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四姐妹的缘分，是因为史景迁先生认识张充和，他们是耶鲁大学的同事。一次我母亲来我家，我就把充和请过来吃饭，可能因为那一次的气氛很好，那天她的谈兴很浓，一旦开口，你才知道她的口才有多好，非常幽默，喜欢逗人，甚至会有些善意的刻薄，十分可爱。
金安平：我本身非常喜欢采访，那本《中国的孩子》(Children of China)也是采访的方式。采访的时候，面对孩子，我会本能地喜欢他们，会想了解他们的想法和世界，而面对长者，我觉得机会难得，他们更像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更多的是想记录。
平时充和很少讲家里的事，但那天她突然开始讲起她的祖母。因为我之前做过采访，她一开始讲故事，我就不停地问，把故事一直往下延续出来，我一边赞叹，她就一边丰富着她们家族的故事，十分过瘾。
《单读》：《合肥四姐妹》那本书，和《孔子》这样的历史写作很不一样，是纪实性更强的一本书，有大量的采访在里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本书出来？
第二天我就给充和打电话，问她可不可以跟我们再一起聊一下？以前她在这方面是非常谨慎的，但没想到这次她马上就答应了，这也的确是一种缘分，说不清楚的。她交友的标准十分严苛，而且不是说你是大名人，她就会对你有宽容，她完全由着个性来，喜欢谁就是谁，这也是我十分欣赏充和的一点。
金安平：我喜欢看侦探类的电影，相对来说，我更喜欢男性作家的作品，艰涩，需要耗费时间去读，去理解。历史小说也行，但并不是特别喜欢，我最喜欢的就是那种能让人发疯的小说，也许需要多次尝试才看下去，但非常有挑战，这可能和我喜欢考据学有关。
我没想到的是，充和不但一口答应，而且她跟我讲，说你可以回中国去见我的两个姐姐，二姐跟三姐，还有大姐是在加州，她说都没有问题，到时候跟她们写封信安排这件事。我简直不能相信!立即就开始和充和约采访的时间，生怕她有什么变卦。当然也不是正式采访，我们在一起就是聊天，录音的小时数不计其数，而且有时候她会突然问我：对了，我有没有和你讲过这件事？……后来书已经写完了，出版了，跟充和在一起时，她还会突然说：对了，我有没有和你讲过那件事？讲完之后，我就悔之不及，我说充和你当时为什么不跟我讲，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讲!很多非常打动人的事情，她都记得。
《单读》：对于文学和电影，您个人有什么样的喜好？
《单读》：她们四姐妹间还有一个通讯是吧。
说到来自孩子们的影响，比如儿子喜欢棒球我也跟着喜欢，像粉丝一样追球队，也会和儿子女儿们讨论电影、小说，他们甚至会开玩笑说我看的电影和小说太肤浅。我是个矛盾的人，一方面又非常喜欢考据，非常尊敬章学诚、刘宝楠这些史学家。其实做考据学就是要有一种好奇心，不管不顾，一门扎进去。从某种程度上，考据学更像一门科学，需要理性的分析。也有人问我说是不是受到大学数学专业的影响，我也不晓得。
金安平：对，叫《水》，是她们几个姐妹办的一本家族小杂志，里面有很多珍贵的资料。另外，她的大弟弟很早就过世了，但他的日记还在，《合肥四姐妹》的书里面有引用过一些。大弟弟文笔好，有段时间，我一直想写本书，关于他的那些日记。充和特别跟他大弟的女儿交代了这件事，大弟的女儿现在在贵州，后来也就耽搁下来了。因为这些事情和细心的安排，我一直十分感激充和，她的宽容，她的体贴的安排，帮我收集史料，包括她曾祖父的文章、二姐和大弟的日记，等等。没有她，那本书无论如何出不来。
金安平：父母给我的影响主要是在思考问题、做学术研究方面，或者看他们怎么样教育学生——毕竟我也是教师，这些给我很大的影响。爸爸在重庆大学的时候，接待过很多流亡学生来家里吃饭。而且教学方面爸爸比我好得多，他特别灵活，能因材施教，他的方式经常给我很多启发。从本质上说，我的生活更美国式，也许是因为很小就来了美国，在美国长大，受了他们文化上的感染。
二
《单读》：年轻人接触的新生事物对您的影响更大？
《单读》：以赛亚·伯林曾说过：研究历史需要一种想象力。在历史写作中，比如说像《孔子》的写作过程中，有很多千年前的生活细节、日常场景以及人的行为规范，是需要想象力再综合以资料才能复原的，您是怎么做到，并且把握好那个度？
