都德、马塞尔·普雷沃、莫泊桑和龚古尔兄弟的作品。它们补充了我的性教育，但不是很严格。性行为有时持续整整一夜，有时仅仅几分钟，显得时而索然寡味，时而异常快活；既细致入微，又变化莫测，全然非我所能理解。法雷尔那些“有教养的人”与他们的年轻男仆、克罗蒂娜与她的女友蕾芝之间明显暧昧的关系，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要么因为他们缺少才华，要么因为我对他们知道得太多又太少，任何一位作者都不能像过去施密特议事司铎那样令我感动。总的来讲，我很少拿这些故事与自己的经历相联系。我了解到它们所展现的，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的社会。除了法雷尔的《克罗蒂娜和达克思小姐》，所有女主人公——都是愚蠢的姑娘或肤浅社会的妇女——都甚少令我感兴趣。男人嘛，我认为也个个平庸。这些作品没有任何一部提供一种令我满意的爱情写照和命运思考。我不到里面去寻求对自己未来的预测。不过它们给予了我所要求它们的东西：使我感到新奇。多亏了这些作品，我摆脱了童年，踏进了一个复杂、冒险、未曾预料到的世界。每当父母晚上外出时，我就把自己散心的快乐一直延长到深夜，在妹妹睡着之后还靠在枕头上看书，听到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才关灯。早晨铺好床之后，我把书塞到床垫底下，等待时机再把它放回原处。妈妈不可能怀疑这些做法。可是有时，一想到《半黄花闺女》或《女人和木偶》就躺在我的床板上，我便不寒而栗。照我的看法，我的行为完全无可指责，我只不过是消遣、学知识。父母希望我好，我并未违背他们的心愿。因为我读的书没有造成任何损害。然而一旦公之于众，我的行为就会变成罪过。
莎莎比我老练。她有一次对我说：“一想到我们的母亲心安理得地看着我们跳舞，我就觉得她们真是头脑简单啊！”她揶揄她姐姐丽丽和几个大表姐，说：“得啦！别对我说我们几个女孩子一块跳舞，与我们和几个表兄弟一块跳舞感觉一样快乐。”我相信她把跳舞的快乐和调情的快乐——对我来说异常模糊——联系起来了。我十二岁的时候，尽管无知，但还感到有欲望；到了十七岁，理论上知道的东西多了，却连内心纷扰也不知道辨别了。
这个模棱两可的动作，至少使我估摸，爸爸在心里头有时还是觉得妈妈太专横。我相信在爸爸和我之间存在一个心照不宣的同盟。但是我这种幻想破灭了。一次午餐的时候，大家谈到一位淘气的大表哥把自己的母亲看成白痴。照父亲的看法，那位表哥的母亲的确是个白痴。然而他气愤地说：“一个评价自己母亲的孩子，就是一个笨蛋！”我气得脸都红了，借口不舒服离开了餐桌。我评价自己的母亲。父亲却给了我双重的一击，一方面肯定他与母亲是团结一致的，另一方面间接地把我当笨蛋对待。更使我情绪失控的，是我对他刚说的这句话本身作出了判断：既然我那位姨妈的愚蠢显而易见，她儿子为什么不能承认呢？说真话不是坏事，而且人们说真话往往不是特意的。例如此时此刻，我情不自禁地想我所想的，难道我错了吗？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错。然而父亲的话影响了我，致使我感到自己虽无可指责但怪异可怕。自此之后，也许部分地是由于这件事，我不再觉得父亲绝对不会错了。然而，父母保留着判定我有罪的权力。我接受他们的判决，同时以不同于他们的目光看待我自己。我的存在的真实依然既属于他们，又同样属于我。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在他们心里，我的真实可能仅仅是个诱饵，也可能是虚幻的。只有一种办法可以防止这种奇特的混乱，就是对他们掩饰迷惑人的表象。我习惯于注意自己的语言，加倍谨慎。我又跨出一步。既然我不对一切直言不讳，为什么不敢有不可告人的行为呢？我学会了秘密地行事。
