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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格拉底哲学家(1):世界的基质

这种情形甚至在哲学诞生之初便已是如此。哲学总是向问题开放:这是西方哲学区别于神话和宗教最显著、最重要的地方。它明确表明自己欢迎质疑和修正。我们在此可以预先提提两个重要的术语,即辩证的和非教条的特别是,泰勒斯受到比他年轻的同时代米利都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公元前 610—前 547)的质疑,阿那克西曼德反对泰勒斯认为“世界由水构成”的观点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的观点复杂得多,也系统得多(他的著作也是如此),以至许多学者认为配得上“第一位哲学家”这个称号的,是他而不是泰勒斯。

西方哲学传统向来是不断在重新诠释、创造和质疑自身。这些传统的哲学家甚至常常完全拒斥传统本身。实际上,许多伟大的哲学家在自己巨著的开篇便宣称自己前辈所言完全错误,这是西方哲学传统极具魅力的特性。还有很多哲学家宣称,他们已经完全终结了哲学,解决(或消除)了问题、一劳永逸地摆平了一切。新的哲学家、新的批评者、看待事物的全新方式总是层出不穷,即使伟大的哲学家也仍是争论的中心(哪怕是“误解”)。

阿那克西曼德对希腊的传统宇宙生成论进行了条理化,区分了土、气、火、水,并对它们的不同性质(热与冷、湿与干)以及彼此如何相互作用产生自然(physis)作出解释。泰勒斯追问,四元素中哪种是最基本、最基础性的元素,阿那克西曼德的回答是“没有”。宇宙的最终来源和万物的基本成分是某种我们无法感知到的东西,他称之为 apeiron(无定),我们只能把称为“基质”,这个词在希腊人那里的意思是“无穷”或“无限”。在科学史上,这或许是理论假设的首个重要实例,它本身不可感知,其存在却能解释可感知的现象。(电子和基因是更通用例子。)但是,阿那克西曼德的无定也像泰勒斯的水那样,没有生命却又是精神实体。无需多言,它也是神圣的和永恒的,却又不是普通希腊人相信的诸神。

一方面,这个传统处处可见魅力四射的名人、才华横溢的怪人。另一方面,就西方哲学的本性而言,观念有自己的生命,即使它们揭示出的是哲学家的某种深层关切。相比之下,孔子和佛陀的故事却难以与他们的哲学分开来。儒家和佛教是某种关于孔子和佛陀的论述,但希腊哲学不是关于泰勒斯及其追随者的论述,甚至也不是关于其中最具典范的人物苏格拉底的论述。哲学从其诞生之初论述的就是观念。于是,毫不奇怪,观念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获得了自己的生命,并成为哲学的中心。因此,哲学家的传记只被视为流言蜚语。

阿那克西美尼也是米利都人,他是阿那克西曼德的学生。因此,他对他的老师那个神秘的、不可感知的无定进行了批评。他认为,回到普通经验的秩序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阿那克西美尼为此论证道,气是最基本的元素,它可以浓缩和蒸发、加热和冷却、增厚和变薄。

我们对泰勒斯的其他思想所知不多,但我们知道泰勒斯以聪明才智和行事怪异闻名于世。据说,他因抬头看天而坠入井底。据说,他还利用自己广博的天文知识正确地预测到来年橄榄大丰收。于是,他提前投资收购橄榄油压榨机,囤积起来大赚了一笔,成了当时的富翁。这些轶事表明哲学家(也是哲学)在西方传统扮演着极为古怪、有时还极具讽刺意味的角色。

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美尼(它们构成米利都学派)跨过希腊古老神话和民间传说。然而,我们应该小心谨慎,不要急于使用具有过于“哲学”和“理性”意味的术语去描述这种变化。他们只是为我们要称之为“哲学”(以及许多我们要称之为“科学”)的东西搭建了舞台而已。不过,正是以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美尼为背景,我们才能理解他们的继任者更为激进的背离,在这些继任者中,著名的有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

