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新加坡学习考察后，深圳市委、市政府决定重新定位深南路：全路段设计标准宽度为140米，两边绿化带各30米，路面净宽80米，并在路中间预留了16米绿化带，以做将来建设轻轨之用。140米的宽度同样招来非议，有人甚至提出，这个宽度快赶上长安街了，但是后来被拓宽的这个140米至少说明了一点：深圳发展实在太快了。
深圳的发展总是在一眨眼间，50米后，深南大道又迎来了它的再次拓宽。
拓宽与堵车就像一个胶片被快进，从空白的画片到越来越多的车辆占据画面位置，这座城的快速现代化在这条道上被淋漓尽致的演示。对于它，有人这样赞颂：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边还在议论，那边已经有人开始建设了。建设者们把道路中的一个个山头铲平，把路拓宽、拉直。与此同时，一幢幢高楼沿深南路拔地而起。1983年，最早的2.1公里长的一段深南路拓宽已完成，这时，人们发现，就连50米宽的路也开始堵车了。
深南大道是这个城市的精神象征和精神归属，
深南大道是深圳的标志，30年内从200公里拓宽到6000公里——整整30倍的记录，也是典型的“深圳速度”。深南大道位于深圳特区中部,东起罗湖区沿河路新秀立交，西至南山区南头特检站，全长28公里，横穿罗湖、福田、南山三区，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城市主干道和景观大道。最初，深南大道只有7米之宽，设计部门提出要将其拓宽至50米。关于这个提议，很多人反对：“小小的深圳，有多少车啊？需要修这么宽的路吗？修这么宽的马路要花费多少钱？简直是资源浪费嘛。”难怪当时的人们会这样想，有谁会料到它几乎记载了深圳的变迁史。
它展开了这个城市的开放胸怀：市民中心，中心公园，世界之窗，五洲宾馆；
那么深圳呢？我想，造成深圳城市语境缺失的原因正是在于它的年轻，与北京、上海搁一块，立马就没有历史上下文的照应了，唯一找到的坐标便是深南大道。
它见证了这个城市一天天长高：国贸大厦，地王大厦，报业大厦；
“深圳不像北京、上海那样耐读，也不像它们那样易读。北京有城门，上海有外滩；北京有胡同，上海有里弄。望城门，串胡同，一路吃着冰糖葫芦或萝卜赛梨，一路听着嫩黄瓜般清脆的北京话，你会发现自己很快就进入了北京城。逛外滩，走里弄，一面辨认着旧租界和老公寓，一面听上海人用直截了当的上海话飞快地讨价还价，你很快就会感觉自己已置身于上海滩。北京和上海，在你心目中是感性具体的，也是生动鲜活的，还是形象鲜明的。”（《读城记》）
它雕塑了这个城市的美好瞬间：小平画像，拓荒之牛，深圳的深红，舶来的深蓝；
30年内扩张30倍
它拨动了这个城市的文化旋律：深圳书城，深圳大学，深圳大剧院，深圳科学馆；
一位资深旅行社经营者说，广州也想趁2010年亚运会之际学上海世博会，搞旅游开发，但是“前几年还比较流行广深珠游，可展示改革开放的成果和面貌，而现在内地城市也发展起来了，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已经没有太多东西吸引内地游客。对国外游客而言，广州本地的传统文化如西关文化等，随着城市的大拆大建，也已逐渐消失”。
它激活了这个城市的发展脉络：华侨城，科技园，高交会馆，赛格电子广场。
改革开放以来，在广东“话事”的一直是经济发展和这一发展所必需的现代化速度。但是，过快的速度和白热化的竞争，也让广州，尤其是深圳逐渐失去了“广东味儿”。易中天说“深圳是一座没有方言的城市”，而即便是粤语主阵地的广州，也在亚运年“掘金”之际，让广州人感到尴尬。
只是，这条大道总少了点人文韵味，千篇一律的现代化模样带来了城市历史的“缺场”。
话事，读蛙（wa，阳去声）士（xi，阳去声）。本义是用说话去传述事情，引申为行使权力。广东人的饭桌上常常出现这样有趣的现象：大家推来让去，总不去吃那只唯一的鸡头、鱼头或乳鸽头一类。因为或鸡首或牛头，均有一个指挥全身各系统的大脑和一张代表大脑发号施令的嘴巴。广东人对这一首脑行为一言以概之：“话事。”
深圳速度
2.速度“话事”
穿梭在深南大道上，你总会看到一座高160米、53层的国际贸易大厦，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之前，这是国内最高的建筑。当时，这座建筑不仅创下了最高的记录，还创下了另外三最“最早”、“最先”、“最快”。它是我国最早实行招标的建筑工程；是我国最先大面积应用滑膜施工的建筑；是创下“三天一层楼”最快建筑纪录的代表。
深圳、广州这两座珠三角“双子星”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浪潮中闪闪发光，但实验性的产业结构却磨损了它的光芒：外资带来的“世界工厂”和内资促成的散兵游勇使得其在新时代的资本市场角逐中，缺少了战略依托和核心竞争力。
