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女性主义、女权运动，有种感觉是来美国访学快半年之后才有的：他们所说女权、种族主义、堕胎、持枪、爱国主义（及美国人对南北战争的看法）以及同志婚姻，和我们所说的不是一回事儿。或者说美国人之所以这么在乎这些的原因、谈起来就是“兹事体大”，动不动就上街游行的原因还不仅仅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社会进步、权利保障之类的，而是文化的、哲学（人生观）的，具体我很难用语言描述出来，到美国相对长时间感受下才能明白。这个体悟我是看多了诸如布朗诉教育委员会——前两天我还特意去了一趟托皮卡的案件发生地，以及焚烧国旗案之类的判决，开车沿着美国东海岸一路从北往南地参观各种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纪念场所，以及自己翻译了这本书之后才生发出的。
前文已经说了，翻译上手之时，才知道这既是一本上乘的人物传记——尤其将两位女性经历穿插进行，有许多令人拍案叫绝之处——但更是一本描绘美国自20世纪中叶以降，波澜壮阔的女权主义记录范本。大大超出法学范畴，是写给天下女性和关心女性人士的《陈情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一下已被封神的艾瑞莎·富兰克林（Aretha Franklin）老奶奶2015年年底在肯尼迪中心高歌的那首《宁为女人》（A Natural Woman）。这首歌被誉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降最伟大的女权主义之歌，如黄钟、似号角。老太太在第二次副歌部分唱激动了把她标志性的裘皮大衣一脱，简直太酷了。看看在场的奥巴马总统及其夫人，以及刚刚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的奥维拉·戴维斯（Viola Davis）等一众大咖的反映就知道了。我们中国人很难理解。
另外再回应一下孟老在序言中所说的，欢迎我加入女权主义研究队伍之说——那可真是一场华丽的误会。我只不过因为是金斯伯格老奶奶的脑残粉，合计着粉丝中要出个行动党，就接受我的好友刘峰编辑和胡艺编辑的委托，应承了下来，想把她老人家光辉灿烂的一生译介给更多朋友，仅此而已。
无比真诚地致谢：以下贤达对这本译稿的最终成型提供了实质性帮助。
孟老师和张老师作为女性，都是在各自领域威名赫赫的前辈，这次请孟老作序，就其厚重丰富的人生阅历，回望共和国女性权利之路，也是不二人选。
我的挚友们，包括原同寝、现四川省检察院研究室符尔加博士，世泽律所学妹潘凌，徐艳及昌平法院董闻昕贤伉俪，北京体育大学童蕴芝同志；我心目中英文天下第一好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前同事、现中央戏曲学院教授黄觉大师，当了准妈妈还被我折磨看稿子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杨天娲博士（她说她怀着宝宝看这本满眼堕胎争议的书特别有感慨），身在NYC的APP达人许海芝女士，我的老同学饶茂华法官，会用微信发朋友圈的美国友人龙大瑞（Darius）；以及我的学生刘欢、张东莹、郑唯辰、周诗瑶、林润权、吴泽康、理锦田。
孟老师和张老师都是热血质的人，意思就是说干就干，不喜欢讨价还价。也不管时间多紧，手册多厚，我是不是这个专业背景的，反正任务是给你了。犹记得当时和几个校友还真就在一周之内大致翻译了出来，其部分内容被日后民政部的《“5·12”地震遇难人员遗体处理意见》所采纳。当时成就感满满。
其实我知道你们已经快被平日里我一惊一乍的问题和要求烦死了，但我就当没看出来。或者说，站在推进21世纪中国性别权利进一步升华的伟大历史使命角度看待我折磨你们这个微观问题，是不是生活就充满节奏感了？
这个世上总会有几个人的要求你会照单全收，无法拒绝。孟宪范老师于我，就是这样的人。我2007年年底进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任法学编辑的时候，孟老其实已经退休多年，我们真正熟络起来，是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的志愿行动热潮之时。那时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时任院长张秀兰老师受民政部委托，承担了诸多智力支持的任务，其中有一项就是灾区同时也是疫区的尸体处理工作如何进行。当时我们国家尚无这方面成熟经验，于是她们嘱我翻译联合国关于地震灾后工作手册的相关部分。
