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Biskupic，Sandra Day O’Connor，21.
[3] “Sandra Day O’Connor，” biography.com，http：//www. biography.com/people/sandra-day-oconnor-9426834？page=1#early-life-and-career.
[5] Ibid.，13-14.
[2] “加里•库珀个人主义者”（Gary Cooper inpidualist）：加里•库珀（1901—1961），美国著名演员，1961年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1949年在影片《源泉》（The Fountainhead）中饰演一位崇尚个人主义的建筑师。他的设计风格被社会视为异端，一度沦落到去采石厂当小工。他答应无偿为政府设计经济适用房，但设计被政府主管部门任意修改，结果他抗起炸药包就把建到一半的楼炸了。在法庭上，他为自己作为天才的原创行为自辩。那个时候著作权、知识产权等概念还未曾为人们所认同。结果建筑师被认定为“狂人”，无罪释放。——译者注
[6] C-Span，Influential Women of the West，January 14，2015，http：//www.c-span.org/video/？323615 -1/discussion-influential-women-west.
[1] The story of O’Connor’s early years was beautifully remembered in her memoir with her brother，Sandra Day O’Connor and Alan Day，Lazy B：Growing Up on a Cattle Ranch in the American Southwest（New York：Random House，2002），and in Joan Biskupic’s invaluable biography，Sandra Day O’Connor，esp. 7-21.
[7] The story appears，essentially exactly like this，in Lazy B，240-241.
但宪法平等运动暴露出了一个问题，即宪法上规定的平等其实都根植于美国民众同奴隶制和种族不平等的斗争中。70年代初期，积极分子们已经成功地将宪法平等保护延伸至种族以外的领域——例如外国人、宗教徒和少数民族。1970年，就在金斯伯格开始探索之际，所有希望女性能够像黑人一样不被歧视的想法与60年代那场社会变革引起的强烈反响发生了冲突。正如女性在实现平等的长征路上逐渐取得地位一样，这个社会——包括法院——变得越发保守。总之，实现女性平等的任务可谓任重道远。
[8] Biskupic，Sandra Day O’Connor，23.
任务重大，资源有限。要是平权修正案顺利通过，金斯伯格也许会走一条完全不同于彼时正在经历的长征路。[116]尽管还在等待时机，但她知道自己必须通过宪法把女性从现时法律规定的性别刻板印象中解救出来。以罗格斯教职工为大本营，她开始同新泽西当地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启动有关女性权利的案子。
[9] Ibid.，23.
金斯伯格第一次给国会写信，内容就是她在研讨会上与学生的讨论成果。[114]很快，她就从这种集体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开始声称之前的论点仅是自己的主张。这位女教授的信件引发了一系列对她滑稽的称呼。他们叫她“Mrs.”教授，之后的设想是“Ms.”。一位名叫查尔斯·桑德曼（Charles Sandman）的共和党众议员则称她“M’s.”（当时，以及之后在最高法院的多次露面中，对于应当如何称呼自己，金斯伯格都没有上当。）[115]但作为国内少数的女性法律教授之一，她天生就是新兴法律秩序的倡导者。
[10] Harriet Haskell，interview with Phoenix History Project，January 31，1980.
在研讨会议题研究开始的几个月里，金斯伯格教授还写信给国会相关委员会，敦促他们抓紧时间通过女性选举权时代就提出的平权修正案。如果法案通过，政府将被禁止性别歧视，任何试图区分男女的法律都将变得举步维艰。像反对种族歧视的法律一样，任何区别对待男女的法律都必须服务于重大的政府利益。但事实上，几乎没有哪项法律符合这一标准。
[11] “Sandra Day O’Connor Pt. 2，”The Daily Show，March 3，2009，http：//thedailyshow.cc.com/video-playlists/rldluj/daily-show-14030/8twc8o.
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在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法律评论》的经历让她知道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她告诉听众，女权主义者所要做的就是阻止政府把法律放在性别角色的条条框框中，这样的思维定式在夫妻关系的处理上特别不公平。合法的性格角色定式比某些私人行为更糟糕。她坚信，因为一个“受欢迎但未经证实的假设被写入法律，事实上剥夺了女性质疑其正确性的机会”。女权运动的方兴未艾意味着金斯伯格已经将一条腿迈进了名望与权力的殿堂。为平权修正案的据理力争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这促进女权运动集中力量关注那些明确禁止妇女某些行为的法律体系。大批女学生涌入法学院的事实迫使学校将女性与法纳入课堂教学并计算学分。同样是这些女人，对明确法律争议以及策划解决争议的方法功不可没。
[12] Ruth Bader Ginsburg，interview，Academy of Achievement，August 17，2010，http：//www.achievement.org/autodoc/page/gin0int-3.
教室并不能限制她。就在罗格斯大学图书馆那改变她人生轨迹的几个月内，金斯伯格某次在杜克大学刚刚成立的全国女性法律人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aw Women）上有个发言。[113]她告诉聚集起来的女性朋友，“科技和社会对生育的极大限制”，已经让两性之间的旧有分工，即女性承担家务劳动的时代彻底过去。“女权主义时代到来了。”“但问题是，”她继续，“那些根深蒂固、不合时宜的看法司空见惯。”甚至她都不能指出，应该怎么提起诉讼让已婚夫妇遵守婚姻契约。大多数女性都不够幸运，不能嫁给马丁·金斯伯格这样思想前卫的好男人。
[13] Assistant Principal Rita Menkes，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October 2013.
她并不只是经常去图书馆。那一年的某天，几个法学院的女学生与这位女权主义者在格林威治村的那所无电梯公寓里会面，讨论人生和法律。[112]这位娇小、即将离职的法学教授给她们讲述了一则故事，“我刚到哈佛的第一年，法学院院长为所有的女学生设了一顿晚宴，并宴请我们……”这是她第一次以政治为背景讲述这则故事，但并非最后一次。金斯伯格召开了女性与法律研讨会并开始以此为题材整理她的第一本案例汇编。
[14] Phil Schatz，“Judicial Profile：Hon. Ruth Bader Ginsburg，” Federal Lawyer，May 2010，available at http：//www.wandslaw.com/phils-book-reviews/90 -judicial-profile-hon-ruth-bader-ginsberg.html.
政府可能在很多方面对女性造成伤害。金斯伯格离开罗格斯图书馆后，她认识到法律将女性排除在无数社会生活之外。女性不需要也不能够担任陪审团成员，因此，她们始终得不到同性陪审员的审判。她们不能在所谓不健康的沙龙酒吧里服务，于是她们不能以酒吧招待员职业谋生。她们可以被婚姻庇护，所以父母对她们的抚养义务，比如负担大学学费，将会比哥哥弟弟们更早结束。
[15] Nichola D. Gutgold，The Rhetoric of Supreme Court Women：From Obstacles to Options （Lanham，Md.：Lexington Books，2012），48.
社会学家勒诺·魏茨曼（Lenore Weitzman）有一篇著名的文章，里面论述了离婚是如何使女人变得贫穷而使男人变得富裕的。[108]金斯伯格收集这篇文章[109]作为搭建女权主义平台的第二个支架——镀金笼子的保护性能再好，也终归是个笼子。这种观念激发了她为争取废除那些所谓保护女性的立法而不懈努力，就像“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不按照通常标准对待女性”这样的立法。[110]类似于限定女劳工最高工时的劳动保护立法并不适用于男性，这样的规定长期把女性劳工维权者从所谓自由女权主义者中分离出来。在女权主义者中也因为提议平权修正案发生过内讧，反对者认为这样做是违宪的。然而，金斯伯格却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念，她坚定地认为，那些所谓保护女性的立法对女性的危害远远大于它带来的好处。作为一名律师，她从没有为特殊保护辩护。这位娇小又温文尔雅的激进女权主义者提议，应该让所有女性都感受到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义政治的暴风冲击，她们应该被许可——比如，去料理自己的事务。“同胞们，我想说的只有一点，”她不断重复引用去世已久的激进废奴主义者和女性参政论者莎拉·格里姆克（Sarah Grimké）说的话，“把他们的臭脚从我们脖子上拿开。”[111]
[16] Malvina Halberstam，“Ruth Bader Ginsburg，” Encyclopedia，Jewish Women’s Archive，http：//jwa.org/encyclopedia/article/ginsburg-ruth-bader；“Ginsburg Supreme Court Nomination，” C-SPAN，June 14，1993，http：//www.c-spanvideo.org/program/42908-1.