大厦建筑师向香港第一高楼和合大厦取经，不仅照搬一个旋转餐厅——“旋宫”，还在国贸大厦四方笔直的建筑主体顶端设计了一个停机坪。国贸大厦的落成不仅让“深圳速度”名扬四海，更成为当时向世界昭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
但是，如今的这种盛况却渐行渐远，正如企业界流传的一句话：上世纪80年代看广东，90年代看山东，21世纪看浦东。中国经济版图上呈现出一片南雁北飞的景象，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浦东大开发启动，珠三角的强势地位便遭威胁，一方面政策优势与区位优势丧失，中国加入WTO，全国都呈现出全面开放的格局；另一方面，成本优势也丧失，当年香港工业北移首先登陆珠三角，现在长三角城市却成为国外工业转移的首要对象，长三角土地规模和人口规模是珠三角的两倍，从城市化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来看，中国经济实力最强的35个城市，有10个位于长江三角洲，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该地区也占了一半。
那时，建筑工地上流传最广的一句话便是“奖金不封顶，大楼快封顶；奖金一封顶，大楼封不了顶”。中建三局的上层和大楼建设者像攻关一样，以第5至10楼,7天一层；第11至20楼,5天一层；第21至30楼,4天一层；到了30楼以上,进度达到了3天一层,其中最快是两天半一层的速度完成了这座地标。
一时间，“粤货北伐”倍显意气风发。大江南北都流传这样一句广告词：“好空调、格力造”；《女友》专栏作家桃之夭夭也爱在其时尚杂文里“淘广州外贸”。商品捎带着“粤语文化”、“粤菜馆”一路北上，让整个上世纪80年代的内陆都摇曳生姿起来。
国贸大厦几乎只是深圳快速建城的一个开场白，随后，不仅在高度上，速度上、数量上，深圳后继建筑都频频刷新纪录。
广州自唐宋时就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港，在对外贸易方面，除了在全国范围内最早设置市舶司之外，商品的经营也占全国之冠。北宋《萍洲可谈》记载：“崇宁初，三路（广东、福建、两浙），各置提举市舶司，三方唯广最盛”。广州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清朝时的“十三行”更是广州早期商贸的雏形，当代，著名的“广交会”又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窗口。再者，广州处于珠三角的中心，这地缘优势与历史背景都使广州对“外贸之都”的地位当仁不让。
国贸大厦落成四年后，深圳地王大厦以“两天半一层”的纪录刷新了“深圳速度”，也以383.95米的楼高重塑了深圳的高度。2009年9月，新的“深圳第一高楼”奠基，那就是平安国际金融中心，设计总高为588米。
上世纪80年代，“千年商埠”广州也在改革开放的传奇中为自己谋得了一席之地。当时，以香港资本为主要投入的“三来一补”企业群落成为最前沿的新生力量，日夜轰鸣的机器声推动着珠三角制造业的发展。有产就有销，产销结合自然催动了贸易的繁荣。
深圳，仅仅用了30年的时间就将一个小渔村变成了世界著名建筑设计师雷姆·库哈斯所感叹的“深圳这座城市的中心区，已经能够与世界其他著名城市中心区相媲美了”。他说，“很多年前，我第一次来深圳的时候，深圳还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小城市。当时，对很多外国人而言，大家对包括深圳在内的珠三角地区并不熟悉。没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深圳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令我印象深刻。”
“外贸之都”的尴尬
库哈斯发表这段言论时，正值他为深圳设计的深圳证券交易所营运中心封顶之时。深圳证券交易所营运中心耸立在30多米高的“漂浮平台”设计，是世界上最大的悬挑平台，也是“世界上最大空中花园”，这个设计取意“中国经济蒸蒸日上”的好彩头。对于这座深圳和中国金融业地标，中建三局董事长熊德荣说，中建三局曾创造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和两天半一层楼的“新深圳速度”，如今一举攻克世界最大空中平台难关，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彪炳建筑史册。
