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您认为，在这条道路上您走到哪里了？
这个很难界定，因为我们所到达的地方是在不断变化的。您爬过山吗？没错，当你爬到山顶的时候，感觉你已经到达了最高点。但随后却意识到，你脚下的山只是最低的山峰之一。那是一座群山，必须爬上许多许多的山峰……尽管已经很累，但是你越爬越想爬。所以我的意思是，在印度，贫穷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仅有人们在城市里看到的穷人，还有部落里的穷人，生活在森林里的穷人，生活在山区的穷人。难道就因为城市里的穷人生活有所改善，我们就可以不管其他的穷人吗？已经得到的改善又是什么呢？这难道就是我们在十年前的诉求吗？这在当时说来确实是很丰富的，但在十年后的今天就不能算丰富了。因此您看，在管理一个国家，特别是像印度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情况复杂的国家时，人总是会感到不满足。在你认为自己已达到某个目标的时候，却发现什么也没有达到，还须继续往前走，为实现遥远的理想继续往前走，尽管前路漫漫了无尽头。
哪里也没有走到。不过，我们的确到达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就是使印度人民相信他们将有所作为。从前人们问我们：“你能做到吗？”我们默不作声，因为我们不信任自己，不相信自己能做出什么成绩。如今，人们再也不这样问我们“你能吗？”，而会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做到？”因为印度人终于有了信心，相信自己能有所作为。啊，“什么时候”这个词，对一个民族，对每一个人是多么的重要！要是一个人认为自己干不了一件事，那么那件事是永远也干不成的，就算他聪明绝顶，才华横溢。要成为能干的人，首先必须有信心。我认为，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已树立了这种自信心。想到这一点我感到很是欣慰，这个自信心是我给他们的。我也很乐意这样想：在给他们自信心的同时，我也激发了他们的自豪感。之所以说激发，因为自豪感是不能由别人赐予的。这种自豪感也不是突然爆发出来的，因为那是一种滋长得十分缓慢、同时又十分复杂的感情。我们的自豪感是在最近二十五年中滋长起来的，尽管其他国家的人不理解这种感情、低估这种感情。你们西方人对我们印度人从来都不够大度，你们应该看到，事情在变化，虽然比较缓慢；你们应该看到，一些变化的确在发生着，虽然不多，但确实存在。
那么，现在你们达到了哪一步呢？
甘地夫人，难道不是您给了您的人民自豪感吗？您是那么的高傲。
是的。不过，与某一种并不能给人们带来任何实际作用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又有什么用呢？我也是有理想的，人的工作不可能毫无目的，总会有某种信念。正如我父亲所说，一个人的头脑应该是开放的，但必须灌输某种信念进去，不然的话，思想会变得空虚的。可是，持有某种信念，并不意味着我要去信奉某种教条。如今，人们不会再信教条了，因为世界的变化是如此迅速！也许二十年前你想干的事，今天已毫无意义了，过时了。您要知道，对我来说，多年来唯一没有变化的是，在印度，仍然存在着极大的贫困。很大一部分人仍然没有从独立中得到应得的好处。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有什么用呢？我们当年为什么到处要求自由？绝不只是为了把英国人赶走。对于这一点我们一直是很明确的，我们一直说，我们的斗争不仅是反对代表殖民主义的英国人，而且是反对印度存在的一切余孽：封建制度的余孽，等级制度的余孽，经济不公的余孽。可是，这些余孽今天并没有根除。我们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已经二十五年了，但距离我们预期要达到的目标还很远。
不，我并不高傲，一点也不。
可是，这只是从实际的层面上，和这个词属于哪种意识形态无关。
我认为是的。1966年发生饥荒时，您拒绝了国际社会对你们的援助，难道这不是高傲的表现吗？我还记得一艘装满面粉和食品的船只始终没有离开那不勒斯的港口。印度人在饿死，大家都难受。
公正。没错，这个词意味着公正，意味着试图去实现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
事实上我从未被告知过这些事情。不，我不知道有载满了食品的船只在等待出港这类事情，不然的话，我不会拒绝接受的。然而，我们拒绝外国的援助是真的，的确是这样。但这不是我个人的决定，全国异口同声地说“不”。相信我，这是民众间自发的拒绝。是的，一夜间大街小巷的墙上出现了告示，出现了标语，在整个印度爆发出这个“不”字来。这种自豪的行为，让我也感到惊讶。当时，所有的政党、议会的议员都说“不”，表示宁愿饿死也不当乞丐国。您应该记住我给您说的这个“不”，而且将我的讲述转告给那些愿意帮助我们的人。对你们来说也许是难以接受的，我理解这一点。我相信你们会因此受到伤害。的确有时，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互相伤害。
甘地夫人，对您来说，“社会主义”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
我们并不愿伤害你们。
是的，因为“社会主义”最接近我想要实现的状态，因为在所有拥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都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和经济平等。但就“社会主义”一词而言，现在有着各种含义和解读。俄国人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瑞典人也自称是社会主义者，每个人都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们不要忘记，在德国也有民族社会主义。
我明白。我再重复一遍，我理解的。但是你们也应该理解我们，这些一直被低估、不受尊重、不被信任的人。即使我们相信你们时，你们也不相信我们。你们曾经说“进行战斗时怎么可能不使用暴力？”但是，我们的确没有使用暴力，而取得了自由。你们还说过：“对于目不识丁、常常死于饥饿的人民来说，怎么可能在他们当中发挥民主的作用？”但是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民众中，发挥了民主的作用。你们还说过：“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搞的，民主和计划经济是不相容的！”但是，尽管我们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我们实现了计划经济。还有，当我们宣布在印度将不存在饿殍时，你们说：“不可能，你们永远也实现不了。”可是我们实现了。如今在印度再也没有人死于饥饿，食品生产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需要。最后，我们计划搞生育节制。对于这一点，你们也是完全不相信我们的，还讥笑我们。可是这项工作也进行得不错。在近十年间，我们增加了七千多万人口，这是真的；但我们人口增长比许多国家，包括一些欧洲国家在内更少，这也是真的。