就像60年代瑞典的女权主义运动将男性推向了家事领域，事实上，金斯伯格借鉴了《婚姻契约》——所有70年代女权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宣言、文章和卷宗——这反映了她为实现女权主义最为激进的目标所做出的终生承诺：实现男女平权。美国民众对舒尔曼的家庭平等论感到极其愤怒并对其进行了犀利的嘲讽。《婚姻契约》发表20年后，社会学家亚莉·霍克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写了一本名叫《再次转变》（The Second Shift）的书，讲述了女权主义运动之所以偏离正轨，原因是人们拒不接受舒尔曼提出的原则。[107]然而，金斯伯格却始终没有质疑过那些原则。在金斯伯格的理想世界里，女人不应该天生就是家庭主妇，就像她自己家中的家务总能被公平分配——当然，这样的愿景可能还需要几年甚至几代人的时间去实现。
[17] 琪琪（Kiki），鲁斯的小名。——译者注
早些年间，金斯伯格看到了一篇女权主义者阿历克斯·凯茨·舒尔曼（Alix Kates Shulman）写的文章《婚姻契约》（A Marriage Agreement），发表在一份短命的出版物上。出版物的名称听起来是70年代或更早流行的，叫《从底层上升》（Up from Under）。这篇由她与那时的丈夫合著的文章，无疑是狂热的女权主义革命中最为激进的文献。“在家照顾孩子6年之后，”文章开篇写道，“我开始参加各种在纽约召开的新兴女性自由运动会议。”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也许你已经知道，舒尔曼和她的丈夫签署了一份两页单倍行距的合同，合同规定了11项家务划分的事项，包括孩子的早晨、交通、招待客人、夜间时光、照顾孩子、生病时的看护、周末、煮饭、购物、打扫房间以及洗衣服。丈夫负责在周二、周四和周日洗碗，而她则负责周一、周三和周六的。周五的家务一般视他们在这周做家务的多少而定，[106]做得少的就需要负责刷洗这一天的碗筷。
[18] Richard H. Penner，Cornell University（Charleston，S.C.：Arcadia Publishing，2013）.
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在国会图书馆里的存档，涵盖了领导女权运动的女英雄们在那关键几年内自我觉醒的材料。[104]尽管她终身都保持着一种羞怯的贵妇神态，但这些文件所揭示的内容还是很激进。其中包括了她辉煌职业生涯中所有最基本的要素。她从莫伯格那里了解到家庭地位的不平等会让女性感到失意。领取赡养费、缩短工时这类的规定看似是在保护她们，实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她在一个早期的演讲中提到：“几乎没有一位女性因为过去的特别保护而在今天受益。”[105]新兴的女权运动正推动着平权修正案的通过，届时所有的区别对待都将被视为违法。尽管她们成功推动了宪法平权修正案，然而女权主义者还得继续打赢一场场阵地战，让既存囿于种族的宪法条文中关于法律平等的规定得以推广到性别平权。
[19] “The Reality of Ideas，” Stanford Review May 29，2009，http：//stanfordreview.org/article/reality-ideas/.
正如金斯伯格早期的女权主义作品所反映的，她致力于推动社会变革。但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并不是贝蒂·弗里丹。她的强项在于能够直击平淡无奇的民事诉讼案件重点和对宪法原则烂熟于心。甚至她“觉醒”之后第一篇煽动性的演讲，就是关于过去、现在甚至将来一些案子的概括。她一方面对各种假把式嗤之以鼻，另一方面还能复述出诸如乔萨尔特诉克利里（Goesaert v. Cleary）的案件事实：1948年最高法院在该案中确立了一项规则——出于社会道德利益的考量，不允许女人在吧台工作。她预感女权主义案件的影响将要开始发酵，并在整个社会蔓延。[103]刚到罗格斯大学任教，她就开始了弘扬女权主义之旅。这位平腔平调的教授运用她那精于分析的高超智慧，致力于研究如何驾驭宪法中的平等法则去瓦解横亘在男女角色之间的高墙。
[20] Harry J. Rathbun，audio recording，1955，Stanford Digital Repository，http：//purl.stanford.edu/qq737wt2311.
瑞典女权运动的温暖回忆鼓舞着这位年轻女性向女权主义进军，这成为她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距离1970年奥诺夫·帕姆在华盛顿发表演说不到一年，鲁斯·巴德·金斯伯格教授与罗格斯大学法学院的教师们就在写给参议院和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的信中引用了这次演讲，以支持平权修正案。[100]就像瑞典人说过的那样，金斯伯格也承认男人与女人同样受制于性别角色的限定。“传统的角色安排有时会让男性付出沉重代价。”她写道。随后她又在杜克大学的演讲中表示：“两性间旨在限制女性发展机会的那种条条框框，有时也会对男性造成伤害。”她花时间把自己的见解发展为一项称作“实现平等原则”（Realizing the Equality Principle）[101]的理论，并且引用了伊娃·莫伯格的文章：“伊娃说她强烈谴责这个国家的某种现象，其中之一就是，职场女性也同样被期望在家庭里发挥传统作用。”金斯伯格是幸福地嫁给了她的大厨丈夫，这位小巧而含蓄的女人将她对丈夫深切的爱，推演到了所有在为逃离性格角色双重限制而努力挣扎的人们身上。后来金斯伯格进入最高法院，她最喜爱的一位书记官在申请岗位时就引起了她的注意——该申请者是个一边在法学院读书一边在家照顾孩子的父亲。[102]
[21] Charles Lane，“Courting O’Connor：Why the Chief Justice Isn’t the Chief Justice，” Washington Post，July 4，2004，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articles/A16332 -2004 Jun29_3.html.
以金斯伯格的作风，她最初践行女权主义的反叛行为只是到图书馆收集所有以女性与法为主题的材料。[98]她认为这相对简单，因为并不太需要动笔。但当为了实现平等的努力以失败告终时，金斯伯格“觉醒了，并且开始思考：‘人们怎么可以忍受如此武断的性别区别？我怎么忍受得了这一切？’”[99]她一直以来都有的不满越发强烈了。
[22] Biskupic，Sandra Day O’Connor，23-24.
在女学生的压力下，纽约大学法学院继耶鲁大学之后开设了一门关于女性与法律的课程。罗格斯大学也受到女权主义改革的冲击，[97]女性可以重返法学院以开启第二职业。金斯伯格——罗格斯法学院少数女教师之一——和她的学生抓住了这个发展机遇，立即计划自行开设一门课程。“学生们都很信任她，”她的同事弗兰克·阿斯金回忆说，“教师中仅有两名女性，然而另一位女教师对此并不感兴趣，她还是一如既往地教授她的财产法。”
[23] Rathbun.
全国范围内，社会变革都在以惊人的速度进行。1967年，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招收的女学生人数增加了3倍，从原来的7人扩招到21人。甚至在1968年，由于诸多男性申请者被调去越战战场，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招的女学生人数足足有40人。这一年，有律所声称不招收女性，这些毫不领情的芝加哥大学女学生并没有稀里糊涂地进入政府部门和秘书们坐在一起当差，而是将法学院告上了法庭，指控学院容忍歧视性劳工介绍所，[96]违反了民权法案。
[24] Ibid.
奥康纳之后说，如果“夫妻双方”都能“理解妻子也有追求自己独立事业的愿望”，那么一个女人实现成功就会容易些，因为“这样丈夫分担更多精力照顾孩子时就不会感到不爽”。[94]尽管桑德拉领导着亚利桑那州的多数参议员，但她还是坚持每天晚上回家给3个孩子做饭。奥康纳擅长墨西哥菜晚餐，她说，立法者们争相前来，弥合差异，服务人民。[95]
[25] 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年12月30日—1936年1月18日，又译吉普林或卢亚德•吉卜龄），生于印度孟买，英国作家及诗人。其作品在20世纪初的世界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于1907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巨变洪流甚至蔓延到了巴里·戈德华特所在的亚利桑那州，这块保守主义腹地。如同奥康纳之后在更高级别舞台上将证明的那样，这位不知疲倦地工作、表面上十分传统的新立法者，给州议会的共和党领导层展示了一条团结女性的捷径。“全国各地的女性都渴盼被平等对待，希望在工作中得到同等机会，而我正是这种渴盼的受益者。”她坦言。共和党人采取了积极行动支持她，并且提拔她作为手握实权的州/县市政委员会主席。一个参议员新手坐上这个位置还是前所未有的事。1972年，奥康纳升至该州的二把手，多数党领袖，并当选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州立法机构女性领袖。“自从我坐上那个位置，”她自豪地回忆道，“我就没什么瓶颈了。”[93]
[26] Steven M. Gelber and Martin L. Cook，Saving the Earth：The History of a Middle-Class Millenarian Movemen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
奥康纳和金斯伯格都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但变革的60年代还是来了。1963年，贝蒂·弗里丹出版了《女性的奥秘》。议会通过了《民权法案》，禁止招聘时的性别歧视。凯西·海登（Casey Hayden）和玛丽·金（Mary King）开始在“争取民主社会学生组织”[91]（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中宣传“性别与种姓：一种备忘录”（Sex and Caste：A Kind of Memo）。贝蒂·弗里丹和其他女权主义者一起成立了一个新组织——全国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新女权运动使颁布宪法修正案的诉求得以重生，要求通过平权修正案保护女性，就像南北战争法案保护美国黑人一样（无论联邦还是州，法案规定的平等权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因为性别歧视而被否认或剥夺[92]）。参议院也开始对草案进行听证。
[27] Steven M. Gelber，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April 2013.
幡然醒悟
[28] Adam Gorlick，“Former Justice Reflects on How Law Professor Helped Shape Her Life Philosophy，” Stanford Report，April 23，2008，http：//news.stanford.edu/news/2008/april30/sandra-043008.html.
