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继续参观实验室，发现一位同事正在地下室办家庭晚宴。每天晚上，她的一个被试家庭，包括父母和孩子，会在实验室的镜头下美餐一顿。桌上有面包、奶酪、各色卤肉、水果和蔬菜，经典的德式晚餐上该有的都有。“我研究的是肥胖与人的饮食习惯的关系，”我的女同事告诉我，“而这个实验是为了测试用餐时间对结果的影响。”她给我看了几段录像：一个小男孩在狼吞虎咽地吃下一板又一板的巧克力，任凭他妈妈在一旁怎么吼也不听。“我们通过实验发现，晚餐时间越长的家庭，吃得反而越少。事实上，在一顿吃得从容的晚餐上，被试还没来得及吃完所有食物，就已经产生饱腹感。另外，社交影响在这样的场合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人们倾向于模仿他们亲近的人的饮食习惯，正是这一心理机制使肥胖成为一种流行病，在整个世界日益蔓延。
这项实验里有一个因素引起了我特别的兴趣：作弊也会传染。在阿希教授的实验里，被试听别人说了什么就跟着说什么，而在这个实验里，人们看见别人作弊得了好处，自己也不免作弊。
通过观察同事们正在进行的工作，我意识到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与我以往见识过的研究机构截然不同。在风格质朴的科研世界里，它像一个金色的泡泡。在踏进实验室内部放办公用品的那间办公室时，我简直像个孩子钻进了糖果店。眼前那些五颜六色的圆珠笔看得我心花怒放，不管是想要订书机还是小格子笔记本，全都随便拿！
这个简单的小实验是为了研究人们作弊的原因。我的同事不断变换测试题或者改变付酬条件，记录每一次作弊者的比例。那么他有没有尝试保证被试类型的多样性呢？“我连修女都找来做过实验。”结果让人吃惊。修女也撒谎！只不过她们总是假装掷到了一点或者两点，就算事实上是五点或者六点。她们故意说少是因为担心别人怀疑她们作弊。
你可能无法想象，一个人居然可以为办公用品着迷。好吧，你要知道，在我以前待过的那些实验室，要想领点办公文具，所经历的行政程序就好比小矮子高卢人阿斯特里克斯在古罗马的官僚地狱里迷路，还需要完成12件奇功！[2]您买了个1.5欧元的笔记本想报销？可以。不过您得先证明在别的商店买不到更便宜的笔记本。下一次请注意，先在我们自己了不起的落灰的商品目录里选购您需要的文具。最后，一般报销周期不算长，只要等4个星期而已。
我的新实验室相当大。我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逐个拜访新同事的办公室以了解他们的研究，这又一次给了我不少冲击。比如说，一位同事招募被试玩一个赌运气的游戏：“我们让被试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偷掷一个六面的骰子，然后告诉我们他扔到了几。我们按点数付钱，点数越高，报酬越高。”“他们不会撒谎吗？”我听了这实验方法，有点惊疑。“那是肯定的呀。而且他们一个个撒谎撒得可欢了……”事实上，被试们逐个走进办公室，要么说自己掷出了五点，要么就是六点，没有一个人掷到一点或者二点。我的同事眉头都不皱一下，就按他们说的把钱付了。
另一个强烈反差就是我的个人生活作息变了，被各种社交填满：实验室院子里举行的乒乓球友谊赛，研究所内部每月的开幕酒会，春季果园采摘活动……有一天，一位女士敲开我的门：“您好，我是职业病医生，您需要咨询问诊吗？”我并没有觉得自己不舒服，不过非要细究的话，可能有点背痛。于是女医生坚持帮助我矫正在电脑前的坐姿。接着是一位穿白色亚麻衣服的男士：“您好，需要按摩吗？”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可真是把职工宠上天了！
我对心理学同事们的第一印象很不错。首先，他们穿着打扮讲究，穿着花呢外套和条绒裤，头发上抹了发胶，大多数人还留着胡子。而且心理学家留的胡子可与物理学家的不同：物理学家有胡子，好像只是因为科研忙而不愿浪费时间刮；心理学家的胡子呢，修得整整齐齐，一看就是精心打理的。其次，这样完美的外表下是优雅的谈吐。他们词汇丰富，修辞多样，就算只是聊聊复活节怎么过的，也聊得精彩绝伦。这样的语言功力当然也展现在他们的发表物中。比起物理学或者生物学的科研论文，心理学的普遍要长得多，语言也考究得多。由此我明确感到，自己在从硬科学向更偏文科的人文科学靠近。但请不要误会，这些心理学家不是些只会玩弄辞藻、说漂亮话的人，他们的数据统计能力也是一流的。
