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买吗？”她问道。
在水头村，我们一问到牌匾，一位妇女就告诉我们主人不在家。
石彬伦给了否定的回答，随后他告诉我：“他们上次也提出要卖给我。”
10月，我陪着石彬伦进行了他的第三百三十一次田野考察。我们乘坐公共汽车和租赁的小巴来到了一个名叫水头的偏远村子。2003年，石彬伦在考察这里的城墙时，曾经发现过几段高耸的山脊，并推测其中可能有更多的防御工事。进村之后，他还研究了一块明城墙牌匾，这块牌匾保存在一位村民的家里。2006年，中国政府通过了第一部保护长城的全国性法律，明代工艺品不能再进行买卖，但很多地方十分偏僻，法律的执行非常困难。
庄稼就要收割了，微风吹拂着地里早已干枯的玉米秆。走出村子，我们爬上了一段陡峭的城墙，数千名蒙古人曾于1555年在此发动过一次袭击。石彬伦说，汉人的防御一般靠粗陋的大炮、弓箭、大刀，甚至石块。“有很多规则，一次带多少石块，遇到袭击应该如何把石块运上瞭望塔的二楼。”他说道。随后，他指了指用石头在城墙上仔细摆出的一个并不紧密的圆圈。四百多年后，它们依旧在等待着下一次袭击的到来。
2006年，石彬伦开始从事更多的讲解工作——他的主要客户是高端的A＆K旅行社——他的收入增加到了两万九千美元。他没有可以谈及的爱好，他的书架上几乎全是研究长城的书籍。他有五张CD。他相当善于交际——他在城里有很多至交，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经常可以看见他出席城里的各种聚会。不过，很少有人明白他的执着。“我有好多次都想问他，他究竟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斯旺森说。“石彬伦是一个相当理性的人，也许以感性的方式更能说清那一切，但石彬伦不是那样的人。他是个相当理性的人，却做着根本不理性的事情。”
蒙古人喜欢夜袭。他们通常以小队形式策马而来。靠近敌方地盘之后，他们害怕落入埋伏，因而总会沿着山脊而行。他们不是占领者。他们深入汉人的地盘劫掠物品，然后尽快撤回。他们喜欢盗取牲畜、值钱的物品、居家用品和汉人。他们把汉人男女带回草原，并允许其组建家庭。然后，他们会把男人派回南方以收集汉人的防务情报，其老婆和孩子则作为人质。
这一串数字让他耗尽一切。在我们第一次前往大东塔的路上，他说那是当年他花在长城上的第八十天。从2005年开始，他跟长住北京的一位美籍自由新闻记者K·C·斯旺森约会。“石彬伦总能记住跟他徒步考察相关的日子，”她告诉我。“有一天他说道：‘今天是我们的周年纪念日。’他继续说道——他真不该干这一行！——他还说我们的约会始于他某次徒步考察的两天后。就像原始文化，人们用火山喷发的日子来标记事物。”
关于蒙古人最为形象的记述来自曾在北方地区为官的汉人苏志高，他在1540年代驻扎于长城的中心地带，跟蒙古人有过近距离接触。（“［蒙古女性］喜媱，不避昏昼耳目。”）跟明代的大多数作者一样，他把他们称为“虏”——也就是蛮人。（“［虏］家家造酒，人人嗜饮；虏饮如牛，不歇气。”）他的记载属于负面的人类学作品，以期读者既知晓也讨厌这样的敌人。（“［虏中］亦有贯婴于槊以为戏者。”）
我第一次和石彬伦一起徒步考察的时候，他的研究已经进行了九年之久，而且过去四年他完全投入到这个项目之中。不过，关于长城他一个字也没有出版过，跟学术圈也没什么正式的接触。他相当慎重，部分原因是他早已习惯独自开展工作。没有人把田野考察和文本研究进行过如此深度的结合——即便美国和欧洲的学界人士也完全做不到这一点——而他的方法也跟他徒步考察的行头一样苛刻而古怪。在他看来，既然“欲考察”的电子清单上还列着需要一百多天才能徒步走完的长城段落，此时动笔显然毫无意义。
实际上，对方也是一群颇有头脑的袭扰者，所以战事往往很复杂。双方都雇用探子，并扩散假情报。蒙古人以烟雾互通信号，汉人则采用炸炮仗的方式沿城墙进行联络。在对付北方袭扰者的问题上，林蔚认为明朝采取了三种主要策略。明朝初期，汉人常采取攻势，将蒙古人的定居点尽可能推后并远离边境地区。第二种方法是用礼物、官职或贸易机会收买主要的蒙古头领。不过，有些明朝皇帝拒绝与他们所认为的野蛮人进行协商。第三种选项是修建防御性的城墙——林蔚觉得这实际上是一种无效的策略，并将其比作马其诺防线。他写道，修筑城墙成了晚明的代名词，因为这个王朝过于羸弱没有战斗力，过于自大而不肯谈外交。
在北京，石彬伦跟一位女士约会，他们在法学院就已相识，她当时还是西门子公司的一位经理。“她非常支持，”石彬伦告诉我。“我别无所求。”不过，他继续发现更多的城墙段落，阅读到更多的明代文献。2005年，他们最终分道扬镳。“这确实是我们分手的原因之一，”他说。“她看不到尽头。”