1969年，奥康纳所在的天堂谷镇（Paradise Valley）的州参议员离开了亚利桑那州参议院，转而进入尼克松政府工作。奥康纳决定通过县委员会争取该空缺职位。她通过志愿活动认识了许多共和党人，所以直接找到了他们。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真的任命她去填补空缺。坚持不懈的交际和致力于公众生活的信念让她成功进入立法机构，因为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桀骜不驯，所以这次调动在她看来再平常不过了。
[29] Angie A. Welborn，The Law of Church and State：Selected Opinions of Justice O’Connor，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Report for Congress，July20，2005，http：//congressionalresearch.com/RS22201/document.php？study=The+Law+of+Church+and+State+Selected+Opinions+of+Justice+OConnor.
每个人都知道她是这间办公室里的第一个女助理，但这并无大碍。她的新同事保罗·罗森布拉特（Paul Rosenblatt）认为他的女搭档是一个开心果：“首先她非常迷人！其次她总是令人愉悦。我们一堆人挤在办公室里，实在太忙了，我们确实需要帮手。”[90]在这个新环境里，这位新人无时无刻不在锻炼自己传统的社交技能。她邀请保罗这位乐于助人的同事来家里吃饭，用如火热情和美味晚餐招待这位客人。
[30] Aryeh Neier，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July 11，2013.
桑德拉·奥康纳显然也没有太关注所谓《女性的奥秘》。她认为法律实务比起运作一个青年社团要容易得多。这一次她不用再推销自己了。这个共和党州的司法部长鲍勃·皮科勒尔（Bob Pickrell）正在招收助理。这位未来的大法官坦言：“我曾积极参与了共和党组织的活动，这无疑对我有所助益。”她被任命为助理部长并在这间小办公室里占得一席，办公室墙上悬挂着一幅她孩子画的画。[89]
[31] Robert Cushman，“Civil Liberty After the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8（February 1944）：12-13.
1963年上课的第一天，金斯伯格从讲台后面看着先前的新闻编辑弗兰克·阿斯金（Frank Askin），他是众多在60年代倡导自我实现，后来被罗格斯大学招收的返校成年学生之一。“她总喜欢发表无聊的长篇大论，”现在在罗格斯大学当教授的阿斯金回忆说。第一年结束时，在每年以模仿老师为主题的表演会上，有一名学生模仿了这位内向的民事诉讼法教授，她模仿金斯伯格一边平腔平调地讲着课，一边脱下衣服的场景——“表演者夸张到对正在脱衣服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察觉，”阿斯金回忆，“直至脱到只剩下胸罩与短裤。”[87]金斯伯格难以捉摸的风格没有让她变得很受欢迎：学生们更喜欢幽默风趣的老师，而同事们更喜欢学术温和的同仁。马丁·金斯伯格这个直率热情、风趣幽默，同时酷爱运动的老师很快接替了他那不爱说话的妻子。[88]
[32] 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是美国众议院的调查委员会，创立于1938年，以监察美国纳粹地下活动。然而，它因调查与共产主义活动有关的嫌疑个人、公共雇员和组织，调查不忠与颠覆行为而著名。1969年，众议院将委员会更名为“众议院内部安全委员会”。1975年该委员会被废除，职能由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承担。——译者注
尽管早在60年代初期金斯伯格就经历了瑞典的女权运动，但在接下来动荡不安的十年里，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忙自己的事——在罗格斯大学法学院（Rutgers Law School）讲授民事诉讼法。保持其一贯的低调作风，她再度怀孕时，没有对其雇主提出任何要求；她穿着婆婆的宽松衣服来掩盖自己怀孕的事实，以免因为在工作期间怀有身孕而再度受罚。[85]鉴于医生曾经警告过马丁的治疗使他们将不再可能拥有孩子，再度怀孕对于金斯伯格来说简直就是奇迹。“1965年詹姆斯（James）平安降生，医生说错了！”她兴奋得不能自已。[86]
[33] Guenter Lewy，The Cause That Failed：Communism in American Political Lif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99.
1970年，瑞典前首相奥洛夫·帕尔梅（Olof Palme）给美国民众上了一堂“解放男人”（The Emancipation of Man）的讲座。[83]“男人们应该在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扮演更多角色，比如，多与孩子们交流。同时，女性在经济上应该更加独立，去结识更多的工作伙伴，去接触外界环境。随着性别平等逐步实现，它的益处会慢慢凸显——将不再有人因为性别差异被迫进入预定角色，每个人都将得到更多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84]
[34] 此处略译原书一句。——译者注
1961年，金斯伯格决定出差几周，她把女儿留给了丈夫照顾，自己飞到瑞典研究当地的司法程序——正好赶上瑞典女权革命运动进行时。这场运动由一名叫伊娃·莫伯格（Eva Moberg）[81]的女性记者吹响号角，采用的方式与《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这本书所写的引发美国女权运动的方式一样。然而，不同于弗里丹（Friedan）的书，莫伯格发表的文章《附条件的女性解放》（The Conditional Emancipation of Women）措辞更尖锐，主张更激进。它要求对女性的解放不仅意味着让女性进入男性的领域；相反，应该让男性也进入女性从事的领域中去。莫伯格说，男女都应被视为“人”。该方法很快为瑞典的传统所接受，并反映在公共政策和立法中。瑞典开始为男人设定育婴假，并且开始规划公共交通和分区，使父母外出工作更便利。同时，他们也开始打击性别决定论。[82]1961年的瑞典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金斯伯格恰巧在那里见证了。
[35] Ruth Bader Ginsburg，interview，Academy of Achievement，August 17，2010，http：//www.achievement.org/autodoc/printmember/gin0int-1. Ruth Bader Ginsburg，interview，Academy of Achievement，August 17，2010，http：//www.achievement.org/autodoc/printmember/gin0int-1.
1961年，在帕尔米耶里的大力支持下，金斯伯格收到了一系列律所的邀约，但她还是决定先在学术领域留一段时间。她签入了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外国司法系统程序的项目。这个项目的导师和赞助者汉斯·斯米特（Hans Smit）教授，因为在课上开创了“女性日”（ladies day）而臭名昭著，说一年中只有一天时间接见女学生，其余时间就可以无视她们了。[80]而金斯伯格本人从未提及这件事。
[36] Geoffrey Stone，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September 12，2013.
“我就像空气一样。”几十年后她回忆说。[79]
[37] The Nomination of Ruth Bader Ginsburg，to Be Associate Justice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Hearings Beforethe S. Comm. on the Judiciary，103d Cong. 127（1993），Statement of Ruth Bader Ginsburg，http：//www.loc.gov/law/find/nominations/ginsburg/hearing.pdf.
这样做的大法官也不止法兰克福一个。著名的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勒尼德·汉德也拒绝了巩特尔的推荐，据说是因为他担心女性会抑制他激烈大胆地演讲。[77]其他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包括自由的化身——威廉姆斯·布伦南大法官也不愿意招收女性。1973年，布伦南大法官执笔写下第一份关于应该像对待种族歧视那样严厉打击性别歧视的判决，[78]但1959年，金斯伯格还是只能在联邦系统中最低一级的地区法院实习，担任埃德蒙·帕尔米耶里（Edmund Palmieri）法官的书记官。有时帕尔米耶里会与他的上诉法院同事，汉德法官一起从联邦法院坐车回家，交谈中充斥着汉德惯有的语言风格。某天晚上，坐在汽车后座的年轻实习生有点冒失地问汉德法官，既然他在车里与她同处时讲话这样肆无忌惮，当初为何又要以语言方面的理由拒绝她的申请。汉德对着挡风玻璃随口答道：“这位年轻女士，我并不看好你。”
[38] Biskupic，Sandra Day O’Connor，24. Rathbun considered law as the expression of an orderly society：Harry J. Rathbun，audio recording，1955，Stanford Digital Repository，http：//purl.stanford.edu/qq737wt2311.
她的老师（后来的院长）哈佛教授阿尔伯特·萨克斯（Albert Sachs）以及哥伦比亚著名的宪法学学者杰拉尔德·巩特尔（Gerald Gunther）坚信这位学生的成就远不止在保罗律所当个助理。于是他们动用私人关系把她推荐到最高法院大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Felix Frankfurter）那里实习。但法兰克福大法官马上回应道：“不考虑女性。”[76]
[39] Henry Monaghan，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October 14，2013.
与1958年菲尼克斯那个性别隔离的律所相比，在金斯伯格就读法学院第二年与第三年间隙的夏天，以自由开化著称的纽约保罗，韦斯，里夫金德，沃顿与加里森（Paul，Weiss，Rifkind，Wharton & Garrison）律所已经开始招募女性律师。据金斯伯格所说，他们只是想打开女性市场而不是真正想招女律师，所以律所合伙人劳埃德·加里森（Lloyd Garrison）在面试中也没有太重视她。最终，该律所聘请她担任暑期助理，也就是个夏日闲差——尽管她在整个三年级的成绩排名第一。直到她离开，律所也没有给她一份正式邀约。
[40] Biskupic，Sandra Day O’Connor，24-25.
