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本土语言（vernacular）和商业语言相比，经典语言渗透性更强，在社会中扎根更深，不仅因为有一个专业群体持续维护它，更因为它编码的知识系统更复杂庞大，因而对学习者更有吸引力，这就像那些积累了大量代码资源的计算机语言在吸引程序员上的优势一样，这也是为何像希伯来语这样的古老语言能够在丧失母语人口之后仍香火不绝，而人类第一种经典语言苏美尔语（Sumerian），在其口语地位被阿卡德语（Akkadian）取代之后，仍然作为经典语言存在了1800年，直教人想起COBOL。
成文经典往往对文化较为原始的周边社会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加上早期的知识群体常因服务于贵族阶层和权力机构而获得一种尊崇地位，因而诱使周边社会的精英阶层学习其经典语言；梵语（Sanskrit）是典型的例子，随着印度商人将佛教和印度教及其经典带入东南亚，梵语成了当地上层社会的通用语，巴利语（Pali）在北印度佛教地区也曾取得类似地位。
编码经典的过程也将经典语言改造得更为精致优雅，更具表现力，因而更能赢得社会精英的青睐，后者对演讲、政论、辞赋等非日常表达有着较高需求（有趣的是，胡特尔人在表达比较抽象和高级的概念时也常会改用他们的经文语言）；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人类有着效仿身边地位或声望较高者举止嗜好的普遍倾向，在传统等级社会中，这一倾向使得上层贵族文化持续地瀑布式向下渗透，从而强化经典语言的通用语地位。
极端守旧主义的胡特尔人（Hutterites）移居北美后成功保存了其文化独特性，四百五十多年后仍然说着从瑞士山区带来的高地德语蒂罗尔方言，四百年间这种语言当然改变了很多，有意思的是，它分化成了两支，一种用于日常交流，小孩自动学会，成为母语，另一种只有在阅读圣经和援引经文时才用，由于经文语言的保守性，后一种明显保留了更多古老成分，孩子们在六岁后须经过几年学习才勉强掌握。
当文明繁荣生长，经典语言也逐渐超越宗教和经文而进入更大众化和实用化的领域，通过文学创作、历史编纂、律法行政等书面应用，渗透进更多社会事务中；和苏美尔语一样，希腊语最初也是从城邦间贸易中产生的商业语言，经历黄金时代的文化繁荣而成为经典语言，进而因其丰富而优秀的文化库藏和尊崇地位而长期为罗马贵族所习诵，类似于汉语文言在朝鲜、越南士大夫阶层和法语在19世纪俄国上流社会的情形。
随着时间流逝，口语在迅速演变，但诵读经文的语言却要稳定得多，为与经文保持相容，知识群体的工作语言被迫变得极度保守，于是逐渐脱离日常口语而成为独立语种；当社会扩大、群体分化、经文流传，习诵这一经典语言的群体也随之而扩张，尽管在此过程中口语不断流变，经文用语却保持稳定，最终在所有采纳这套经文的社会中成为通用语。
希腊语的通用语地位此后又被基督教所强化，散居希腊化世界的犹太人也都采用希腊语，托勒密王朝时，亚历山大城的一批犹太学者用希腊语翻译了《72士本圣经》（Septuagint）希伯来圣经（即《圣经·旧约》），而《圣经·新约》各篇更直接以希腊语撰写；在西欧，这一地位此后又被拉丁语所接替，并一直延续到宗教改革之前，在学术界的寿命还要长出两三百年。
当这些内容被用文字记录下来时，便产生了最初的一批经文；无论口述还是经文，都有一个专业群体持续地诵读、阐释、抄写和传授，并在仪式性活动中加以实践和运用，这些活动构成了早期宗教的主要内容，那时的宗教涵盖了群体的全部精神生活，教士们承担着为共同体维护整个知识系统的职能，直到后来社会变得更复杂，分工更细之后，文学、历史、哲学、科学等知识领域才逐渐从中分化独立出来。
创造通用语的另一条途径是行政需要，最早的例子是阿卡德语，它是两河地区闪族统治者的母语，借用了苏美尔语的书写系统（即楔形文），在阿卡德帝国时期（公元前24—前22世纪）凭借闪族的政治和人口优势在日常应用中逐渐排挤苏美尔语（它不是闪米特语），令后者日益局限于仪式和高雅场合；正因为有了书写系统，以及大批掌握它的书吏，旧亚述和巴比伦王朝才得以将其用作帝国行政，并在此后1200多年中成为近东地区的通用语。
当你学会一门语言，不仅获得了一种交流工具，也得到了打开一座文化宝库的钥匙，得以访问由该语言所编码的知识体系；这些知识最初被存储在口述传统之中，由巫师、祭司、吟游诗人或说书艺人背诵和传授，其内容包罗万象，从创世神话、世界秩序、祖先谱系、英雄故事、巫术咒语、卜书卦辞、仪式指南、天文历法、编年记事、外交关系、地理博物、食物禁忌、道德戒律、格言警句……总之，任何被认为值得记忆和传承的知识。
