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点上，弟弟懂我。那天晚上十点半，《央视新闻周刊》节目播出采访，弟弟在朋友圈激动地写下文字：
我承认，我常常模仿父亲。父亲当年喜欢陪我读书，所以我也乐于陪孩子读书。父亲有一本绿色绸缎布面日记，从1987年到1990年，记录了陪我阅读和玩耍的细节。他自己裁剪识字卡片，亲手给我们做扇子、风筝、假山、灯笼、木筏、电动小船，却总是遭遇周围人的不解。他写道：“孩子玩得好才能学得好。”看到这句，我愿再靠近他一些，在当下教育“内卷”的疯狂曝晒中，我要为我的孩子撑一把伞，给一点荫凉。如果父亲还在，这把伞会更大吧。
我出生在一个八线小城市，儿时家里杂七杂八的书加起来有几千本……这归功于我早逝的父亲和快记不清容貌的爷爷。那时一家四口挤在一个不足三十平方米的大开间里，为了装书，墙上订满隔板，床下塞满书箱……当姐姐接到建设图书馆的任务时，我有些艳羡。买书已经很快乐了，用公款买书、开书单那必将是指数级快乐。我毫不怀疑姐姐会把这件工作做好，就像我毫不怀疑自己会全神贯注通关一个3A大作……我虽未看见姐姐认真筹建的样子，但我想那与二三十年前怀揣小本，旧书摊翻拣的父亲一模一样……佛家讲传灯，智慧的火光星星点点，可以给崎岖之路些许光明。可我现在不想进行宏大的叙事，我只想说：家祭无忘告乃翁。
“保卫书目”成功的那天晚上，我给儿子讲：“这段时间，我在和恶人对抗，今天终于赢了，没有提前跟你说，是怕你担心。”然后我说：“我再给你讲讲你外爷当年的故事吧。”
这本书在初稿之后一共删改五次，或涉及敏感题材，或涉及人物安全。我的文字是否会让书中一些善良的人遭受不必要的麻烦，我要如何表达，才能在还原真相和保护个体之间找到那个不让我愧疚的度？弟弟说：“你问心。”
记录真相，维护公义，就有可能遇到敌人，这个道理我早早就明白。我三四岁时，县级电视台的节目里突然出现父亲鼻青脸肿的样子，他似乎做了一件对的事情，正在接受记者采访。那天，是附近的盲流扛着锄头铁锨去他所在的学校打人，他拿着照相机前往拍摄，遭到武力威胁。他没有屈服，于是被殴，照相机被砸得粉碎。我看着荧屏上那带伤的脸庞，为我是他的女儿感到自豪。
完成这场写作，我要感谢我的经纪人——行距版权代理公司的毛晓秋女士。是她发现了这个选题的公共价值，建议我将这段经历落笔成书。我起初拒绝了她的邀请。建图书馆是件小事，我顶多能写五万字，如何撑起一本书？她先是援引经典作品，助我编织叙事线索，又在情感上给我暖意，重复千遍：“你一定能写好。”不得不说，她真是全能的谈判者，专业素养扎实，言语沟通恳切。我抵挡不住攻势，像是中了魔咒一样，主动提出每周五向她交一次稿，从此拥有新的节律——周一周二我总是悠闲地哼着歌看着书，名曰“酝酿”，周四周五变成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关起房门紧盯电脑，饭菜屡屡烧焦，情绪偶尔失常。我儿子都知道，周五的妈妈惹不得。
但面对我自己，我还是想试试，知和行是否可以朝向同一个方向。我认同学者项飙所说，无论在学界还是官场，要形成自己的主体性，不要工具化，不要变成机会主义者。我这个临时挂职的身份比别人受限更少，于是更有条件改变。我开始了解等级规则，学习软硬兼施与迂回之术。坚持一件事，虽然眼前有人阻拦施压，但做成之后，陌生人的回音带来愉悦的共振。委屈孤单之时，读书依然有用，古圣先贤告诉我正确的道路为什么常常艰难，艰难之时又为什么不能动摇。
