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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山起台

那人约莫四十来岁,进屋后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一副要剐要杀随你的样子。

子恒快上初中了,已是个半大小子,见状立马抓起灶边的一根柴棍。仁受连声阻止:“莫打他,让他进来。”

仁受说:“人家大年三十都在家团圆,你还要出来偷,总是冇得办法。”

乡下每家都有个大水缸,靠墙埋在地下用来盛水。水缸高出地面三十公分左右,缸边钉着一根木棍,棍子上挂一个带把儿的竹筒用来舀水。竹筒里多少会有些水滴下来,久而久之,地上变得很潮湿,连带泥砖墙脚也潮乎乎一片。小偷便专挑这种地方打洞,爬进屋里偷窃。

一句话讲得那人眼泪巴巴。他告诉仁受,堂客久病在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病也不见好。家里几天没米下锅了,三个细伢子饿得东倒西歪。

年三十晚上,爆竹声声辞旧岁,人们酒足饭饱之后都沉浸在过年的氛围中。深夜,仁受一家已进入梦乡,睡梦中却忽然听见嘭的一声。夜深人静,那声音格外刺耳,一家人都惊醒了。莫不是有贼?他们轻手轻脚地走进厨房,只见一个男人趴在水缸边上艰难挣扎——头进了屋,脚还在外面,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舀水的竹筒掉在一旁。

仁受说:“你带了米袋子吗?”

傍晚时分,一个乡丁用独轮车推了个木桶往仁受家这边来,远远一看就知道是装罐头的木桶。子恒开心地喊:“爸爸送东西来了!”一边飞奔进屋告诉秋园。难以置信,居然是个空桶,里面啥也没有。乡丁说,杨乡长让拿回来装米。

“带了,带了。”

那日秋园去乡公所,正碰上大家在清点东西。几个乡丁借着由头,硬要开瓶罐头招待秋园,仁受选了瓶最小的让乡丁开了。罐里装着麻将块大小的紫色食物,看起来新鲜、艳丽、水嫩,吃起来就像是嚼萝卜,不咸不甜,没一丝味道。一堆衣服里,秋园看中了一件紫红色呢子外套,一试也十分合身。她爱不释手,没经仁受同意便拿回了家。后来仁受知道了,不管秋园怎样恳求,他硬是把外套拿走了。秋园生气又无奈。

仁受走到米缸旁,拿起瓜瓢,把米一瓢瓢舀进袋子里,直到装满为止,足有二十多斤。随后,他从另一个缸里提出一块腊肉和一条咸鱼塞给那人,一边说:“快回去过年吧,一家大小都在等你。”

美国飞机有时会空投一些罐头、饼干、衣服之类。

那人对仁受连连叩头道:“都说杨乡长是好人,果真没有错。要是碰上别人,非把我打得半死不可。您的大恩大德我永世不忘。”

实际上,仁受当晚就找秋园要钱买了二十担谷,然后托人去买了个壮丁顶替那农民的二崽。

仁受打开大门,外面一片漆黑。“等等。”他说着又回房点了马灯,然后站在门口,一直照着那人走上小路。

仁受问清了农民和他二崽的名字,说:“明天你送几担劈柴到乡公所来就可以了。”

那人频频回头,嘴里念叨着:“我再不做贼了,再不做贼了。”

农民说:“就算我不吃一粒谷,也出不起二十担谷啊。”

仁受当乡长期间,为了帮人买壮丁或救济穷人,有时连秋园的嫁妆、金银手饰也拿去变卖。本就不多的家当渐渐被贴得精光,他真正成了穷光蛋——穿在身上,吃在嘴里。

范麻子说:“出二十担谷买个壮丁。”

在乡公所,副乡长与很多乡丁惯于欺压乡民、作威作福。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仁受单打鼓、独划船,也无法扭转这种局面。日子久了,他干得也不舒坦,遂辞去职务,赋闲在家。

那人说:“乡长,我有两个崽,大崽有些傻,做不得什么事。我身体不好,明眼人都看得出。家里几丘薄田全靠二崽种。如今二崽抽了壮丁,叫我们如何是好?”

