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在喀布尔又呆了几天，于是渐渐地和旅馆的人熟悉起来。
我坐在凉台上等待着，楼下便是人来人往、拥挤不堪、喧嚣吵闹的喀布尔大街。
熟悉，或许就意味着习惯。我习惯了这家小旅馆，习惯了它那窄窄的、因为没有灯而总是阴暗模糊的通道。通道两旁便是南北朝向的客房：朝南的都是多人间，里面通常摆着至少五张单人床，因为靠近凉台的那面墙上有一扇大玻璃窗，所以房间里总是充分地沐浴着炎热的阳光；朝北的通常是三人间、双人间或只能勉强放下一张单人床的可怕的单人间，窗外对着其他建筑物，没有阳光，气味难闻。在所有房间里摆着的都是数量不等的单人床，床上铺着床单，床单很少换洗，每次客人结帐离开之后，伙计在打扫房间的时候就会顺便用笤帚把床单也扫一扫，或者拿起来抖一抖。不过这样的事情，只要习惯了，也就没什么。
经理室外边是一圈面对大街的凉台兼走廊，走廊上铺着陈旧的地毯，是旅馆的人平时做礼拜的地方。现在正是夏天，夜里屋内炎热而室外凉爽，所以每到夜晚这些地毯上便也躺满了人。
走廊西边的尽头是厕所，厕所门外是一条水沟，水沟的上边，一个水龙头在大约膝盖那么高的地方孤伶伶地从墙面突了出来，这是让人们在做礼拜之前洗手洗脚用的。所以常常会看见男人们撩起长袍的下摆，屈身蹲在水沟旁。人们在做清洗的时候总是很认真、很仔细，先洗手，然后洗脸，最后洗脚。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也许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听了顿觉安慰，可是望着他却不知该说些什么。他说完之后就望向别处，没再看我。
每层楼能看到的就这么一个水龙头，其余的地方，比如在走廊上或厕所里，会零星散放着一两个用来储水的大汽油桶。在走廊里的一张椅子上坐着的那个桶是有盖的，接近底部的地方焊了个简易的龙头，椅子上还放着一两只塑料杯子，人们想喝水了，就从椅子上拿起那杯子，拧开桶上的龙头接水喝。旅馆的伙计常常会揭开盖来探头看一下，如果看见里面的水少了，就会另用一个小桶提上几桶水把它灌满，或者用黑色的橡皮胶管把水直接从龙头那儿引进桶里。
“现在确实没有合适你的房间，但是等到下午五点的时候会有人退房，那时你就可以独自住进一间双人房，4美金。”
每次当我走上位于走廊中间的楼梯，路过正对着楼梯口的那个大汽油桶的时候，如果有人正站在那儿一手叉腰一手举着杯子在喝的话，因为彼此已经熟悉了，他便会笑着把杯子递到我的面前请我也喝上一口。
他走到桌边，跟桌子后的那个人说了几句什么，又翻开登记簿查了一下，转过身来。
厕所里也放着大汽油桶，水面上漂着一两只用来舀水的大塑料杯，桶边的地上另外站着几只长嘴塑料壶。人们走过来，弓身从地上拿起一个壶，从桶里舀上些水，然后走进厕位里去。
过了几分钟，我疲惫地站起来，走到自己的行李旁准备离开。这时阿里走了进来，看到了我。他看了我一眼，犹豫了一下，又迟疑地看了几眼。
每层楼只有一个厕所，都由男人使用，也就是说在这个旅馆里并没有专门的女厕所。于是我只能推想，在过去的六七年里，阿富汗的女性大概是没有机会住在旅馆里的。所以如果我要用厕所的话，就只能横下一条心将厕所的大门反扣起来。虽然门外总有人在那乒乓乱敲，但过了不久，大家就知道是我在里面，便也习惯了。
我没看他们，只是和他们一样呆呆地盯着电视机。电视里正在播放从印度卫星频道接收下来的印度歌舞——这些另类的歌舞昼夜不停，使许久未看电视的阿富汗男子变得如饥似渴。这也难怪，塔利班时期禁止播放任何电影电视，所有的娱乐都被牢牢地控制着，违犯者会被处以死刑，所以阿富汗的男人们已经被压抑得太久了。屋里没人说话，只有从电视机里传出来的喧闹歌声，还有几只苍蝇在阳光里嗡嗡嘤嘤。
这样一来，我更是得寸进尺，妄想着在里面洗个澡。
我又哪里能指望会有什么改变呢？我实在太累了，于是什么也没说，先把行李放了下来，然后也没跟他们打招呼便径直走到放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下来休息。屋里的电视机开着，几个人正坐在地上盯着电视机看，他们把目光从电视上移开，向我投来几眼。