万科的故事可以说的很长，但是万科却是当年深圳新兴企业的集体缩影：“灵活”、“创新”、“大胆”、“拼搏”。这个城市的试验培育了这样的因子，以至于不管你来自哪里，只要到了深圳也会被这种氛围所冲击，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你追我赶。
但是，这种狂飙突进的快速建城却让人不得不反思著名平面设计师韩家英所言，“深圳是白纸一张，它跟北京、上海这些城市不一样，给它放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在规划上更要有审美和长远的眼光。”
凤凰涅槃，经历了这次改造，万科赢来了之后戏剧性的发展。万科从1988年开始介入房地产开发，由于缺乏政府背景，他们拿的第一块地的地价高出市场价十倍以上！对此，万科人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当年的万科就像个野孩子，别的孩子有饭吃，万科却得自个找饭吃，甚至是去抢饭吃。正是由于自己是个迟到者，万科才自我定位为“领跑者”以此激励自己不断提高。这点让同行觉得万科人都有点“怪”：从最初的“物业管理牌”到“规划牌”、“环境牌”，再到如今的“环保概念”、“高科技智能化概念”。
就拿深圳CBD来说，深圳CBD与上海的陆家嘴几乎同时于90年代初开始开发建设，时至今日，陆家嘴已经蜚声国内外，与纽约曼哈顿、伦敦金融城、东京新宿、香港中环比肩齐名，但在国内或国际上却很少有深圳CBD的声音。
来深圳后，王石经历了一年的扑腾，也悟出了些许门道。1984年，他组建了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任总经理，利用特区在进口方面的优惠，“倒卖”起当时非常走俏的录像机，公司规模和利润急剧膨胀。1988年时，公司的净资产已经从1984年的“0”跃增至1300多万。提起这段发家史，王石也会很坦然：“在市场秩序和规则建立以前，成功的背后肯定是投机，是冒险……英雄莫问出处”。但是，王石的野心决不止步于昙花一现的暴发户，很快他就和同事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对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尽管遇到无法想象的阻挠和压力，公司还是迅速地完成了股份制转换，成为中国大陆第一家按照国际惯例向社会公开发股的工商企业，并且更名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发展、深宝安等一道，被称为股市的“老五股”。
如果你去过深圳，或许会有这样的感官体验：在寸土寸金的城中心，一边是破烂的城中村，一边是豪华的商务建筑群，这种极端的不和谐显得十分扎眼。
1983年，任职广州一机关干部的王石辞去了公职，孤身一人奔赴深圳。那年头，能在国家机关里谋上一官半职是大多数人的目标。但是，王石却做了这样“离经叛道”的决定，而这一举动也有个新名词叫“下海”。
最典型的就是福田CBD金田路两侧的建筑，西侧是高档写字楼与五星级酒店，东侧则是岗厦河源片区的农民房群落与工业厂房。2010年7月22日，《南方都市报》上的一则新闻又撩起了深圳的这块伤疤。报道说，在福田CBD中有一个大中华广场，此广场被称为福田的地标性建筑，这里坐落着超五星级的喜来登酒店。入住喜来登豪华套房的宾客推开窗户，看到的不是宜人景色而是突兀的堆积如山的废品。那是一个大型废品站，就在大中华广场的南侧，面积近千平方米。收购站的周围时常停靠一些人货车、三轮车，有些废品贩子则在四周设立流动收购站做起二手中转生意。前往贩卖废品的，先被废品站周围的流动收购站收走废品，然后再转卖给这个大型废品站。除了金田路，紧邻CBD的福田南路也几乎被流动废品站所“占领”。
万科的董事会主席王石在接受《城市中国》关于“深圳再生”专题采访时说：“归根结底，深圳的成功在于：制度因素。深圳能涌现出优秀新兴企业群体，更像是历史必然进程中的偶然事件，那样的制度环境，那样的机遇，已经不可再现。在未来，只有涌现出更多优秀的新兴企业，深圳才能证明自己，并昭示历史本身。”
农民房只是深圳CBD的败笔之一，一位作者在他的《深圳CBD的10大失败》中分析出了10个原因，而最主要的正是：深圳政府对于CBD的认识缺乏高度与深度、CBD的规划缺乏战略扩展空间、CBD的土地开发缺乏合理的节奏、没有高标准引进开发商以致中小开发商急功近利缺乏城市责任、分拆销售写字楼等。
传奇缔造者
深圳一贯追求的“速度”在城市建设初期刷新了一个又一个纪录，但是，“欲速则不达”的古训也在深圳得到了诠释，过快的发展造成了困扰日后的“顽疾”。