可是，您刚才说了好多遍“社会主义”这个词。
常常，你们会采用残暴的手段实现目的，例如，对男性施行绝育手术。甘地夫人，您赞成这样做吗？
我并不愿意把世界分成右和左。我不在乎谁是右派、左派或中间派。即使我们使用这些术语，而且我自己也这么说，但它们已失去了原有的含义。我对这样或那样的标题或者界定并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只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以求达到我要达到的目标。我是有一些目标，这也是我父亲的目标：让人民拥有更高的生活水平，消除贫困，消灭经济落后带来的后果。我要达到这些目标，我要以最好的方式来实现这些追求，不管人们把我的行为说成是左派或右派。我们在银行国有化时就有过这样一段经历：我并不赞成国有化，不赞成华而不实的国有化，或者把国有化视为医治一切不公平弊端的灵丹妙药。我只赞成必要时实行国有化。当我第一次谈到国有化改革时，我所在的党派由于一部分人赞成一部分人反对，被搞得不知所措。为了不使党分裂，我当时建议暂时妥协，给银行一年的时间，让他们自己看看国有化是否有必要。一年过去了，我们发现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钱源源不断地流入富有的实业家和银行家手中。这样，我下了银行必须国有化的结论。所以我们把银行国有化了，考虑的根本不是这样的行为是社会主义还是反社会主义，而只认为这是必要的措施。谁要是仅仅为了表现自己是一个左派，而去搞国有化改革，我认为这样的人是非常不理智的。
那是在遥远的过去，当时印度人口稀少，人们对女性的祝福是：“祝愿你多子多孙。”在我们古代的很多诗篇和文学作品中，这些祝愿总是被大加渲染，因此认为女性就应该多生子女，这种传统思想至今仍然存在。我内心也认为，应该让人们愿意要多少孩子就生多少孩子。但这个观念和其他许多追溯到几千年前的观念一样，是错误的，必须消除掉。我们应该保护家庭、保护子女。他们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他们应受到爱护，身心都应该受到关怀，不能将他们带来这个世界，就放任他们不管。您知道，过去穷人生孩子的唯一目的，就是希望从子女身上获得好处。这种沿袭了几千年的传统观念，怎么可能使用武力立即加以改变呢？唯一的途径是采用各种方法来计划生育。男性绝育是计划生育的一种方法，是一个最彻底、最保险的方法。您认为残暴，但我认为，如果使用得好，这一点也不残暴。在我看来，对一个生了八个或十个孩子的男人来说，做绝育手术没有什么坏处。尤其是如果能使这已经降生的八个十个孩子生活得更好些，那就更没有坏处。
所以，那些认为您比您的父亲更左一点的人是有道理的？
甘地夫人，您是女权主义者吗？
我目前也不知道……确实有这么一个问题，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我还没有相处解决方案。说到这一点……那我们就好好地来讨论一下吧！请注意，国际监督委员会做不了什么事情，也从来没有做成什么事情。留不留在那个委员会里有什么关系呢？决定在河内开设大使馆以前，我曾考虑了很久，但是做出这个决定时确实我觉得坦然。美国对越南的政策，如我们所见，在西贡的情况完全失控。所以，我对自己所做的决定感到很满意。
不是，我从来不是。我从来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我作为一个女人，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我的母亲倒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觉得，生为女人，是她自己的一个很不利的条件。她有她的道理。在她那个时代，妇女是与世隔绝的。在印度几乎所有的邦，妇女都不能在街上露面。信奉伊斯兰教的女人出门时，必须用“面纱”把自己蒙起来，这块沉沉的被单布把眼睛也遮住。信仰印度教的妇女出门时得坐“多利”，这是一种关得严严实实的、像灵车似的几乎密封的轿子。妈妈经常带着痛苦和愤怒的表情跟我谈这些事。她是大姐，有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她是与年龄跟她相仿的弟弟一起长大的。但是，和兄弟一起像野马一样自由自在的生活，在她十岁以后一下子结束了。他们让她屈服于“妇女的命运”，告诉她“这不能干，这样不好，这不配当一个夫人”。后来她家又搬到了斋浦尔，在那里，几乎没有一个女人能逃脱“多利”和“面纱”。从早到晚，她都只能待在家里做饭。但是我母亲讨厌无所事事的生活，讨厌做饭。就这样，她变得面色苍白、身体不适。但我外祖父根本不关心她的健康，只会问她：“你准备嫁给谁？”外祖母趁外祖父外出时，把妈妈乔装成男人，让她与弟弟们骑马逃跑了。外祖父始终不知道这件事。妈妈向我叙述这个故事时，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这种不平等的记忆一直留在她的脑海里。妈妈为争取妇女的权利一直战斗，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参加了当时所有的妇女运动，发动过许多次抗议。她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伟大的人物。如今的女性一定会非常爱戴她。
印度即将在河内开设大使馆，到那个时候，情况就不同了。事实上，您是越南问题的国际监督委员会主席。在河内建立使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您将退出这个委员会，不主持委员会的工作了吗？
甘地夫人，您怎样评价她们，怎么评价她们的妇女解放运动？
不，我认为不矛盾。不结盟意味着什么？不结盟意味着，我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军事集团，不受任何别国的影响，保留与所有国家友好的权利。签订了印苏条约后，这一切并没有改变。别人愿意怎么说怎么想都可以，我们的政策不会由于同苏联的关系而发生变化。我们清楚地知道，印度的命运是与人类的和平联系在一起的。您会说，不管怎样条约已经存在，这个条约使得我们对苏联的态度不同于对其他的国家的态度。是的，条约是存在的，但并不是单方面存在。请思考一下，鉴于我们所处的地理位置，您将看到对苏联来说，印度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在国际事务中，条约并不会改变任何事情，也就是说，不会阻挠我们成为其他国家的朋友，就像我们现在实际上是他们的朋友那样。条约也不会禁止我们去发挥不结盟的作用，就像我们现在实际上正在发挥的作用那样。我向您保证，不管苏联、中国、美国、法国或其他国家是怎样的态度，我们将继续做出自己的决定。您还想知道更多的情况吗？签订这项条约之后一个月，有人问周恩来，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周恩来回答说：“现在和过去没有什么不同，我看不出为什么一定会有不同。”