远离职场、回归家庭的那段生活让她旺盛的精力有些无处安放。作为全职太太在家的那一年，她决定一年365个晚上都变换菜谱。[74]1963年，奥康纳一家与德里格斯一家举办了一个两百人的派对，[75]因为一座传奇城市——迷你版迪士尼乐园即将在本地开张。他们认为这是一座成长中城市所必需的。主题公园开幕前一天的晚宴上，有丰盛的鸡肉大餐、一个馅饼酒吧和各种娱乐节目，甚至还请来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前进乐队（Marching Band）演唱助兴。精致的私人娱乐成了奥康纳的另一个标志。
[41] Samuel D. Warren and Louis D. Brandeis，“The Right to Privacy，” Harvard Law Review 4（December 15，1890）：193-220，http：//www.english.illinois.edu/-people-/faculty/debaron/582/582%20readings/right%20to%20privacy.pdf.
作为西方社会所特有的、重生的共和党派有着十分强大的志愿者网络。当传统的职业道路走不通时，年轻而又精明的桑德拉·奥康纳自己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几年后，照顾她那两个年幼儿子的保姆辞职不干了，于是奥康纳放下手中的工作回家照顾孩子。但她同时仍然投身于共和党运动，不曾搁浅。最终成了所在选区的一名委员并当选共和党县委员会副主席。[72]终其一生她都在实践如何既能像男人一样去战斗，又能像女人一样去生活。同时，她加入了很时髦的女子青年联盟。菲尼克斯青年联盟承担主要的社区服务，奥康纳很快荣升为这个强大志愿组织的主席。[73]
[42] Oliver Wendell Holmes，Jr.，“The Path of the Law，”Harvard Law Review 10（1897）：457，http：//www.gutenberg.org/ebooks/2373.
以约翰和桑德拉的到来为界，菲尼克斯的人口在过去20年间增长了7倍。这座城市不仅吸引了驻扎在亚利桑那州诸多空军基地、向往阳光天气的在役士兵，还吸引了大量希望逃离冰雪天气的中西部居民。许多新外来户都是共和党人。1957年，奥康纳一家所在的亚利桑那正是美国即将到来的政治变革的缩影。民主党自大、老旧、倦怠且腐败。[69]这个保守的复兴组织出台了一部劳工法，使得成员随意性过大进而瓦解了组织本身。随后，新外来户们构建了年轻共和党人社团的网络，并且声称自己是现代化政党。随着保守派出版商尤金·C.普利亚姆（Eugene C. Pulliam）买进《亚利桑那共和报（Arizona Republic）》和《菲尼克斯报（Phoenix Gazette）》，共和党人就更是获得了当地话语权。[70]接下来的竞选中，由于得到普利亚姆极大的助力，共和党人霍华德·派尔（Howard Pyle）成功当选州长。他的竞选策划者就是年轻的巴里·戈德华特。奥康纳夫妇很快适应了当下形势。约翰加入扶轮社，成了一名积极进取的共和党人。[71]
[43] Warren Christopher，Chances of a Lifetime：A Memoir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2001），19-20.
这个社区简直就是为他们所设的。在军队工作时一位战友的妻子写信给她的兄长约翰·德里格斯（John Driggs），告诉他要多多关照奥康纳一家。德里格斯当时已经是当地要员并成为后来的菲尼克斯市市长。威廉·伦奎斯特那时已经在市里了，他在丹尼森·基切尔（Denison Kitchel）律师事务所工作。基切尔这位哈佛校友[68]、宪法专家即将主持巴里·戈德华特的竞选工作。
[44] Order of the Coif，是美国法学院专为JD设计的一种荣誉组织，只有成绩排在10%的学生才有可能入选。1902年创立自伊利诺伊大学法学院。——译者注
奥康纳最终还是领到了薪水。随后，她的新婚丈夫约翰赴任驻欧军队的律师团队，于是她就跟随着丈夫远赴欧洲。在那里开始了自己的第二份职业——在陆军军需官队伍中当一名公职律师。奥康纳在欧洲还想谋求一份工作，完全是因为这对年轻夫妇酷爱美食——他们的经济负担根本没有那么重。约翰离开军队后，他们在萨尔茨堡租下了一栋精美的农舍，屋内装饰有旧时奥地利风格的心形与鸟类雕刻品。他们每天都去滑雪，直到山上的雪全部融化。花光所有积蓄后，[67]他们才不情愿地回到家乡，在阳光地带的新兴城市菲尼克斯（属亚利桑那州）搭建他们的第一个家。约翰·桑德拉很快在一家名为“芬纳莫尔，克雷格，冯·艾蒙，麦克伦南与尤德尔”（Fennemore，Craig，von Ammon，McClennen & Udall.）的律师事务所找到了工作。
[45] A titillating factoid is that apparently Sandra spent a few evenings with Bill Rehnquist，a fellow student just out of the army，and destined as well for higher things. McFeatters，Sandra Day O’Connor，43.
正如鲁斯在院长晚宴上对于侮辱性提问的回答那样，年轻的桑德拉·戴也没有对在律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有什么过激反应。1953年，她并没有为了获得公正待遇而做出试图改变社会的举动。与之前长时间被压迫的弱势群体一样，桑德拉还是找到了一份在政府部门的工作。她听说圣马特奥县（San Mateo County）的副检察长曾经雇用过女性，于是就递交了一份简历。[66]据她后来回忆，这是她第一次听说政府因为缺钱而雇用不起律师。桑德拉只好勉为其难地答应暂时无偿工作，直到部门有钱发放工资。之后她还被告知没有多余的地方给她作办公室，她也只能说：“我跟你们那里的秘书关系不错，也许她能允许我搬去她的办公室。”［再举例说明一下女性相对黯淡的前景：当桑德拉还与秘书共用办公室时，在班里仅领先她一两名的同学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已经离开斯坦福当上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的助理了。］
[46] Biskupic，Sandra Day O’ Connor，26，n.18.
生活与工作互补
[47] Ann McFeatters，Sandra Day O’Connor：Justice in the Balance（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2005），45；David Gergen，“A Candid Conversation with Sandra Day O’Connor：‘I Can Still Make a Difference，’”Parade，September 30，2012，http：//www.civicmissionofschools.org/news/2012-10-parade-magazine-a-candid-conversation-with-sandra-da.
然而，在马丁完成抗癌治疗后，医生却告知他们不会再有孩子，[64]并且五年之内也不算脱离危险。尽管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在70年代成名后，有了无数次登台演讲的机会，但在演讲中却很少提及她丈夫的病情——更多的是关于他所做的菜肴。2010年，她终于承认了是什么驱使女人能够如此卖力工作：“坦白说，我不知道马丁还能活多久，简也很可能从此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显然，金斯伯格的故事有了一个好结局：“离马丁最后一次手术已经过去整整五年了，我们现在已经脱离了危险。我对我的工作如此着迷，我是不会放弃它的。”[65]金斯伯格从没透露为什么要在半个世纪后才对外承认是生活的窘迫驱使她成就了美好事业。奥康纳童年在西部生活时粗犷的情感观，以及金斯伯格对于贫穷的畏惧与她们后来各自不断攀升的人生道路有些不相匹配。
[48] Marlo Thomas，The Right Words at the Right Time（New York：Atria，2002），115.
两年后的第三次手术过后，癌细胞没有进一步扩散。[62]“过了那一年，我们觉得可以活下来了，”鲁斯·巴德·金斯伯格说，并且也感悟道：“没什么是我们应付不来的。”[63]每一个见证他们相濡以沫半个世纪的人，都会感慨这份深情。
[49] Seymour Brody，“Ruth Bader Ginsburg，”Jewish Heroes and Heroines of America：150 True Stories of Jewish Heroism（Hollywood，Fla.：Lifetime Books，1996），http：//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biography/Ginsburg.html.
“这也是我为什么对法学院如此眷恋的原因之一，”金斯伯格说，“同学们聚集在我俩身边，鼓舞我们继续前行。三年级的每一个班里都有格外照顾我们的朋友，他们记笔记时用复写纸，然后把笔记给我。”[60]奇迹发生，鲁斯与班里同学一起顺利从法学院毕业了。到了这个节点，故事本该转变为关于鲁斯在顾及马丁和自己学业的同时，又能作为唯一的女性在《法律评论》完成工作。[61]这样的版本已经足够传奇。
[50] Bradley Blackburn，“Justices Ruth Bader Ginsburg and Sandra Day O’Connor on Life and the Supreme Court，” ABC News，October 26，2010，http：//abcnews.go.com/WN/diane-sawyer-interviews-maria-shriver-sandra-day-oconnor/story？id=11977195.
马丁·金斯伯格接受两次手术的过程中（“二次大剂量疗法”和“八周放射疗法”[59]是当时仅有的治疗方案），他的妻子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同时，鲁斯还要照顾年幼的女儿、完成自己在法学院的学习，以及做好在《法律评论》的工作。
[51] Herbert Wechsler，“Toward Neutral Principles of Constitutional Law，” Harvard Law Review 73（1959）：1.
1958年，鲁斯有充分的理由守在丈夫身旁。一年前，年仅24岁的马丁·金斯伯格，在法学院的第三年被查出患有睾丸癌，并且癌细胞已经扩散至淋巴结。[56]在当时，这种癌症的死亡率高达90%。[57]回想当年，鲁斯·巴德·金斯伯格甚至没有寄希望于那10%的存活率，她淡淡地说：“那时，甚至没听说过有幸存者。”[58]
[52] Ira E. Stoll，“Ginsburg Blasts Harvard Law；Past，Present Deans Defend School，” Harvard Crimson，July 23，1993，http：//www.thecrimson.com/article/1993/7/23/ginsburg-blasts-harvard-law-pin-testimony/.
