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电脑文件打交道总是沉闷，况且还得编出不重样儿的文字来描述那些原本相似的活动。还是和活生生的人打交道更有趣，他们更愿意站在前台为读者解释预约程序，或者到馆里多巡几圈，去编目区帮忙粘贴条码，去安全通道检查消防器材是否完好，把刚刚归还的书放到消毒柜里。总之，要动起来。
杨雨诺第一天做了十二份表格，先摘录每月大事，列出主题内容，标注哪些日子办活动，哪些日子推公众号文章；再摘录微信公号的文章，填到四方格子里；然后整理本月新闻媒体报道，向市级图书馆上报；最后汇总活动，阐发其正面意义与社会效应，整理进入“我为群众办实事”的文档。
馆里组织少儿朗诵大赛，他们正好大展身手，陪小朋友练声、纠正。策划阅读活动，要分主题分年龄段，三到六岁的孩子喜欢什么，六到十二岁可能又是另一番兴趣。坐到儿童区去读绘本，讨论怎么改编成有趣的周末主题。这些书从前根本不会进入他们的视野，也许以后做了父亲母亲才会去看。现在他们翻翻拣拣，很快找到播音专业拿手的事儿，挑选喜欢的绘本朗读，录制上传到音频网站，做成碑林区图书馆有声书专辑。一摞儿一摞儿音频文件码上去，就像农民捆麦穗一样，一扎儿一扎儿立在原野里，清清楚楚看着，有成就感。
李慧彤和张彤彤喜欢拍摄和剪辑，不喜欢做归档工作。打开excel和word，把每周的事项撰写为工作报告，装订成册以便检查之需，这对她们来说太枯燥了。在图书馆工作的王荣杰、杨雨诺、李欣怡的感受也差不多，来这里之前，他们以为图书馆管理员是世界上最清闲的职业，书乱了整理回去就行，没想到还要填那么多表，办那么多活动。
刚来的时候，他们抱怨通勤太远，起床太早。没有哪个实习地点是完美的，文化科填表和文件太多，文化馆电脑配置太陈旧总是死机，图书馆整栋大楼中央空调统一温度，地下这层就显得过于冷。后来他们适应了，每天上班的表情挺明媚。有天可能太过放松，一下子没把握住度，破洞短裤和露脐T恤一起出现在前台，十分不妥。这里毕竟是政府部门，我提醒他们，他们没有再犯。我问他们以后想到政府部门工作吗，他们说，只有一条不适应，公文太多，其他都不错，最喜欢周末搞活动，热闹。
非遗传承人里，又有捏面花儿的，做布糊画儿的，雕刻葫芦的，都擎着自己的作品让实习生拍，特别开心。一开始，实习生们觉得“传承人”这个词有着官方认证的庄严，需要仰望。熟了，他们听见“传承人”闲谈街巷琐事，有些意外，又有些卸掉包袱的轻松感，距离一下子就近了。
是啊，热闹。这几个年轻人的到来，把原有的年轻人也带得热闹，甚至发烫了。
他不做重复设计，梦里都琢磨着怎么在一两毫米的细小空间里变化创新。在风筝背面，他用竹篾和铁丝编织无数精细的齿轮。我凑在跟前轻轻吹口气，曲轴和连杆立刻来回穿梭，转动欢快。实习生们拿着摄像机去给他拍短片，他展示了巨型作品，又拿出心爱的袖珍装置，小蝴蝶小蜻蜓栖在他掌中央，是他的小宝贝。
我排队打饭，小全晃着小波浪过来，碰了我一下：“你房间里的童话书打开了，对不对？”
张天伟八十多岁，头发斑白，总是戴着老花镜绘制图纸。他年轻时是专业机械师，练就独门武功——在风筝里暗藏机关。别人家的风筝只是原模原样在天上飞，张天伟发明了风力机械传动装置，让风筝在空中做出高难度动作——公鸡相啄斗架；仙鹤昂首啼鸣；猪八戒边走边吃西瓜；龙的眼睛骨碌碌转，胡须随风起舞；秦俑车马组成方阵，空中威严踱步。