石彬伦认为，晚明的应对之策并没有那么死板。他在文献中看到，汉人的策略在各地并不相同，这取决于受威胁的程度。城墙的修筑常常与防守策略和物资供应策略结合使用。无论如何，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汉人的政策不可能完全解决他们与蒙古人的矛盾，因为后者的内部权力争斗往往助长了袭扰的发生。在蒙古人的文化里，世袭的领导权仅限于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并且只传给每一代的长子。在这一条窄窄的线条之外，有抱负的蒙古人通常会觉得在南边才最容易得到机会，以增强其身份价值。
四年间，他间或靠从事咨询或讲解工作挣到了六千两百美元。2003年，他向国家人文基金会提出申请，因为后者经常给独立学者提供项目资助。一群匿名学者组成的小组对他的申报书进行了评估，结论简直令人难堪。其中一位学者写道：“申请人没有从事人文学术研究的任何记录。”另一位学者这样评论：“完成的可能性： 不清楚。”第二年，在他一位已经担任教授的老同学的指导下，他再次提出申请。这一次的评价积极了很多，至少使用了跟中国古汉语一样几近正规的专业术语。（小组成员一：“余以为［申请之著作］具备阐释人文学之素质。”）不过，申请还是被拒绝了。
其中一个类似的争夺者便是俺答汗，他排行老二，他的父亲排行老三。郁闷于其在家谱世袭中的角色，他于1540年代决定通过与汉人建立贸易关系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地位。然而，明朝的嘉靖皇帝一口回绝。1550年9月26日是一个中秋之夜，俺答汗率领数十万蒙古大军对北京的东北部发动了突袭。他们攻破粗陋的石头城墙，劫掠了两个星期，杀死和俘虏的汉人达数千人之多。那之后，明朝开始大规模地采用砂浆来提高防御工事的质量。
他成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常客。他阅读了明朝的历史日志《明实录》，并追踪了多位明朝官员的有关记录。间或，他还会发现一些关于城墙防御的专著。有些著作只存放于某个地方，于是他会在路上花费数个星期。在广州一家冰冷的图书馆里，他查到了明朝关于某几段重点防御城墙的详细介绍；这本书撰写得如此晦涩，以至于自1707年以来从未被人直接引用过。为了阅读16世纪中叶兵部职方司郎中官员尹耕关于中国历史的一本稀有文献，他飞到了日本。在日本，石彬伦一头扎进这本书里三个月。期间，他只在餐馆吃两顿饭。晚饭是自做的面团、白菜和番茄酱，然后浇上一杯酸奶。（“比奶酪便宜。”）他在北京一栋破旧的楼房里以每月二百二十五美元的价格租了一套小公寓。他对于蒂利牌猎帽的无条件退货政策了若指掌。（“你得自付邮费。”）在靠近多段城墙的密云汽车站，中巴车驾驶员一见他就会高声喊叫：“北甸子，六块！”北甸子是一个村庄，六块则是石彬伦经过激烈砍价之后达成的价格，这已经成为了密云中巴司机的口头禅。
与此同时，俺答汗的长子——汉人称之为辛爱黄台吉——却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他为了巩固其联盟，迎娶了数位重要蒙古家族的女子。不久，他遭遇一连串经济困境，但都轻而易举予以化解： 把女人们遣散回家。明王朝一直向这些女人的家族定期配给白银和物品，以换取北方的安宁；此时，这群前妻开始现身于汉人的城墙要塞，要求获得更多的支持。1576年，在他们的一次请求遭拒之后，一支突袭分队在防御工事的偏僻之处钻了空子。这一地区如此蛮荒，以至于明王朝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在此修筑城墙，可蒙古人偏偏从这里钻了进来，并杀死了二十一个汉人。明王朝的应对之策是掀起又一波的城墙修筑热潮，这一次使用了砖块，哪怕在非常陡峭的地势也能开展工程建筑。石彬伦把1576年这一次行动称之为“一群蒙古怨女引发的突袭事件”——遭人拒绝的女眷促成了修建北京周边令人眼花缭乱的砖块防御工事。
石彬伦付清了法学院的学费，还剩下六万美元的积蓄。他指望靠这点钱能够完成一至两年的田野考察。他徒步走过每一段城墙，一边做笔记，一边用电子数据表记录下所有的细节。他常常会发现远处有多道城墙，于是用另外的数据库标出位置，用于下一次徒步之旅。每出行一次，“欲考察”清单似乎愈来愈长。1985年，中国的一颗卫星开展测量，测得北京地区的城墙总长度为六百二十七公里，但石彬伦发现很多段城墙并未包含在总数之中。
