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开辟兵源外，蒙古大举征调汉军还有更深层次的战术考虑，征襄主帅阿术举荐史天泽之侄史枢领汉军出战时就说：“所领者蒙古军，若遇山水寨栅，非汉军不可。宜令史枢率汉军协力征进。”
据统计，忽必烈为襄阳之战集结的总兵力约有十万。
单从兵力看，忽必烈征调的汉军数量要多于蒙军，“他们参考镇压李璮时的作战方式，几乎不投入蒙古骑兵，取而代之的则是由华北各当地军阀长年培养出来的私人军队”。其一，既然襄阳之战主打筑垒战、攻坚战，而不是更适合蒙古骑兵的野战，那自然就轮到汉军担纲主力了；其二，“即使忽必烈想像蒙哥时期一样投入庞大的蒙古骑兵军团，但在现实中由于中亚地区局势不稳等原因，也无法实现”；其三，若是将汉军推到伐宋之战最前线的话，反过来在华北地区，汉人世侯的影响便会慢慢减少，“对于蒙古而言，华北地区会更加稳定”。
征襄诸事俱备，剩下就是兵力问题了。在襄阳之战的战前与战中，蒙古大肆征兵，除了蒙军，大量汉军也编组参战。最荒诞的是，忽必烈还数次下诏将“曾入南界”的走私商人强行征入军中。
但蒙古汉军主导的筑垒战也有一个明显的漏洞：纵然在陆路上将襄、樊二城围得水泄不通，南宋仍然可以依靠水军纵横于汉水之上，使得围攻襄、樊陷入围而不死的尴尬局面。
安南与蒙古的冲突实质，很可能并非礼仪与贡品这些枝节问题，而在于安南周旋于蒙古与南宋之间的骑墙外交政策。仅从《宋史·度宗本纪》就可以看到，安南与南宋交往颇为频密：宋度宗即位，安南遣使贺登位，献土特产；南宋先后两次给安南国王父子加食邑一千户；襄阳失陷后，安南仍在进贡，南宋赐金五百两、帛百匹。
更重要的是，即使蒙古侥幸拿下襄阳，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水军，又如何实现浮汉入江的大战略？如果水军不能顺江直取江南，攻占襄阳又有何战略意义？
安南国王听罢，这才下拜受诏，但之后又因礼仪之争和进贡犀象与张庭珍发生争执，甚至“使卫兵露刃环立以恐庭珍”。张庭珍解下了自己身上携带的武器，坦然卧于室中说：“听汝何为！”安南国王及大臣见状为之折服。
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建立一支足以抗衡南宋的水军，都是忽必烈征襄的当务之急。
蒙古与安南的外交冲突极有戏剧性。据《元史·张庭珍传》记载，至元六年（1269年），安南未及时纳贡，忽必烈任命张庭珍为安南达鲁花赤，前往交涉宣诏。张庭珍怒斥站立接诏的安南国王：“皇帝没有将安南变为郡县，还让你继续当藩王，这是多大的恩典。你却仗着有南宋撑腰，妄自尊大。今百万之师围襄阳，拔在旦夕，席卷渡江，则宋亡矣，王将何恃？而且我云南驻军不到两个月就可以杀到安南，灭掉你们的宗祀轻而易举，你还是好好考虑吧。”
当然，在襄阳之战前，蒙古也是有水军的。
忽必烈扶植高丽质子王禃登位，是为高丽元宗。至元五年（1268年）夏，忽必烈又责令高丽“备兵一万，造船千只”，以供征调。忽必烈甚至援引西夏拒绝出兵助攻成吉思汗西征而招致灭亡的过往来警告高丽。
蒙古水军始建于窝阔台六年（1234年）蒙宋战争开战后的数年间，其关键节点是：窝阔台九年（1237年）任命张荣实为水军千户，窝阔台十二年（1240年）任命解成为水军万户。
襄阳之战期间，蒙古合纵连横，积极交好周边政权，其间不无威逼利诱之处，力图对南宋形成战略包围。《元史·世祖本纪》记载，百济遣使来朝，忽必烈封赏百济王；诏谕安南遣王室子弟入质，“编民出军役、纳赋税，置达鲁花赤统治之”；封皇五子忽哥赤为云南王，镇守大理，对南宋西南面保持军事压力。
蒙古水军的横空出世，令宋人叹惋：“舟师本吾长技，敌乃习而用之。”但早期的蒙古水军还不足以与宋人争胜于淮河、长江这些宽阔江河上，更不用说海上了。