不久,一位乡党介绍仁受去安化担任当地田粮局的局长。

仁受飞快地下了轿,扶起农民道:“有什么事你说。”

田粮局是个空架子、清水衙门,常常连工资都发不出。仁受有了点钱便去救济别人。可怜秋园朝夕盼望,半年过去也没盼到一分钱。家中积蓄所剩无几,她只好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眼看也支撑不了几日,心中万分焦急。

范麻子厉声喝道:“你要干什么?!”

一日,仁受带了几个乡丁去乡下催壮丁,半路上遇到一个五十多岁的农民,他扑通一下跪倒在轿子前。

那年恰逢干旱,两三个月都没有下过一滴雨。一大清早,太阳就像个火球似的高悬在天,随着时间推移渐渐升高,愈发炽热、白亮,不可逼视。那热力仿佛随时可以点燃大地。山丘几乎要冒烟。水田里的泥巴都晒白了,横七竖八地裂着寸把长的口子,如龟背一般。庄稼也都枯死了。农民面黄肌瘦,衣衫褴褛。

抽壮丁更是敛财的好机会。虽说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但有钱人可以出钱不出人,或者出二十担谷买穷人的儿子去顶替。穷苦人家拿不出钱,即使只有独子也难以幸免。

仁受无钱寄回,只有信还照常来。秋园坐在床沿看信,边看边流泪。随后,她起身去开床头那只樟木箱子的锁,从里面翻出装钱的皮夹子。这夹子还是从南京带来的——深棕色皮面柔软光滑,开口处是两个闪闪发光的金属小球,一按便打开,再按又合上;里面还有个小皮夹子,用更小的两个金属球作为开关;小皮夹子两边还分布着几个夹层。秋园心情好的时候,偶尔会让两个小女儿玩玩这稀罕的物什。

最后,仁受叫那户人家把稻谷搬回家,闭口不提罚款的事,带着自卫队走了。

皮夹子里只剩下四块银元和为数不多的纸币。秋园把它们数了又数,叹口气,又把皮夹放回箱底,重新锁上箱子。

范麻子走后,仁受很不放心,犹豫了一下,便亲自赶去查看。到了那里,只见范麻子正指使人砸东西,把装在缸里做酒的稻谷倒在地坪里。仁受气急不已,连忙断喝一声“住手”,随后走到坪里,抓起谷子边看边说:“太可惜了,一粒粮食一滴汗,多不容易啊……”

秋园领着子恒、之骅和夕莹三兄妹生活,每日都有四张嘴要填。子恒考取了湘阴一中,暑假一过就要开学了,到时也需要钱。皮夹子里的四块银元是四口人的命根子。

一次,有人向仁受报告,说樟树冲有户人家做酒。这话被乡队副范麻子听到了,他对仁受说:“这么点小事,让我去处理好了。”

一天上午,家里来了四个穿长袍的绅士模样的人。他们坐定后,秋园泡了芝麻豆子茶、递了烟,心里却好生纳闷,不知道他们来干什么。

仁受当乡长那会儿,政府禁止百姓私自做酒。乡公所的自卫队经常下乡检查,那些大小头目便趁机敛财。他们一旦发现谁家做酒,除了将制酒设备全部打烂,还要罚款甚至抓人,这叫“拿糟坊”。

寒暄几句过后,其中一人开口道:

仁受中等个儿、国字脸,长得白净、周正,性情愚雅、慈悲、和蔼可亲。他平日戴礼帽、穿长袍,架一副金丝边眼镜,拄一根文明棍,脚上的白底千层布鞋总是一尘不染,与乡间氛围有些格格不入。

“我们四个人是代表花圃祠的父老乡亲来请梁先生去教书的,不晓得您愿不愿意去?”

