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水泊梁山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是以不断地打家劫舍为资源的。咱们既然不能到外国去“打家劫舍”，那么，在机会不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又该如之何呢？
这就非想方设法做到“人人有份，大家一样”不可。比方说，不断扩大单位编制，把本来可以一个人承担的工作分给几个人做，也包括让在岗职工提前退休，由其子女顶替；尽可能地缩小分配之间的差距，在取消供给制实行工资制而不得不定出工资级别的情况下，一方面尽量缩小级差，另方面则规定各类补贴和福利待遇相同或相近；在厘定级差时，尽量主要依据社会上约定俗成、心理上可以接受的标准，如年功和资历，即工龄长、资格老的多拿一点，反之则少拿一点，而把能力、才干、贡献等“说不清”的所谓“软指标”放在一边，并尽量做到“公正”而不“偏私”。尤其是那些事关日常生活的福利待遇，不可以给谁不给谁，差别也不可以太大。事实上，即便等级分明的那些单位，也会有搞平均主义的时候，比如舞票、戏票、电影票每人一张，过年过节时每人都分一斤苹果两斤梨等等，和水泊梁山上“一样的出力杀敌，一样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差不多。
也就只好吃大锅饭了。
个人是“小”也是“私”，集体是“大”也是“公”。可见大就是公，公就是大，大公则无私。何况通常所谓“单位”，基本上都是属于国家的（私营企业则往往不好意思叫单位），比如国家政府机关或国家事业单位，那就更是“一大二公”了。
大锅饭
单位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大，是相对小而言的。什么小？个人小。什么大？集体大。在中国，个人是渺小的、微不足道和不成气候的，群体则是伟大的、举足轻重和战无不胜的。想想看吧！人生，如千古之一瞬，怎么长久得了？个人，如沧海之一粟，又如何大得起来？当然只有集合起来才能大。海之所以大，是因为它容纳百川；河之所以大，是因为它不拒细流；国之所以大，则因为它统摄万民。所以只有群体才是大，叫一大群；个体则是小，叫一小撮。当然，群体也有大有小。大可以大到全中国，小可小到本单位，但单位再小，也是“群”，因此“大”。
平心而论，大锅饭也未必就不好。当真能做到“人人都有份，大家都一样”，或者能敞开肚皮吃，不用争不用抢也不怕锅里没有，有什么不好？至少是省去许多纠纷和麻烦。中国人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东西少点不怕，只要能做到“均平”，也就“太平”。
单位便正是“太平梦”的现实化。
问题是你要做得到！除非把单位都变成水泊梁山。然而，即便水泊梁山，也并非真的都一样。虽云“一样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但毕竟各人酒量食量并不相同，何况还有座次之别。更何况，“一样”并不见得有多好，“不一样”也不见得就多么不好。因为“一样”，可以是“一样的”出钱出力，也可以是“一样的”不出钱出力；可以是“一样的”少得少拿，也可以是“一样的”多吃多占。如果把是否“一样”当作唯一准则或最高准则，那么，两种不同结果作为可能性，应该说同时并存，完全“一样”。
当然，“平”也不仅指待遇和分配，还指贡献和付出，比如“打平伙”，就是大家出钱出力一样多。如果有人出钱出力时“偷奸耍滑”比大家少，分配享用时却又要“平起平坐”和大家一样多，同样也会有人“愤愤不平”。最好是大家贡献一样多，分配也一样多，既无分你我，亦无分公私，人人都有份，大家都一样，才是天下大同的“太平盛世”。
这就必须引入其他机制来进行引导。在水泊梁山，靠的是哥们义气；在单位，则靠思想工作。在思想政治工作抓得紧，社会风气正，领导干部能够带头的情况下，结果就比较好，反之则可能会不可收拾。但是，思想教育虽然有用，却并不万能，因为物质的东西只能用物质来摧毁，现实的状况只能用现实的力量来改变。所以，还必须有一系列具有现实性、可行性和多少带有强制性的方法和手段来加以调节。这些经实践证明是屡试不爽、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
