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这些人所表达的，是一种“遗民”立场。在一个王朝已被新建立的王朝取代的时候，它是一种针对曾在前一个王朝做过官员的人们的道德约束。这一约束并不要求“遗民”拒绝甚至反抗新王朝的统治，也不要求他们天天伸长脖子朝着新政权吐唾沫，只要求他们不能再进入新王朝的各级机构里担任正式官员。因为他们都已在旧朝受过“恩典”，所以终身不能背叛这一恩典。遗民身份并不妨碍具有这种身份的人在新王朝统治下当一名普通老百姓。而且这种身份及身而止，不遗传给后辈。
姚大力先生认为，文天祥之死，是作为宋朝遗民不仕新朝之死。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文天祥具有当时根本不存在的民族主义立场，这样看似是在拔高文天祥，实际上却是对他真实形象的歪曲和侮辱，装模作样地去歌颂一个虚假的文天祥：
关于文天祥的“遗民”立场，还可以从以下几个人的人生选择中交叉印证。
更有意义的探讨是，如果文天祥的确提出“黄冠归故乡”，那么，那些持否定意见者是否能接受？或者说，他们是不是拒绝接受这是一个开放性问题？
其一，文天祥的幼弟文璋。本书前文曾提及，文天祥曾鼓励文璋弃元官归隐，所谓“我以忠死，仲以孝仕，季也其隐……使千载之下，以是称吾三人”。
以上这些探讨都说明，《宋史》“黄冠归故乡”之说，其真伪是一个开放性的、待解决的学术问题，目前充其量只能说是被质疑，远说不上被推翻。
其二，文天祥的嗣子文陞。文天祥的两个儿子或殒命或下落不明后，文璋将次子文陞过继给哥哥以继香火。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时，文陞出仕，官至集贤院直学士，去世后还被仁宗追封为蜀郡侯。文陞之出仕，可证遗民不世袭的观念。
再比如，还有说法认为，“黄冠归故乡”之说是编纂《宋史》的元朝史臣刻意伪造，为的是褒元贬宋，且不论这一说法证据严重不足，可能更关键的是，如果文天祥都愿意“黄冠归故乡”了，忽必烈还苦苦逼他做元朝的官，最终逼得文天祥赴死，这恐怕不是“褒元”，而是“贬元”吧。
元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记录了一件有关文陞的逸事，读之意动：
也有学者认为，《文丞相传》的记载“或为英雄讳”。“黄冠归故乡”之说，绝非空穴之风。
至元间，宋文丞相有子，出为郡教授，行数驿而卒，人皆作诗以悼之。闽人翁某一联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间读史各君臣。”独为绝唱。
即使依照《文丞相传》的逻辑，也并没有完全推翻《宋史·文天祥传》的说法：王积翁们提出了“黄冠归故乡”，但也未指明文天祥同意还是不同意，如果文天祥接受了呢，那不就是和《宋史》殊途同归了？
其三，文天祥的挚友邓光荐。南宋礼部侍郎邓光荐原本作为俘虏与文天祥共同被押送大都，至建康因病滞留，后被元人释放，以在野之身隐居民间，写下《文丞相传》《文丞相督府忠义传》《哭文丞相》等歌颂忠义的诗文。据《元史·张珪传》，文天祥就义那一年，邓光荐做了张弘范之子张珪的老师，张珪后官至平章政事，封蔡国公。
但这是一个开放性的“或然”问题，直接将《宋史·文天祥传》的“黄冠归故乡”之说斥为诬陷，恐怕是太武断了，也是意识形态先行了。
邓光荐没有选择死节，甚至做了张弘范之子的老师，这些都无碍于他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南宋遗民。
有没有这种可能？当然有。
其四，与文天祥齐名的谢枋得。与文天祥一样，谢枋得在南宋末年也主持了多年抗元战事，兵败后，谢枋得隐居福建，教书度日。
有人据此推论，《宋史·文天祥传》是张冠李戴了，将王积翁等人的提议，误作文天祥之语。
元廷先后五次派人召他入朝为官，谢枋得均严词拒绝。谢枋得曾如此解释自己拒绝入仕的立场：“且问诸公，容一谢某，听其为大元闲民，于大元治道何损？杀一谢某，成其为大宋死节，于大元治道何益？”谢枋得的立场很鲜明：只要元朝不逼他出仕，他可以选择作为元朝闲民而活下去；倘若逼迫其出仕，失忠宋之节，便“惟愿速死”。
《文丞相传》这段与《宋史·文天祥传》有两处异同。其一，《宋史》是留梦炎，这里是青阳梦炎，两人都是投元宋臣，此处异同这里就不展开了；其二，“黄冠归故乡”是王积翁等人提议的，而不是文天祥自己要求的。
宋亡十年后，谢枋得终于迎来了生死抉择时刻。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冬天，福建参政魏天祐强迫谢枋得入大都为官。《宋史·谢枋得传》记录下了传主死节的一幕：
是时南人仕于朝者，谢昌元、王积翁、程飞卿、青阳梦炎等十人，谋合奏，请以公为黄冠师，冀得自便。青阳梦炎私语积翁曰：“文公赣州移檄之志，镇江脱身之心，固在也。忽有妄作，我辈何以自解？”遂不果。