翻译特别烧脑，被一个词（主要是那种非母语环境下无法理解的“小”单词）为难个半小时很常见，翻译过类似著作的人就会知道。
再说一下本书中文版序言的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孟宪范编审。
在这里我想特别感谢一下康奈尔大学法学院Robert D. Ziff讲席教授凯文·克莱蒙特（Kevin M. Clermont）——虽然他看不懂我在这里用中文感谢他。以及他的“Protégée”（意指“女门徒”，本书第一章也曾反复出现这个单词；凯文教授在我来到法学院后让我学的第一个新单词），我同在康大访学的同事，北京大学法学院袁琳博士。我叫凯文教授“老开”，好在他也听不懂。老先生不用手机，但给我感觉永远坐在电脑前，什么时候我发去邮件问其实和他没有任何关系的译稿问题，基本5分钟之内答疑解惑。说实话这本书我到最后一遍校对时，成天面对的是诸如什么叫“they took her lunch”（答案在本书第17章第1节最后一段——“他们利用了她”；老开告诉我这是“took advantage of her，fooled her”的意思；类似的还有很多），我真已经有点儿要崩溃了，甚至开始理解为什么有些译著当我对照原文时发现经常跳过一些句、词不译。
书中提到，金斯伯格在将近40年前的时候，曾经入选美国律师协会前往中国的十一人代表团，那时在她脑中，中国还是一个“人口无数却没有律师的国家”。那次出行对促进中美法律交流很有意义，对她获得高级联邦法院职位也至关重要。现在是2017年了，中国律师已经突破了30万，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老太太也是中国律师事业进步的见证者。
这本书我前后看了八九遍，有的章节甚至更多；前后将近两年的时间，所有桥段我几乎都已背下。现有评价体系中，译著大多啥也不算，坦白讲，单从功利角度投入这么多精力并不值得。为什么还要干，那就是因为兴趣了——因为兴趣而做某事，是特别好的事情；拥有因为没兴趣而不做的权利，那更加重要，同志们一起努力。
每每读到这里，看到已届耄耋的老太太某种堂吉诃德式的奋斗，实在感慨。说实话，我都不太清楚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或者说出版后多久金斯伯格就会宣布退休。但那并不重要，美国最高法院以及世界性别平权运动的历史中会留下她浓墨重彩的一笔。
读完这本书，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区别于同类传记，其中出现的每一位传说中的大法官都变成了平凡人：车子抛锚就在路边直接方便、投票前后摇摆耍心机、试图利用敏感案件影响大选、罹患癌症放声痛哭，诸如此类——在这些日常的基础上，作者用将主人公们“双线交织”的方法，细腻描绘两位女大法官筚路蓝缕，为平权运动拼搏一生的点点滴滴，实在令人唏嘘感佩。
现在是2013年6月，金斯伯格把她的异议装入漂流瓶中，以待未来的法院接受。
对于书中所反映的两位女性大法官的人生，我最大的感受是：奥康纳是一个五线谱上的渐弱符，而金斯伯格是渐强符——这绝不是断言她们各自人生的精彩度或者影响力之类，而主要是说她们因循各自所处环境不同，使得类似“行为处事方法”发生的巨大改变。比如，书中提及奥康纳到达即将退休的后期时，已经充分感受到了最高法院不断保守化的强烈倾向，这位本属共和党的“奥康纳法院首席大法官”的应激反应是不断将手中握有的关键票投给自由派，透露出的所谓政治光谱不断向中甚至向左倾斜。无奈这一切都随着她丈夫罹患重病而戛然终止，史上第一位联邦最高法院女性大法官在75岁时宣布退休了。
当法院被占据多数的保守派所牢牢把持时，公众对于对这个激进主义的小老太婆爆发性的支持成了一项政治事件，即便她在2013年几乎输掉了所有她关注的争议案件。
而金斯伯格刚好相反——也许与其早年间律师出身相关，她在入职联邦最高法院的前15年左右时间里，虽然政治立场明确左派，但个人言行非常低调谦和。而近些年来，如前文所述，书中描述她“2013年几乎没有一场胜利”（就是说，因为最高法院中右派已经占了上风，老太太在诸多争议性案件中几乎永远是异议者），这使得金斯伯格几乎换了一个人，接受媒体采访、甘当网红，甚至痛骂特朗普而后不得不出面道歉，等等。她甚至还以联邦最高法院现任联席大法官的身份主持同志婚姻来站队表态——何止强势，简直彪悍。
