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表现得最为含糊的地方，就是我们所谓的自我的边界问题。苏格拉底声称有内在的声音，即“精灵”（daemon），使他不至于越界。②这个精灵再三告诉他，有很多事他还不知道，他非常无知，但是，只有知识能够拯救他的灵魂。尽管如此，德尔菲的神谕却告诉苏格拉底，他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这两种声音并置于前，你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智慧用冷酷的现实让你明白，你什么也不知道。相比之下，苏格拉底认为他的同胞公民，尤其是那些没有受过教育却以为自己知道很多的民主分子，是十足的笨蛋。他还自作主张去确保他们知道这一点。比如，他通过询问“什么是德性？”“什么是知识？”和“什么是正义？”这样的问题，巧妙地表明哲学问题的困难以及他的民主分子同胞的愚蠢。
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在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著作中找到关于他的学说的丰富文献。①苏格拉底确实捍卫了某种类似于理论的东西，核心是极为特别的德性观念。德性代表了人的最好方面，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哲学德性或理智德性。可以说，苏格拉底之死显示了这种意义上的德性。正如亚里士多德后来论证的那样，哲学的首要德性就是不断追问、不断进行哲学活动。不过，苏格拉底也强调自己“为了拯救灵魂”而放弃生命。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让随后两千年来的道德主义者着迷的哲学论题。这意味着就像苏格拉底揶揄自己时说到的，他是自私的，只关照自己的利益（灵魂的好）吗？还是说，为了自己的灵魂行动（而死）就是至高的德性？又或者，因其本身就建立在对立面上而是个虚假的两难问题？
看似奇怪的是，至今我们仍几乎没有给出任何关于苏格拉底哲学的实际内容。究其原因，当然又是他几乎没有主张什么观点。他教导说，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是拯救灵魂，好灵魂的标志是德性，最重要的目标是获得知识，即智慧。然而，他主张德性不可教。确实，他几乎从未尝试去“影响”他自己的学生。他似乎不仅相信灵魂不朽，还相信灵魂轮回。在这方面，他很可能受到毕达哥拉斯的影响。当然，他相信自己的理念和理性的力量。在所有的对话中，正如在他自己的一生中，苏格拉底一直强调自己的无知和德性，尽管事实上，他的整个哲学中存在透彻的论点，即德性即知识。不过除此之外，苏格拉底几乎再没有提出任何肯定的主张。
苏格拉底的对话展现的从来不是单一的思想路线，也完全没有哲学理论的形式，有的只是苏格拉底不可效仿的风格和个性。直到今天，学者们仍在争论苏格拉底到底有没有一以贯之的论点，又或者，他是否只是在应对身边不同人的论证，留下的只是问题。苏格拉底从未写下他的哲学思想，而只是把它应用于他与学生以及同时代哲学家的活生生的对话。苏格拉底的论证尽管富有独创性，而且常常极具洞见，却几乎没有呈现可以轻易当作哲学论点的东西。此外，对于那些曾触动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论题，他似乎也没有啥兴趣。
比如，众所周知，他的灵魂概念极其模糊和宽泛。它显然不具有宗教性，似乎也没有预设什么形而上学和神学原则。同样，它也不涉及任何自然或物理学的信念，像传统的观点那样认为，灵魂是有生命的“气息”。实际上，他在论证灵魂不朽这个主张方面也并不特别明显，因为他在《申辩》中只是说，要是灵魂不朽该多好啊！为灵魂而生（和死），它只与个人品格和正直有关，而与关于未来奖赏的期待无关。严格来说，苏格拉底的关注是伦理性的，完全没有令其前辈着迷的宇宙论关怀。
当然，苏格拉底“第一哲学家”这个无可置疑的称号，指的不是时间上的在先，而是地位上的居首。实际上，所有在他之前的哲学家（包括德谟克利特，他实际上是比苏格拉底年龄小些的同时代人）被统称为“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即在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这种做法就是对苏格拉底在哲学中的独特位置的显著认定。就标准的哲学史而言，他们实际上被归为哲学的史前史。不过，就常常用以把前苏格拉底的人物称作哲学家的主要标准而言，即系统性思考、富有争议的中心论点（最好以某种方式记录了下来）、摆脱了文学性和日常的谈话内容、对宇宙论和宇宙进化论这样的终极问题感兴趣，苏格拉底似乎并不符合标准。