亚述帝国带给阿卡德语的成就，以及此后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秦汉帝国分别带给希腊语、拉丁语和汉语的成就，使得一些人认为，帝国权力是决定一种语言能否成为通用语的主要因素；然而，正如尼古拉斯·奥斯特勒（Nicholas Ostler）在其语言史巨著《语言帝国》中所指出的，事实远非如此。
不过，由商人所创造的通用语渗透性较弱，在其通行的社会中扎根较浅，因而当一个强大竞争者出现时，很容易被排挤和取代，就像腓尼基语在地中海被希腊语取代那样；因为假如一种语言除了交流便利之外不能为使用者带来更多东西，人们便会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它，不常参与商业活动的人也缺乏动机学习它。
马其顿人带给希腊化世界的标准希腊语并非他们自己的母语，罗马帝国最积极推行的是希腊语而非拉丁语，蒙古人空前绝后的大征服丝毫没有提升蒙古语的地位，伴随蒙古铁蹄而传播的是突厥语和波斯语，屡屡征服中国的突厥、蒙古、通古斯民族没有一个能让自己的语言取代汉语，荷兰帝国对传播荷兰语也毫无帮助，反倒成就了马来语（荷兰殖民者将它作为通用语在东印度群岛大力推行）。
和斯瓦西里语类似，腓尼基商人（兼殖民者）曾将腓尼基语（Phoenician）变成地中海世界的通用语，粟特语（Sogdian）也因粟特商人长期主导沿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而成为中古时期中亚腹地的通用语，马来语则是以马六甲为中心的南洋贸易圈中形成的通用语，从16世纪起的几百年中，葡萄牙语则因香料贸易而在印度洋世界和南洋地区成为国际交流的通用语。
经历最奇特的要数阿拉米语（Aramaic）了，原先居住于两河地区西北边缘的阿拉米人并没有发达文明，更没有自己的经典，也不是帝国创建者，但他们的语言却幸运地被新亚述帝国（公元前10—前7世纪）挑选为行政语言，并逐渐取代阿卡德语，后来又被波斯帝国发扬光大，成为整个东方世界——近东、两河、埃及、阿拉伯半岛、小亚细亚和外高加索——的通用语。
后来，当阿拉伯商人成为印度洋西岸贸易的主要经营者时，为了生意上的方便，便选择它作为其在东非沿岸经商时的工作语言，同时也大幅改造了它，向其注入了大量阿拉伯词汇；随着阿拉伯人的贸易活动将越来越多的当地社会和人群卷入其中，他们也把斯瓦西里语散布到了整个东非海岸，并逐渐渗透进内陆，成为东非最流行的通用语。
阿拉米语的成就大概源自两个因素，首先是阿拉米人大量外迁并且广泛分布于上述地区，这些移民普遍拥有双语能力（阿拉米语和所在地语言）；其次，他们很早便采用了腓尼基字母，并将其改造成阿拉米字母，后来的历史证明，字母是远比楔形文更灵活高效也更容易学会的书写系统。广泛散居、双语能力和字母系统这三个条件，使得阿拉米人特别适合在帝国行政机构中担任书吏。
斯瓦西里语（Swahili）的历史很好展示了这一发展模式；斯瓦西里语是班图语的一种，最初是由坦桑尼亚海岸桑给巴尔（Zanzibar）地方的一些渔民基于其母语而形成的职业圈内的共同语；这些渔民和其他古代海上渔民一样，也从事贸易和海盗活动，这些活动拓宽了这一共同语的使用范围。
有意思的是，正当阿拉米语作为行政语言的地位开始削弱之际，基督教的兴起为它带来了新生，许多东方教会用它书写经文，让它成了和希腊语并驾齐驱的基督教经典语言。
商人群体首先用他们的家乡方言作为跨地区贸易的工作语言，然后吸引那些和他们打交道的当地人——生意伙伴、代理人、买办、伙计、帮工、运输业者等——学习他们的语言，在此过程中，这种语言也会发生改变（通常是向易学的方向改变），变得更适合这一功能——此种改变起初常会以洋泾浜化（pidginize）的方式发生，然后再由将其当作母语学习的儿童作克里奥尔化（creolize）改造；当它作为通用语的地位逐渐上升时，其流传地区的人们发现学会它很有好处。
单纯的武力优势和军事征服之所以对散布征服者的母语没多大效果，有两个原因。首先，入侵或征服队伍中通常男性占绝大多数，他们会在当地娶妻生子，而在传统育儿模式下，儿童的语言学习环境主要由母亲而非父亲决定；其次，假如征服者缺乏书面语传统和识字群体，便无法在自己的母语人口中找到足够多书吏来组织行政系统，从而将自己的语言确立为行政语言。
