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件事给我带来的一丝乐观以外，希望也来自其他方面，例如，从共产主义者们所进行的毛细血管式的、明智、文明的战斗中、在马拉戈迪组织的集会中，他向他的选民们解释说，被红色政治力量所带来的恐惧所牵制是可悲的，共产党人与此有什么关系呢，这关乎自由的权利。事实是，权力已经使像我这样的人有了输掉比赛的想法：我甚至无法考虑到，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我更多的是被这样的想法所困扰：十八九岁，或者二十岁，当人已经足够年纪结婚生子、甚至足以被送上战场牺牲的时候，却还没有被赋予投票的权利。在意大利，投票的不是年轻人，而是神父和修女。他们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人，这一点我同意：看看我们村里的牧师，还有那位在米兰工作的年轻的修女，她装作询问如何折叠选票，让所有人看到她在“反对”一栏上用铅笔勾画的漂亮的一笔。然而，结婚和离婚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无论他们有时如何帮助我们，我们胜利的真正原因，并不是这些善良的基督徒。在这里我想说：我感谢范法尼(Fanfani)，我感谢阿尔米兰特(Almirante)，我感谢加布里奥·隆巴尔迪(Gabrio Lombardi)、公民委员会、高级主教团、Missini组织的成员……感谢所有这些希望举行公投的人。没有他们，我们就不会知道我们已经不一样了，我们已经成长了。我们不会知道意大利人也能够做到：意大利人甚至可以选择欧洲，甚至可以显示自己的理性，甚至可以将一场关于公民权利的斗争以非政治化的形式提出，或以恰当的方式和合适的程度将这场斗争政治化。没有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没有法国大革命，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流血革命，怎么才能使法国社会成熟起来？即使在和平年代，为何也需要进行革命？当南尼说变革永不停止的时候，为何他是绝对正确的？我也不想做出天真的样子：幸福能使人天真，甚至使人盲目。但有时，天真无邪的感觉真好。有时候，人们已经受够了马基雅维利。
我从罗马直接去了乡下，我的家人在那里过周末。在这里，发生了一件小插曲，使得我产生了一丝乐观情绪。为了我们在乡下的房子保持干净整洁，我们找了村民内拉帮忙。她是当地的一个农民，对教会和教区神父非常忠诚。她是牧师的信徒，一有空就跑去做弥撒，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她甚至觉得左派都是些会吃人的怪物，蘸芥末酱生吃小孩儿那种。我们中没有人怀疑过她会投赞成票。但星期六上午，她邀请我去看她刚出生的孙子，我问她什么时候出去投票，什么时候去投赞成票。她抬起两只忿忿不平的眼睛，对我说：“赞成票？我、我丈夫、我女儿和我女婿都不会投赞成票！”随后是一阵沉默，就像她之前跟我们说尊贵的范法尼先生要和一个离婚多次的女人结婚时那样。然后我结结巴巴地说：“真的吗，内拉？但谁告诉你要投反对票的？”内拉说：“牧师。”“牧师！？”“怎么啦，牧师的母亲也会投反对票，还有他的四个兄弟也是。神父经常跟我们说：反对那些别人可能会需要的权利是不正确的。你们懂我的意思，对吧？记得投反对票。”好吧，我们村的牧师很年轻，穿的是长裤，从不穿袍子。但在隔壁村子里，有一个穿着长袍的老牧师，他总是利用神职来勒索信徒。“那在拉莫尔呢，内拉？那里的牧师是不是告诉人们要投赞成票呢？”“没错。但是上个礼拜天，当他这样说时，每个人都没给他好脸色。管好您自己的事吧，神父。拉莫尔的社会主义者，你知道的，都是些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人。”
请告诉我，这次公投让我们损失了多少钱？九百亿？好吧，尽管数额很大，但这样的花销也是值得的。而且，也许会让人觉得很幼稚，我还是要坦白一个秘密：每当我去投票时，我总是很感动。即使由于候选人与他的政党都不合我意，我只能不情愿地去投票，但当我进入投票站时，我永远不会忘记，为了这个瞬间，先行者们曾经遭受磨难，流血牺牲，为了这一刻，我们感受到死去的那些战友们所献出的生命的意义。在前几次选举中，我不想去投票，我的父母就一边抚摸着我，一边把我往外推着，说：“快点，你也去。为了那些死去的人，我们都要去投票。”好吧，上周日，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动，就在我拿起选票的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必须感谢范法尼、阿尔米兰特、加布里奥·隆巴迪，还有那些大主教。这是一个如此简单的选择，我心中的决定也如此明确：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我的手在“反对”上画上了两个如此骄傲的标记，以至于担心我把纸戳破，还得再来一张。然后，当我把它交出去时，感到如鲠在喉，如坐针毡。我慌乱地寻找着我的包：“我刚刚把它放在这里的啊，我把它弄丢了。”旁人目瞪口呆地指出，我的包就被我背在肩上。我根本笑不出来。后来，唯一能缓解我的情绪的事情是得知马里奥叔叔和伊莫拉姑姑差一点为这件事情跑去坐牢。伊莫拉姑姑总是很健忘，在亭子里给她丈夫打电话说：“马里奥，我不记得了！我是不是投了反对票啊？”
