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曼宁案被军事法庭提审的同时，他在全世界的支持者与日俱增，支持者认为，曼宁是真正的人权英雄，他不是泄密，也不是威胁美国安全，而是为了揭开美国政府的面具，告诉世人，美军是一群训练有素的刽子手。曼宁凭良心做事，为的是揭露美国政客和军事领导人在外交中最丑恶的一面。从曼宁泄密案曝光开始，“支持布拉德利·曼宁”网站已经得到了超过110万美元捐款，这些钱将用来支付曼宁的诉讼费用，并以曼宁的名义抗议美军的冷酷无情。“五角大楼文件”的泄密者艾尔斯伯格则评价说：“曼宁是一个应该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的英雄。”
8月3日，曼宁案宣判，法官丹尼丝·林德用了五分钟时间宣读检方控诉曼宁的22项罪状，最终，除了通敌罪、非法拥有国防资料罪被判无罪外，其余20项罪名，包括间谍罪、盗窃罪和计算机诈骗罪、不遵守军事纪律罪等都被判有罪。这些罪名中，有的最高刑期为10年，有的则只有两年，加起来，曼宁最高可判处140年的刑期。在未来几个星期里，法官们将商讨其他罪名的具体刑期。
阿桑奇在一次记者会上也称赞了曼宁的勇敢，他还建议曼宁针对间谍罪的判决提出上诉。阿桑奇认为，美国政府对于曼宁的制裁并不能说明其强大，反而显示出政府的软弱，因为在曼宁案中受伤的只有美国政府的自尊。阿桑奇将曼宁和斯诺登进行比较，称他们二人都是“甘愿以自由或生命为代价，冒险为公众提供信息”的英雄。
激进的指控以及曼宁在监狱中遭受的不人道待遇，给美国政府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斯诺登正是鉴于曼宁的遭遇，才决定在泄密之前逃离美国。尽管奥巴马屡次声称要将斯诺登绳之以法，却不得不继续为新的泄密案而苦恼。
“通敌罪”被否定之后，曼宁的辩护律师感到非常喜悦，“我们打赢了这场战役”，接下来，他们想要赢下整场战争。8月14日，在米德堡举行的判决听证会上，曼宁首次承认他伤害了美国，伤害了人民，并且为自己的行为道歉。曼宁说：“我了解我必须为自己的决定付出代价。我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去上大学、去取得学位、和我的姐姐及她的家庭建立有意义的关系。”
检方还找到一位参与击毙本·拉登的海豹突击队队员出庭作证，根据他的证词，他在击毙本·拉登的行动中发现了一封信，内容是拉登要求手下去维基解密网站下载信息，因此，军事检察官认为，曼宁泄露的信息被基地组织截获，相当于帮助了恐怖分子，必须被判重刑，而且他将国防资料泄露给维基解密，在开放的网站上，任何与美国敌对的国家都能下载这些资料，这无疑是对美国最大的伤害。
媒体猜测，在遭受长期审判和三年多的监禁后，曼宁这么做可能是为了减少刑期。在听证会上，曼宁的姐姐和姑妈也出庭作证，说明苦难的童年、喜欢酗酒的父母和被遗弃的经历给他造成的身心痛苦。一些专家作证，因为同性恋，曼宁在军队环境中感到极度孤独和痛苦，他承受了难以置信的压力。这些证词将会帮助曼宁获得法官的同情和理解，以使其刑期减少10年或更多时间。
可惜，军事检察官并不是这样认为的。检方指控，曼宁明知道基地组织有可能会利用这些信息，仍然坚持向维基解密提供军方的机密，行为本身已经背叛了军队和祖国，据此，检方坚持以间谍罪和通敌罪起诉曼宁，要求处以不能保释的无期徒刑。
美国似乎对公民的自由并不关心，泄密者要么选择被关几年，要么出庭申辩，抗争到底，当然，败诉的话很可能被判数十年的刑期。因此，许多人都学聪明了，宁愿被囚几个月或者几年，也不愿意承担败诉的风险。既然可能被判死刑或者终身监禁的罪名被否决了，曼宁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尽量争取减刑。
2013年6月3日，曼宁案在美国马里兰州米德堡军事基地内一个军事法庭正式审理。曼宁面临的主要控罪依然是间谍罪和通敌罪。曼宁的辩护律师表示，曼宁当时太年轻太幼稚，其行为完全出自良心，他之所以向维基解密网站泄露机密文件，是因为他感觉政府在一些事情上做错了，希望引起众人的关注，认识和讨论这些问题，但是他没有考虑到后果的严重性。他有着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良好愿望，只是采用了错误的方式。
8月21日，法庭宣布曼宁案的最终判决，布拉德利·曼宁被判处35年监禁、降级、取消所有福利，并处以不名誉退伍，他将在位于堪萨斯州的利文沃思堡军事监狱服刑。按照规定，曼宁至少要服刑7年之后才能假释。法庭宣判第二天，曼宁通过他的律师发表公开声明，宣布将改名为切尔西·曼宁，希望在近期接受荷尔蒙治疗，转变性别为女性。
听证会上，曼宁承认了包括泄密罪在内的十项罪行，但是否认通敌罪等另外12项罪名。曼宁认罪的指控刑罚较轻，总刑期加起来在20年左右。当然，也有舆论认为，曼宁的案子在法律上和宪法上都没有意义。军方的策略是，指控他最高刑期的罪名，之后再和法官讨价还价，让他接受政府认为合理的刑期。
这一声明给军方法庭出了难题。军方表示，曼宁将得到利文沃思堡军事监狱中精神科医生的帮助，但是监狱不会为其提供荷尔蒙治疗或变性手术。这主要是考虑制度问题和曼宁本身的安全。利文沃思堡军事监狱是一所关押男性犯人的监狱，如果变性成功，曼宁没有办法在监狱中生活，甚至会成为其他犯人欺负、虐待的对象。
曼宁被称为“这个时代的丹尼尔·艾尔斯伯格”。不过，曼宁的案件和艾尔斯伯格不同之处在于，他拥有军人身份，因此案件交由军事法庭审理。美国军方起诉曼宁的罪名包括泄密罪、间谍罪、通敌罪等22项罪名，如果通敌罪成立的话，最高可能会判处死刑。2012年提审时，曼宁拒绝认罪。2013年2月28日，曼宁在听证会上为自己的泄密辩解说，他之所以将那么多机密文件传给维基解密，是为了激起国内的舆论，让国人重新评估军事、外交等不顾影响的反恐行动是否必要。
美国跨性别平等中心和一些民间团体，如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人权运动”组织则对曼宁的决定表示支持，希望在他变性后，法庭改判他到女子监狱服刑。曼宁的律师也表示，如果军方无法提供曼宁应得的治疗，他会尽一切努力实现他的愿望。很快，曼宁将面临联邦法院的性别认同官司，“性别困惑”或许会成为减刑辩护的关键理由——在伊拉克期间，他曾经将自己的变装照拿给上司看，但未引起重视。按照律师的说法，性别上的压力也是曼宁选择泄密的原因之一。
相较于失去自由却安然无恙的阿桑奇，曼宁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被捕之后，由于案件需要候审，曼宁被关押在监狱中。为了防止他自杀，军方对他严加看管，单独监禁且每天只能放风一小时，每五分钟就有警卫过来巡房，即使在严寒的天气，也只能穿内衣，甚至还会被莫名其妙地剥光衣服，维持几个小时。此外，警卫没收了他的深度近视眼镜，这让他几乎变成瞎子。
曼宁的判决结果一出来，维基解密迅速表明态度，“军事法庭的裁决反映美国总统奥巴马政府奉行的‘危险的国家安全极端主义’立场”。阿桑奇告诉媒体记者，曼宁无疑是个英雄人物，他揭露了政府的战争罪行。“不管罪名成不成立，他都是美国最具政治意味的囚犯……如果指控是真实的，他就是无与伦比的英雄。”
曼宁候审期间，美国法庭公布了阿桑奇与曼宁的网络聊天记录，是米德堡军事法庭从曼宁电脑上找到的对话。曼宁和阿桑奇分别化名“Nobody”和“Nathanial Frank”在网络上交谈，第一段对话中，曼宁请阿桑奇帮忙找一个密码；在另一段对话中，曼宁告诉阿桑奇“我正将获得的一切扔给你，估计已经完成36%的上传”。聊天记录显示，阿桑奇曾经帮助曼宁破解美国军方电脑密码，鉴于此，阿桑奇有可能面对间谍罪的指控，美国政府正在考虑起诉阿桑奇和与维基解密网站有关的人。由于阿桑奇此时正躲在厄瓜多尔驻英国大使馆里，即使美国法庭宣判，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至此，审了三年的曼宁案终于落下帷幕。虽然曼宁泄密的文件并不至于像美国政府官员所说的“危及他人性命”，但由于他不加区别地泄露了海量数据，导致维基解密在公布第一批文件时，根本没有掩饰在阿富汗的情报人员的姓名。很显然，这一点非但无法提升民众认知，还会给外交人员带来麻烦，给情报人员造成危险。
为了确认其个人背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特别远赴英国的威尔士，访问了曼宁母亲的家。已经56岁的苏珊离婚后一个人生活在威尔士，且身患中风，说话吃力，虽然知道儿子被捕，苏珊还是让妹妹和联邦特工通了电话。结果证明，曼宁多年前就离开家，此后再也没有人动过他的电脑。
