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大将的政治兴味是很浓的，他很有军人策士的称誉。他也和桂太郎一样，看见今后要在政治上活动，非有政治上的与党不可，恰好逢着政友会失却统率的时候，便因缘际遇而被热衷政权的政客们推为总裁。但是一部分较有民主气习的人决不愿如此，而政友会的势力便因此永无结合之期。以二十余年来维持第一党地位的政友会，由此便化为第二党与第三党。政友本党的领袖床次竹二郎说：“田中的人物如何，政策如何，姑置不问，其历史和环境决不能作宪法政治下面的政治家，我宁可永远作少数党，作在野党，而不能与之联合。”这个话的确是一大部分政友会议员的心理。
所谓“蝎形政策”是一个什么东西，我也得讲一讲。大家都晓得，蝎子的利害全在两个螯和一个尾。日本既定了侵入大陆的计划，他们军事的眼光，一面注意在南方的海陆，一面注意在北方的诸省。他们认定确实掌握渤海是非常要紧的。对于渤海湾，一个辽东半岛，一个山东半岛，是最要紧的形胜。中日战争之后，日本在南方已经占据了蝎尾的台湾以为根据，可以控制南部中国和南洋一带。还想要占领辽东半岛，而被三国干涉逼到不得不退步。其后德国却拿了胶州，俄国租了旅大，这一个大蝎的两螯，被德俄两个欧洲大陆的强国占了。日俄战争之后夺了辽东，欧战之后又夺了青岛，在形式上似乎像完成了蝎形政策了。然而以后把持得住把持不住，如何把持，这些都是今天日本军人们所最苦心的。
田中为什么进政党的呢？他走进政党之后如何作法呢？闻得人说，他们有一般军国主义者所组织的一个修养团体叫做“凡人会”。所以叫做凡人会的心理作用，我想是以不凡者自居，视世人皆凡人，故自己反号为凡人。这一个团体的人数不多，他们是以讲大乘佛教为团结的意义。但是就会员的思想分野看，多半是神权信者，和佛教的教义相离很远。我在前面说过，日本的佛教思想固然不是印度的佛教，也不是中国的佛教。受过了王权时代的公家制度和封建时代武家制度两重感化和神权的民族思想陶融的日本佛教，完全变了样子。明治以来虽然经了神佛分离一个很大的制度变革，然而民间的思想依是神佛混合。这凡人会中的人们，大约可以说是以神佛为用，以神权为体的民族神权主义者吧。在这个团体中的人，多半是长藩关系的军阀主义者而尤其是北进论者，田中也是当中的一个人。他们也讲究一些禅宗的机锋。有一天一个朋友劝田中大将说，“你何不把剑放下来去拿珠子！”田中受了这一个机锋的刺激，于是决心跳入政党生活了。田中说我做军人以来，经过两次大战，这两大战我都不曾死。政友会这一个党是不利于领袖的不祥党，从前星亨是被人刺杀了，现在原总裁又被人刺杀了，我以战阵余生不能死于疆场，所以特意寻着做一个不利于领袖的党来做领袖。这样看来，田中之跳入政党生活，的确和平常的政客们有一个大大的不同。他不仅是热衷政权，不仅是希望成功，他很像是看破了红尘，超脱了生死，以这一种“似能立”“似能破”的主张，“似现量”“似比量”的观念，当这危机四伏一触即发的东方军国的政权，乘着全世界革命和反动两个大潮流翻来覆去。他的前途怎样，东方的前途怎样，世界的前途怎样？
本来，日本人的对华观念和日本政府的对华方针，可以说无论什么人大体都差不多。维持在满洲的特权，和在直鲁及三特区福建等的特殊地位，维持日本在中国的最优发言权支配权，尤其是经济的支配权，这几种根本政策，现在在政治上的人物，谁也没有两样。当然外务省系的人和参谋本部系的人决没有根本上的不同，然而因为对于世界关系的认识两样，所取的手段和所持的态度就有很大的不同。尤其近年来我们觉察得到日本对华的态度有一个转换。从前属于外交关系的人，在国际关系上，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崇拜英国，事事听英国的话。关于中国的方针，尽管遇事主张日本的特殊利益特殊权力，而遇事都仰英国的鼻息，尤其加藤高明统率外部和总理内阁的时代，这一个趋向是很真切而极端。