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碰到一些完全失去理智却想要进来的人。他们眼睛都睁不开、话都说不出、站都站不住。这就很烦人了。这种人就是磕过氯胺酮了。你怎样才会放弃啊？我们总是对这些人这样说。你都已经脱了裤子坐在路边，你回去跟朋友说起你的周六晚上，会咋说呢？你都这样了，你觉得我们会让你进去吗？
你可以看出排队的人是否喝醉，是否刚磕了药。喝醉的人脚步会很不稳，整个人看起来软乎乎的，虽然他们极力隐藏这一点。他们会躲避你的眼神，不跟你四目相对。但掩饰自己很难，他们的动作总是会出卖他们。当你问他们：是不是已经喝了几杯啦？他们会说，不，我没醉。如果说自己没醉，那肯定是醉了。他们越是想掩盖事实，情况就越糟。另外，你要注意看那些手臂搭在朋友身上的人，还有那些在队伍最后贴着别人的耳朵讲话的人，因为一群人里面总有一个人比其他人更醉。而磕了药的人呢，他们眼睛睁得老大，下巴动得厉害，精力充沛，讲话也很客气，总在给你道歉，特别友好，能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而那些吸了粉的人呢，就特别紧张。他们担心自己不在访客名单上，通常会看着你说，我就在名单上，就在！
男人们对我过分关注。有时候我会穿短裙或者有点吸引力的衣服。我的脸可能不怎么好看，但只要稍微鼓捣一下，还是可以的。一天晚上，我穿了一条宽松的低腰牛仔裤，一双军靴，一件皮夹克，还有一条大围巾，头发往后扎着。一大群打扮得漂漂亮亮、喝得烂醉的澳洲女孩坐着豪华轿车来了。如果有人坐着这样的豪华轿车来，我是不会让他们进去的，因为他们肯定会闹事。我跟她们说，嘿，我觉得这里不适合你们。你们看起来都很不错，但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去西区吧。我对她们很客气，但没让她们进来，她们就朝我喊：“你这个该死的女同性恋，你就是嫉妒！”
嗑药的人和喝酒的人，也有明显的区别。那些来喝喝酒、听听音乐、找找乐子、跳跳舞的人，最多到凌晨四点就回去了，因为撑不了多久——钱和体力都没多少了。那些嗑药的人呢，可能因为夜店很晚才开门，他们就把这里当作终点站，在这里结束他们的夜晚。这些人可能在凌晨两三点才入场，反正是深夜。那些特地从埃塞克斯或者肯特郡来的人，这一晚可就不只是小打小闹了。女孩子们都全副武装，穿着高跟鞋，有着完美的棕色皮肤，全身上下干净整洁，没有一根头发是乱的。这些人都是来喝酒的，香槟或者鸡尾酒。嗑药的人有男有女，看上去更酷一点。
不管你怎么变换说法，不被允许进来的人都会觉得你是在说他们不够好，所以不能进。就是这一点让这些人炸毛的。他们会说，你不知道我多有钱！我爸能立即买下这里！他们完全不理解我不放他们进来的原因。这些男男女女啊。他们怎么能这样理解呢？我想这与伦敦的模样有关，它巨大而芜杂，所以你永远不知道你下一次拐弯时会是在哪里，不是吗？你不可能知道每个地方的规则，也并非总是知道什么代表着什么。
店里放的音乐也有种族文化之分。在周六，很多欧洲人会来听高科技舞曲，尤其是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你会看到一群吵吵闹闹的意大利年轻人涌进来，然后都喝疯了。周六的客人大部分是白人，周五的客人则种族混杂一些。
从大概两点半开始，这里就变得相当混乱了，你能做的就是尽量靠后站一点，心里想着“这他妈的什么情况”，因为场面确实很荒诞。对于所有人乱作一团、场面完全失控的那二十分钟到一个半小时，我们门童有个搞笑的说法：“事故时间”。这段时间里，有新的人想要进来，有被赶出去的人想再进来，有人打架，还有人在讨论这个夜店有多差。有人吐，有人当街大小便。情况就是这么糟糕。
夜店对控制东欧男人的入场挺严格的。因为在店里被抓到的大部分扒手都是东欧人，他们一般穿着宽大长裤，会独自行动。基本上，扒手都穿两条裤子，外面一条宽松，里面一条紧身，这样他们就可以把偷来的东西塞进里面那条裤子。大部分在店里性骚扰女孩子的也是东欧人。这是我在这里工作多年的经验，我看到什么样的人会被赶出来。
总有人编造奇怪的故事。真的，每周都有人来跟你交涉，挖空心思地解释他们为什么要进店里，或者为什么在外面晃荡。他们会说，自己跟朋友走散了，不然就是丢了手机或者行李寄存处的票，得进去找，还有人说自己蒙受不公平的对待而被赶出来了。对这些故事我从来不为所动。你跟别人打了一架，被人用瓶子砸了，还想进去？