那天我走进经理室去问阿里，是否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洗个澡。阿里大概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坐在那儿用眼镜后那双圆圆的眼睛瞪了我老半天，才明白我是认真的。
这句话就仿佛是几天前那幅情景的重现，好像一切都在恶性循环，一切都没有改变。
我不知道住店的其他客人是怎么洗澡的或者就是不洗澡，我只看见有人拿着一块毛巾在水龙头前擦洗着，但我想真正洗一个澡的愿望是那样强烈，所以就不管不顾地跑来问他。
又过了几天，我从巴米扬回来，一下车就风尘仆仆、老马识途般的直接来到了这家小旅馆。经理室的桌子后头坐着另外一个我不认识的蓄着长须的男子，他只不屑地把我瞥了一下，就干脆地说：“没有房间。”
过了许久，他才慢吞吞地说：“楼上的厕所可以用来洗澡，我们都在那儿洗。你要洗的话我可以帮你把里面那个大汽油桶的水灌满，这样你就可以从桶里舀水来用了。”
虽然阿里已经下了逐客令，但我既然赖着没有更换旅馆，他也就没有继续逼我。几天之后，我便离开了这里北上到巴米扬去了。
这消息真是令人喜出望外。
我听了更加无言，只得自己加倍小心。
“你现在就洗吗？”他又问道。
到了晚上，我的日本同屋回到了房间，他们对我说，刚才他们路过经理室，阿里从屋里喊住了他们并对他们说，请我换到别家旅馆去，这里不能让我继续住下去了，不然这种事情还会继续发生，凭白打搅了这里的平静。我的日本同屋还很好心地劝告我说，出门上街最好是穿上布嘎。
“现在。”我笑起来，得意地向他亮亮手中提着的塑料袋，里面是已经准备好的洗漱用具和换洗衣物。
大约是我的喊声实在太大，我刚回到房间，阿里就紧张地跟进来问怎么回事。我涨红着脸向他解释了一下，他听了，想说什么却没说出来，只是默默地走开了。
于是阿里领着我来到四楼，他捋起袖子，用橡胶管引水把桶给注满，我在一旁等着。桶很快就满了，清水溢了出来，顺着桶壁直流到地上。他把管子抽出来，高兴地回头对我说：“好啦，你可以进来洗澡啦。”
他却笑嘻嘻地一下跳进餐厅，我也就没有了勇气冲进那个门里去。
终于能够洗上一次澡了，我心里真是兴奋和痛快。我正在里面舀着水洗澡的时候，突然听到脚步声，有人走近来狠命地敲门，我不由得担心起来。接着却听到阿里的声音，他对敲门的人说了些什么，于是敲门声停止，脚步声离去了。
当我沮丧地回到旅馆时，在楼梯上碰见在二楼餐厅做招待的一个少年，大约十三四岁的样子。正当我们擦身而过时，他忽然在我臀上捏了一把然后飞快地跑走了。连这么个小家伙都来揩油，这使我的愤怒终于爆发出来，我转身向下追到二楼，一边追一边大声喝斥道：“混蛋！别来碰我！”
要知道，在阿富汗这个国家，能像这样洗一个澡是多么不容易。
果汁摊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我那勉强装出来的若无其事顿时变成了一张气愤而涨红的脸，我很想把钱直接扔到果堆上一走了事，可是转念一想，我还是控制着自己的委屈和怒气，把钱递给了摊主。
我在阿富汗时曾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个浴池老板突然把生意兴隆的浴池给关闭了，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如果有女人从我浴池旁边的墙下走过，当她知道里面是一个浴池时，也许就会联想起男子的身体来，这是对真主的大不敬。为了避免产生这样不敬的机会，他索性将浴池给关了。
有一次我站在路旁的一个鲜榨果汁摊前喝果汁。摊主把去了皮的芒果和碎冰块放进电动搅拌机里，开动了电源；他的双手在那儿操作着，却边看着我边和别人议论着什么，脸上带着些冷漠的嘲笑。在电动机的“呜呜呜”的搅拌声中，摊前摊后的人都直瞪着我看。他停了机子，把盛上果汁的杯子递给我，我接过来仰头咕嘟嘟地喝完。喝完之后我低头想取钱付账，不料被什么东西一下砸中后背，回头一看身边并没有其他人，再看地上，竟是一摊冰屑，不知是谁，将一把冰屑直接砸到了我的后背上。
迅速地洗浴完毕，我将门打开，看见阿里正坐在走廊里低头看书。看见我出来了，他对我笑了一笑，阖上了书，站起身来把椅子搬进屋里，然后走过来把那个被我用得只剩一半水的汽油桶重新灌满。
可是怒气还是渐渐积聚了下来。
虽然还很谨慎，但阿里开始小心翼翼地和我交谈起来。对我，他大概早已存下了很多疑问，比如：