不知道我这种单纯之中是否掺有杂念。无论如何，性让我心生恐惧。只有一个人即蒂蒂特让我模糊地预感到，肉体之爱可以自然地在快乐中体验。她的肉体很性感，但她并不因此而害羞，回忆她的结婚喜筵，她眼睛里流露出的欲望使她显得很漂亮。西蒙娜伯母暗示她与她的未婚夫“走得太远了”。妈妈为她辩解。我认为这种议论没有必要。结了婚也好没有结婚也好，他们这些优秀的年轻人相互拥抱并不令我反感，因为他们相爱。但是这绝无仅有的经验，不足以摧毁包围着我的禁忌。自去维莱海滨之后，我从来没有进过海滨浴场、游泳池和体操馆，以致把裸体和下流混为一谈。不仅如此，而且在我所生活的环境里，从来没有人敢于冲破习俗和惯例的束缚，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欲望或采取暴力行动。开化的大人们怎样在心里为本能赤裸裸的性欲和赤裸裸的享乐让出了位置？就在我学哲学的那一年，玛格丽特·德·泰利库尔告诉勒热纳小姐，她不久就要结婚了。她所嫁的是她父亲的合股人，有钱又有爵位，她从小就认识的，但年龄比她大得多。大家都向她道喜，她脸上洋溢着纯真的幸福。“结婚”两个字在我头脑里炸开了，我比过去听见一个同学在课堂上学狗叫还要惊愕万分。这样一位戴新旧手套和帽子、露出做作的微笑、神情严肃的未婚女子，怎么会让人联想到一个躺在一个男人怀里娇嫩而粉红的肉体呢？我没有见到过玛格丽特裸体的样子。但是她那长衬衫下和披散飘曳的头发下的肉体，是非常动人的。这种突然的不顾羞耻的近乎疯狂，要么是性欲疯狂短暂的发作，要么玛格丽特本来就不是那样一位很有教养、到处有家庭女老师陪同的姑娘。表面现象并非真实，人们教给我的世界整个儿是虚假的。我倾向于这种假设，可是我受骗上当的时间太长了。幻想抗拒怀疑。真实的玛格丽特固执地戴着帽子和手套。我一想起她半裸地暴露在一个男人的目光之下，就仿佛自己被卷进了一阵干热的非洲西蒙风，这阵风使道德和常识的全部准则蒸发得一干二净。
我真正的竞争对手是母亲。我渴望与父亲建立个人关系。可是，即使有难得的机会我们父女俩单独在一起，谈起话来也仿佛母亲在场。一旦发生冲突，我去求助于父亲，他总是回答我说：“照你妈说的做吧！”只有一次我寻求过他的默契。他带我们去欧特伊看赛马。草地上黑压压的全是人，天气炎热，什么也没发生，我觉得无聊。最后总算开赛了，人们都向围栏拥去，他们的背遮住了跑道。父亲为我们租了折叠椅，我想站到我的椅子上。“不行！”妈妈说。她讨厌人多，拥挤已经令她神经紧张。我还是想站到椅子上，“不行就是不行！”妈妈重复道。看到她和妹妹忙得团团转，我转向爸爸，激动地说：“妈妈真可笑。为什么我不能站到椅子上？”爸爸尴尬地耸耸肩，没有表态。
七月末我出发去度假。在假期中我发现了性生活新的一面：它既不是感官平静的快感，也不是心神不安的狂乱。在我看来它是一种放荡。
父亲赞成我的时候，我就充满自信。多年来，他对我总是表扬。我进入青春期，他就失望了。他欣赏女人的，是她们的优雅和美貌。他不仅不掩饰对我的失望，还对妹妹表现出比过去更多的关心，因为妹妹仍然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儿。当妹妹扮演“夜美人”出尽风头时，父亲的自豪溢于言表。有时，他参加他的朋友、基督教戏剧著名的狂热拥护者让诺在郊区教养院举办的演出，让宝贝蛋和他一块表演。宝贝蛋脸蛋两旁垂着长长的金色发辫，在马克斯·莫莱的《药剂师》里饰演小姑娘的角色。父亲教她朗诵寓言，分成一段一段地朗诵，效果不错。我嘴上不说，但心里对他们的合作不痛快，并隐约地怨恨妹妹。
姑父莫里斯光吃色拉吃了两三年，患了胃癌，在可怕的痛苦中命归黄泉。姑妈和玛德莱娜哭他哭了好长时间。可是在她们的悲痛消除之后，格里埃尔的生活变得比过去快乐得多。罗贝尔可以不受约束地邀请他的朋友们来家里。利穆赞的乡绅子弟们刚刚发现了汽车，他们从方圆五十公里聚到一起去打猎和跳舞。这一年，罗贝尔正向一位年约二十五岁的美人儿大献殷勤；这位美人儿跑到邻镇来度假，显然是想嫁给罗贝尔。伊冯娜几乎每天都来格里埃尔。她炫耀自己五颜六色的衣裙、一头浓密的秀发和总挂在脸上不变的微笑。那微笑使我弄不清楚她到底是聋子还是傻子。一天下午，在一间掀掉了罩布的客厅里，她母亲开始弹奏钢琴，伊冯娜穿着安达卢西亚连衣裙一边摇动扇子，一边频送秋波，在一圈傻笑的年轻人中间跳起了西班牙舞。为了调情，大家在格里埃尔和附近频繁“聚会”。在这些聚会上我玩得非常开心。父母们全都不参加。大家可以无拘无束地欢笑作乐。法兰多拉舞、轮舞、“音乐椅子舞”等舞蹈，成了诸多娱乐之中的一种，不再使我感到厌烦。我甚至觉得我的一位正在结束医学学业的舞伴十分可爱。有一次在邻近的一个庄园里，我们玩了一个通宵直到黎明。我们在厨房里做了一个洋葱汤，然后驱车到达加尔冈山脚下，再弃车爬上山顶去观日出。我们还在一家小旅馆里喝咖啡。这是我的头一个不眠之夜。我在给莎莎的信里讲述了这些放荡行为。她似乎有点生气，因为我居然这般乐在其中，而妈妈居然能够容忍。无论是我还是妹妹的贞操都没有冒什么危险。他们都叫我们“两个小不点儿”，显然认为我们还不懂事，不擅长性诱惑。然而，他们的交谈充满影射和暗示，十分放肆，令我反感。玛德莱娜向我透露，这些晚上在小树林里和汽车里，发生过许多事情。姑娘们要小心在意地当姑娘。伊冯娜在这一点上疏于谨慎，罗贝尔的朋友们一个个先后都占她的便宜，而又客客气气告诉我表哥，结婚根本谈不上了。其他姑娘懂游戏规则，并且遵守规则，但这种谨慎并不妨碍她们纵情欢娱。大概这些欢娱不很正当，第二天那些顾虑多的姑娘便跑去忏悔，才让心灵恢复清静。我非常想弄明白，通过怎样的机理，两张嘴的接触会产生快感。我常常打量一个男孩子或一个女孩子的嘴唇而感到惊惶，就像过去面对地铁致命的铁轨或者面对一本危险的书一样。玛德莱娜的指教总有些古怪。她对我说，快感取决于每个人的兴趣。譬如她的女友妮妮就要求她的伙伴亲或者挠她的脚掌。我好奇又不安地寻思，我自己的身体是否也有隐蔽的源头，有一天会喷涌出意想不到的春情。