相反，不公则不平。因为“公”既然就是人人都可“吃”，那么，如果别人“吃”了自己没“吃”，也就等于吃亏。所以，一旦待遇不相等，分配不相同，就会“不平”。不但当事人要“鸣不平”，旁观者也要“抱不平”。道理也很简单：既然是公有，是人人有份的，凭什么你有我没有，或者你有他没有？既然大家都该有，为什么有的少有的多？这就“不公”。可见，公，就是“公有”加“公平”，就是“人人有份，大家一样”，就是“你有我有全都有”，而且所有的人都一样多。这就是“理”，就是理所当然，天地良心。
第一是“平摊”，主要用于需要出钱出力的时候。大至集资建机场、修公路、盖厕所，小至单位上操办婚礼和打扫卫生，都可以照此办理。单位可以向个人摊派，上级也可以向单位摊派，还可以层层摊派。这是吃亏时的“大锅饭”。虽然吃了亏，但因为是平摊，人人有份，大家一样，所以即便心里不高兴，也没有话说。
公则平。公，就是承认人人有份。既然人人有份，何来多少不一？更不用说有的有，有的没有了。观念和道理是要落在实处的。这个“实处”，就是分配，就是种种实惠。如果嘴巴上说人人有份，具体到分配时，又大家不一样，谁相信你那个“公”字？可见，公（人人有份），是“平”的前提；平（大家一样），则是“公”的体现。公不公（有没有份），就看平不平（一样不一样）。
第二是“平衡”，主要用于可能发生“倾斜”的时候。“倾斜”就是“不平”，好比一架天平，一边盘子里东西多了，就要在另一边加砝码，才能平衡。比如某同志年事已高又不能胜任工作，必须让他退下来，为了怕他心里不平衡，就在退休之前先提一级，一提一退，正好“平衡”。又比如，甲同志晋升了职称职务而乙同志没有，便让乙同志评优，多领些奖金，这样，“堤外损失堤内补”，心里也好过些。每个单位的领导，差不多都会这一手。这种办法也可以用于对待单位。比如，分配各种权益配额时，大单位理应得得多，但是小单位也应适当照顾，多少给一点，否则便会太不平衡。甚至选代表，选理事，选董事，选委员，对于诸如少数民族、边远地区、妇女界、侨胞等等，也要有所照顾，至于他们是否真的“懂事”“理事”，有参政议政能力，就不一定“顾”得上。总之，每当评奖、评优、评先进、评职称时，就要分配名额，而且最后要由最高仲裁机构来“平衡”。
正如“人人有份”是“公”字的题中应有之义，“大家一样”也是“平”字的天经地义之理。平，既表示状态，如平静、平安、平坦，也表示动作，如平定、平息、平抑。那么，为什么要用各种动作去“平”？还不是因为有的高，有的低，有的多，有的少——“不平”。这就要“铲平”。一旦铲而平之，张三不多拿，李四不多得，王五赵六也一样，也就大家心理平衡，人人心中平静，从此天下太平。
第三是“平列”，主要用于论功行赏的时候。为了平衡，往往将有关人员统统开列上去，“见面分一半”，利益均沾。实在平列不了，便轮流坐庄，今年我评优，明年轮到你，后年轮到他，最后仍是“平列”。也有获奖者把奖金拿来平分的。如数额不多，请大家一起来“撮一顿”，也是办法之一。因为贡献是大家的，荣誉是集体的，岂能让人“独吞”？独食难肥，还是大家一起“吃”下去为好。谁要不懂这个道理，那他在单位上就休想“做人”。
什么是“平”？平就是均等、齐一，如“平起平坐”是地位相等，“平分秋色”是各得一半。一个群体，一个单位，怎样才算齐一均等？当然是吃喝拉撒大家都一样。
第四是“平抑”，主要用于有人硬要“出头”的时候。“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一般人是不敢出头的。有了功劳，一定要归功于集体，甚至在客观上造成归功于众的“事实”。比如《水浒》第八十六回写宋江大战贺统军，贺统军明明是被镇三山黄信一刀砍在马头上摔下马来的，但因又有杨雄、石秀、宋万赶到，“众人只怕争功，坏了义气，就把贺统军乱枪戳死”。可怜贺统军，只因梁山好汉要平抑功劳，竟不得全尸。这种自我平抑的做法自然是很高明的。如果一个人不会做人，硬要风头出足、好处占全，众人便会来平抑他，比如扣上“骄傲自大”“脱离群众”“有个人野心”之类的“帽子”，或者找个茬子趁机收拾他一下，让他知道利害。谚云：“人怕出名猪怕壮。”道理就在这里。猪太肥了，就会被宰；人太出名，就会挨整。所以越是出名，就越要谦虚谨慎，特别是待人接物时，要多给对方面子。因为你的面子大，人家心里本来就不平衡，但如果你和他“平起平坐”，他等于毫不费力地便得了个同样大小的面子，自然立即平衡起来。
人人有份就是公，大家一样则是平。
总之，平摊、平衡、平列、平抑，着眼的都是“平”，即大家一样。“你好我好大家好，谁也不要超过谁。”但是，按照辩证法，大家都好，其实也就是“大家都不好”；大家都要吃，其实也就是“大家都不吃”。某大学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某系几个人争一个教授晋升指标，相持不下，最后是大家都不当，指标上交，从此天下太平。