这是深圳不得不面对的尴尬，无论是最初的“战天斗地”，还是如今的改革动力弱化、改革精神淡化，实际上深圳始终都是一个参赛者的身份，习惯于为自己寻找一个“假想敌”，然后在竞争中，搏输赢。否则，这座城市就会失去了前进方向，甚至是发展的动力。“过去改革的主要动力很明显，那就是改变贫穷的状况，”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郭万达说，“现在深圳人均GDP超过1.3万美元，很快就成为世界级的发达经济区，那么未来深圳特区发展的动力在哪？”这是眼下，深圳最大的困惑，她被自己的“速度”绊住了。
3.双子星再定位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宏观经济室主任党国英表示，当中国经济向世界全面开放之时，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央给予经济特区的优惠性政策优势已逐渐消失。“创造特区就是为了让特区经验给全国分享，总给某些地区特殊政策，别的地方还怎么发展啊？”党国英分析说，“从某种角度说，创办特区的初衷就是为了让特区‘不特’，让全国来学特区。在中国全面走向世界之后，特区‘窗口’意义下降，这块招牌现在已经不再包含多少政府资源。”
深港大都会
从最直观的经济数据上看，让经济特区一直引以为豪的“深圳速度”近年来在国内已毫无优势可言。“天津近几年来的经济增长率每年均在16%以上，深圳的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大概是11%左右”，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谭刚坦言，“一个经济特区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来支撑，那么特区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就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了。”
从1980年，“特区”成立开始，深圳一直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但是，早年所创造的政治经济奇迹却在逐渐归于庸常，就像文化评论家朱大可所担忧的：“以‘深圳速度’命名的狂飙运动一去不返。这座被降温和降格的城市，面临着跟其他城市相似的发展迷津。在丧失了‘特区’的政治优势之后，深圳只能转向单一的经济”。
时至201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迎来了她的30岁生日。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大家最关心的话题是：谁能给深圳“第二次高潮”？因为就在深圳30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的背后，弥漫着一股焦躁不安和忧心忡忡的情绪，这是来自北京、广州和深圳的经济专家的一致判断。
那么，而立之年的深圳路在何方？这块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在新一番经济格局中又是怎样定位？
正如《大道30》所总结的那样：深圳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教科书，比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为整个中国所提供的观念价值和制度价值。但是，常林石很遗憾，现在的深圳开始慢慢地失去了这些特点，很多改革都在原有的体制里面兜圈圈，制度创新没有突破，现在官员的行政级别和机构设置和内地已经没有任何差别，无特可言，当年深圳政府机构办事的雷厉风行现在已不是深圳特色，再往前走，还能走多久，还有什么问题没解决，需要考虑。
曾经依托香港海外投资与产业进入的深圳于2006年再次将目光瞄准了南边。2006年7月，在《深圳2030城市发展策略》中，明确定位为“与香港共同发展的国际都会”（深港同城）。2007年8月，香港具有重大政策影响力的智经研究中心也发表了《建构港深都会研究报告》，该报告在回顾总结过去30年港深两地经济整合的趋势和现状后，也提出香港应该和深圳携手打造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港深都会”。
老蛇口人常林石经常说：“这在当时可能是无意，但是在今天看来，这却是中国第一个商品房的雏形。”事实上，这只是当年深圳所创造的无数先例、“第一”中的一件而已，之后，深圳还创下了物价改革、企业产权转让、住房制度改革等众多“中国第一”。这些“第一”在常林石看来体现出的最大特点就是“放权”，在深圳发展早期，这点表现尤为明显。