回头想想，人们之所以如此关注曼宁案，甚至将其看成是典型事件，主要是因为其判决结果可能成为今后个人泄露政府信息案件的判刑依据。美国政府摆出严惩曼宁的姿态，甚至不惜将泄密和通敌画上等号，无疑是为了警醒后来人。而法庭的宣判恰当地避开一个侵蚀新闻自由的先例，毕竟，如果曼宁的泄密被定义为“通敌”，那么媒体从维基解密得到并报道泄露出来的文件，岂不是一样犯了通敌罪。
2010年5月，美国政府将曼宁逮捕。曼宁在没有经过审讯的情况下被关押了3年，其中包括11个月的禁闭。从被捕那天起，曼宁就受到了粗暴的对待。他被关在科威特的笼子里，随后转移到位于匡蒂科的美国海军基地单独关押。
尽管，美国政府不惜一切要严惩叛徒，在互联网上，曼宁却成了英雄。三年来，他的面容和名字在全世界到处可见。街头抗议中到处都有“曼宁”的身影，他的画像被支持者挂在卧室和大厅的墙壁上。这些遍及全球的支持者并不是对他有多爱戴，大多数人甚至没有接触过曼宁真人，他们不了解曼宁的童年、性取向和生活经历。他们举的是一个偶像，也是一个符号。打出曼宁的头像，说出的是他们自己的心声，证明这些人支持捍卫公众知情权的行为，声讨政府的暗箱操作。
曼宁发送出去的数据非常庞大，但也只是他收集到的信息中的一小部分。传送给阿桑奇的数据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单独的个人根本无法解读数据，必须通过团队的数据分析。曼宁之所以这么做，目的是防范自己暴露，遗憾的是，他最终还是被人出卖了。接到拉莫的举报后，五角大楼马上开始侦查泄密者，经过半个月的调查，最后确定泄密者是22岁的上等兵布拉德利·曼宁，一个驻扎在巴格达东区第十山地师第二旅的情报分析官。
在曼宁案中，美国军方和情报机关也需要好好反省一下，为什么一个士兵能够拥有“敏感隔离信息”的安全许可？为什么情报人员可以轻易地获得军方的高级机密？目前，美国有近120万人拥有“最高机密”的安全许可，而“敏感隔离信息”的安全许可显然比“最高机密”更高一级。“敏感隔离信息”中包含美国耗资几百亿美元的秘密军事、情报项目，进入其中，便可以随意抓取关于关塔那摩基地监狱中的囚犯资料、来自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地报告、与美国国务院通联的外交电报等。怪不得有人说，“将打开机密王国的钥匙交给一个级别不高的士兵，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随后，维基解密还公开了阿富汗法拉省的格拉奈村遭到北约部队轰炸，导致超过140名平民丧生的视频。此前，美国一直否认这一事实。在2010年4月至11月间，25万份美国外交电报和被称为伊拉克战争日志与阿富汗战争日志的50万份陆军报告文件也被公布在维基解密网站上。军事外交机密文件在网络上流传开来，让维基解密一时间名声大噪，却把美国政府搞得灰头土脸。在泄密的材料中，最损害美国形象的就是美军用武装直升机和无人机在伊拉克滥杀平民的视频。那些美军飞行员将对手称作“该死的杂种”，即使对平民也没有丝毫的尊重，甚至因大量杀人而感到快慰。
三 黑客罗宾汉
视频的内容是美军用武装直升机在巴格达城郊杀死了伊拉克的12名平民，其中包括一位隶属英国路透社的摄影记者。视频的原件是一段加密的、长达38分钟的影像，经过维基解密的重新剪辑，网上放的是17分钟的版本。一个月内，视频的浏览量超过了700万次。讽刺的是，在视频的片头，阿桑奇还特别放上了乔治·奥威尔的名言：“政治语言的目的就是让谎言听上去像真理，使谋杀变得合理，还能把无形的风说得像是坚固的实体。”根据拉莫的指控，维基解密很可能为曼宁提供了技术支持，比如为他提供加密软件，使得他能够通过军方电脑系统发送含有机密信息的邮件，而不会被防火墙拦截。
世界上真的有这么一个传奇人物，在美国国防部眼中，他是需要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在网络世界里，他却变成了侠盗罗宾汉，他一次次地将美国及其盟友之间“不能说的秘密”公之于众，让美国陷入非正义、假人道的尴尬之地，也将他自己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即使失去自由，他依然能够通过程序编码左右世界的舆论，他就是Web 2.0时代的黑客罗宾汉——朱利安·阿桑奇。
在过去六个月的时间里，曼宁已经用刻录CD的方式拷走了上千份机密文件，接着将唱片带出驻地，通过麻省理工学院和波士顿大学的同学，将刻在一张Lady GaGa唱片中的军方资料泄露给了维基解密。2010年4月，维基解密在YouTube网站上粘贴了一段名为“附带性屠杀”的录像，其来源正是曼宁。
2010年，因泄露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的秘密资料而一夜爆红的阿桑奇，在外界看来是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人物。一方面，他是掀开美国政府假面、揭露无数真相的风云人物；另一方面，他却是狼狈不堪、因为性侵害而遭到通缉的嫌疑犯。他到底是英勇无畏的英雄，还是沉迷女色的花花公子，孰是孰非，真的很难评说。
2010年5月21日，通过网络ID“Bradass87”，曼宁联系了一个位于加州的电脑黑客，也就是后来向美国政府告发他的安德良·拉莫。曼宁请求拉莫帮助他将机密信息搞出来。和拉莫进行即时通信聊天后，曼宁逐渐信任他，并且向他吐露个人心理状态和窃取军方文件的过程。获得了足够的聊天记录作为证据后，拉莫就向联邦调查局举报了“Bradass87”。
朱利安·保罗·阿桑奇，1971年7月3日出生在澳大利亚东北海岸的汤斯维尔市，1岁时，母亲克莉斯汀与导演布莱特·阿桑奇结婚，因此，“阿桑奇”这个姓实际上来自他的继父。当时，母亲和继父经营一家剧团，到处巡演，阿桑奇的童年是在四处奔波中度过的。所以，阿桑奇在成名之后不断流浪、变换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恐怕和幼年时期家庭环境不断变迁有关系。小时候，继父觉得阿桑奇是一个非常有洞察力的孩子，对是非黑白有个人的见解，而且总是为弱者撑腰。
没有政治目的，没有任何同盟者的影响，曼宁开始拷贝美国军方的机密文件。在五个月的时间里，他用下载歌曲的名义不加选择地下载了近30万份文件，这些都是美国花巨资保护起来，放在无懈可击的情报网络上的重要信息。收集资料时，曼宁会拿着空白的CD进入军方信息室，假装要刻录音乐光碟，然后一边听歌一边下载资料。为了掩人耳目，他还对嘴假唱，这个方法屡试不爽，最后，他获得了关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海量机密情报。
8岁时，母亲与继父离异，嫁给了一个暴虐的音乐家，又生了个儿子，母亲与新丈夫的关系时好时坏，三年后两人分居，不久离婚。因为两个孩子的抚养权问题，克莉斯汀和新丈夫产生纠纷。有证据显示，克莉斯汀的新丈夫隶属于一个邪教组织（The Family），组织成员劝说入教的家庭将自己的孩子敬献给教主。感觉不妙的克莉斯汀带着阿桑奇和弟弟逃离，过起了穿州过省的生活。
曼宁喜欢浏览维基解密的资料，按照阿桑奇的说法，“维基解密比军方的正式说明使用起来更方便”。曼宁在被告席上就曾承认，在他交给上司的分析报告中曾经使用维基解密的材料。曼宁觉得，伊拉克战事正在恶化，在伊拉克的所见所闻所感，让他产生了幻灭感，他开始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不满，只有在聊天室里与人交流时，才觉得轻松一点。
阿桑奇14岁时，他已经搬了37次家，住过无数个地方，就读的学校也是不计其数，频繁地更换住址使得阿桑奇没有机会接受完整的学校教育。幸好他天资聪颖，喜爱阅读，几乎什么书都看，于是他待在家里依靠阅读大量书籍自学。与同龄孩子隔离的生活状态，使得他成为一个孤独的孩子。当母亲和第二任继父的关系恶化后，他则将自己彻底封闭起来。
事后，阿桑奇也说过，维基解密的聊天室曾经非常热闹，因为学术氛围比较强，在里面聊天的人都非常有趣，他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从事着不同的职业，有的人是技术专家、学术专家，有的人是地缘政治分析专家，也有像曼宁这样的士兵，尽管一直以来都是凤毛麟角。
阿桑奇是个电脑神童，逃亡中，阿桑奇一家曾经住在一家电子产品商店对面，那时候家里买不起电脑，阿桑奇经常到店里的电脑上摆弄，自学编写程序。后来，母亲将这台电脑买下来，作为礼物送给了阿桑奇。拥有电脑之后，阿桑奇开始很少离开房间，基本上就待在电脑前面，正是在这台电脑上，他学会了如何破解常用的程序。
