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一支冲锋队小分队冲进威尔默斯多夫位于特劳特瑙大街12号的宁静的房子。一到目标公寓门口，这些人就踹开门，冲了进去—却发现房间里已是空荡荡。没有租客，没有家具，没有画，什么都没有，只有光秃秃的墙。他们犹豫了片刻，从这个意外里缓过神来，然后跑回街上，右转跑向拿骚大街。他们冲进拿骚大街的一栋房子，用斧子砸开门，可画室里依旧空荡荡。没有人，目标人物都走了，他们来得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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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锋队在找乔治·格罗兹，他是一名画家、设计师和漫画家。纳粹恨他，就像恨其他几个艺术家那样。他不仅用画作攻击他们信仰的和认为神圣的一切—他们的元首、他们的男子联盟、他们对战争的热情，还嘲笑他们，把他们表现为自负的傀儡、酒鬼、麻木的暴徒、嫖客和流氓。任何想在政治斗争中被认真对待的人，都不会低估这样的对手—讽刺可以致命。可就算控告他侮辱国防军或攻击公共道德也无济于事。格罗兹曾在《闭嘴，当你的差》这幅画里给十字架上的基督画了防毒面具和士兵的靴子。因为渎神，他和出版商威兰·赫兹费尔德被一次次告上法庭。诉讼拖了四年，从1928年一直拖到1931年。
想到已被他除掉的迈科夫斯基还能为自己派上用场，戈培尔很满意。宣布迈科夫斯基是“烈士”，对他来说只是小儿科。他要让迈科夫斯基像国王一样下葬，还要亲自在迈科夫斯基的棺材旁讲话。希特勒和戈林也在大教堂，献花圈，默哀，演奏管风琴乐，发表感人的演讲，然后穿城送殡。一出相当热闹的大戏。
这些案子最后均以无罪释放或小额罚款而告终。让纳粹怒不可遏的是，格罗兹因此越来越出名。但持续不断的法律攻击也令他身心俱疲。没完没了的仇恨和争端对格罗兹毫无益处。他越来越怀疑，理性究竟能否坚持到底，随之增长的还有他对自己艺术的内在推动力的怀疑。无论讽刺得多妙，讽刺的影响力究竟是否被过度高估了？他还能寄希望于仅仅通过愤怒的艺术就让愤怒的大众睁开眼睛吗？
因此，对于戈培尔来说，采取反制措施是聪明的政治行为。作为柏林的党部头目，他身边始终围着冲锋队，他不得不盲目地相信他们，但不能放任迈科夫斯基吹嘘什么用一颗子弹让他脑袋开花。戈培尔必须让每个冲锋队队员明白，企图暗杀他而不受到惩罚，想都别想。幸运的是，弗里茨·哈恩对他手下第33冲锋队的人了如指掌，知道有个叫阿尔弗雷德·布斯克的人靠得住，此人会为了一笔不错的赏金干掉迈科夫斯基。前一天，布斯克找准时机完成了任务，并顺手一起解决了警方唯一的证人佐里茨。若有其他人察觉到发生了什么，戈培尔也没办法。警告四处传开，他可不会任人威胁。
这时纽约来信了。艺术生联盟为他提供了1932年夏季的教职。格罗兹很兴奋，因为从小美国就吸引着他。他立即接受，仿佛凭借它能突破眼下无望的局面。五个月后，他乘坐横跨大西洋的巨型汽轮返回德国。还在舷梯上时，他就告诉前来迎接的妻子伊娃，他回来只为带她和孩子们最终移民美国，过完圣诞节就走。
尤其顾不了迈科夫斯基和佐里茨之死的真相。最近几个星期，许多冲锋队队员担心纳粹党会让他们干脏活。他们和共产党打了好几年街头战，现在，当政治目标终于触手可及时，党首却想摆脱掉他们，独吞所有胜利的好处。圣诞节后不久，六十多个夏洛滕堡冲锋队队长曾会面商讨此事，他们认为，上面会不择手段，尤其是戈培尔。戈培尔的线人报告说，迈科夫斯基曾放开嗓门宣布，若是那样，他就亲自动手，击毙戈培尔，没有半点迟疑。
这样做，他赌上了很多。在德国，他是功成名就、人脉极广的艺术家；而在美国，他几乎什么都不是。他将要度过一段艰难的时期，不得不重回艺术学校当老师，每月赚150美元。能否再次以画家的身份闯出名声，他还不确定。但他心意已决，什么都改变不了，甚至是他自己的怀疑。他要离开这个国家。
