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从天上降下一条能让人们对其真实性深信不疑的启示，把现在笼罩在形而上学问题上的迷雾驱除干净，使人能明白精神的性质与结构，看清所有物质的特性与本质，把上帝创造万物的方式，以及整个宇宙蓝图说得清清楚楚，毫无疑问，这会增加人类的知识，但人类由此而获得的知识非但不会增加人脑的活力，反而很可能会对人类未来的努力起抑制作用，折断人类智力的翅膀。
所罗门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的事情”。这种说法并不十分正确。恰恰相反，倘若我们这个宇宙存在千百万年，人类知识的总量很可能会持续不断地增加，不过，人的智力是否会得到明显的提高，却是个疑问。不管人们认为苏格拉底、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在所掌握的知识上多么不及当今的哲学家，他们的智力水平却似乎并不比当今的哲学家低多少。智力由一小块物质产生，只是在一段时间内具有活力，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只能接受一定数量的印象。诚然，这些印象可以无限变化，由此而在这个世界上产生了无限多样的人；但是，理性与经验两者都使我们确信，每个人的智力水平并没有随着现有知识总量的增加，而得到增长。最聪明的头脑似乎是通过努力进行富有创造的思维，尽力构造新概念，通过尽力发现新真理而形成的。假如真有这么一天，人们不能指望再作出新的发现，只能运用脑力摄取已有的知识，不再努力提出具有创造性的新思想。那么，即使那时人类知识的总量比现在多一千倍，也显然不会再有对脑力的一种最为崇高的刺激，智力活动的最美好特征将因此而丧失，与创造性才能有关的一切将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的智力都不可能比洛克、牛顿、莎士比亚高，甚至不可能高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荷马。
因此，虽然《圣经》中有令人怀疑和费解的地方，但我从未由此而认为《圣经》不是出自上帝之手。毫无疑问，上帝原本可以在向人类提供启示的同时，制造一系列的奇迹，使人对上帝的意图深信不疑，完全消除一切怀疑与争论。但尽管我们的理性很脆弱，理解不了上帝的意图，可仍能看出上帝因为一个极为明显的理由，不能向我们提供这种启示。即便按照我们对人类理解力的那点了解，我们也深知，对上帝意图深信不疑，非但无助于人类的改善和道德水平的提高，反而还会将人类智力上的全部努力麻醉，使人类的美德完全丧失。假如对每一个人而言，《圣经》上所说的永恒惩罚像日夜更替那样明白无误，则这一巨大而阴郁的观念就会完全攫住人类的功能，导致任何其他思维活动无法继续进行，人们的所作所为就会完全相同，善举就不再能表现出善心，善与恶便会混淆在一起，虽然上帝那双锐利的眼睛可以把善与恶区别开来，但善与恶给人类造成的印象却完全相同，因为人类只能按照外表判断善与恶。在上天的这种安排下，难以想象人类怎么会厌恶道德上的恶，怎么会崇敬上帝，怎么会实现道德上的完善境地。
以我的观点而言，所有形而上学问题的晦暗不明，也是刻意安排来增加求知欲所引起的那类刺激的。地球上的人类很可能永远无法完全搞清楚这类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不应研究这类问题。这些让人类感到好奇的有趣问题的周围被黑暗笼罩，可能是为了不断刺激人类的智力活动与努力。为驱除这种黑暗所作的不懈努力，即使不能实现目的，也能够刺激和提高人类的思维能力。一旦人类探索和研究的对象被耗尽，人的大脑很可能会停滞；但是，这样的时期永远不会到来，因为大自然的形态与作用气象万变，让人思考的形而上学问题层出不穷。
我们有关善与恶的观念或许是不明确的，是模糊的，但我认为，如果人们只是因为害怕遭受巨大的惩罚或希望得到巨大报偿而做某件事，那很少有人会把这种举动称为善举。可以说，敬畏上帝是智慧的起始，但智慧的终点却是热爱上帝和崇敬道德上的善。《圣经》中所说的未来惩罚，似乎是特意要阻止恶人为所欲为，提醒漫不经心的人要小心谨慎，但经验再三告诉我们，《圣经》中的这种说法缺乏有力的证据，因而不足以支配人的意志，不足以使性本恶的人，仅仅由于害怕来世遭到惩罚而过有德的生活。一般可以这么说，真正的信仰源于温厚有德的性情，而温厚有德的性情是源于纯粹的畏惧，而不是源于爱。我所说的真正的信仰，是指由真正的基督徒生活中所具有的全部美德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信仰。