金安平：我觉得影响是很复杂的，在考虑学术问题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这种考据的方式，但平时在生活中，我又完全是另一样子。朋友有时候会笑话我，我非常爱看小说、电影，爱跟年轻人在一起，在这方面，我反而受孩子们的影响更大，而不是上一代人。
金安平：首先，对于想象力，我有一种本能的信任。这可能和我小时候与父亲辩论庄子有关。其次，想象力本身有很多种，有司马迁式的想象力，有《左传》作家式的想象力，班固也有他的想象力，而庄子的想象力简直就是达到了疯狂的地步……我非常喜欢《齐物论》，那里面就蕴含着一种近乎疯狂的想象力。
《单读》：您受到他们的影响大吗？
在写《孔子》那本书时，我看了很多史料，后来觉得像《礼记》里的很多就不是史料，而是讲故事，有关于孔子的故事。你要在多大程度对它们达成一种信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反复阅读汉代的著述，尤其是《礼记》，其中很多的记载是比较晚的，包括有一些是西汉的逸闻，故事成分过重，仔细考虑之后，就决定弃之不用。主要以《左传》、《论语》加上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这里面就有很多历史的场景。
但无论是爷爷还是我的恩师房先生，他们都是走的考据这一派，从这一方面来说，他们都是沿着传统治学的方式在往前走。
那是寻古的一方面，但同时我又考虑其他的因素。我非常喜欢庄子，尤其是“外篇”《山木》等，我反而觉得庄子是最了解孔子的人，他对孔子有一种“同理心”(empathetic understanding)，这个“同理”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同情，也不是某个向度上的理解，而是一种整体层面上的理解。这就回到历史研究中的想象力的问题，历史学家在寻找史料的时候，尤其是研究千年前的主题时，他必须对研究对象有一种强烈的“同理心”，再加上他的历史想象力。
金安平：房先生以前在燕京大学的时候，去北大听过爷爷的课。听母亲说，爷爷完全是一个读书人，并不擅长直露地授课，所以上课时，他基本是整个人面对黑板，几乎不会转过身来面对学生，就像他仍然是在独处一样，和自己相处让他觉得自在，可以沉浸在他的学问世界中。我父亲就很不一样，父亲是个非常会讲课的人，这可能和父亲接受的是西方教育有关。
我觉得庄子就抓到这一点了。比如，庄子他对孔子和弟子颜回的关系，就有一种“同理心”的理解，而孔子在谈到教育、谈自己的各个弟子，只是一种道德想象力(moral imagination)，这和历史想象力(historical imagination)不一样。而庄子两方面都顾及到了，在《田子方》、《山木》篇中，他就在以一种丰富的想象力来抒写，他会嘲笑孔子，同时也会以非常低的姿态来嘲笑自己，以自身为参照系来理解孔子。每个人都有他的瑕疵和缺陷，你可以自嘲，也可以嘲笑他人，将自己和他人放在一种历史语境中，相当于把自己置身事外，来评价、想象和再现一群人，这是历史写作的精髓。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庄子观照出了孔子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精神内核。所以我在前言中说了，我决定将《庄子》作为一个重要的资源和研究来源，当然不会太多，因为它在史实上毕竟缺乏可靠性。但从历史的整体的想象力上，它很重要，抓住了本质。
《单读》：那爷爷和您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所的授业恩师房兆楹先生，他们的教学和研究方法是否有相似的地方？
《单读》：所以说，这是一种整体层面上的理解。
金安平：我们是住在台南，而李济先生他们大多在台北。台南跟台北很不一样，爷爷认识很多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的人，很多都是他在北京时候的朋友。那时候，他的朋友们都劝他去台湾，但他对国民党还是有些自己的看法，他爱的是国，跟党没有关系。爷爷最关心的还是历史，读他的日记就能感觉出来，他为了研究历史可以不顾一己之忧。而且，我们虽然去了台湾，但当时都以为过个两三年就可以回来，谁也想不到历史后来的走向。