历史学家往往把长城说成是军事无能和资源浪费的结果。石彬伦并不赞同，他认为经过改建的城墙经受住了16世纪所发生的几次大的军事进攻。在我们徒步考察过的水头村，汉人在一次重要战争中挫败了数千蒙古人的进攻。对明朝来说，城墙仅仅是其复杂的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但作为延续最久远的一道历史遗迹，它对于明朝的衰落承担了不相称的责难。
1997年，他进入了哈佛法学院。虽然回归故里——他本来就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林肯镇——但他怀念北京，常常做一些令自己分心的事情。（“我劈了很多木柴。”）第一个假期，石彬伦回到中国继续徒步之旅。到此，他打定主意利用业余时间写一本有关明代长城的著作。于是他开始阅读历史书籍。毕业之后，他接受了麦肯锡公司北京办事处咨询师的工作；每个空闲的周末，他都会徒步出游，或者琢磨明代文献。在麦肯锡公司工作一年多后，他终于放弃这份工作，转而全职做起了研究。他的目标十分远大： 徒步走完北京地区所有的长城段落，读到明朝时期刻在墙上的每一个文字。
“有人问，当时真值得这样做吗？”石彬伦说。“但我并不认为当时的人们会有这样的看法。你不可能听到一个国家这样说：‘这一面山坡我们让了吧’或者‘我们可以牺牲多少多少平民和士兵。’他们可不会进行这样的计算。任何一个帝国总要尽力地保护自己。”
1994年石彬伦第一次开始徒步行走长城，他当时只是一个在北京大学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的美国人。他一直喜欢运动——曾经在达特茅斯参加过大学划艇队，也参加过越野滑雪队——并把徒步当成对城市生活最好的调剂。在北京大学，他用中文撰写了关于东汉大思想家董仲舒（公元前2世纪）的硕士论文。拿到学位之后，石彬伦决定继续从事学术事业。他一度做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驻北京办事处的助理，后来又做过特纳广播公司的中国市场分析师。然而，新闻和商业这两个职业对他而言都没有做学问更吸引人。住在北京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从未中断的就是沿着长城徒步行走。
下午，我们披荆斩棘。徒步考察的过程中，石彬伦有时候会循着猎物的踪迹行进，而且总会沿着城墙的顶部行走，因为这个高度的灌木较为稀疏。不过，偶尔他也会无路可走，只能在荆棘丛中顺山脊而行。他把这叫做“蒙古人的徒步之旅”，对此我非常讨厌。我讨厌荆棘，我讨厌脚下不稳。我讨厌衣服被刮破，我讨厌石彬伦那古怪的城墙攀爬装备比我高级。我讨厌划脸庞的树枝只到他的胸部。最主要的是，我讨厌蒙古人害我以这种方式徒步行进。
在中国，最有名的专家程大林并没有学术背景，只是一位退休的摄影师。二十多年来，程大林专为新华社拍摄长城的图片。他在业余时间研究历史，并出版了八本著作，从而将摄影和研究结合在一起。“长城涉及的学科太多了——政治、军事、建筑、考古，历史，”他告诉我。“就每一个专业而言，这个东西都显得很渺小。但放在一起之后，它就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你得去很多不同的书里面一点一点地找东西；它不可能集中写在某一个地方。而且没有人给你钱！你拿什么来吃饭？一个人怎么可能用十年时间来看完这么多书？”
爬到山脊上的一处石头城堡废墟之后，我感觉如同在水下长距离潜泳后突然钻出了水面。往东，视野开阔直达三十多公里之外。看得见的人类聚居地只有一处——镇边城村，四周依然环绕着明代守军修建的高高的石头围墙。俯瞰着被石头围绕的定居点，石彬伦说这样的岗位非常艰辛，因为长官们都要求用谷物而非白银支付士兵们的薪饷。“明朝的通货膨胀非常严重，”他说。“这跟在美洲‘新大陆’发现银矿有一定的关系。”
1990年，林蔚出版了《中国长城： 从历史到神话》。以明代文献为依据——他没做过大的田野考察——林蔚对那一时代城墙修筑工程的几个重大方面进行了描述。他还指出了当代有关长城的几个错误概念，其中就有单体结构这个概念。这是一本突破性的著作，本应为人们进行深入研究奠定很好的基础。然而，之后并没有出现考古研究或历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只有一支考察队写过一本中文著作，对东端总长度为一千公里的多段明代城墙进行了描述。（还有2006年出版的一本书《长城： 中国面对世界，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2000年》，作者茱莉亚·洛威尔是剑桥大学的学者，主要探寻城墙在中国人世界观方面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比如，她将古城墙和当代政府的互联网防火墙等同看待。）