因此，在各种苏格拉底式对话中出现的这个极为重要的德性观念（以及关于诸德性的分析），最多也就是一系列无序的例子和反例，以及相应的对如下观点的持续强调：要做好人、过好的生活，德性必不可少。完全没有任何称得上德性“理论”的东西，或者说，就此而言，甚至没有关于什么可算作德性、什么不可算作德性的明确清单。至于细节，苏格拉底也没有说，甚至在他的受害者彻底被击溃、眼看要陷入绝望而需要启迪之际，他也三缄其口。苏格拉底坚持认为个人应该自己去寻找，因此我们从他那里几无所得。甚至在他似乎主张了某种立场时，他也经常会收回自己的说法，甚至加以反驳，这种情形有时还出现在相同对话之中。
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约公元前 428—前 348 或 347 ），对他老师的活动和教义进行了改写。柏拉图是个忠诚的学生，几乎可以算得上忠实的记录者和才华横溢的作家，这让我们（和苏格拉底的声誉）感到非常幸运。在他晚期的著作中，柏拉图开始融入自己的某些看法和观念。确实，我们所知道的苏格拉底有多少是苏格拉底，有多少实际上完全是柏拉图，直到今天仍是富有活力却莫衷一是的话题。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柏拉图的早期著作（以及历史学家色诺芬和其他作家不那么忠实的描述）中得到苏格拉底的原初形象，我们就能够想象哲学史上最动人的情节必定是这样的：哲学出现在雅典广场（或市场）的街道上，就像去参加奥林匹克竞赛，而不是沉闷乏味的哲学研讨会。现在，让我们把苏格拉底的政治立场和死亡置于时代背景，理解是什么原因使他的学生以及从古至今的许多思想家将他视为“哲学家”。
例如，在《克力同》这篇对话中，苏格拉底慷慨激昂地与他的朋友争辩，并意欲说服克力同。哪怕是当他受到错误指控和不公判罚的情形下，他违背雅典法律逃狱是正当的吗？他似乎坚持认为，即使法律不公且对他不利，公民也有绝对服从在地法律的义务。但是，在几年前，苏格拉底被僭主命令去逮捕（无辜的）同胞公民，他却拒不执行。
然而，事实上，苏格拉底并不反对智术师。相反，他用他们的修辞打败他们。他指责他们急于宣称拥有知识，并批评他们说，作为教师却经不起严格的辩证法考验。苏格拉底为知识设置了很高的标准。因此，他总是认为自己无知，而且他还擅于揭穿他人的无知。他是智术师中的佼佼者。同时，他还相信某些东西。正如命运安排的那样，他也是历史上最好的公众人物。
因此，比如说，苏格拉底会在某部对话或某卷中反驳关于勇敢或正义的定义（例如《拉克斯》或《理想国》第一卷），然后他自己又会在另一部对话或另一卷中提出类似的定义（例如《普罗泰戈拉》或《理想国》第十卷）。在某些对话中，苏格拉底似乎主张通常称作“形式论”（理念论）的学说（用柏拉图的术语来说）。可在另一些对话中，苏格拉底又对任何理论表示严重怀疑，并相应地提出了极为强烈的反驳理由。
我们已经指出，在他们迂回曲折的论证和富有技巧的修辞中，智术师常常会给出深刻的观点。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他们是“骗子”，他们的论证是纯粹的“诡辩”，但事实上，他们有大量要教导的价值。确实，他们声称要教授德性。对此，苏格拉底不同意。他认为，德性不可教。尽管如此，他与其他智术师一样认为德性很重要，并且模仿他们的方法。总之，他们共同针对前苏格拉底哲学抽象的、有时还深奥难懂的困惑，以及常常随之而来的的绝对自信提供了一种健全的矫正方法，具体而言，这种前苏格拉底哲学的代表就是巴门尼德和芝诺。反讽的是，“诡辩”向来被用作苏格拉底的对照物，而苏格拉底则被柏拉图塑造为所有哲学家的英雄和智术师们的克星。的确，柏拉图把许多智术师塑造成苏格拉底的受害者、“对话者”和可笑的陪衬者。在对话中，好台词向来只为苏格拉底保留，几乎不会落在智术师身上。
或许，这些必定会让多数读者感到困惑的明显矛盾，学者们可以梳理和解决。在每部对话中，都留下了苏格拉底令人惊讶的个性。苏格拉底令人钦佩的地方，不是他哪个具体主张的性质或说服力，而是这个人本身及其方法的魅力。苏格拉底确实践行了哲学。他过着哲学的生活。无论他是否相信某种理论，他向我们展现的都是哲学家应有的样子。
然而，苏格拉底的意图不只是在于摧毁他人的主张和论证，尽管他极少为自己的问题提供答案。他的意图在于迫使他人自己去寻求答案，而且，与其他智术师不同的是，苏格拉底似乎确信这些问题实际上有明确的答案。
不过，人们可以看到苏格拉底对于未来哲学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极为不同的方面：他的品格和他的方法。他极具个性，风度翩翩。他喜爱交谈和辩论，享受战胜对手的感觉，通常的做法是：抓住对手的错误，诱使他们进一步讨论，给他们些许鼓励，然后再指出对手的错误。看苏格拉底辩论，就像看语言大师的表演。他很有耐心，甚至年轻的战士（常常是他的学生）也为之动容。他很风趣，说话充满了反讽与戏谑。他也很朴实、热情，富有激情。他有魅力，是雅典年轻人心中的神话。当然，他总是在说个不停。