金安平：有的时候，再现一个真实和饱满的历史人物，光靠史料本身是无法达到的。反而像庄子那样富有想象力的人，才能越过史实直达本质。比如我在书里讲到，孔子周游列国的线路，按司马迁的《史记》里的记述来复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反而一位日本学者在他的一个很短的“孔子传”里提到，《庄子》里写到的孔子周游路线反而比较可靠，就是从魏经宋，从宋到陈蔡，到楚，然后又到魏，最后回到楚国。而按司马迁《史记》中的那条线路，来回穿越，从时空上是不可能完成的。
《单读》：虽然金先生留在大陆，但他的挚友李济先生他们都去了台湾，他们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后来有交往吗？
另外，《孟子》中的一些史实也相对比较可靠，一来孟子是孔子子嗣的弟子的弟子，再一个他们隔的时代也不远，所以我引用了一些《孟子》互相对照，比如《史记》中有一些矛盾的地方，我会用《孟子》来比照。
我看过不少这样的日记，但我觉得爷爷写得最好。他的方式很不一样，当时他受到清末考据派史学家的影响，他也跟着那个模式写，是一个学者系统的思想记录，而不只是日记。
《单读》：这样的历史写作，和国外主流的历史研究是很不一样的吧？他们会严格遵循史料，每一句话都有出处，每个观点都按逻辑来。
金安平：爷爷留下了很多信件、书和诗作，包括写给朋友的小传，名人小传，还有他在重庆教书的时候学生给他的诗，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金安平：其实相去也不远，因为我大部分是征引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再就是《左传》。《左传》的年代记载相对可靠，《左传》最后记载孔子公元前484-479年周游列国完毕回到鲁国，跟《论语》里的记载可以互相对照。
《单读》：当时他们做研究方法也是，比如说考据，做编年体例，记翔实而系统的日记，与这种做学问的方式也有关系？
另外就是上海博物馆馆藏的战国楚竹简中，最近发表的其中有八篇提到孔子，差不多都是对话，跟季康子的对话，或者是孔子与子贡谈鲁邦大旱的事，这些也都是《左传》、《论语》中有记载的。我非常喜欢做这一类考据的事情，突然有出土文献作为佐证，我会觉得是一种惊喜，也会更加有把握。
关于爷爷,现在大家提及并研究得最多的就是他的日记，那是爷爷生前用毛笔一点一滴记下的。爷爷的书法十分漂亮，几本小册装进一小盒，现在都收在台湾中研院，保护得非常好。小的时候爸爸妈妈也和我们讲过爷爷的日记，但存放在大陆，我们看不到，只知道那是学者式的日记，记了很多学问方面的事，大到他的历史观，小到某一天读了什么书，对某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另外，他写的诗，他朋友给他的诗和信件，他都抄在日记里面。那是特别珍贵的史料。
《单读》：最近这几年，中国突然兴起历史热，很多人开始关注历史、研究历史，而且不再满足于过去那种戏说历史的态度。您怎么看？
金安平：我从来就没有亲眼见过爷爷，关于他的一切，都是别人告诉我的。小时候，父母亲都会跟我们讲到很多爷爷的事情，包括很多奶奶的事情。爷爷最不喜欢的两件事情，一个是抽鸦片，一个就是娶小老婆。他非常尊敬奶奶，但在日记里面几乎不写奶奶的事情，因为这是中国的习惯，是对女性的一种隐晦的尊敬。
金安平：有一种说法是，因为中国没有严肃的宗教，所以一遇到问题，很容易就到历史、到家庭中去寻找原因和答案。虽然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可是家族的亲情依然在，我在国外感受特别强烈，华人家族、血缘中的那种牵绊特别强，这也是一种历史的维系和传承。再有，就像我和史景迁先生这样，受到很多人的恩待，一些只上过一学期的学生，可能会数十年地记得你，师生间的这种感情，对中国人几乎变成了一种本能，是一种天生的情感。
《单读》：您的爷爷金毓黻先生是很有名的历史学家，1943年曾与李济、傅斯年等人一起发起组织了中国史学会，其《中国史学史》是国内史学史研究发端之作。这样一位赫赫名望的长辈，他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
《单读》：中国的传统就在这里面。
我们姊妹读大学时，父母也完全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在美国的亚裔父母都希望孩子读科技，学法律，学商科，等孩子进入大学发现了历史之魅，发现了文学之美，执意转行，有些父母就会很不高兴。美国人认为大学是一个探索时期，一个人应该思考要怎样度过一生。我上大学时选了数学，但上了微积分、抽象几何的课程后，我觉得自己完全不是读数学的材料，反而跑去旁听了很多文学方面的课程，所以申请研究院的时候，我就自己作主，申请了中国文化思想史。