第二天早上，经过一夜的野营之后，我们发现了另一处石头要塞的迹象，以及由此通向山脊的一条视线。石彬伦推测，这些都被用于向镇边城传送信号。他仔细地记录下所有细节，回到北京后将它们加入计算机数据库。他很善于解构这些城墙——每次和他徒步考察的过程中，他都会发现那些反映军事策略的模棱两可的细节。不过，他早晚还需要依靠这一切细节做出点什么来。数年以来，他在高高的山脊上发现了它们，在被人遗忘的书籍里读到了它们，这样的细节有时候就像迎面而来的荆棘一样会分散注意力。“石彬伦因为不属于学术圈，所以有更多的自由，可以任意拓展自己的探寻路径，”他的朋友费嘉炯告诉我。不过，闭门造车也有一定的危险。“我一个劲地催促他早点解脱出来，”费嘉炯说。“但这就是他的思路，他对于细节有一种超凡的本领。”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大学有学者对长城进行过专门研究。在中国，历史学家惯于研究政治体制，考古学家长于开挖古墓。这两个类别长城都归不进去，即便在明长城这样定义较为严谨的主题上，也几乎找不到专门的学者。防御工事的保护非常薄弱，很多低矮地段的城墙曾经被人偷取下来用作建筑材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尤其如此。1980年代，正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林蔚（Arthur Waldron）对于汉人和游牧部落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兴趣。“于是，我来到图书馆，满以为会找到大量用中文或日文写成的有关长城的书籍，”他最近告诉我。“但我找不到。我觉得很奇怪。于是我着手编撰一份文献摘要，可一段时间之后，我告诉自己：‘这跟我们对它现有的印象不符合。’”
披荆斩棘相当花费时间，而且非常危险。步行爬上镇边城的过程中，我问石彬伦是否遇到过什么事故。他说，1998年他一个朋友从烽火台上跌落下来，摔断了手腕。他们都很担心那天剩下的时间里还能不能继续徒步攀爬那段嶙峋的山坡，于是在城墙上过了一晚。回想起来，石彬伦承认那一次自己过于小心，并真希望他们当时立即下了山。
现在，长城这个概念十分宽泛，已无法根据它做出正式的定义。我在北京遇到过一些学者和文物保护者，我问他们究竟应该怎么定义“长城”，得到的答案从来没有相同过。有人说，建筑物至少要有一百公里的长度才符合长城的标准；也有人说只要是边境上的防御工事都可以包含在内。有人强调一定要是汉人修建，也有人把非汉人部落修建的城墙都算了进来。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的长度估量数，因为至今没有人进行过系统的测量。2006年，《中国日报》刊发多篇文章，将长城的长度表述为六千三百公里、七千三百公里和五千公里。
“他感觉疼吗？”我问道。
这一误解终于传回了中国。由于担心自己的国家落入外国人之手，孙中山和毛泽东这样的领导人认识到这一道连成一体的障碍物所具有的宣传价值。“长城”变成了“the Great Wall”的对应词，涵盖了北方地区所有的防御工事，而不管其地点和修建朝代。这个词所描述的实际上是一道想象中的建筑物——一道数千年之久的城墙。
“是的，”石彬伦轻声回答道。“很疼。”
不过，西方探险家和传教士于18世纪开始深入探寻中国，当他们游历明城墙遗址之后，总困惑于秦始皇修建万里长城的种种传闻。外国人以为，北京地区格子状的砖块防御工事是整个防御线的一部分，横跨中国的北方地区，没有任何中断之处。1793年，后来成立了皇家伦敦地理学会的英国人约翰·巴罗爵士在北京附近发现一段城墙，并进行了测量和推算，由此宣称整个工程所使用的石头数量足以围绕赤道修建两道尺寸稍小的城墙。（西方人几乎没去过中国的西部，那里的城墙多由夯土筑成。）当时，外国人总是称之为“中国城墙”（the Chinese wall），但到了19世纪末，随着夸张越来越厉害，其称谓终于变成了“中国长城”（the Great Wall of China）。1923年2月，《国家地理》的一篇文章如此开篇：“天文学家认为，唯一能从月球上用肉眼看得见的人造工程是中国长城。”（1923年从月球上看不见，现在从月球上仍然看不见。）