2009年11月，曼宁在维基解密的聊天室里和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取得了联系。一开始，他们之间的话题就和聊天室里的其他人差不多，讨论各种话题，为了自己的观点和其他人争论不休。曼宁的话不多，但是聊天室的存在让他觉得自己和外界还是有联系的，当他觉得孤独时，还有人可以陪他聊天，帮助他在军事行动时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1987年，16岁的阿桑奇拥有了第一台电脑，他也有了一个新的名字：Mendax，这是他在网络上的ID。Mendax一词取自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名言“splendide mendax”，意为“高贵的虚伪”。此时，他已经是一名网络黑客，并且和另外两名黑客组建了一个叫作“万国颠覆”（International Subversives）的团体，以侵入其他机构的计算机为乐趣。
2009年5月，曼宁与自己相恋两年的同性爱人分手，感情的破裂让他情绪极度失落，同时，军队里枯燥、无聊又无望的生活让曼宁觉得难以忍受。于是，他每天泡在网络上，听音乐，聊天，打发时间。按照告发曼宁的黑客拉莫的说法，曼宁是一个无法适应伊拉克环境，个人生活秩序陷入一团混乱的青年士兵。他觉得自己被孤立，却无计可施，他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却没有办法采取任何行动，他觉得自己是个废物。
他和团队成员成功进入美国国防部以及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计算机系统，其中包括控制第一枚原子弹实验的电脑，在那里，他获得了不少惊人的资讯。阿桑奇虽然利用网络技术随意侵入他人和机构的电脑，但他也有自己的“黑客法则”，如不损坏侵入的计算机系统；不更改那些系统中的信息，除了修改日志，掩盖自己的踪迹之外。
一个记载着伊拉克战争50多万个事件的数据库让曼宁看到第一世界是如何剥削第三世界的，于是，他希望能将这些文件弄出来，“如果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遍布世界的上千名外交官看到美国的外交丑闻被披露出来，定会心脏病发作”。当然，曼宁的目的不是为了让美国政府陷入疯狂，而是希望这些资料能够改变些什么。
由于阿桑奇的“万国颠覆”小组过于活跃，很快引起了澳大利亚当局的注意，警方开展了一次名为“天气行动”的调查行动，试图找到这群恣意妄为的黑客。就在警方努力找寻阿桑奇的同时，他却结婚生子，走入人生的新阶段。当时，母亲带着阿桑奇和同母异父的弟弟来到墨尔本，租住在一间小平房里。18岁的阿桑奇爱上了一个聪明而内向的当地女孩，两个人很快坠入爱河，并且搬到一起生活。没过多久，女友怀孕了，由于女孩尚未成年，两人举行了非正式的婚礼，一年后，阿桑奇有了自己的儿子——丹尼尔。
阅读了大量的机密情报之后，曼宁逐渐发现了其中的异常。彼此矛盾的军事情报让他感到难以置信，他看到本来属于公众领域的东西，却存在华盛顿的服务器上。他曾经看到15个伊拉克人被伊拉克警方以印刷“反伊拉克”文学的罪名逮捕，事实上，他们不过是在整理政府的腐败资料而已。为此，曼宁跑去向长官解释，长官却只是让他闭嘴。从那时起，他开始怀疑世界上是否存在真相。
婚姻和儿子的诞生没能将阿桑奇从程序世界里拉回来，他将全部时间都用来摆弄电脑，沉浸在侵入他人电脑的快乐中，和现实生活格格不入。这期间，两个人带着孩子经常搬家，阿桑奇则鲜有时间和心情陪伴妻子和儿子，两个人的关系开始变得糟糕起来。平日里，都是妻子单独带着婴儿外出购物，从不见阿桑奇担起作为父亲的责任。
很快，他就熟悉了周围的情况。他发现工作站的安全措施非常松懈，房门虽然用五位电子密码锁着，只要他敲敲门，还是可以进去，其他同事每天都做着与工作无关的事儿。由于他在计算机方面的天赋，曼宁拥有独立的电脑室，拥有两台笔记本电脑，每一台都有进入美国国家机密系统的授权。作为情报分析员，他一连八个月，一周七天，一天十四个小时都在阅读机密情报。
1991年9月，20岁的阿桑奇侵入加拿大电信公司“北方电讯”设在墨尔本的主终端，在那里四处闲逛。由于他几乎可以不受限制地访问系统，他就像上帝一样在那里逛来逛去，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儿。一天晚上，阿桑奇遇到了系统管理员，他告诉对方“我已经接管了系统”，管理员没有搭理他。阿桑奇给他留了一条消息说：“我在你的系统里玩得很开心。我们没有做任何损害系统的事情，反倒在有些地方对它做了些改进。请不要通知澳大利亚联邦警察。”
2007年，为了存钱上大学，曼宁加入美国陆军。家人对他参军的决定非常惊讶，后来认为他可以在军队中发挥电脑特长，也没有过多干涉。他在密苏里州接受军队的基本训练，2008年随军队驻扎在亚利桑那州南部。那时，他曾经通过YouTube不小心泄露敏感信息给朋友，遭到上司的训斥。幸好情况并不严重，几个月后，他被培训成为一名情报分析师，派往纽约北部，2009年，曼宁又跟随陆军第十山地师驻扎在伊拉克。在这期间，曼宁负责情报分析的工作。
系统管理员并没有相信阿桑奇的话，而是马上通知了警察。正是这一次举报，使得警方的“天气行动”突飞猛进。警方开始窃听电话，寻找黑客们的线路，10月29日晚，警方找到了阿桑奇的家。警方发现，阿桑奇利用调制解调器，曾侵入一家澳洲大学与加拿大北电网络的计算机系统，警方还从他的电脑中搜出了许多被盗取和破解的网站口令密码。
据好友回忆，曼宁很有礼貌，也很守规矩，面对挑战时，他不会觉得害羞，不过他花大量的时间摆弄电脑，是个电脑闷虫。另外一位初中好友说，中学时期，曼宁就开始对一件事有自己的意见，这有点非同寻常。一位考入麻省理工学院的朋友说，他们曾经讨论过道德、哲学之类的问题，而且很深入，虽然听起来很奇怪，但他们的确那么做了。
1992年，阿桑奇被指控与黑客行为相关的31项罪行，警方花了三年时间整理资料，将案件提交法庭。根据检方的材料，阿桑奇可能被判处10年徒刑。因为阿桑奇表现良好，法官只判他罚款2100澳元，随后获得保释。公诉人称，阿桑奇侵入其他计算机纯粹只是因为好奇和乐趣，并不是出于商业目的，也没有造成伤害。
曼宁在英国辍学后，回到美国，和父亲一起生活，并在一家比萨店打工，薪水只有每小时6.5美元。初中时，曼宁在学校乐队吹萨克斯管，被认为会是一个很有前途的萨克斯管乐手。此外，他在科学竞赛中的表现也异常出色。过了贪玩的年纪后，他有时间就待在家里玩电脑。由于他个子矮小，性格内向、沉闷，加上古怪的口音，曼宁被同学看作畸形人，经常遭到取笑。
在候审期间，阿桑奇面临了人生中最大的考验——争夺儿子的抚养权。阿桑奇被捕之后，妻子带着孩子离家出走，为了争夺儿子的抚养权，阿桑奇用了九年的时间，前前后后参加了30多次听证和诉讼，最终他和妻子达成了监护权协议。由于一系列的情绪冲击，阿桑奇变得精疲力竭，还患上了PTSD（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这段经历反复进入他的梦境，让他觉得不安和恐惧，他曾经多次进出墨尔本的一家医院，他的头发也从黑褐色变成了灰白色，可谓“伍子胥一夜白了头”。
13岁那年，曼宁的父母离婚，曼宁曾经和母亲住在租来的房子里，他的学习成绩开始下降，同时开始面对性取向的困扰。后来，他跟随母亲搬到威尔士，在那里，他被同学取笑为“娘娘腔”。朋友对他的印象是很安静，不喜欢谈论自己，疯狂迷恋电子音乐，花很多时间在电脑上——很显然，他继承了父亲在计算机方面的基因。
为了养活儿子，阿桑奇变得非常疲惫。他同时兼职好几份工作，尽力赚钱，给孩子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现在，丹尼尔已经大学毕业，获得了理学学位，并且在一家软件设计公司工作。阿桑奇曾经问他是否愿意到维基解密工作，丹尼尔拒绝了，因为他不觉得维基解密会有很大成就。在丹尼尔眼中，父亲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他不喜欢和理解能力达不到自己水平的人共事，那会让他很恼火。父亲对政治活动感兴趣，热爱科学、哲学，对知识有普遍追求。作为父亲，阿桑奇愿意和儿子分享知识，这也是丹尼尔最喜欢他的地方。
小时候，曼宁非常聪明，3岁便能识字，4岁的时候可以算乘除法，受父亲的影响，他对电脑非常痴迷，每天趴在电脑屏幕跟前玩各种经营类游戏。读幼儿园的时候，曼宁成了有名的受气包。在学校里，同学称他为“女孩子气的小孩”、“老师的小宠物”；回到家里，因为父亲经常酗酒骂人，他也只能忍着不吭声。曼宁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说：“我成长过程中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读百科全书、看美国公共电视台、搭积木、玩父亲的旧电脑。”
