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夜，Yonge街和Finch交叉的路口，深槽里走着中国留学生、韩国留学生，踢着冰块，却很少有伊朗留学生，尽管伊朗人在这个区也很多，中年女人很多——包括《德黑兰囚徒》的作者玛尼拉·妮麦特，她住在多伦多郊区，她书的扉页是艾米丽·勃朗特的诗：我迅捷的日子啊/在生与死中/我中断的灵魂/凭着勇气去承受——从苦难的经验迁徙到清苦的回忆之地、应许之地，人生大致如此渐弱如安魂曲的乐章顺序。
街道……有着欧洲的街道名字，萨默塞特让你想起毛姆；街道……有很多长得像奈保尔的人，不知为什么，肤色的人海里，我只对奈保尔这样的人有深刻印象——他几乎用一种很狭隘的形象，代表了世界……或者说代表了世界的边缘，或者说，代表着漂泊，也像俄罗斯作家亚·格林的海港梦幻奇境里的人，我们是非东方的东方人，非西方的西方人，我们并不生活在历史里，我们生活在一个永远与本地无干的自我神话里。奈保尔，他的英语，至少他的写作，是没有印度口音的英语，他在用元语言写作。
伊朗老头也多，我在图书馆碰到一个大爷，我帮他修了修他随身带的有五十年历史的伊朗国产磁带录音机，图书馆的磁带绕到了里面，但我因为少年时玩打口带的经验，成功地帮他盘出来，老人抱着我的脑袋啃着悄悄话，谈阿维森纳，“西方从他那学了那么多，如今和伊朗却是敌对的军医关系”。
本文写于我刚来加拿大的2013年初，我不能在这篇文章里给你任何谋生参考，而且你来了也会发现，在中国，你已享受着各种物质复制品、赝品了——他们可以把铁塔、白宫、罗马、酒吧、名牌商品的实际质地……都搬来中国无限复制，而且当你走在这些复制品里，你已在感受着“被拿来主义”和被解构的彼岸了，也因此，彼岸本身也被它的复制品和赝品消解了。
“您是流亡者吗？”在图书馆坐下就会有流亡者主动靠近你。
我已不再年轻了，不再带着彼岸理想而来。我已在中国通过国内旅行就建立了世界感——其实是一种同一感，意识到无论哪里的人都一样……宇文所安的哈尔滨妻子田晓菲在Visionary Journey这本书里说：佛教的策略，开始让近古的中国人，将陌生的土地熟悉化——当旅行者面对任何新世界，先有世界观，再有世界旅行。哪怕这世界观是狭隘的，迷信的，但总得有。也即前文说的——中国人走向世界之前，就原地具有的世故与成熟。
“不，我不是，我来这里看女儿，女儿在这里大学学建筑。”——他是一个医学院的神经外科教授，难怪他夸我解磁带时说：“你的手术很成功。”其实他是在蹲移民监，女儿嫌他碍事，于是老人每天出来晃悠，混迹于多伦多各图书馆。我再没有见过他。
多伦多的世界难民，从二战犹太人幸存者，到塔利班难民，我不知现代人是否仍把他们迁徙去的地方叫天堂——有时人们奔向的彼岸，仍然只是地球这地狱村里冬天漫长的慈善机构。
这批知识阶层的伊斯兰人似乎和近年这几批中国移民同时抵达，但他们在摆脱国家，其中有一些人还试图摆脱宗教，我看见多少簇新的女人面孔，明显是刚取下面纱没多久。对更少数更极端的人来说，宗教则是流动的监狱，阿富汗一个受迫害的著名青年男同性恋，来多伦多也写了一本狂野地控诉他少年时代因性倾向而被迫逃亡土耳其的书，内容却与政治无关。流亡者爱在多伦多写一本书，然后去过平常人的生活。但我没有这样一本书可写，没有这样一本额外的书可写，我所写的——
走在路上，我的微笑——中国中年人矜持神圣而隆重的代表着重大感情决定的微笑啊，在这里变得很贱，和英语一样贱（英语就像这里的一层油漆腻子，很贱），而且更无意义，对他人微笑仅仅意味着：我是个安全的人，走在手持Tim Hortons咖啡的人当中——早晨，开放空间里的咖啡味也很浓烈——我不是恐怖分子，背包里的书像一杯黑色的牛奶；在巴士上，公交司机黑哥们背后贴着一张纸：“每天至少一个TTC公交司机被侵犯”……肌肉男的哀怨，大家下车拍着他的背说谢谢，对黑哥们说“Buddy”，却让我感觉真得很良好。
