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丁·戈巴要用哈佛的帕尔迪斯·萨贝提提供的PCR仪检测马科纳三角洲诊所送来的血样。纳蒂亚·沃凯埃同时用她的机器做平行检测。两次检测的结果可以做交叉对比。
那天上午，拉沙实验室旁的小巷，一个白色集装箱里的小实验室内，一位名叫纳蒂亚·沃凯埃的法国科学家正在做准备，她要和同事一起检测从马科纳三角洲的诊所送来的那份血样。纳蒂亚·沃凯埃是美国生物科技公司Metabiota的雇员，派驻在凯内马是为了监控新发病毒。她的实验室里有一台PCR仪，能够检出人类血液里埃博拉的遗传密码。几周以来，她一直在用这台仪器检测凯内马医院的病患血样。她密切关注医院的患者人群，搜寻埃博拉的存在迹象。
此刻，纳蒂亚和她的助手——一位名叫莫因雅·孔伯尔的女性技师——穿戴上个人防护装备，走进高危实验室。为了检测，她们首先纯化一份极少量的血样，只有一粒芝麻那么大的一滴。准备工作需要花时间，而她们还要为另外七个血样的检测做准备，因为纳蒂亚依然在常规性地检测医院病患的血样。胡玛尔·汗来了，他在图书室的一张桌子前坐下等待，图书室隔着走廊与高危实验室相对，他在思考究竟发生了什么。大雨下着下着停了，云开日出。
星期天早晨，8点整来普通病房上班的几位护士唱起赞美诗，给患者打气，也给即将开始一天辛苦工作的自己鼓劲。每逢星期天，凯内马的穆斯林会打开基督教电台，听福音合唱团用三部和声唱赞美诗，而每逢星期五，凯内马的基督徒也会在电台上听伊玛目布道。早晨慢慢过去，基督徒家庭走上街道，步行前往教堂。人们衣着得体，男人穿运动衬衫和长裤，男孩打扮得和父亲一样，少女穿白色或粉色裙装，成年女人穿色彩明艳的长裙，缠着相配的头巾。有些人边走边用手机发短信或打电话。
下午5点30分
5月25日，星期日
纳蒂亚在她的集装箱里，双手拿着一根细长的玻璃管。试管里装着血液的纯化提取物，这份样本来自玛米·莱比，乡村诊所里的那位患病女性。她把试管插进PCR仪的托盘，这台仪器与微波炉尺寸相仿。托盘上还有另外七根细长的玻璃管，每个试管都装着一名凯内马医院患者的纯化血样。这七份样本只是常规性检验；纳蒂亚持续检测患者血液已经几个月了，还没有一份样本检出埃博拉病毒阳性。她启动仪器。托盘上共有八份样本。
凯内马，塞拉利昂
一小时后，暮色刚开始降临，她看见仪器差不多要停止运转了。奥古斯丁·戈巴和胡玛尔·汗来到她的实验室。他们聚集在电脑屏幕前，最终结果一一出现。
高危实验室
纳蒂亚看着屏幕上的结果，知道检测肯定出问题了。八份血样里有三份检出埃博拉病毒阳性。其中一份属于玛米·莱比。另外两份来自凯内马医院内的病人。三名埃博拉病毒感染者，有两个就在医院里？
戈巴先生穿戴上白色生化防护服、护目镜、双层手套和橡胶靴。他拿着采血管，推开通往高危实验室的大门。他打开门时，四周的空气嘶嘶向内涌入高危区域。他开始处理血样，做检测前的准备工作。整个流程相当消耗时间。现在已经晚了；他打算明天——也就是星期天——继续分析。
“不可能是正确的。”纳蒂亚说。
第二天早晨，信使骑着摩托车离开科因杜的诊所。摩托车上装着一个塑料盒，盒子里只有一个玻璃试管，里面的血液勉强够涂满一片指甲。这份血样来自诊所里那位出现了类似埃博拉症状的女人；她叫玛米·莱比。她恰好是治疗师麦宁道的弟媳，参加了麦宁道的葬礼。摩托信使遇到了雷暴雨，直到临近傍晚才赶到凯内马，他把采血管交给高危实验室的主任奥古斯丁·戈巴。
他们讨论了一下，认为它们是假阳性。
阿齐兹医生巡视病房，找到一个女人，她表现出了埃博拉病毒感染的所有常见症状。“她结膜（眼睑的内侧黏膜）红肿，表情如面具，眼球发红，腹泻，呕吐，嘴唇干裂，牙龈红肿。”阿齐兹事后回忆道。这位女性名叫萨塔·K.。他下令检测血样，将她转入拉沙热病区。萨塔·K.被送进拉沙热病区，躺在离维多利亚·伊利亚不远的病床上。
“重新检测一下，免得出错。”汗说。他走到室外，在实验室旁的小巷里打电话给塞拉利昂卫生部长，一位名叫米亚塔·卡格波的女性。汗一整天都和她保持联系，告诉她埃博拉有可能已经传入塞拉利昂。“部长女士，出了些技术问题。我们打算重做检测。”
这件事顿时让他警觉起来。汗请所长送一份患病女人的血样到凯内马做埃博拉病毒检测。按照他的说法，凯内马医院里的某处还有两个或许被埃博拉病毒感染的女人。凯恩打电话给医院里一位名叫阿卜杜·阿齐兹·贾洛的医师，请他立刻在各个病房里搜寻表现出埃博拉症状的女性患者。