但是，就我们所知，苏格拉底只不过是公元前 5 世纪雅典众多辩才无碍的牛虻之一。正如其他智术师，他既擅于修辞，又懂得逻辑，很多内容都是借自富有独创性的巴门尼德和极为聪明的芝诺。苏格拉底知道如何使表面上的自明之理陷于悖论而瓦解，让老生常谈陷入矛盾，他还知道如何扭转辩论，把锋芒倒过来指向发难者。只要有必要，他知道如何设计并发明可能的案例，用“反例”去驳斥一般的说法，他也知道如何提出最难回答的问题，推出最具挑衅的理论，并对最受尊重的论证方式加以戏仿，直到把它们变得毫无意义，甚至更糟。
但是，苏格拉底还有一种方法，也呈现为他的哲学之中，尤其是在柏拉图后期的某些对话中。苏格拉底在此很少再作为戏剧角色出现，而更多作为“纯粹的哲学家”出现。（在这里，“苏格拉底还是柏拉图”的问题确实很重要，令人沮丧的是没有答案。）在过去的这个世纪，许多关于苏格拉底的评述主要关注的是苏格拉底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而且也向来被描述“反讽”——因为他总是宣称不知道，事实上，他比谁都知道。或者，可以更好地称之为反诘法，即形成困惑（或窘境）的方法。通常，苏格拉底以寻求“定义”开始，可随后他又无形地拒斥了所给出的任何定义。不过话说回来，苏格拉底所谓的“定义”，并不是单纯的词典定义，仅仅关涉词语（比如“正义”、“德性”或“勇敢”）的用法。他是在探寻事物本身（正义、德性或勇敢）的最纯粹形式。因此，他的方法似乎表明，在所有不适当的定义被抛弃之际，在这个“辩证”过程（或充满活力的谈话）中保留下来的东西，就是真正的定义。反过来，这个真正的定义会把我们指向理念本身（正义、德性或勇敢）。因此，苏格拉底似乎相信，理念本身在人类日常经验之外。
苏格拉底没有试图按照主题顺序写下他的观念，显然他也没有哲学体系那样的东西。可以说，他在许多方面与《旧约》中的先知处于相同的传统，而且他也常被拿来与耶稣比较。他是圣贤、智者，也是“牛虻”。他亲自在雅典的市场上公开论证自己的哲学，展示自己的德性，因此冒犯了当局。我们对他的了解都是来自别人的记录，而我们所知道的，也主要是他的“方法”，即探询式对话，他的辩证法。在论证严密的对话中，他驳斥了一个又一个的观点。
这些理念定义了德性，并规定了人灵魂的价值。更令人惊讶的是，苏格拉底坚持认为，灵魂甚至在人出生之时就认识到了这些理念。但是，这些理念绝不只是“在我们之中”。它们属于理念世界，只能为哲学家领会。为什么根本上只有哲学家适合统治，而无知者必须意识到自己不适合统治，原因就在这里。
照我来看，这种说法既对又不对。苏格拉底或许作为有德性的人而死，但他的政治倾向在当时肯定极为引人注目，只是如今已被大多数人忘记罢了。而且，他自己向来也强调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死，即为了“灵魂的善”而死。他极其卓越，但也令人捉摸不定。
这个方法及其意涵又把我们带回到了前苏格拉底的早期希腊哲学，相信或希望在流变和纯粹现象的世界之外，存在理想的、不变的世界。易言之，它把我们带回到了毕达哥拉斯和巴门尼德那种原始的宇宙论。不过，苏格拉底似乎对他们的观点没有什么兴趣，③他和所有智术师相同，反对任何绝对知识的主张。看来，如果要理解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观念的影响，我们必须超越苏格拉底来到柏拉图。但我们将会发现，问题只会变得更为复杂。④
这确实是哲学史上的悲剧事件。苏格拉底因“败坏青年”而被处死之际，雅典是希腊最民主的城市国家（或城邦），而且苏格拉底已经有了最伟大的哲学家的声誉。自那以后，他就成了捍卫崇高观念的孤独思想家的典范，并且以实际行动展示了这些观念。此外，他强调德性是最宝贵的财富，认为真理存在于我们日常经验的“影子”之外，而哲学家真正的事业就是向我们展示真正认识的东西之少。人们常说，苏格拉底至死都体现了这些德性，从未违背他长久以来提倡的观念。
① 色诺芬的说辞仍然可疑。见 Gregory Vlastos, “The Paradox of Socrat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rates, ed., Gregory Vlastos (New York: Doubleday 1971) pp. 1-4。阿里斯托芬也写过嘲讽苏格拉底的戏剧，名为《云》（Clouds），但这部作品更多的是嘲讽，而不是模仿，对于理解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和他的哲学没有什么帮助。见 Kenneth J. Dover, “Socrates in the Clouds,” in Vlastos, ed., The Philosophy of Socrates, pp. 50-77.
