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的所有制，是“家有制”（家庭所有制）。依此制度，包括主要生产资料在内的一切财产，都归家庭而不是个人所有。父家长只有“支配权”，并无“所有权”。表面上看，父家长不但可以任意支配家庭财产，而且可以把妻妾和子女也当作私有财产予以转让、出租或变卖，好像财产归他私人所有；但是，另一方面，这些财产在他去世后，却又理所当然地归家庭其他成员来继承或分配（分家）。子女在外工作所得之劳动报酬（佣金、工资）等固然必须上交父家长，但父家长的遗产却又理所当然地应该由子女（主要是男性子女）瓜分。所以从本质上讲，家庭财产是归全家庭成员“共有”，而不是归某一个人“私有”。只有对此并无多少支配权的女性配偶，才被允许拥有为数极少的私房钱，无非用来增置些针头线脑或给娘家人一点小恩小惠而已，完全不好意思叫财产的。而且，既然只有这些小钱才叫“私房”，岂非恰好证明其余都是“公款”？
这可是咱们中国从来不曾有过的事。
可见，“家有制”并非真正的私有制，而毋宁说是“公私不分制”。一方面，对于其他家庭而言，是“私有”；另方面，对于全体家庭成员而言，却又是“公有”。更何况，家庭的主要生产资料—— 土地，也既是家庭“私有”的，又是国家“公有”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怎么能说是你们自己家里的？“王有”也不等于“私有”，因为皇帝既是“私人”，又是“国家”，而“国家”也既是“私”（皇家），又是“公”（公家）。所以，皇帝也不是这些财产的真正主人。真正的主人是“天”，天子不过“替天行道”而已。然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子如果“逆天”而行，则为“民贼独夫”，可以“天下共讨之，天下共诛之”，另由新的“真命天子”来行使这些生产资料和财产的管理权，谓之“改朝换代”。总之，家庭财产的所有者不是家长私人，而是“全家”；国家财产的所有者也不是皇帝私人，而是“全国”。所以，“家有”并非彻底的私有，“王有”也并非完全的公有，而应说是“公私不分”。
家国既为一体，公私也就难分。中国古代的所有制，是“公有”还是“私有”？说不清楚。要知道，所谓“私有制”，是“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的制度”。这个“私人”，严格说来，只能是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在法律上单独存在的个人。正因为他在法律上是单独存在的，所以，他死了以后，他的财产并不天然地就归配偶、子女、亲属继承，而应根据他的遗嘱即他的个人意志来分配。如果他遗愿留给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则其配偶、子女和亲属即便义愤填膺，也莫之奈何。
公私不分
这种“家国一体”的制度，当然会把许多界限都弄得模糊不清，甚至弄出许多尴尬事体来。别的不说，单是诸如“君父”“臣子”之类的称谓，就不伦不类，等于说“皇帝爸爸”“大臣儿子”。但两千多年来，无人觉得可笑，反倒是梁山上的“反贼”，也发明了“头领哥哥”这样一种不三不四的称呼，可见“家天下”的模式何等深入人心。
意识是存在的反映。经济上产权含糊，思想上也就难免公私不分。
“家天下”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公共财产为家族所私有，二是指国家体制以家庭为模式。国既为家族所有，则国君当然是君父，国民当然是子民；家既为国之模式，则国法当然是家法，国务当然是家务。反过来，也一样。比如皇太子或刚成年皇帝的大婚，就不单纯是皇家的事务，大臣们也要参与其事并发表意见的。同样地，立储本为国家大事，但决心一意孤行的皇帝也可以借口这是皇家家务而拒绝听取批评。
公与私，原本就是相对的。什么叫“私”？私，原本是一种禾的名字。公私的私，本字作“厶”。《韩非子·五蠹》云：“自环者谓之厶。”什么叫“公”？韩非子接着又说：“背厶谓之公。”原来，面对面时为“公”，背过脸去就成了“私”。看来，公私原本不分，不过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公是私，全看你怎么翻。
这就是“家天下”了。
事实上中国人也不喜欢区分公私。要分，也就是区分内外，区分官民。比方说，在旧中国，就没有“公路”而只有“官道”，也就是只有“官民之别”，而无“公私之分”。直到现在，仍有人主张把私营叫作民营，把私立叫作民办，似乎这样更为堂皇。说到底，还是只分官民，不分公私。