秋园先是愣了一下,生怕自己听错了,然后连忙坐到他们旁边,客气地说:

不过,作为乡间德高望重的绅士,仁受经人举荐,当上了山起台乡的乡长。山起台是个大行政乡,附近的花屋里、黄泥冲、赐福山等村子都隶属于这个乡。仁受全家搬到了乡公所附近的一个场屋居住,房子是别人家的。

“承蒙各位先生厚爱,只是我不晓得自己能不能胜任,就怕误人子弟啊。”

仁受几次打算启程,均因瞎眼老父年迈多病而作罢。有一次,第二天就要出发,结果老父亲头天晚上却病倒了,行程便又耽搁下来。这样延宕了两年,仁受最终被除名,再也领不到政府的薪水了。

其中一位着青色马褂、玄色长袍的先生说:“梁先生就不要推辞了,我们知道您在大地方读过师范,学问是不用说的。这次我们是专程来请,还望梁先生肯帮忙。”

仁受的积蓄至此被榨得干干净净。好在他还有一份由国民政府支付的薪水——每月凭一个绿色小本去银行领九十块银元。重庆也时有信来,催他回去复职。

秋园心中激动不已,面上依旧平静:“既然这样,我答应你们四位就是。四位跑了十几里路来请我,总不能饿着肚子回去,就在这里吃餐便饭吧。”

万万没想到,三十块银元换来的竟是一张假地契。大屋主人压根没有卖屋之意,其间上蹿下跳的是主人一个不成器的儿子。那儿子是均良的赌友,因为欠了一屁股赌债,就与均良合伙设了个局。仁受一直把均良当自家兄弟,从未起过疑。仁受几次去看屋,两个赌徒都提前设计好时间,设法避开屋主,统统由那儿子接待。拿了这笔钱,那儿子就远走他乡。均良摆出一副无辜状,表示他毫不知情。

一位年纪大一点的说:“还是不麻烦梁先生了,我们随便到哪里吃点东西就是了。”

仁受犯了难。对方出价三十块银元,这几乎是他眼下所有的积蓄。他跟秋园商量。秋园不大懂这些,但明白均良家是住不下去了,而且她也盼望有个自己的家可以操持。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更合适的房子,仁受便倾囊买下了这座大屋。为了感谢均良从中牵线,还给了他一些好处费。

秋园说:“这就太见外了,以后我们要经常打交道的。初次见面,一起吃餐饭是应该的。”

一日,均良告诉仁受,他打听到一处闲置的好屋,屋主的儿子在外做官,听说杨先生想买屋,愿意折点本出售。均良说,这个机会千载难逢。

四人对望了一眼,道:“好好,恭敬不如从命,就在梁先生这里吃饭。事情办好了,我们也就放心了。”

仁受住在均良家,两家人都要靠他那点积蓄供养。均良又好赌,钱花出去没个数。过了段日子,仁受感到急需买屋自住。均良听说仁受要搬出去,开始很是不悦。仁受虽是个薄脸皮,但眼见这么坐吃山空,也焦急不已,所以去意坚决。

其中一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红纸,纸上用毛笔工工整整写着:“兹聘请梁秋园先生为花屋小学先生,每学年稻谷二十担。”

这四人负责管理花圃祠村的小学,学校里人员聘请、收入支出都归他们管。学校有自己的田,也由这四位经营。

十六岁便离开乡下的仁受对农事不太了解,当真以为是鼠患。后来有人告诉他,那些谷子是均良一个晚上输掉的。均良好赌,且赌技不佳,每赌必输。自仁受来了后,均良更是大大咧咧,对输赢毫不在意,满以为堂哥是个大富翁。于是,他越赌越厉害,竟把三十担谷输了个精光。这如何交代呢?他便连夜担了许多空谷壳放在楼上,谎称老鼠吃空了谷子。

秋园飞快地跑进睡房,从皮夹子里取出一块银元,又飞快地出了门。

均良一家所有开销都由仁受包了。一日,均良说家里的米快吃完了。仁受一口气买来三十担谷放在楼上,黄灿灿的谷子堆成一座小山。可不到十天,均良就满脸难色地告诉仁受,老鼠闹得太凶,谷子被老鼠吃光了。仁受上楼查看,那三十担谷果然都消失了,只剩下堆成小山的谷壳。