每天为生计忙碌的时候，阿桑奇也取得了不少的成就，1993年，阿桑奇参与建立“萨伯比亚公共接入网络”（Suburbia Public Access Network）——澳洲最早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之一。1995年，阿桑奇写成“Strobe”，即首个自由开源的端口扫描器。1996年，他为Postgre SQL计划提供多个补丁。1997年，阿桑奇与他人合著《地下：黑客与疯狂的传奇及对电子前沿的痴迷》，书中提到自己的黑客经历。从1997年起，他与别人共同研究出 Rubberhose否认加密系统。他发明这一系统的初衷是为人权工作者提供保护敏感数据的工具。
布拉德利·曼宁，1987年出生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母亲苏珊·曼宁在和驻扎在英国威尔士的美国军人布莱恩·曼宁结婚之后，移居美国。父亲曾经在美国海军服役，从事计算机系统方面的工作。曼宁出生后，一家人住在位于俄克拉荷马州一个名叫克雷森特的小镇，乡间有一幢两层楼的房子，有游泳池，还有一个美丽的花园，那便是曼宁的家。房子与世隔绝，住得最近的邻居离他家也有400米远。
阿桑奇上过太多学校，因此，他的母校是哪个，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阿桑奇说，他曾在不同时段在六家大学就读。2003年～2006年间，他在墨尔本大学学习物理与数学，但他从未毕业，所学的课程他只能勉强及格。他也曾学习哲学与神经科学。在他的个人网页上，还称自己曾在2005年左右代表墨大参加澳洲全国物理竞赛。阿桑奇说，到墨尔本大学学习物理是为了智力刺激，他试图破解宇宙背后的秘密法则。可是他发现，即使是科学界，也是一副因循守旧的样子。
多年之后，历史会证明美国的伊拉克战争是一个错误，而曼宁获得如此之重的刑罚，不过是美国政府“杀鸡儆猴”的手段，就像曼宁的辩护律师说的那样：“他不是一个叛国者，他不过是一个真相举报者而已。”历史最终会原谅曼宁的年轻和幼稚，而他的个人命运，不幸地成为伊拉克战争又一个牺牲品。
在社会上打拼多年，阿桑奇见到了无数的人和事，他渐渐意识到，人类斗争的根本在于个体与机构的斗争，他将自己的心得写进了《阴谋即统治》的文章中，强调信息沟通的重要性。这个想法正是维基解密的思想源头。2006年，阿桑奇在墨尔本大学附近的一所房子里工作，他设计了维基解密的粗略架构。网站架在一家名为PRQ.se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空间上，提交的资料会被送到PRQ上面的网站，然后传到比利时的“维基解密”服务器，再传到“在法律方面比较友善的另一个国家”。这条渠道和所传输的资料都是保密的，虽然系统中仍然有薄弱环节，却已经比银行网络安全得多了。
或许真的印证了那句“历史是年轻人推动的”，1967年，36岁的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将“五角大楼文件”公之于众，导致美国提前结束越战；2010年，22岁的布拉德利·曼宁将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所作所为泄露给维基百科，引发全球关于战争、人权的大讨论；2013年，29岁的爱德华·斯诺登将美国的监听计划曝光，让人们重新思考信息自由与网络安全。尽管个人命运会因时局、政治因素发生变化，甚至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创造的历史却将永远记录在案。
几个月的工作后，维基解密网站成立。这个网站是阿桑奇个人思想的凝结，在他写的文章中曾经这样解释创办维基解密的动机：前人的经历已经告诉我们，政权自身是不希望发生改变的。我们要超越前人的思维，从新科技中获得启发，找出对我们有用的、前人没有机会用到的技术。2010年，在奥斯陆自由论坛上，阿桑奇再次解释了维基解密的创办宗旨：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公正的社会文明，这是我们干事情背后的推动力……我们的意识形态是超越政治的，非左，非右，其根基在于认知。
自从维基解密公开了美国军方关于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的机密文件，关于布拉德利·曼宁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他是英雄还是恶棍？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是爱国还是卖国？三年来，各方人士、媒体纷纷表达自己的观点，有人试图让他接受最严重的刑罚，有人则极力为他辩护，称赞他是英雄。尽管现在他已经身陷囹圄，未来30多年都将在监狱中度过，关于他的故事、他所做的事、所选择的道路，人们会一直关注下去，讨论下去。
2006年12月，维基解密公布了第一份文件，一项索马里反政府武装“伊斯兰法院联盟”的领导人谢赫·哈桑·达赫·阿威斯签署的秘密决定。虽然这份文件的真实性没有得到确认，维基解密却开始占据新闻头条，甚至比解密文件本身受到的关注还要多。通过维基解密网站，阿桑奇陆续向外界发布了许多令人震撼的消息，其中包括关于美国部队在伊拉克与阿富汗的行径、发生在肯尼亚的法外处决、在科特迪瓦的有毒废物倾倒事件的文件，山达基的手册等，无论是伊拉克虐囚丑闻，还是巴基斯坦在阿富汗问题上扮演的双重角色，甚至萨拉·佩林的私人邮件，只要能让世人看到政府隐藏的真相，阿桑奇都乐于将其公之于众。
二 冒死泄密的上等兵
可以说，正是这个数字化的时代，造就了阿桑奇新一代解密者的传奇。维基解密创立了一种全新的新闻理念：科学的新闻理念。维基解密和其他媒体合作，在传播新闻的同时，帮助证实新闻的真实性。在读者阅读任何一篇新闻时，都可以通过网页上的链接找到原始文件，这时，读者可以判断，新闻是不是真的？记者的报道是否准确？
此后，他又因为反对核武器，抗议美国政府发动的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抗议美国政府对其他国家的野蛮干涉而被多次逮捕，被捕次数达到了70多次，其中一次，他和自己的儿子一同被逮捕。尽管如此，艾尔斯伯格从始至终扮演反战斗士的角色。在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艾尔斯伯格就公开批评布什政府，称其和越战时期的总统约翰逊犯了一样的错误。如今已经82岁高龄的艾尔斯伯格依然像个愤青一样，积极参加美国的反战活动。“棱镜门”曝光之后，他则专门为英国《卫报》撰写社论，赞扬斯诺登的勇敢。
有人认为阿桑奇是反战主义者，他却不愿意承认。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作为事实存在的，但是，如果政府向民众隐瞒战争的真相，甚至要求民众为政府的谎言付出生命或税收的代价，这将是比战争还要严重的错误。维基解密并不是唯一一个报道美国外交电报的媒体，其他媒体机构，包括英国《卫报》、《纽约时报》、西班牙《国家报》和德国《明镜周刊》都公布了相同的编辑过的电报。
重获自由的艾尔斯伯格被民众当成了反战英雄、爱国者，因为他的行为，尼克松不得不宣布从越南撤军，导致越南战争提前结束。可惜，反战英雄的光环并没有让他生活无忧。被兰德公司解雇之后，艾尔斯伯格不得不面对无人雇佣的现实，过着窘迫潦倒的生活。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私营企业，没有人愿意请一个大胆揭露公司机密的员工，无奈之下，他只好通过演讲和写书赚钱。
维基解密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阿桑奇本人却甚少在媒体面前露面。多年来，他曾在多个国家居住，没有一个固定的住所，所有的私人财产都装在一个背包里，每天睡得少，吃得也少，像个逃犯一样在世界各国旅行，他常带的物品就是手提电脑和U盘，换手机比换衣服都勤。他偶尔也在公共场合露面，就新闻自由、审查制度与调查性新闻工作阐述自己的看法。即使出现，他给人的印象也是行动飘忽，性格古怪，态度非常谨慎。
对于美国新闻界来说，报道“五角大楼文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件，坚持不屈从政府的胁迫让《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两家媒体走在了坚持新闻自由的前列，在法庭上的胜利，则让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意义胜过了政府的利益。
阿桑奇曾经自曝他有中国血统。因为他的姓氏在英语里根本没有，他认为，这个奇怪的姓氏可能来自中文。他的祖上在19世纪初从中国前往澳大利亚，在昆士兰附近的一个叫Thursday island的岛上采集珍珠。后来和当地的混血白人结婚，移居到澳大利亚的大陆。这一说法只是阿桑奇的一家之言，暂时无从考证。