父亲的生活变得越艰难，他的不同寻常便越让我盲从。他的不同寻常并不取决于他的财富和成就，因此我相信他是有意轻视财富和成就。虽然这样，我还是为他感到惋惜，我觉得他怀才不遇、不被赏识，是一场又一场动乱的受害者。我尤其感激他总是、现在还常常那么快乐。他讲老故事，鄙薄一切，妙语连珠。他待在家里的时候，就给我们读维克多·雨果、罗斯丹等人的作品。他谈论他喜欢的作家，谈论戏剧，谈论过去的重大事件，谈论许多高雅的话题，使我远远脱离了日常生活的单调乏味。我想象不出哪里存在一个像他一样有聪明才智的人。凡是我参加的争论，最后理总在他那儿。他要抨击不在场的人，就把人家批得体无完肤。他满怀激情地仰慕某些伟人，可是这些人所处的地位离我们那么遥远，我觉得他们都显得虚无缥缈。再说他们绝非无可指责，他们的超级天才本身就注定要犯错误。他们目空一切，思想变态。维克多·雨果就是这样，父亲热情地朗诵他的诗歌，但他最终因为虚荣心而丧失了理智。左拉、阿纳托尔·法朗士和其他许多人莫不如此。父亲公正客观地对待这些人的变态。甚至他毫无保留地敬重的那些作家，其作品也有局限性。父亲谈论起来，绘声绘色，思想灵动，海阔天空。人和事就在他面前，他居高临下，任意褒贬。
我丝毫不想做任何细小的尝试。玛德莱娜对我描述的风尚令我厌恶。我所想象的爱情与肉体没有多少关系，但我也不能接受肉体到爱情之外去寻求满足。我抱着这种不妥协的态度，走得不像我爸爸所工作的《法兰西杂志》社社长安托万·勒迪埃那样远。他在一本小说里勾画了一位的确真实的姑娘的动人肖像：这位姑娘有一次允许一个男人吻了她，事后不向她的未婚夫承认这种无耻行为，而是放弃了他。我觉得这个故事滑稽可笑。但是，当我的一位是将军女儿的同学不无忧郁地告诉我，她每次外出，总会有一个舞伴吻她，我就责备她为何任由人家吻。我觉得，把嘴唇给一个无关的人吻，是可悲的、不适宜的，总之是该受到谴责的。我这种假正经的理由之一，大概就是平常男性在处女们心里引起的夹杂着恐惧的反感。我尤其担心自己的感官和心血来潮。舞蹈课上感受到的不自在令我气恼，因为我不由自主地忍受着这种不自在。我不承认通过一次简单的接触、一次紧贴、一个搂抱，随便一个什么男人就能使我神魂颠倒。或许有一天我会晕倒在一个男人怀里；我会选择时机，以强烈的爱情解释自己的决定。与这种理性的自尊相叠合的，是我的教育铸造的神话。我珍惜这纯洁无瑕的圣体饼——我的心灵。我的记忆里有一些凌乱的形象，是被玷污的貂皮和被亵渎的百合花。快乐如果不因为情欲之火而升华，就会变成淫秽。另一方面我有些极端：要么想获得一切，要么什么也不要。我一旦爱，就爱一生一世，完完全全投入进去。包括我的肉体和我的心灵、我的头脑和我的过去。我拒不接受人家剩余的激情，拒不接受与爱不相干的享乐。老实说，我没有机会体验这些准则是否牢固可靠，因为没有任何勾引去试图动摇我的这些准则。
我失去了童年的安全感，而没有得到任何补偿。父母的权威并未削弱，但由于我的批判意识的产生，我越来越没有耐心忍受了。拜访、家庭午宴，所有这些苦差事父母都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而我觉得全然没有必要。“必须这样”“这样使不得”等回答，现在根本不能令我满意了。母亲的关心成了我的负担。她有“她的想法”，但从不想到应该解释，因此她的决定在我看来往往是武断的。妹妹正式领圣体，我要送她一本祈祷书。为了这件事，我们母女俩就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我想这本书用浅褐色封皮装订，就像我的大部分同学所拥有的祈祷书一样。妈妈认为用蓝色的布封面就够漂亮了。我不同意，并说所用储蓄罐里的钱是我自己的钱。她反驳说，一样东西既然只值十四法郎，就不应该为它花二十法郎。我们去面包店买了面包，回家上楼梯时，我一直赌气不理她。我不得不让感情化解了怒气，但对她在我看来这种滥用权力的做法，决心绝不原谅。