其实，就连“国”，亦是“家”。君是君父，臣是臣子，州县是父母官，军队是子弟兵，省市、民族、单位、朋友，则是哥们姐们（兄弟民族或兄弟单位），正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整个中国，亦无妨看作一个大家庭。
公私不分又怎么样呢？就没有法治可言了。什么是“法”？法就是“全民公约”。民众为什么要“约法”，又为什么能“约法”？就因为他们都是“私人”。私人各私其私，如无规范限制，势必天下大乱。因此要“约法三章”，以保证个人权利和公众利益不受任何人的侵犯。而这些约法之所以能够算数，则又因为它们是这些私人依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共同约定的。咱们中国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当然也就只有“王法”，没有“民法”，更没有什么全体公民的“约法”，没有“宪法”。
中国传统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呢？说白了，就是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家庭。小农生产和小手工作坊的生产单位，原本就是“夫妻店”“兄弟船”“父子作坊”。江湖、帮会、武林、戏班等组织也一样，师为师父，师之妻为师娘。朋党是门户，宗派是门派，学派是门墙，学生是门生，同学是同门，同门之间是兄弟，而门徒一旦有过错，施以惩罚的依据也往往是“家法”“家规”。这就说明，家庭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结构的普遍性模式，确乎“放之四海而皆准”。
其实不要说没有“法治”，就连“德治”，也大成问题。梁漱溟先生曾认为中国人只讲私德而不讲公德，比如臣对君的德，君就不必守；子对父的德，父就不必行，没有一种德是人人皆必遵循之“公德”。这话恐怕只讲对了一半。因为公与私原本是一对矛盾。不讲公德的人，其实也不会有什么私德。梁先生的所谓“私德”，即“这人对那人的道德”，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之类，与其说是私德，不如说是“二人之德”，即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德，“一人之德”的“私德”是不存在的。
家庭是最基本的单位，也是最常规的单位。
正因为没有“一人之私德”，所以当“私身一人”时，就不会有什么道德考虑。一些明明有利于公众的事，比如顺手关掉公用水龙头或走廊里的灯，即便不过举手之劳，也不愿意去做，除非这时有领导或同事、同学在场。结果是公共走廊上的电灯变成了长明灯，公共洗手间的水龙头变成长流水，而便池里则无人冲洗；集体宿舍门前垃圾成堆，脏水乱泼；公园里的果皮箱，更可能是形同虚设，痰迹、废纸、烟头、果皮、空瓶则遍地都是。没有“私”的结果是也没有“公”。
家国一体
再就是“化公为私”和“假公济私”了，我们在《单位》一章已然讲过。这里要讲的是，“公私不分”的观念还为“化公为私”和“假公济私”提供了一个“合法”的方式，即“本单位主义”，简称“本位主义”。本位主义就是把本单位的利益放在首位，一事当前，先替本单位着想，先替本单位考虑，甚至不惜损害兄弟单位和全局的利益。严格说来，这也是一种自私的行为。但是，在实际上，所谓个人主义每每被视为万恶之源而痛加批判，本位主义虽然也受批判，却在批判之余颇受同情。一个人，如果为一己之私利大吵大闹，或对自己的个人成就大吹大擂，便会引起公愤，至少要被视为“太不像话”或“恬不知耻”；但如果是为本单位争名争利争地位争好处，或宣传本单位的成就，则本人不但可以理直气壮，领导和其他人也不好太责难，顶多笑眯眯地劝他说：“不要太本位嘛！”或者说：“考虑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但也要顾全大局。”
难怪中国人要把什么都成说是“家”了—— 公是公家，国是国家，老板是东家，老婆是浑家，同姓是本家，全体是大家，别人是人家，自己是自家。农家、渔家、船家、店家、商家、厂家，女人家、孩子家、姑娘家、学生家，行家、专家、野心家，没有什么不是“家”。当然是“家”了，“家”是“本位”么！
显然，在许多人看来，本位较之“全局”虽然是“小局”，但毕竟好歹也是群体而不是个体。只要不是为个体，就不能说是个人主义。只要是为了群体，不论其大小如何，便都体现了群体意识，也就多少具有一点“合法性”，不能过于责难。事实上，许多人在为本单位争名争利时，也确实不一定直接地与自己的个人利益相关。比如评职称时为自己单位多争名额而自己并不晋升，评奖时投自己单位候选人的票而自己并不获奖。所以，一旦受到批评，便会理直气壮或满腹委屈地说：“我又不是为自己！”但是，搞本位主义，虽然并非为自己个人，却又毕竟是为自己单位，因此又不能说是不折不扣的大公无私。实际上，搞本位主义，虽然不一定直接与自己的个人利益有关，却不能否认它间接地对自己个人有益，比如在本单位“好做人”，落下“人情”等等。所以，也很难严格地界定究竟是为“公”还是为“私”，不如说同样也是公私不分。