我认为是好的，是好的。因为在过去，人们对权利的要求只能够通过少数人以群众的名义提出来的，而如今，人们不愿意再让别人代表自己，更愿意由自己来发表意见，愿意直接参加活动。黑人、犹太人、妇女都是如此。无论是黑人、犹太人还是妇女，都有权去参加社会活动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诚然，妇女在说话时，时常会夸张，可是只有“夸张”才能使别人重视我们的呼声。这一点我也深有体会。不投我们的票，难道是因为我们“夸张”吗？是的，在西方世界，妇女除了“夸张”，没有别的选择，但在印度不是。其中的原因也可以解释我的情况。在印度，妇女从来没有站在与男人敌对竞争的地位。即使在古代，每当出现一个妇女领袖或者女性统治者，人们对她们也是可以坦然接受的。请不要忘了，在印度，力量的象征是萨克蒂。不仅如此，在这里为了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男性和女性曾并肩作战。在获得独立后，谁也没有忘记这一点。但在西方世界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妇女的确会参与社会活动，革命者却一向都是男性。
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可能会让您为难。您一直宣称执行不结盟政策，可是去年8月，您签署了《印苏友好条约》。这两者难道不矛盾吗？
甘地夫人，我们想该谈谈个人的话题了。我已做好提问的准备。第一个问题是，像您这样一个女人，是跟男人在一起更自在些，还是跟女人在一起自在些？
我不为难。为什么这么说？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我都同样对待。首先他们在我眼中都是同等的人，我不会首先去考虑是男人还是女人。但这是因为我接受的教育非常特殊，我有一个非常不寻常的父亲，我也有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母亲，而我是他们的女儿。我像男孩子一样长大，因为到我家拜访的人的大部分都是男孩子。我和男孩们一起爬树、赛跑、摔跤。在男孩们面前，我没有羡慕他们，没有自卑感。可是，我同时也喜欢洋娃娃。我有许多洋娃娃。您知道我是怎么玩洋娃娃的？我会组织它们起义、召集它们集会、给它们模拟逮人的场面。我的洋娃娃从来不是需要抱在怀里的婴儿，而是袭击兵营和被捕入狱的男男女女。现在我这样解释，不仅我父母亲，而且我的整个家庭，包括祖父、祖母、叔叔、姑妈、堂兄弟、堂姐妹都参加了抵抗运动。因此，每隔不多久，警察就要光临我们家，不分青红皂白把我的家人带走。他们曾经抓走了我的父亲，也抓走了我的母亲，抓走了祖父，也抓走了祖母，抓走了叔叔，也抓走了姑妈。我习惯于用同样的眼光看待男人和女人，把他们放在绝对平等的地位。
希望刚才不是一个使您为难的问题，甘地夫人。
还有那个关于圣女贞德的故事，对吗？
怎么说呢……这取决于对“宗教”这个词的解释。我不去庙里，也不拜佛，我不干诸如此类的事。但是如果把宗教理解成信仰人而不信仰神，理解为努力使人变得好些，使人生活得更幸福，那么我是教徒，是一个很虔诚的教徒。
是的，那是一件真事，成为圣女贞德那样的人，是我童年时的梦想。十岁十二岁左右的时候，我在法国知道了她的故事。我记不得是在哪里读过有关她的事迹，但是我记得，她很快就对我起了决定性的影响。那时候，我就确定了愿意为我的国家献出生命。好像是天方夜谭，可是……幼年时发生的事确实会对我们的一生产生影响。
甘地夫人，您不是教徒，对吗？
甘地夫人，我想知道，是谁使您成为如今这样一个人的？
但是……布托并不是一个很全面的人。每当他说话时，人们总是弄不清他究竟想说什么。关于这点，他到底想说什么呢？想说他愿意成为我们的朋友吗？很久以来，我们就想要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我一直愿意成为他的朋友。这一点其实西方世界并没有关注到：西方报刊一直强调，印度是巴基斯坦的敌人，巴基斯坦也是印度的敌人；他们强调印度教教徒反对伊斯兰教徒，同时伊斯兰教徒也敌视印度教教徒。然而，他们从来没有说过自从印巴被肢解成两个国家以来，我的党一直在与这种局面作斗争，从那时起我们就认为，因双方宗教信仰不同而产生敌意是错误的、荒唐的。少数民族不可能被一个国家消灭，信奉不同宗教的人也有可能和睦共处。在当今世界，人们怎么可能由于宗教信仰不同而互相残杀呢？每天有这么多其他问题需要我们去处理！我们真正需要去关心、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消灭贫穷、实现个人的权利、推动技术的发展。这些才是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远比宗教更重要！因为它们是一些普遍性的问题，既是巴基斯坦人面临的问题，同样也是我们印度人的问题。对于那些头脑发热到叫嚷宗教危机或说类似蠢话的人，我不予理睬。糟糕的是，在印度也有人说这样的话。他们说什么“我们本不应该接受巴基斯坦这个国家的存在。如今这个国家就在那里，所以我们要去摧毁它”。但是，这些人只是少数几个疯子，群众并不跟他们走。在印度，不存在大规模的反巴基斯坦的宣传。当然，在战争期间有过少量这样的宣传，但即使在战时，我们也能控制这样的情绪。事实上，巴基斯坦人对此也感到惊讶。在野战医院里，巴基斯坦俘虏感叹地说：“怎么？您是信奉印度教的大夫，也愿意医治我的病？”请注意，对于布托这个人，我只能回答说，要是他明白他说这话的意思，那么他讲了他唯一该说的话。要是他不这样讲，他的命运将会如何呢？但是据说布托是有野心的。我希望他是一个野心很大的人，因为野心能使他看清现实。
我经历过的生活，我从幼年起就遭受的困难、艰辛和痛苦，造就了如今的我。历经磨难其实是生命的一种馈赠，我们这代人中的许多人其实都经历过这些苦难。有时我会自问，如果说当今的青年人，也经历了和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相当的苦难，那会怎么样呢……曾经警察会冲进我的家里，把我的家洗劫一空。您可知道这段经历是怎样造就我的？的确，我没有一个幸福的童年。那时我是一个瘦弱、多病、敏感的女孩子。警察闯进我们家以后，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我都是一个人生活。我很快学会了独自度过困境。八岁时，我开始独自去欧洲旅行。那个时候，我往返于印度和瑞士、瑞士和法国、法国和英国。我像个大人似的支配自己的开销。人们经常问我，谁对您影响最大？是您的父亲还是圣雄甘地？是的，从根本上来说，我的选择多多少少受了他们的影响，受了他们灌输给我的平等精神的影响。因为我对正义的渴望来自我的父亲，而他又是从圣雄甘地那里接受这种信念的。可是，说我的父亲比其他人对我影响更大也不完全正确。我说不清楚自己性格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我的父亲，还是由于我的母亲，或者由于圣雄，或由于我的朋友们。是所有的人，是大家，造就了如今的我。事实上没有人把任何事情强加于我，没有人企图凌驾于别人之上，也从来没有人向我灌输教条。所有事都是我自己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进行的选择。例如，我的父亲很重视勇气和毅力，他蔑视那些没有勇气的人，但是，他从不对我说：“我要求你成为一个勇敢的人。”只是每当我迎接挑战，或在赛跑时赢了男孩子，他会自豪地微笑。
布托说愿意与印度建立联邦，您认为怎么样？