所谓“平”
铁饭碗
所以，谁要以为天下为公，他便当真事事都有份，那他就是犯傻。
显然，这样的一种“平”，是表面上的公平掩盖着骨子里的极度不公平。它连蒯通所谓“高材疾足者先得焉”的境界都达不到，还奢谈什么社会主义？饭是要养人的，大锅饭养什么人呢？恐怕只能造就平庸，培养饭桶。平就是“平凡”即“不优”，庸就是“庸常”即“不异”。不优不异又不少“吃”，非饭桶而何？
然而所谓“人人有责”其实往往是扯淡。比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靠不住。你想，天下兴亡那么大个事，匹夫匹妇们如何负得了责？也不过是为某些人的假公济私、盘剥百姓提供一个借口罢了。比如借口“国难当头”而多征税款，或者借口“建设乡梓”而大刮地皮。事实上，历史上的贪官污吏在中饱私囊的时候，野心家、阴谋家在篡国夺权的时候，都无不打着“为公”“为国”“为天下”“为人民”的旗号。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遮人耳目，另方面却也未尝没有使自己更加理直气壮的心理因素在内。似乎只要这样一来，他们无论如何谋私，便都师出有名了。在这方面，林彪、江青一伙干得要算最为“出色”。他们干脆发动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斗私批修”运动，在最大限度地剥夺每个公民的财产权、思想权、隐私权等一切权利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私欲和权欲。比如康生，就曾经趁“文革”中“破四旧”之机，搜刮了一大批国宝级的文物；现如今的那些巨贪国蠹，则不知侵吞了多少国有资产和民脂民膏。这些事情，难道咱老百姓也有责？这些东西，难道咱老百姓也有份？
大锅饭对国家民族也没什么好处。因为所谓平摊，实际上是不论差异；平衡，实际上是不讲原则；平列，实际上是不识好歹；平抑，实际上是不准竞争。何况还有“平息”，是“不明是非”；还有“平调”，是“不看贡献”。所谓“平调”，就是把贡献大、出力多的地区、单位创造的财富调给贡献小、出力少的地区、单位，让大家在分配上一律“扯平”。这是不折不扣的“鞭打快牛”“奖懒罚勤”。表面上一视同仁，实际上厚此薄彼，而且其所厚者，又是能力较低的弱者。从情理上讲，这好比父母偏爱或更心疼子女中的“弱智儿童”，倒也情有可原，但绝对理无可恕。因为其结果，只能造成整个民族的弱化，让人人都变成“等、靠、要”的“伸手派”，这是断然不会有前途的。
甚至就连国家政权也是“人人有份”的。当年，刘邦因蒯通劝说韩信谋反，要把蒯通下油锅，蒯通便同样理直气壮地说，秦王朝既然丢了自己的“鹿儿”（政权），普天下的人都争着去抢它，当然是谁的个子高腿子长跑得快，谁就得到它哪！也就是说，帝位这只“鹿儿”，原本人人有份，那么你刘邦“摸”得，难道韩信就“摸”不得？可见“人人有份”的思想，也是由来有自。“天下为公”么！只是到了后来，“天下为家”了，一般人不敢再有非分之想，“人人有份”才变成了“人人有责”。
所以，吃大锅饭的单位，便变成了弱者的天堂，强者的牢笼。这也是弱者往往醉心于找一个“可靠”的单位，而强者每每想要跳槽的原因。不过实施起来，却又每每是喊得多，做得少，其原因自然是复杂的，比如欠了单位的人情或碍于领导的面子。然而更主要的原因，则往往在于与“大锅饭”息息相关的“铁饭碗”。
既然“公”就是“人人有份”，那又何必区分公私？更无妨“化公为私”。比如用公家的车接送自己的亲朋，用公家的电话谈私事，用公家的稿纸写私人信件，用公家的电脑玩电子游戏等等，更遑论以权谋私或多吃多占了。问题不在于这些具体行为，而在于其“理论根据”：“咱们连人都是公家的，拿点东西算什么？”也就是说：“我是公家的，公家的当然也就是我的。”这不是“公私不分”的必然逻辑么？我就曾亲见一个逃票的乘客在车上理直气壮地和乘务员大吵：“公共汽车么，要什么票！”很显然，在一些人看来，所谓“公共”的，就是“人人有份”的。人人有份，也就人人都可以去“吃”一口。唯其如此，阿Q才胆敢公然去摸小尼姑，而且摸得理直气壮。因为在阿Q及其同志看来，僧尼既已“出家”，当然“无私”。无私即公，即共有，即人人有份。那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所谓“铁饭碗”，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
