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有别，亲疏有差，长幼有序，贵贱有等，就构成了中国古代伦理的全部基础。它们是“家伦理”，也是“国伦理”，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华夏与夷狄的关系即内外有别，皇室与外戚的关系即亲疏有差，资深与新进的关系即长幼有序，官府与民间的关系即贵贱有等。差别序等，条理分明，秩序井然，故谓之“伦”。不过，最重要的，也就是两条原则，即“别内外”与“序等差”。
夷夏与官民
“别内外”是头等重要的，这一条界限必须先予划清。就整个民族国家而言，“别内外”者为“华夷”，“序等差”者为“官民”。中国文化很早就讲究“华夷之辨”或“夷夏之辨”。正宗的本民族称华夏。华，就是光、彩、美；夏，就是大、雅、正。总之，华夏就是“光大美好”之意。周边的异族，名称就不那么好听了—— 东曰夷，西曰戎，南曰蛮，北曰狄。“夷”谓“平”，也就是必须平定、夷平、夷灭者；“戎”谓“兵”，也就是必须用武力征服者，故又通“寇”；“蛮”谓“蛇种”，故从“虫”；“狄”谓“犬种”，故从“犬”，轻慢侮辱之意自明（也有认为是图腾崇拜遗风的，这里不讨论）。
这样算下来，女儿就比较吃亏，而最吃亏的则是庶出之女。不过，女儿虽不“贵”，却“娇”，称作“娇客”。因为女儿迟早要嫁人，或已嫁人，名分上是“客”，便应受到特别尊重、娇贵的待遇。比如《红楼梦》第五十五回写到探春代王熙凤管理家政，平儿教训仆妇们不得怠慢探春，仆妇们便道：“如今主子是娇客，若认真惹恼了，死无葬身之地。”所以在贾母面前，迎春、探春、惜春及黛玉、宝钗一干姐妹都可坦然地坐着，身为长嫂的李纨、凤姐却得站着伺候，这就叫“贵女贱媳”。“姑奶奶”的面子之所以特别大，原因也正在于此。当然，姑奶奶面子大，只是在娘家。在婆家，也不过“儿媳妇”，除非熬成了“老太太”，变成了“老祖宗”。但即便贾府的老祖宗，见了孙女儿贾元春也得行礼。因为元春已是皇上的人，与老太太有了“君臣之分”。君臣官民，同样有贵贱之别。官贵民贱，君贵臣贱，最尊贵者是皇帝，叫作“至尊”。
所以异族之敌，均称作鬼子，本族之敌则叫匪。“匪”即“非”，亦即“非正统”。国共两党谈判时，国民党自称“政府方面”，称对方则曰“中共方面”，其中即已有“官民之别”，也算是一种“春秋笔法”吧！一到谈判破裂，立即撕破了脸皮大骂其“匪”，但仍不称“鬼子”，也就是坚守“华夷之辨”的立场，只辨“官匪”，不分“人鬼”。是人的“匪”，比不是人的“鬼”，还是要亲近一些。
但是，“明贵贱”又不止于“序长幼”，还包括“贵男贱女”“贵长贱次”“贵妻贱妾”“贵嫡贱庶”等。具体地说，就是同为子女，男孩较女孩为贵；同为男孩，嫡出较庶出为贵；同为嫡出，哥哥较弟弟为贵；同为哥哥，则长子较次子为贵。比如贾环，虽与宝玉是兄弟，但因为庶出，又是弟弟，便样样不如宝玉，连丫鬟们也看不起他。所以封建社会中又常有“子以母贵”和“母以子贵”的情况。所谓“子以母贵”，即生母是正妻，或非正妻中地位较高者（如皇贵妃、皇妃等），则其子也贵。所谓“母以子贵”，即是庶子如获得了继承权，则其母虽非正妻，地位也因之升格。比如皇贵妃、皇妃之子继承了皇位，则她们也就是太后，可以与先帝之后平起平坐，叫作“两宫并尊”，如清代的慈安太后（同治皇帝嫡母）和慈禧太后（同治皇帝生母）即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正妻不一定生子，长子或独子很可能正是庶出，其母便必因其而贵。
与“匪”相近者为“贼”，但贼与匪又不尽相同。一般地说，匪是公开的官方之敌，贼则往往是暗藏的内部敌人，如家贼、工贼、学贼。匪在野故曰“土匪”，贼在朝故曰“国贼”。匪多有武装故“放抢”，贼多用谋略故“行窃”。所以，匪之于贼，有明暗、朝野、文武之别。此外还有“奸”。奸，有与异方相通之意，故多用于通敌者，如内奸、汉奸、奸细。奸与贼的共同之处，是“阴”。因此，那些阴险狡猾、阴鸷狠毒的人，也叫奸贼。