您一定非常爱您的父亲！
不是归根结底，而是从头至尾：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本来就是兄弟。占领达卡后，巴基斯坦的军官和印度军官在一起握手，我知道您对此会感到惊讶。但是您明白吗？1965年以前，在我们的军队和巴基斯坦的军队里，您很可能会遇到两个身为兄弟、国籍不同的将军，他们真的有可能会来自同一个家庭，同父同母；或者一边是叔父，另一边是侄子；或者一方是表哥，而另一方就是表弟，目前的状况就是这样。我再告诉您，有那么一段时间，巴基斯坦和印度驻瑞士的两位大使真的是亲兄弟。唉，英国人强加于我们的分治是多么不近人情！这样的决定使得无数家庭四分五裂、无法团聚。令人悲痛的情景我还历历在目：当时被迫移居他乡的人并不愿意离去……许多伊斯兰教徒，不愿意从印度迁徙到巴基斯坦去。于是他们就宣传说，到了那边将有更多的机会，所以他们才迁过去。还有许多印度人不愿意留在巴基斯坦，但是那边有他们的亲人和财产，也就留在那里了。要他们成为我们的敌人，太荒唐了。特别是想到，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之间争取独立的历史时，现状就显得更加荒谬，甚至愚蠢。是的，在英国人的统治下，存在着敌对的团体，而且彼此之间有交锋。但很明显，这是被那些分裂我们、不在乎我们之间是否和睦的人挑起的。外国人一直想分裂我们，甚至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之后也是如此。如果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能够团结起来，那么就是最好的局面……我说的不是什么联邦，而是比如像意大利和法国这样的两个友好邻邦，那么双方的进步都会更快。但是，我们的进步似乎不是某些人所关心的。这些人所关心的是使我们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我们一直互相折磨。所以我愿意原谅巴基斯坦人，他们还能怎么办呢？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唆使他们攻击我们，给他们递武器，于是他们就攻击了我们。
噢，是的！我的父亲是一个圣人。他是最接近于现实中的圣人的存在。因为他是如此的正直，以至于使人难以置信，难以忍受。我从小就维护他，相信现在还在维护他，至少是维护他的政策。噢，从“政治”这个词的含义来说，他根本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唯一支持他从事这份职业的，是他对于印度这个国家无条件的信任，因为他发疯似的关心着印度的前途。在这一点上，我与他互相理解。
问题是我坚持认为这场战争是兄弟之间的战争。我对奥罗拉将军和尼亚齐将军也都是这样讲的。他们都回答说：“归根结底是兄弟。”
那么圣雄甘地呢？
您要知道，这并不是我第一次面对战争，我还处理过其他战争。既然谈到非暴力，我来给您讲个小故事：1947年，印度独立不久，巴基斯坦入侵了当时受印度土邦主掌管的克什米尔。土邦主逃跑后，克什米尔人民在酋长阿卜杜拉领导下请求印度援助。当时的印度总督蒙巴顿勋爵回答说，要是巴基斯坦不向克什米尔宣战，印度就不能向克什米尔提供援助。他似乎对巴基斯坦屠杀人民这一事实毫不关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领导人决定签署一项保证与巴基斯坦战斗的文件。圣雄甘地虽然一向崇尚非暴力，但是也在上面签上了名字。是的，他选择了战争，他说他没有别的办法。在有必要保卫别人和自己的情况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自他去世后，出现了许多神话。但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他极其聪明，具有惊人的洞察力和是非感。他曾经说，印度的第一任总统应该是一个达利特女子。他竭力反对种姓制度以及对妇女的压迫，在他眼里，一位达利特女子就是纯洁的至高无上的代表。自从他经常与我们家来往，我开始对他有更多的了解，当时他同我的父母都是领导机构的成员。独立后，我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机会很多，特别在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发生摩擦、我负责做伊斯兰教徒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当时的工作是维护伊斯兰教徒。啊，是的，他的确是一个伟人。可是……在我和甘地之间，从来没有像我和我的父亲之间的那种融洽关系。他经常谈论宗教……他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总之，我与他之间因为年龄的差距有很多的不同。
甘地夫人，说实话跟您这样一位受过非暴力教育的人谈论战争，我感觉有些不适应。我在想，在发生冲突的那些日子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受。
那我们继续来聊聊您吧，甘地夫人。您是如此的非同寻常。所以您不愿意结婚这件事，是真的吗？
此言差矣。其实，我并不理解为什么我们和中国人必须互为敌人，我们不愿意做他们的敌人。但如果他们有意与我们为敌，那我们没有办法。但是我不认为他们真的愿意成为我们的敌人，因为我不认为这样的结果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至于在这场战争中他们所持的态度……怎么说呢？我认为他们比美国人高明。肯定地说，他们是比较温和的。要是愿意的话，他们本来可以为巴基斯坦做更多的事，对不对？把第七舰队开进孟加拉湾的是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保险起见，当时我没有撤走驻扎在与中国交界处的军队。但是我从来不相信中国人会采取任何激进的手段进行干涉。换句话说，我从来不认为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危险。当然，要是美国人开了枪，要是第七舰队不仅停留在孟加拉湾而且还实施了进一步的措施……是的，那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坦率地说，我从未有过这样的担心。
是的，直到我十八岁左右，我都从未有过结婚的念头。然而这不是由于我是一个倡导女性从政的女人，而是因为我更希望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解放印度的斗争。所以那时候我觉得结婚会分散我的精力，但是我逐渐地改变了看法。十八岁左右，我开始考虑结婚的可能性，但并不是为了找到一个男人一起生活，而是为了孩子。我一直想要孩子：如果遂我的心愿，我也许会生十一个小孩吧，而我丈夫只愿生两个。其实吧，让我来跟您说最真实的情况：最初医生劝我连一个孩子也不要生。我的身体一直不好，他们说怀孕对我会是致命的。如果他们不这样跟我说，也许我真的不结婚了。但是他们的诊断刺激了我，让我很生气。我回答说：“为什么你们就没想过，我结婚的目的也许就是为了孩子呢？我不愿意听到你们说‘你生不了孩子’，我愿意你们告诉我，怎么做才会生孩子！”他们耸耸肩无奈地说，要是你长胖点，也许有点用处，你这么瘦是不能怀孕的。我说，行吧，我会长胖的。于是我请人给我做按摩，喝鱼肝油，饮食增加一倍。可是体重连一克也没有增加。后来我就想，到订婚的那一天，我也许会胖些的，结果还是一克体重也没有增加。于是我到穆索里去疗养，那是一个有益于健康的地方。我并没有遵循他们的嘱咐，而是自己摸索出一套养生法，人也胖起来了。现在想来，当时的手段完全是与我现在相反的。现在要保持苗条还成了问题，但我还能勉强保持。我不知道您是否理解了，我就是这么一个果断的女人。
