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同意她们的看法：他们的生命都岌岌可危。“你们知道的，这不容易，”他对两位护士说，“真的不容易。”他们必须处理尸体，因为此刻他们还活在世上，而且有能力做这些事情。
迈克尔·波凯望着两人走远，他看见了她们哭得有多么伤心。他自己也想哭，但他没哭。他是胡玛尔·汗的副手。他一直坚持在医院工作，每天回家睡两三个小时，然后半夜就骑摩托车回到医院，处理应接不暇的紧急事务。汗正在家里等待验血结果，“姨妈”已经去世。所有人都在哭泣的时候，他心想，也必须有人去完成手头的事情。现在必须完成的是什么事情？必须有人去为“姨妈”整理遗容。迈克尔觉得自己是战场上最后一个站着的人，他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走进埃博拉病区。他发现爱丽丝·科沃马和南希·约科还站在莫西斯领她们进去的那个房间里，两人痛哭流涕，惊恐万状。连“姨妈”都没活下来，现在没有人是安全的。我们注定会死，她们对波凯说。
爱丽丝·科沃马最终答应和迈克尔去处理尸体。听见她说愿意帮忙，南希·约科说她也愿意。两位护士和迈克尔来到那个角落，见到此刻躺在简易床上的“姨妈”。他们用消毒水喷淋尸体，把尸体装进裹尸袋，将裹尸袋抬出埃博拉病区，等待丧葬人员晚些时候来运走。
小贩听见她的叫声，拿来两瓶冰镇的芬达，为她们打开。莫西斯领着“姨妈”的女儿下山，走向未完工的新拉沙热病区，两人在离汗的吸烟椅不远的地方坐下喝汽水。
关于努力拯救此刻生命的这两位护士，我还有一些要说的。爱丽丝·科沃马是一位瘦削而美丽的四旬女士，为人充满活力。人们普遍喜欢和钦佩她，她在高危病房里工作了许多年。康泰医生在病房里死去时，她曾经尝试过救治他，也曾因他而洒下泪水。她尝试救治“姨妈”后过了五天，被化验出埃博拉阳性。两周后的8月5日，她在埃博拉病区的患者之中死去，牺牲在她曾经服务过的地方。
莫西斯回到室外，立刻走向立在埃博拉病区外的一桶消毒水，在消毒水里清洗双手。随后她回到“姨妈”的女儿身旁，后者正在抽泣。丽娜·莫西斯不知道该怎么办，面对死亡，她的内心充满了无力感。她忽然想到，也许小姑娘会喜欢喝瓶汽水。这儿有个卖软饮料的贩子，她猜他应该就在附近。“我们要一瓶芬达！”她喊道。
南希·约科护士继续在埃博拉病区工作。这场疫情爆发的晚些时候，她成为凯内马医院的护士长：她成为了“姨妈”的继任者。危机中的某一天，约科对一位英国同行说，她打算在凯内马的病房内工作，直到病毒绝迹。“我不会远离埃博拉，”她对英国朋友说，“我会坚守岗位，直到我们在这个国家消灭埃博拉。我有信仰，这就足够了。”没过多久，2014年9月14日，南希·约科身上出现了埃博拉所致疾病的症状，一周后，她在一个埃博拉病区内的患者中死去，就像姆巴卢·方尼和爱丽丝·科沃马那样。
莫西斯轻轻抓住两位护士的手臂，触碰特卫强防护服的袖管。她说她们的哭声惊扰了人群，她说服两人走进一个房间后，关上房门，重新穿过病区，走出大门。她在病区里只待了几分钟，但她毫无保护地用双手触碰了两位护士。她们的防护服受到严重污染，因为她们一直在护理“姨妈”，尝试拯救她的生命。
“姨妈”去世后的第二天上午9点左右，高危实验室的一名技师打电话给森比瑞·贾洛。“汗医生被检出阳性。”他说。
丽娜·莫西斯赶到时，护士刚刚走出“姨妈”去世的那个角落，两人无法控制地痛哭。爱丽丝·科沃马和南希·约科，莫西斯很熟悉她们。震惊和悲痛似乎使得两位护士失去了行动能力。她们不肯看“姨妈”的尸体，甚至不愿接近它。
怒火迸发，吞噬了她。她觉得整家医院和汗医生都被所有国际机构抛弃了，扔下他们等死。
7月20日，下午1点30分
没过多久，汗打电话给卫生部，通知对方他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半小时后，他的一部手机响了。塞拉利昂总统欧内斯特·巴伊·科罗马想和他谈话。
埃博拉病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