在一年多的写作互动中，我和毛晓秋的邮件往来多达上百封。我们的组合像是孩子和家长。我散漫随性，她井井有条。有那么几次，我脱缰的文字被她拉回，一开始有些不服，缓一阵再看，她确实敏锐而客观。
这样一种愿望，提出来容易，实施起来难。挂职一年，我经手铺天盖地的表格，深知“加分、减分”为同事造成的驱动力和惩戒力。我很难居高临下地劝说他们跳出这些量化尺度。要别人抛却现实利益，做事完全不求回报，那是一种苛求。
这本书能够进入“译文纪实”系列，是我的荣幸。我要感谢行距文化黄一琨先生的力荐，让这部作品的书讯出现在各大出版机构的视野。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张吉人、刘宇婷编辑的青睐，给我这样的“素人”作品登台亮相的机会。感谢中央电视台张大鹏、杨永青与“腾讯谷雨”记者杨宙的采访，将碑林区图书馆的故事传播至远方。除了感谢书中出现的诸位师友，我还要感谢陈文金、范墩子、刘丽、刘莹、马立军、蒙惠、庞蕾、王莉、魏多、赵启安、朱艳坤等朋友提供书单。感谢我的博导——苏州大学王尧教授——欣然赠序。感谢胡靖悦、李文婷、梁小锤、彭巧玉、石腾腾、王彬融、王一帆为初稿提出修改意见。另有几位付出的劳动比较特别：宋璐专程来西安补充素材，并发挥其损人的特长，帮我把文中的怨言改为揶揄，帮得有点过，差点成了刻薄。弟弟杨富聪逐行审视我的文稿，删掉“的”“了”和一切拖沓的字词，屡屡敲打我：“你去看看司马迁多么凝练，陶渊明多么含蓄。”儿子小禾木在我赶稿期间容忍我敷衍的餐饭，还时常手持洗地机说：“我要解放妈妈。”
阅读社会学书籍，我获知，中国行政管理中的“目标任务逐级分解制”，有时造成以“完成上级党政部门下达的各种指示”为政绩的趋势，而偏离民众的真实需求。理想状态应是：以“替民众办实事办好事”为政绩，将民众满意程度纳入评价体制。
最近我看了一部电影，说人与人就像宇宙间散落的文字，碰巧相逢，连缀成词句和诗歌。如果不是建这座图书馆，我不可能与那么多的人相识。不期而遇，路转溪桥忽见，生活给我的奖励太丰厚。
为写这本书，我与师友的交流也进入未至的领域。从前，我们聚会多是闲聊——谁会在饭局里突然说起“植物茎秆中导水组织面积”或者“当代精神生活的反思、重建与再生产”？然而这一次，我就是要听他们讲专业领域的事。人是熟悉的人，谈话内容却改变了，这种感觉比较微妙，如同一幅卷轴缓缓展开，他们向我出示新的部分，露出平日隐藏的痴狂。在倾听的过程中我欣喜甚至慑服，我对身边的人认识得远远不够。
我的这本小书就要到达读者的手中，希望你们多批评。
有段时间，馆内读者的反馈一再打破我的信息壁垒：原来视障人群单凭触摸无法挑选架子上的盲文书，原来市民有可能不知道图书馆是免费场所，原来我们的宣传在商人眼里是低效自嗨……我在大脑里构建的理想模型，落地之后都需要调整和修葺。
在未来的路上，我愿温习斯宾诺莎的语句：“人的身体具有与其他物体共同的东西愈多，则人的心灵能认识的事物也将愈多。”
现在我写完了这些故事，我得仔细想想，我的“一得”是什么。
是为记。
我和他们分开已经有些时日。在一起时发生的事，曾匆忙地进入我的日记和台账，或短或长，只是随手习惯，并未计划成书。后来我接到叙事邀请，汇总零散字迹，交叉合并主题，而这远远不够，我还需要坐下来，回想他们的衣着和口头禅、敲门的节奏、拥抱的力度、筷子上芥末的芳香。
杨素秋
2022年夏天，快递员送来一只红色小方盒，摇一摇，咯噔响。内有一枚椭圆石头，底部磨平，篆刻的笔画缠绕，我认不出来，查来查去，是“愿有一得”，又问来问去，方知是栗主任和同事们的心意。
2023年5月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