其实是我能写的，都放在一种复杂和曲笔里，似乎全写给了、交给了中国。为什么我曲笔用尽却没有多余的话可说似的，似乎还得在海外重新积累各种动机，爱与恨？
多伦多的天际线就是那条南北向的Yonge街——这条无限通向北极的公路，残雪堆中，这丛玻璃之火，多伦多的CBD，没有之一，安大略湖的蓝色光泽在侧翼，晨曦与北极光在“aurora”这个词里也是同一种事物。
难民、移民、被迫的流亡者在这个奇怪的国家看起来生活都一样：找工作，学车，几年后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白人朋友，后院BBQ，只是回忆和噩梦和失眠不同，但这位同性恋者仍受到本地阿富汗社区的排斥。
郊狼的恐慌之下，是栅栏上的松鼠，惊蛰时来了浣熊，它们躬身逡巡在门口，背很宽厚，就像一头灰熊，W.H.奥登说：“中世纪的等级制牵连到动物。”——还有树人。有时我们从多伦多南北向最长的中轴线——Yonge街，向东远足，在晚霞里，经过两三个边境风格的摇曳的黑森林，然后下一个大坡，过一条河——他们的母亲河唐河——再从西岸回望——
中国移民中呢——看见最多的是中学、大学留学生，加上国内挣够钱准备来隐居的中老年人，为低等工作而挣扎的没有挣够钱的穷中年人则还在上夜班，中间却也缺少过渡的一代，中间一代仍在中国，在心理平衡的另一侧，仍然年轻，也不再青春。
报上说对付郊狼，如果它很远，就挥舞胳膊大声吼，可以吓退它，如果它很近，就倒退着逃跑，我却永忘不了初来加拿大自动退出海关重新接受审查的“倒退”行为。任何倒退都让人印象深刻、刻骨铭心，因为任何倒退都是一次真正自找的屈辱。
滞留在家庭旅馆里，我附和着富足的中老年移民，和他们谈大房子，谈车，谈房车，谈学车，谈话之间，他们竟然就迅速地出去学了驾照回来，迅速地出手买房，买车，买房车，而我还在游手好闲，思考着第一篇向国内发的稿。人们的内心正是这样，由刚来时的患难感，渐渐疏远。
当我孤独的时候，听见新闻里说，多伦多出现了郊狼。我在中国的边疆文学、高原文学、草原文学、西北文学也读到过狼、见过狼，但能比较吗？这是与哥特文学同源的吗？
我之所以离开中国，一个原因就是想逃避——为什么中国移民集体生活的氛围只有商人和商人眷属的气息，为什么中国人眼里的中国人要么是商人，要么是公务员，要么就得是公司白领，剩下就是农民工的形象。因为时差，半夜是和国内联络的时候，老板们在客厅里，穿着睡衣工作，白天太太们忙着到处看宅子，晚上老公们遥控着中国的跑腿小张、小王、小李……但有一天深夜，男女们都惊恐地起身奔走相告——国五条，20％的房产税，似乎又一次把所有穷富移民和游手好闲的作家团结在一起，并且不再那么思乡。
与弗莱、阿特伍德同为维大老校友的乔治·鲍维林说：“当年我们的诗歌，是彼此修改出来的。”北约克图书馆里也经常有这样的活动：邀请本地作家来互相修改作品。这让我反躬自问，在中国，我缺乏这样的集体智力生活。
我可以向读者坦白，却爱面子地不愿在同屋的房客面前承认——因为国五条，我在中国的朴素房子将会更加贱卖，我在中国买的房子是失败的——因为它的初衷其实不为了升值，而在于避开喧嚣的人群，潜意识里寻求永久的偏僻之地，这使我的投资得不到市场的虚荣认可，被虚荣的地段论蔑视。这种失败也证明我会在加拿大继续努力谋生。
但总体而言，加拿大出版商还是像美国出版商的掮客，这个情况至今如此，而加拿大本地作家，总的来说，在这个去知识分子化的年代呢，又重新有点像一种“地区文学”。纵然人们仍爱谈论“红色星球”、“蓝色星球”或者《华氏451》——这类将《1984》的深刻命题庸俗化为“书虫的抗争”的恋物癖话题。
当集体厨房里饱胀着阔太太们买房子的激情荷尔蒙，共看一幢屋，我头脑里却有一本叫Closerto Home的画册，加拿大摄影师Terence Byrnes拍的加拿大作家的肖像影集——