这个近乎国家战略层面的决策已经在普通市民的身上得到了实现。2007年时，李安的《色戒》在港上映，香港票房的1/3由内地居民创造，其中尤以深圳影迷贡献最多。完成这趟色戒之旅只需这样简单的几步：20元签证费、30元交通费以及70元的电影票。同样，深圳也成了许多香港市民买房安家、双休日扫货的“后花园”：从冒牌手袋到假首饰，从书籍到蔬菜，从桑拿到补牙全干。就像TVB剧集里经常出现的那样，香港的老太太拉着购物小车，往返于深港两地。这样的方便在不久之前都是很难办到的，然而，现在却轻而易举。同样，以深圳作为中转进出香港也成为全国各省市除可自由行地区外，其他持L签证的个人的选择。个人与旅行团从最初的罗湖口岸，到现在福田口岸、皇岗口岸、深圳湾口岸等7个口岸，有了更多进出香港的选择。尤其每年的圣诞、盛夏打折季，从内地去香港的购物团蜂拥而至。据说，从前SASA化妆品店里的导购小姐只说粤语与英语，现在，普通话反而成了她们每日说的最多的。
双方在爽快的谈判之后，刘天就开发出了一个楼盘，那就是著名的“东湖丽苑”。第一期共有108套新房，他把房子的图纸设计出来后就开始在香港叫卖，仅三天，108套还在图纸上的房子就一售而空了。“东湖丽苑”的一炮成功，让深圳人大大开窍，他们很快拿出新方案，提出了收取土地使用费的思路，每平方米收土地使用费4500港币，这个地价仅相当于河对岸的香港的1/11。深圳用收进的数亿元钱削掉土丘、填平沟壑，开通公路，通电、通水、通邮政。从1980—1985年的5年里，深圳实际利用外资亿元，累计完成基建投资亿元，建成了一大批新的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工程，初步形成了九个工业区，香港和国外商人纷纷涌进特区办厂、开公司。
除了口岸，备受争议的广深港高铁的港深跨境段与香港段也将在2014年贯通。届时，从深圳到香港西九龙只需16分钟，从广州至香港也从100分钟缩短为40分钟，香港与珠三角的一小时、两小时经济圈也不再是传说。
当时，香港妙丽集团董事长、《天天日报》社长刘天就听说了这一消息，第二天就迫不及待从罗湖桥来到深圳。由于那时从香港到深圳还没有公交车，更没有出租车，情急之下，他找来一辆自行车让别人骑着，他则坐在后架上一路颠簸来到深圳市政府临时办事处。
这些都只是港深两地关于共建“港深大都会”一揽子布局中的一部分，更大的蓝图是：3000平方公里，2000万人口，2万亿元人民币的GDP，4000万人次的机场吞吐量，4000万标箱的港口吞吐量等。
“那时有香港人对我说，‘你们是捧着金饭碗没饭吃，英女王能把黄土变成金，你们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将黄土变成金？’”他被一语惊醒。于是盘算通过出租土地来换现金，但是，这一想法在当时无疑于一个深海炸弹，他翻遍了马列原著，希望找到社会主义理论支持，终于让他在《列宁全集》里查到这段话“……住宅、工厂等等，至少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有了革命导师的金玉良言，骆锦星也敢大胆去想了，于是，他支了这一招，就是采用补充贸易法：深圳出土地，香港投资商出钱，建城房子按比例分房子或分利。
实现这一蓝图的第一步已经跨出，深港正在合作将深圳前海打造为“东方曼哈顿”。前海位于深圳西部蛇口西北部的南山区，多为填海用地，片区占地总面积达30平方公里，相当于香港的两个油尖旺区。该片区的功能定位为：深港合作先导区、体制机制创新区、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结构调整引领区。重点发展创新金融、现代物流、总部经济、科技及专业服务、通讯及媒体服务、商业服务六大领域。这点源于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封小云教授所分析的，“转型崛起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产业结构的服务化，而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例不仅低于全球60%的平均数，更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而深圳的比重也低于50%。”因此，此次深圳的转型似乎应了美国学者斯其维·沙森的一句话“全球城市的特征是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城市”。