石彬伦总会告诉朋友自己在什么地方徒步考察，而且几乎未曾单独进行过彻夜旅行。最常和他同行的伙伴名叫李坚，是他在北京大学时的同班同学，现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珍本部工作。2000年她跟随石彬伦进行了第一次为时三天的徒步考察。“我之前经常失眠，”她告诉我。“但徒步考察回来之后，我真的睡得很香！”从那以后，她和石彬伦一起在长城上度过的时间总共达到了一百八十五天。
1644年，国内的叛逆者攻入都城，明朝皇帝自杀身亡。无奈之下，东北的一位军事将领在“边墙”上为北方的另一个游牧部族满人打开了一道口子，以期待满人会帮着复兴统治者的家族。然而，满人建立了自己的王朝——清朝，并一直延续到1912年。清朝很少使用城墙——毕竟，这些人原本就来自边境外的另一边——并且从根本上放弃了这一防御系统。
渐渐地，李坚拥有了里昂比恩牌羊毛猎衫、白色的蒂利牌猎帽、拉思珀蒂瓦牌登山靴，以及由芝加哥J·爱德华兹公司专为高架电杆工人制作的麋鹿皮手套。她把一条长运动裤从膝盖处裁下，再剪出一个大洞套在脸上。来到野外之后，她成为了身高一米五九的中国女版石彬伦，跟他一起穿越灌木丛。她告诉我，她从来没在前面带过路。
明朝称之为“边墙”——边境上的城墙，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城墙建造者。忽必烈率领蒙古人建立的短命元朝垮台之后，明朝于1368年夺取政权。即便蒙古人在中原地区失去了统治，但他们继续在北方地区形成威胁，于是16世纪的明朝在北京地区开始用条石和砖块大肆修建防御工事。这些都是经典建筑（有的经过重建，有的经过修缮），似乎会永无止境地出现在游客的影集当中。明朝是唯一大规模使用这种耐用材料的朝代，所修筑的很多段城墙延绵数公里。不过，“边墙”是一张网络，而不是单体建筑，有些地区可以发现多达四道的防御工事。
2003年6月，他们出发前往北京以西的门头沟进行一次三天的徒步考察。那一带的山峦形状怪异；高耸的山峰轻易就能翻过，但低矮的山坡常常意想不到地连接着悬崖。石彬伦像蒙古人一样徒步前行，可还是迷了路，无论朝哪个方向往下走都会遇到陡直的断崖。幸运的是，之前下过雨，这样他们才在岩石窝里喝到了存积的雨水。朋友们组成搜救小队，开着车从北京出发了。石彬伦和李坚出发五天后，终于找到一条小路并走了回来，跟之前已经上路的搜救小队迎面相遇。至今，李坚还把长城徒步当成治疗失眠的方法。
“长城”的字面意思是“长长的墙壁”或“众多长长的墙壁”，因为汉语并不区分单复数。跟楚国的防御工程一样，秦朝的防御工程也用夯土构筑而成。几百年间，许多朝代都面临同样的根本问题： 广袤的北方平原居住着游牧的蒙古人和突厥人，是帝国最易招致攻击的前线地区。有时候，来自游牧部落的威胁十分巨大，不同的朝代会采用不同的策略加以应对。统治期从公元618年至907年的唐朝几乎没有修筑城墙，因为唐朝的皇族具有部分的突厥血统，而且精于中亚战事和外交。即便那些修筑了城墙的朝代也未必都称之为“长城”——数千年间，用来表述这一防御工事的词汇超过十个。
中国的大学可能没有培养出长城专家，但学术圈外早已形成了长城爱好者小群体。他们一般爱好体育——这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是一种罕有的素质，因为他们对体力劳动的厌恶对于考古学而言有时候是一种麻烦。长城往往吸引着那些痴迷者。曾经当过电杆工人的董耀会在1984年辞去工作，一门心思对全中国上下数千公里的长城片段进行了徒步寻访。在写成一本书讲述其经历之后，他帮助建立了中国长城学会，出版两种期刊，并呼吁对长城废墟加以保护。新华社的退休摄影记者程大林毕业于体育院校。英国地理学家和马拉松健将威廉·林赛于1987年来到中国，并沿着长城且跑且走了四千公里。他在北京定居下来，出版了四本关于长城的书籍，建立了一直专注于长城保护工作的小型组织“国际长城之友协会”。
就我们所知的长城而言，最早的已知历史文献可追溯至公元前656年的战国时期，也就是楚国用夯土修建的防御性障碍物。四个世纪之后，秦王朝征服所有对手，由此巩固了它在当今中国北方地区的统治。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帝。取得权力之后，他下令修建了约四千八百公里的长城。
北京大学最积极的长城研究者是一位名叫洪峰的警察。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被一所体育学校录取了——他成了一名短跑运动员和跳远运动员——但他经常喜欢做的事情还是阅读历史。在与大学失之交臂之后，他进入警察学院，并最终被安排到市属单位北京大学。1990年代中期，出于消遣他开始徒步行走，并对当时关于长城的各种书籍深感失望。“错误太多，”他告诉我。“于是我开始阅读原始文献。”