我也才知道，在华人富豪“北京遇上温哥华”之前，六七十年代的温哥华产生过一批反抗美国诗歌的加拿大诗人。我喜欢乔治·鲍维林（George Bowering）这老嬉皮士诗人——他对美国的反骨，以及他不像列奥那多·科恩那样，沦为一个泡妞诗歌词的老家伙，以及他对加拿大人充满智力的反思（《左钩》），都让我喜欢，更早一批也更牛逼地突破美国实用哲学的加拿大思想者则是诺思洛普·弗莱、奥森·威尔斯、马歇尔·麦克卢汉，他们各有各的抽象思维来对抗美国的实用哲学、实用伦理。麦克卢汉尤其以天马行空的断想来对抗美国人的絮叨。这些人之于北美大陆，就如罗兰·巴特们之于欧洲。这也许就是加拿大文学的“然后”——叛逆，向一个更抽象的精神世界，超越美国。
他要求作家们在家里拍，他们住得并不好，狭窄的公寓，有的与人合租，比如《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作者，屋子乱糟糟的，有的过于单调，只有茶几上的广告册有一点颜色，我感到亲切，我在北京的家也是如此，搞文字的人就该疏远装潢学，有的屋子是病弱的老作家在老屋里等死，还有小房子加盖成大房子的，木头钉木头，其实随时可能崩溃。
加拿大文化这只薄口琴，依附美国的边境线，欧洲现代主义发生时，现代主义在加拿大变成加尔文色彩的地方文学，后来，加拿大文学个性的苏醒表现在对美国文化扩张的对抗——无论进步主义时代的美国诗人，还是后来垮掉派的美国诗人，屡屡向北突破温哥华，占领那里。
但我说起这些，和中国同屋们就难有共鸣，当我说到本地作家的清贫（或有钱也不奢侈），同屋们就会说蒙特利尔的人穷酸到一天只花一块钱买点饼干，这样怎么刺激内需呢？中国人对这些“魁瓜”是鄙夷的，但蒙特利尔这些犄角旮旯里却有许多艺术家隐居着。这本画册的审美，不在中国买房者的审美里。这是华人视野之外无法接受的生活。
1960年代，阿特伍德们——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文学院的这些文学青年，一起写诗，艰难创办加拿大自己的出版社“阿南斯”（Anansi）。
我们也见了我过海关时说的“表姐”，她六十岁了还排每天满满的课，疲于奔命——难道1980年代加拿大对中国人优待的留学项目，就像庚子留学，其实是场终身高级劳工圈套？但真正的原因恐怕在于：北美大学“婴儿潮”一代教授仍是学院中坚，他们被无限制挽留，越来越多“被终身教授”（Dr. See-my-body-in-classroom），因年轻师资跟不上，是否意味西方知识分子的断层？
我读着她的随笔，想到的却是：在一个关注求生的地方，我们作为外来者，又来肩并肩加入这种漫长冬天的求生，可我们中国人更像铅华洗尽的过来人，我们的内心真的更沧桑吗？然后呢？
来来去去的过客中，小丁是个很干练的女生意人，在国内做钢材生意，想在加拿大找投资项目，昨天，有一个华人地产公司的老板，来旅馆了解大家买房子的意向，顺便泼了小丁冷水：“中国人来这里就是享受生活的，你不要继续想在这里创业。”——他意思就是说是来花钱、来保值的，于是，任何谈到理想抱负的谈话，都会转移到孩子那一代身上去，仿佛我们这一代人，在这里仍然想奋斗，是错误的，于是我的世界感的写作梦想——无论是诗歌，还是什么非虚构不虚构的——就更难以让这些中国人理解。
然而，阿特伍德乐呵呵就把大事讲了，很亲和，又不乏北方女巫的黠智，她评论厄普代克那“女性崇拜”的《东镇女巫》也许是在说自己，但人们如今更爱问老太太对于僵尸有什么看法。但在严肃的1970年代，她说整个加拿大文学就是“求生”——求生于自然，求生于可有可无，求生于美国的阴影，她说加拿大文学充斥着一种在大自然面前认命的受害者形象……然后呢？
保险员老周的形象也让我难忘——进门时下着雪，这黑瘦的山东小个子，穿着黑呢子大衣，锃亮的皮鞋，拿到我们的小单子似仍有些开心，出门差点滑倒在雪地里，他正是像《北京人在纽约》里王启明那一代老移民，正是这些老移民填满着华人服务业。
当然——还是有一些“然后”、一些属于加拿大个性的文化被创造出来——在北约克的图书馆里，为了知道自己此刻的处境、知道“我在哪里”，我最早看的一批书，包括阿特伍德的《求生》，这本1970年代引起加拿大人激烈争论的“认识自己”的小册子，这本书也该叫《然后》——既然菲利浦·福雷能写一本关于日本文学传统的《然而》。