磨难中优雅生活
[53] 哈佛大学所在镇叫作剑桥镇，亦译为“坎布里奇”（Cambridge）。——译者注
他们发表这封信时，1977年《法律纪录》（Law Record）的编辑在旁边补充道：信中谈论到的鲁斯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并且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中负责女性权利的项目。想想看，他们推测要是金斯伯格能够拿到哈佛的学位，那她的成就远不止如此。在金斯伯格的档案中，还有她自己写的注释：“如果我是一名男性。”[55]哈佛的政策对女学生实在糟糕，通常针对那些为了追随丈夫而放弃自己职业的女性。她从未缺席过一节课。她认为她应该享有其他所有人所享有的一切，不论性别。
[54] Martin D. Ginsburg，“Spousal Transfers：In’58，It Was Different”，Harvard Law Record，May 6，1977，11.
若干年后，哈佛法学院宣布因为“重要关系”（significant relationships）而转校的学生，可以在交换后取得哈佛的学位。马丁，这位他才华横溢妻子的忠实拥趸，得知此消息后立即给学校报刊社写了一封信。“1958年时，学校对我妻子的答复十分草率。鲁斯并没有被问及她对于丈夫或是孩子或是二者的重要性，学校一方面没有询问她离婚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没有询问她婚姻是否稳定，或者关于孩子方面的问题。没有人考虑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第三年学业的质量。这些都显得无关紧要。更重要的是，如果她想要拿到被哈佛授予学位这个最高嘉奖，哈佛要求她必须在本校完成第三年学业。因为早期职业生涯的挫败，鲁斯转而爱上了哥伦比亚大学并且在那里圆满完成了第三年学业。看到剑桥镇[53]放宽了关于由于结婚而需要交换学习的政策后，我问鲁斯她是否愿意拿哥伦比亚的学位去换取哈佛的学位。她只是笑了笑。”[54]
[55] Ginsburg Archive，Library of Congress，Box 19，F Bio 1976-1978.
欧文·格里斯沃尔德（Erwin Griswold）想知道女学生是否占了本该属于男学生的教育机会，于是就举办了一场晚宴。按照“动人展示”的传统，每个女学生都应该有一个男教师陪同。与金斯伯格一道的是宪法学者赫伯特·韦克斯勒（Herbert Wechsler）。“这是我见过的最像上帝的老师。”金斯伯格心想。这真是一个讽刺的配对。男教授陪着法学院年轻女学生来到院长举办的晚宴上——这位上帝一般的哈佛教授注定要成为教师队伍中反对1954年最高法院废除种族隔离的关键人物。[51]他对这个案子的狂热抨击使得他成为攻击后续平权运动的急先锋：包括反对将第十四修正案扩展到女性平权、堕胎权和同志婚姻权。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当时还不知道，若是她的这位晚宴同伴被餐前小食噎到闭嘴，她一生的工作将会轻松得多。晚宴上，院长让金斯伯格证明自己在法学院学习的正当性，这位未来女权主义者说出了让自己都终身惊讶的话，她回答：“了解丈夫的工作对于妻子来说很重要。”[52]数年后，马丁开始在纽约实习。因为想同家人住在一起，鲁斯·金斯伯格就想凭借自己可以预见的优秀成绩，请求哈佛能够让她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第三年学业后授予她学位，但哈佛对她并不怎么友好，拒绝了她的请求。
[56] Ginsburg，letter to Stephen Wiesenfeld，December 22，1998.
简出生几个月后，夫妻俩回到了哈佛法学院。马丁继续他的二年级课程，金斯伯格则比他低一年级。不像新星斯坦福，哈佛实行着严格的性别区分制度。全校唯一的女性盥洗室设在两栋教学楼中其中一座的地下室。[50]
[57] Testicular Cancer Resource Center，“Testicular Cancer Treatments：Chemotherapy，” http：//tcrc.acor.org/chemo.html.
马丁转型为一个著名的业余厨师。他让妻子带给最高法院大法官们的菜常常能唤起温暖的回忆，以至于在他去世后，最高法院还出版了一本烹饪食谱来纪念他（《最高大厨》，Chef Supreme）。为了确保他那纤瘦的妻子能够跟得上营养，他会围在她身旁，督促她吃下营养料理。鲁斯家的厨房传奇间接导致了她将大部分的精力集中投向引领社会变革的目标。“我们家的孩子，”鲁斯总是这样说，“在尝了我煮的东西后都想把我从厨房赶出来。”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在灶台前完全失败。她真的不会做饭。所以他们家有时候得挨饿。
[58] Debra Bruno，“Justice Ginsburg Remembers Her First Steps in the Law，” Legal Times，November 13，2007，www.law.com/jsp/article.jsp？id=1194861838591 and http：//www.law.com/jsp/article.jsp？id=900005558448&Justice_Ginsburg_Remembers_Her_First_Steps_in_the_Law&slreturn=20130313123922.
但她在家庭生活方面确实获益良多。马丁，曾是康奈尔大学化学系的学生，在新婚之际有感于新婚妻子给自己准备的饭菜，下定决心为了她也要掌握烹饪法国菜的精髓。有人给了这对年轻夫妇一份埃斯科菲食谱（The Escoffier Cookbook），几百页厚。从那之后，马丁·金斯伯格就开始每顿饭都做一道这本食谱推荐的菜。
[59] Ginsburg，letter to Stephen Wiesenfeld，December 22，1998.
在俄克拉荷马州的经历让刚离开康奈尔的鲁斯深切感受到了女性遭受的不平等对待。当时她在锡尔堡附近的地方社会保障局上班。有一天，上司得知其怀孕的消息，很不客气地告诉她：“你怀孕了，就别参加这次培训了，暂时也别升职了。”一向善于观察的金斯伯格发现另一位女职员侥幸逃过一劫，原因是她保守了怀孕秘密。[49]这次挫折让她付出了代价，但她并没有因此寻求司法救济。1954年的时候，联邦最高法院裁决各州不能继续实行种族隔离。但像这种政府对女性的歧视在1955年还不被视为违法行为。同年，金斯伯格的第一个女儿——简（Jane）出生了。
[60] Ibid.
奥康纳意识到女性从事法律职业的艰辛，金斯伯格也开启了相似的旅程。她决定去哈佛上学，而她的丈夫正是比她高一年级的学长。鲁斯早在去法学院之前就选择了马丁·金斯伯格作为自己的人生伴侣，并且跟奥康纳夫妇一样，他们的职业理想是趋同的。鲁斯只跟马丁·金斯伯格约会过，就像她经常说的那样，谈恋爱的女生智商为零，但她不在乎。[48]（当然，她遇见他时才17岁。）在康奈尔有过第一次偶然约会之后，他们从好朋友迅速成了恋人。在一起两年后，他们筹划着在鲁斯毕业时，也就是马丁毕业一年后结婚。幸运的是，当年在康奈尔以班级第一成绩毕业的鲁斯顺利进入哈佛法学院深造。但在那个美好的50年代，这位未来的女权主义运动领袖得知丈夫要暂时离开哈佛去服兵役，也就推迟了接受法学教育的打算。这对年轻夫妇去了俄克拉荷马州的锡尔堡（Fort Sill）。
[61] “Ruth Bader Ginsburg，” Miriam’s Cup（website），http：//www.miriamscup.com/GinsburgBiog.htm.
之后，奥康纳多次重复了这句话，包括在四十几次电话申请遭拒后，她终于被震撼到了。过程注定漫长而艰辛，才能到达她本以为理所当然就能到达的位置。
[62] Ginsburg，letter to Stephen Wiesenfeld，December 22，1998.
“那就算了。多谢。”
[63] Bruno，“Justice Ginsburg Remembers.”
“好吧，”在看到奥康纳失望的神情后，“要不我聘你当个助理？”
[64] Ginsburg，letter to Stephen Wiesenfeld，December 22，1998.
朋友的父亲告诉她：“我们事务所从来没有招过女律师，我也从未想过有一天会这样做……我想客户也容忍不了我们招女律师。”
[65] Stephanie Frances Ward，“Family Ties，” ABA Journal，October 1，2010，http：//www.abajournal.com/magazine/article/family_ties1/.
尝试了四十几次后，这位年轻的法律人改变了策略——她开始动用她的人际关系，请求一个大学同窗为她安排一个面试机会。这位校友的父亲是加利福尼亚吉布森律师事务所的一位高级合伙人。
[66] Biskupic，Sandra Day O’Connor，28.
“哦，海报没说清楚，我们不招女性。”
[67] taped interview with Sandra O’Connor，Phoenix Oral History Project，1980，Arizona Historical Society.