金安平：对，我觉得传统是在这里。所以回到刚才孔子的问题，我觉得好像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一样。对一般人来讲，孔子讲的“礼”并不好懂，但它已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不像西方一样，“礼”不只是一种礼貌、礼节，它有一种非常深的涵义在里面，它不只是一种道德，更是一种人和人之间恰当关系潜移默化的传承，将人的性情和社会的规则结合在一起，非常好。而且这就像孔子说的“述而不作”，它是我们一种自然而然的反应，而不是做出来给谁看。
到了美国，我发现我功课最好的就是数学，他们的数学课对我来说完全是开玩笑，所以我完全集中于英文，也因此特别喜欢英文。那时候我对历史课反倒无所谓，觉得历史老师教得不太好。比如我们在弗吉尼亚州,教美国南北战争的历史只讲南方都是对的，完全不接受南方输了战争的事实，讲重建时期(Reconstruction Era)时，就会说北方人非常可恶。1960年代我上中学，橄榄球赛时升的还是南方的国旗(现在这是完全不允许的)，唱的是Dixie's Land，也不是美国的国歌。那个时期中学英文教的都是英国和美国文学，我对英语文学特别有兴趣，放学后就和父亲讲爱默生，说他比庄子要好，和父亲辩论。父亲很喜欢我对他的这种“挑衅”，正是通过这种和父亲的论战和“挑衅”，才帮我打下了思想史的底子。
为什么孔子的思想历千年而不衰？当然经过了很多演变，但对于一个人来说，它已经变成血脉中的一种东西。中国的思想一贯如此，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它都讲究一个“自然”，从来不强加于人。我觉得这是孔子的聪明之处，他的学说，他创造的这套人类早期文化，这种做人做事的模式，是从人的内心深挖出来的。后来的孟子跟荀子也是一样，尤其是荀子。我非常喜欢荀子的，但我现在不能讲荀子，一讲起荀子就没完。但无论如何，他们从人的内心催生出一个世俗社会(secular society)。
但是我问父母，他们说完全是因为孩子。一方面，他们觉得在台湾体罚孩子的教育方式太不人道，太惨了，美国是另外一种宽松的教育方式，能给孩子更好的教育。另一方面，在台湾教书收入有限，而当时家中的经济负担很重，四个姐妹要生活、念书，压力很大，而在美国，无论是教书还是进建筑设计事务所，经济压力都会有很大的缓解。
《单读》：既然荀子不能展开讲，那荀子和庄子您更喜欢谁？
父亲离开台湾，有些人认为是他受到国民党的压制，他的想法太激进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这在台湾政治解严前是很危险的。另一方面，国民党人说他是亲右的，其实父亲根本不区分亲左亲右，他是一个跟着庄子走的人，根本没有派系和党别的概念。他最恨这种压制，后来很多人说是因为这样我父母才离开台湾。
金安平：两个我都非常喜欢，他们俩走的道路很相近，到了某一点之后，他们分开了。荀子还要回到孔子提出的“仁”的概念，庄子也是讲“仁”道，但他的概念就更开阔一些，更接近内心。我觉得《庄子》里面也有“道德”的概念在，你也许没法一言以蔽之，可是读着读着，突然一下就在那里了。一般人认为庄子是个怀疑论者(skeptical)，但我觉得怀疑主义只是他的一面，他跟惠施有很多辩论，包括像著名的“子非鱼”，以悖论(paradox)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金安平：父亲当时在台湾教书，他十分喜欢教书，喜欢把新颖的知识体系和视野带给他的学生。受到他在宾州大学时的老师影响，1953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在台湾教现代建筑设计，他也是第一个介绍所谓的“现代建筑”给台湾建筑系学生的人。他编辑的建筑杂志也是一流的。东海大学的建筑系名声很好，其中很多建筑系毕业生都是父亲的学生，有些现在七八十岁了，还在开建筑事务所。
《单读》：所以从您最早的著书，《中国的孩子》那本书开始，您就是在研究这种内生的社会是怎么形成的？
《单读》：那时候为什么举家搬迁到美国去？