看过一些可长租的房子，其中有个十七岁房东女孩的形象也让我难忘：她才上高中，和读小学的弟弟生活在多伦多，父母在国内挣钱，也委托她张罗出租家里在本地的好几栋房产。早晨，她从一辆巨大的牛头商务车里走下来，带我们从她家一个房子的雪地走向另一个房子的雪地——声称不怕冷的红秋裤、冻红的小脸、纯洁又机警的无表情、适于iPhone镜头的瓜子脸，电话里对父母颇有命令口吻，这早熟而世故的高中女生，会是我未来的女房东？
一名因反伊拉克战争逃到加拿大的美国女兵，合法滞留几年后，最近终于还是被加拿大保守党政府交给美国军事法庭。越战时，90000名美国大兵逃到加拿大，伊拉克战争则导致200名美国逃兵仍滞留加拿大，不同的是，前者因卡特的特赦多数回国，后者则因“入伍系自愿”而必须面对美国军事法庭的审判。奥巴马越来越严峻的脸，看起来不大可能再有什么特赦。
中国大陆的移民，普遍有点厌烦土生的华人文化——那种古老的华南文化、香港商业文化先入为主奠定的气息，大陆新移民似乎蛮嫌弃土生华人唐人街那香港小市民的鱼肆味道，广东话在我们看来，似乎是一种降格且难以自拔的自我限制的语言——甚至97年时移民来加拿大的香港人也和唐人街是隔阂的。同样是华人，不同的年代背景，已存在着隔阂，作为世界公民的华人未来的主流文化究竟会是什么样，末流又是什么样？海外华人文化会有一次自己的复兴吗？
自由是什么——自由的下限，也许是不和一些有恐怖主义倾向的典型独裁者直接来往；但自由的上限，则表现在还是容易对美国屈服——
这真是个移民为移民服务的地方，尽管老移民可能会欺负新移民，但总的来说，他们还像新移民周身的一圈救生圈，你最需帮助时还是会想起他们更像自己人，他们额头的皱纹就是他们先来这里积累的沧桑经验，如今出卖给你作为服务产品，作为层层缓冲。但我内心不可告人的真实想法却是，既然来海外，就不能只依靠这点华人人口。
可这都是很容易的选择，正义明了，宏观利益也明了，比中国人那么多既苦难重重又模糊混沌摸着石头过河选择的革命与改革容易多了。其他时候，加拿大的自由表现着一种更好理解的逆反——比如，美国制裁古巴，加拿大和古巴却保持着交往，经济与合作更火热了，古巴充斥着加拿大野游的恋童癖，古巴是加拿大人的泰国……但正是加拿大的中立——这独裁国家里的楔子——才能让Argo(1)成为可能。
我又想起那本画册里，剧作家David Fennario——一个加拿大布尔什维克，还在写左拉风格的工人运动小册子，怂恿工会，我什么时候去访他，但正如我从华人那儿能找到什么亲切感吗？我，一个从小在共产主义教育下长大的中国移民，能在一个加拿大布尔什维克那找到什么亲切感吗？这是精神进步还是倒退，这是悲悯的停滞，还是对未亲身经过的乌托邦仍存幻觉？照片中混乱的房子里，他只是显得更冷酷，更凶狠，更想行动而已。或许我能开导开导他。
“但不用选择，我们很少要选择。”我觉得，加拿大历史上的大选择：一次是1812战争，美国入侵使加拿大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团结起来，这是他们难得的一次庄严选择，建立了起码的爱国心，当然此后也没有继续强化多少；第二次是二战时终于决定为英国行义务；第三次是90年代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凭我记者的经验：刚到一个地方，先要多听多看，再逐渐清晰自己的听和看，再逐渐去听自己和看自己。不过这次要陷得更深，要在这里开始生活。在一个正常社会，有很多关于国家这公器的知识要学习，这就是在学习自由地生活，哪怕包含着自由地异化。我倾听。
作为交换，他透露他是自由派，捂着耳朵对我说，他其实不信上帝。我们就嘲笑了下天主教的繁琐和恋童癖，卡尔说：原来咱俩都是自由党，Left-leaning——就是说平时像墙头草，但实在要站队伍的话，就站左边。