“我是桑德拉·戴，我看到你们张贴的公告了，我想申请入职。”
[68] 伦奎斯特1948年先是在斯坦福大学拿到了B.A和M.A学位，后又在哈佛大学拿到了另一个M.A学位，之后返回斯坦福大学法学院（这时与奥康纳同班），以第一名的身份毕业。——译者注
临近毕业时，桑德拉见到张贴在学校的求职公告，就打电话与用人单位联系[47]：
[69] Paul Eckstein，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April 16，2013；Zachary Smith，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in Arizona（Westport，Conn.：Praeger，1996）.
日后走出法学院，桑德拉这位牧场姑娘才开始逐渐察觉到，作为一名女性确实给她带了困扰。早年的生活经历使她认为可以做任何觉得正确的事情。在相对封闭家庭中成长的经历，以及身处战后美国西部崛起的洪流中，使她以一种完全不同于现有社会阶层的方式成长——某种自发的成长状态。
[70] “The Arizona Republic：An Overview，”azcentral.com，http：//www.azcentral.com/help/articles/about2.html.
每个人都喜欢奥康纳，[45]特别是她未来的丈夫约翰·奥康纳（John O’Connor III）。约翰是旧金山一名物理学家的儿子，既时髦又帅气，还比桑德拉小一岁。一天晚上，约翰与桑德拉正在编辑一篇法律文章。突然心血来潮，想喝杯啤酒缓解工作疲劳，于是带着文章草稿来到了一家叫作黛娜小屋（Dinah’s Shack）的餐馆。他们从来都没有约会过。[46]
[71] Dennis Abrams，Sandra Day O’Connor（New York：Chelsea House，2009，42）.
斯坦福法学院处于上升期，青年的桑德拉·戴抓住了所有的机会。她是《法律评论》的编辑，还曾入选法学院优等生协会[44]。她富有勇气，很受欢迎。她似乎从来没有觉得女性的身份会对个人能力的发挥有所阻碍（就像她年迈的导师罗斯本所说的那样）。尽管班里只有4个女生，并且只有其中两人进入《法律评论》工作，但在斯坦福上学的那些年她却从未感受到老师的偏见，更没听过男权的谬论。
[72] “Justice Sandra Day O’Connor Talks about Her Life on Valley Girl，”AOL.com，July 1，2012，http：//on.aol.com/video/justice-sandra-day-oconnor-talks-about-her-life-on-the-valley-girl-517415204.
就在她入学的三年前，斯坦福法学院，这么一个备受尊敬、低调[39]的学府，聘任改革者卡尔·斯佩思（Carl Spaeth）[40]为院长。斯佩思有在耶鲁大学和西北大学任教的经历，同时也曾在公务部门的较高位置工作过。他来之前，斯坦福还未创立《法律评论》杂志——一个优秀学生判断和编辑来自学校乃至全国范围内的老师的学术论著，以及学习如何撰写法律文章的平台。直到桑德拉入学前斯坦福才设立《法律评论》，然而哈佛早在1887年就通过《哈佛法律评论》发表了一系列著作，从私有权利[41]到法治。[42]所有有抱负的法科学生都渴望能入选法律评论编辑队伍，因为这是日后在知名法官身边实习，甚至拥有一份报酬丰厚、地位崇高的职业的敲门砖。1949年以前，斯坦福还从未把一个学生推到最高法院实习。1949年，就在桑德拉到来之前，校友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之后的国务卿）[43]得到了到最高法院实习的机会，并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姆斯·奥·道格拉斯的助理。斯坦福正在进步。
[73] Phoenix Oral History Project，taped interview with Sandra Day O’Connor，1980，Arizona Historical Society.
受到罗斯本的鼓舞，桑德拉也决定学习法律。[38]高年级时，她成功地用两年时间完成了三年的研究生课程，并于1952年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毕业。选择留在斯坦福深造对桑德拉来说是一个保守的决定。因为她已经在这所学校完成了本科学业，所以她不用再去适应这所学校的文化。然而选择斯坦福法学院，如同她之后工作生活中的种种事例，桑德拉·戴的保守选择让她一直处于社会改革的前沿。
[74] Ibid.
法学院的学习与生活
[75] John Driggs，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January 25，2014.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这位年轻的毕业生有一套自己的原则。当多年后有机会作为最高法院大法官适用这些原则时，金斯伯格就不必再重塑一套法学理论了。她并不雷同于那些前沿法律思想家，[36]如威廉姆斯·布伦南、威廉姆斯·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和安东宁·斯卡利亚。甫一出场为女性地位辩护，她会利用既存的体现自由主义和平等精神的判例，并伴以有利于女权的解释。正如其所见，美国历史的大门正朝着社会边缘群体开放，让他们平等参与到国民生活中来。[37]她的强项不在于创造出新的规则方法，而在于谨慎地运用既存规则来左右案件的走向。这本就是一种了不起的做法。
[76] Ruth Bader Ginsburg，interview，Academy of Achievement，August 17，2010，http：//www.achievement.org/autodoc/page/gin0int-4.
这位年轻的康奈尔人承诺库什曼将致力于发展民主政治。一个成长于20世纪40年代的布鲁克林犹太女孩儿不可能像奥康纳那样从小接受保守主义思想。但正如她所描述的，遇见库什曼教授，这让她在个人信仰中构筑框架并且鼓励自己从事法律职业——在1952年的美国，这可不是随便哪一位女性都敢做的梦。自由主义在漫长历史长河中逐渐实现，这最终让她看到另一部分未被同等赋权的群体的不满——对她而言，就是像她一样千千万万的女性。此外，尽管此时她对女权的兴趣只处于早期阶段，却也深嵌实现人人平等的愿景之中。虽然任职期间她并没有落入随之而来的事无巨细的陷阱，但金斯伯格在判案时总能自觉贯彻自由主义准则。
[77] “A Conversation with Justice Ruth Bader Ginsburg，” C-SPAN，September 15，2009，http：//www.c-span.org/video/？288900-1/conversation-justice-ruth-bader-ginsburg.
在与库什曼相处的这段时间，这位未来的大法官感悟道：“总有勇敢的律师在参议院内部安全委员会和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面前站出来保护人民。并且告诉立法者，这个国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尊重每个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权利，而不是有一个老大哥（Big Brother）似的政府在那里指手画脚，告诉他们什么是正确的思考方式。”深受鼓舞的她认识到了，“律师不仅能以这个职业谋生，还可以通过自身角色让社会变得更好，无论州和国家，抑或民族与世界。”她认识到“该职业促进了运用个人知识和才干的能力，能帮助别人变得更好。”[35]
[78] Seth Stern and Stephen Wermiel，Justice Brennan：Liberal Champion（Boston：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0），400. In 1973，a former Brennan clerk，then teaching at Berkeley，baldly pressured his former justice to hire his first woman clerk，Marsha Berzon. The Harvard Law Review had just done a study of the paucity of female clerks，the male ex-clerk warned Brennan，and it was just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the spotlight on him grew more intense.
与罗斯本不同，库什曼留给他女门徒的不仅是一幅使世界更美好的蓝图，还有关于如何构造这个世界的清晰方案。他是传统自由主义价值能言善辩的代言人。作为训练有素的政治学家，他关注自由主义特有的问题[34]。他提出，即使遭受非议和攻击，人们也要捍卫自由民主。他经常告诫人们在保护经济权利时也应当捍卫自由民主。对鲁斯的导师而言，如果人们不再依仗爱国主义的说辞捍卫自己的特权，相对弱势的群体能够自由发声，与强权对抗，生活本可以更加美好。
[79] “A Conversation with Justice Ruth Bader Ginsburg，” C-SPAN，September 15，2009，http：//www.c-span.org/video/？288900-1/conversation-justice-ruth-bader-ginsburg.
1948年，库什曼正督促进行一项公开反对麦卡锡干涉公民自由的研究，该项目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随着反共运动达到高潮，系列作者之一的罗伯特·卡尔（Robert Carr）强烈建议废除带有追诉性质的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32]（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因为它的存在助长了政府乃至民间政治迫害的风气。[33]
[80] Sandra Grayson，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November 8，2013.
库什曼告诉他的这位青年女性追随者，“我们的国家正与她最本源的价值观渐行渐远。”他写道，美国人的历史传统就是假定民主是“人间正道”，从长远来看，所有的社会都会最终认可它。如果这是正解，那么即使最大尺度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都不会实质性影响到公众安全或者机构稳定。但库什曼继续述说道，既得利益者，特别是“经济生活的传统资本主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正在对“言论自由和公众讨论”进行“危险攻击”。
[81] Moberg’s article，“Kvinnans villkorliga frigivning”，appeared in an anthology，Unga Liberaler：nio inlägg i idédebatten（Stockholm：Bonnier，1961）. Ginsburg’s Swedish roots are the subject of a path breaking revisionist history of her jurisprudence by the young legal scholar Cary C. Franklin，“The Anti-Stereotyping Principle in Constitutional Sex Discrimination Law”，NYU Law Review 85（2010），electronic copy available at http：//ssrn.com/abstract=1589754. Much of this section of Sisters in Law is indebted to Franklin’s research，as well as my own findings in the Ginsburg archives.