那么中国人呢？当时中国人也站在巴基斯坦方面。要是我没有说错的话，中国是印度最强大的敌人。
是的，没错，我是这么理解的。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在婚姻问题上也表现出您的果断。
让我解释一下，美国总是认为自己在帮巴基斯坦的忙，但其实如果美国不这样做，巴基斯坦反而会成为一个更强大的国家。支持一个连一点民主的因素都没有的军事政权，并不是在帮助这个国家。正是由美国人支持的军事政权在巴基斯坦失败了。有时候，朋友的好意也是危险的，帮助朋友也需要三思后行。
是的。起初没有人赞成那桩婚事，没有任何人。甚至连圣雄甘地也不同意。至于我的父亲，像人们常说的那种反对倒也不是真的，但他的确很不满意。我猜想是因为独生女儿的爸爸更希望自己的女儿晚一些结婚，越晚越好。不管怎样，我愿意理解为我父亲的反对是出于这个原因。您要知道，我的未婚夫信奉另一个宗教，他是个祆教徒。对于这一点谁也接受不了，整个印度似乎都在反对我们，没错，整个印度。他们给甘地、给我的父亲、给我写信，污辱我们，以死威胁我们。每天邮递员都送来一大口袋的信，全部倒在地上。这些信我们从未读过。我们倒是请了一些朋友来看这些信。后来他们对我说：“有人说，要把你们切成碎块；有人说，虽然自己已经娶妻，但还是愿意跟你结婚，因为至少他是印度教教徒。”后来圣雄也参与了论战，我最近才从他的一篇文章中读到。他恳求人们不要再纠缠他，希望人们放弃狭隘的思想。不管怎样，我最终与费罗兹·甘地先生结了婚。当我决定了某件事情，世界上便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
我不明白。
但愿您的儿子拉吉夫与一个意大利女人结婚时，没有类似的事情。
决定出访时，其实我认为我是不会成功的，那种感觉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企图用手指去堵住堤坝的决口一样。有些事……我不知道……不可能……但成功了。我跟尼克松先生谈得一清二楚。我跟他谈了我跟希斯先生、蓬皮杜先生、勃兰特先生谈的所有情况。我毫不含糊地对他说，我们不能负担一千万难民，也不能再忍受这种一触即发的局面。对于这些，希斯首相、蓬皮杜总统、勃兰特总理都很理解，而尼克松却不理解。事实上是其他人所理解的事情，被尼克松理解成另一回事。我怀疑他非常亲巴基斯坦，而且我知道美国人向来偏袒巴基斯坦。我持这种看法不仅是因为他们偏袒巴基斯坦，而且是因为他们反对印度。后来我曾感到他们似乎正在改变，但不是改变了亲巴基斯坦的立场，而是缓和了反印度的态度。也许我的印象是错误的，我对尼克松的访问并未能避免战争，但对我有用，因为经验告诉我，有时候当别人干一些反对你的事情的时候，这些事情最终总是对你有利，至少你可以利用它使自己从中得利。这是生活中的一条规律。请检验一下，您就会发现。这是生活中随处都可以看到的规律。您知道为什么我在最近的选举中能获胜吗？因为人民热爱我，这是对的；因为我辛勤地工作，这也是对的。但也因为反对派对我的态度不好。您知道我为什么能打赢这场战争吗？因为我的军队会打仗，这是肯定的；但也因为美国人站在巴基斯坦一边。
时代变了，我的儿子们不应该再经历我所经历过的苦恼了。1965年的一天，拉吉夫从伦敦给我写信——当时他在那里学习——他在信中告诉我：“你总是问我关于女孩子的事，问我是不是碰到了特别的女孩子等等。好吧！现在我遇到了一个特别的女孩子。我还没有向她表白，但是，她是我愿意跟她结婚的女孩子。”一年后，我去英国，认识了这个女孩。拉吉夫回印度后，我问他：“你对她的看法始终如一吗？”他回答说，是的。可是这个女孩子要到二十一岁，要等到她确信自己愿意生活在印度才能结婚。就这样，我们等到她二十一岁，她来到印度，而且说她喜欢印度，我们才宣布了他们的订婚。两个月后他们成了夫妻。索尼娅几乎完全成了印度人，尽管她不经常穿纱丽。其实我当年在伦敦求学的时候，也常常穿西方人的衣服。的确，我是一个最传统的印度女人，您可知道我当祖母时，是多么的开心！您知道吗，我已经是两个小朋友的祖母了。拉吉夫和索尼娅生了一儿一女，小女孩刚出生不久。
甘地夫人，您谈到了为避免冲突，而出访欧洲和美国的往事。今天您能谈谈那次出访的真实情况吗？跟尼克松谈得怎么样？
甘地夫人，您的丈夫已去世多年，您从来没有想过再结婚吗？
我现在就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追溯到很久之前，我们曾经协助过孟加拉解放军。如果您认为这一切都从那次协助孟加拉开始，从那个时刻开始，那么我承认，这场战争是由我们开始的。但我们当时不得不这样做。我们不能在我们的土地上接纳一千万难民，我们不能容忍国家无限期的不稳定下去。难民的拥入不会停止，将继续下去，而且将是爆炸性的拥入。我们再也无法控制难民潮，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必须阻止这一切。我访问尼克松先生和其他国家元首时，也是这样告诉他们的：我们的目的是避免战争。但如果您看看一场真正的战争是何时开始的，就不难意识到，是巴基斯坦人首先发动了攻击，是他们派飞机来攻击我们。当天下午五点，第一枚炸弹落在了阿格拉市。我可以证明，这是出乎意料的战而不宣。周末是我们这些政府人员唯一可能离开德里的时间，而恰好那个周末几乎没有人在德里。我去了加尔各答；国防部长在去南方的班加罗尔之前去了巴特那；财政部长去了孟买，正要去浦那；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也去了外地，我现在不记得了。我们所有人当天都不得不回到德里，所以我们的部队不是在几个小时内开始反攻，而是在第二天开始反攻。也正因为如此，巴基斯坦人占领了一些地区。我们当然有准备，我们知道可能发生什么。但只有在空袭时，我们才真正准备好了。要是没有这些准备，我们就只能留在德里之外了。
没有，还没有。要是我遇到了我希望与他生活在一起的人，也许我会有这个想法。但是，我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不，即使我遇到了这样的人，我也不大可能再去结婚了。我的生活是如此充实，为什么要再结婚呢？不，没有过，这是毫无疑问的。
您知道吗？人们指责你们印度人挑起了这场战争，认为是你们首先发起的进攻。您对这个问题如何作答？
我很难想象您能做一个家庭主妇。
这发生在头五天，与其他的屠杀相比，与数百万人被杀相比，这仍然是一个小数字。当然，这是一个不幸的事件，我们尽了一切努力来阻止它的发生。您应该知道我们救下了多少人！但我们不可能走遍所有地方，看遍所有东西，个别疏忽是不可避免的。每个社会都有行为不端的人，我们也应该理解这些人。当他们无法忍受的时候，出于愤慨，他们可能会变得不可理喻。为了正确全面理解这个问题，人们不应该仅仅考虑在几天内看到的东西，而应该联想到在一段时间内看到和遭受的东西。