但总要选择、取舍——经过一些远足考察，经过一些阅读，经过家庭旅馆里的急欲享乐、退休却焦灼的群体气氛，尤其是周一到周六晚饭时过客们充满痛苦互相打听隐私进度的寒暄，尤其是深夜关注着祖国的地震、流感、人的境遇，微博上那流水账一样自我抛逝的社会让人通夜不睡的焦虑——星期日去教堂，总能让人找到心灵的平静，对“柳树屯”（Willowdale）教堂，我们一家产生了莫名的依恋。
“不，我不是。我仍是中国记者。”
到达三周后，我们把未来一年的生活范围确定在这个狭窄的教区，孩子上了教区里的小学，我们穿过北极，来到加拿大，终于在多伦多城北的白领区——北约克，这些百年老房子的区域里，落入一个教区的“狭窄”——英语里是“Parochial”这个词。“柳树屯”也是约克小城最早的殖民拓荒点，有两百多年了，我喜爱镇中心闹市的那片墓地，有一位1901年去世的年轻妻子名字叫Dance——舞、舞、舞……
“新来的家伙，你是流亡者吗？”他就问。
老卡尔永远期待见我，不停矫正我的英语，他父亲曾是大瀑布边上的一个小镇好几所中学的董事会主席，他身上有他父亲的影子，或者好为人师的鬼魂，这是个典型的WASP老头。“Subtlety”——关于两党政治，卡尔和我谈到这个词，在教堂的联谊室里，我们下次该谈“Sublimity”了。今天在教堂里，开始有点明白我在寻找什么，推门走进去就是崇高的气氛，让我喜欢，在复活节日唱起Thine be the Glory，忘了一切鸡贼的华人谈话。
“去他的几千年，‘文革’后，我们的历史感像婴儿了。”我开玩笑地说。
但晚上教堂的ESL老师却是一个不自信的黑人老伯，让我想起在中国念大学时，那位节俭而难以说出一句真话又怯懦地从没有走出书本的古汉语老师——黑人老伯的教材内容，则是一个穷苦的ESL老师的真实故事——一个单亲孩子如何失学，从农场跑到多伦多的城市，但她并不成功，如今也只是一名清贫ESL老师。
我每周日在社区教堂礼拜的午餐茶点时间，会和卡尔谈谈政治，他八十多岁，曾是某内阁部长的助理，或者助理的助理，也许他发现我并不喜欢像个印度医生那样“谄媚”地问候老人们身体是否有糖尿病，而喜欢无视日常生活、谈些更严肃的话题，谈我在国内看到的社会不公，谈“文革”对中国人几千年历史感的毁灭。
我们的牧师——29岁的女同性恋牧师莎拉正在消耗她年轻的经验，故事越讲越小，就和我妈包的饺子一样，越来越小，也许有一天，这真是一个纯真女孩的流水账都来了，还包括她在Facebook上贴的面包烘培经验，总有一天，她的经验不够用来覆盖《圣经》，但她声音甜美，让我享受，也让我忘记华人圈里鸡贼的谈话。莎拉今天讲的关于露营的布道，几乎是很启发我的诗，启发我晚上写一首《露营》：……是谁带我们来这里，让我们触碰，这高草，与河流……我难道不是在家庭旅馆里扎营的卡扎菲……莎拉在秋天和她的新娘罗伦在完婚，在教堂举行了新娘秀，让这里的孩子开始打开了择偶观念：女人可以和女人结婚。却并未触类旁通。但莎拉的事也许是教堂唱诗班里中国科班出身的花腔女高音退出的原因，似乎是迫于华人基督徒圈子的压力——传说他们仍视同性恋为罪。但柳树屯联合教堂则以此证明它是一个高度包容的地方。
这样无关痛痒的市领导，对中国来的畏惧官员的移民，又能算有多屈辱？多伦多市长福特则是个坦率的酒鬼，最终证实是一个确凿的吸毒者，作风无赖，一个洋相出尽的死胖子。我的托福老师（一个波西米亚风格的很吊儿郎当的大学女讲师）每次上课都讥讽他，说这么大国家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小丑，无法弹劾他。但我后来教堂执事班的同僚却拥护他，因为他纵容了工会利益，差不多是我们蓝领之友。但即使反对这个无赖，你又能有多屈辱，大的保守经济在那儿，自由和人权的细节又有保守党拍板的议会的碎嘴在辩论。2012年底，蒙特利尔市长因贪污三十万辞职接受调查，最近，又因另外几千加元不明办公支出，廉政部门再次突袭蒙特利尔市政府取证；多伦多卫星城密西沙加的九十多岁的老奶奶市长，则因工资拿得比其他市长都高些而遭到媒体挖苦，当然，这分配不公本身都是明账，并非非法所得。这老太太在安大略湖边布置的一片工厂却让我印象深刻，让我想起中国的太湖，尽管那著名的地标“四姐妹”烟囱前几年已经拆除。