如果她经常和我对立，我想她只能逼得我进行反抗。但是在重要的事情上，如我们学习和选择朋友等问题上，妈妈倒是很少干预。她不妨碍我的学习，甚至不干扰我的闲暇，只要求我做一些小事情，如磨咖啡、倒垃圾等。我习惯于乖乖地听话，我想总的来讲，上帝要求我这样做。所以我与母亲之间没有发生冲突。但我暗暗意识到我们之间会有冲突。她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环境，使她深信对一个女人而言，做母亲是一个最美好的角色。可是只有我扮演我的角色，她才能担任她的角色，而我仍像五岁时那样，坚决拒绝参加演大人们的喜剧。在德西尔学校，学生们正式领圣体前一天，校方鼓励我们去跪在我们的妈妈面前，请求她们原谅我们的错误。我不仅自己没有这样做，而且当轮到我妹妹时，我也阻止她这样做。母亲大为光火。她认为我心里总是有所保留，十分不高兴，经常呵斥我。我怪她让我一直处于依附地位，对我显示她的权力。此外，我也嫉妒她在父亲心中所占的位置，因为我对父亲的热爱与日俱增。
我的行为符合我所处和圈子里现行的道德，但是我接受这种道德是有重大保留的。我要求男人像女人一样，受到同样的法律约束。日耳曼娜姑妈在我父母面前含糊其词地抱怨说，雅克太老实听话。我父亲、大部分作家，总之人们普遍都对男孩子们的初次荒唐采取鼓励态度，认为时候一到，他们自然会娶自己那个阶层的一个年轻女子。暂时嘛，人们赞成他们与一些地位低的女孩子如轻佻漂亮的姑娘、年轻的女缝纫工、时髦小姐、学裁缝的女艺徒玩玩。这个习俗令我极其厌恶。人们常常对我说，地位低的阶层没有道德观念。因此，一个缝洗衣女工或卖花女的不端行为，在我看来非常自然，甚至不使我感到愤慨。那些处境艰难而被小说家欣然赋予最动人品质的年轻妇女，我对她们寄予同情。然而她们的爱情注定不会有好结果，说不定哪一天，她们的情人就会为了一位有地位的小姐而抛弃她们。我崇尚民主又浪漫。认为只要一个男人有钱，就可以允许他愚弄一颗心，这令我反感。另一方面，我为像我一样清白无辜的未婚妻感到义愤。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承认我的对象拥有我没有给予自己的权利。只有当他和我一样，为对方守身如玉，我们的爱情才是必要的、完全的。其次，性生活从本质上讲，也就是对所有人而言，应该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否则我就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态度。只是暂时我无法改变自己的态度，因而会陷入非常困惑的境地。不管公众的看法如何，我执意要求男女双方必须同样贞洁。
对最后的“断奶”的这种拒绝，在看了露易莎·奥尔科特的小说《好妻子》，即《小妇人》的续集时，强烈地表现了出来。自从我离开共同微笑着面对未来的乔和劳里，已经过去了一年或一年多。他们的故事在这本书里结束。我一拿到陶赫尼茨(1)丛书中的精装小开本，信手翻开，正好翻到一页，突然了解到，劳里与乔的一个妹妹即那个爱慕虚荣、愚不可及的金发艾米结了婚。我扔下书，它仿佛烫我的手指头。接连好几天，我痛苦不堪，深感自己受到极大的伤害：我所喜爱的男人，我以为也喜爱着我的男人，居然为了一个蠢货背弃了我。我痛恨露易莎·奥尔科特。不久，我发现是乔自己拒绝了劳里的求爱。经过长久的单身生活之后，在犯过种种错误、经历过种种考验之后，她遇到了一位年龄比她大、具有一些高贵优点的老师。这位老师理解她，给她以安慰和忠告。他们结了婚。这个高贵的男人比年轻的劳里好得多，突然从外面来到乔的故事里，代表了“最高审判者”(2)。我就是幻想有一天能得到这样的赏识。然而，对他的突然闯入我不满意。过去读塞居尔夫人的《假期》，我惋惜索菲没嫁给自幼青梅竹马的保尔，而嫁给了一位陌生的年轻城堡主。友谊和爱情在我眼里是终生不变、天长地久的东西，而不是朝三暮四的遇合。我不希望未来使我不得不面临决裂，未来应该包容我的整个过去。
