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大半年，小K终于勉强升级为助理，可以帮助造型师给客人洗、染、烫，但还不能上手剪客人的头发。等到能帮客人剪头发，时间又过去了一年多。
学徒小K唯一要做的工作，就是给人洗头。石头说，那时候洗头是他每天唯一的工作内容，工资按人头算，洗一颗头，能挣五毛钱。最忙的时候，大概是过年前，一天洗三十多颗头，洗到对人生感到绝望。他只差没发展成职业病，出门看到人，就忍不住把手往别人头上伸。
入行两年后，在他二十一岁那年，石头决定离开美发行业，因为尴尬的现实就摆在眼前，去开店，没钱也没资源，要是继续给别人打工，恐怕到了三十岁，他最多也就是个Kevin老师。
于是那两年，石头在一家美容美发专科学校进修美发专业，两年学费大概五万元。从学校毕了业，他开始找工作。你要知道，每一个Kevin老师，都是从学徒小K做起的。
思前想后，出于对企业文化的兴趣，他跑海底捞工作了一段时间。
那几年的美发行业跟现在还无法相提并论，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有一个这样的刻板印象：走投无路的人，才会去帮别人剪头发。那些人不光自己是洗剪吹，那些人还造就了杀马特。石头爸爸确认了他的意向，没再多问，说：“如果你想好了，那就学吧。”
石头在发育之前，身高大概只有一米五。青春期结束之后，从一米五长到了一米九。于是，那一年，在海底捞的某家店里，入职了一个身高一米九几的服务员，在新员工培训的当天，开着表姐的奔驰去听了课。
石头思前想后，选择了一门当时就算打死我，我都想不通他为什么要去选择的手艺：美容美发。
他说，去了那里之后，他发现海底捞和一般的餐饮店果真不太一样，每个员工干劲十足，有的甚至一家老小全在一家店里工作，爸爸在厨房帮工，妈妈在大堂揽客，女儿在水果房切水果，一家人其乐融融。
他爸爸是名警察，对亲人尤其严格，听完他提的要求后，没有多说什么，只告诉他：“想在社会上生存，需要一门手艺，你可以不上学，但你学门手艺吧。”
刚开始的几个月，每次碰到熟人，他都很紧张地向人解释：“我来这儿是为了体验生活。一个月以后我就走了。”到后来，他不懂身边的人怎么那么爱吃火锅，几乎两三天就能碰到一个熟人，所以他不再跟人解释。有的女孩也许是心思细腻吧，在店里看到他，当下做出大方没事的样子，趁着没人的时候，偷偷问他：“你是不是家里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到这种地方工作啊？”
石头上了市重点中学，好像并没有给他的人生带来太大的帮助。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好，后来只上完初中，就跟家人提出自己不是学习的料，所以不想上学了。我没想到的是，他爸爸竟然答应了。
他不好多说什么，只好选择什么都不说。
石头的妈妈就是王玲阿姨，石头长得跟她很像。在我的记忆里，她一直是一个脾气特别好、性格特别温柔的阿姨。所以当我听到我爸说，她选择用那种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一时间，我是真的不敢相信。
两个月后，他从海底捞辞职，那个时候，我们都还不知道，他的妈妈已经患上抑郁症两年多了。
石头搬走了之后，他的姥姥和姥爷也在离我们家四五站远的地方买了房子，直到我开始变声的那几年，才再次见到他们。他们跟石头感叹：“过得太快了，你看你的伙伴，现在声音都变得一点也听不出来了。”
想必在我们还是两个小孩、躲在传达室感叹未来的那年，王玲阿姨的人生就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很多事情我们都是在长大了之后才开始明白的。那时的长辈在劝别人不要离婚的时候，都会说：“离婚了，对孩子伤害多大啊。”可是，离婚对两个当事人的伤害，有人在乎过吗？
我只说了院子里正面的六个单元楼，并没有提起它的背面。凡是被太阳照到的地方，就一定会有阴影。我们院子还有后院，那里鱼龙混杂，据长辈们说，住着小偷、妓女，甚至是一些吸毒的人。那时，别的小孩顶多被家长威胁：“再不听话就让狼把你叼走。”我们院子里的家长都这样说：“再不听话，让‘抽大烟的’把你拉走卖了。”整个童年，在我的想象里，后院就是一个喷着黏液，对我们张着血盆大口的怪物。
王玲阿姨后来有过另一段婚姻，维持了几年，以失败告终，原因她从没对任何人提起过，包括父母和闺密。她从不习惯把内心的想法分享给任何人。很久以后，我听石头说，大概从2008年开始，王玲阿姨就有了自言自语的习惯。
这个名字我听了十几年，一直误以为是“盗窃”的“盗”，因为它象征的根本不是一个好的意义。大人们解释，人们把火车道以北的地方都称作“道北”，因为那里住的人天生不守规则，甚至是不守法律，打起架来六亲不认，除了好事，坑蒙拐骗什么都做。
自言自语不可怕，可怕的是时间一长，她默认自言自语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情。慢慢地，自言自语演变成和人说些对方完全无法理解的话，再到后来，就成了精神分裂。她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不出来，头痛欲裂到开始在地上打滚，用头撞墙，做很多伤害自己的事。