戈培尔睡饱了觉，开始与同僚们讨论近在眼前的选举计划。宣传的第一个高潮应该是迈科夫斯基和佐里茨的葬礼。他宣称这两人是“民族运动”的“烈士”，在“胜利之夜”被“红色谋杀犯”“卑鄙”地枪杀。他要在柏林大教堂为两人大摆排场，要极尽奢华，还要安排声势浩大的游行。虽然柏林大教堂是新教教堂，而佐里茨是天主教徒，但戈培尔可不管这些。
他和伊娃把公寓退掉，只收拾了一点东西。格罗兹送光家具，清空画室，将画作和书籍存放在岳母那里，然后就像块木头，从一条不为人知的暗河上漂走了。1933年1月12日，“斯图加特”号从不来梅港起航，船上载着格罗兹和伊娃。他们所有的财产，都装在了三个箱子和三个手提箱里。孩子们被留在格罗兹的姐姐家，他们会在那里住到夏天。在这次跨洋之旅中除了忍受颠簸之苦，他们还在纽芬兰附近遇上了12级大风。不过，1月23日他们在纽约上岸时，已是一片春光。一周后，希特勒成为总理。八天后，冲锋队拿着斧头站在他们的旧公寓和画室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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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要闻
茶余饭后还是免不了谈论政治话题。埃丽卡和克劳斯对局势感到紧张，克劳斯显然读过了所有报纸，连《人民观察家报》也没放过，还模仿左翼媒体面对政权更迭时故作克制的痛苦语气说话。饭后，两个孩子出发去埃丽卡的胡椒磨歌舞剧团彩排，2月份的节目明天就要首演了。对于卡巴莱小品来说，希特勒上台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话题。
●一个十到十二人的纳粹小队还刺杀了社民党的国会议员尤利乌斯·莱贝尔，当时他正带着两个保镖行驶在回家的夜路上。他们袭击了莱贝尔的车。其中一个保镖把一个纳粹分子打成了重伤，莱贝尔也在战斗中受伤。袭击发生后，警察逮捕了莱贝尔，据说是因为他袭警。
没什么时间留给政治。更何况在过去一年中，他已经在各种文章和演讲中斩钉截铁地谈论过自己对纳粹的看法—一场试图以革命之名欺世的骗局。他不能一再老调重弹。普鲁士文化部前部长阿道夫·格里梅鼓动他去柏林参加社民党的竞选活动，但他只打算明天或后天写一份关于社会主义的详细声明，好让格里梅能在会上宣读。他还能怎样？
●在布雷斯劳，一名警察中尉向一支共产党游行队伍开枪，杀死了一名示威者。
托马斯·曼在慕尼黑的别墅中，1932年
●在杜伊斯堡-汉博恩，在一场共产党员和纳粹党成员的巷战中，一名纳粹党成员和一个本地人被杀。另有三名官员受枪伤。
不仅如此，在他答应去慕尼黑之后，荷兰的瓦格纳协会也请他去阿姆斯特丹的国家音乐厅，希望他再做一次演讲。另两份法语演讲的邀请也接踵而至：比利时笔会请他去布鲁塞尔，然后去巴黎的大使剧院—在巴黎他甚至要讲两次，一次用法语，另一次用德语。这是一轮光荣的小型欧洲巡演，却也给托马斯·曼添了额外的麻烦。还在写稿期间，他就不得不请他的法国朋友、日耳曼语学者费利克斯·贝尔托帮忙翻译。几天前他才写完文章，现在必须马上把它缩短成适合演讲的长度，这无异于直接对自己的肉下刀。译稿一出来，他还得不断练习，至少别把法语讲得太磕磕巴巴。
●在埃森附近费尔贝特，一名共产党员因试图拆掉纳粹旗帜而被打死。傍晚，共产党员冲入一个冲锋队住宅，两名纳粹党成员受伤。
过去几周，他不得不再次搁置小说《约瑟夫在埃及》的手稿，为2月10日将在慕尼黑大学举办的理查德·瓦格纳逝世50周年纪念日的演讲做准备。关于瓦格纳的音乐剧，他已经写了很多东西，这是他此生最伟大的一种艺术经验。最初他以为会速战速决，结果却一发不可收，讲稿变成论文，然后发展成一本小书。他的想法和灵感喷涌而出，最后不得不努力构思，才能让它不致太过臃肿。
●在汉堡附近哈尔堡，一名铁路官员在工区里因政治争论杀死了一名同事。肇事者随后开枪自杀。
托马斯·曼很紧张，但并非由于昨天的政治结果，而是文学原因。他的儿子克劳斯刚从柏林和莱比锡回来，想和他谈一谈希特勒。可他现在没这个心思。
●在齐陶，纳粹报纸《上劳西茨早讯》的当地代理被发现死亡。
1月31日，星期二
●流感迅速蔓延。仅在柏林，今天就有572例新增病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