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费尔还是一名研究生，他来到凯内马，为学位论文做研究，结识了胡玛尔·汗。他在城区外围的天主教牧灵中心找了个房间。他来到凯内马没多久就病倒了，他躺在床上，高烧不退，肠道出血，呕吐鲜血。他失去了说话能力，只能勉强耳语。费尔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请求中心的一位神父为他主持死前忏悔和临终仪式。神父却一个电话叫来了胡玛尔·汗。
约瑟夫·费尔，曾经打算和丽莎·亨斯利一起为胡玛尔·汗建设血检实验室的科学家，此刻住在弗里敦，担任塞拉利昂卫生部的顾问。费尔越来越担心汗的情况，决定前往凯内马，看看他能帮上什么忙。
很快，费尔看见一辆螺桨毂盖的白色梅赛德斯在他的房间门前停下，汗钻出车门。他戴着他那顶白色棒球帽，样子像个运动员。他走进房间，检查费尔。“你会好起来的。”汗愉快地说。然后汗出去了一会儿，但忘了关门。费尔听见汗对另一个人说：“这家伙快死了！我不能让一个外国佬死在我手上！”
7月12日
汗回到费尔的房间里，准备给费尔静脉滴注抗生素。
“姨妈”重新爬上山坡，走向埃博拉病区。
“我觉得我要走了，”费尔对汗耳语道，“我必须忏悔。你能听我说吗？”
“姆巴卢‘姨妈’！你必须休息！”
汗一边摆弄点滴管，一边答应听费尔的忏悔。费尔向汗诉说他内心的各种悔恨。汗给他赦罪——说上帝会宽恕他的。费尔又说他没留遗嘱。汗给他拿来纸笔。费尔写了几行字。他没有世俗财产，但愿意将遗体捐献给科学，请求病毒学家穿上密封防护服在四级高危区域解剖他的遗体，以防杀死他的是某种古怪东西。汗作为见证人在费尔的遗嘱上签字。然而，只过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抗生素就开始起作用了。费尔恢复得很好，两人成了密友和酒伴。费尔发现汗笃信宗教，但从不声张。
“我还能做什么？人们在死去。”
此刻，约瑟夫·费尔驱车四小时从弗里敦赶到凯内马，他在埃博拉病区旁停车，开始寻找汗。外面大雨如注，他在哪儿都找不到汗。最后，费尔来到大帐篷的塑料观察窗前，发现汗在里面工作。这时，大帐篷里容纳了近40名埃博拉患者。“汗医生身穿PPE，和仅仅一名同样身穿PPE的护士单独工作，”费尔回忆道，“地上到处都是血污、粪便、呕吐物和尿液。”他没找到机会和汗交谈。
“姆巴卢‘姨妈’，你必须休息，”森比瑞对她说，“你太累了。你失去了丈夫。你必须让自己喘息一下。”
约瑟夫·费尔又去找“姨妈”，他和“姨妈”也很亲近。他在埃博拉病区的前厅找到了她，两人紧紧拥抱。费尔绕着这幢小楼的外部走。他来到埃博拉病区背后，在一扇后门外见到20具尸体躺在滂沱大雨之下。尸体毫无遮盖，没有装在裹尸袋里，雨水带走了尸体上的体液。病人在这个病区内死去。后门开着，病区内的患者能看见躺在外面的尸体。
“姨妈”也走进森比瑞·贾洛的办公室，坐进那把木椅。“我觉得不舒服，森比瑞。我全身上下哪儿都疼。”
费尔问“姨妈”究竟发生了什么。
“汗医生，我一直在给政府打电话，一次又一次。”政府根本不听她的，每天3.5美元的危险补助金依然没到。“我不知道我到底能做什么。”她对汗说。
裹尸袋用完了，她说。“我们问遍全国，找不到任何裹尸袋。”她说。费尔保证一定给她搞一些裹尸袋来。他回到弗里敦，安排立刻从日内瓦空运200个裹尸袋给胡玛尔·汗和姆巴卢·方尼。
“人们在离开这个地区，把埃博拉带到全国其他地方去。”他继续道。
7月14日，星期一
她觉得汗显得无比疲惫。