“？”
实习生们开始了每日通勤，比平时起早一些，乘坐一个小时公交和地铁，从城市北郊来到市中心。李慧彤和张彤彤去文化馆上班，负责信息录入，分类整理各级非遗传承人的信息。在那儿，她们认识了“张氏风筝”传承人张天伟。
“一定是你房间里的童话书打开了，要不然，你怎么跑了出来？”
那天还发生了一件难忘的事，就是：我膨胀了。因为忘带身份证，革命景区不允许我进。同事们说：“这是我们领导，她必须得进去，党旗下宣誓她得带头念誓词……”我着急，也顺着话头说了起来：“我是领导，让我进去吧……”“我是领导”，这四个字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我是要以这四个字为特权，让别人顺从吗？这虚荣狂妄的瞬间。
“你在说啥哟？我办公室最近没放童话书，放了一本《西南联大国文课》，不信你去看……”
聚餐时栗主任一向吃得很少，他观察每人杯中余量要不要再添，用手指旋转桌台，把菜品停在合适的人面前。党建活动参观解放战争旧址，完了大家都饿了，上来一盘当地特产饸饹，比西安的饸饹好吃得多。栗主任拨动桌台走走停停，确保每个人都挑上一筷子，转到他面前时，汤汁上只漂着几粒芥末。我请服务员再来一份，恰好没了。栗主任没吃上，这事儿我没忘。
小全叹气：“唉，我学了一句土味情话，想先在你这试一下能不能听懂，再去给实习姑娘们说。你这个人，唉……”
我刚打过疫苗，确实不能喝酒，领导依然让我喝：“疫苗过敏能有多大事儿？你如果不喝，就是没把我放在眼里。”他在测试我的服从度，我反复推让，他斜看了我一眼：“你这个人，不懂规矩。”
我：“……”
一次简餐中，领导这样将我介绍给别人：“今天专门安排了美女来陪您。”专门，安排，美女，这三个词被涂上一层蜂蜜，亮晃晃的，我不喜欢。没有人提前通知我，我的脸就突然被施加了一项任务。工作能力此时不重要，脸和性别重要。
小全跟我说，等会他来我办公室敲门，一起打车去高新区开会。
过了几天她在路上遇见我，低头躲闪，大概有人告诉过她那天骂的是谁。看样子，她很擅长把笑容和声调放在带刻度的容器里，面对上下级，精确地进行度量、增添、分配。
我等啊等，一直没人敲我门。
我可能太不像领导了，所以我被误骂过。我局组织群众歌咏比赛，某工会领导上台颁奖时皱着眉板着脸，群众纳闷地看着她。散场后，她大概以为我是普通科员，训斥我组织不到位，场面不够好看。其实我职务和她平级，但我觉得没必要向她表明这一点。我愿意承认不足，请她谅解，下一次我们改进。我在试着体会普通科员的处境，即便无官无职，一个人这样认真地道歉，对方是否可以对我有基本的礼貌和尊重？我说了几声对不起，她没有缓和，关车门的动作很重。我招手说“再见”，她不理我。
小全打来电话，连声道歉。他和几个实习生已出发好远，把—我—忘—了。让我自己坐公交去。
她笑出声：“你真的不像领导。”
我：“……”
“我，又矮又暖，不是吗？”
小全：“我保证，我是真的，真的，把你忘了，我不是故意不叫你。真的，不骗你。”
“？”
我当然相信你是真的了，一个公务员，去开会只记得带实习女生，却把主管领导落下了，这能是假装出来的吗？你经常说我是“最没有架子的领导，最不像领导的领导”，我看呐，在你心里，我就根本不是领导。
“很矮暖是吗？”
我追去会场，小全捂着脸在台阶处等我，迎接我的笑骂。我把文件卷成筒，拍他一下。他让我饶了他。好吧好吧，我饶了你，你明天继续用微微发烫的心情上班吧。
