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杂志记者：有句话叫作“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然而，历史中的很多东西很沉重，您书中的一些事也并非笑谈，您在写作时是一种什幺样的心情或体会？
中学毕业前一个暑假，父亲带我和妹妹下地拔秧草，每天在毒太阳下劳作。那时候感觉，世界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我的父亲是民办教师，教育孩子很有一套。他当时说：城里人这时候会坐在风扇下面纳凉，嘴里嚼着冰棍儿。这句话对我的内心世界冲击很大，也坚定了自己走出农村的决心。可谁又知道，一走就走了二十多年。我以前经常做梦，会梦见自己头顶烈日骄阳，置身于茫茫的秧田中间，没完没了地拔秧草，然后会惊醒。在城市生活二十多年，身心却一直难以融入。很多时候会产生“今宵酒醒何处”的时空错觉，觉得眼前灯火通明的繁华和自己没有多大关系。
也正因为我们把古今多少事，都轻松地付了笑谈，所以我们才会在面对现实的时候，多的是隔岸观火，少的是感同身受。毕竟关注历史，很多时候就是在关注更加深远的现实。我在写作过程中，体验更多的是局中人善恶纠缠、人格分裂的无奈挣扎，当然也有人性美好的另一面，而那些美好早就付了笑谈。我所做的工作，是尝试性地去了解真相本身。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了解真相就能去除蒙蔽，是更大的价值。
《清风》杂志记者：工作中有没有一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或者对您人生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的事？
《清风》杂志记者：以您读史的经验来看，您更喜欢哪个朝代，为什幺？
我不希望现实生活激发我太多的创作灵感，更不希望它为我提供更多的创作素材，那样的话，说明中国社会还在历史的原点打转转，这是很可怕的。在我写作的时候，一直有一种对现实问题的观照。可是由于民族性格和文化使然，使得一些现象得以古今穿越，一些规则仍在支配着社会的运行。比如说，我写灰色生存有时候就产生了时间上的错觉，官员的陋规、吏员敲诈办事的百姓、黑恶势力祸害民间社会等。
如果单纯从喜欢哪个朝代来回答，我更喜欢唐朝。作为一个读书人，没有理由不喜欢那个时代。如果选择一个朝代来作为自己研究的范本，我首选是明朝。明朝的官僚制度、权力运行机制相较于前朝，更趋于成熟，更有借鉴意义。
《清风》杂志记者：现实生活有没有激发您的一些创作灵感？
《清风》杂志记者：读史的人，往往有种特别的情怀。在诸多历史人物中，有没有您喜欢的或者让您为之动容、感慨的？为什幺？
我的启蒙书籍应该是《剑桥中国史》。这套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着作，和我在此之前接触到的历史书籍，在叙述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它的结构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全方位的，更像是一套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百科全书。不像有些史学家治史，到处设埋伏、留爆点，一部中国史疑点重重。
海瑞，在我的新书里用很大一部分篇幅来写这个人物。一直以来，海瑞被塑造成道德的偶像、正义的化身，一个超现实的存在。可是在史料里，我们还会了解到另一个海瑞：一个活得毫无色彩，狼狈不堪，官场上最为怪异的道德模范。一个活在荒谬世界里的偏执症患者。千百年来，他的形象被涂抹上了一层层金粉，可谁又会拨回时间的钟去体验一个有温度的、真实的海瑞。
《清风》杂志记者：有没有启蒙的书籍和老师？谁的作品对您的影响最大？
《清风》杂志记者：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对此您怎幺看？
答：我的书很多都是自己的历史随笔集，结集出版的时候被出版社赋予了一个极具市场诱惑力的书名，也因此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作为作者，我当然希望自己的书能够为读者解读中国社会提供一个新鲜的视角，搭建一个解释力更强的框架，形成一套有别于“官场规则”的新话语模式。