苏格拉底最终还是受到了审判。然而，陪审团成员是那些苏格拉底在漫长生涯中羞辱和得罪了的公民（当时他已经七十岁了）。毫无疑问，苏格拉底的回应和申辩——柏拉图在《申辩》（Apology）中的记录多少有些真实性——极具才华、傲慢且不乏讽刺，但偏离了主题。他主要辩护的是，个人怎么能够为自己受到的不真实指控辩护呢？苏格拉底无礼地要求陪审团给他津贴，结果陪审团判处他死刑。无疑，若从历史的眼光而不是正义的眼光来看，陪审团更想判他流放。可是，苏格拉底用他那极具讽刺的言辞终结了自己的命运，在公元前 399 年，他被判处死刑。
② 在题为《会饮》（Symposium）的对话中，苏格拉底展现了他的哲学，仿佛它是当地的缪斯女神献给他的颂歌。或许这只是柏拉图所涉及的戏剧情节，但它也指向了苏格拉底自己常说的深刻真理，即最深刻的真理向我们自己呈现。我们无法“把它们勾画出来”。Julian Jaynes 在他的著作The Origins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Breakdown of the Bicmeral Min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6)中论及这个折磨人的论题，认为我们所谓的“反省意识”很可能已经存在三千多年，只是它那时被当作“内在声音”，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声音。
至少根据柏拉图的说法，苏格拉底有完美国家的观念，即由哲学家统治的“理想国”。事实上，苏格拉底知道雅典的情形远非理想。这个城邦一度为“三十僭主”统治，使同胞公民完全处于恐怖之中。三十僭主的领导者是克里提阿，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因此，在三十僭主的统治被推翻、克里提阿被杀后，重新掌权的民主政体把复仇的怒气投向了苏格拉底。本来，特赦法保证不对过去的政治犯起诉。但是，正如我们当前的法律，那时的法律也有其漏洞。于是，苏格拉底被控“不信雅典城邦的神和败坏青年”。这些罪名看似毫无根据、极其荒谬，但如果我们真的这样认为，只能表明我们没有考虑到当时更大的政治背景。
③ 然而，在柏拉图那里显然不是如此，他与这两位哲学家有深刻的亲缘关系，因此，断言苏格拉底不关心这两位哲学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西方的哲学家始终把苏格拉底当作他们的英雄。确实，他向来被认为是我们的哲学典范，他不屈不挠地寻求真理，论辩几无败绩，最后为了自己的理想而死。或许，所有这些都是实情，但是，除非我们能够理解他的政治立场以及他所处身的政治形势，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理解苏格拉底及其哲学。他绝不是纯粹、超然的哲学家，也不是我们或颂扬或嘲讽的漫不经心、不擅交往的教授。他是个有使命感的人，或许如他向来所说的那样，他最重要的使命是“拯救灵魂”，但他也有他的政治使命。这包括反对民主制，不过，他似乎也同样反对所有不是由统治“专家”管理的政府体制。
④ 当然，也有其他针对苏格拉底的回应，并不都是溢美之词。苏格拉底还有个学生，名叫安提斯泰尼（Antisthenes），就鼓吹贫穷和极端禁欲（克己）的个人道德。他是犬儒主义者（这个词来自希腊语 cyne，意思是狗）。第欧根尼也是犬儒主义者，据说，柏拉图对他曾有这样的评论：“他是发了疯的苏格拉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