两天后，上午10点钟左右，森比瑞·贾洛坐在项目组办公室的桌前，考虑该何去何从。她思考是不是该一走了之。人们正在逃跑，弃守医院。母亲一直在打电话给她，催促她离开凯内马，去弗里敦住在她家里。母亲害怕她会感染埃博拉，但也说万一她感染了埃博拉就必须来弗里敦，母亲会好好照顾她的。就算你变成了石头也要来弗里敦，母亲对她这么说，这是当地的一句谚语。
阿莱克斯的疾病发作后，汗似乎变得更加绝望。埃博拉病例如海啸般冲出凯内马，直奔首都弗里敦而去。他再次来到森比瑞的办公室，坐进她的解忧椅。“森比瑞，我希望政府能隔离这个地区。”
胡玛尔·汗走进她的办公室，坐进解忧椅。塞拉利昂政府刚刚宣布他是国民英雄，因为他正在率领众人为了国家抗击埃博拉。汗对此似乎并不怎么起劲，他对森比瑞说，病毒百分之百将会失控。埃博拉的浪头正在涌出凯内马，将会袭击首都弗里敦。汗再次提到隔离的问题。
又过了一天，阿莱克斯告诉汗说疟疾药不管用。汗建议他做埃博拉血检。阿莱克斯确实感染了埃博拉，他们把他送进附楼病区的一间私人病房。
“汗医生，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
同一天，卡马拉护士，徒劳地帮助“姨妈”拯救露西·梅的三名志愿者之一，发作了埃博拉所致疾病。
汗一直在打电话给他能想到的所有医疗救助组织，但一无所获。他也一直在想他如何触碰过阿莱克斯·莫伊博伊的眼睛。阿莱克斯检测出埃博拉病毒高度阳性，也就是说他很可能难逃一死。“我不认为阿莱克斯能熬过去，”汗对森比瑞说，“假如阿莱克斯死了，我要担心的就是我这条命了。”他用左手抓住右臂。“要是能救阿莱克斯的命，森比瑞，我情愿砍掉这条胳膊。”
坐了几分钟，汗离开，去忙其他的事情了。
森比瑞想到汗无数次地暴露在病毒之下，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
森比瑞听着他描述前因后果，感到极度恐惧，但她尽量平静地说：“汗医生，别这么担心。”
汗露出严厉的表情。“森比瑞，别哭，”他用克里奥语说，然后换回英语，“要是情况坏得不能再坏，你也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森比瑞，我犯了个错误。”汗对她说。他解释他对阿莱克斯做了什么。
她哭得停不下来。
第二天，汗来到项目协调人森比瑞·贾洛的办公室，坐进办公桌旁的一把木椅。这把椅子算是某种解忧椅，供项目组的所有人使用，让他们向森比瑞倾诉内心的苦闷。
他的态度变得柔和。“森比瑞，别哭个没完没了的。”
事后，汗开始思考他刚才做了什么。他出于本能采取行动，习惯成自然，就像一个在门诊室工作的医生。“天哪，”他对自己说，“我直接接触了阿莱克斯。”阿莱克斯的泪水沾在他的指尖上。阿莱克斯的汗水沾在他的手背上。他把钱放进阿莱克斯潮湿的手里。他的双手有可能沾上了数以百万计的病毒粒子。他洗过手吗？他到底有没有洗过手？人们经常会不自觉地触碰自己的面部和眼睛。他在洗手前有没有摸过面部或眼睛？
他的举止让她感到恐惧。他直挺挺地坐在椅子边缘上，与办公桌保持几英寸的距离。他身体的任何部位都不接触她的办公桌。他没有伸出手安慰她。他似乎不想触碰她或触碰与她相接的任何东西。他突然站起来，径直走出她的办公室。
7月10日，上午晚些时候
森比瑞坐在办公桌前，眼含泪水。他为什么用那个姿势坐在椅子上？为什么不肯接触她的办公桌？为什么忽然离开？她决定去找他问个清楚。
拉沙热项目组办公室，凯内马政府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