因此，“序长幼”也就是“明贵贱”。明贵贱以序长幼为中心，包括贵父贱子、贵兄贱弟，也包括尊年长者，贱年幼者，如《礼记·乡饮酒义》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就连天子，对于年纪特别大的老臣，也都优宠有加，给予许多特别的待遇，如“赐紫禁城骑马”之类。
贼也通寇，叫贼寇。其实，贼与寇也有区别。贼为个体，寇为团伙（而且是武装团伙）；贼是破坏者，寇是侵略者；贼是暗地下手，寇是公然抢劫。从字形上看，则贼是“以戈毁贝”，寇是“入室行凶”。咱们中国是家国一体的。入境即入室。所以但凡入侵者都叫寇。寇，有“匪寇”，有“敌寇”。无论“匪寇”“敌寇”，都是仇敌，也叫“寇仇”。
其实，“尊长抑幼”的现象，在中国可谓随处可见。比如，称对方为“老张”就比“小张”高一等，“张老”又比“老张”更高一等。在这里，不难看出中西文化的差异。古希腊的神祇，不是“弑父英雄”（如宙斯、雅典娜），便是“青春偶像”（如阿波罗、维纳斯）；而中国文化宣扬的，则不是“郭巨埋儿”的惨剧，便是“老莱娱亲”的闹剧。试看中国古代推崇的杰出人物和英雄人物，从成汤文王到秦皇汉武，从周公孔子到关羽包拯，哪一个不被描绘成老成持重、长须飘然的模样？年轻漂亮点的，不是品性不端（如吕布），就是器量狭小（如周瑜），或者拈花惹草，或者惹是生非。诸葛亮出山时不过二十多岁，舞台上的形象也是一嘴长须，就因为中国人一贯认为嘴上无毛，必定办事不牢。因此即便真是少年英雄，也一定少年老成，全不见青年血气。也许只有属于神界的孙悟空和哪吒，才多少保留了一点“童心”，但也终于被长老们收服，成了“正果”。甚至就连著名的清官海瑞，在处理民事纠纷时，也主张倘若一时难以明辨是非曲直，便“宁屈其子，不屈其父；宁屈其弟，不屈其兄”，这正是“尊长抑幼”的观念所使然。
敌寇和匪寇也有区别。一般地说，敌对而不认同（比如不同阶级、不同民族）者为敌，敌对而有所认同（比如同是中国人）则为匪，这就叫“异己为敌，同类为匪”。此外还有“伪”。伪有“假”义，多用于奸而得逞者。又有“逆”，逆有“反动”义，多用于“反动派”，如“汪逆”“逆党”。逆反于正，伪反于真，奸反于忠，都有“非正”之意。所以，但凡不合法的政权，无论是匪寇建立或敌寇扶植的，都叫伪政权。但又不是一切敌方的军队都叫伪军。有叫敌军的，有叫匪军的，只有汉奸的军队叫伪军。
至于称呼对方的亲属，即一律用“令”，如“令尊”“令堂”“令嫒”“令郎”。盖“令”有美好义，是一种尊称。既然“尊”，则无分长幼，这又是“内外有别”。但称其父母曰“尊”曰“堂”，称其子侄则曰“郎”曰“侄”，亦仍有“尊长抑幼”的成分在。
汉奸是最为人们所不齿的。叛徒也一样。最可耻，也最无好下场。因为敌我双方可以互相转化，或化敌为友，或转败为胜。“鬼子”可以变成“友邦”，“匪徒”可以招安为“官兵”，“贼寇”一旦得势便是“王侯”，唯独“叛逆”永无出头之日。其原由，亦多因“内外有别”故。比如外国兵，原本是鬼子，要来打咱们，也还说得过去。你是自己人，却叛变投敌，帮外人打自己人，算什么东西呢？
长幼不同，待遇也不同。比如，称自己的父亲为“家父”“家严”，称自己的母亲为“家母”“家慈”，称自己的兄姊为“家兄”“家姊”，都是“家”；称自己的弟妹，则是“舍弟”“舍妹”，侄辈是“舍侄”，子女是“犬子”“小女”，均不可替换。较早的时期，弟妹也有称“家”的，但后世通称“舍”。只有长子也可称“家”，叫“家督”。可见“家”与“舍”，也有尊卑之别。上古时，诸侯封地称“国”，大夫封地称“家”，庶民没有封地，大约也就只有“舍”。舍，是临时居住的地方（市居曰舍）。“家”为“自家”，“舍”为“客舍”，“舍”卑于“家”。故谦称自己的家，便叫“寒舍”“舍间”“舍下”“敝舍”，意思是寒酸破敝至极，算不得真正的“家”。但再谦虚，也不能犯上，拿长辈开涮。父母兄姊是要住在“家”里的，便只好委屈弟弟妹妹住在“寒舍”了。
除过“别内外”，便是“序等差”。比如同是犯上作乱，则官为奸臣，民为刁民，此为“官民之别”；同是行为不轨，则男为奸夫，女为淫妇，此为“男女之别”，一般都不能互换。盖民为“下愚”，应该浑浑噩噩，如不愚，当然是刁民而不是良民；君为“上智”，自然天纵聪明，如不智，则是昏君而不是明君。至于官们，于公应清廉，否则便是贪官；于君应忠诚，否则便是奸臣。所以有清官而无“清臣”，有忠臣而无“忠官”，盖因身份义务不同，要求评价也就各异。故君不仁，则为暴君；官不仁，则为酷吏；而一般平民如果残暴，就只能叫“凶顽”。
