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端平三年（1236年），宋军在四川和荆襄迭遭惨败，防线趋于瓦解。在荆襄战场上，鄂北重镇襄阳于三月陷落，京湖制置使赵范弃城而逃，仓皇中连官印都丢了。襄阳自岳飞于绍兴四年（1134年）收复后，累经百年经营，一朝毁于兵燹，荆襄防线遂门户洞开。在四川战场上，名将曹友闻统领的四川边军精锐于九月底全军覆没，成都于十月底失守，四川大半沦丧，《宋季三朝政要》载：“五十四州俱陷破，独夔州一路及泸、果、合数州仅存。”
蒙古南征一开始，便摆出了全面进攻的态势，在由西向东延绵三千里的蒙宋边界上，蒙军分三路南侵，分别对应南宋三大战区：四川、京湖（荆襄）、两淮。宋军为保卫临安，于两淮集中了大量军队，且两淮地区水网纵横，不利于骑兵奔袭，因此蒙古人的攻击重点落在了四川和荆襄。
在襄阳，窝阔台三子阔出突发重病身亡，为蒙古此次南征最意外、最惨痛之损失。阔出之死将深刻改变大蒙古国的政治走势。
与西征相比，蒙古南征的规模要小一些。蒙古骑兵大多参与西征，跟随南征的并不多，但南征还动员了大批汉军，因此终究比往日所谓的偏师声势更大，足以震慑南宋。
蒙军虽掌握了战略主动权，但此次南征究竟兵力有限，且两淮战事胶着，一举灭宋并不现实，蒙古因此接受了谋臣的劝谏，决定改战略为“撒花（即讲和）自撒花，厮杀自厮杀”，也就是边打边和。
第二次西征长达七载，先后攻掠钦察、斡罗思、波兰（孛烈儿）、匈牙利（马札儿）。武功最盛莫过于1241年4月上旬，三天时间内，蒙古人先是在利格尼茨战役中击败波兰军队，击毙西里西亚公爵亨利二世；继而在赛约河之战中歼灭匈牙利军队七万余人，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仅以身免。直到1242年初，大汗窝阔台死讯传来，蒙古西征大军才徐徐东返。拔都以伏尔加河下游为统治核心，建立了地跨欧亚的钦察汗国（又称金帐汗国），是为蒙古四大汗国之滥觞。
从南宋嘉熙元年（1237年）到南宋淳祐元年（1241年），宋蒙一直处于“且战且和”的奇特状态。在这一阶段的战争中，孟珙临危受命，全面掌握荆襄军权，投笔从戎的余玠和之前的虞允文一样在两淮横空出世，南宋在各大战线堪堪稳住阵脚。
为与成吉思汗时代的那次西征相区别，此次西征也称“第二次西征”，因为各支宗室多以长子统军，又称“长子西征”。在忽里勒台大会上，窝阔台决定派遣拔都（术赤次子）、贵由（窝阔台长子）、蒙哥（拖雷长子）及名将速不台，于是年春率蒙古大军主力西征，总兵力在十二万人左右。
在两淮战场上，出身白鹿洞书院的余玠攻破宿州，重挫蒙古水师，而后全师从容南撤。这也是自宋蒙开战以来，宋军首次深入敌后，攻破蒙古占据的城池。
端平入洛次年（1235年），窝阔台召开兼有推举大汗及定策重大军事行动的忽里勒台大会，同期启动了浩浩汤汤的西征与南征。
在荆襄战场上，孟珙先于嘉熙元年（1237年）至二年的黄州保卫战中挫败蒙军围攻，蒙军死伤“十之七八”，继而于嘉熙三年（1239年）六月收复襄阳。
说“大举南下”可能不尽准确，窝阔台要同时打两场仗。
孟珙在南宋军中威望之高，可能仅次于宋高宗朝的“中兴四将”（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孟珙入援黄州时，守军竟齐声高呼：“吾父来矣。”
宋使刚到蒙古不久，蒙古大军就做好了大举南下的一切准备。
嘉熙四年（1240年）二月，孟珙奉命西调川东，全面主持四川、荆襄两大战区军务，南宋川东战事遂转危为安。
臣介胄之士，当言战，不当言和。
宋蒙战争中，宋军难得的胜绩多为守城，能够在攻势作战中连续挫败蒙军主力的唯有孟珙。江陵危急，宋理宗诏诸军救援，众将一致认为无人比孟珙更合适。孟珙不负众望，亲自带兵连破蒙军二十四座营寨。
就战和之辩，宋理宗特意咨询孟珙的意见。《宋史·孟珙传》记载，孟珙严守军人本分，所言直击人心：
孟珙带兵朴实无华，合乎人情天理：皇上赏赐财货，孟珙尽数转赠众将，甚至还自己掏钱加码；军队连日苦战后伤病满营，孟珙增派医生赴军营现场治疗；士大夫、老军官和退役兵卒前来拜见，孟珙一视同仁，热情接待；孟珙不讲排场，军中仪仗只设鼓旗，自奉甚俭，《宋史·孟珙传》记载他“远货色，绝滋味”；孟珙军中与部下议事，言人人殊，集采众长，让每个人都感觉自己的意见被充分尊重。
宋理宗破例在御后殿接见了连国书都没有的蒙古使节，又遣缔结联蒙灭金之约的使节邹伸之再赴蒙古，打算让其代宋当面向窝阔台谢罪，甚至愿纳岁币以求和。
在宋军整体颓丧、军纪败坏，乃至彻底丧失进取心的大环境之下，孟珙的横空出世虽无力回天，但他是宋军军队最后的荣耀，是为“军神”。
端平入洛新败后，宋廷再无求战之志，一心求和。
蒙古此次南征一直持续到南宋淳祐元年（1241年），长达六年多。与西征的戛然而止一样，当大汗窝阔台崩逝的噩讯于岁末传至军前，南征蒙军随即北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