个人与家庭既然不可分割，那么家即是人。家给户足就是人人丰足，家喻户晓就是人人皆知。国家和政府一声令下，只要家家动员，户户响应，也就万事大吉。所以中国古代主管全国财政，掌天下土地、人口、钱粮、赋税、救济等事务的部门，就叫“户部”。户部原本叫民部。因为唐太宗叫李世民，要避讳，就不能再叫民部了。但也不叫“人部”，叫“户部”，就因为国家原本是以“户”为单位进行管理的。直到现代，中国人也往往更看重家庭的“户口”而不是个人的“身份证”，更看重家族的“籍贯”而不是个人的“出生地”。看重身份证和出生地，只是近些年引进西方管理制度的事。又比如，农村开社员或村民大会时，许多地方仍是一家派一人参加；某些费用（如公共卫生费）或公务（如楼道、门栋值“安全班”），也是按户摊派。就连《沙家浜》里胡司令结婚时，刘副官也是通知“各家各户”“自愿”送礼。
事实上，因为中国文化不允许“私”公开合法地存在，因此一个人“私心杂念”，也就只好通过这“不公不私”“半公半私”和“亦公亦私”的本位主义，来“曲线救国”了。
一个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他的身份、地位、价值、权利、义务和责任，都是和他的家庭、家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一个人，如果家庭的门第高，家族是名门望族，他的地位也就高，价值也就大。反之，如果出身寒门，或“黑五类”家庭，则他在社会上就不大抬得起头来。当然，同样地，他的荣誉和地位，错误和责任也是全家的。一个人，如果富贵了，比如中了举，做了官，那就是“家门有幸”，通体光荣，可以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反之，如果犯了罪，出了事，惹了麻烦，那就是“家门不幸”，全家都要跟着倒霉。事情出得小，也许只是全家跟着没有面子；事情出得大，则可能全家跟着掉脑袋，叫作“族诛”，也就是“族灭”“族夷”，或简称“族”。民间的说法叫满门抄斩，史书上的说法叫“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按理说，“一人做事一人当”，为什么要株连老爹老妈老婆孩子呢？就因为中国文化视家庭、家族为不可再分割的最基本单位。既然不能再分割，则一人有罪，当然也就全家有过了。“文革”中，不少人因“家庭出身不好”，或“父母有问题”，或“有海外关系”而受“株连”，竟很少有人认为不妥，甚至连被“株连”者本人也认为“活该”，道理就在于此。
内外有别
中国的传统社会则不同。它最基本的单位是家庭，家庭不可再分割为个人。这不是说个人不存在，而是说任何个人一旦脱离了他的家庭（也包括一切类似于家庭的单位），其存在便不具有社会性意义。
当一个人站在本位主义立场上时，他就在心理上和逻辑上把“本单位”和“外单位”区分开了。这又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征：公私不分，却内外有别。
家庭在中国社会组织结构中，是最基本和最常规的单位。“最基本”，就是“不可再分割”；“最常规”，就是“普遍性模式”。这就把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区别开来。比如在西方，家庭就不是最基本的，因为它可以再分割，即分割为“个人”。个体的、单独的、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个人，才是社会组织结构中最基本的单位。也就是说，在以“个体意识”为思想内核的西方文化那里，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而不是由家庭组成的。家庭只是社会组织的形式之一。既不是唯一的形式，也不是通用的形式，当然也不是最常规的形式。社区、教会、政党、国家，都有自己的组织形式，和家庭没什么关系。一个人，成家也好，出家也好，也完全是他个人的事。只要合法，别人就管不着。这种以“个人”为单位组成社会的概念，就叫个体本位；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就是个人主义。