因此当我坦然穿着自己的绿色巴基斯坦长裙、披着头巾行走在喀布尔街头，或一头扎进当地的集市中时，我不仅要习惯于当地一些男人的瞪视、孩子的口哨、人们的讪笑、某些人有意无意对我身体的冲撞，还要习惯于经常提醒自己：人家并没有请你来这里，人家并没有不让你穿上布嘎，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
“你为什么一个人出门？”
可是实际上，这个大布罩不仅憋气，而且那一小片布网格还让我无法看清眼前的路。对我而言，看不清路实在比不穿布嘎还要危险。我也知道，如果我天天穿戴着它，终究会像普通的阿富汗妇女一样行动自如，但是在喀布尔时我却一直没有勇气钻进这个布嘎，直至到了阿富汗南部时才将它派上了用场。
“你的兄弟们为什么没有陪你？”
布嘎（Burqa）由两部分组成：头套和围罩。为了让布嘎能够在头上稳稳地套着而不至于左右移动，头套的顶部缝着一个由布缠成的箍子，这个沉重的箍子正套在脑袋上，让整个布嘎都稳定下来，不会轻易摇摆。头套在眼睛的部位缝着一片格子网，头套里的人便是通过眼前的这片格子网来视物呼吸。头套之下便是一个多褶的灯笼般的大围罩，目的是将人的身体完全包裹起来，只露出一双脚在外头。
“你为什么要从那么遥远的国家来到这里？”
明白了这一点，我便在喀布尔的集市上买了一顶布嘎回来并试穿了一下。
“你在这里是想做什么？”
我原以为，在战争已经大致结束，正在逐渐平静下来的阿富汗北方，比如喀布尔，我大约可以自由行动而不会有什么大的障碍；可是从一开始，这个小旅馆的经理——他的名字叫阿里，就给我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一开始，他只是远远地站在凉台的门口那儿问我，看到有人来了，便赶紧离开。渐渐地，他在不远处坐了下来，直接面对着我。
在塔利班掌政时期，法律禁止妇女上学和工作，禁止妇女单独上街，并且规定阿富汗妇女出门必须穿上布嘎。现在，虽然塔利班的禁令已经被废除，但她们中的大部分仍旧穿着布嘎，行色匆匆。在喀布尔的大街上，除了年幼的不需要穿布嘎的女童，偶尔也会瞥见敢于抛开布嘎，只披着头巾，脚蹬高跟鞋的年轻女子——她们大都是电台播音员之类的职业妇女，而且她们的身旁还是有人陪伴着。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时局的动荡不安仍使大多数人都恪守着禁令。因此，剃掉胡须的男子虽然很多（塔利班时期规定阿富汗成年男子必须蓄须），敢于不穿布嘎的女子仍然很少。到了阿富汗南部，这种状况就更为明显了，除了一些正在上学的年轻女孩子敢于只披着头巾之外，成了家的女子出门几乎没有不穿布嘎的。而我，既没有男子陪伴，也没有穿着布嘎，在头巾之下袒露着一张异国人的脸，还斗胆行走在喀布尔的大街上，因此而招来的蔑视和围观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我仔细地告诉他关于我自己，关于我所生活的那个国家，我的旅行，还有我面对的世界。他沉默而用心地低头听着，有时抬头看看我。
我当然知道自己被拒绝的原因，那只因为我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没有男人陪伴的单身女人。
渐渐的，他的问题变成：“在你们国家，男人们在做什么？女人们又能做什么？”
他们打量了我一下便答应了。他们往楼上走去，我放下行李坐在楼梯上等待。几分钟后，他们中的一个下楼来告诉我说，可以了，三个人一个房间，每人3美金。
我也开始问：“你呢？你的家庭呢？你的国家呢？”
然后，虽然有点迟疑，也暗暗地带着些委屈，我还是对他们说：“如果有可能，请算上我一个。”
阿里是个孤儿，但这个三岁时便父母双亡、投靠了叔叔的孤儿，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长成了这样一个内心忠厚而安祥的人。关于他自己，他说得并不多，他的目光也常常掠过了凉台的栏杆投向远方。
我又回到楼下站在了大街上，一时间彷徨四顾，不知该投宿何处。可巧一眼望见不远处从人群里穿出两个背着行李的日本人，我便走上前去拦住他们。他们果然也是刚刚来到喀布尔，和我一样正在寻找便宜的住处，我告诉他们这里的楼上便有便宜旅馆，他们可以去那里试一试。