您错了，噢！这一点您说得不对。我会是一个完美的家庭主妇，因为当母亲一直是我最喜爱的职业。在做母亲和当家庭主妇这个方面，我从来没有被要求过做出牺牲。在那些投身家庭的日子里，我感到每一分钟都充满乐趣。我的儿子们……我用尽所有心血尽心抚养了我的两个儿子，我把养育他们看成是一件最重要的工作。事实上，如今他们已长成了两个正直勇敢的男子汉。所以，不，我从来理解不了那些女人，她们会认为自己生了小孩，就是做出了多大的牺牲，不去参加其他社会活动。如果善于安排时间，那么处理好家庭事业两者的关系并不困难。在我的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我照常担负我的工作。当时，我是儿童福利印度委员会的社会委员。我可以给您讲个故事：那时拉吉夫四岁，还在上幼儿园。一天，他的一个朋友的妈妈来我们家，带着温柔而关切的口吻对我说：“噢！您是不是都没什么时间花在孩子身上，您一定很难过！”结果，拉吉夫像一只小狮子一样的吼叫起来：“我妈妈跟我在一起的时间比你和你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你懂吗？你儿子经常跟我说，你把他独自留在家里，自己出去打牌。”所以，我讨厌那些无所事事，整天只知道打牌的女人。
令人遗憾的事在孟加拉已经发生了一些。在达卡解放后，我在那里看到了可怕的私刑。
在您的一生中，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远离了政治，那时候您不相信政治了吗？
不，这是不可能的。您知道为什么？因为印度正在发生革命。这里，事情正在和平、民主地进行着。共产主义的危险是不存在的。如果不是我这个政府，而是右派政府的话，那就的确存在危险。事实上在印度，当人民认为我的党向右转的时候，共产党人才会增加。人民是对的，因为面对向右转的威胁，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投靠左翼的力量。但是目前人民看到了我们的努力，看到问题正在解决，共产党人使不上力。至于西孟加拉的农民武装问题，已完全控制住了。我确信，就是孟加拉的农民武装也会被控制的。不，我估计不会发生什么令人遗憾的事。
政治……这要看什么样的政治。对于我父亲那一代人来说，搞政治是一种责任。他们眼中的政治理想十分美好，因为它的目的是争取自由。而现在我们搞的政治是……您别认为我会对这样的政治狂热，我千方百计地让我的儿子远离政治，并不是偶然，而且至今我算是成功的。（印度）独立以后，我立刻远离了政坛。我的儿子们需要我，我又喜欢社会委员的工作。所以我当时说：“我做了我该做的那部分工作，其余的让别人去考虑吧。”直到我发现，在我的党内，一切都不能正常运转的时候，我才重返政界。当时我经常跟人吵架，跟所有的人吵，包括我父亲和我从小就认识的领导人长辈们……记得那是1955年的一天，党内有个人对我大叫大嚷：“你只知道批评。要是你有能力去纠正去改善，那么你来啊。来吧，为什么你不试一试？”好吧！我一贯经不住别人的挑战，于是我就上了。但是当时我认为，那会是暂时的，我父亲也这样认为，他从来不试图把我卷入他的活动。有人说：“她总理的位子，都是她父亲替她准备好的”，“是她的父亲为她铺的路”，这样说是不对的。当我父亲让我辅佐他时，他确实没有考虑到这个后果。
甘地夫人，我说您的胜利中包含着危险，不仅指的是孟加拉，而且还指印度的西孟加拉邦，现在他们吵吵嚷嚷地要闹独立。我听说在加尔各答发生了农民武装斗争。列宁曾说过，“世界革命将席卷上海和加尔各答”。
不过，一切都是由您父亲而开始的。
不要着急。他们回去的速度算是很快的了，我对此很满意了，比我所期待的要快得多。
这是显而易见的。他是总理，所以我来照顾整个家庭，于是我成为了我们家的女主人，这就意味着，我也陷入了政治，因为我需要经常与政界人物来往，了解其中的计谋和秘密。这也意味着，我迟早要面临这样的挑战。那是1957年的一个周末，我父亲要去北方出席一个集会，我就像往常那样陪他同往。当我们到达昌巴后，发现那位负责替他安排活动的太太为他在另一个城市也组织了一个集会。要是我父亲放弃参加昌巴的集会，我们会在昌巴的选举中失败；要是我们放弃另一个城市的集会——这个城市在帕坦科特附近——那么，我们的选举同样会在那里遭到失败。“要是我去呢？”我跃跃欲试地说，“要是我去讲话，我去替你解释，告诉民众你在同一时间参加不了两个集会，这样是否可以呢？”我父亲回答我说不行，所以，当时我不得不走了三百英里崎岖的山路，而那时已是星期一的凌晨两点。我只好向他道了晚安，但嘴里咕哝着：“多么可惜，我觉得是个好主意。”当我第二天五点半醒来时，我在房门底下找到了一张字条，是我父亲留下的。上面写着：“有一架飞机送你去帕坦科特。到那里乘汽车只需要三小时，你还赶得及。祝你好运。”我及时地赶到了那里，主持了集会。集会进行得很成功，之后我还被邀请参加了其他的集会。这是一切的开始。
一千万中的两百万，不算多。
那时候您还在与丈夫一起生活，还是已经和他分居了？
是的。两百万人都已经。
我和我的丈夫一直保持着夫妻关系，一直到他去世。说我们分居是假的！请注意，实际情况并非大家所认为的那样……为什么我不彻底说说真实情况呢？我丈夫住在勒克瑙，我父亲当然住在德里。因此我常常往返于德里和勒克瑙之间……当然，当我住在德里而我的丈夫需要我时，我就赶往勒克瑙。同样，当我住在勒克瑙，而我的父亲需要我时，我就赶往德里。不，这种情况并不方便。在德里和勒克瑙之间，毕竟是有段距离的……是的，我的丈夫生过气，吵过架。我们吵架，吵得很厉害，这是真的。我们是两个同样强硬和固执的人，谁也不愿让步……我愿意认为，这样的争吵使我们关系更好，使我们的生活更有活力。因为要是没有争吵，我们过的虽然是正常的生活，却太过平淡，会使人厌烦的。我们不是那种会过一种正常的、平淡的、使人厌烦的生活的人。我们的婚姻毕竟不是强迫的，是他选中我的……我更愿意说是他选中我，而不是我选中他……我不知道当我们订婚时我爱他的程度是否达到他爱我的程度，但是……后来，在我看来，我们之间的爱情也不断发展，变得很伟大……总之，这一点我有必要澄清！对他来说，当我父亲的女婿是多么不容易，对谁来说也不容易。别忘了他也是议会的议员！他曾经作了让步，决定离开勒克瑙，到德里我父亲的家里，与我父亲还有我生活在一起。但是，作为议会的议员，他怎么能在总理家里接待客人呢？他很快发现了这一问题，于是为自己另找了一个小住宅。这样安排也并不方便。他需要时常往返，有时跟我们在一起，有时独自生活……不，对他来说，生活也并不容易。
他们真的正在重返家园吗？
甘地夫人，您从来也没有感到过遗憾吗？您从来也不担心自己会屈服吗？
要知道，生活总是充满着危险，我不认为危险必须避免。我认为只要看来是正确的事情就应该去做。要是在看来是正确的事情里包含着危险……那么，就应该去冒险。我一贯遵循的哲学是：如果一件事情必须完成，那么就不要去顾虑它会带来的后果，对于不得不做的事情，我只会在事后去衡量它的后果。要是有了新的问题，那就去解决新的问题，仅此而已。所以，您说这次胜利是危险的，但我认为，如今谁也不能再说这是危险的了，我也看不到您所指的危险。要是这些担忧真的变成事实的话……我就会根据新的问题来制定下一步的解决方案。我希望这番话听起来是积极的，我愿意从积极乐观的方面来回答您的问题。我可以乐观而且肯定地告诉您，在孟加拉和我们之间存在着友谊。然而友谊不是单方面的，谁也不会一无所获，双方都会有所得失。要是我们给了孟加拉什么东西，他们显然也要给我们一些东西。为什么孟加拉不需要兑现自己的承诺呢？经济上，孟加拉国资源丰富，可以重整旗鼓；政治上，我认为他们的领导人是训练有素的人，去那里避难的难民也正在重返家园。