1980年，时任深圳市房管局副局长兼罗湖区建设工地总指挥骆锦星就在他的《敢为天下先，黄土变成金》的文章里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前海湾保税港区作为前海地区的先期启动区，重点发展现代物流和供应链管理服务业，主要吸引金融、保险、航运、贸易、信息等相关服务业入区。另外一个先期启动区前海商务中心区将重点发展创新金融、会计法律服务、金融信息、科技服务、通讯及媒体服务等现代服务业。“从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方向上看，前海未来将发展位于产业链最高端的一系列产业，其服务范围将是包括香港在内的整个珠三角。”深圳市规划国土委副主任许重光说道。
在这一过程中，深圳创造了很多个“第一”。
未来的“首善之区”？
这是一场梦想与现实的较量。深圳在“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口号下，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格言中，力图向世人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广东双子星的另一城市广州，目前也面临着城市转型的困境。《2010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发布后，不禁发现，据蓝皮书预测，未来十年，最具潜力的一线城市中，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成为最被专家们看好的城市。在国家的五大中心城市中，独缺广州。
但是，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提及当时情况，却这样说道：“国家拿出3000万元的贷款专供开发深圳经济特区，这一数字的微不足道与日后开发浦东相比，真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可见，特区在当时纯属试验性质，中央政府对之并不抱战略性期望。”
曾经叱咤风云的广州为何落榜？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研究所倪鹏飞博士给出的分析是：北京入选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崛起，北京未来必将建成享誉全球的世界城市；上海作为长三角中心城市也将崛起成为世界级大都市；天津入选是由于滨海新区的开发以及中国经济重心的转移；而重庆入选则因为其是西部最大的直辖市。“从我们的研究角度出发，相比而言，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座城市更具有代表性。现在广、深的综合势力已经非常强，基数已经很大了，增长幅度自然不能与中小城市比。”这个观点与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认为，“基数大的城市，比如广深，增长空间就相对有限”。
第一个原型很快就在招商局“第29代掌门人”袁庚的主持下启动了。荆棘丛生的蛇口，第一个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第二个原型则在1980年3月24-30日，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托，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广州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会议上提出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当年8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正式宣布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置“经济特区”，这就意味着深圳特区正式诞生。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丁说：“它的诞生，是炸开了当时经济体制的一个缺口，将深圳推向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的巨变源头开始，深圳梦开始起步。”
那么，广州究竟路在何方？与“上海是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相比，广州的“中心”一直显得摇摆不定。这些年来，建设包括“首善之区”、“国际大都市”等各种战略目标的提法不下十余种。直到2010年，在几经改变的城市定位中，广州的发展目标终于尘埃落定，正式提出自身城市特质——“国际商贸中心和国际文化中心”与自身城市定位——“首善之区”。