第二天，纽约上诉法庭得出结论，宣布对《纽约时报》的禁制令依然有效，不过，华盛顿联邦上诉法院则维持了下级法庭的原判。为此，《纽约时报》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司法部也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最高法院决定将两案并为一案，一起进行裁定。经过一天的听证后，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宣布了最后的命令：解除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发表“五角大楼文件”的禁制令。随后，已经准备好的“五角大楼文件”系列报道开始继续刊登。
由于童年期的生活经历，阿桑奇似乎已经习惯了漂泊的生活，一袋衣服和一个手提电脑，就可以启程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他总是来去匆匆，让人捉摸不定。在朋友圈中，他也保持飘忽不定的状态。有时候，他会用电话和互联网与朋友联系，但他从来不透露他的具体活动，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朋友们最常问的问题就是“朱利安在哪”。
和《纽约时报》的命运相同，《华盛顿邮报》和司法部参加了一次听证会。这一次，熟悉新闻界情况的法官选择了支持新闻自由，允许《华盛顿邮报》继续刊登泄密文件。随后，司法部上诉到联邦上诉法院，当双方僵持在漫长的辩论、讨论中时，《华盛顿邮报》的第二期报道已经送到街头，被几千人拿在了手上。虽然最后法官命令《华盛顿邮报》立刻停止出刊，等待进一步听证，禁制令也只能限制第三期的印发而已。就在美国新闻界的两大报纸纷纷和司法部博弈，举行听证会时，《波士顿邮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十几家报纸也得到了艾尔斯伯格提供的文件，纷纷开始刊登，艾尔斯伯格期待造成的舆论影响已经出现。
作为维基解密顾问组成员之一，阿桑奇还是维基解密最主要的发言人。他不喜欢“创始人”这个称呼，反而愿意将自己看作是维基解密的主编，他享有审查维基解密收到的文件的决定权，不过，和维基解密的其他员工一样，为维基解密工作是没有收入的。
就在艾尔斯伯格以一人之力对抗尼克松政府时，美国新闻界的两家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也和司法部来了一次公堂对决。在《纽约时报》关于“五角大楼文件”系列报道断档两期之后，《华盛顿邮报》开始了披露“五角大楼文件”的第一期报道，在兴奋和喜悦之余，他们也知道，司法部的命令随时都会传到总编办公室。的确，当天15∶00，执行总编布莱德利就接到了电话，内容和《纽约时报》接到的丝毫不差：要求其停止刊登“五角大楼文件”，并且将相关文件交还国防部。同样的，布莱德利也选择了拒绝。
维基解密公布的内容引发一轮又一轮的舆论风波，维基解密网站却在严谨而低调的环境中稳步经营着。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Vita Berg公园里，有一座深藏在地下30米处的废旧核掩体，那里用坚硬的花岗岩支撑出1200平方米的空间，里面摆放着8000台计算机，其中就有2台是属于维基解密的。
与此同时，尼克松政府以“窃取军事秘密”等12项重罪起诉艾尔斯伯格，如果罪名成立，艾尔斯伯格可能被判处监禁115年。为了能将艾尔斯伯格重判，尼克松买通了负责审理此案的法官，许诺如果他严惩艾尔斯伯格，今后必将官运亨通。1973年，这位艾尔斯伯格案的主审法官果真当上了联邦调查局局长——这是他梦寐以求的职位。人算不如天算，就在尼克松政府想尽办法惩治艾尔斯伯格，甚至要将他监禁115年时，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下台了，在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下，法官宣布艾尔斯伯格无罪。重新获得自由的艾尔斯伯格成了美国人心目中的反战英雄。
维基解密网站只有五个核心成员，一年的运营费用是15万欧元，主要是网络费用、网站服务器的租用和储存成本、一些硬件和旅行费用，不包括员工的薪水。网站运营需要的所有资金都来自外界的捐赠，有时候还需要团队成员自掏腰包。
尼克松将迫害艾尔斯伯格的任务交给了戈登·里迪和霍华德·亨特，这两位也是“水门事件”的主要执行者。他们先派手下秘密潜入艾尔斯伯格心理医生的办公室，试图找到有关艾尔斯伯格的隐私录音，同时，艾尔斯伯格的电话也被联邦调查局窃听。随后，他们威胁艾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要求他证明艾尔斯伯格是一个偏执狂，且有同性恋癖好，试图用社会舆论的力量逼艾尔斯伯格自杀。在监狱看管过程中，他们还派人进入艾尔斯伯格的牢房，试图打断他的双腿，可惜后来消息暴露，阴谋没有得逞。
自从维基解密公布美国外交机密文件开始，维基解密的官网就受到网络攻击，幸运的是，服务器所在地并未受到攻击。为了安全起见，阿桑奇将wikileaks.org的域名寄存到法国和瑞典两家公司的服务器上。在瑞典，维基解密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尽管如此，维基解密还是不可避免地开始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屈从于美国政府的压力，为他们提供服务器空间的亚马逊公司中止了与维基解密的合作，几天后，域名供应商EveryDNS停止为维基解密提供域名解析服务。
一盘已经解密的录音带表明，尼克松和曾经对艾尔斯伯格颇为赏识的基辛格联手策划了这些阴谋。尼克松、基辛格和司法部长约翰·米歇尔在录音带中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是黑手党成员之间的对话——尼克松说：“让我们将这个狗杂种投进监狱。”基辛格说：“我们已经抓住他了。”尼克松接着说：“不要担心对他的审判……我们要用新闻媒体审判他，用媒体将他整死……明白吗？”之后他们商定，准备通过媒体将艾尔斯伯格塑造成靠女人养的花花公子形象。
为了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维基解密瑞士站将域名解析的任务分配给8个国家，14个权威域名服务器，从瑞士到加拿大，到马来西亚，都有解析wikileaks.ch的服务器。为了防止哪一天网站本身会被迫下线，维基解密希望其他网站能够大量复制维基解密的内容，以保证所有站点都有和维基解密一样的信息。他们还公布了一份经256位数字加密的1.4 GB容量的文档，如果维基解密网站遭遇不测，密钥会自动开启，这份内容量相当于2800本10万字小说的文档将会自动公布，到时候，多家媒体机构都将获得这些档案。即使维基解密失败了，历史会获得胜利。
尼克松政府准备以“间谍罪”和“阴谋罪”起诉艾尔斯伯格，可是没有获得法庭的支持。既然法律的途径走不通，尼克松就想要通过舆论媒体和政府的权力将艾尔斯伯格置于死地。尼克松要求联邦调查局去抓捕艾尔斯伯格，同时命令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解除与兰德公司的合同。没过多久，艾尔斯伯格被捕。
有史以来，维基解密的软肋就是资金问题。2009年12月，维基解密就因为资金问题短暂关闭过，经过各种途径的捐款，才在2010 年5月重新开放。维基解密公布的内容引来许多诉讼官司，这些政府和企业下一步的目标就是断掉维基解密的资金链。为此，阿桑奇建立了一个复杂的拨付系统，用来保护捐款的来源和用途。
就在《纽约时报》被禁止刊登“五角大楼文件”时，它的竞争对手《华盛顿邮报》却看到了机会。如果他们能搞到尚未发表的文件，继续刊登下去，必然会抢走《纽约时报》的风头。于是，《华盛顿邮报》的副总编巴迪经过复杂曲折的过程，联系到艾尔斯伯格，并且从他手里拿到了一大堆复印文件。在艾尔斯伯格将文件交给巴迪的这一天，联邦调查局查到了泄露文件的“真凶”。
维基解密获得的捐款一般通过德国的WauHolland基金会转交，根据德国的法律，基金会不能公开捐赠者的姓名，基金会没有参与维基解密的运作，也可以避免被起诉。此外，澳大利亚的一家图书馆、法国的一家基金会和美国的免税慈善组织也接受给维基解密的捐款。根据WauHolland基金会的介绍，维基解密收到的捐款平均在25欧元左右，最大的一笔是5万欧元。从2009年开始，WauHolland基金会共收到了超过90万欧元的捐款，其中37万欧元已经转交给维基解密。由于基金会的规定和出于保密的考虑，维基解密需要通过非常复杂的程序才能拿到外界的捐款。