既然是长期围困，难以就地劫掠，后勤补给就成为先决条件。为此，忽必烈在河南、淮西一带加大屯田力度，招募流民归耕，以囤聚粮食。而故事的另一面是，贾似道新政步入深水区，南宋财政每况愈下，反倒是更切实些的屯田被忽视。当时，南宋有官员针对财政窘境，提出“足兵足食”之策，“今守边急务，非兵农合一不可。一曰屯田，二曰民兵。川蜀屯田为先，民兵次之，淮、襄民兵为先，屯田次之，此足食足兵良策也”，但被新政弄得焦头烂额的贾似道并未采纳这一建言。
待蒙哥大举攻宋时，蒙古水军已初具规模。在蒙哥汗九年（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的川江水战中，史天泽以七十余艘战船三次击败坐拥三百余艘战船的吕文德，逼退了与钓鱼城近在咫尺的南宋水师。
先说战术。在刘整的建议下，蒙古人回避了自身并不擅长的城池攻坚，采用筑壁建垒的长期围困战术，在城外要地修筑堡垒，以断绝襄、樊二城与外界的联络。
不过，史天泽麾下的蒙古水军，在作战中仍高度依赖陆路支持，也就是著名的“水陆协同三面夹击水战”：正面由战船进行水战，左右两岸的步兵使用弩炮向敌船射击。
而此次攻襄阳，忽必烈汲取了以往的教训，立足于持久战的全面准备显然有别于典型意义上的蒙古式战争：后者在战术上讲究速战速决，长驱直入，后勤上寻求以战养战，就地劫掠。
忽必烈即位后，尤其是中统二年（1261年）刘整投降后，水军步入新一轮扩张期。据《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年（1265年），阿里不哥投降次年，北顾无忧的忽必烈“敕边军习水战、屯田”；第二年夏，忽必烈命将领督造战船于汴京。
在蒙哥时代，蒙古人第一次萌生了灭宋之念。但在那次南征中，蒙古虽制订了东、西、南三路攻宋的计划，实则并未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而是寄望于速战速决的妄念，因此一旦遭遇激烈抵抗，蒙军或顿足坚城之下，或束手无策。
此时，忽必烈政权上下已逐步接受了这样一个原本陌生的军事常识：灭宋，必须扩建水军。
可以说，进攻襄阳，其意义并不止于攻城略地，更不在于抢掠人口、财富，而是意味着蒙古灭宋的大幕开启。李璮之乱与阿里不哥之乱相继被平息，忽必烈政权提高了灭宋的战略优先级。
蒙古虽依凭筑壁建垒在襄阳之战中占得先机，但面对庞然大物般的南宋水军，仍然陷入苦战。
只要拿下襄樊，蒙古水军就可以从汉水顺势进入长江，顺流而下直取鄂州，乃至席卷江南，长江天堑将名存实亡，这也就是刘整所说的浮汉入江之策，“攻蜀不若攻襄，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可唾手下也”。
南宋水军在江河上的主力战舰为“蒙冲”：外包生牛皮，可以有效地防御弓箭；采用封闭性结构，前后左右有可以射箭的窗户；造型小巧，速度快捷。
襄阳、樊城两城南北夹汉水而建，共同构成扼守汉水的要地，号称“城高而池深，兵精而食足”。战前，南宋全力经营襄樊防线，并在襄、樊两城所夹的汉水水域中植下粗木桩柱，连以铁索，中造浮桥，作为两城间相互联络声援的交通要道，从而使得依山傍水的襄、樊两城紧密相连，构成一个相当严密的防御体系。
除了数以万计的蒙冲，南宋水军当时装备的最新式战船为“车船”，又称为“车轮船”“浆轮船”，车船以人力用脚踏动，最大的优点是受风力和水流的影响较小，有极强的机动性优势。在之后的襄阳之战中，车船就发挥了奇兵的作用。
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
除了舰船的数量和技术优势，南宋也有针对性地开发了一套水军新战术，被当代学者称为“舟师水路赴援战术”。所谓舟师水路赴援，就是将水军作为强大的机动性军队，当一座城池受到蒙古军队的围攻时，南宋援军往往利用舰船从水路驰援。这一战术对作为守势一方的南宋意义尤其重大，可以在各个战略方向迅速投放有生力量，同时又可以规避陆路援军被蒙古骑兵击溃的风险。