凤凰卫视财经评论员朱文晖认为深圳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主要来自两个原型：其一，1979年1月6日，中国交通部在香港的下属企业招商局向国务院提交报告，要求在蛇口设立工业区。这虽然只是一个企业行为，却从深层触动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它需要各方面的配套。其二，广东省在1979年初讨论在汕头和宝安建立“出口特区”的想法，建设深圳和珠海出口商品基地时，要求中央在对外经济活动中给予广东充分的自主权，加快经济发展步伐。为此，邓小平指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虽说商贸与广州的关系历来紧密，但是，广州是否以此作为核心竞争力还有待推敲。据广州政府的意思是，广州建设国际商贸中心是出于五方面的思量：第一，有悠久的商贸业历史和文化积淀。广州是千年商都，从2000多年城市发展历史轨迹可以看出，广州这个城市因商而生、因商而发展壮大、因商而辉煌，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历史上广州商贸业都深具影响力。广州曾经因为对外通商而繁荣，特别是明清长期锁国，唯广州一口通外。广州在清代有著名的十三行，到1850年左右，在世界城市经济十强中名列第四，靠的主要是商贸业。第二，商贸业是广州的重要产业。广州目前是全国第三大经济体，综合经济实力很强，产业体系十分完整，但第三产业尤其突出，在国内排第二位，占GDP比重超过60%，商贸业功不可没。第三，有良好的商贸服务业发展环境。广州有独特的区位和交通枢纽优势。广州位于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中心，也是华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和区域中心，已高标准建设了空港、海港、铁路枢纽、信息港以及国际性会展中心。“广交会”号称中国第一展，在中国外经贸发展中地位举足轻重，在世界上很有影响力。加上地处开放前沿，毗邻港澳，广州的营商环境成熟度在全国位于前列。福布斯2009年发布的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广州排在第二位，仅次于上海。第四，有发达的功能区域载体作为支撑。在新一轮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广州优化细化区域功能，及时对区域产业进行调整，中心城区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总部经济。新城区根据各自基础和条件，建立了一批商贸产业园区，相应发展各自的商贸优势产业，广州商贸业发展潜力巨大。第五，广州有强大的珠三角制造业和城市群作为依托。珠三角制造业发达，这为广州打造国际商贸中心提供了重要依托。特别是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推进广佛同城化，建设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经济圈，为广州利用珠三角城市分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走高端发展的路子，大力发展现代商贸服务业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这一定位无非是想在新时期重新擦亮“千年商埠”、“外贸中心”的金字招牌。
“特区”作为一个专业名词最早出现于延安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特区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磨砺出“自力更生”的独立精神，这一精神而后成为中国的一项国策，用自给自足的方式对抗西方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特区”一词一直带有很强的政治意味，直到1980年，几件看似偶然的事件造就了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经济特区——深圳，而这偶然很快就演变成了必然。