尼克松称泄露国防部机密文件属于“背叛”行为，要求联邦调查局查出泄密真凶。此时的艾尔斯伯格已经躲起来，静静地观察着媒体和政府动向，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出现。不过，《纽约时报》的屈服让艾尔斯伯格非常不满，向来以独立自由著称的报纸向政府低头，让艾尔斯伯格觉得自己选错了对象。
自从创办以来，维基解密公布的机密文件数量，已经超过了世界上其他新闻媒体发布数量的总和。阿桑奇曾经在公开场合说，他并不想说这个五个人的团队有多成功，只是希望媒体业能够更加透明，更加严谨，最好是采用写物理论文的方法，写清楚内容和结果，再发表出去。
就在《纽约时报》和司法部举行听证会时，已刊登的机密文件已经在全美掀起了轩然大波。泄密的文件披露了肯尼迪、约翰逊等人在战略判断上的失误，结果误导了国会和民众，使美国陷入越战之中。早已疲于战事的民众聚集到街道和广场上，加入了反战的队伍中，他们高喊着“政府从越南撤军”、“严惩战争贩子”的口号，频繁向尼克松政府施加压力。一开始，尼克松还在暗暗高兴，随后，媒体接着曝出尼克松政府继续越南战争的黑幕，他才开始着急了。
建立维基解密后，阿桑奇特别恼火媒体提及他的黑客经历，尽管他认为那是一段值得骄傲的经历，他甚至根据自己的黑客经历，和别人一起出过书，拍过相关的纪录片。不过，在成为维基解密发言人之后，他更愿意人们看到他在维基解密中做的事，而不是频繁地拿20年前的计算机黑客定位他。
随后，司法部和《纽约时报》在法庭上有了一次短暂的交锋。司法部指控说，《纽约时报》发表国防部的机密文件会损害美国的外交关系和国家利益，要求法庭命令《纽约时报》延迟发表所掌握的文件，等待法庭进一步听证。《纽约时报》的代表律师亚历山大·比盖尔则认为这是司法部对新闻信息的预检措施——在美国，预检出版物的内容是违法的。权衡之后，法官发出了一条禁制令，要求《纽约时报》暂停刊登“五角大楼文件”，等待进一步听证。于是，原定在星期三刊登的文件被换成了标题为“应美国政府申请，法官下令《纽约时报》停止刊登越战文件，等待听证”的声明。
由于维基解密的声名鹊起，阿桑奇还是获得了许多赞誉。2006年，美国一家杂志称他是“澳洲最声名狼藉的前计算机黑客”。澳洲《世纪报》称他是“世界上最迷人的人物之一”和“互联网的自由斗士”。“个人民主论坛”称青年时代的阿桑奇是“澳洲最有名的守德计算机黑客”。阿桑奇则认为自己“极其地愤世嫉俗”。2010年，在《时代》周刊年度人物的网络评选中，阿桑奇居于首位，满意率为92%，得票28万余张，比第二名多出6万多，是第三名的2倍多。然而，12月15日，《时代》周刊却将获选人物改成了Facebook的创办人马克·扎克伯格，尽管他的票数只有阿桑奇的1/12，阿桑奇则获得“最受读者欢迎的年度人物”称号。
在总编罗森塔尔的坚持下，苏尔茨伯格决定继续发表第三期。这时，编辑起草了一个声明回复司法部，同时在报纸上发表，向公众说明情况。声明说，《纽约时报》拒绝了司法部长的要求，因为民众有权利知道资料中的详情，这也符合国家人民的利益。
维基解密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同时也招来了许多麻烦。因为解密文件的关系，许多人排着队要起诉维基解密，矛头都指向了创始人阿桑奇。对此，阿桑奇通常是不屑一顾。2008年，维基解密公布了山达基教（Scientology，又称科学教）的保密手册，教会聘请律师要求阿桑奇删除这些内容。阿桑奇回应说，维基解密不会屈服于山达基教的要求，就像不曾屈服于瑞士银行、俄罗斯境外干细胞中心、前非洲当权派或者五角大楼的类似要求一样。
5月14日晚上，司法部长米歇尔给《纽约时报》发了一份电报，要求其停止发表文章，并且将手中的机密文件还给国防部。米歇尔的电报再次让《纽约时报》内部争论不休，有的人认为，如果继续发表，报社可能要面临无可挽回的局面；也有人认为，如果停止发表，民众会认为《纽约时报》是一家无法坚持新闻自由、屈服于政府的媒体机构。
在社交网络的个人主页上，阿桑奇的言论总是直接而尖锐，对于他认定的敌人，阿桑奇毫不留情。在电视上，他却是一个头发花白、前额宽阔、表情冷静，操着一口缓慢而低沉男中音的中年男子。他说话慢条斯理，异常沉稳，他骨瘦如柴的样子，就像是从外太空来的人，旨在向地球上的人类揭示那些被隐藏的真相。私下里，阿桑奇又是一个丢三落四的人，他可以长时间专注于某事，却永远搞不定生活上的琐事。忘记预订机票、买完机票不记得去机场、将衣服落在烘干机里，这个长着天才头脑的男人需要周围的人时刻照顾他，以确保他能够到达目的地。
5月13日这一天是星期天，之所以选择星期天这一期刊载，也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政府官员周末都在家里休息，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也下降。出刊后，第一个警觉的是国防部，可是，国防部并不能干预国内的事务，于是国防部通知司法部。到了星期一下午，司法部才开始研究要不要采取法律行动。
2010年，就在阿桑奇成为网络上的传奇人物，频繁登上世界著名杂志的封面，受到世界各地人们的崇拜和支持时，他却陷入了桃色新闻中，差点因此失去自由。事情发生在2010年8月。当时，阿桑奇抵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准备参加14日举行的“战争与传媒角色”研讨会，这个活动是由左派基督教活动分子安娜·阿丁组织的演讲活动，因为维基解密公布了阿富汗战争的文件，阿桑奇在斯德哥尔摩受到英雄般的崇拜和欢迎。阿桑奇将出席活动并且演讲。
这件事一开始是小范围的秘密，后来被发行人苏尔茨伯格知道，他又告诉了《纽约时报》的总裁、副总裁，结果，在《纽约时报》内部开始发生分歧。当时，苏尔茨伯格等人坚持认为，公开“五角大楼文件”会对美国的外交谈判不利，副总裁莱斯顿则坚决主张应该发表，让美国民众看到战争的真相。最后，苏尔茨伯格决定，先搞一个连续十天的系列报道，每天六个版面，以尼尔·希汉的文章开头，接着选择发表一些关键文件。1971年5月13日，《纽约时报》开始连载“五角大楼文件”。
在会前，阿桑奇和一位30多岁的女权主义者见面，此人名叫安娜，之前和阿桑奇通过网络和电话联系，但是从来没见过面。阿桑奇到斯德哥尔摩之前，声称自己身上没有钱，也不希望使用信用卡，想要借宿在安娜家里。此时安娜正好外出，于是同意将公寓借给阿桑奇居住。安娜原定14日当天才回家，可是，她提前回家了，于是，两人一起外出用餐，之后发生性关系，过程中安全套破裂。
接到艾尔斯伯格复印出的“五角大楼文件”的记者是《纽约时报》华盛顿分部的尼尔·希汉，他是新闻界有名的记者，曾经深入战地报道过越战。希汉拿到文件后，和《纽约时报》的外交新闻编辑格林菲特和总编罗森塔尔商量了一下，后两位的想法是：采用连续报道的方式，每天10~12个版面。
在研讨会上，阿桑奇遇到了26岁的非正式摄影师索菲亚·维纶，她是恩雪坪镇市政委员会的雇员。当时，安娜也在场。索菲亚是通过泄密事件认识阿桑奇的，在电视报道中看过他的样子，觉得他非常勇敢、可敬。研讨会之后，索菲亚和阿桑奇等人一起吃午饭，阿桑奇似乎也被她吸引，吃饭期间，将手放在她的肩膀上。随后，两人一起看电影，因为安娜的公寓中即将举行派对，两人分开。之后，阿桑奇乘火车到索菲亚位于工业小城恩雪坪镇的寓所见面，并与之发生性关系，期间使用了安全套。第二天早晨，两人再次发生性关系时，阿桑奇拒绝使用安全套，之后，阿桑奇回到斯德哥尔摩。
既然合法的途径都走不通，只好采取非常手段了，艾尔斯伯格就想到了媒体。于是，他开始偷偷记录他所看到的机密文件。他每天晚上将文件从保险箱里偷出来，然后悄悄地影印，第二天早上再放回去。当他印下了7000多页的绝密文件后，便开始和媒体联络。他首先联系了《纽约时报》—— 一家敢于讲真话的报纸。
阿桑奇离开后，索菲亚心里忐忑不安，担心染上性病或者怀孕，于是将这件事告诉安娜。两人互相倾诉与阿桑奇的性事后，决定报警。于是，瑞典的警官认为，阿桑奇的行为属于性侵害。一开始，瑞典检察官认为事情不大，影响轻微，没有起诉。后来，安娜和索菲亚将这件事告知当地小报，媒体相继报道，2010年9月，法官重新启动案件调查，不过，阿桑奇矢口否认有关指控，同时拒绝到瑞典接受调查。
根据艾尔斯伯格的分析，富布莱特有可能采纳自己的意见，因为他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主张美国从越南撤军的议员。不过，富布莱特并不想为了这件事背上泄密、违法的罪名，出于自保的考虑，他虽然对此表示惊讶和愤怒，却没有听从艾尔斯伯格的劝告，不肯在国会公开文件的内容。
针对阿桑奇的指控或许有些离奇，但在瑞典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瑞典在网络立法方面非常宽松，有关性暴力方面的立法却非常严格，尽量在婚姻生活和性关系上保护女性的利益。一位墨尔本的律师在文章中讽刺说：“在瑞典，你需要一个法学学位来搞清楚你是否被强奸了。”