莎拉的布道也不拒谈死亡，她谈起最近钢琴师迪安的父亲的葬礼：“主持这场葬礼，对我是很营养的经验。”——来自牙买加的移民钢琴师迪安则打趣说，父亲的葬礼上，他发现家族里这么多能rap的。复活节这天，纸箱做的棺材打开，气球飞到天花板上，棺材是空的，这也很让人开心。抬棺材是完全的喜剧，没有一点悲伤，我感到单纯的快乐，这时，我们——忌讳谈死的亚洲人加入进来，快乐更肤浅，深层却仍是我们对死亡话题的畏惧。
也许并非没来得及创造出太多“然后”——就像机场跑道仍空着，跑着看不见的东西，亨利·詹姆斯形容一种“空空如也的小说”——“有趣的情境有了，可趣又在哪呢？”——这样胡思乱想着，在小学里，我也许只是对着空气鞠躬，膜拜着一片普通的枫叶又能怎样。
我记得，旅美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斯（他是金斯利·艾米斯的儿子，他的童年——好容易从父亲和诗人菲利浦·拉金忧郁的精神同性爱的阴影解脱出来）形容纽约布鲁克林：“美国人连问好都要说成个笑话打招呼——阳光下，怀孕女人，孩子，婴儿车，都显得无辜，对，就是无辜。”但世界移民的涌入，似乎让社交场合抑制了幽默感，笑话变少了。
但加拿大又能有什么“倾向性”加诸你？它的倾向就是自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说这里预设了一个神圣的自然之母。其他国家的人，会首先问自己“我是谁”，对于加拿大人，则必须从“我在哪里”这个更原始的问题问起，然后呢——
但我开始努力听懂些笑话，WASP老人们认为这是很难得、很让他们感动的努力，我也开始知道“Mars”是复活节巧克力不是火星，知道“smore”其实是一种让你总想“some more”的饼干。我想，这不算谄媚，我的确不能满足于只有肤浅的共同语。
我会变成怎样？至少现在，我内心还只停留在边缘、反社会、冷眼旁观，孩子入学第一天，在小学里和教学秘书Julie正聊着，突然响起加拿大国歌，她突然很严肃地示意我们跟着她一起肃立，这是第一次肃立于加拿大国歌里，想起托妮·莫里森在新作《家》中写道：一个自由人的爱从不靠谱（a free man's love is never safe）。这话是让我忏悔给中国听的吗？
六七年前，这个教堂还是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气氛，现在是多文化的聚会。在这白人社会，有两种白人区，一种是没有做好铺垫，你闯进去，别人觉得很奇怪，于是你就成了个怪物或者宠物，一种是早已做好铺垫，你闯进去，被接纳为一个正常移民，“柳树屯”教堂就属于能让我在其中正常存在的白人堆。
甚至，我会对英联邦女王有感觉吗？——在英国工作定居的弟弟说我们有了共同的女王，他也对刚去世的撒切尔夫人怀着感激，“以工会为代价，拯救了英国经济”——这不仅是一种二手的爱国心，而且是一种二手的老派“阶级”爱国心。
教会里的朋友告诉我，教会里这些老人其实已经“很老很老，而非一般老”，我听了一惊，仿佛交往的人其实是幽灵。他们或多或少与二战有关，有的是英国战争新娘，有的是二战从纳粹德国因饥荒逃到丹麦难民营的日耳曼人——难民营给她的礼物之一是每到一个新营地就学会新一批多国语言，噩梦之一是她至今不敢在任何文件上签自己的名字，多由丈夫代签，签名意味着再次被出卖到哪里，两年前她丈夫去世了，她必须学会自己签名，但八十多岁了，剩下的人生，也许剩不了太多名要签，去年送孙子一本书做圣诞礼物，孙子定要她在书上签名留念，下了很大决心，终于打破障碍，签下自己的名字，她说：“那字迹好陌生，就像别人的命运。”