在这个过程中，一位本地农民顺着南边爬了上来。他正在捕猎： 肩上挎着几圈钢丝套。就算遇见身高二米零四、戴着蒂利牌猎帽和高架电杆工人专用麋鹿皮手套的外国人让这位农民吃惊不已，他也没有表现出来。他问我们是否多带了水，于是石彬伦给了他一瓶。之后那一年，我和石彬伦穿行过好几个村子，当地人好像从来没有把我们两个分清过。石彬伦有一位在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中国历史的朋友名叫费嘉炯（Andrew Field），他曾经对我说，个子特别高的人站在长城上很可能比待在美国感觉好。“的确，他在中国就是个怪物，”费嘉炯说。“可我们不都一样吗？”
我在北京大学派出所见到了洪峰，他正在二十四小时值班。他是派出所所长，经常利用休假时间进行徒步之旅。洪峰四十五岁，高大而强壮，不过右胳膊肘时常疼痛，那是他在做研究时摔倒受的伤。他经常造访学校的图书馆，但从不跟教授们谈论自己的研究情况。“考古系和历史系的学者对长城不感兴趣，”他说。
他从背包里取出皮尺。对刻线之间的宽度进行测量之后，他很快就算出了原物的尺寸。他沿着城墙慢慢往回走，查找着这块牌匾原先所安放的位置。他找到一处砖块包边的方框进行了测量： 正好合适。就这一小段城墙而言，他已经掌握了大致的梗概： 1610年代，两场修筑运动。离开之前，我们把破碎的大理石牌匾放回了我最先发现它的地方，然后用破砖块盖了起来。
洪峰在徒步考察期间，发现北京西北方向上的防御工事存在着一段令人迷惑的长达二十四公里的缺口。一些当代作者认为，这个地段的地形如此崎岖，根本不需要防御，但洪峰不这样认为。他到访过更为陡峭的地区，但防御依然非常严密，于是他找到了《明实录》。他发现，明王朝相信在其先祖陵墓正北方向上的这一地区有一股重要的龙脉。龙脉就是关系到风水的山脊，于是明王朝不厌其扰地在此以北更远的更难以防御的地方修建了精巧的城墙。
“说的是城墙，以及垛口的高度，”石彬伦向我解释道。“还提到了一些官员的名字。老天，太好了，幸好有人把它取下来了，否则就全毁了。”
洪峰把他的这一发现写成文章，发表在www.thegreatwall.com.cn上，如今这个网站已成为最活跃的长城爱好者们的家园。网站由软件工程师张俊发起成立于1999年5月8日——也就是中国位于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遭到北约轰炸的那一天。（北约说是误炸。）网站的成员定期在北京共进午餐，我在其中一次聚会上问张俊，他是怎么想到要在那一天建那么一个网站的。“我们可以这么说，修建长城的目的是为了保卫中国，”他字斟句酌地回答道。
我们来到了我埋藏那块破损牌匾的地方。寒风中，石彬伦蹲下身子，用手指抚摸着那些刻出来的文字。他一下就认出，那是1614年完成的一块牌匾的一部分。县文物局曾在1988年对上面的刻字进行过登记，但在城墙上一直没有找到具体的位置，自此以后它便不见踪影。也许是哪一位劫掠者把它打破了。
网站有五千名成员，尽管也有少量正儿八经的研究者，但很多人对于长城产生兴趣都是出于爱国和消遣这样的双重原因。石彬伦于2000年加入了这家网站。跟其他人一样，他也取了个网名——阿伦，这个网名是一位语言教师给他取的石彬伦这个中文名字的变体。他经常用中文跟其他人进行交流，但从没有参加过聚会，也一直没有说自己是外国人。去年秋季以来，他在网站上粘贴了两篇很长的文章，讲述某一段城墙的修筑过程。他告诉我，他终究会用英语来写书，但刚开始用中文写几篇文章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只有在这家网站上有人会关注如此艰深的主题。（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是“论‘猪嘴堡’长城的建设日期”。）
这段城墙我可能已经来过五十次，但从来没有注意到施工时的这些细节。在我看来，那不过就是长城而已——早已完工，而且一直没有变化。不过，在石彬伦看来，那却是分段和分季节修建的一项工程。修建一般在春季进行，因为这个时候气候比较适宜，蒙古的袭扰者又不怎么活跃。“蒙古人世界的旺盛气力来自肥膘马，所以春季不适合袭扰。夏季太热。他们不喜欢炎热的天气，也很讨厌各种昆虫。蒙古人的弓弦用兽皮做成，会因为潮湿而松弛——这在明朝的文献中提到过。袭扰多发生在秋季。”
石彬伦从来不让我向长城网站的其他成员公布他的身份，我一直信守诺言，但大家很快就谈到了这个名叫阿伦的人。说起阿伦的研究成果，作为警察的洪峰敬仰不已，并认为他是中国人。“他写的东西不长，但都很深刻，”洪峰说。“这人一定是个研究生。我不问，他也不说。”