不过，小心不要从云端摔下来！在这个美丽的金色泡泡之外，我的同事们无一不在为研究经费而奋战。而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就像一个在富人区长大的孩子，完全忽略了现实的这一面。比如我曾以为，要想招个博士生帮忙干活，只要好言相求就行。
我即将在柏林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下属的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开始我的博士后生涯。在上班的路上，我玩了一个小游戏，测试德国行人的避让习惯。我故意往左让，看他们怎么反应，这真是典型的职业病啊。
在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风险是当你要离开这个舒适小窝的时候却没有做好准备。那么为什么不一直待在这儿？这就是舒适生活残酷的另一面：此处不留人。一个科研人员最多可以在此舒服地待上12年，此后合同自动终止，必须走人。所有的科研人员中，只有正副两位院长有终身合同。换句话说，这个研究所专为所长而建，他一退休，研究所就得解体。你不必梦想自己当所长，因为自荐无门。下一任所长是从前任退休当年最优秀的研究员中选拔出来的，没有人敢拒绝这个任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运作模式，就是这么特别。
柏林，没有返程票的旅行
聪明的模仿者
与心理学的初次接触让我意识到，也许大众研究的对象不只是大街上走着的人们。是否需要研究他们的思想呢？也许我该在大众心理学方面下点功夫？不过这些都是几年以后的事了。当下，本人直面的挑战是再次适应新的学科框架。
我始终不大喜欢在研究所的食堂吃饭。原因是我既看不大懂菜单，又对当地名菜所知甚少。服务员常常报出一大串菜名：“今天我们有Käsespätzle（芝士蛋面）、Schweinebraten Knödel（烤猪肉丸子）、Nürnberger Rostbratwürstchen（纽伦堡香肠），还有Könisberger Klopse（哥尼斯堡土豆丸子），您来点什么？”我难免有点抑郁。
实验过后，阿希教授继续追踪上当的被试，研究其心理。他们中有些人开始怀疑自己的视觉，另一些则以为自己理解错了实验指令。“如果大家的感觉都一致，那肯定是对的吧。”有一个人这么说。这不由让人想起乔治·奥威尔的《1984》，这部预言式小说的出版时间只比实验早了两年。小说里的大洋国公民在社会和政治的双重高压下，硬是让自己相信二加二等于五。
就在我飞快地想在谷歌图片上找出每个菜看看的同时，只听我的同事们悠然报出：“我要一份Schnitzel（炸肉排）。”
这个实验的历史背景也许会帮助我们理解阿希教授的初衷。1907年，阿希出生于华沙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为躲避纳粹，他在少年时代移民美国。二战结束以后，阿希开始关注乌合之众的盲从和规训。他的学生斯坦利·米尔格伦（Stanley Milgram）继承了他的衣钵，后来于1961年组织了另一著名的大型心理学实验，证明在权威的高压下，个体能够对陌生人施加足以致命的电击。[1]
“给我也来Schnitzel吧。”
其实，这个实验里有人搞鬼。8个被试中有7个是实验室安排的人，他们暗中得到指令，从第6块黑板出现开始，就给出一致但错误的回答。每组只有一个人不知内情，就是被我称为“托尼”的第7个人。所罗门·阿希教授唯一感兴趣的就是他的回答。个体会不会为了迎合多数人的声音而放弃自己的见解？这是心理学家关心的问题。实验的结果表明，确实如此。
“Schnitzel。”
这个实验后来成为心理学史上的经典案例之一。我在飞往下一个实验室的飞机上从《给傻瓜的心理学》一书中读到了这个实验。毕竟，我得尽快熟悉这门新学科……
“我也一样。”
更让他吃惊的是，下一轮又是同样的情况。前面几位都说和短的一样，可在托尼看来，那条线明明跟中等的一样长。这种怪事如此持续，一直到实验的最后。而我们的托尼始终随大溜，人云亦云，没说出眼睛告诉他的事实。
Schnitzel是什么？我对此一无所知。不过轮到我时，我也随大溜说道：“来份Schnitzel。”阿希教授的著名实验在我身上重演。因此有时候我盘子里盛着一堆酸菜炖大肉肠，搞得我整个下午工作的时候都好像胃里灌了铅。不过总的来说，大伙儿吃啥我吃啥，这个选择并不差。