或许是我跟不上国内的时事，因为最近这些日子，我并不在意大利，我在纽约。在那儿，我被美国人取笑，他们说意大利企图想把脚放进欧洲，头却泡在冲刷着利比亚海岸的地中海里。我周五上午才从纽约回来，为了在人民广场举行的大集会，在那里见证了南尼、拉马尔法(La Malfa)、帕里(Parri)、马拉戈迪(Malagodi)和萨拉加特(Saragat)的演讲。这场集会一方面让我兴奋，另一方面又让我感到有些伤感。因为这场集会确实办得很好，的确，看到那些为自由奋斗了一辈子的前辈们重聚在一起，感觉就像回到了国家解放委员会的时代，看着他们，仿佛回到了那个确信可以创造一个更公平、更先进的世界的时代，因为法西斯主义已经被打败了。感觉就像回到了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时代，看着他们，仿佛回到了那个确信可以创造一个更公平、更先进的世界的时代，因为法西斯主义已经被打败了。但令我伤感的是，其实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并没有被完全打败，为了与之斗争，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仍然在奔走呐喊，在马梅利国歌里站上讲台。据传闻，集会广场上混入了一些极右派组织“Missini”和“新秩序”的成员，他们决心挑衅，预谋向集会人群扔炸弹。忽然，扩音器让安保人员包围讲台，我心痛而愤怒地看着那些风度翩翩的老者被挤在保镖中间。在二十九年的民主之后，我们竟然还必须以这样的方式来保护正义者的安全？
您看到了吧，主编，我这状态真的写不出您要我写的那篇文章。另外，我甚至还没有完成您让我做的采访。可您知道我昨天晚上是怎么度过的吗？我在威尼托大街下了车，四处找出租，但由于没有出租车，我只能拦住一个骑摩托车的人：“你能载我一程吗？”“当然，你要去哪里？”“我也不知道，就想去看看欢呼的人群。你呢？你要去哪里？”“我去纳沃纳广场。所有人都要去那里，我们在那里要开个派对。”“好吧，我们一起去纳沃纳广场吧。”在半路上，他转过身来：“你是那个写文章的奥里亚娜吗？”“是的，我就是那个写文章的奥里亚娜。”“所以你投了反对票。”“我当然投了反对票。”“我也想投反对。但我投不了，我刚满十八岁。”纳沃纳广场上旗帜飘扬，欢呼的人群在这里像花丛一样绽放，他们中有大胡子的男人，有衣冠不整的女孩儿。他们是否能够意识到，如此多的喜悦，都归功于周五晚上那些在人民广场上振臂疾呼的老人，归功于那些坚持自己立场的民间人士，归功于那些带着解放运动英勇无畏的精神坚持斗争的共产主义者，归功于那些像内拉一样投票的善良的基督徒，归功于那些早在他们出生之前就为自由而牺牲的人。我并不知道。但在那一刻，这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我并不知道。但在那一刻，这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我甚至不屑于分析这场令我震撼的胜利，不屑于去解释除了我在其中看到的和想看到的之外，它还意味着什么：总是有时间来推理，来推翻，来发现即将到来的威胁。而人也有权利享受一点幸福。我对所有遇到的人报以微笑。然后，我微笑着回到摩托车上，和那个男孩一起，投入到杂乱无章的车流中，在十字路口欢快地按着喇叭，穿过举着火炬的游行队伍，融入PCI、PRI、PSI和PSDI总部前的人群。但是，五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六名投赞成票的罗马人在哪里呢？在格萨尔广场（DC的两个总部之一）和四河喷泉路（MSI的总部），那里只有黑暗和寂静。骑摩托的男孩大声喊道：“这里太黑了，也听不到声音！”他不得不提高音量，因为风声盖住了他的音量，那股狂风将鼻子和耳朵都冻僵了。今天的风，把我的鼻子和耳朵都冻僵了。我已经有多少年没有在风中骑摩托车了呢？也许从我的童年起、从我的梦想落空那天起。但今天，我的梦想重新被点燃，没错，过几天我就会仔细考虑这个问题。