黑格尔是哲学家，不是中国史研究专家。他所熟悉的领域，应该是西方社会的宗教、政治、艺术。这些固然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可不是历史的全部。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国家宗教，中国的艺术对他来说也应该是神秘的。尤其对于中国的政治，他更是只见皇帝，不见官。在黑格尔的眼中，中国是王权国家，皇帝主宰一切。可是他并不了解，中国的政治并不是皇帝的一言堂。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结构。如果用一种过于简单的理论来解释或说明中国的历史，显然不够全面和科学。
问：很多写官场题材的书籍都被读者看作为官秘籍，尽管作者的初衷并非如此。您想带给读者的是什幺？
《清风》杂志记者：杜牧的《阿房宫赋》曾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种思考令人叹服，您怎幺看这种现象？
答：相对于精神层面，人的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所谓的精神意识和道德忧患主要还是来自知识阶层。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困扰他们的还是来自生存方面的问题。官僚集团说代天子牧民，可是历史的现实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官僚集团是按照皇帝的指示，或者是按照老百姓所期望和要求去做的吗？他们在生存竞争中，还是绑架了道德和精神。这也是为什幺中国历史上的官员数量最多，可出现政治家的概率最低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官本位和家天下有着密切联系，一族为家，何来真正的天下大局？所以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斗争不是为天下生民，不是为公天下，而是为私，为个人的生存。
中国历史的发展，就好像是陀螺的运动，一圈又一圈，周而复始地旋转。在这种周期性的运动中，肯定会有某种恒定的规律性的东西产生。比如说黄炎培提出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定律，吴思的“血酬定律”，秦晖的“黄宗羲定律”。他们都试图运用规律去发现并解释历史事实。不同之处在于，不同的人选择的角度不同。无论采用哪种角度，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后人哀之而鉴之”。如果光是对着一堆故纸叹息，不去认识并把握历史规律，以古鉴今，那幺我们的后人有一天也同样会对着今天的我们发出一声叹息。
问：写历史的维度有很多，您怎幺想着分析和解构中国历史上各大利益集团的生存竞争与博弈规律？这种生存竞争和博弈是否就是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
《清风》杂志记者：您的历史写作中，往往有深度的思考，可以说很好的解释（分析和解构）了世界，那幺在写作中，是否有改造世界的考量？
答：很惭愧，我的书读得很杂，没有像一些专业学者和历史学家那样，对一个大时代做长久而深入的梳理。有人说，我的写作风格受吴思的影响很大，这是我的荣幸。我没有吴思那幺扎实的经济学、社会学和博弈论的知识结构，我更多是通过历史小事件、小概念关照大社会。我的生活经历让我有幸接触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方方面面、各色人等，这为我的创作提供了更多可能。床头经常放的书有林达、黄仁宇、史景迁、吴思等作家的书，不是说他们的书就是无可置疑的经典，而是角度的新颖、捕捉信息的有力和准确。
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他的终极目标应该是通过改造部分人的世界观来实现改造现实世界。当然这种可能性对于写作者个体来说是微小的，也有可能几乎为零。可是我们不能因为微小而丧失写作的这份庄严感和进取心。
问：您的阅读以及资料的选择主要来自正史还是其他史学家？
《清风》杂志记者：在官场中，炙手可热的无疑是权力。您曾说，虾米能不能吃定大鱼，关键不在虾米的才能高低，而在于虾米在体制结构中所处的位置。限制权力也一直是政治学研究的课题，您对此有没有一些思考？
——历史就是一种生存的逻辑
这个命题太宏大了。关于限制权力是近年来学界争论的热点话题。限制权力，其实是对官员的最大爱护。很多时候官员的膨胀心态，就源于他们掌握的权力。权力具有内在的腐蚀人的“魔力”。当一个官员权力过大而又没有受到社会实质的制约时，会在不自觉中改变一个人的心性，一个谦虚的人可能会变得傲慢，心中毫无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