我去南门“永宁里”开招商会，一个姑娘问我，碑林图书馆能不能办电子借阅证。我打开手机程序慢慢给她讲。她说：“以前开会遇见你，没和你说过话，以为你很高冷。今天一接触，发现你，哎呀，一点都不高冷，很那个什么。”
在我们局，编号101的房间是局长办公室，102是在任多年的杨副局长，103病休在家，最近新补了田副局长进来。104是我，105是普通科室。编号意味着次序，这就像天平附带的金属砝码，排成一列，依次缩小。我看看身前身后的位置就可以推断出来，我是一颗临时挂职的替补砝码，紧挨着群众，处于“领导”的最边缘。
我们这里不会这样。“副处”是一个坎儿，从这个级别起，人的面孔需要变得严肃。领导的公开形象不苟言笑，私人生活的部分被擦除，不能和下属嘻嘻哈哈。
田副局长从部队转业而来，自从他来，我的门很少被敲开，工作变得稀薄而清凉。我听见前面三位在走廊里的谈笑声，也看见他们三人并肩从窗外掠过的身影。几个月后我就要离开，在重大事务上，我的声音大概会被降噪。
我想起国外学校官网的一些“领导”照片，院长站在灶台旁拿着烘焙夹，往银色花纹的大盘子里盛放松饼，身旁立着一条金毛犬。侧旁文案描述他的学术成就，并叙说他对厨艺的热情和对家的眷恋。在工作形象中流露私人爱好对他们来说好像是加分项。
比如职务升迁问题。局里几个人滞留副科岗位多年，称自己得了“副科病”，这病尤以文化馆馆长冯云最重。五年前，冯云以副馆长职务“代为主持”文化馆工作。她之前的文化馆，蛛网滋长，霉斑入墙。路人惊讶：“这居然是政府单位吗？”几个馆员有病休的，有失踪的，馆内几乎无人。前馆长外号“皮包馆长”，每天不在办公室，只把公章装进皮包，到处游玩。谁要用章，得打电话问问他在哪儿。冯云接手之后，平整院落，清洁修葺。轻微斑驳的唐代仕女仿塑迎在门口，秦地戏曲的生旦净末头饰纳入玻璃窗中，雕花屏风和青瓷鱼缸往中央一隔，这里像是个“单位”了。馆员陆续回来上班，她还招纳几名实习生，做“非遗进校园”和“非遗直播带货”，又联系奢侈品牌合作设计非遗Logo产品。她的微信朋友圈活泼，工作片花剪辑成短视频，贴上雅致的片头片尾，如同一条条小鱼儿在手机里蹦。省市领导都认可她的成绩，但她就是做不了正馆长，始终只能做副馆长。
樊雨以前和我说话很恭敬，最近变成“宝贝儿局长签个字呀”，语气有点像我的学生。可我学生常常叫我素秋，这里没有人叫我素秋。一个科长是我闺蜜的好友，我对科长说，你和我闺蜜那么熟，就不要跟我太客套，私下没人的时候你叫我素秋就行。她不，她始终叫我杨局。
我这才知道，官方文件里的正馆长是栗主任，而官方文件里的办公室主任是另一个人，栗主任只是“代为主持”办公室工作。栗主任为什么不能被正式任命为“办公室主任”？因为他是事业编，不能进入公务员编制。即便他已经是全大院广为传颂的模范办公室主任，他的官方身份也只能是文化馆馆长。而且他在文化馆这个事业编序列里，无法被提拔到市级或者省级更高的职位。他学历是中专，身份是工人，正科级是他职业生涯极限。
年轻人在政府里都是这样小心翼翼。有天早上，大厅柱子后面有一条鲜艳的裙子在躲我，接着露出一只眼睛，是旅游科的樊雨，刚毕业的大学生。她看见是我，笑嘻嘻走出来：“吓死了，我以为是局长，我今天起晚了。”平日里只有局长一个人穿细高跟鞋，笃笃笃的声音非她莫属。这天我也穿了，樊雨听岔了。她迟到了十分钟，以为要挨局长批评，发现是我，捂嘴笑着跑进办公室。我推开她的门，说：“我以后不穿高跟鞋了，免得吓着你。”