清初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有言：
可以说，襄阳被围初期，南宋之所以一度表现得处变不惊，其最大底气就来自强大的水军，以及舟师水路赴援战术。
对此，贾似道似乎不以为意，并未将襄阳视作宋蒙战争中必争必守的战略要地，据说还曾放话“纵襄阳失守，岂遽危亡？此书生腐语耳”。出于鄂州之胜的临阵经验与自鸣得意，贾似道对鄂州更为偏重，“贾似道对绝对防卫线（或曰据点）没有明确的展望，缺乏对宋蒙战争总战略的认识”，“对蒙防卫战的焦点，或者说绝对防卫据点——总全国之国力所必死防守的城市到底是哪个？襄阳还是鄂州？抑或襄阳还是两淮？始终未有明确的认识”。
襄阳之役开战后，蒙古扩建水军的优先级随着战局的发展进一步提升。南宋水军在江汉水域如入无人之境，真正刺激到了忽必烈。
尽管忽必烈、贾似道决战于鄂州，京湖制置使也开府鄂州，但荆襄的咽喉之地实为襄阳。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风云际会中，刘整成了这个天选之子。
排除了川蜀和两淮这两大选项，那么也只有荆襄战区了。
《元史·刘整传》记载，蒙古至元七年（南宋咸淳六年，1270年）三月，刘整献计征襄主帅阿术：“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而据《元史·世祖本纪》，阿术遂与刘整联合上奏忽必烈：“围守襄阳，必当以教水军、造战舰为先务。”
不过，蒙古人倒也没狂妄到直取两淮，在之前的蒙宋战争中，蒙古人的主攻方向始终都是在川蜀。
忽必烈予以批准，扩建水军一事迅速付诸实行。
再有就是两淮。对蒙古人而言，攻略两淮有两大难点：一是东西流向的河流密布，大军难以横渡，蒙古骑兵的机动性优势不易发挥；二是两淮直接干系临安安危，乃宋军防御的重中之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南宋驻扎两淮战区的军队接近二十万人，几乎是川蜀和京湖（荆襄）这两大战区军队人数的总和。
刘整献计的同年，忽必烈即命刘整造船五千艘。五千艘对南宋水师或许不算什么，但这可能是蒙古水军自初创以来最大规模的单次扩军，毕竟，川江之战中史天泽的水师仅有七十余艘战船。从《元史》的记载来看，蒙古此前造舰计划的量级多为数百艘，如至元三年（1266年），出身藁城董氏的董文炳督造战舰五百艘；至元五年（1268年），陕西四川行省受命造舰五百艘交付刘整。
先说川蜀战场。南宋在川东打造了严密的山城防御体系，在当时的军事技术条件下，山城几乎是无法在短期内被正面攻克的。蒙哥崩逝于钓鱼城之役后，忽必烈登上汗位，一即位便开始调整主攻川蜀的战略，在川蜀转入守势；而刘整叛降于泸州后，吕文德又带兵收复泸州，宋蒙两军由此在川蜀战场上陷入了战略僵持状态。
大造战舰的同时，刘整还受命编练水师。据《元史·刘整传》，刘整“日练水军，虽雨不能出，亦画地为船而习之”，操练出水军七万之众。
从军事地理上看，蒙宋三大战场都不利于蒙古骑兵发挥：川蜀多山地，荆襄和两淮多河流。
到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襄樊前线水军已编成了四个万户，忽必烈将其交由刘整全权统领。
刘整为什么建言忽必烈“先攻襄阳”？
有学者认为，“刘整显然并非建议扩张水军的第一人，但他对蒙古水军大肆扩张的推动与执行出力最大”。从这个意义而言，刘整不仅是先取襄阳完整战略构想的首倡者，也是实至名归的“蒙古水军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