但是，“文化中心”就不得不让人心生疑惑了。在北京千百年文化中心的背景下，广州是否占据文化优势？虽说历史上，广州是百越文化、中原文化、西方文化等在内的东西方文化交汇融合地，而且又有岭南文化的重要支撑。但是，这股力量好像并不如北京文化来得影响深远。北京有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一批艺术院校，还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一流文化学府；除了人才培养，北京还是全国文化人才的聚集地，他们从事媒体、文化创意产业等，著名的代表就是798；同时，北京也是国外文化在中国的大本营，像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之类的国外文化先锋。
深圳式第一
与深圳相比，广州显然还没有找准自己的定位，广州的核心优势也还待发掘。广深两地在改革开放初期，一直是中国经济的试验田，为中国经济带来了冲破僵化体制的活力，但现在，两地都面临着城市发展的瓶颈，这些瓶颈来自自身的产业格局、发展模式，这些瓶颈也影响着两个城市的出路与生活在此或即将生活于此的人们的走向。
易中天用“生猛鲜活”四字来形容广东，因为这方水土“不但出思想家，而且广东的思想家，不是革命者也是革新者，没有一个是保守派”。如：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他们无不发出了震惊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声音。生就是有生命力，猛就是有爆发力，鲜就是有新鲜感，活就是运动性。这是广东的特色。但凡事皆应有度，一旦冲过了头，竞争就会使这片土地“发高烧”，甚至陷入无序的局面，而生活在其中的你我他，自然也倍感焦灼。
结语
1.生猛鲜活话特区
广州和深圳这两座城市，可以说是广东的典型代表。一座蕴藏着广东悠远的岭南文化、一座则昭示着广东的现代化文明。尽管，两者存在时间上与文化上的差异，但是，两者却置身相同的大背景中：改革开放与“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中国式现代化。
30年过去了，现在的广州与深圳是否一如当初门户敞开，是否还是那个都市寻梦人的乐园，是否仍在不断缔造淘金奇迹？中国有句古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站在这条河流边，我们捡拾河里的沙子，力图看清这两座城市……
改革开放的大门最先在广州、深圳打开，那片土地获得前所未有的新鲜空气。当一个个神话诞生，一种种模式形成，掘金者开始蜂拥而至。同时，广州和深圳也在“快进”的路上比肩同行，与“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的速度赛跑。
正是在这样的发展背景和求胜心态下，30年的历史维度与相距150公里的空间维度交织成一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样板戏，戏名为“春天的故事”，戏里主角有广州与深圳。一座千年商埠、一个经济特区在这场戏里为80、90年代的中国制造了如此多具有冲击力的字眼，“三来一补”、“土地拍卖”、“证券交易”、“合资企业”……一石激起千重浪，赶潮的年代催生了一批弄潮儿：王石、任正非、马化腾、马蔚华、马明哲等。传奇加身，他们的故事又吸引着一批一批与之拥有同样“不安分”因子的人们奔赴至此，来寻梦、来创业、来打拼。
所以，资源被越来越多的进入者分享，追求“效率”也把时间压缩，“快”成为一种常态，人就开始竞争、开始变得焦灼。
1980年8月26日，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被批准建立，对于广东来说，无疑就是“食头箸”，也是这方水土、这方人中意（喜欢）去做的事——有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但名次往往是靠争来的。广东好“食头箸”，喜欢争强斗胜，这样的性格适合剧烈变革的时代，但一味求胜的心态也容易使人迷失。
高压的竞争不仅影响着人们，也驱赶着两座城市拼命向前。广州和深圳虽然朝着国际都市的路上迈进，但也染上了“大都市病”，这些病深深的影响着城市里的人，就像病毒一样……
食头箸，读“蚀（xig，阳入声）投（teo，阳平声）住（ju，阳去声）”。大意是抢先一步、首先去做。类似的说法有“饮头啖汤”。例：“生人唔生胆，点食头箸？”（这样胆小怕事，怎么抢先一步去做事？）这话儿说白一点，就是第一个动筷子。因为广东人深悟“食头箸”的非同寻常，所以这话儿常常借用于许多率先打破陈规陋习的举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