鲁斯同样在大学期间遇到了她的精神导师——政治学教授罗伯特·库什曼，并成了他的研究助理。1950年鲁斯初到康奈尔求学，库什曼正积极地参与当时极具争议的政治事件：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领导的反共运动。库什曼是政治学家中的传奇，因为他总是在告诫大家警惕麦卡锡主义，不管这种危险倾向是否正大行其道。1944年，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已经达到高潮，作为美国政治科学联合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主席的他还是愿意投入自己的经费发出警示——呼吁确保“战后的民主自由。”[31]
[82] Franklin，“The Anti-Stereotyping Principle”，119.
罗斯本改善世界的宏愿缺少蓝图，但在奥康纳的职业生涯规划中，一个美好的新世界是什么样子却清晰可见。尽管罗斯本的教学显得怪诞抽象，但大量开放性思想却为桑德拉打开了一扇大门。在开启她政治生涯的亚利桑那州立法机构任职期间，她常依赖这些思想做出决策。这些理论在桑德拉之后的政治生涯中依然发挥作用——在她1981年至2005年的任期内，最高法院日趋保守，在四位保守派大法官与四位自由派大法官之间作为一个中立者最终决定案件，她总能适时妥协、游刃有余。在做决定之前她并不会挂怀自己是否正在创设某项原则。就像美国公众对于争议问题的看法，奥康纳大法官的决定总是采取折中主义，以至于她几乎并未制定任何原则来指引未来的决策。例如，在1989年一个双方意见势均力敌，涉及政府圣诞节展览的案件判决中，她就在法院台阶上的陈列（不允许）和公共草坪上的陈列（允许）之间画了一条模糊的分界线。[29]她那取得社会效果最优化的“不可言喻的天赋”[30]，以及在不需要任何理论支持下就能表明观点的能力，确保最高法院从危机四伏的环境中解脱出来。
[83] Olof Palme，“The Emancipation of Man”，Address Before the Women’s National Democratic Club（June 8，1970），http：//www.olofpalme.org/wp-content/dokument/700608_emancipation_of_man”.pdf. Kenneth M. Davidson，Ruth B. Ginsburg，and Herma H. Kay，Sex-Based Discrimination：Text，Cases and Materials（Saint Paul，Minn.：West Publishing，1974），938，944.
但我们很难高估这些理论对年轻的桑德拉·戴的影响。她将自己“人生哲学”[28]观念的形成归功于哈里·罗斯本。桑德拉离开斯坦福后，这些讲述人生意义的讲座被挪进一个大礼堂，继续开设了十年。遇到罗斯本大半个世纪后，奥康纳这位退休的最高法院大法官重返斯坦福，发表了一系列演说来纪念罗斯本。她回忆说，罗斯本是她遇到过的最鼓舞人心的老师。
[84] Palme，“The Emancipation of Man”.
接触到这些理论，桑德拉很兴奋且深受鼓舞。这位年轻的大学生可能没有意识到，罗斯本关于寻找生命意义的理论几乎可以论证所有结果。事实上，除了引导各种关于社会和宗教的尝试外——包括一个早期北加州致幻剂使用（LSD）的组织，他还致力于反核运动，一项旨在保护地球，同时是为了将科学应用于宗教领域的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罗斯本的计划变得越来越怪诞，最终，他们坦承正在创立一个“新宗教”[26]。社会历史学家史蒂文·盖勒（Steven Geller），曾与宗教教授马丁·库克（Martin Cook）一起写了一本关于罗斯本运动的书，说罗斯本很震惊地意识到“它是如此微不足道，似乎噗的一声，就会被吹走”。[27]
[85] Malvina Halberstam，“Ruth Bader Ginsburg”，Encyclopedia，Jewish Women’s Archive，http：//jwa.org/encyclopedia/article/ginsburg-ruth-bader.
就如罗斯本所言，人类的进化使得我们对于现实本质的关注、意识和感知能力不断提升。人类的目标就是去延续这个过程，“战胜无知，认清现实，消除错觉。”（与一切关于人类进化进程与因果关系的科学思考不同，他总结说只要人类遵循他挖掘的线索，他们将得到再一次“进化”。）罗斯本提出的所谓朝着自我认知进化的本质动力，其实就是“发现自我潜能”和“看到事物本质”[24]。他关于人生意义的讲座经常以他背诵鲁德亚德·吉卜林[25]（Rudyard Kipling）为英雄个人主义所做的赞歌——《假若》（If）而达到高潮。（“假若世人都怀疑你，而你能相信自己”，等等）。
[86] Ginsburg，letter to Stephen Wiesenfeld，December 22，1998.
鼓励学生是罗斯本的一贯作风。他曾读过一封本科生写给斯坦福校报的信，学生在信中表达了对进入未知领域的担忧。[23]他以讲座形式回复了这位学生。“那天的讲座完全是自发的，”罗斯本后来回忆说，“这是一次真情流露。我控制不住自己，我必须告诉学生们生活的意义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没有一个老师、一所学校或者任何一个人，可以像给予文凭一样给予他们人生的意义。”
[87] Frank Askin，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June 18，2013.
一个寻常的夜晚，桑德拉的舍友——玛丽·贝斯·格罗顿（Mary Beth Growdon），邀请她参加在玛丽叔叔家的讨论。玛丽的叔叔是斯坦福大学教授。她们来到哈里·罗斯本（Harry）和艾米丽亚·罗斯本（Emilia Rathbun）的家中时，玛丽的叔叔——哈里，一位非执业律师、工程师，正在主持一场探求人类生命意义的研讨会。[19]“我是什么？我是谁？我要去哪里？我的终点又在哪？”[20]桑德拉被迷住了。[21]对在偏远牧场长大、在小镇寄宿学校接受教育的桑德拉来说，斯坦福的见闻深深启发了这个聪颖好奇的年轻人。[22]
[88] Monagahn interview；Askin interview.
多彩生活的榜样
[89] Paul Rosenblatt，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February 7，2014.
鲁斯·巴德（琪琪，“Kiki”[17]）从外表上看就是一个正统的女大学生。联谊会的照片里，她穿一条直筒裙加紧身开衫，搭配一条时髦的小打结围巾。[18]一个靓丽、受欢迎的女孩子，在联谊会上穿着流行装束，此时的鲁斯已经十分明白如何同别人相处。
[90] Ibid.
1950年，鲁斯以班级第六的成绩毕业，随后去了康奈尔大学。当时，只有两所常春藤名校接受男女同校，康奈尔是其中之一。所以这所学校女生众多。其实她的妈妈已经存下了一笔钱供她学习，而鲁斯仍获得了丰厚的奖学金，[15]她意识到自己同男生一样被重视[16]。金斯伯格当时正身处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之一：开始对移民家庭和工薪家庭中的女孩提供大学教育。金斯伯格的母亲，金斯伯格眼中“最勇敢、最强大的女性”，在15岁时就打工资助自己的兄弟上学。而与数百万战后大繁荣时期的女孩子一样，金斯伯格靠自己上学。
[91] “争取民主社会学生组织”，简称SDS，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新左派学生运动。——译者注
正当生活堪称完美时，妈妈却要离她而去。14岁，金斯伯格读中学一年级那年，希利亚·巴德就因为宫颈癌接受了第一次化疗，最后她在女儿毕业的前一天离开了人世。过去，鲁斯总是在病房里完成她的作业。[14]四十多年后，金斯伯格与比尔·克林顿总统一起站在白宫玫瑰园中，她即将接受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这位未来的大法官向那些帮助她提名成功的人们致谢过后，说道：“最后要谢谢的人是我的母亲。在我心中，母亲是最勇敢、最强大的人，”她回忆，“可她过早地离开了我。假如她活在一个女性可以追求、实现梦想，女儿与儿子被一视同仁的时代，我要祈祷能做到她本可以做到的一切。”
[92] The text of the amendment is available at http：//en.wikipedia.org/wiki/Equal_Rights_Amendment.
9年后，她进入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高中上学，开始从事舞棒运动并成了啦啦队队长。她不仅仅是一个书呆子、一个荣誉生协会成员和英语系的秘书，她还加入了合唱队、学校报刊社和学校助威团。
[93] Phoenix Oral History Project，transcript of taped interview with Sandra Day O’Connor，1980，Arizona Historical Society，10.
尽管只是在文法学校，这个未来的哈佛学生已经开始崭露头角。[13]1993年金斯伯格被任命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时，P.S.238小学邀请她来参加庆祝早餐。这次宴会上，小学校长送给金斯伯格一个20世纪30年代的记录卡，上面记录着金斯伯格全A的成绩。新任大法官表示，当年在这所学校度过的时光欢愉而美好。
[94] Biskupic，Sandra Day O’Connor，31.
在她能独立阅读之前，鲁斯会坐在妈妈希利亚·巴德（Celia Bader）的腿上，听妈妈讲故事。[12]妈妈在正统教育环境中长大，所以她教给鲁斯更多传统正义而非呆板的犹太教义。鲁斯长大一些后，她和妈妈每周都会按惯例外出一次。鲁斯会去一家中国餐厅楼上的图书馆儿童部，而她的妈妈则去做头发。
[95] “Sandra Day O’Connor House，” Tempe Preservation on Flickr，http：//www.tempe.gov/city-hall/community-development/historic-preservation/tempe-historic-property-register/sandra-day-o-connor-house.