公有既为“大家共有”，自然“人人有份”。而且，越是“公”（即共有者越多），就越是“人人有份”。所以公路人人可走，公车人人能坐，公园人人该游，公费人人得花，公费吃喝当然人人该来。如果别人有份而自己没有，便要大叫“不公”，可见“公”就是“人人有份”。至于建设公共设施，维护公共秩序，爱护公共卫生，保卫公共财产等，则又当别论。因为这不叫“人人有份”，而叫“人人有责”。“人人有份”是“公”字题中应有之义，无须启发，人人皆知；“人人有责”则似乎大家都不知道，必须诉诸教育，时时提醒。所以街头巷尾的标语，只会写“爱护公物，人人有责”，绝不会写“公费吃喝，人人有份”，然而号召力却正相反。
首先，它意味着一种身份，如“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或“国家干部”。有了这种身份，便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可以和“闲杂人等”区分开来；有了这种身份，也就意味着有一份工作，可以和“无业游民”区分开来。更重要的是，这种身份一旦获得，便轻易不会丧失。即便调动工作，换了单位，在这边吃大锅饭，在那边也吃大锅饭。调到民营企业的，仍可保留身份；企业即便破产，国家也有义务为其重新安排工作。总之，有了这种身份，就永远“有饭吃”，所以是“铁饭碗”。
“公”有两义，一是“公有”，二是“公平”。什么是“公有”？在中国人看来，所谓“公有”，也就是大家共有。比如家有，就是家人共有。国有，则是国人共有。如果是几个人合伙、入股、集资、凑份子，则归这几个人共有，也是“公”。反正，只要不是“私”（个人所有），就是“公”，叫“背私为公”。
其次，有了这种身份，只要在单位上不犯错误，准确地说是不犯大错误，其职务、职称、级别、待遇，一般都只升不降，临退休还能升一级，退休后还能领退休工资，退休工资有时还能随物价的上涨而上升，直至终身，所以是“铁饭碗”。
先说“公”。
最后，有了这种身份，并在一定的单位工作，还意味着有一套住房，以及一系列非工资可以替代和估算的福利和好处。正因为不可估算，所以格外诱人；也正因为无法替代，所以不可轻弃。如果要跳槽，就得对这些附加的“无形收入”进行估算，其结果往往是“铁”了心在原单位待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是“铁饭碗”。
个人向单位伸手，地方向中央哭穷，之所以那么理直气壮，毫无愧疚不安之感，就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孩子向妈要奶吃，是天经地义的事。“党是我的妈，厂是我的家，没有钱用向‘妈’要，没有东西到‘家’里拿（国有企业的许多资产就这样流失）”，有什么不对？岂但“并无不对”，而且“合情合理”。这“情”，就是前述“恋母情结”；这“理”，则是所谓“公平合理”。公平合理当然没什么错，问题在于什么是“公”，什么是“平”，要合的又是什么“理”。
由于铁饭碗有这么多好处，而这些好处又主要由其所在单位来兑现，而且为此单位还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如“进人指标”“户口指标”“建房指标”等），因此，一个人，一旦端上了一个单位的“铁饭碗”，则他与这个单位之间，就有了一种人身依附关系，而且是一种“铁”的关系。单位既无权随便开除他，他也不能随便说走就走。除了制度的限定以外，也还有心理上的原因，即自认为欠了单位的“人情”，应以安心工作来作为回报。他这样认为，领导和群众也会这样认为。比如一个人，原本是没有什么“身份”的，单位上把他调来，落了户，分了房，又公费送出去学习进修，混到了文凭，又凭此而提了级（依“大锅饭”和“铁饭碗”原则，一旦提升，调出去也可保留原级别），本应“报效”的，现在却公然要跳槽，另攀“高枝”，则舆论便会一致指责他“没有良心”。所以许多人的调动，往往趁单位“亏待”了自己（如职称没评上，房子没分到）时提出，这样对舆论可以理直气壮，于自己也心安理得。
所谓“公”
显然，这种“铁”的联系，不但造成了“想走的人出不去”，也造成了“想进的人进不来”。因为人才固然是单位的私产，职位同样是人才的饭碗。如果从外单位引进人才，则置本单位的人才于何地？这种对外有“挖墙脚”之嫌，对内又有“抢饭碗”之虞的做法，实在风险太大。所以世故一点的领导，就宁肯抱残守缺，得过且过。反正事业是国家的，成就是集体的，单位办得好不好，关我屁事！人才既然不能“流动”，单位当然也就“死水一潭”。如果再加上“近亲繁殖”（徒弟接师傅的班，学生接老师的位），那就更会“同则不继”，缺乏活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