九月底我在一位同学家住了一个礼拜。莎莎曾几次邀请我去劳巴尔东。旅行的困难和我年纪太小，使这个计划流产了。现在我十七岁了，妈妈同意把我送上火车，让我从巴黎坐到茹瓦尼，主人到车站来接我。这是我头一回单独旅行。我将头发绾起来，戴了一顶灰色小毡帽。为自己的自由感到自豪，但也稍稍有点不安，每到一站，都悄悄地观察旅客。真不希望把自己关在一个格子间里，与一个陌生人面对面坐在一起。泰莱丝在站台上等我。这是一位郁郁寡欢的姑娘，失去了父亲，与母亲和五六个姐姐在一起过着凄惨的生活。她虔诚、多愁善感，用波浪形的白色薄纱装点她的卧室，引得莎莎露出了微笑。她对我相对的自由很是羡慕，我想在她心目中我象征着世间全部的欢乐。她在一座砖头砌的大古堡里度过夏天。古堡相当漂亮，但阴森森的，四周是茂密的森林。在参天古木之间，在种满葡萄的山丘之上，我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秋天：它是紫色的、橙色的、红色的，而一切又都点染了金色。我们一边漫步，一边议论即将到来的开学。泰莱丝已获准和我一块上文学和拉丁语等几门课。我准备发奋学习。爸爸可能希望我同时学习文学和法律，因为法律“总是用得上的”。我在梅里尼亚克浏览过《民法典》，那次阅读令我气馁。相反，我的理科老师鼓动我尝试普通数学，这个建议合我的意，我在天主教学院攻读这项文凭。至于文学，在马比耶先生撺掇下，我们去达尼埃鲁夫人领导的讷伊学院上课。因此我们与索邦大学的关系被压缩到了最低限度。妈妈与达尼埃鲁夫人的主要合作者朗贝尔小姐谈过话。朗贝尔小姐说，如果继续发奋学习，我完全可以获取教师资格。我收到莎莎一封信，说勒热纳小姐给她母亲写过信，告诉她古希腊语和古拉丁语学起来非常可怕。马比耶太太回信说，对于一个年轻人的想象力，她感到担心的是浪漫主义的陷阱而并非现实主义。我们未来的文学教授罗贝尔·加利克是狂热的天主教徒，其神修毋庸置疑。他肯定地告诉马比耶太太，可以获得学士学位而不会遭天罚。这样我的希望可以变成现实了。这种生活展现在我面前，我仍然是与莎莎去共同经历。
“不，”我暗自说，一边把一摞盘子放进碗橱里，“我的一生一定要通往某个地方。”幸好我不是命中注定当家庭妇女的。我父亲不是女权主义者，欣赏柯莱特·伊夫尔的小说所表现的智慧。在伊夫尔的小说里，女律师、女大夫为了家庭的和谐，最终牺牲了她们的职业。不过需要就是法律。“你们，我的女儿们，你们结不了婚，”父亲常常说，“你们没有嫁妆，必须工作。”在我的喜好中，从事职业的前景远远胜过结婚的前景。从事职业的前景让人看到希望。过去有些女人有所作为，我也要有所作为。我无法预见是什么样的作为。天文学、考古学、古生物学都先后向我招过手，而我继续朦胧地抱着写作的打算。可是这种打算缺乏可靠性，我自己都不是很相信可以据此满怀信心地筹谋未来。我提前哀悼了我的过去。
一种新生活，一种别样的生活。我比头一回进学校前夕更加激动。躺在落叶之上，目光被葡萄园诱人的颜色晃得迷迷糊糊，我反复说着两个严肃的名词：学士学位、教师资格。所有障碍、所有墙壁全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在广阔的天地里前进，穿越世界的真理。未来不再仅是一种希望，我已经触摸到它。学习四五年，然后就过上我用自己双手塑造的生活。我的人生将是一个美丽的故事，它将随着我的讲述而变得真实。
成年人单调的生活一直让我同情。当我知道，这生活的单调，不久也将成为我命中注定的遭遇时，我不禁焦躁起来。一天下午，我帮助妈妈洗碗：她洗盘子，我把它们擦干。通过窗户，我看见消防队营房的墙壁，还看见一些厨房，里面有女人在刷锅或摘菜。每天都是午餐、晚餐，每天都洗菜、洗碗，时间就是这样周而复始，没完没了，不知所终。我将这样生活下去吗？我脑海里呈现了一幅图景，是那样令人懊恼的清晰，至今记忆犹新：一排灰色的方块一直延伸到地平线，按照透视法显得越来越小，但全都一模一样，平淡无奇；那就是一天天、一周周、一年年。我嘛，自出生以来，每天晚上睡觉时都感到比前一天晚上充实了一点，就这样一点点长大。可是，在天上如果只能找到一个枯燥乏味的平台，走去没有任何目标，有什么意义呢？
(1)Karl Christoph Traugott Tauchnitt（1798—1844），德国印刷出版商。
我的身体正起着变化，我的生活方式也在变，过去正在远离我。我们已经搬了家，路易丝已经离去。我和妹妹在看一些老照片时，我突然想到，不久后的一天，我将失去梅里尼亚克。祖父年事很高，将不久于人世。等这个庄园属于加斯东伯父时——他已经是虚有权所有人——在这里我就再也不会感到是在自己家里了，那时再来就是外人，况且我也不会再来。我感到沮丧。父母一再说——他们的例子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生活会抹去童年时代的友谊。难道我会忘记莎莎吗？宝贝蛋和我，我们不安地寻思我们的感情是否经得起岁月的砥砺。大人们不分享我们的游戏和快乐。我没有见过一个在世间过得开心的大人。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生活没有乐趣，生活不是小说。”