泰勒斯用水这种基本元素解释宇宙,这种自然主义观点可能在我们听来并不深刻,难以成立。但是,与其前辈不同,他对世界提出了非神人同形同性论的说明,我们称之为“科学”的说明。而且,与关于诸神及其功绩那些丰富多彩却十分特别的故事不同,泰勒斯的说明为我们提供了统一、单一的世界观。甚至世界依托于水这个观念也十分引人注目。但是,如果亚里士多德对泰勒斯的解释是正确的(即世界本质上由水构成),这种主张就为宇宙生成论问题提供了令人惊讶的答案。它也为较具体的宇宙论问题以及后来所谓的物理学提供了新开端。事物有几种?泰勒斯的假说看起来相当简单——亚里士多德是这样看的,我们也是如此。但是,它标志着全新的思考方式,以及对起源的全新探寻。此外,在当时的背景下,这种说法并非完全不合理。我们现在都知道,就基本成分而言,人体的 98% 是水。我们如果压榨水果、木头,甚至用足够的力量压榨岩石,最终都会挤压出某种液体。普遍的观察会让我们支持如下观点:水是基本物质。

 引自 Benjamin Farrington, Greek Science (Harmondsworth, Eng.,: Penguin 1944).

无论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在其保存下来的著作中是否有过明显表述,他们的思考都包含着政治维度。哲学家没有让他们的思想飘荡在空中。相反,他们把思想带回大地。正是在希腊历史的这个时期,梭伦对雅典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创建民主政制,赋予自由的男性公民投票权,并解放了某些奴隶(这些奴隶多半是雅典本地人,因债务或羞耻之事而被迫为奴)。梭伦之后,雅典又回到了专制,遭受到斯巴达的严重入侵,并经历了当地人的革命。民主再次出现,但这并非我们幻想的轻松或非暴力过程。我们如果要理解第一批哲学家对秩序和理解的渴望,我们必须把他们置于暴力频发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

 译者注:这个说法并不准确,人体含水量从出生到成年都在不断变化,年龄越小,含水比重越高,成年人含水比重在 60%——70% 之间。

泰勒斯的思考表明,他对于革新和技术的勃兴极为熟悉。新观念、新发明、成群结队的商人、大批的新工匠,这些都是雅典和米利都的雅典殖民地的标志。(特洛伊战争之后,雅典人创建了米利都。吕底亚人与波斯人在公元前 6 世纪末才夺取了米利都。)据说,泰勒斯开创的科学思考并不是发生在思想真空或社会真空。实际上,类似的观念在地中海东岸已经出现了很多年。特别是,哲学沉思反映了社会对技艺(techne)的迷恋,基于新技术的新技艺激发了新问题,并启发人们用新的、更“具体的”方式看待自然。比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常常用技艺观念来类比德性。这是激动人心的时代,各种新思想和新实验层出不穷。哲学只是其中之一。

 当然,不只是西方传统如此。印度哲学中数千年的论争,让西方哲学中的许多论争相形见绌,显得不过是一时争论而已。在中国,哲学辩论可以追溯到孔子和早期的道家,但是,正如在许多权威社会,这些辩论通常被认为对社会具有破坏作用而受到阻碍。或许,人们可以悖谬地断言:不断重新解释、发明和质疑自身,这种德性本身就是最具争议的哲学德性。

希腊进入由富裕地主和农民构成的封建农业社会之后,出现了一个新阶级,这个阶级由工匠、商人和技工构成。(值得注意的是,商人常常被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用作例子。)发明家不计其数,新发明层出不穷。新的农业工具和航海工具也在此时出现,新技术和新工艺也相伴而生。希腊人从埃及和巴比伦引入的几何学和其他数学体系,使他们能够在航海和制图方面有突破性的进展。当然,从实用性和人文性的观点来看,最重要的是,科学和医学实践的蓬勃发展。伟大的医生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 460—约前 377)概括了新的时代精神,他说:“人们认为疾病是神圣的,原因在于不了解疾病。但是,如果他们把所有不了解的事物都称作神圣,神圣的事物就会无穷无尽。”

 人们应该谨慎,注意到“教条”(dogmatic)的词根是“教义”(dogma),在宗教研究中,这个词指的是某种极为重要的东西,根本没有否定或封闭的意思。它只是指信仰或学说而已。“辩证”这个词也同样被误用。最初,它指的是“交谈”,意思是说要严格审查和保持开放。但是,甚至在古希腊以及晚得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那里,它有些像“教条”这个词的消极版本(封闭和意识形态)那样顽固。

我们将评论前苏格拉底的古希腊哲学家的进展,在此之前,重要的是确定他们各自在其社会中的位置。他们的哲学口号是,用人们熟悉的东西来解释未知之物,而不诉诸神性或神话(以自承“我不知道”的奇特方式)。他们对“常识”的依赖有时看似成了对常识的反对,我们将会看到,这在哲学史上其实并不少见。但是,在公元前 6 世纪和公元前 5 世纪的希腊,哲学之外的其他方面事实上也充满创新且富有成效。其中最重要的是技术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