和“公私不分”一样，“内外有别”也是单位的特征。国内任何一个中等规模的单位，差不多都会有自己的围墙（特别大的单位，则由下属各单位自修围墙），以防“闲杂人等”混入。一些稍有条件的单位，虽然既非“军事单位”，又非“保密单位”，也要煞有介事地安排门卫。门卫们对本单位的熟人含笑点头打招呼，对外人则严加盘问、冷若冰霜，本能地表现出一种防范心理。本单位的车辆可以自由地出入（门卫们都记得车号认识司机），外单位的车辆则须停在门外，除非是“有来头”的上级单位，或者“有关系”的兄弟单位，否则就必须“走后门”。当然，单位上的种种好处，比如单位自己盖的住房，自己的澡堂和幼儿园，自己弄来可供分配的物质和额外收入等等，也只有内部职工才能享受，外人是没有份的。
先说“家单位”。
不过，我们有时候又搞不清楚被称为“内部”的东西，究竟是好呢还是不好。比如“内部通报”的情况，很有一些是并不那么光彩的事，却只有“信得过”的“自己人”，才有资格去听。另外，我们也常常弄不清何谓“内部”何谓“外部”。比如“内部文件”，当然许多人都不能看，然而“内部刊物”却又人人可看。“内部刊物”上的文章，水平一般要差一点，而“内部文件”的内容却又往往重要和实在得多。又比如，单位上的“内部招待所”（简称“内招”），外国人（也包括华侨和港澳台同胞）是不能去住的。他们只能住“外招”。但“外招”的设施、服务，较之“内招”却又好得多（当然价钱也要贵得多）。对待他们的态度，也是客气而不亲热，因为他们是“客”，不是“亲”。
家为国之本，包括“家单位”“家天下”和“家伦理”。
显然，“别内外”是为了“定亲疏”，而“定亲疏”则是为了界定人情的大小和面子的尺寸。一般地说，内则亲，亲则近，叫作亲近；外则疏，疏则远，叫作疏远。疏远者为“客”，必须客气，也必须装门面；亲近者为“家里人”，不必客气，可以不留情面。所以，自己人犯了错误，就可以狠狠地批评；外人犯了错误，则只能委婉地指出。同理，外宾和外单位的人来参观时，便一定要打扫卫生，布置会场，拿最好的东西给他吃，腾最好的房间给他住，平时有意见、闹别扭的同事，也都要做一团和气状，以免家丑外扬。而本单位的问题和情况，则只能在“内部会议”上通报。可见外人的有面子，完全是假象，是门面，自己人才真有面子，而且还有实惠。比如有事要求情，自己人准比外人有面子；那些被客客气气地打发的，则准是“老外”。反之，一个人如果和你说话随便，不怕揭自己的短，不怕家丑外扬，则多半是已把你当作了自己人。总之，“丑”的（同时往往是真实的和实在的）留给“家里”，“美”的（同时往往是虚假的和空洞的）展示给“外人”。因为“外人”就是“外面”，岂能让他看见了“里面”？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这倒是全世界都一样的。不过，中国的家庭还是“本位”。本位原指货币制度的建立基础，或者货币价值的计算标准，比如金本位、银本位、外汇本位。借过来用，就指社会制度的建立基础和社会价值的计算标准。比如官本位，就是以官衔为价值标准；家本位，则是以家庭为社会基础。事实上，传统中国的组织结构、国家制度、伦理道德，都是以家庭为根基、模式和本源的。这就叫家本位。或者说，“家为国之本”。
在这些“原则问题”面前，是不允许有什么“个人意见”的。一个人，在外面，如果不为本单位争名誉，争地位，争好处，而是想到什么说什么，自己怎么认为就怎么讲，怎么做（比如把票投给外单位的人，在会上揭本单位的短等等），那就是吃里扒外，就会“吃不了兜着走”。因为你只顾“私意”，不讲“公益”，当然要引起公愤了。
单位是家庭，家庭也是单位。
其实，这个“吃里扒外”的人，其所作所为，反倒很可能是出以公心，或者是实事求是。可惜，中国人不吃这一套。他们从来就不相信，一个连家庭、单位、小团体的“小公”都不顾的人，会有什么“大公无私”可言。要知道，世界上并没有什么空洞抽象的“公”或者“公家”，只有一个个具体的家庭、家族、单位、团体。一个人的公心，就体现在他对这些群体的态度上。所以，你不为小团体说话吗？那你就一定是“有私心”！
家庭本位
于是，公与私，就首先并直接地体现为内与外。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要紧的不是弄清公私，而是区分内外。然而，“吃里扒外”固然是“私”，“本位主义”又何尝是“公”？结果自然更加分不清公私。实际上，正是因为不能公开地和明确地区分“公私”，便只好代之以“内外”—— 公为外而内为私。公事公办之所以等于不办，就因为那是“外”；内部之所以可以通融，则多因其“私”，只不过这“私”往往被说成是“公”而已。
一家为国之本
其实，家庭的特点，就是“公私不分，内外有别”。一家人，分什么公私，分什么你我呢？但“我们家”和“别人家”，却又不可不分。因此，当家庭成为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普遍性模式时，“公私不分”和“内外有别”这两个基本原则，也就确立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