本来加藤是替桂公爵办事的一个人，然而他只懂得桂太郎亲英，不懂得桂太郎排英。桂太郎死后，他领袖宪政党十年。这十年当中，他把桂太郎早认为已经任务终了的日英同盟，仍旧奉为天经地义。直到欧战既终，日本以欧战当中积极消极对于英国那样的帮忙，到底不能得英国的感谢。满期的日英同盟，日本政府和民间还想要勉强运动保持，然而被英国半文不值的丢了。自此以后，外交系的人对于英国人才渐渐不能像从前那样恭顺。在一方面，这几年来中国极度的排日热一转而为排英热，同时不能有两物存在于同一个空间，积极的排英当然便把日本的问题冷淡了下去。外交系的人，他们很留意中国人心的趋向，看到这一个情形，很了解这是挽回中国民间排日风潮的机会，绝不愿意再跟英国走，不唯得不到利益，反替英国人负责。在陆海军系的人，尤其是陆军系的人，他们对于中国一切的方针，向来是抱定一个进取的国防计划，所谓“蝎形的政策”，一切方法都从这里面打算出来。他们向来不问国际情形如何，便一意孤行，也要遂行他的策略，所以倒不像外交系的人那样奉英国若神明。而在近两三年来陆军参谋部内的日英协调论非常浓厚起来了。他们认为中国的革命运动发展是绝不利于日本，而在南方中国，日本又没有独行其意的势力基础。为压伏中国革命运动计，他们便想取一个“北日南英中协调”的政策。就是对于南部中国英国独力处理之，北部中国日本独力处理之。而对于中部，则日英两国以协调的精神取协调的形式。在今年英国出兵上海的时候，陆军方面极力主张出兵，前内阁则不愿意如此。及南京问题发生，出兵论更盛，而外务省方面还是取郑重态度。后来内阁一交替，山东出兵的事便实现了。山东出兵的意义，在日本人方面，他们说是仅为保护日本侨民，而其实际是因为革命军占领了江苏，更向北进展，他们所最爱的孙传芳的势力差不多已经消灭干净，张宗昌又是绝无战斗能力而且天怒人怨的东西。倘若革命军一气呵成地北攻，山东的克复是很不难的。于是以维持“蝎形政策”为目的的参陆两部的人，便不能不以对付郭松龄的精神而出兵了。出的兵虽然很有限，但是意义是很深长的。战斗力消失干净残余北渡而逃的孙传芳当时败卒不及两万，而不到几个月工夫，又有了七万以上的军队，这一次再渡江的军队，已经有四万左右，岂不是很奇怪吗？当南京政变发生，孙军重新反攻的时候，日本忽然宣告退兵了，不用说这是他们认为革命军再不能北攻济南的证据。
我们看纽约、华盛顿，是西半球的两个中心，伦敦、巴黎、柏林、罗马，是欧洲政治的四个中心，莫斯科和东京是亚洲政治的两个中心。安卡拉是正在努力想造成一个亚洲中心来的，前途如何，不止在土耳其而尤其是在全世界的回教诸民族。中国不单造不出一个世界中心，而且造不起一个全国的中心。全世界正在预备极大的战斗，这一个大的战斗，主要的问题就是被压迫的十二万五千万民族能够站起来自己造成政治支配的中心不能够。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国就是这中心问题的中心。然而只成了问题的中心而不能造出一个力的中心，于是四围的“中心力”，都向着中国来吸引。失却自力支配的中国民族，一逢着他力便被吸引，逢着强大的他力，便很快很大地被吸引。而来吸引中国的中心力，当然是互相冲突。吸引力愈大的，当然是冲突愈大。英国这一势力，是压迫中国最大的势力，同时也是吸引中国的最大势力。在太平天国战后，中国人的精神被英国的势力完全吸引住，使中国人连压迫的感受性都失却了。长江和南方一带，崇拜英国迷信英国，成了一种风气。只是北方还不曾被吸引干净，野蛮的抵力一变而为义和团，及义和团失败，这一个抵抗性也消失干净了。直到民国十四年为止，全中国的人心可以说是被英国吸引住一动也不能动弹的了。这几年工夫，国民革命的运动，在三民主义的领导之下，在总理二十年抗英的努力之下，大刀阔斧大声疾呼地进行起来，于是全国人心方才猛然惊醒，此时可以说任何人没有不排英的了，所以此刻英国的压迫已经失了吸引的作用。然而除英国之外，还有两个很大的压迫，正在发挥它的吸引力，不用说一个是莫斯科，一个是东京了。