大自然的形态与作用变化无穷，除了会给人造成多彩多姿的印象，对唤醒和改进人的精神有直接帮助外，还会提供无限广阔的探索与研究的领域，为改进人的精神开辟其他有利的途径。大自然若尽善尽美，单调一致，就不会有这种唤醒人心的力量了。因此，当我们凝神暇思广漠的宇宙时，当我们把繁星看作是散布在无限空间中其他星系的太阳时，当我们想到我们所看到的那些能够发光，并赋予无数世界生命的天体还不到其总数的1%时，当我们因为我们的头脑不能把握无限的概念，感到绝望和困惑，而对造物主那叫人无法理解的遗传力赞叹不已时，让我们不要抱怨气候并不总是那样温暖宜人，不要抱怨一年并不总是春光明媚，不要抱怨上帝创造的一切并不具备同样有利的条件，不要抱怨乌云和暴风雨有时会使自然世界一片昏暗，不要抱怨天地万物不同样完美。理性和经验似乎早已使我们明白，大自然的无穷变化（若没有优劣之分和瑕瑜互见，也就无所谓变化）特别有助于实现上帝创造世界的崇高目的，有助于产生尽量多的“善”。
在这个世界上，人由于自身肉体的构造和自然法则的作用，必然要受各种各样的引诱，因而从这口创造世间万物的大熔炉中炼制出的容器，肯定有许多是歪七扭八的。想到这些，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不认为，上帝之手创造的这些东西会被判处永远受折磨。一旦我们受这样的观念的影响，我们有关善与正义的自然观念就会全部被推翻，就不会再把上帝视为大慈大悲、主持公道的主。但福音书告诉我们的有关生命与不朽的理论，却不管从哪方面来说，都是正当而仁慈的，与造物主的意图是相符合的，这种理论认为正义的结局是得以永生，而罪恶的报偿是死亡。在创世过程中产生的那些可爱而完美的人，最终将获得永生，而那些天生有缺陷的人，那些从精神气质上说不适宜过较纯洁、较幸福生活的人，则将死去，注定要重新和产生他们的泥土混合在一些，似乎没有比这更与我们的理性相符合的了。这种永恒的宣判可以被视为一种永恒的惩罚，因而难怪这种惩罚有时会表现为受苦受难。但在《新约全书》中，常常相互对照的，却是生与死、拯救与毁灭，而不是幸福与苦难。假如我们认为上帝不仅会使那些生来不适宜过较纯洁、较幸福的人，重新陷于原始混沌的状态，而且还会永远记恨和折磨那些触犯过他的人，那么在我们看来，上帝的形象就会大不一样了。
这一诗句用于描绘某一物体，可以视作是诗的夸张，但用于描绘自然，却是准确而真实的。色彩斑斓的图景可以为绮丽的大自然增添勃勃生机和卓异风姿，那粗糙不平之处和衬托着高山的峡谷，虽然有时会使戴眼镜的人感到不舒服，但却能够让整个画面显得匀称、优雅与协调。
一般说来，生命是一种恩赐，与未来状态没有关联，是天赐之物，即便是不怕死的恶人也不甘心予以放弃。因此，造物主在创造出无数个人，使其能享受无限的幸福时，虽然也给人带来了一些痛苦，但同恩赐给人类的幸福相比，痛苦只不过是天平上的一粒微尘。我们有一切理由认为，世间的罪恶不过是那一产生精神的伟大过程中的一个要素，并未超过绝对必需的限度。
她那无穷的风采。
形成理智显然要有普遍规律的帮助，出现一两个例外丝毫也不会否定这一点。存在一般规律显然不是为达到局部的目的，而是要经过许许多多世代影响绝大多数人。根据我对精神形成方式的看法，神的启示对一般自然法则的违背，仿佛是上帝在亲手把新成分混入精神形成这一非同一般而伟大的过程，特意给人造成一系列强有力的新印象，以净化、提高和改善人类的精神。一旦随这些启示而来的奇迹引起了人类的注意，促成人类展开积极热烈的讨论，由此无论是由上帝还是由人类创造出教义，这些奇迹也就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达到了造物主的目的；被传达的这种神意一方面有其自身内在价值，另一方面也作为道德动机而起作用，会逐渐影响和改善人类的各种官能，而决不会对人类官能的发展有所阻碍，更不会造成其停滞不前。
习俗也减少不了
认为上帝只会以其选定的方式而不能以其它方式来实现其意图，无疑是武断的，但由于我们得到的有关神意的启示，总是掺杂有某些疑问和令人费解之处，由于我们的理性总是使我们最强烈地厌恶那种迫使我们无条件地、立即而全部地接受某种信仰的启示，因而我们确实有正当理由认为，这些疑问和费解之处决不能成为否定《圣经》的神圣起源的理由，而且我们有理由认为，《圣经》中所包含的那类证据对改善人类的功能，对有利于提高人类的道德水平最有益处。