他指着墙上的一处垛口，这个垛口完全被修进了瞭望塔的瞭望窗——这种事情只有在你用了两个互不相干的包工队时才会发生。大东塔附近的一段城墙已经完全坍塌。石彬伦相信，1615年所建造的段落就在这里止于一段短崖边上。根据塔边一块大理石牌匾上的数据，他又进行了一次测量。“这些家伙给下一拨承建者出了一道难题，”他看着下边的短崖说道。“他们该怎么办？从这里开始施工实在太困难了。”
石彬伦最终决定“亮相”他的外国人身份，但一直很担心网站上的民族主义情绪。他还记得自己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为自己的论文进行辩护的情形。“我的老师告诉我：‘按照对外籍学生的规矩，我们一般会给予更多的灵活性，’”石彬伦对我说。“要是当时再沉着一点，我会这样回应他：‘行，我本来来这里就是为了获得经验，即使拿不到学位我也乐意走人。’”他继续说：“我想让自己的论文根据独立的标准来评价。谁写的，作者是不是外国人，这统统无关紧要。”
“瞭望塔和城墙属于完全不同的工程项目，”他说。“首先，瞭望塔是砖砌的，而城墙是用就近的石头所砌。后来，有人对城墙进行了改建，所以这些瞭望塔看起来才显得如此滑稽。”
这听起来有点自相矛盾——石彬伦用化名发表文章是因为担心得不到别人的认可。但他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性格。他相当谨慎，却冒着所有的风险——不稳定的收入、与他人的关系、个人的安危——去从事研究工作。对于自己在长城方面的认识，他信心十足，而且能够描述得天衣无缝；很显然，他是想帮助大众根除对于长城的种种误解。然而，在做完“欲考察”清单上的项目之前，他不愿意动笔写书。他的工作可以看作是一种痴迷的研究——这是他对于地球上最宏大的建筑结构所做的一门心思的探究。不过，在这种表象之下，是他对于理性的一种深切的使命感。石彬伦相信，修建这一道道城墙确实是出于军事方面的原因；他还相信，自己对于它们的研究所采取的方法是最好的。他讨厌把长城加以象征性的利用，尤其讨厌用它来解释中国文化这样的复杂现象。对中国人而言，这一道城墙通常代表着荣耀，外国人则认为它象征着排外。不过，石彬伦觉得这两种认识都没什么用处。“它不过是中国人曾经所作所为的体现，”他说道。“是他们进行自我防卫的方法而已。”
我们沿着城墙往东走。每走过一百码左右，都会有一座瞭望塔。这些建筑段落已经变得松脆，但看上去依然十分雄伟，穹隆形的天花板高高在上，瞭望窗被建成了弧形。间或，石彬伦指给我看一些细节： 这里的门本来是闩着的，那里的砖框原来安放着刻字的牌匾。
在我认识的人中间，洪峰的观点最能让我联想到石彬伦。洪峰的网名是“穷诗书”，也就是“读完所有的书籍”。“中国人常常把长城当作民族骄傲的象征，”洪峰告诉我。“但这有些夸大其词。它跟金字塔这样的大型纪念碑不一样，不过是应对攻击行为的一种策略。”
12月里一个寒冷的早晨，我和石彬伦开车来到三岔，然后步行去寻找那一块大理石牌匾。他穿着红格子羊毛猎衫，戴着白色的蒂利牌软猎帽，脚上蹬着高档的拉思珀蒂瓦牌登山靴。至于面罩，他裁下运动裤的一条裤腿，剪出一个圆形大洞，套在了头上。他穿的里昂比恩牌猎裤带有聚氨酯涂层，并找当地的一位裁缝进行了强化处理——在昂贵的裤子外面覆了一层廉价的斜纹棉布片，颇像是连接弗里波特和北京的友谊棉被。他的双手有巨大的麋鹿皮手套保护，这样的麋鹿皮手套是芝加哥的J·爱德华兹公司专为高架电杆工人设计的。石彬伦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装了专用发动机的稻草人——有的手脚用来从事艰苦劳动，有的手脚用来积极投入消遣。多年以来，他断定这才是在荆棘丛生、枝干交错的长城地区的正确行头。
12月底，我陪着石彬伦进行了他的第三百四十次城墙之旅。上一次去密云的过程中，他发现了几条高大的山脊，并认为其中可能存在用石头垒成的瞭望塔。我们慢慢爬上了山脊： 一无所有。不过，这只是他的“欲考察”清单上又被划掉了一天而已。
石彬伦身高二米零四，跟很多又高又瘦的人一样显得十分矜持。他曾经告诉我，身高是美国人唯一可以公开评论的身体特征，不但可以调侃，而且可以开粗鲁的玩笑。那之后，我开始注意到，石彬伦每次参加社交聚会都会想方设法让自己坐下来。外国人在北京随处可见，往往刻意显出造作之势，但石彬伦的行为似乎都是为了避开人们的关注。他从不详谈自己的研究，也不自夸为专家。他总是字斟句酌。他三十九岁，蓄褐色短发，长脸，目光柔和。对那些在城市里与他偶遇的人来说，一如我多年来的感觉，常常惊诧于他登山时所表现出来的转变。