于是我待在这个凉台上的时间越来越长，常常是从傍晚直到天黑。天黑下来了，眼见着远近的灯光在暗色里渐渐变得明亮，凉风也从酷日的压迫里得到解放，悄悄地从山的那一头吹拂过来。
我失望透了，但话已至此，我也只得转身下楼。路过二楼餐厅，好像餐厅里的人都知道我会马上下来似的，门框里挤着三四个少年正笑嘻嘻地等着看我。
那些交谈的傍晚是多么愉快的时光，一种坦诚的空气渐渐弥漫在这个凉台上。我本来是孤单地面对着喀布尔，而现在的这种坦诚却弥补了这点，使我感到恬然。
我不用看也知道他正指着的是哪栋楼，因为我刚刚从它门前路过，它矗立在喀布尔河边，是欧洲人开设的一家高级饭店。
有时候人们会问：“你一个人在路上，不会感到孤独吗？”
他没有理睬我的解释，严肃地指了指窗外的一栋巍峨大楼说：“你可以去那里住，那里有你需要的房间。”
我很少想到这个问题，因为即便出发时是只身一人，一旦我来到了路上，我便能够碰到不同的人，便不会感到孤单。我曾凭借着对真诚和信任的理解增强着自己对生活的信心，并将在与不同的人交往时对这种真诚和信任的发现当作我能够从自己的漫长旅程中得到的最大收获之一。
我顿时为自己的冲动感到些后悔。我努力地解释着：“我刚才已经看见了，还有空房间……我知道本地人只要1美金，我出3美金……”
离开前的那个傍晚，我独自坐在凉台上，看着远处一轮金黄的落日正从遍布废墟、饱经战乱的喀布尔市上空缓缓下降，暮色渐渐笼罩。眼皮底下的喀布尔大街正处于一天当中最拥挤混乱的时刻，人声嘈杂，车声沸天，垃圾遍地，各种烤肉摊子在牛皮扇的催促下冒出滚滚浓烟，空气中充满了烟尘之气。
“满了。”他看上去很不高兴，“啪”地一下合上本子，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阿里在我身旁不远处做完祷告，悄悄地坐下，一同凝望着这烟尘和落日。
“是真的没房间还是想要收我10美金？”我还是讽刺地问了一声。
突然，我听到他轻声地问：
我被失望压着了，不想再背着沉重的行李去别家旅社碰运气，想，屈服吧，这是在阿富汗。
“赛玛，你要红茶还是绿茶？”
“没有。”
扭头一看，他正微微地偏着头，用关切的眼神看着我。我的心头一颤，一股暖流顿时涌过。
一个坐在桌子后头的男子打开面前的一个大本子扫了一眼。
“绿茶。”我微笑着对他说。
没有人回答。我又问了一遍。
离开喀布尔南下的那天，我去赶凌晨四点的早班车。三点多钟时我背着行李走下楼来，照头天晚上的约定轻轻敲了一下经理室的玻璃窗，然后把钥匙留在了窗台上。
“有房间吗？”我问道。
下了楼，看见楼前停着一辆早出的出租车，司机正趴在方向盘上睡觉，我敲敲车窗，司机未醒。我直起身，却看见阿里走下楼来，也许是因为行动匆忙，他没有来得及裹上土班，留着短发的脑袋裸露在清晨凉爽的空气里。他让我站到一边，自己弯下腰敲窗子把司机叫醒，又攀在出租车的前窗上跟司机商量将我拉到车站去。
三楼的旅社接待室兼经理室正对着楼梯，里面坐着三四个男子——同样的，一看见我进来，他们便都不做声了，直愣愣地盯着我。
然后他直起了身，打开后车门，让我坐进车里。
阿里所在的这家旅馆的名字从一开始我就没注意过，只是在当地人的指点下我才得以摸上门去。旅馆位于闹市街与喀布尔河的交界处，那时正是傍晚时分，大街上热闹非凡。楼下照例是商铺，二楼是小餐馆，三楼四楼才是旅社。我顺着逼仄窄小的楼梯向上走去，楼梯拐角处灰扑扑地坐着一个穿着蓝色布嘎的女人在乞讨，她的膝盖上横卧着一个紧闭双目的大约两岁的孩子。我路过二楼的餐厅，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餐厅里坐着些人仰着脸在看吊在半空中的电视。他们从门口不经意地瞥见了我，突然都安静下来。我快步冲上楼去，避免被更多的男人注意。
“再见。”他说，然后挥挥手。
阿里是我在喀布尔所住的那家小旅馆的经理的名字，他个子不高，穿着黑色的阿富汗传统长袍，头上裹着“土班”③，蓄着短短的胡须，戴着副眼镜，看上去沉默寡言。那时我刚刚来到喀布尔，正在喀布尔的闹市区试图寻找便宜的旅馆，结果大失所望。我所询问过的四家很不起眼的小旅馆要价都在七八美元以上——我知道这是对外国人的价格，但却不是我所能支付得起的。
车子开动了，我回身一望，他还站在黑暗中，遥遥地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