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师，问谢太后欑所及瀛国所在，再拜恸哭。已而病，迁悯忠寺，见壁间《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犹尔，吾岂不汝若哉！”留梦炎使医持药杂米饮进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邪？”弃之于地，终不食而死。
毕沅的“辩诬”自然有其道理，据邓光荐的《文丞相传》：
谢枋得与文天祥同为江西人，同年进士及第，因忠义被后人并称为“文谢二山”。谢枋得没有因不求死而隐居被诟病为“苟且偷生”，那么，对文天祥“黄冠归故乡”的可能性也可以更宽容点吗？
毕沅的观点很清晰，《宋史》这段话乃诬陷文天祥，是假的。
终身隐居不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不少南宋士大夫曾试图如此，但在元廷的尽心竭力且带有强迫性的征召下，他们并没有像谢枋得这样求仁得仁。
按天祥对博罗（孛罗）之言，唯求早死，岂复有黄冠归故乡之想。论者以为必留梦炎辈忌天祥全节者，因积翁有请释为道士意，遂附会其语以诬天祥耳，今不取。
赵匡胤第十一世孙赵孟頫宋亡后蛰居在家，屡次拒绝仕元，但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他还是同意出山，赴大都觐见忽必烈。据《元史·赵孟頫传》，忽必烈见他“才气英迈，神采焕发，如神仙中人”，特命他负责起草诏书。
清人毕沅在《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十月的考异中激烈批评《宋史》“黄冠归故乡”之说：
而《元史·叶李传》还记载了曾领衔上书攻讦贾似道的京学生叶李，他在元军入临安后隐居富春山，起初也屡拒征辟，但仅仅一年后，便在半推半就中仕元，成为忽必烈的亲信重臣，得到世祖“其性刚直，人不能容，而朕独爱之”的褒扬。
不少人认为，《宋史》这段“黄冠归故乡”的叙事有违春秋大义，蓄意破坏文天祥全忠全节的形象，进而斥之为构陷捏造。
文天祥起兵勤王时，有一名同为庐陵人的太学生王炎午追随于侧，但因“父殁未葬，母病危殆”，很快离军归家。文天祥五坡岭被俘后，王炎午就一直殷切等待着文丞相的死节消息。久等不至后，他慷慨淋漓地写下了著名的《生祭文丞相文》，上来第一句就是：呜呼！大丞相可死矣！
如果元朝能把他当作一个平民放归乡里，这便是文天祥完全可以接受的一种安排。他在等，也包括在等待这样一种可能性。可是元朝没有给他这一选项。元朝给他的选择，始终只有两项：在元朝做官（忽必烈认为从南宋入元的人当中，能做他的宰相的，只有文天祥）；或者被处死。要他在元朝做官，这是文天祥万万不能同意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文天祥毅然选择了后者。
王炎午堂而皇之地自曝动机：“遂作生祭丞相文，以速丞相之死。”如此坦荡，倒也是非常之人。
从文天祥以上这段话出发，姚大力先生接着阐发称：
祭文写好后，王炎午与友人一起誊录了数十份，在文天祥被押解大都的交通要道上四处张贴，“冀丞相经从一见”，可谓用心良苦。
那么，如何解释文天祥之死呢？
这位唯恐文天祥不速死的王炎午，再也没有参与抗元一天，更没有选择死节。他在“岁岁东风岁岁花。拼一笑，且醒来杯酒，醉后杯茶”中，一直活到了1324年，以七十三岁寿终正寝于家中。
按照《宋史》这一段的说法，如果元朝可以放文天祥回家，不强迫为官，从此做一介平民，这是他可以接受的。今后元廷若有事，文天祥甚至也愿意以一个平民的身份帮着出出主意。
此时，文天祥已殉难四十一年。
这段话的风暴点是文天祥的这句表态：“倘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
不过，王炎午本人倒也算一名极合格的遗民，宋亡后隐居乡里，终身不仕元，大节无亏。这样的遗民人生，或本也是文天祥的心愿。
天祥曰：“国亡，吾分一死矣。倘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积翁欲合宋官谢昌元等十人请释天祥为道士，留梦炎不可，曰：“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事遂已。
文天祥不是为哪个“道旁儿”而死，虽然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也为了那些律他式的道德压力，或悒悒不乐，或百口莫辩，但他最终是为了自己的信念与内心坚持而慷慨赴死。
《宋史·文天祥传》中有一段令很多后人或困惑或愤懑的叙事：
文天祥应对诸葛亮《后出师表》心有戚戚，最末一句是：
文天祥是否不得不死？或者说，文天祥是否有过不死的想法？
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