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病学家就像医学的高空作业工人，”乔尔·布莱曼说，“我们是装配工。我们把钢梁组装成摩天大楼。精神集中非常重要。你必须把焦点放在你必须完成的工作上。”
调查组打算将流行病学的知识作为他们对抗病毒的主要武器。首先，他们要研究症状。然后，他们要做出这种疾病的病例定义。也就是说，他们要确定该如何在患者身上辨别这种疾病。接下来，他们要四处走访，搜寻这种疾病的患者，尝试搞清楚它的人际传播途径。一旦知道了这种疾病是怎么传播的，他们就可以开始追踪病毒在人群中的扩散了。等他们知道了谁携带病毒和谁不携带，就可以禁止被感染的人接触其他人，从而阻断病毒的扩散。他们希望能用这个方法根除人类体内的这种病毒，以免它站稳脚跟，变得无法彻底根除，甚至发展成一场瘟疫。他们的任务是阻止病毒，不让它变得像是中世纪的鼠疫。
大力神在邦巴机场降落。卢泊尔发动货舱里的路虎，顺着坡道开下飞机，当地人群高喊“好啊”——他们在庆祝援助人员的到来。没过多久，调查组围坐在一张咖啡桌旁和地区专员西蒂森·奥朗格开会。（这位先生不久前承诺过，任何一名囚犯，只要愿意帮卢泊尔和他的同事埋葬那两位教师的尸体，就可以获得自由。）专员说邦巴区已被彻底隔离，无法获得物资补给，连盐或瓶装啤酒都运不进来。
让-弗朗索瓦·卢泊尔，调查组的中间人，他在飞行途中没怎么和其他人交谈。他的英语不够好。他知道该如何改进丛林地区的小医院的药房工作。他知道该怎么劝村民吃驱虫药和如何接生。他会说林加拉语和刚果语，他擅长追踪昏睡病的传播情况。但他对有能力杀死几百万人的四级病原体知道些什么呢？他带了个黑色皮革制作的长方形档案夹。卢泊尔在档案夹里放了一件用于抵抗疾病的秘密武器。他没有告诉调查组他的档案夹里装着什么。
卢泊尔坐在咖啡桌前，取出他的黑色皮革档案夹。他身旁的乔尔·布莱曼在琢磨“这个比利时佬”想干什么。布莱曼后来回忆道，卢泊尔打开档案夹，翻过来，一堆现金掉在咖啡桌上：厚如砖头的几沓扎伊尔钞票。这是卢泊尔对抗疾病的秘密武器。“这些也许能帮上忙。”卢泊尔冷静地对邦巴区的专员说。
调查组的队长是疾控中心的一位医生，名叫乔尔·布莱曼。飞行途中，他溜进驾驶舱，和机组人员聊天。天气炎热，没有一丝风。宽达数英里的刚果河分岔流入几条水道，平缓得和镜面一样，倒映着天空，在飞机前方绵延伸展到视野外，最终消失在地平线上的稀薄云雾之中。乔尔·布莱曼思考着即将发生的事情。“我吓得脑子都不好使了，”近期他回忆道，“我们不知道我们在面对什么。我们不知道它如何传播，也不知道我们会见到什么样的临床表现。”
“你他妈搞什么？Qu'est-ce que vousfaites？”——“你在干什么？”乔尔·布莱曼低声对他说。这是行贿，他心想。
调查组有一名成员是皮埃尔·苏乌，他是巴斯德研究所的医生，调查组没有带任何生物安全装备让他感到非常担心。队伍在金沙萨集结时，苏乌坐着出租车跑遍全城，尝试购买防护装备，却伤心地发现密封防护服在金沙萨极为短缺。不过，他想办法买到了12套法式工作服。法国的机修工最喜欢穿这种淡蓝色的连体工作服。他还买到了一些摩托护目镜。作为一名医生，你戴着摩托护目镜，身穿机修工的工作服，也许有机会让当地人相信，面对一种极度危险的病毒，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卢泊尔耸耸肩。“这儿就是这么办事的。”
几小时后，流行病调查组坐在一架大力神运输机的货舱里，飞行于1万英尺的高度，脚下是刚果河。货舱没有舷窗，贴着舱壁有两排活动座椅，调查组的成员坐在上面。他们面前的货舱中央停着一辆路虎，加满了油，随时可以出发。离路虎不远处是个吧台，存放着威士忌、金酒、香槟和各种开胃酒。这是蒙博托总统的一架私人飞机。调查组成员过于紧张，没心情喝酒。
布莱曼震惊了。“这种事一旦开头，以后不掏钱就什么都办不成了。”他对卢泊尔说。
10月19日，中午