产生通用语的途径有许多种，在前国家时代，商人常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古代商业群体的家族色彩和同乡色彩十分浓厚，一种商品的贸易、一门生意的经营、一条商路的开辟和控制，往往由一个或少数几个家族扩展而成的同乡群体所独揽；因为在一个缺乏安全与信任的世界里，亲属和同乡往往是唯一可以依靠的合作者，同时，这门生意中所积累的知识和规范，需要共同语言才能习得和传承。
这就解释了为何日耳曼人对罗马帝国疆域的全面入侵在语言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因为日耳曼人没有书面语（极少量碑铭文字仅限于仪式性用途），其入侵也并未以拖家带口的拓殖方式进行，唯一的例外是盎格鲁—撒克逊语言在不列颠的流行；但据历史学家大卫·基斯（David Keys）认为，6世纪中期查士丁尼大瘟疫（淋巴腺鼠疫）蔓延至不列颠，消灭了当地大部分人口，所以在撒克逊人大规模入侵时，那里正一片荒芜。
一旦通用语形成，那些希望与外界打交道，希望从由该语言所支持的社会活动中受益——想和商贩做买卖，想听懂说书艺人在说些什么，想到附近某位大人物那里谋份差事，不想在卷入外部纠纷或出入衙门时完全弄不清状况，或者只是不想被人当成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的人，就会去学习这门语言，从而成为双语者。
相比之下，当罗马开始征服高卢时，凯尔特人也没有书面语，而拉丁书面文化已高度发达，加上罗马人大量设立军事拓殖点，凯尔特语遂被彻底取代；在中南美洲，尽管西班牙语作为行政语言的地位在征服后迅速确立，但由于殖民者大部分是男性，所以直到近代基础教育普及之后，西班牙语才作为日常语言大规模取代本土语言。
多数人的活动仍局限于小社会中，但也有少部分人，诸如商人、工匠、士兵、水手、担夫、艺人、文人、医巫、僧侣、官吏、管家等，他们的活动范围和社会关系都远远越出家乡，因而成为联结各小社会的纽带；这些人在持续的互动过程中，会自发地在各自母语之外创造出一种共同的工作语言，即所谓通用语（lingua franca）。
相反，北美土著人口稀少，而新教徒大多是拖家带口的拓荒者，英语地位从一开始便牢不可破；殖民加拿大的法国天主教徒则多数是单身汉，几代之后都不会说法语了，于是法国政府招募了一大批少女孤儿由政府出资送往加拿大，这才保住法语在魁北克的地位。
答案是双语模式。实际上，在高度同质化的近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前，大型社会是以多层次方式组织的，在文化上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最底层仍是一个个熟人小社会，正如施坚雅所描绘的那样，这些小社会依地理条件围绕就近的中心节点，逐级向上而构成一个蜂窝状的多层流通网络。
文字、书面语传统、经典以及围绕经典的教育传统、识字人口、被帝国选为行政语言、相对于周边民族的文化尊崇地位、由人口增长和自发拓殖所推动的有机扩张——当所有这些因素凑到一起时，一部巨型语言推土机便在远东诞生了。
那么，从这样一个语言丛林中，大型社会又是如何出现的？假如语言不通，组成共同体的人们如何交流、协同、合作，乃至组成像军队和行政机构这样的大型紧密组织？毕竟，在近代城市化之前，社会流动性极低，绝大多数人生活在熟人小社会中，一辈子没去过距离家乡几十公里以外的地方，语言的碎片化又如何能避免？
这部推土机的中央引擎是科举制度，它把经典传统和行政官僚机构紧密捆绑，使得研习经典成为社会地位爬升的主要手段，其激励效果极大提升了官方汉语的渗透性，并将文人阶层培植成为帝国权力的最忠实拥护者，正是这一政教合一系统创造了空前牢固的官方通用语、中央集权和大一统倾向。
这些数字，可以让我们对大型定居社会出现之前的语言格局有个直观认识，它是高度碎片化的（语言学家称之为马赛克分布），除了个别最新暴发户之外，语言群规模只有一千上下，差不多相当于部落的规模，每个部落由十几二十几个熟人小社会经由血缘、通婚和联盟关系组成。
然而，这一体制在成就汉语官话第一大语种地位的同时，也将知识生产系统牢牢束缚在经典传统之中，完全丧失了创造力，所以尽管这个社会早已有了成熟的印刷出版业和庞大的图书市场，在知识创造上却乏善可陈，一旦某天其繁荣程度连做梦都没想到过的现代文明叩门而入，它两千多年来所乐享的尊崇地位便轰然垮塌了。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其他前国家地区；大约15000年前进入美洲大陆的那个群体规模可能不足百人，而在哥伦布到来时，那里已经有了约2000种语言，分属近90个语系，还有众多无法归类的孤立语种；当今语言地图中多样性最密集的地区是新几内亚，这片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与世隔绝的地方，有着1000多种语言，分属60多个语系，占现存语言总数的1/6。