从第九大道东1584号到位于第八大道东的P.S.238小学只有短短一个半街区的距离，只需穿过P大道即可。P.S.238小学成立于1930年，在它成立之后的第7年，5岁的小鲁斯·巴德来到了这所用黄砖瓦建成的学校。她推开厚重的大门，走过水磨石前厅，里面是铺设硬木地板和配备高大窗户的教室。这是一所拥有上千名学生、规模很大的学校，从幼儿园到八年级，每个教室都坐满30名学生。
[96] Kaplowitz v. University of Chicago，387 F. Supp. 42（1974），http：//www.leagle.com/decision/1974429387FSupp42_1422.xml/KAPLOWITZ%20v.%20UNIVERSITY%20OF%20CHICAGO.
直到1950年上大学之前，鲁斯·巴德一直住在位于布鲁克林第九大街东边的1584号复式楼内。这是一座雅致的矩形房屋，住着一户保守家庭。金斯伯格的父亲，内森（Nathan）来自俄国。他遵照着传统犹太移民的经商方式经营服装生意，从最初的皮货商到后来的男子服装经销商。内森在生意场上并不如意。鲁斯只有两岁的时候，她的姐姐因为脑膜炎去世了，鲁斯成了家里唯一的孩子。
[97] Frank Askin，interview with author，June 18，2013.
布鲁克林，生于斯长于斯
[98] Fred Strebeigh，Equal：Women Reshape American Law（New York：W. W. Norton，2009），19.
[99] David Margolick，“Trial by Adversity Shapes Jurist’s Outlook，” New York Times，June 25，1993，http：//www.nytimes.com/1993/06/25/us/trial-by-adversity-shapes-jurist-s-outlook.html？pagewanted=all&src=pm.
爆胎事件发生后不到一年，桑德拉就离开牧场去了斯坦福大学学习。1946年，正值16岁成年，桑德拉·戴一出现就给同学们留下了好印象。她的一个舍友为我们讲述了这个来自偏远亚利桑那州的牧场姑娘，如何从名不见经传的埃尔帕索私立学校迅速融入社会上层。“她穿着迷人”[8]，而且“在第一次学校舞会后，她与一个帅小伙安迪（Andy）一起回家。他是个退伍军人，还有一辆红色敞篷车。我们都被震惊了。”[9]
[100] Ginsburg Archive，Library of Congress，Box 20，folder 1970-71，ERA correspondence，contains various letters to each of the members of the Senate and House Judiciary Committees.
奥康纳大法官说她学到了一条真理：不要从意外中找借口。她很快就认识到了不要去找理由，尽管这样的意外有时不可避免。不管有多么不公平，最好不要为了争取所谓的公平对待去公然顶撞那些男性权威。作为8年以来这里唯一的孩子，以及被像男孩子一样对待的经历，使得她在与那些大男子主义的白人男性共事时，就已将应得的权利意识自然内化于心。余下的生活中，她很好地将自我平等价值观的信心与面对不公平但不抱怨的独特能力结合起来。
[101] Ginsburg Archive，Library of Congress，Box 12.
“‘你迟到了。’戴责怪道。‘我知道，’我觉得很委屈。‘车胎破了，我只能重新换上个新的。’‘你本应该出发得早一些。’戴还是很严厉。‘对不起，我没有想到车胎会破’……我还盼着他表扬我居然会修车胎。但正相反，我意识到他期盼的不过是一顿准时的午餐。”
[102] David G. Post，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June 3，2014.
她到工地的时候，“我看见了戴，但他看到我时一点儿也不高兴，”她着手安排午餐，“我就在那儿等。”工人伙计们完成工作后都吃上了午餐。
[103] Ginsburg Archive，Library of Congress，Box 11，folder speeches 70-71 includes the first of many speeches to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Law Women. Ruth Bader Ginsburg，“Sex and Unequal Protection：Men and Women as Victims”，keynote address，Southern Regional Conference of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Law Women，Duke University，October 1，1971，published in Journal of Family Law 11（1971）：347（hereafter Duke Speech）.
但是，“太迟了。”
[104] Ginsburg Archive，Library of Congress，Box 46，F. Sex Equality，1970.
“我启动引擎，继续向前开。”
[105] Duke Speech.
“最后我决定先倒车，把车开到平地上，”我尽全力去推，但螺母盖并没有松开，最后我站到螺母扳手上并尝试着跳几下来增加推力，居然成功了！
[106] Alix Kates Shulman，“A Marriage Agreement”，Up from Under（August/September 1970）；reprinted in A Marriage Agreement and Other Essays：Four Decades of Feminist Writing（New York：Open Road Integrated Media，2012），available at http：//jwa.org/sites/jwa.org/files/mediaobjects/a_marriage_agreement_alix_kates_shulman.jpg.
她用千斤顶把卡车托起来时，螺母盖卡住了，她没力气把车胎取下来。
[107]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The Second Shift（New York：Avon，1990）.
“我知道，”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没有人会大老远地来帮我。如果要换车胎，只能靠我自己。”
[108] Lenore J. Weitzman，“The Economics of Divorce：Social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roperty，Alimony and Child Support Awards”，UCLA Law Review 28（1980-1981）：1181.
要成为哈里·戴最宠爱的孩子可不容易。15岁时，她给父亲和牧场里的工人送午饭，她开着卡车横跨这个偏僻的大牧场，在穿越地图上未标明的区域时爆胎了。[7]
[109] Ginsburg Archive，Library of Congress，Box 46，F. Sex Equality，1972-1973.
奥康纳称呼她的父亲“戴”。在奥康纳撰写的童年回忆录Lazy B中，她的父亲是一个无人可敌的明星。该回忆录讲述了奥康纳在西南部牧场中长大的故事。大法官的弟弟——阿兰·戴（Alan Day），跟她一起完成了这部回忆录。他回忆起最爱的大姐，一切历历在目。他的父亲，“在桑德拉在身边的时候表现得最温柔，因为桑德拉总是能与他一起探讨那些有意思的话题。这时候，他们的心好像就在一起”。[4]（他们家中还有一个比桑德拉小8岁的妹妹。）哈里·戴是一个高调、保守的纯粹自由市场主义者。[5]自力更生、自我负责是他人生的座右铭。桑德拉6岁时，父母将她送到埃尔帕索的祖母身边上学。她觉得祖母很烦：“因为她总在不停唠叨，一睁眼就要说个不停。这给那些年的生活带来了很多麻烦，但我们还是坚持了下来。”[6]尽管她请求回到自己家去，但除了在当地学校的那一年，她都留了下来——大牧场周围根本就没有什么学校。
[110] Ruth Bader Ginsburg，“Muller v. Oregon：One Hundred Years Later”，Willamette Law Review 45（2009）：359-80（see 370），http：//www.willamette.edu/wucl/resources/journals/review/pdf/Volume%2045/WLR45-3 _Justice_Ginsburg.pdf.
1930年，爱达·梅尔去了埃尔帕索一家现代化医院待产，准备迎接她的宝贝女儿——未来的奥康纳大法官。不久后，哈里·戴就看到了他的第一个孩子——桑德拉。
[111] Duke Speech.
爱达·梅尔是一个演员。她在干旱地带的小土房子附近开垦了一座花园。她会弹钢琴和做大餐，有时候是为了帮忙，有时候是为了举办派对。传记作家琼·比斯科皮奇（Joan Biskupic）对桑德拉的父母亲的描述传递了一种坚定的混搭气息——桑德拉的父亲，一位能干的“加里·库珀（Gary Cooper）个人主义者”[2]；而桑德拉的母亲，却是身着连衣裙脚穿长袜的妇女形象，[3]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沙尘暴频发的亚利桑那。
[112] Jan Goodman，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July 31，2013.
但他的爱情之路颇为顺遂。1927年，在一次去埃尔帕索（El Paso）买牛的路途中，他遇到了埃尔帕索牧场的爱达·梅尔·维尔奇（Ada Mae Wilkey）。他曾经见过维尔奇，那时她还是一个女孩。爱达·梅尔也有坎坷的过去——她在大学毕业后草草结了婚，然后又在几年前离了婚。然而，她的家人并不希望她嫁给哈里·戴，那意味着她将要在一个落后牧场中过没有水没有电的日子。因为家人反对，这对恋人私奔了。
[113] Duke Speech.
桑德拉的父亲——哈里·戴希望有机会上大学。他想着在“一战”结束后就退伍，然后去斯坦福大学学习。可正当他准备动身去大学时，他的父亲H.C.戴（H.C.Day）去世了，留下他那位于亚利桑那州东南部的干枯而脏乱的家庭牧场。此时美国正值严重的经济危机，哈里不得不离开加利福尼亚去看看自己能否拯救那个牧场。从来没有上过大学，这也是他的遗憾之一。
[114] Ginsburg Archive，Library of Congress，Box 20，folder ERA Correspondence，1970-71.
牧场里长大的少女[1]
[115] Amy Davidson，“Ruth Bader Ginsburg’s Retirement Dissent”，The New Yorker，September 24，2014，http：//www.newyorker.com/news/amy-davidson.
PART I Sandra and Ruth Come into Their Own
[116] Ginsburg，letter to Stephen Wiesenfeld，November 8，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