而现在，我为曾经那个感到羞愧的自己而感到羞愧，也就是说，我羞愧于当初那个对祖国不够有信心的自己。我想知道我对意大利的这种不信任是怎么来的。因为我们的失败和屈辱的历史？因为我们长期以来的不幸，使我习惯于对它持悲观的态度？因为一种迷信，导致我们出于迷信而自欺欺人？还是因为这个国家过早的老龄化？法案成功地通过，也使得我输了五万里拉的赌注给我的小妹妹伊丽莎白，她今年十二岁。她之前总是跟我说：“等着瞧，我们会赢的”。我却不相信：“为什么，伊丽莎贝塔？”她说：“因为人们又不蠢。如果这件事情是正确的，人们就会支持，不是吗？”我昨晚也给伊丽莎白打了电话。我告诉她：“我欠你五万里拉，伊丽莎贝塔。而且我心甘情愿输给你，因为你比我聪明。”然后，我和我父亲聊了一会儿，我跟他说我激动得哭了。他回答说：“我的感觉和三十年前一样。在意大利，每隔三十年，民众就要感受一次上刑场的刺激，这真是太遗憾了。”接着，我还与我母亲聊了聊，但她过了好久才过来接电话，因为我打电话时，她正在大门口跟送奶工寒暄。送奶工跟我母亲说，她的婆婆投了反对票，她的婆婆每天早上都去做弥撒。除了她的婆婆，对面别墅的先生也投了反对票。他是个反共分子，选举时还投票给了自由党，1946年，在共和国的公投中，他投票支持君主制。我几乎是怒吼着问她：“妈妈，你不知道都有谁投了赞成票吗？毕竟有一千三百万张赞成票呢！”妈妈说：“你看吧，我认识的人都是像圣伊拉里奥教区的牧师，还有前法西斯领导人的遗孀这样的人。”
此致
因为我一直认为我们无法成功。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以来，我内心一直听到一个声音，它反复地告诉我：抗争只是徒劳，还不如一枪来的痛快。这个声音如此让人焦躁，以至于当时如果有人凑在耳边安慰我说“你错了”，我都只能伤心地摇摇头。如果有人鼓励我“你要抱有希望”，我也就只能苦笑。我告诉自己，陷入幻想是幼稚的：我的民族并不是一个伪善的民族，也并非反宗教改革的民族，对吗？而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不也是这样想的吗？从共产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从社会主义者到共和主义者。我曾经就很多事件采访过他们，而当我把话题滑向公投的时候，他们就只会说着漂亮话，然后让我关闭录音机，凑近我的耳朵，愤怒地说：“等着瞧，会出问题的。教会太强大了，还有南方问题，然后还有妇女问题，例如移民的妻子如何处理。我们有五百万移民，所以大约有五百万个丈夫会担心自己的妻子离开他们，嫁给外国人。他们中只有妇女才会投票赞成。”而妇女总是被低估，总是被侮辱，总是被指控。而我，当自己被冤枉的时候，一定会大喊：该死的——一出生我就是个女人！今天，我为自己是生在意大利的一名女性感到自豪。我还想补充一点，我不是民族主义者，我从不在意护照、国旗以及祖国的概念：但今天我很高兴我是一个意大利女人。在离开火车站的路上，我打的第一个电话，你知道是什么电话吗？我打到了纽约，打给一个美国人，因为有一天晚上，他在第55街的一家餐馆里嘲笑了我，他说现在都1974年了，意大利还在讨论离婚是否合法的问题，而且一个人还可能因为性别为女，就失去离婚的权利。昨天电话里，我告诉他：“我想告诉你，作为一个意大利女人，我感到非常自豪。”我打的第二通电话，与第一个类似，打给了伦敦的一位英国记者：他曾对意大利式的公投颇有微词。他把意大利的公投定义为怪诞、荒谬的行为，而我却无法为自己的祖国辩护。我也不想这样做，因为我比他更清楚意大利的公投有多荒唐和荒谬，我也明白，作为一个意大利人确实无法逃过他的嘲笑和讽刺。要用同样的文明和自由来捍卫一项民法，这让我很羞愧。反对废除离婚不就成了一种反法西斯的方式吗？
敬礼
抱歉，我写不出您要求的文章。要写出一篇文章，你必须头脑清醒，必须先想清楚，而今天早上，我根本无法思考。我无法保持清醒：因为我太高兴了。我兴奋得一塌糊涂。昨晚，就在统计票数的时候，我还在赶来罗马的路上，一下火车，我感到不知所措，之前在火车上，我对正在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因为这列车没有在任何车站停靠。上帝啊，这是一趟多么漫长、痛苦、艰辛的旅程。但终于，火车到站了，我下了车，知道了这个消息。这样的喜悦如此巨大，以至于我喜极而泣。我就站在那个地方，在站台上，在所有人的面前。我已经三十年没有高兴地哭过了，自1944年以来就再也没有过：那一次是我得知我父亲被卡里塔团伙的法西斯分子逮捕、折磨……但他没有被枪毙，或许他们的目的不是要枪毙他。您要理解我，此刻的我就像那天的我一样迷茫，我告诉自己，我的父亲……我是说，自由的精神，在意大利，还没有被消灭；此刻的我眼含热泪，告诉自己，我们并不像想象中那样愚蠢，我们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无知，我们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不成熟。在时机到了的时候，我们也有能力说“不”，在四百年之后，我们也有能力进行自己的改革。
奥里亚娜·法拉奇
主编，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