既然战争是非道义的，政府的决策是错误的，那么，下一步他应该怎么做呢？直接向决策层反映，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已经做了——在提供给基辛格的方案中。结果石沉大海，他的想法对决策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接下来，艾尔斯伯格想到了国会。他想要通过联邦立法机构出面制衡政府和军方，于是，他找到了联邦参议员富布莱特。
说起来，阿桑奇高挑而清瘦，有玉树临风的姿态，许多女人将他视为英雄，深深被他吸引。因此，他身边总是有许多女人围绕，当然，他也乐得享受这一切。对于主动送上门来的艳福，他自然是来者不拒。可惜，一切风流韵事发生在瑞典，就变得麻烦起来了。瑞典是一个女权主义泛滥的国家，对于强奸、胁迫、猥亵等对女性造成伤害的行为，法律条文要比任何国家都严格，刑罚也更重。
在此之前，艾尔斯伯格就开始质疑越战的合理性，那时他的想法基本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认为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不可能成功，希望政府方面会依此制定决策。看过“五角大楼文件”之后，艾尔斯伯格开始关注越战给越南人和美国人造成的人道灾难、社会问题。
即使如此，瑞典仍然是欧洲性骚扰案件高发的国家，其原因当然不是瑞典的男人好色，喜欢对女人动手动脚，而是法律规定得太过细致。另外，涉案人之一的安娜是一位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曾经担任乌普萨拉大学学生联合会性别平等官，她在博客上撰写的《如何报复前情人的7步指南》等文章，被大量转载。
由于文件机密等级比较高，只在小范围内流传，因此，真正读过这份文件的人没有几个。除了项目负责人盖尔勃以外，大概只有艾尔斯伯格了。在专题组工作期间，艾尔斯伯格任职高级军事分析员，工作的缘故让他有机会接触这些国防部的机密文件，在阅读资料的过程中，他发现了越南战争的真相——前总统约翰逊的一些高官为了一己私利和政绩，一步步地误导美国民众支持越战，导致100多万越南人和36万美国官兵遭受战争之苦。尼克松政府接任之后，非但没有停止这一做法，而且继续欺骗美国民众，隐瞒战争的真相。
遭遇如此境况，也是阿桑奇时运不济。不过，也有人将瑞典对阿桑奇的通缉和大量美国机密外交文件外泄联系起来，毕竟，时间上太过巧合了。有人认为这是瑞典右翼政府的阴谋；也有人说，是美国在背后搞鬼；还有人认为，这根本就是政治陷害，目的是让阿桑奇闭嘴，不能继续泄露机密文件。
1969年6月，这套花费两年时间整理出来的资料被装订成册，一共印了15套，全部编号后，被列为最高机密。其中两套送往国家档案馆，两套送往国务院，两套送往兰德公司，其中一套送往它在加州圣莫尼卡的总部，另一套送往它在首都华盛顿的分部。正是送往兰德公司的资料，成为艾尔斯伯格泄密文件的主要来源。
父亲阿桑奇陷入性侵害困境后，丹尼尔曾在Facebook上留言“那个人（即自己父亲）颇擅长于与女性为敌”（That man does have a way of making a lot of female enemies），后被《纽约邮报》作为引子，登出“我的维基父亲在与女人相处方面简直糟透了”（My Wiki dad's just awful with the ladies）一文。丹尼尔出面澄清，觉得《纽约邮报》把他的话扯太远了。
专题组收集了几十年来关于美国对越南、印度支那政策的资料，分类汇总，编成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文件中包括大量政府官员笔记、会议记录、电话记录与备忘录等，从中可以看到美国政府和军方的决策细节。这份资料证明，美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策划、实施了一场并不符合道义的战争。
2010年11月18日，斯德哥尔摩地方法院向阿桑奇发出逮捕令，随后，瑞典警方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了逮捕阿桑奇的红色通报级别的通缉令。同时，瑞典利用了“欧洲拘捕令”体系的快速通道，任何欧盟成员国签发此令，其他成员国将配合拘捕和移交嫌疑犯，也就是说，只要阿桑奇踏入欧盟成员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会被当作通缉犯逮捕。
作为涉入越战最深的人，麦克纳马拉从肯尼迪、约翰逊到尼克松，几乎参与了美国政府制定越南政策的全过程。从1967年开始，他对越南战场的激情消退了，他想停止战争，却也深知美国这台战争机器不可能马上停下来，于是，他开始全面检讨，思考战争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瑞典检察官对阿桑奇发出全球通缉令，如果阿桑奇被引渡回瑞典，鉴于瑞典和美国之间存在引渡协议，他很可能被引渡到美国受审。阿桑奇的律师表示，瑞典这样的做法已经明显暴露出瑞典的政治意图。而这可能只是个开始，毕竟，25万份机密文件的公布，最尴尬的还是美国的政治家。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找到一个报复的机会，阿桑奇可能成为美国媒体的年度人物，也可能成为美国人眼中的罪犯和恐怖分子。
没过多久，兰德公司和国防部一起合作一个项目，艾尔斯伯格则以兰德雇员的身份参与其中。这个用以研究越战历史的专题组是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组建的，由36名学者，包括美国国防部、国务院的专家以及学术机构的研究人员组成，主要是为了检讨美国在越南、印度支那的政策问题，探讨美国为何会陷入越南的泥沼中以及如何避免在未来战场上重蹈覆辙。
12月6日，英国警方接到来自瑞典的通缉令，第二天，阿桑奇在伦敦向警方自首。自首之后，阿桑奇被押送到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出席引渡聆讯，在法庭上，阿桑奇否认在瑞典性侵害两位女性的指控。由于担心阿桑奇不按期报到，法官拒绝了他的保释请求，将其关押在伦敦南部的旺兹沃思监狱。阿桑奇被关押在单独的牢房里，那间牢房曾经关押过英国才子奥斯卡·王尔德。
按照基辛格的要求，艾尔斯伯格为越战拟订了一个全方位的方案，他的想法是，美国应当争取和越南之间的和平谈判，并且将军队从越南全部撤出。当基辛格将艾尔斯伯格的方案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时，删除了从越南全部撤出这一项。
阿桑奇拒绝被引渡回瑞典，因为他最担心的是瑞典将他引渡到美国，尽管瑞典和美国方面先后宣布，他们并没有这样的计划。侦办阿桑奇涉嫌性侵害案件的瑞典检察官奈伊表示，通缉阿桑奇纯粹是因为他涉嫌犯罪，和维基解密揭露美国外交密电无关，她强调瑞典检察官是独立决策的，自己没有受到政治压力，也没有打算在阿桑奇被遣送回瑞典之后将其引渡到美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菲利普·克劳利也表示，美国并没有计划提出对阿桑奇的引渡要求。美国对阿桑奇的调查还在进行中，他被捕是英国和瑞典之间的事，和美国无关。
1967年，艾尔斯伯格回国，继续在兰德公司工作。尼克松当选总统后，任命基辛格做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要求兰德公司分析一下美国对越南的政策，于是，兰德公司向基辛格推荐了艾尔斯伯格。才华横溢的艾尔斯伯格受到了基辛格的赏识，基辛格多次在公开场合说“我从艾尔斯伯格那里得到的有关越南的知识比从其他任何人那里得到的都要多”。基辛格万万没想到，这位博学多才、聪明能干的哈佛精英竟然会在背后捅他一刀。
接受聆讯后，阿桑奇有14天的时间选择是否上诉。阿桑奇面对两个选择，要么承认罪行，配合英国警方，回到瑞典受审；要么向英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尽管这样的官司常常耗尽一个人的家产。阿桑奇的律师曾经表示，阿桑奇的诉讼费用有点紧张，是否要花费数万英镑上诉，正是阿桑奇面对的重要问题。不过，阿桑奇表示，他的个人支出和维基解密的资金是分开的。
1965年6月，他以泰勒将军文职助理的身份前往越南，此时美军正在对北越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大批的地面部队也被派往越南，越南在战争的折磨下已经满目疮痍。在那里，艾尔斯伯格见识到美军的腐败和凶残，他的政治立场也从态度强硬、主张军事扩张的“鹰派”变成了柔性温和的“鸽派”。