尽管我讨厌披荆斩棘，但在过去的一年间，我还是慢慢喜欢上了规律性出游所具有的清晰的节律感。每一次旅途都如出一辙： 好走的路，难走的路，浓密的刺，养眼的景。不管走在什么样的地方，我总能看见石彬伦在前头步履稳当，蒂利牌猎帽在荆棘丛中一起一伏。
我用几块松动的砖块盖住了牌匾。我记下了周围的细节，以便能够再次找到。一个月后，我带着石彬伦（David Spindler）回来了。
下坡的时候，我们在一处陷阱里发现了一头死去的獐鹿。绳圈还套在鹿的颈项上，它一定是窒息而死的。再往前，我们看到了一段长长的城墙，土墙的大部分碎成了粉末。我一脚踏上去，靴子踩进了一个孔洞。我掉进陷阱，在一道矮埂上绊了个跟头，紧接着一头栽到了三米高的高坎下。不知怎么搞的——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我又撞上了城墙。一头磕在城墙边上，我一下子停了下来。
“不知道，”我回答道。“不过我觉得我们最好把它给藏起来。”
“好险，”石彬伦一边高呼一边跑了过来。我慢慢地站起身，试着走了两步，立即知道自己的左膝盖伤得很厉害。然而，我们还要走好几公里的路才能得到救助，而气温已经远低于冰点；唯一的选择只有继续前行。
“你猜这东西在这里埋了多久？”其中一位朋友问我。
只要是下坡路，我就需要石彬伦搀扶。一共走了三个小时，每一分钟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第二天上午，我去医院做了X光检查。医生告诉我，膝盖骨多处破损，我得拄上六个星期的拐杖；那是我最后一次徒步长城。
这又是一块大理石牌匾。我能认出其中的一些文字： 什么什么有六尺高，什么什么又有两丈。但那些文字全是古汉语，我从来没有学过，而且牌匾的表面被划伤得非常厉害。
发生事故的第二天，石彬伦来公寓里看我。他问我有没有什么需要，看得出来，他对这一次事故感到很难过。他说他对电子清单进行了快速分析，在大约一千两百五十天/人次的徒步之旅中，我所遭遇的事故只是第二起。后来，他肯定地告诉我，确切的数字是一千两百四十五。
11月，我带着从纽约前来拜访的两个朋友步行来到了大东塔。到了大东塔之后，我们又开始顺着南坡往下走。这一段路实在危险难行，有很多砖墙坍塌。我正在挑选下坡的路径时，断垣中的什么东西突然吸引了我的视线。很白——白得不像是砖，大得不像是砂浆。刨出来之后，我才发现上面刻着四行清晰可见的文字。
2月，前往台湾进行研究旅行之前，他又来看了我一次。他计划前去研究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几张明代地图和几块纪念碑。他还是没用英语写东西，不过准备再用中文写几篇文章。他似乎更多在为今后着想了。他计划大约一年后开始写书；写完以后，他会前往中国的其他地方继续研究长城。他也许会攻读博士学位，也许依然独立，靠讲解和写书维持生计。“万一有学者愿意跟我闲聊呢，所以我需要学一学其他的语言，”他说道。“如果说不来日语，如果说不来蒙古语，肯定会落伍。不过学点其他的一样有用。下一种语言也许是俄语，也可能是德语。我觉得学一点满语也有用。再学点藏语吧。不过，这都要往后排了。”
有一次，我背着帐篷和睡袋，以村子为起点往东整整步行了两天，结果一个人也没有看见。旅行者很少来这一地区，长城雄踞于山脊之上，显得有些孤寂落寞。长城用砖块和砂浆砌成，建有垛口、弓箭口和高达六米的瞭望塔。最高的一段在当地被称作大东塔，其所雄踞的城墙之上有一块镌刻着文字的大理石牌匾。原本有很多这样的牌匾，但在北京地区现存数量已经不足十块，这是仅存的而且还保留在城墙上的一块。牌匾上的文字说，一支由两千四百名士兵组成的小分队在公元1615年建成的这一段城墙刚好为五十八丈五寸长。一丈有一百寸，一寸约为一点五英寸，因此这一段城墙的长度相当于六百五十英尺。在这个被人遗忘的地方，官僚式的精确刻度跟这些文字本身一样，显得孤寂落寞。
我拄着拐杖送他到了门口。他要坐早班飞机；为了省钱，他预订的机票要在澳门中转七个小时，也不能出机场。他觉得可以趁机读一点东西。我问他，在北京的徒步之旅还剩多少天，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八十六天。”
天气好的时候，或是厌倦了与七百万人为邻的时候，我会驾着车从北京市的中心区往北开去。开上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三岔，我在这个平静的小村子租了一套农家屋。公路顺着陡峭的山坡蜿蜒而上，到村子后成了断头路，不过还有一条步道继续通往山上。步道有两处分岔，在一片长满栗树和核桃树的山坡上陡直攀爬一千多米之后，终于抵达中国的万里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