金安平：刚开始我只是在寻找，还只是一个研究阶段，但方向大抵如此，变化很多。我非常相信庄子说的，一直要变，永远都在变。我现在还时不时读《庄子》，尤其是《齐物论》这一篇，我常常觉得自己是在误人子弟，因为我上个月对其中某一段作了解释，可能一个月之后就有了很不一样的领悟，甚至会完全相反。但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的奥妙所在。
之前在台湾的时候，我受的是很严苛的日本式教育，只要考试不好就会被打，甚至带着一点虐待。我们一位英文老师，打学生打得十分之狠，1990年代我再回台湾，碰到另一位同学，还聊起这件事，这也变成那个时代最突出的记忆之一。但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的数学被训练得非常好。
《单读》：除了这些采访类的非虚构写作，以《孔子》为代表，在历史的研究和写作上，您为什么选择华夏文明的早期，是因为早期的可能性更多吗？
金安平：这是很多人好奇的问题。小时候我特别喜欢思想史，在长大的过程中，受我父亲的影响非常大。1962年，我们全家从台湾搬到美国的时候我11岁，当时我父亲在成功大学教建筑学，他是一位非常会讲课的老师，又很会讲故事。到了美国他先是去研究院，但为了抚养一大家人，我们四姐妹和一个小弟弟，他后来就去了建筑事务所工作。那时候他晚上工作还是很忙，但总会抽出时间来给我们讲故事，历史和传说都有，鬼故事也有，包括他自己小时候的经历。他最喜欢的书是《庄子》，他把其中的故事以孩子能理解的方式讲出来，引导我们去思考其中的问题。
金安平：因为我觉得那个时代比较有意思。我跟我的学生们也说过，我说春秋战国过了以后，在思想史这条线上，我们就一直在走下坡路了。当然这是开玩笑，但我的确觉得，早期的东西是最精彩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献，也证实了这一点。而且研究早期文明，很多地方需要你展开历史的想象力，这也是比较有趣的地方，比较吸引我。
《单读》：您最早是学数学专业的，那后来为什么开始历史研究呢？
《单读》：一诞生就达到了高峰。
一
金安平：对，就是这样。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况，很自由，但也有很多挑战和暗流，很多四处游说的儒生和政治说客是非常可恶的，但同时，因为他们的存在，也把你锻炼得更加自如，更加灵活多变，所以你的学说也不可能是僵化的，要非常灵活，要能应对和解释他们的现实世界。
历史写作从来不只是说，我告诉了你一些东西，而是，我向你出示了一系列的问题，与之前研究者不太一样的问题。现在，你必须往前走，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发现更多的问题—这永远是一个无限接近的过程。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现在还在考虑，就是说《庄子》的读者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庄子可以写出《齐物论》，一定有他的听众，有他的读者群。那这是什么样的一群人？我觉得这是一个谜，特别神奇。
采访、撰文 深海
《单读》：您理想中的历史写作应该是什么样的？或者说，您最想达到的历史写作的最佳风格是什么样的？比如是像《庄子》那样的吗？
——金安平访谈
金安平：很难说。我认为还是要让读者真的吸收了解一些东西，历史写作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历史叙事(narrative)，这不是讲故事，而是要讲述你是如何发现、接近一个问题，然后经过你的历史叙事，可能最后还是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你自己依然在追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在这个过程中，不只是让读者吸收到了一些东西，而且向读者展示了一系列的问题，让阅读的人自己开始思考。历史写作从来不只是说，我告诉了你一些东西，而是说，我向你出示了一系列的问题，与之前研究者不太一样的问题，现在，你必须往前走，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发现更多的问题——这永远是一个无限接近的过程。
我的童年与历史写作
(实习生杨茹君对文字整理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