这不是贿赂，卢泊尔对布莱曼解释道。他从不行贿，从不。这笔钱是他所属的组织给一位政府官员的现金资助，用来在危机之中维持政府职能的运转。
她把恐惧埋藏在心底，亲吻丈夫，祝他一路顺利，孩子上来拥抱他，他倒车开出门前车道，然后驶向军用机场。
10月20日
她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画面：丈夫被美国人送回来，变成了一具受到感染的尸体。但她无法见到他的尸体（当然了，假如他死于这种病毒，她也不想见到他的尸体），因为美国人会把他的尸体放进未来主义造型的铝合金棺材里——就像航天局试验用的什么东西——然后用橡胶垫圈封死，免得棺材里的病毒逃出来。
第二天上午，调查组开上土路，驶向扬布库传教区。他们抵达目的地，发现修女们精神严重受创。即便如此，她们还是做了一顿佛兰德斯炖牛肉招待客人。调查组的一名成员是比利时人彼得·皮奥，他用佛兰德斯语和她们交谈，享用炖牛肉，修女们得到了极大的鼓舞。卢泊尔医生拿出他的尊尼获加黑方。利奥神父，那位会用香蕉酿酒调鸡尾酒的神职人员，喝掉了半瓶威士忌。吃过晚饭，调查组思考该在哪儿睡觉。病毒感染者有可能在传教区的任何一张床上睡过觉，因此每一张床都是高危区域。最后他们决定在女生教室打地铺。他们先用漂白水清洗地板，然后躺下休息。
但他妻子乔西安就不一样了，他最近觉得她un peuinquiète——有点不安。乔西安对这种病毒不像她丈夫那么安心。她向丈夫解释，说她担心的不是病毒本身。不，而是那些美国人。她是比利时人，对美国人有自己的看法。总体而言，这种看法还算正面。倒不是说他们是坏人，只是他们是美国人。这就是个问题了。因为，众所周知，美国人通常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她开始想象美国人拿着病毒做出某些蠢事，结果害得让-弗朗索瓦被感染。
卢泊尔根本不想睡在漂白水洗过的地板上。他对调查组说他要换个地方过夜，于是出去找床。他转悠了一阵，最后走进传教区的荒弃客房，找到了一张床。他掀开蚊帐，仔细查看床单。他没看见任何特别大块的污渍，于是躺了上去。
卢泊尔把生活物品塞进旅行包：烟斗和烟草、牙刷、安全剃刀、袜子。他加上了一瓶尊尼获加黑方。苏格兰威士忌能帮助释放压力，他觉得幸免于难的修女和神父应该会需要的。在这次任务面前，他似乎颇为放松。
“La nuitfutcalme”——“这一夜很宁静”，卢泊尔的日记这么说。然而夜晚的声音却有点不对劲。丛林发出正常的嘈杂声，有疣猴的吼叫，有夜鹰的低鸣，有无数昆虫的吱喳叫声……全都是非洲中部丛林大自然发出的自然声响，但其中缺少了某种元素。黑夜中有个窟窿。大自然的声音饱满而完整。缺失的是鼓声。
几天后，姆弗穆卢图努大道那幢刷白的屋子里，让-弗朗索瓦·卢泊尔正在收拾行李，他将再次远征邦巴区，但这次是和国际队伍一起去。队伍的总负责人卡尔·约翰逊征召了一些志愿者，将他们编成一支别动队，也就是所谓的流行病学调查组（简称epi team）。他们的任务是前往邦巴区这种疾病的原爆点，追踪病毒的移动路径，想办法打破正在扩散的感染链。卢泊尔是调查组的中间人。他熟悉这片土地，会说当地语言，而且已经探访过扬布库，亲眼目睹过这种疾病。
卢泊尔在扎伊尔长大。小时候每天夜里伴他入睡的是从卧室窗口飘进来的鼓声。天黑后，声音能传得很远，村民在夜里会用鼓声远距离交流。他们敲鼓通常只是为了交谈，与朋友聊天，分享消息，就像其他地方的人打电话。卢泊尔从小就喜欢夜里的鼓声。对他来说，鼓声算是一种安慰心灵的东西，就像父母在楼下客厅轻声聊天，而你在卧室里沉沉睡去。但今天夜里他只听见大自然的声音，森林里代表人类存在的声音彻底消失。就仿佛森林里发生了什么异常恐怖的事情，人们甚至不敢谈论它……
1976年10月18日
……有人在敲门。“医生！请快来！”
金沙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