托尼被搞糊涂了，定睛重新看那块黑板。难道是他自己的眼睛花了？可这条线明明跟短的那条差不多呀！该他说话了，他犹豫了几秒，然后有点尴尬地吐出：“长的。”然而他后面的那个人，没跟着他说出一样的答案。
这件事让我意识到，模仿乃是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尽管人们习惯性地对抄袭或者其他模仿行为嗤之以鼻，但心理学的专家却教给我，在不确定因素较多的情况下，模仿他人可能是你能做的最明智的行为。买什么车，读什么书，换哪款手机……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哪一次不是或多或少地随大溜，或者至少先看看身边的人选什么？我们总不能每一次都自己从头彻底调查研究一番。在这方面，群居型昆虫堪称我们最好的老师。
“长的。”
细想起来，蚁群不就是一个以模仿为第一原则的社会组织吗？1989年，布鲁塞尔大学的一个生物学研究团队破解了蚁群在大自然中具有超凡辨识方向能力的秘密。科研人员将食物源与一个阿根廷蚁（Linepithema humile）巢用一长一短两座桥分别连接起来，片刻之后，他们惊讶地发现，所有的蚂蚁都找准了近路赶去午餐。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这些小虫子是怎么确定最短路径的呢？它们既没有计算过步数，也不会计算时间。第二轮，科学家们把通向食物的桥增加到四条，整个蚁群又一次迅速找到最短的那条。科学家们后来索性在食物和蚁巢之间设下一座迷宫，在数千条可能通往食物源的路线中，蚁群又一次集体找到了最高效线路。这些不起眼的小东西的大脑中只有不到10万个神经元（而我们人类可有上千亿个），但它们为了迅速得到一点食物，就将棘手的优化问题瞬间解决，它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长的。”
这一认知过程恰恰源于模仿。蚂蚁们出门觅食时，原本是各自出发并随意地选择道路的。一旦有一只找到吃的，它就会在回巢的路上留下自己的信息素（pheromone），就像民间故事里的“小拇指”撒下白石子儿那样。别的蚂蚁凭同类发出的这条信息明白了前方有吃的，会立即上路。这条路上每多经过一只蚂蚁，信息素就叠加一层，“信号”因此越来越强烈，直到任何一只蚂蚁都不可能错过。这就是为什么你有时候会在自家的厨房里发现一队蚂蚁首尾相连地笔直行军，它们其实走在一条看不见、摸不着的化学公路上。
“长的。”
如果同时有几条路通往同一个食物源，蚁群又是怎样找到最近的那一条的呢？事实上，它们甚至不需要为这个问题发愁。信息素是种会持续蒸发的挥发性成分，路程越长，挥发后剩下的信息素越稀薄，相反，越短的路上留存的化学信息也必然越密集。只需要片刻工夫，那些相对较长的路上的信息素就挥发殆尽，让所有蚂蚁都能选择最短、最有效率的路线。
“长的。”
这一机制激发了无数科研人员的灵感，造出了各式各样的仿生学产品。在图卢兹，我的搭档西蒙就用它做过一款迷你机器人，一队两欧元硬币大小的可移动小机器人，靠这个机制在迷宫中找到了两点间的最短路径。对于探索陌生环境而言，还有比这更值得期待的方法吗？正是应用了这种方法，你的邮箱今天早上才能收到邮件。在互联网上，数据必须在不同的站点间不断流通。怎么找到两台电脑之间的最短路径以传输数据？目前互联网依靠的就是一套模拟蚂蚁行为模式的路由协议。科研人员也要向昆虫取经！
8个人中的第7个，我们暂且叫他“托尼”吧，每次都是听完前面6个人的答案后才说话的。“这实验也太简单了，”他琢磨道，“这些线条之间至少差着5厘米呢，如果不是个大近视，怎么可能看错？”然而实验继续了十几分钟之后，又一块黑板出现了，情况此时变得有点可疑。托尼一看就知道，它和短的那条一样长，可是他前面的人都说：
这些和我的人群研究有什么关系？行人也会一个尾随另一个吗？不管怎么说，至少他们没在所过之处抛洒信息素，顶多在身后留下一串脚印而已。可这串脚印恰恰就构成了一种惊人的集体行为。
8个人的判断都一样。实验如此继续，对每块新出现的黑板上的线条，实验参与者的意见总是完全统一的。
冬季的某一天，德国首都的街道上积着雪。我去吃午饭，路上需要绕过一个树木森森的大公园。突然，我的目光被地面上的脚印吸引了。一串脚印穿过树林，似乎通往食堂的方向。有人认识近道？这天寒地冻的，我可不想在外面待太久。于是我循着这位神秘“前人”的足迹去试试运气。我穿过公园，靴子将积雪踩实，令身后的小径更加清晰可辨。接着我看到另一个路人远远地跟了上来。也许他正是被我的脚印吸引来的？走了一阵，我发现食堂真的出现在面前，这果然是一条近路。接下去几天，这条雪中小路迅速变成大家常走的道路。这没什么奇怪的，跟着脚印而来的人越多，路就变得越清晰。反过来，路越明显，走的人就越多。这就是滚雪球效应！