针对最高法院的判决，金斯伯格不仅宣读了她的异议，还与自己的新同事针锋相对。她在宣读异议开场时就说“阿利托法官宣称……”。
我想提醒各位读者朋友的是，虽然这本书着重强调的是金斯伯格作为女权推动者的一面，但她同时更是一位自由价值的捍卫者。她经常提醒我们的是：“总有勇敢的律师……站出来保护人民。并且告诉立法者，这个国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尊重每个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权利，而不是有一个老大哥似的政府在那里指手画脚，告诉他们什么是正确的思考方式。”
我摘录几句书中描绘：
这样做的后果就是，金斯伯格成了大众偶像、文化名人、标准网红：大热美剧《逍遥法外》（How To Get Away With A Murder）里几个主人公对话中就有提到，是不是也想成为“R.B.G”（金斯伯格的姓名首字母缩写）。
我更想提醒各位的是，这本书中后半部分描绘的，金斯伯格近十年来，面对最高法院的保守化趋势，一反旧式常态，打破沉默，屡屡公开宣读异议意见，甚至求助媒体，公开呼吁，成为新世纪网红，封号“声名狼藉金斯伯格”。
PS，最后让我们谈谈爱情。个人认为，这本书的华彩部分在第18章。那里写到了和金斯伯格相濡以沫56年的马丁去世。这本书描述历史长达80多年，出现人物众多，我独爱马丁·金斯伯格。如书中所言，这位“最高法院首席大厨”是金斯伯格大法官不算秘密的秘密武器。读者可以看到，几乎在金斯伯格命运的所有转捩时刻，都有马丁一路保驾护航。要知道，他本人其实也系出名门、事业成功，却甘愿永远站在妻子身后。
就金斯伯格而言，这个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小个子女人，人生堪称完美。黄金履历、常春藤哥大第一位终身教职女性教授、家庭幸福美满，诸如此类。
在丈夫去世后的24小时，金斯伯格大法官就又坐在了审判席上，她说，因为“这是马丁给我的工作”。这让我想到最近流行的一句话：当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有了软肋，同样也拥有了铠甲。
笔者有一次在位于费城的国家宪法中心参观，展览的几乎最后，放的是那幅经典的“奥康纳大法官宣誓就职照”，可上面的说明却是“权利平等”——可能展览的设计者们也认为，奥康纳的一小步，是平权运动的一大步吧。
一个细节是，1950年，金斯伯格以班级第六的成绩中学毕业，随后来了康奈尔大学（之后以班级第一的身份成功申请哈佛法学院J.D.）。当时，只有两所常春藤名校接受男女同校，康奈尔是其中之一，可以说是性别平权运动的先锋学校了（最后一所是达特茅斯学院，1972年接受男女同校）。
1981年7月，里根总统践行竞选诺言，提名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名不见经传的奥康纳。这对于我们现在顶多是一句历史白描，可在当年是石破天惊之举——在那60年前，美国女性刚刚获得了选举权。
我现在就坐在康奈尔大学法学院辉煌、壮观、盛大、隆重——愿意使用一切类似词语形容的——哥特式图书馆里，在我长久霸占的一个位置上收尾这本卓越的平权著作，这是冥冥之中的缘分吗？
说实话，我本对性别研究完全不感兴趣——或者说我之前觉得中国还没到探讨那一步的时候。但阅毕本书，才发觉自己的想法非常肤浅：美国七十多年来性别平权运动的画卷在面前徐徐展开，与社会文明其他重要进程相比，这并不是先后，而是并进的过程——虽然一样的坎坷。
译得战战兢兢，希望看时高高兴兴。
我本来是抱着翻译两个伟大女性，尤其是我的偶像金斯伯格八卦（比如，2010年金斯伯格所填的财产申报表高达4500万美元，差1000万就“将近一亿”了啊！是标准的大富婆——这完全可以满足她老人家购鞋的爱好）的初心接下了工作。翻译开始了才发现是一本记录美国性别平权运动的百科全书，既写实又严肃，读者一定会随着书中情节的起伏产生共鸣——对译者而言，这个意思就是翻译中出现许多彼时历史、文化、社会和法律名词，非常困难。
郭烁
这本书的原名叫Sisters in Law，是个双关语（pun），大家体会一下主人公奥康纳和金斯伯格的关系，就会觉得这个书名起得非常切题。但中文版无法表达这个意思，最终放弃了诸如《律政姐妹》《最高法院姊妹花》《绝代双骄》等标题。主要是有损友说这样的名字土里土气，会影响大家的阅读兴致。
2017年5月19日于康奈尔大学法学院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