不，从来没有。任何忧虑都是浪费时间，遗憾也一样。我做的一切都是我自己选择去做的。一旦干什么事，我就一头扎进去，而且始终如一，坚定不移。无论是童年时在小游击队员组织“猴子大队”里与英国人作斗争，或是年少时希望成为一个母亲，或是成年后把全部精力花在父亲身上而使丈夫不满，每次我对自己的决定都是坚持到底，并承担一切后果。即便有些事情与印度无关，但是我也会一头扎进去。唉，我还记得日本侵略中国时我对中国是多么的关心！我立刻加入了一个募集捐款和药品的委员会，还参加了国际纵队。我热心地投身于反对日本的宣传中去……像我这样的人，首先不会忧虑，其次不考虑遗憾。
好极了。我想从最困难的问题开始。您打赢了一场战争，而且可以说是大获全胜。但是我们认为那是一次危险的胜利，而且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并不少。您认为孟加拉真能成为您所希望的盟友吗？
另外，您也没有犯过错误。有人说，打赢了这场战争后，没有人再能撼动您的地位，您至少可以再掌权二十年。
英迪拉·甘地：他们这样说是因为我很直率，过分的直率。因为我不会在闲聊上浪费时间，不像印度人通常那样，让碰面的头半个小时在问候声中白白流逝：你好吗？孩子们怎么样了？孙子们怎么样了？诸如此类。我不想说这些亲昵的话语，但即使我们互相问候，也应该是在我们工作结束之后。但是在印度，我的这种做法总是行不通的。我说“咱们来谈实质性的问题吧，快！”他们就不乐意，于是就认为我冷淡，甚至冷酷和难相处。还有个原因，这也与我的坦率有关。我从不演戏，我不会演戏。我总是表里如一，有什么样的情绪就表现什么样的情绪。要是我高兴，就表现得高兴；要是我在生气，表现出来的就是生气，从不顾虑别人会有什么反应。只有那些与我有过类似的艰难人生经历的人，才能理解我对他人的态度观感不屑一顾的态度。所以现在您放马过来吧！您可以向我提出您想要知道的任何问题。
关于我能在台上待多久，我自己倒一点想法也没有，而且我也不在乎，因为我对是否继续当总理这件事情并没有太过于上心。我关心的只是做好我的工作，直到我累了，做不动了。准确地说，不是累，工作不会让人累，无所事事，才使人疲劳。但是，任何事物都不是永存的。没有人能预言，在不久的将来或遥远的将来我会怎么样。我不是野心勃勃的人，一点也不。我知道我这样说会使大家吃惊，但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从不关心荣誉名声，我也从来没有去追求过荣誉。我喜欢总理的工作，这是事实。但担任总理这个工作，也没有比我成人后干的其他工作更使我开心。刚才我跟您说，我的父亲不是搞政治的人，而我认为自己反而是的。这并不意味着我对政治这个行当感兴趣，而是我认为自己有必要致力于建设一个我理想中的印度。我不厌其烦地重复说，我所希望的印度是一个更加公平、不再贫困、更加独立的印度。当我认为国家已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的时候，我就可以马上离开政坛，不当总理。
奥里亚娜·法拉奇：甘地夫人，我有许多问题想要问您，有涉及您个人的，也有关于政治的。关于您个人的问题我后面再提，等我弄明白了为什么许多人害怕您，说您对人冷淡，甚至冷酷、难相处后，再来问您。
那您会去干什么呢？
我对英迪拉的报道引起了巨大反响。听说布托读了我们的访谈之后很生气，出于妒忌，他让我也到他那里去采访他。我后来的确去了，所以之后在关于布托的访谈中再细细道来。那只是历史中的一个小插曲，事实上，最重要的情节是英迪拉的下台。这来得很突然，正当这位不可思议的女性深信自己在当今这个个体已起不了决定作用的时代仍能发号施令的时候，她突然就垮台了。像踩到香蕉皮滑倒一样，不可避免地倒下。
任何事情都可以。我已经说过，我热爱我做的一切工作，而且总是尽量去做到最好。如果不当总理，那有什么关系？世界上又不是只有总理这个职业！对我来说，我完全可以去到一个村庄里生活，我都会感到很满意。当我不再管理国家，我就回家照料孩子们。或者我去学习人类学，一门我一直十分感兴趣的学问，而且与贫困问题有联系。或者我再去学习历史，因为我是牛津大学历史系毕业的，也许……部落公社对我会有吸引力，我也可以去研究一下。肯定地说，我的生活绝对不会无聊！未来不会使我产生恐惧，即使未来不可知。我是经受过苦难，痛苦与困境不可能从生活中勾销。个人永远会有困难，国家也永远会有困难……唯一的办法是承认它，可能的话，去战胜它，要不就向苦难妥协。跟它作斗争是好的，但是只能在可能的情况下。如果不可能，还是妥协为好，既不要抵制也不要抱怨。抱怨的人是自私的。年轻时我很自私，现在不再自私了。不愉快的事也不会使我心烦意乱，我也不摆出受害者的样子。我随时做好准备向生活妥协。
英迪拉·甘地的办公室位于政府大厦，我在那里同她会面。这也是当年她父亲的办公室：一间宽敞朴素、光线不太充足的屋子。她身材娇小，坐在一张陈设简单的写字台后面。我进去时，她迎着我站了起来，跟我握手，然后又坐下，没有任何开场白，只是凝视着我，她的眼神仿佛是在对我说：“快提第一个问题，别浪费时间，我可不能浪费时间。”开始时，她仔仔细细地回答着问题，过了不久，她就像打开话匣子似的，谈话在互有好感的气氛中进行得很顺利。我们在一起谈了两个多小时。采访结束时，她和我一起走出办公室，她一直把我送上了出租车。经过走廊和走下楼梯时，她一直挽着我的手臂，好像我是她的老相识似的。她一面跟我说这说那，一面漫不经心地回答着官员们对她的致意。那天她似乎有点累了，我突然冒出一句：“说到底，我并不羡慕你，我并不想坐到你的位置上。”她对我说：“问题并不在于我有哪些问题，而是在我的周围有哪些白痴。”过了两天，我发现采访还有些遗漏，希望再见她一面。没有经过任何繁文缛节，我就到了她的家里。她的家是一栋简朴的小别墅，她与儿子拉吉夫和桑贾伊一起住在这里。在家时，她比谁都平易近人。通过她早晨接见那些找她请愿、抗议和向她献花的人这件事能看出这一点。我按了门铃，她的秘书出来开门。我问她，总理能否再给我半小时的时间，秘书回答说：“我们试试看。”于是转身就进去了。当她出来时，英迪拉也一起走出来了。“请进，请坐。咱们喝杯茶吧！”就这样，我们坐在面朝花园的客厅里又谈了一小时。除了回答我的问题外，她还告诉我，她的大儿子拉吉夫跟一个意大利女人结了婚，在印度航空公司当飞行员。二儿子桑贾伊是汽车设计师，还是个单身汉。最后她又叫来了正在草坪上玩耍的皮肤黝黑的漂亮小男孩。她一边温柔地拥抱他，一边低声地说：“他是我的孙子，是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人。”看着这样一位强有力的女人拥抱一个小男孩，会让人产生一种奇特的感觉，让人更加深切地感到刚才讨论过的，女性事业与家庭难以两全的矛盾。
甘地夫人，您是一个幸福的女人吗？