“短的。”
一条林中捷径里隐藏的模仿机制，跟把蚂蚁引向你的果酱面包的机制一模一样。人的目的地是食堂，就好比蚂蚁的食物源。某位行人在路上留下了痕迹，尽管它不是信息素而是脚印。接着，我就像受到同伴气味吸引的蚂蚁一样踏上同一条小路，进而使这条路径对我的后来者更加清晰。几天之后，这条林间小径就变成一条几十个人每天往返于办公室和食堂的大路了。
“短的。”
这一现象被发现于2001年。发现者又是德克·赫尔宾。他的研究主要针对公园草坪和大学校园里的捷径。他注意到，在这些可塑性强的地表之上，行人重复不断的踩踏会形成土路，而土路越明显，走的人就越多，反过来又使这条路变得更明显。这样的模仿行为，最终在环境中形成长久稳定的轨迹。
“短的那条。”
事实上，这样的小径远不止一条。假如你站得够高，就会发现一整套的轨迹网络，将人们最常去的那些地方用最短路径连接起来，犹如定制地图，完美适应人们的需求。不只如此，正如蚂蚁信息素的挥发导致少用的或过长的路径自然消失一样，公园里的草也会重新长出来。这让路径网络能够灵活变通。如果一个饭馆关门了，通向它的小路也会逐渐消失。如果新出现一个吸引人群的地点，自然又会开出一条新路。无须劳烦建筑师，无须任何外部干预，人群自己就能解决。也许明天，城市规划师们再也不用绘制纵横交错的规划图了，他们只需要种下一片完好的草地，坐等行人用脚走出最合适他们自己的路。
第一块黑板出现。在几秒钟的观察后，参与者逐一说道：
顺着这个思路，我得出了以下结论：在某些条件下，行人依靠互相模仿的机制，能够实现有利于整个群体的共同行动。不过每次我跟朋友或同事谈论这个话题，都会立刻被他们一本正经地反驳。“乌合之众最聪明？你别逗了！怎么解释那些为了看一场球赛就互相踩踏的人，那些莫名陷入恐慌的人，还有在圣诞大促中你推我搡的人？”面对这一切，我还大言不惭地谈什么智慧？
学生们被领进隔壁的房间，围着一张桌子坐下。所罗门·阿希，社会心理学界的领军人物，向他们解释操作规程。这是一次视觉判断力检测。在他们面前有一块黑板，上面画着三条不同长度的线：一条短的，一条长的，一条中等的。黑板旁边还有另外一条线，其长度与黑板上三条中的一条相等。实验参与者只需要简单地判定黑板外的那条线到底与黑板上的哪一条长度相同。阿希教授还嘱咐，参与者必须一个接一个轮流高声说出各自的判断。
是的，在很多情况下，乌合之众确实鼠目寸光。不过，是什么令他们丧失理智的呢？
这些为了参加科学实验而来的年轻学生眼下还互不相识。一阵短暂的等待之后，一个44岁男人手拿烟斗走进了房间。“第26组，”他看着手中的笔记本说，“我是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教授，请跟我来。”
[1] 米尔格伦实验又称“权力服从研究”（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参与者被告知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学习行为影响”的实验，他们将在其中扮演“老师”的角色，教导隔壁房间由实验人员假扮的“学生”。“老师”被给予使用电击控制器惩罚学生的权力，电击的伏特数会随着学生的错误累积而提升。事实上实验中并没有电击发生，但部分参与者在“学生”的痛苦增加到一定程度后质疑实验目的，要求停止实验。这时，实验人员不做任何解释，用权威的口气要求继续实验。第一次实验中，65%的参与者接受了命令，继续“电击”学生直到最大的450伏特。这个复杂的实验引起了长期的争议和指责，但它揭示的人类心理引起了科学界与大众的震动。这个实验也因此成为心理学史上的经典案例。
宾夕法尼亚州的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的一间狭小等候室里，8名学生沉默而坐。他们皮鞋锃亮，头发梳成偏分，有些人还打着领带，一副20世纪50年代年轻人的标准造型。
[2] 这指的是《高卢英雄传》，又译《阿斯特里克斯历险记》，是法国家喻户晓的经典漫画。它讲述了一个高卢村庄抵抗古罗马人侵略的故事。主人公阿斯特里克斯屡建神功，无数次将高卢人从古罗马大军的围困中解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