(2)指上帝。
进入青春期之后，我感情开始躁动。三年级——我们称为六年级一班——结束时，我旁观了二年级学生参加的学校内部那场庄严的考试，考试及格即可获得阿德丽娜·德西尔学校的毕业文凭。玛格丽特穿一件灰色的中国绉绸礼服连衣裙，透明的袖子让人看得见两条圆圆的漂亮胳膊。这种有节制的裸露令我震惊。我太无知，也太循规蹈矩，不可能流露出任何欲望。我甚至无法想象任何一只手能亵渎那雪白的肩头。但是在整个考试期间，我两眼一直没有离开那对肩膀，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抽紧着我的喉咙。
(3)Alceste，Philinte,莫里哀《愤世嫉俗》里的人物。
夜里我又睡得安稳了。然而世界却变得难以形容地混乱起来。这种改变没有涉及莎莎。她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件东西。不过在比我高的一个班里，有一位我视为偶像的女同学，她金色头发，面带微笑，一身粉红色衣服，名字叫玛格丽特·德·泰利库尔。她的父亲是法国最大的富豪之一。她来上学有一位家庭女教师陪伴，坐着一辆宽敞的黑色汽车，有专门的司机。她才十岁，已经梳着非常得体的环形大鬈发，衣着讲究，戴的手套直到进入课堂才摘下来。在我眼里，她俨然像一位小公主。她已经出落成一位俊俏姑娘，有着柔顺的浅色长发，明眸秀眼，笑容可爱。我感觉到她悠然自得，态度矜持，声音稳重而悦耳，她是好学生，对老师恭敬有礼，而老师们看到她令人艳羡的财产，对她宠爱有加。她和我说话时总是十分亲切。据说她母亲是一个患有重病的人。这种考验给玛格丽特增添了一种传奇式的光晕。有时我想，如果她邀请我去她家，我会高兴得要死。可是，我甚至不敢抱这种希望，因为她所居住的地方，离我像英国的王宫一样遥远。再说，我并不希望与她建立亲密关系，只要能在近处默默地看着她就足够了。
(4)Albrecht Dürer（1471—1528），文艺复兴时期德国油画家、版画家、装饰设计家和理论家。
所有目光都注视着我，我感到双颊热辣辣的，真个是苦不堪言。不久之后，我参加了北方一位表姐的婚礼。莉莉姨妈结婚那天，我的形象令我陶醉，而这一次则令我气恼。直到上午到了阿拉斯，妈妈才想起来：我所穿的米色中国绉绸新连衣裙，紧绷住我这已经完全不像小孩子的胸脯，显得不得体。于是她用绷带把我的胸部绑住，使我整天都觉得短上衣里藏着一个伤残的、动弹不得的胸部。婚礼仪式和没完没了的宴会真没意思。我黯然神伤，意识到照片上我的模样肯定是打扮得滑稽可笑，人又矮又胖，姑娘不像姑娘，妇人不像妇人，没有一点风韵。
(5)Louis Vieillot（1813—1883），法国记者，教皇至上主义者的领袖，对法国教会颇有影响。
透着胆大包天……
(6)Louis Madelin（1871—1956），法国历史学家。
她那双大眼睛与众不同
(7)Théodore Gosselin（1855—1935）的笔名，法国期刊历史专栏作家。
踩着西班牙舞步，舞姿翩跹（重复）
(8)Frantz Funck-Brentano（1862—1947），法国历史学家，对旧制度有深入研究。
果然是巴塞罗那最美的美人儿
(9)Amélie-Césaire Carette（1839—1926），法国皇后欧仁妮的宫中女官。
那副样子福气活现（重复）
(10)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美国政治家，1913—1921年间担任美国总统。
看，朝我们走来一个美丽女人
(11)François Guizot（1787—1874），法国君主立宪派领袖，曾任外交大臣、首相，著有《欧洲文明史》和《法国文明史》。
帮助爸爸保住了地位的那位富豪表亲，为自己的孩子们及其朋友们举行了一个晚会。他创作了一出诗歌活报剧。我妹妹被选为女主角，穿着蓝色珠罗纱连衣裙，上面点缀着星星，一头秀发披散在背上。她扮演夜美人，用诗歌与一位扮作月亮的丑角进行了对话之后，又用押韵的句子一一介绍小客人们。小客人们全穿着戏装，一个接一个从舞台上走过。我装扮成西班牙女孩子，摇着扇子，大摇大摆地穿过舞台，而妹妹和着民谣《弗尼古丽弗尼古拉》的曲子唱道：
(12)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写告发信的人。