长幼有序，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所谓“长幼”，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年龄，二是辈分，其中辈分又比年龄重要。两个人，如果是同辈，或者并非本家，算不清辈分，就靠年龄来排序，叫“叙齿”。如果同宗同族，那就要靠辈分来排序了，叫“排辈”。甚至两个人之间，哪怕只不过有一种“类血缘关系”（比如“同门”），也如此。师父的学弟年龄再小，也是师叔；后来的学生年龄再大，也是师弟。所以，阿Q虽然既穷且乏，却也胆敢以赵秀才的长辈自居。只是因为赵太爷不准他姓赵，他这个“太爷爷”才没能当成。
总之，中国语言极为丰富，词语的搭配极重“分寸感”。正是在这细微的差异中，最能见到文化精神。比如抗战时期，日军叫敌军，投靠日本人的叫伪军，“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则叫顽军。“顽”原本也叫“匪”（白匪）的。但国共既已合作，就不好这么叫了，改叫“顽”，意谓“顽固派”。如果不顽固坚持反共立场，而是并肩抗战，就叫友军。但如果是外国军队（如美军），则叫盟军。这既是“内外有别”，又是“等差有序”。因此对外宾的称呼，便有“同志”“战友”“胞波”“兄弟”“朋友”“贵宾”等等多种。只有尼克松和基辛格第一次来华时，被称作“客人”。可见同为老外，也有亲疏。这固然是“情”之所至，同时也是“礼”所当然。
如果说，重男轻女是为了“别内外”，那么，尊长抑幼则为了“序长幼”。
尺度与统序
长幼与贵贱
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的原则既定，剩下的就是掌握尺度了。
五服之中，“斩衰”最重，关系也最亲；“缌麻”最轻，关系也最疏，已远离高祖（五代）。所以，五服虽原本是一种丧服制度，但传统上也用来做血缘关系远近亲疏的标志。出了五服，便不再认为是亲属。即便同姓，也可以通婚。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五服制度明显的不平等性质，即“重男轻女”和“尊长抑幼”。比如夫妻之间、父子之间，照理说亲疏是一样的，但子为父、妻为夫，要服“斩衰”，父为子、夫为妻，则只服“齐衰”，只有长子去世是个例外。又比如，媳妇为公婆服“齐衰”，女婿为岳父岳母却只服“缌麻”，岳父岳母的待遇竟与外甥、外孙、女婿同。可见，家之五服和国之五服，意义虽不一样（家之五服是“丧服”，国之五服是“臣服”），本质却是相同的，即都是一种等级制度。这样，五服的功能也就不止于“定亲疏”，它还包括“序长幼”和“明贵贱”。
这就要排统序。什么是“统”？统就是一脉相承的系统。什么是“序”？序就是亲疏远近的次序。统分正邪（如华夷、官匪），序列大小（如君臣、父子），“统”决定着“序”。中国传统社会既然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则最重要的“统”就是“血统”，而且是父系的血统。简单一点说，就是祖宗父子。
“五服”有两种。“国”之五服，是秦以前的一种等级制度，这里暂不讨论，“家”之五服则是古代的一种丧服制度。中国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特重丧葬。原因之一，则又恐怕在于中国文化特重人情。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尚且难免“人一走，茶就凉”，况于“一去不复返”者？所以，丧葬仪式上，就最能考察一个人有没有“情义”，也最能看出生者对死者的感情。但是，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而血缘的亲疏，无疑应该是诸缘故中之最重要者。如果亲者不太悲痛，疏者反倒痛不欲生，岂不是出了问题？因此，中国古代的礼学家们，干脆定出制度，对生者悲痛的程度和服丧的规格，做出明确的规定，以防闹出乱子来，这就是“五服”。