忘了说，我们院子那一带，就是臭名昭著的“道北”。
抑郁症这种病，得上的人痛苦，陪伴他们的人也一样很痛苦。
等他上小学那年，因为爸爸托关系把他送进了一所市重点，他就搬离了院子，去和爸爸一起生活了。姥姥、姥爷之所以会同意，想必也是不愿意让他留在我们那个环境里吧。
石头的姥姥终日在女儿身边寸步不离，在我的印象里，她一直是个微胖、头发乌黑的小老太太，那年我在院子里偶遇她，发现她真的成了满头白发的老人。
有次我去他家玩，听到他姥姥嘴上念叨：“养了个白眼狼啊，这名字改了半天，还是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史博文了。”
医生很保守地说，康复的概率的确不大，除了配合治疗，他们目前没有任何别的选择。
石头的爸爸姓史，离婚以后，法院把他判给了妈妈，他妈妈姓王。所以我对那段日子的印象中，有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就是他姥爷和爸爸，疯狂地争夺过孩子的姓名权。
后来，石头回忆，每次母亲发病时带给他的痛苦，远远比不上当他看到姥姥照顾母亲时，姥姥脸上的那种绝望。
到现在我脑海里还有一个画面，我和石头坐在院子的传达室里，假装已经看淡了人情世故一样，交换了对爸妈生活现状的看法。他说，他爸娶的那个阿姨人感觉挺好的，但是他确实和她亲不起来，我忘记我当时有没有评论什么，最后，两个加起来还没满十八岁的小孩，待在幽暗的房间里叹气，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以后要怎么办呀？”
我们聊到这段日子的时候，他告诉我：“其实我妈根本不是你印象里那个温柔的人。她生活里是特别强势的，常常和姥姥他们吵架。这些你都不知道吧？”
我从小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而石头却和他姥姥姥爷生活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对父母那一代的感情线，都有点理不清。小学一二年级那段日子，整个社会好像都迎来了一波离婚高潮，我爸妈和石头的爸妈，就被那波高潮打到了岸上，几年的感情就像一盘散沙，风一吹，让你成功得上沙眼。
接到那通电话的时候，石头正在和朋友们吃饭，警察的语气几乎是没有情绪的：“你是王玲的家属吗？现在来一趟派出所吧。”
石头他们家就是第一批。
他和舅舅一起去太平间认领母亲，画面像《海边的曼彻斯特》里的一段情节，他只看了一眼，就匆忙跑出去了。后来处理完母亲的后事，他说不清楚自己内心是怎么想的，过去了五六年以后，他跟我说，这种感觉得用“微妙”来形容。
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没有微信，大家的关系反倒都很亲近。后来有一批住户率先赚到了换房子的钱，立刻马不停蹄地带着全家老小搬走了。
他想，母亲解脱了，姥姥或许也解脱了。
我和这个社会的竞争关系，早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因为这二十年来，我每天面临的难题，就是怎么赶在邻居前面抢到厕所，不然对方很可能在厕所里蹲上三十到四十分钟不等。
2013年的时候，我家也搬走了。我家是最后从这个院子里搬走的几户之一。搬走那天，我另一个发小阿斌的奶奶站在我家门口，看着搬家工人把家具一件件搬上了货车。她看到我，步履蹒跚地走过来，说：“你也要走啦？他们那么多人都搬走了，可你走了我真的舍不得。”
打有记忆开始，我就生活在西安北郊的一个院子里，之所以不叫“小区”，是因为它的配套设备不完善到根本不配被称作“小区”。院子一共六个单元楼，每栋楼最高只有五层。每层住三户人家，而你无法规定的，是一户人家可以住几个人。最致命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三户人家还要共用一间厕所。
半年后我回去看她，她隔着防盗门警惕地问我：“你是谁？我不认识你。”
我想不出该用什么话来安慰他，如果是我，这时候我听不进去任何安慰。仔细算了下，石头他们一家人，好像从我们这个院子搬走很久了。
这几年，我记得石头在朋友圈发过一次：“妈，我想你了。”我想了很久，最后还是没发那个穿着绿色卫衣的小人儿给他。
挂了电话，我想发微信给石头，可又不知道能发什么。现代人能提供的关心，最多就是在你遭遇不幸后，微信传送一个穿着绿色卫衣，伸开双手想给你拥抱的黄色小人儿，然后呢？然后什么都没了。
石头说，不久前他回过院子一次，他觉得，那里好像是那个我们一起长大的地方，但是，仔细一看，又什么都不一样了。
我刚工作的第一年，有天下班在班车上，我爸突然打电话给我，语气神神秘秘：“和你说个事，我听说，王玲阿姨跳楼了。”我在车上“啊？”了一声，由于分贝过高，前排的两个大妹子回头不满地瞪了我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