我人变得难看了，鼻子发红，脸上和脖子上长了一些包，弄得我神经质地总是感到不自在。母亲工作忙得不亦乐乎，对我的穿着漫不经心。我穿的衣裙都没个样，使我更显得笨拙。我为自己的身体感到难堪，我对什么都嫌恶，例如拿自己喝过的杯子再来喝水，就忍受不了。我有了一些习惯性动作，不停地耸肩膀，不停地抠鼻子。“不要去抓你那些包，不要抠鼻子。”父亲一再对我说。既不怀恶意也不留情面，他常常对我的脸色、粉刺和笨拙发表议论，使得我越发不自在，更助长了我的习惯性动作。
(13)Marc Sangnier（1873—1950），法国记者、政治家，《犁沟报》创办人。
潮湿闷热的七月中旬，我们在朋友家小住。一天早晨我醒来时吓呆了：我的内衣弄脏了。我把它洗了，换了衣服，可是内裤又弄脏了。我忘记了玛德莱娜含含糊糊的预言，寻思自己这是得了什么丢脸的病。心里惴惴不安，隐约觉得自己犯了错误，不得不去求助于母亲。母亲说这说明我长成“大姑娘”了。我听了心里不是滋味。知道自己并没有犯任何过错，我才大大松了口气，甚至像每回遇到重大事情一样，心里还油然产生了一种自豪感。我忍受了妈妈与她的朋友们窃窃私语，而没有觉得太难堪。相反，晚上我们在雷恩街见到爸爸，而爸爸以开玩笑的方式影射我的状况时，我却羞臊得无地自容。我还以为女人们会结成同盟，仔细地向男人们掩饰她们秘密的毛病呢。面对父亲，我本来觉得自己是纯粹的思想。现在他突然把我视为一个人体，这让我感到恐惧，觉得自己永远沉沦了。
(14)Charles Maurras（1868—1952），法国作家、记者、政治理论家、民族主义者、君主政体拥护者，因“二战”时期支持维希政权被判无期徒刑。
自从我窥透了它们的秘密，禁书也就不像从前那样让我惧怕了。我的目光常常在厕所里残缺不全的报纸上溜来溜去，就这样读到了一篇连载小说的片段，描写男主人公把他热烈的嘴唇贴在女主人公白皙的乳房上。这个吻令我情怀激荡。我同时是男的，又是女的，还是窥视者，自己给这个吻，又接受这个吻，眼睛看到的全是这个吻。当然，我之所以感到如此冲动，是因为我的身体已经醒来。不过这种遐想全凝聚在那画面四周，在入睡之前我不知重温了多少次。我还想象出其他画面，也不知道是从哪儿联想起来的。夫妻俩几乎不穿衣服睡在同一张床上这件事，直到此时并没有令我联想到拥抱和抚摩，因此估计我是从自己的需要想象出来的，因为在一段时间里，我受到撩人的欲望折磨。我回到床上，嗓子发干，盼望有个男人的身体贴着我的身体，一双男人的手抚摩我的肌肤。我绝望地计算着：“不满十五岁的人不能结婚！”这又是年龄的限制，我还得等几年才能熬到头。感觉是慢慢产生的，被窝的温暖、血液的躁动和我的幻觉，使我的心妙不可言地怦怦直跳。我几乎相信这幻觉就要变成真实了。可是没有，幻觉消失了，没有任何手、任何嘴唇来抚平我这欲火中烧的肉体。我的马大普兰细布衬衣成了一件有毒的内衣，只有睡着了我才能得到解脱。我从来没有把这种骚动与罪孽的概念联系到一起。这种骚动之强烈使我无法怡然自得，而觉得自己多半是受害者而非罪人。我也不去寻思其他女孩子是否也感受到这种煎熬。我不习惯于拿自己与别人比较。
(15)Eugénie de Guérin（1805—1848），法国诗人莫里斯·德·盖兰的姐姐，在诗人去世后编辑并出版了他的日记。
我们住到雷恩街那年，我睡得不安稳了。是我没有很好地领会玛德莱娜透露的情况吗？现在我的床与父母的床只有一层板壁之隔，有时我都听得见父亲打呼噜。是我对居住拥挤敏感吗？我不时做噩梦。一个男人跳到我床上，用膝头压住我的胃部，压得透不过气来。我梦见自己醒来了，但那侵犯者又压住了我。大约也在这个时期，早晨起床成了一种痛苦的精神创伤，晚上入睡之前想起来，我就嗓子发紧，手心出汗。早晨听到母亲的声音时，我真希望病倒，免得面对摆脱黑夜的麻木所带来的恐惧。白天，我感到头晕，浑身软弱无力。妈妈和医生都说：“这是发育。”我讨厌这个词和体内暗暗发生的变化。我羡慕“大姑娘们”的自由自在，但一想到自己的胸部会鼓胀起来，就心生反感。我曾经听说过，成年女人撒尿会发出瀑布般的响声。一想到她们鼓胀的肚子里储藏了那么多水，我就像格列佛看到年轻女巨人们向他袒露出乳房时一样惊骇不已。
(16)Henry Bernstein（1876—1953），法国剧作家。