这次重新选择的“国”，比出生时被赋予的“国”，更像出于自己需要，也许不久，我还是会渐渐具有本地人的狭隘意识：活在哪里，就希望该地区繁荣。在国内我常考察区域经济，外省百姓最爱谈的，除了愤世嫉俗的话题，就是区域竞争的话题：诸如本县和邻县争着划给哪个地级市，从而带动经济，这只是一种趋利避害的利己心理，这是地产心理。
2013年复活节后的第三个周日，这里最老的、雍容华贵如19世纪法国贵族或者艺术家庇护者的老贝蒂又来教堂了，她故去的丈夫竟然参加过炸沉U型潜艇的海战，二战几年每天提心吊胆惦记丈夫。她说真好——你们外来者能倾听我们陈年的苦，加拿大人不是只会表面上乐呵呵的。
后来我读到诺斯洛普·弗莱谈加拿大性格的随笔《缺乏幽灵的闹鬼》，他写道：“在加拿大，我们（这些文明人）被托管给了大自然。”这里一无意识形态，二无社会道路，三无鲜明的民族意识（类似争吵的1812战争才勉强团结了殖民地的法语群体和英语群体），四无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一个王权社会因地广人稀而缺少对王权的回响”。
对我来说，这些自由的老人却很可靠，很温暖。这些银发、褐发老人的面容在我一个中国人来说很难区分，我深深地恐惧自己的“面容失认症”，但就在这周里，我还没来得及记住的另一位贝蒂——上文所说的这位日耳曼难民——就悄悄在我们当中去世了。
两周后，又一辆无人驾驶的越野车悠然冲进皮尔森机场跑道，差点造成降落事故，原因一直没查清。我们那天的降落，虽没有真正遇险，但似乎当时跑道也被什么塞住了，挡住了。
于是，在我后来在教堂意外找到生计之前，我们先感受的是生命，这是让中国人对死亡达观起来的重要一课。我一向反感中国殡仪馆里的唢呐和号哭，现在这里的死亡让我宁静地预演生命中将经验甚至将隆重主持的亲人的死，就和牧师莎拉一样。还有一次，我在图书馆听了多伦多大学一位专门研究“灵魂外质”的灵异照片的博士的讲座，现场的气氛深信不疑，提问环节没有一个人持“打击伪科学者（Debunker）”的态度，人们很自然地继续相信鬼魂，这是自由精神和宗教精神时至今日在一个后现代社会让人意外的延伸，也许正是人们不怕死亡的原因。相比之下，唯物主义者也许最害怕死亡，越相信物质不灭的人，越相信人只是物质。
多伦多皮尔森机场，这有过失败经验、有着飞行挫败感、曾因飞机野蛮爬高让我两次血液上涌的机场，明明晴朗的2013年初春，初夜我们降落失败，备降渥太华，再辗转过来，好端端地，这个机场也会出妖蛾子，跑道总好像有点什么……
而每隔几周，柳树屯教堂就可能死一位老人，于是我们像一面经受着残酷的死亡教育，一面被这些死亡拖拽着逐渐融入加拿大。
我们是非东方的东方人，非西方的西方人，我们并不生活在历史里，我们生活在一个永远与本地无干的自我神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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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邹波
(1) “Argo”来源于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时期的一个典故。1979年，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被刚刚取得伊斯兰革命胜利的伊朗人团团包围，66名美国外交官和平民被扣留为人质长达444天。期间，一名中情局特工托尼·门德兹策划了一个营救方案，伪装成一个电影制片人，6名外交官则谎称是和门德兹一起的剧组工作人员，成功地将逃到加拿大大使馆的这六人带离伊朗。在营救过程中，门德兹称正在拍摄的电影叫“Ar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