中国文化特别重“祖”。比如自己家族、氏族、民族的先人叫祖先，世世代代叫祖祖辈辈。又比如前人的事业叫祖业，前人的遗迹叫祖武，效法前贤叫祖述，而某一事业、学派、宗派、教派、流派的创始人则叫祖师。祖师爷地位极高，而“欺师灭祖”则是滔天大罪，虽千刀万剐、粉身碎骨亦不足以辞其咎。一些行业、派别的祖师，如木工的鲁班，禅宗的达摩，道教的纯阳，都常年接受祭祀，香火不绝。至于天子诸侯之“祖”，祭祀崇拜就更为隆重，而祭祀之处就叫作“庙”。其中，最重要、规格最高的是始祖的庙，叫“祖庙”，又叫“太庙”，又叫“祖”。以祖庙为中心，天子或诸侯率族而居，叫作“国”。祖在，国就在；祖毁，国就灭，叫作“毁庙灭国”。国既因祖而生而存，则自己的国家就叫祖国。同理，以祖庙为中心，族长率族而居，叫作“籍”。祖在，籍就在；祖毁，籍就亡，叫作“毁庙灭籍”。籍既因祖而生而存，则自己的籍贯就叫祖籍。
内外之别，也就是“远近之别”“亲疏之别”。这里的远近，不仅是地缘上的，也是血缘上的；这里的亲疏，也不仅是心理上的，而且是伦理上的。一般说来，越亲近者，则情感也越深，权利也越大，义务也越重；越疏远者，则情感也越浅，权利也越小，义务也越轻。而集中体现了这一规定性的，便是所谓“五服”[1]。
仅次于“祖”的是“宗”。宗也是庙，叫“宗庙”。祖是始庙，宗是继承者之庙，所以“宗”比“祖”要次一等。如“宗师”就比“祖师”略次。但“宗”的地位仍很高，如宗工、宗匠、宗门、宗藩，又如宗族、宗室、宗派、宗国、宗祠等。祖与宗合起来，就叫祖宗，又叫列祖列宗。
家为什么可以“别内外”呢？因为它不但有组织形式，而且有物质形式，也就是有房子，有建筑。任何建筑，都有自己的内部空间。因此，即便只不过一墙之隔，也有内外之别。“家庭”这两个字，一从“宀”，一从“广”。“宀”是“交覆深屋也”，“广”则是“依山崖建造的房屋”，都是建筑。但如果比较一下，就不难发现，从“广”字的多不住人，或不住夫妻（如庙），或非家居（如店）。看来从“宀”从“广”，也有内外之别。如“庭”，本来是“厅”，后来又指堂阶前的地坪，所谓“大庭广众”，当然不是内部。所以“家庭”二字，就兼内外而有之—— 家为内，庭为外。故家贼曰“宄”，家奴曰“宰”，家臣曰“宦”，家祸曰“害”，外人入内曰“客”，外贼入侵曰“寇”，依附他人曰“寄”，敬爱家人曰“宠”，都从“宀”而不从“广”。
次于“祖宗”的是“父”。父这个字，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是“矩”，意谓“家长率教者”；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则说是“斧”，意谓“男子持石斧以事操作”。不过依我看，“父”既非教育工具，又非劳动工具，而毋宁说是统治的工具，即“权杖”。也就是说，父亲作为“父”一出现，就是家庭的统治者。他挥舞着权杖君临家族，指挥一切，令行禁止。只要看看“父”与“卐”（法西斯）在造型上何其相似，便不难意会到这一点。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社会，父都一直是家庭的统治者，而“类家庭”的群体中，统治者和领导者也都被称作“父”，如君父、国父、师父、神父等。
另一种则是“家室的内外”。一般地说，男曰“家”，女曰“室”。所以男子有妻叫有室，女子有夫叫有家；男子娶妻叫室，女子嫁夫叫家（后来加一“女”旁就叫“嫁”）。因为“家”是住所的统称，“室”则是家中的房间和内室，故“家”与“室”，也有内外之别—— 夫家主外，妻室主内。妻子叫内人，妻弟叫内弟，妻侄叫内侄，妻眷叫内眷，丈夫则叫外子。这一内外，与前种恰好相反。如果仅按字面理解，以为“内侄”竟比“外甥”亲，那就大错特错了。