从前日本参谋部在中国各地的驻在武官是非常活动的，在民国五年以后，在南京各地的武官更加活动。而外务省所辖的领事官，除了管理侨民之外，对于本地方的政治上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也不大和军政界干部的人们来往，所以取得情报的能力，陆海军人较之领事官为大。自从国民党改组而后，国民党的中央对于日本取一个不理睬的态度，而各地的民众是绝对排日。两三年当中，在南方各地的驻在武官和当地的军政领袖几乎失了关系。此时党的组织渐加严密，从前两院的政客们，除了真是做革命党的而外，也不能东奔西跑，日本人取得情报而操纵的线索因此更少了一大部分，因此参谋本部对于中国问题足以时时处处胜过外务省的能力少起来了。这是前内阁的对华方针居然可以自己决定，而外务省居然可以不受参谋部指挥的一个大原因。
从中日战争以后尤其是日俄战争以后到民国初年，东京的吸引力真是大极了。全中国的青年羡慕日本维新的成就，于是都想学日本，都到东京去。等到成了一个风气，由日本归来的人都可以得差事赚钱，于是不羡慕日本维新而羡慕到东京能够学得赚钱赚地位法术的人们也都大举赶向东京去。最盛的时候，在东京一处同时有三万余人。速成法政、速成警察，速成师范、速成陆军，样样都速成。好一个终南捷径，只要一到东京，便能很快地学得赚钱赚地位的法术。在欧战之后，空气大变了，被欧洲五年的大战渐渐唤醒了的中国青年，晓得要努力打破现状，打破环境。魏铿的新理想主义，尼采的超人主义，詹姆斯的实验主义，柏格孙的创造进化论，枯罗巴金的互助论，柏伦哈底的战斗生活论，五光十色，四面飞来，然而解决不了中国的任何问题。忽然俄国劳农革命起来了，成功了，雄大的战斗力，精密的组织力，广大的宣传力，富裕的金钱力，使中国的青年把那些解决不了自己切身问题的什么主义一齐搁下，先走向马克思主义再走向列宁主义。
日本有一些人（于藩阀财阀有关系的人），在前年去年，对于中国抱着一个假想，他们认定：“中国的政治如何变化和日本有极密切的关系。中国的政治如果不能受日本的支配，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从前所取操纵北京政府的政策事实上失败了。何以会失败，便是中国事实上不能统一，以事实上不能统一的国家，单想操纵一个京都的政治来支配全国，这是绝对办不到。而且因此生出中国人民的反感，实际上反而受打击。从前的《二十一条》的中日协约，就是一个失败的例证。即使没有《二十一条》，日本在中国的地位也不能小过今天少过今天。而因为有了《二十一条》的名义，倒反而妨碍了实际利权的获得。以后对于中国，爽性不取操纵中央的办法，而另开门径。但是有一个要点，就是如果革命运动成功，中国由革命而得统一，则必于日本不利。所以必须使中国革命势力不得统一。现在中国的各个势力当中，张作霖的势力是日本势力在中国的一个基础，但是中国绝不会统一于张作霖。此外藉英美势力而想作武力统一的吴佩孚也必然失败。在中国势力，目前最确实的就是广东的国民政府，长江的孙传芳，东北的张作霖，西北的冯玉祥。国民政府的势力向北，冯玉祥的势力向南，如果这两个势力把长江孙传芳、吴佩孚的势力打倒而得联络，则统一的国民政府成立，张作霖的势力始终是不能维持的。为应付这一个局面，日本应该要扶植孙传芳，有统一长江的势力，把孙传芳造成日本的第二张作霖，以阻隔南北两个革命的地理上的连接。”抱这一种见解的人，很是不少，而尤其是在长江有投资企业贸易关系的商人，主张更切。及至国民革命军北伐，武汉克复，国民政府将要北迁的时候，这一种论调更加高起来了。同时我们还晓得中国内也有些没志气的人，颇想勾结日本，作这一种运动。他们一是怕共产党，二是想要得一个依附，于是往来于孙传芳日本人之间者，也就实繁有徒。及至革命军向长江下游发展的时候，日本政府里面便和此种论调相应，生出一种出兵论来，主张出兵的不用说是陆军一派了。