最卓越的才能往往被滥用，或许可以说才能愈大，带来的恶也愈大。理性与天启似乎都使我们确信，滥用才能的人将被罚入地狱，不过在地球上，这样的恶人也自有其用处，它会使大部分人觉得反感和厌恶。道德上的恶对于完善道德来说很可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如果一个人接触的仅仅是善，则完全可以说这个人将被盲目的必然性所驱使。在这种情况下，追求善根本显示不出一个人的道德倾向。或许可以说，上帝并不要求一个人通过外部行动来显示其道德倾向，但上帝也许希望预先确切地知道，一个人是选择善还是选择恶。据此我们似乎有理由反对把人生视为是一场磨难，有理由认为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是为了形成一种精神。根据这种观点，那些看到了道德上的恶并反对和憎恨它的人，实质上与只看到善的人不同。两种人都是用泥土做成的，但由于从外界获取的印象不同，因而必然处于不同的状态；即便两种人表面上具有同样惹人喜爱的美德，我们也必须承认，前一种人阅历较丰富，性格坚强而刚毅，后一种人则较脆弱，易于为偶然的冲动所左右。若要发自内心地赞美和热爱美德，就非得存在与美德相对立的东西不可。如果未见过道德上的恶，未体验过由此而生的厌恶心情，也许不会达到外表与内心在相反情况下所能达到的那种美的境界，性格也无法臻于那种完善境地。一旦肉体上的情欲和需要将精神唤醒，使其转化为行动，便会产生智力上的需要。对知识的渴求和对愚昧无知状态的不堪忍受，构成了另一类重要的刺激。大自然的每一部分似乎都是被特意安排来刺激大脑作出这种努力的，似乎都是被安排来提供无穷无尽材料供人进行不懈探索的。我国的不朽诗人莎士比亚谈及古埃及女王克类巴特拉时说：
这个世界向人类提供的各种印象和刺激，是上帝借以把物质塑造成精神的手段，而产生这些印象和刺激的主要源泉，则是避恶趋善的不懈努力，这种看法似乎可以解决我们在思考人生时遇到的好多难题。而且在我看来，似乎也可以由此令人满意地说明，为什么存在着自然的恶和道德的恶，说明为什么在人口原理作用下，产生的这两种恶都不是很小。但是，虽说根据这种假设，恶不可能从这个世界上完全消除，可是很显然，如果恶的数量不随着人类勤奋与懒惰的程度而增减，它就不会实现造物主明确的目的，也决不会强有力地刺激人们去作出努力。这种压力在重量和分布上的不断变化，使人心中总是怀着压力终将消除的希望。
人生的不幸与痛苦是另一种刺激。这种刺激可造成一系列特殊的印象，这种印象对于使人的心变软，变得富有人情味，对于唤醒社会同情心，对于生成基督教的所有道德，对于慈善博爱之心能充分发挥作用，似乎是必不可少的。事事顺利、一切如意，与其说会使人的品行高尚，不如说会使人的品行堕落。从未经历过不幸的人，很少会感受到其同胞的痛苦与欢乐、需要与希望。这种人的心中很少能充满温暖的手足之情，很少会体验到各种温柔亲切的感情，而怀有这些情感要比拥有最高的才能，更容易造就人的品格高尚。才能无疑是人的精神极为突显的特征，但却决不能视其为精神本身。有许多人虽然没有很高的才能，但在社会同情心的鼓励下，却达到了很高的精神境界。在每一个社会阶层，无论是最高阶层还是最低阶层，都有一些充满了仁爱之心的人，对上帝和人类表现出了无限的热爱，他们虽然不具有那种可称为才能的精神力量，但在人生的阶梯上显然要比许多具有才能的人，居于更高的位置。传道士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博爱、谦逊、虔诚，以及所有那些被特别称为基督教美德的品质，似乎并不一定和才能相关，然而具有这些可爱品质的灵魂，被这些真挚的同情心所唤醒而充满活力的灵魂，似乎要比只有敏捷才智的人更加接近于天国。
希望永远在人的胸中涌现，幸福的降临永远是在未来，而决不是现在。
需要有人生的不幸来使人的心变软，变得富有人情味——在社会同情心的刺激下成长起来的人，往往要比仅仅具有才能的人高一级——也许要用道德上的恶来达到道德上的完善——大自然的无穷变化以及形而上学问题的晦涩难解，使人在智力上受到刺激——应根据这一原理来解释天启中叫人总是难以理解的地方——《圣经》中所包含的那些证据，也许最适于改进人体的机能和提高人的道德水平——精神产生于刺激这一观点，似乎可以成为解释存在着自然的恶和道德的恶的原因。
世上存在着恶，不是为了使人悲观绝望，而是为了刺激人的活动。我们不应忍耐和屈服于恶，而应尽力避免恶。竭尽全力摒弃自己身上的恶，并尽可能在自己影响所及的范围内消除恶，这不仅是每一个人的利益所在，也是每一个人的义务。每个人愈是尽力履行这种义务，其努力的方向便愈正确，成果也愈大，也就愈有可能改善和提高自己的精神，从而愈能全面地实现造物主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