那餐中饭很丰盛,有红辣椒炒肉片、红烧油豆腐、清蒸河鱼,还有瓶烧酒。秋园和这四个男人边吃边聊,他们告诉秋园,小学只有一个班,但包括四个年级,先生只有一个,还是比较辛苦的。

好心的朋友私下提醒仁受买田买屋。有了田就可以收租,衣食无愁。买了屋就有自己的房子住,叫花子都有个顿棍处,和堂弟住在一起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仁受把这些话都当成耳边风,还说自己不想当财主。

秋园喝了几口烧酒,脸上红扑扑的。她说:“我会尽力当好这个先生的,以后遇到了困难,还望各位多帮助。”

秋园言语不通,融不进这番热闹。悠扬的湘阴方言在她耳里只是一片叽里呱啦的声音。她也无法适应硬邦邦的米饭粒和辛辣无比的菜肴。别人吃得热火朝天,她却几乎不敢举箸,只能用白开水泡点饭吃。过了好几天,仁受才意识到冷落了秋园,赶紧请堂弟上街买回十斤面条、十斤面粉。

他们说:“今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找我们,这一点请梁先生放心好了。快开学了,还请梁先生早些准备。三天后,我们派人来接您。”

仁受和秋园暂居在均良家中。渐渐有更多人知道仁受回来了,周边的文人墨客乃至十几里外的熟人都赶了过来。熟人带熟人,一下子把均良家弄得门庭若市,有时一天要开三四桌席。仁受整日和人吟诗作对、论古谈今,好不热闹。

秋园说:“我的行李很简单,只有两三口皮箱,加上被子铺盖,随时都可以走。开学前肯定有很多事情要做。到一个陌生地方,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既然答应了你们,我还是早点过去为好。”

秋园也被众人盯得心里发慌,慌乱中想起来:这么多小孩,应该拿点糖果分给他们吃。糖果原本准备好了放在箱子里,但她记不得是哪只箱子,只得在众目睽睽下开箱翻找。看客瞪得如铜铃般的双眼只看到两箱书籍、两箱衣服,并未发现什么金银财宝,皆感空欢喜一场。

四人中的一位说:“梁先生讲得对,迟早都要搬过去,那我们就后天来接,给您一天时间准备。您看轿子是来一顶还是两顶?再来两部土车子推行李。”

秋园还是穿着那件深蓝夹袍,烫发,踩圆口黑皮鞋,戴着耳环和金戒指。看客啧啧称赞:“大地方来的太太就是不一样啊!”子恒紧靠秋园站着,对眼前的热闹场面有些害怕:这么多人大声大气说着他听不懂的话。

秋园说:“轿子来一顶就够了。我儿子下半年就是中学生了,十几里路他可以走。”

秋园眼中一片茫然,她也没见过水牛。一行人往仁受的堂弟均良家中而去。听说仁受带着家眷回来,均良家堂屋里早就围满了人。乡党们要看看这个大官带回来多少金银财宝,还要看看他的娇妻。

酒足饭饱之后,四个人欢欢喜喜地告辞了。

“妈妈,这里的马怎么这么脏?”

秋园站在门口目送,等客人走远便返身进了屋。她一把揽过之骅和夕莹,激动地说:“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如今不愁生活没有着落了。我要尽快搬过去,就是怕夜长梦多,总觉得这好事来得太突然了。”

深秋的乡村很是萧瑟。草色枯黄,沿途都是起伏的丘陵,水田里残留着积水与稻草茬。子恒指着一头身上沾着黄泥巴的水牛问:

动身去花屋小学的那天,秋园穿着件深蓝底洒白蝴蝶的布旗袍,脚穿带襻的圆口平底黑布鞋,梳了个清清爽爽的发髻。乡下的太阳没有晒黑她,皮色还是那么白净。

仁受那么忠厚的人,竟然也会撒谎。求亲时说什么有田有屋的小康人家,其实他在湘阴连个像样的家都没有。

秋园揽着之骅和夕莹坐在轿子里,前面是两部独轮车推着行李。独轮车一路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子恒一蹦一跳地跟在一旁欢快地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