次于“父”的是“嫡长子”。所谓“嫡”，指“正妻”。正妻之子，为嫡子；嫡子中最长者，为嫡长子，也简称嫡子、嫡。在宗法社会中，嫡长子地位最高。嫡长子死亡，连其父也要为之服“斩衰”，也是五服中唯一长幼颠倒的特例。因为只有嫡长子，才是家族、宗族的唯一法定继承人，是家族、宗族一脉相承的血统所系，所以非同一般。始祖嫡传长房为大宗，大宗的嫡长子为宗子。宗子对于本宗是家长，对于旁支小宗是族长，有权继承始祖爵位，主持始祖庙的祭祀。因此嫡长子代表的是血统之“正本”，叫“正宗”“正统”，又叫“嫡传”“嫡系”。在中国的“类家庭”社会组织中，嫡传被看作最正宗的传统，嫡系则被看作最可靠的系统。
实际上，家庭和家族的“内外”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血缘的内外”。在人类开始建立家庭制度时，以母系为“内”，父系为“外”，只有同母兄弟姐妹之间不能通婚。进入父系制以后至今，则以父系为“内”，母系为“外”，堂兄弟姐妹之间不能通婚，表兄弟姐妹之间的通婚则不但不被禁止，反倒颇受鼓励，叫“亲上加亲”，如贾宝玉与薛宝钗。
祖、宗、父、嫡长子，一脉相承，维系的就是“血统”。血统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因为它是“伦”，而家庭的建立，原本是为了防止“乱伦”。按“家”字从“宀”从“豕”。宀，如前所述，是一种东西南北交覆，有堂有室的“深屋”。豕，当然就是猪。不过，“家”中之“豕”，不是所有的猪，而是公猪，文雅的说法叫“牡豕”，又叫“豭”。“豭”与“家”完全同音。所以，“家”就是“豭”，也就是“公猪”，或“关进深屋的公猪”。这只公猪关进深屋干什么呢？当然不是为了圈养，而是为了防止乱伦。因为公猪性淫，只有关进深屋才不会“乱来”。所以，“关进深屋的公猪”——“家”，也就成了防止乱伦的符号和象征。
首先是别内外。比如父亲的父母是爷爷奶奶，母亲的父母则是外公外婆；儿子的子女是孙子孙女，女儿的子女则是外孙外孙女。盖因家庭是以父系为统序。父系为内，母系为外，所以男女双方的亲戚，也就有了“表”“里”之别。姑、舅、姨的子女为表兄弟、表姐妹，叔、伯的子女为堂兄弟、堂姐妹。一般地说，堂亲要亲于表亲。表亲中，姑表要亲于姨表。姑表中，娘舅又要亲于姑爹。不过，舅老爷的面子再大，也大不过姑奶奶。因为舅老爷虽然是男人，却是外姓，哪里比得上姑奶奶是自家人？一个女人，由姑娘而姑妈而姑奶奶，面子便逐步升格。如果是“老姑奶奶”，面子会大得吓人。所以，那些厉害的女人，总是会自称或被称作老姑奶奶。
关进深屋的既然是公猪，则所谓“伦”，也就首先是父系的血统。这样，当“伦”变成了伦理、道德，继而变成了齐家治国的方略时，血统，也包括类似于血统的其他什么“统”—— 皇统、学统、道统、传统，也就成了“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的准绳。以父系为绪统，是“别内外”；以嫡子为传人，是“定亲疏”；立嫡以长，是“序长幼”；而强调嫡传，则是为了“明贵贱”。统序既定，尺度自明。比如嫡系部队的装备就要比杂牌军的好得多，正统也要比异端吃得开。
的确，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整套伦理道德原则，差不多都是从家庭这个本位出发的，这就是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
难怪无论官匪，都要以“正宗嫡传”相标榜，不肯承认自己是“旁门左道”了。比如宋江打王庆时，王庆便骂宋江是“水洼草寇”，宋江则骂王庆是“谋反狂贼”，双方都大言不惭理直气壮地以“正统”自居，可见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站到了官方的立场上，尽管在真正“正宗”的官方看来，他们都是贼，是“贼喊捉贼”。但无论宋江，还是王庆，都不会认这笔账。他们必须把自己说成是“正统嫡传”。因为谁都明白，越是正统就越高贵，越是嫡传就越显赫。家如此，国亦然。
内外与亲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