在阿桑奇选择上诉之后，英国高等法院的法官驳回了他的上诉。二次聆讯之后，阿桑奇交了24万英镑的保释金，被英国法庭释放。瑞典检方要求在引渡阿桑奇之前将其关押在狱中，后被英国最高法院驳回。按照阿桑奇律师的说法，两名女子是自愿和阿桑奇发生性关系的。阿桑奇认为，有人想要制造事端，诋毁他的名誉，性侵犯的指控就是其中之一。
进入兰德不久，艾尔斯伯格经常被公司派往华盛顿，为国家的防卫政策提供咨询，后来还成为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约翰·麦克诺顿的特别助理。在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正在一步一步地陷入越南战争，艾尔斯伯格对越战问题非常感兴趣，开始收集资料研究。稍加了解后，他感到战争前景并不乐观，他想要看看是不是美国对越南的政策出了问题，于是，他要求前往越南，到战场上一探究竟。
12月18日，阿桑奇说，瑞典政府已经掌握了“性侵案是一场阴谋”的证据。瑞典警方截获了原告和朋友之前的短信内容，并且告诉阿桑奇的律师，他可能是被故意陷害的。不过，官方拒绝公布有关证据，同时要求阿桑奇方面也不要公开谈论此事。保释期间，阿桑奇住在诺福克郡的艾林汉姆庄园，指挥着维基解密的运作。这期间，维基解密又发布了数千份泄露美国外交机密的电报，这一行为触怒了多个国家的政府。
1959年，艾尔斯伯格带着妻子和孩子搬到加利福尼亚州，在兰德公司搞全职研究。兰德公司是美国一家以军事为主的战略研究机构，1948年成立，主要研究军事尖端科学技术和重大军事战略，后来扩展到内外政策各个方面，20世纪50年代，它曾经准确预测“一旦美国参与朝鲜战争，中国必将出兵朝鲜”而走红，从此确立了世界第一智库的地位。今天，它已经成为一家极负盛名的决策咨询机构，为美国政府及军队提供决策服务的同时，也与商业企业界合作。
就在瑞典方面忙着准备复杂的引渡手续时，2012年6月19日，阿桑奇向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8月16日，厄瓜多尔外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厄瓜多尔政府已经批准了阿桑奇的政治庇护请求。到目前为止，阿桑奇一直住在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里。
这时的艾尔斯伯格已经进入哈佛的精英圈，按照计划，他会留在哈佛继续读博士。突然有一天，他决定延迟读博士的计划，到海军陆战队服役。两年的时间里，他随着军队在海外游弋，苏伊士运河危机时，他正在中东，经过严格的安全背景审查，他成为在国家安全事务中完全可靠的人。两年后，也就是1957年，艾尔斯伯格回到哈佛攻读博士，由于高端的学术背景和从军经历，他参与了兰德公司的半职研究工作。毕业后，他成为哈佛学会的研究员，从事决策理论的研究，著名的“艾尔斯伯格悖论”就是他的研究成果。
庇护期间，阿桑奇住在大使馆地下室的一个房间，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曾经建议瑞典负责本案的检察官到大使馆内讯问阿桑奇，但是遭到拒绝。英国警方一直在努力将阿桑奇引渡回瑞典，厄瓜多尔大使馆也表示，将和英国政府接洽，确保送阿桑奇到瑞典受审，但不会被引渡到美国。根据探访者的说法，阿桑奇的健康和精神状况良好，并始终保持乐观，失去自由让他将更多的心思放在维基解密的运营上。阿桑奇的命运到底掌握在谁的手中，取决于有关国家和国际舆论之间的博弈，其中，美国的态度无疑是起决定作用的一环。
中学毕业后，艾尔斯伯格获得百事可乐公司的奖学金，顺利进入哈佛大学学习经济。这笔奖学金不仅可以支付他的学费生活费，还可以支付他每年回家探望父亲的旅费。世界为这个勤奋而聪明的年轻人提供了成才的条件，他的中学伙伴也曾经说过，艾尔斯伯格是最有可能为人类进步做出贡献的人。在大学期间，艾尔斯伯格潜心研究经济学和博弈论，1952年，他获得学士学位，并获得伍德罗·威尔逊奖学金，得以前往剑桥大学深造，研究高级经济学。一年后，他重新回到哈佛，并获得硕士学位。
除了性侵害的指控外，由于维基解密公布的文件，阿桑奇也面对许多政府和企业的指控，其中包括由曼宁案牵扯出来的“间谍罪”。阿桑奇成为一根扎在美国政府心头上的刺，奥巴马政府势必要将其拔出来，在曼宁案审理期间，美国政府不想做得太过咄咄逼人。不过，法官们的确一直在研究，试图从浩瀚的法典里找出一条适用于阿桑奇的罪名，检方肯定不会将阿桑奇的罪名局限在一两条法律条文里，除了间谍罪之外，其他法律也会对其适用。
虽然家境不好，但是艾尔斯伯格天资聪颖，犹太人的高智商在他的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艾尔斯伯格在学校里表现出色。母亲曾经希望将其培养成钢琴家，他的钢琴技艺已经达到了与乐队演奏协奏曲的水平，可惜，在他15岁时，母亲在一场车祸中去世，从此，艾尔斯伯格便告别钢琴生涯。车祸发生在全家人前往丹佛的路上，那天天气闷热，昏昏欲睡的父亲将车开到沟里，导致坐在另一侧的母亲和姐妹在车祸中丧生。
为此，阿桑奇多次强调维基解密是一个新闻组织，他历来的护身符就是“新闻自由”，他认为维基解密的意义在于捍卫公众利益，同时，美国对其间谍罪的指控和瑞典对他刑事罪的指控，则被看作是政治迫害的一种方式。实际上，维基解密也的确按照新闻工作的原则在运营，比如像报纸一样接收信息、调查、编辑、发表，因此，用以惩罚将机密文件传送给外国政府的间谍罪对他并不适用，如果他被以间谍罪治罪，美国境内的媒体机构也会受到威胁。
1931年，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出生在芝加哥一个犹太人家庭。此时的美国处在大萧条时期，身为工程师的父亲时不时地失业，为了寻找工作，一家人需要经常更换住处。于是，艾尔斯伯格从小就跟着家人一起流浪。5岁时，艾尔斯伯格全家迁往斯普林菲尔德，后又迁往底特律，艾尔斯伯格后就读于克兰布鲁克学校。
也有人建议美国司法部以“盗取美国公产图利罪”起诉阿桑奇，这样的难度似乎更大，因为维基解密不是营利性机构，它一直依靠网民的自愿捐助维持生存，甚至时不时因为资金问题关闭服务器，想必司法部找不到阿桑奇通过泄露机密资料获利的证据。
如果说，斯诺登的泄密揭示了美国政府伸入网络世界的黑手，丹尼尔·艾尔斯伯格的泄密则让世人看到了政府参与战争的真面目。历史学家说，尽管越战的结束是各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丹尼尔·艾尔斯伯格所起的作用却是不容小觑的。正是因为他将越战的真相透过媒体告知世人，才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提前从越南撤军。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被斯诺登奉为偶像的“泄密前辈”吧。
作为澳大利亚公民，虽然澳大利亚政府跟着美国谴责维基解密，性侵害案发生后，干脆将阿桑奇推给了瑞典、英国和美国，决心不管他的死活，澳大利亚民众却将其视作以黑客和媒体人的角色单挑世界最强的政权的孤胆英雄，在阿桑奇被关押期间，澳大利亚上万名民众上街游行，要求政府保护阿桑奇的安全，总理吉拉德的行为则遭到了民众的指责，因为他忘了澳大利亚的民主政治核心理念：无罪推定，言论自由，保护海外公民权利。
斯诺登以一人之力对抗政府的行为，在旁人看来，似乎过于大胆，也过于冒险，他能凭借良知做出如此冒险的举动，或许和他的偶像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和布拉德利·曼宁有关。身处香港之时，斯诺登就曾经透露过，他非常崇拜将五角大楼的秘密文件公之于众的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和向维基解密泄密的布拉德利·曼宁，这两人的遭遇也让他对美国政府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因此，当他决定将政府的监听计划说出来时，早已预想过最糟糕的结果了。
由于经济原因，躲进厄瓜多尔大使馆的阿桑奇也没过上好日子。为了上诉，他已经花掉了20万英镑的诉讼费用，此后，他还要不断为自己辩护，还要保证维基解密的正常运作。不得已之下，阿桑奇决定写自传，他无奈地说：“我其实不想写，但我别无选择。”据估计，版税的收入大概会达到110万英镑，这笔钱会帮助阿桑奇解决燃眉之急，至于他的最终命运，还是个未知数。
一 把越战报告公之于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