在这样一个情形的下面，我们很看得见，俄国和日本这两个压迫中国民族的势力都变成一种吸引的势力。受这吸引力吸收了的人，差不多好像是中了魔一样的狂。不过被日本吸引的人病根是不深的，因为中国人对于日本，总抱着一个“我们是文化的先进国”的历史心理。而对于俄国，便不然了。
并且我们看日本前内阁的确也是不能维持。不单前内阁不能维持，和前内阁取同样的平和政策、调和政策的内阁都不容易维持的。这个理论和事实，讲起来话便很长。我可以简单说，在国际状态和国内产业状态紧张到了极度的今天，一方面中国的局面大摇大动，没有一点平静，一方面日本现存政党的基础根本动摇。从明年五月的大选举，日本的选举权便要从三百万扩张到一千二百万。英国对中国取压伏革命的手段，大举出兵。俄国既掌握蒙古的政权，还要想垄断中国的革命。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以和平而独立的外交政策为存在纲领的前内阁，无论是对内对外，都不能得人的满意，这是必然的趋向。田中义一出来之后，他要怎样干呢，我们没有确实的材料，不能随意悬揣。但是我们很看见，田中是要干的，不单他自己要干，四围的情况也要求他干。他的干法，从前已经有了成绩，有了榜样，他身边的人，依旧是从前那一套。他虽然不在参谋本部，而参谋本部依旧是在他的统率之下。不过是挂上一个政党领袖的头衔，加了些摇旗呐喊的政客，而且从前一些北京关系的老人，板西西原，也都集到他的幕下，这样一个情形，他总要唱一出戏罢！
现在这两个大的压迫力各自都在吸引的上面显神通，而这一种“压迫的吸引”都是预备东方将来的世界大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操之自我则存，操之于人则亡”。中国的国民到底对于自己将来的生命，对于世界将要爆发的战争，作何种打算呵！
田中义一早晚要组阁，这是我们在十年前就看见的；田中内阁的出现就是长州藩阀的最后握权，这也是我们在十年前所看见的。而且在今天这一个时代，田中内阁的出现不但在日本政治上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并且也是全世界的反动倾向当中的必然事实。现在全世界的情况，在一方面是革命潮流的猛烈进行，同时在一方面就是反动政治的增长。英国劳动党内阁倒了便生出保守党内阁，德国在共产党压下去之后兴登堡便做了总统，美国的政权又落在共和党手里，此外意大利是法西斯蒂的木梭里尼当权，西班牙是德维拉将军执政，“独裁政治是文明进步的国家当中最经济最有力的一个需要”这一个声浪传遍了欧洲。从前议会政治论者所视为蛇蝎的迪克推多，在今天的政论家当做寻常茶饭。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日本当然也要应一应景的。
近三十年来，东京是很显明地取得了东方政治中心的地位。虽然他们的力量依然屈服在全欧洲的势力之下，而尤其是在伦敦的政治力吸引之下。加藤当国的几年当中，这个趋向尤其是很明显。然而他自己统一的力量已经很确实，对于中国，已经由压迫而生出了吸引的作用。十几年来，中国任何政治变迁没有不从东京的打算上影响出来。最近七十年的东方史，前半是日本对俄国卧薪尝胆的争存史，后半是日俄两国在中国的龟霸史。而世界战争之后，又进了两国的新争霸时代，中国人的心理不向东京便向莫斯科。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东京的政权落在军国主义者的田中大将手中，一就总理的职立刻便跟着英国对上海的政策而对山东出兵，而召集在中国的外交陆军人员会议，而对满蒙决定积极政策。陆军大将、内阁中总理兼外务大臣的田中义一，恐怕是要变成第二个塞尔维亚的中学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