她也曾在监狱中服刑，在那里度过了十三个月，而根据特别法庭的判决，她本应在那里服刑七年。跟她一起进监狱的还有她的丈夫：在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上学时，她加入了工党，结识了一位孟买的年轻律师，名叫费罗兹·甘地(Ferozi Gandhi)，他也是一个热衷于搞政治的人。1942年2月，他们在德里举行了婚礼。六个月后，英国当局以颠覆罪的罪名逮捕了他们。这是他们婚姻出现问题的开始，当然也是厄运的开始。1947年尼赫鲁当上了总理，英迪拉基本上和她的父亲生活在一起，她的父亲已经失去了配偶，但需要一个女人在他身边。费罗兹·甘地始终没有接受她的选择，直到1960年因心肌梗塞而死去。但是他没有能说服她，有人说，这其中的原因还有费罗兹对别的女人过分献殷勤，让英迪拉感到不满。十七年中，英迪拉更多地跟父亲在一起，并没有怎么与她的丈夫相处。人们称她为“印度第一夫人”“民族的女儿”。她和她的父亲一起外出访问，接见国家元首，召集会议。1956年她进入了国大党的执委会，1958年成为该党的主席。这以后，她把那些她自幼年起就尊敬的人物从党内清洗出去。1964年当尼赫鲁去世时，出现了不可避免地由她接替总理职务的局面。1964年选举时，她以355票赞成169票反对的票数获胜。1970年选举时，她取得了更大的胜利。她的政治经历与果尔达·梅厄的政治经历有不少共同点，和梅厄一样，她也是通过参加政党活动上台执政的。但果尔达与英迪拉的共同点还不止这些：果尔达的婚姻也是不美满的，果尔达也为了政治生活牺牲了自己所爱的许多事物，也曾结过婚，生过两个孩子。她们的生活恰恰证明，一个有才能的女性既要实现事业上的抱负，又要保住家庭生活的美满，是多么的艰难，不仅是艰难，甚至到了非此即彼的地步。荒谬的是，女性所遭受的这种不如意和不公正，在这两位身处金字塔尖的女性身上一览无余。男性在不放弃家庭和爱情的情况下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而女性却不能，这是很可悲和痛苦的。对女性来说，这两者仿佛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我也不知道。幸福是一种短暂的感觉，因为不存在持续的幸福，只存在一时的幸福，包括满意和狂喜。如果幸福指的是狂喜，是的，我知道狂喜的滋味。能这样说是一件幸事，因为没有几个人能这样说。但是狂喜的感觉持续的时间很短，而且很少再现，有时永远也不再现。要是幸福指的仅仅是满意，那么，是的，我是够满意的。不是满足，而是满意。满足，是我用来谈论我的国家的一个词，对于我的国家，我永远也不会满足。为此，我将继续在漫漫长路上求索，在宽阔的柏油路和攀登高山的小径之间，我总会选择小径。不过这让我的保镖们很恼火。
在听她说话时，必须牢记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她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的女儿，后来又是圣雄甘地的信徒。这是两位敢于向英帝国挑战并使它开始衰落的传奇人物。她在他们的影响下成长起来，得到锤炼，并不断成熟。如果说如今尼赫鲁作为英迪拉的父亲被提及，那么，过去英迪拉则是作为尼赫鲁的女儿为人所知。如果说今天甘地的名字与英迪拉的姓混淆不清（她使用的是丈夫的姓，而她的丈夫并不是甘地的亲戚），那么过去英迪拉的名望还应归功于她姓甘地。无论昨天还是今天，她都是属于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人物，她所在的尼赫鲁家族已有几代人都在政坛上活跃。她的祖父是她所属的国大党的创建人之一，父母亲是该党执委会成员，还有她的姑妈拉克希米·维贾雅·潘迪特(Vijaya Lakshmi Pandit)，是唯一曾应邀主持联合国会议的女人。英迪拉童年时不仅捋过圣雄的胡须，还有所有创建印度的重要人物的胡须。争取独立的斗争是她亲眼目睹的，警察深夜叩门逮捕人是生活的第一课。之后再有客人来访，就由她打开门对他们说：“很抱歉，家里没有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姑姑都在监狱里。”也正因为如此，八岁时，她被送往瑞士读书。十三岁那年她重返印度，接着建立了一个小游击队员的组织，取名“猴子大队”。六千多个小朋友们在她的领导下当传令兵，有时还袭击英国军营。下面是当年尼赫鲁从监狱中给她的信：“我的月亮，你还记得你曾深深地被圣女贞德所吸引，并希望自己能像她那样吗？在印度，我们正在创造圣女贞德时代的历史。我和你能生活在这个时代是很幸运的……”如今这些信已经被编入了教科书。
谢谢，甘地夫人。
完全了解她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试图用单一的颜色或外表来描绘她的性格也是不太可能会实现的事情，因为构成她性格的元素太多、太杂。许多人鄙视她，称她傲慢、愤世嫉俗、野心勃勃、冷酷无情，指责她思想姿态暧昧、两面三刀、煽风点火。但也有很多人喜欢她，甚至爱她，说她坚强、勇敢、慷慨、有天赋，并称赞她敏感、公正、诚实。男人往往不喜欢她，而喜欢她的主要是女人。事实上，在印度男人很难接受“她穿长裤特别好看”的这种说法，然而女人不可能不为她的伟大胜利感到欣慰和赞叹，她的存在否定了每一个为父权制和男性统治辩护的陈词滥调。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也许双方都是对的。正如历史上的一些伟大人物一样，即使在他们死后，人们仍然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对他们进行评价。无论如何，统治一个国家，特别是像印度这样斗争激烈而复杂的国家，并不需要一个圣人。无论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说什么（智力不足以使一个人成为国家元首，国家元首需要的是胆识、勇气和狡猾），要统治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你必须有智慧。她确实不是一个圣人，因为她知道如何享受生活中的所有乐趣。但她是个聪明人，例如我采访她时她就证明了这一点，采访她比见她要容易得多。这并不是说见到她很容易，而是因为一旦她同意与你见面，她就能令人难以置信地表现出平易近人的姿态。无需别人的恳求，她便滔滔不绝地说起来。她甚至回答了那些她本来不可能回答或不应该回答的问题。在实在无法正面回答的情况下，为了回避问题，她只简单地对问题给予肯定或否定，就像一个神圣的使者在传递一个深刻而神圣的信息。我指的是政治话题，但她在个人问题上完全不设防，没有任何隐瞒。她通过她那深情、抑扬、悦耳的声音把自己和盘托出。她的相貌也是动人的。她有一双淡褐色略带忧伤的美丽眼睛，脸上挂着一丝奇妙的高深莫测的、能引起人们好奇的微笑。她那鬈曲的黑发左侧夹着一绺奇特的灰发，犹如一支银色的光束闪闪发亮。就是这一点，她也不与任何人相像。她身材苗条又矮小。她只穿印度妇女穿的纱丽，外面套着一件西式小毛衣。她身上有很多西方的影子，虽然有时她似乎在遵循古代的教义，让她突然就变成了一个现代的思想家。注意她如何回答我关于宗教的问题。作为世界上最虔诚的民族之一的领导人，说自己不相信上帝，而是相信人，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谢谢您。向您致以良好的祝愿。正如我常说的那样，我不祝愿您一帆风顺，但祝愿您能战胜生活可能带给您的各种困难。
这是一位不可思议的女性：她统治着近五亿人口，在一场美国和中国反对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她以民主方式当选总理一职，据说没有人能够将她赶下台；她有望继续担任印度总理二十年，甚至终身如此，因为她刚满五十岁。她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真正的女王，或者是否可以说她是这个缺乏女王的时代里，为数不多的伟大女性之一？仔细看看那些掌握着世界命运的领导人，除了两三个人之外，都是不光彩的平庸之辈。相比之下，英迪拉·甘地像是一匹战无不胜的骏马，她已经习惯了这种顺境。难道她从来没有经历过挫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