在中世纪西欧，尽管知识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局限在教会之中，但毕竟没有一个中央权力成为知识分子的唯一服务对象和命运决定者，罗马教廷与各国君主之间矛盾不断，各自支持对立教皇，从1080年到1449年共有过20位对立教皇，2/5的年份有两位甚至三位教皇，所以各种异端总是能找到庇护者。
假设某一特别幸运的群体以每代20％的速度持续扩张20代，其规模也不过增长38倍，从一个上千人的部落变成数万人的语言群；事实上，这差不多就是国家起源之前语言群的规模极限了；在欧洲人到达之前，澳洲30万—50万土著说着近400种语言，分属27个语系，其中绝大部分语种的母语人口只有大几百到一两千，少数几万人的大语种，每个都代表着新近发达的暴发户。
实际上，宗教改革的先驱们都是因为得到某位或一批君主的庇护才赢得活动空间，首部英文版圣经的翻译者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便是英王对抗教皇的帮手，胡斯（Jan Hus）和马丁·路德分别得到波希米亚国王和萨克森领主的庇护，加尔文（John Calvin）则先后在巴塞尔、斯特拉斯堡和日内瓦找到安身之所。
考虑到分化速度，一个语言群体必须以足够快的速度扩张，才能在分化之前成为大群体；尽管在最理想条件——资源充沛、环境稳定、没有竞争者——下，理论上群体可以每代翻番的速度在500年20代中扩大100万倍，但实际条件远不会如此理想，天灾、流行病和饥荒，无时不在抑制着群体扩张；更重要的抑制来自同类竞争者，一旦人群已遍布某一生态位，任何群体的扩张只能以消灭或排挤相邻群体的方式发生。
得益于权力分立和政教分离的状态，观念竞争和思想多样性在西欧始终星火不灭，最终由印刷术、出版业、通信、期刊、学会组织等技术和组织元素，将点点星火融汇进了一个巨型知识反应炉，引发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哲学启蒙、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一连串知识核爆炸，其结果便是我们如今所看到的现代文明。
语言分化的速度也体现在这一事实上：通过寻找同源词汇，比较语言学家能够辨认各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追溯分化历史，重建种系发生树，但此类重建最多只能往前追溯五六千年，分离时间超过这一限度，两种语言的词汇就变得面目全非、难以比对了，进一步的追溯只能通过综合多种特征的统计分析进行，而推测结果的可信度也大为降低，即便如此，比一万年更古老的亲缘关系也难以辨认；相比之下，生物学家却可通过比较遗传编码将亲缘关系追溯到数亿年前。
在这场知识革命中，英语从一开始便走在前面，英国拥有最古老的自治大学（那里也是宗教改革的发源地）、最古老的科学学会、最古老的科学期刊，并最早采用同行评审制；随后的工业革命、不列颠治世（Pax Britannica）和美利坚治世（Pax Americana）又急剧放大了英语和其他语言之间的差距，最终确立了其全球通用语的地位；这一切，自然要归功于英国人的古老自由传统，以及由此传统所孕育和保养的宪政与法治。
语言屏障的存在，倒不是因为各人类群体一开始就说着不同语言，而是因为人类语言的演变和分化速度太快；源自同一语言群体的两个支系分开五六百年后，相互之间就听不懂了；现存48种日耳曼语在2500年前还是同一种语言，445种印欧语的共同祖先（原始印欧语）也只是从5500年前才开始分化。
如今，英语编码了（且编码着）绝大多数人类知识，任何希望访问并受益于这一知识体系，进而参与全球知识创造活动的人，都将有兴趣（也不得不）努力学会它。
阻止早期社会向大型化发展的一个障碍，是语言；语言不通的人之间很难取得信任，更难建立合作关系，语言既是群体内认同的主要基础，也是群体间敌意的重要来源，究其因，语言是知识、习俗、观念、信仰、规范等种种文化元素的载体，由这些元素所组成的文化系统，将在不同语言群体之间竖起屏障，使得外人很难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