部长很不高兴。“汗医生，我要你待在实验室里，”她说，“你要一直等着看到检测的结果。”她说她会每隔三十分钟打一次电话给他。她衷心希望检出结果是霍乱，而不是埃博拉。
就在雷声和暴雨之中，汗接到一个电话，来电者是科因杜诊所的所长，维多利亚·伊利亚在那里流产并大出血。他说他的诊所有一名女性患者表现出埃博拉的症状。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两名症状类似的女性患者被亲属带离医院，送往凯内马的医院。
奥古斯丁·戈巴开始做他的血液检测；他只检测玛米·莱比的血样，也就是乡村诊所的那位女患者。他穿戴好防护服，进入高危实验室。与此同时，纳蒂亚的技师莫因雅·孔伯尔开始为纳蒂亚仪器上的第二次检测准备新的一套八份血样。
这场雷暴雨没有持续太久。很快，雨过天晴，铁皮屋顶在阳光下蒸汽腾腾。但另一场雷暴雨转瞬即至。豪雨如波涛般到来，雷暴雨一场接一场，乌云在坎布依山上空积蓄。闪电开始击中地面，一场场雷雨逐渐合围，变成持续不断的大雨。
实验室内的工作在紧张地进行着，胡玛尔·汗来到高危实验室旁的小巷里，坐在台阶上点了支烟。他心神不宁。卫生部长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人们认为这场埃博拉爆发就快结束。然而假如在塞拉利昂发现一名埃博拉患者，就意味着又一场爆发已经发生。村庄里此刻有多少人正在被埃博拉病毒杀死？他抽完一支烟，又点了一支。
维多利亚·伊利亚在拉沙热病区挣扎于生死之间，雷暴云在坎布依山上空积蓄，如白色巨塔般越堆越高。闪电在云团之间蹿来蹿去，雷声隆隆，倾盆大雨在凯内马落下，雨点捶打着医院。雨季终于来临。
晚上8点40分
伊利亚女士已经失去了胎儿。“姨妈”决定为她实施D&C手术，希望能够拯救她的生命。她召集手术小组，他们全都穿戴上个人防护装备。在团队的协助下，方尼用刮匙刮净患者的子宫内壁，手术顺利完成。事后，伊利亚女士安静地躺在拉沙热病区的病床上休息，由姨妈和她手下的护士负责照看。她没有死去。“姨妈”并不特别吃惊。维多利亚·伊利亚在拉沙热病区为自己的生命搏斗了几天，终于开始康复。最后，她会摆脱疾病的魔爪。她会在6月走出隔离病区，回家与丈夫安东尼团聚。D&C似乎是她死里逃生的因素之一。
纳蒂亚·沃凯埃坐在图书室里，面对高危实验室的出入口，她看见那扇门打开了一条缝。奥古斯丁·戈巴把脸凑到门缝前，他穿戴着全套个人防护装备。“我认为我也检出了阳性，”戈巴隔着呼吸面罩喊道，“但我不敢确定。”
拉沙热病区里，“姨妈”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检查维多利亚·伊利亚的情况。她几乎肯定难逃一死了。拉沙病毒对怀孕女性来说尤其致命。病毒会感染母亲和胎儿，胎儿死去后很可能会自发流产，造成母亲产道大出血，通常同样会死去。话虽如此，“姨妈”曾经救活过几个被感染的母亲，她先为她们人工流产，然后实施扩宫和刮宫术（简称D&C）。D&C手术是用名为刮匙的弧形手术器具刮净子宫内壁，去除残余的胎盘。拉沙急救法风险极高，是孤注一掷的最终手段，用来拯救否则就必死无疑的女性。假如能够迅速取出胎儿，然后实施扩宫和刮宫术，似乎能为母亲争取一定的生存机会。但胎儿不可能幸免于难。
纳蒂亚走到门口，以最快速度穿上防护服。两分钟后，她穿戴好了全套个人防护装备，和戈巴一起挤在一台设备前，这台设备名叫凝胶电泳仪。他们在设备的盒子里看见了黑色背景下的发光绿色条带图案。图案是玛米·莱比血液里的某种东西的特征纹路。沃凯埃盯着图案看，她无法确定这是不是埃博拉病毒。
5月23日
“咱们联系克里斯蒂安·安德森吧。”戈巴对她说。安德森是帕尔迪斯·萨贝提作战室小组的成员，是他把仪器送到凯内马来的。现在不能浪费时间，没时间按正常流程离开高危实验室了。沃凯埃拉开防护服的拉链，取出口袋里的手机，拍了一张图像的照片。她在手机上写电子邮件。“哈啰，”她打字道，“我们在实验室里，有个问题。”她附上照片，点击发送按钮，等待回应。但回应迟迟不来。在美国，现在是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的星期天下午。
拉沙热隔离病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