面对大人，我们姐妹俩结成紧密的联盟。两个人之中如果有一个碰翻了墨水瓶，那是我们两个共同的过错，我们共同承担责任。然而自从我认识莎莎之后，我们姐妹俩的关系发生了一点变化，我总是拿这位新朋友来担保。莎莎嘲弄所有人，也不放过宝贝蛋，把她视为“小不点儿”，我呢亦步亦趋。妹妹十分气恼，试图摆脱我。一天下午，只有我们两个在书房里，我们刚刚争吵过，妹妹伤心地对我说：“有件事我得告诉你！”我翻开一本英语书放在夹有粉红色吸墨纸的垫板上，开始温习，只稍许转过头。“是这样，”妹妹说，“我想我不再像从前那样爱你了。”她以沉稳的口气对我说明了她心里这种冷淡的新感觉。我静静地听着，面颊滚动着泪珠。妹妹扑过来：“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一边喊一边抱住我。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我抹干眼泪，对她说：“你知道的，我当然不相信你刚才说的话！”然而，她说的并不完全是假话。她开始为自己年龄最小的地位反抗，而由于我不管她，就连我也一块反抗。她与我们的堂妹让娜同班，她喜欢让娜，但两个人兴趣不同，而且让娜非要她与自己的朋友们交往不可。让娜的那些朋友，都是一些愚蠢而自命不凡的女孩子，宝贝蛋憎恶她们，也为人家认为她们配得到她的友谊而气恼，可是大家都不当一回事。在德西尔学校，大家继续把宝贝蛋视为她姐姐的影子，当然是不完美的影子。宝贝蛋常常感到屈辱，大家都说她傲气，而那些作为优秀教育工作者的老师更加故意羞辱她。由于学业上我走在前面，所以父亲最关心我。妹妹为这种偏心感到痛苦，不像我一样崇敬父亲。有一年夏天在梅里尼亚克，为了证明她记忆力和我一样好，她熟记了拿破仑的所有元帅的名字，包括每个人的姓名和军衔，一口气背了出来。父母露出微笑。她气恼之下，开始用新的眼光看待我，想办法找我的茬儿。虽然是畏畏缩缩，但她居然试图与我竞争，对我进行批评，又总是躲着我。这令我恼火。我们俩向来常常无端争吵，因为我态度生硬，而她爱哭。现在她哭得少一些了，但我们架吵得更凶了，都带上了各自的自尊心，都想吵赢对方，然而最后总是言归于好，因为我们彼此需要对方。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判断我们的同学、老师和家里的成员。我们相互不隐瞒任何东西，总是很高兴一块玩儿。晚上父母出去了，我们就放纵开了，先去厨房里做一个煎蛋卷吃了，然后大叫大嚷，在家里闹翻了天。现在我们俩睡在同一个房间，上了床还要玩很长时间，没完没了地说话。
(17)Palatino，古罗马建于其上的罗马七山丘之一。
路易丝与一位盖屋顶的工人订了婚。有一天，我无意中看见她在厨房里笨拙地坐在一个红棕色头发男人的膝盖上。她脸色有点发白，那个男人满脸通红。不知道为什么，我心头有点忧伤。然而，她的选择大家都赞同。她的未婚夫虽然是个工人，但有头脑。路易丝离开了我们。接替她的，是一位纯真快乐的农村妹子卡特琳娜，在梅里尼亚克我和她一块玩过，几乎称得上一位伙伴。可是，晚上她总和对面营房里的消防队员一块外出，去外面“野”。母亲责备过她，后来就辞退了她，并且决计不再请帮手，因为父亲业务上不顺利。多亏了一位有影响的远房表亲的关照，父亲进了“金融广告业”，先在《高卢人报》后又参与几家报社的工作。这个行当挣钱少，令他厌倦。为了解闷，他比过去更常去朋友家或咖啡馆打桥牌。夏天的星期日去看赛马。妈妈经常孤单一人守在家里。她并不抱怨，但她讨厌做家务，又不堪忍受贫穷的压力，人变得非常神经质。父亲呢，也渐渐地失去了他那不温不火的好脾气。两个人倒还没有真的吵架，但会为一些小事大喊大叫，而且常常迁怒于妹妹和我。
(18)Pierre de Ronsard（1524—1585），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最多产的诗人。
我们搬家了。我们的新住宅与原来的住宅布置得差不多，家具陈设也一样，但是比原来的小，而且不如原来的舒适。没有浴室，只有一个洗手间，又没有自来水。父亲每天要把洗脸池子下面那桶沉重的脏水倒掉。没有暖气，冬天房子里寒冷彻骨，只有书房除外，母亲在里面点燃了一个蝾螈炉。就连夏天也一样，我也在书房里学习。我和妹妹共住的房间——路易丝住在七层——太逼仄，连站的地方都没有。没有了我喜欢躲避的宽敞门厅，只有一条走廊。一下了床，就没有一个属于我的角落。我甚至没有一张可以放我东西的课桌。书房嘛，母亲经常在里面接待客人，晚上和父亲在那里闲聊。我学会了在嘈杂声中做作业和温习功课。可是，永远无法独处，这让我不堪忍受。妹妹和我都非常羡慕那些独自拥有卧室的小姑娘。我们的卧室只是一个睡觉的地方。
(19)E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1715—1780），法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和逻辑学家，感觉主义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