去年年末局里召开年度总结大会。这样的会议通常没有惊喜，人人念稿，罗列本年度的工作成绩和缺陷，展望未来，大体如此。但是栗主任全然不同，他只是偶尔看一眼稿子，更多的时候看着我们。他没有套话，缓缓讲述这一年来的日常工作，像是为包子捏褶一样，一褶一褶推进。在中段，他援引热播电视剧中的台词引发我们欢笑，接着，又恳切承认自己年龄渐长造成的视野狭隘和工作遗憾，会场里静下来。最后他把褶子聚在一起，黏合之处捏得巧妙，不留痕迹。他工作已经快三十年，居然还没有倦怠，还愿意花时间去写这样真这样长的年终总结，我感到佩服，正想带头给他鼓掌，大家的掌声已如同热浪。
很久以后，他们告诉我，那天是第一次进入政府单位，心有敬畏。体制给了他们一种距离感，不敢接近，不敢说话，也不敢喝水。
栗主任是一个优秀的主任，冯云也是一个出色的馆长，但他俩关系紧张。只要栗主任的位置动不了，冯云就提拔不了。去年，冯云在101办公室哭诉自己的委屈，拿到了来年兑现的口头承诺，今年却没有兑现。我接到电话去安抚冯云，冯云已在叫嚷。她坐在局长对面，没有化妆也没有佩戴耳饰，头发简略一扎，手在颤抖，语速奇快：“凭什么？凭什么？因为别人是工人身份，就影响到我的调职？”
这些实习生来自我校播音和编导专业，辅导员推荐来的，我并不认识。刚来的第一天，我们围坐在长条桌旁开个短会，我给他们倒好水，他们从始到终没碰过杯子。依我从前的印象，播音编导专业的学生比较活泼，没这么害羞。我说：“别那么拘谨，咱们都是一个学校的，叫我杨老师就行，不必叫杨局长。”他们只是点点头。
她又走到栗主任办公室去，很快，二人的争吵声炸开来。我把她拉回我房间，倒了一杯水给她。她哭了，开始讲，当年修葺馆址，一楼墙壁破烂，那么多壁虎和蜘蛛；二楼公房被人强占多年，她掐了电断了水，吵了多少次架，那些不讲理的人才搬出去。没来文化馆之前，她办美术培训机构，赚不少钱。后来为什么到清水衙门文化馆来坐班？对非遗文化感兴趣，想做点事。现在可好，晚上老加班，孩子也管不上。老公说：“你图什么呢？又提拔不了，还这么卖命。”正科比副科高的那几百块钱工资，她不在意。关键是，用心干工作需要一个肯定。去别的区县开会，她老被笑话，干了这么多年正馆长的活儿，四十五岁了，还是个副馆长，脸上怎么挂得住？
小全说：“当然是啊！”
她哭，我就让她哭一会儿，不打断她。就算是一件事重复讲了三遍，我也得让她讲。我递给她面巾纸，顺着她的话讲她的委屈：“我都知道，我都知道，同事们在背后都这么说：‘我要是冯云，我也闹。’”
“不对啊，小全，你怎么突然变了？是不是因为咱们这新来了几个实习女生？”
我没有向她允诺什么，她也没有向我索要什么。那个关键的内核，我们都小心翼翼地，没有碰。我想，她也明白我的处境。让她在我办公室里多哭一会儿，轻轻拍拍她的脊背，我所做的只能是这么多。去年我尝试向上级反映她的难处，以求解决，但在上级含混的表情中，我知道了我的重量。更何况最近，我的脚下已抽空，我的意见将消失在这层楼道，不能去往更远处了。
小全是文化科最年轻的干部，我来了大半年了，他每次和我打招呼还要微微鞠一下上身。这几天他有些异常，走路一闪一闪跟小波浪似的，嘴里哼着小曲，见我也不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