总体来说，从晚上十二点半到凌晨两点半，是人们进店的高峰期。伦敦东西部顾客的分别非常明显。一个来自西伦敦的人可能皮肤很好，看起来很健康，甚至有点过分好看、过分干净。他们穿着时尚，但没有东伦敦的人那么张扬独特。整洁、干练又簇新就是西伦敦人的穿衣风格。东伦敦的人总是涂着大红唇，红唇简直像占满了半张脸，但是这对他们来说好像没什么。西伦敦的人肯定不会这么打扮。
在那一个小时里，你遇到的人没一个正常。有些人完全疯了，被赶出夜店，因为他们还留在店里的话会很危险。他们站都站不稳，只能随便抓住一个物体，摇来晃去，完全置身于自己的世界里，自言自语。很奇怪，也很恶心。
也有人用“肥婆”“丑女”“贱人”“懒鬼”之类的坏词来称呼过我。有人叫过我“阿拉伯贱人”——我当时戴着一条束发带，他们以为那是什么宗教装束，但那只是普普通通的针织发带。我被人吐过口水，有人威胁要强奸我，有人用东西扔过我……你只能选择忽略这些人，不然就是用直觉来判断。对有些人，你的态度可能是——“闭嘴，懂我的意思吗？”你这么一说，他们就会夹着尾巴乖乖逃走。但是你如果对另外一些人说同样的话，他们可能会过来贴着你的脸朝你叫喊。
他们相当狼狈，却还会试着和路人搭讪，想显示出自己还算正常。他们已经那种状态了，就应该回家，可他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还会晃荡好几个小时。你还会看到一些非常变态的男人，他们走向一群女孩，尝试跟她们搭讪。看到抽烟的女孩，他们会说，要不要打火机？或是提出带她们进夜店，请她们喝酒。有些人疯疯癫癫的，我想他们朝九晚五上班的时候，肯定不会这样。如果他们那时候能看到自己此刻的丑态，肯定完全无法接受。所有在白天适用的界限和规则，此刻都荡然无存。你也没办法跟在那种状态下的人讲道理。人们最糟糕的样子，都在夜间显露。
如果有人撒谎说自己认识谁，我们一眼就能凭他的行为举止看出来。撒谎的人总会以这句话开头：“是这样……”他们大多有些好斗——虽然我不愿意这么说，但他们确实有这种特质。他们可能会说：“我就在你们经理的名单上。”实际上，名字真的在宾客单上的人不会这么说。不同的音乐吸引不同的人群，不是吗？如果那晚是架子鼓和贝斯之夜，有人畏畏缩缩地说：“喂，你们怎么回事？我的名字叫某某。”你就知道他肯定不在宾客单上。来参加架子鼓和贝斯之夜的人会显得大气一些。他们会叫你“甜心”“亲爱的”“美女”“亲”之类的。我还被叫过……啥来着？“宝贝儿”。这就是来参加架子鼓和贝斯之夜的人的典型台词。
她伸手拿饮料时，我看到她左臂上8厘米长的文身。她不知道那是什么字体，只是让文身师对着她的一条连衣裙上的标签来依样画葫芦。那个文身只有一个词：伦敦。
最近，我做了一张宾客单。周五，营业时间是从晚上10点到早上6点；周六是晚上11点到早上7点。人们排队入场时，我就看他们的名字在不在这张宾客单上。如果他们的名字不在这张单子上，我就会问，谁的名单上会有你的名字呢？——看看我认不认识这个人，看他会不会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之类的。如果他们没有说对名字，我还是会让他们进来，但是要交钱。名字在这张宾客单上的人，要么认识某个在这里工作的人，要么认识某个艺术家，要么他本人就在音乐界工作。很明显，这样会让很多人感到非常恼火。有时结伴而来的两人，其中一人在名单上，另外一人就只能沿着排着的队伍走来走去，挖空心思想自己认识什么人。真是糟糕。
我喜欢在夜晚结束时喝一杯咖啡，或者吃一块奇巧巧克力。我享受这个时候头脑清晰的状态，就跟那些出租车司机和刚下班的肉市老板一样。我在克勒肯维尔路坐上出租车，司机会问，你今晚过得如何呀，亲？我会说，我工作了一夜。哦，真的吗？我以为你出去喝酒了呢。这时候我就会开始吐槽刚刚过去的一夜。我喜欢拥有跟其他乘客不同的视角。
伦敦并不像人们通常以为的，是一个24小时不打烊的城市，但是在法灵登，确实有24小时不打烊的咖啡店、饭馆，还有一家早上7点开门的酒吧，顾客多为在肉市工作的伙计。有时，我在工作岗位度过糟糕透顶的一夜后，会去这家酒吧买杯咖啡；这时，在柜台后会有一个连英语都讲不利索的东欧女人，一些浑身是血、刚刚从肉类批发市场下班的伙计，还有些嚼舌的出租车司机……真好玩。这就是法灵登啊。
我特别喜欢夏天的凌晨三四点，那个时候，天空呈现出粉紫色。这里是我所知的在伦敦为数不多的能看到星星的地方之一。每当我生气、觉得受了冒犯，或是感到绝望时，我就仰望巴比肯塔，我会看到史密斯菲尔德市场的顶部和那片粉紫色的天空，自己仿佛也置身其中。
艾玛乔·里德
股票经纪人/唱片骑师
夜店门童
斯马蒂
我有时候会想，我只不过是把人们在网上做的事情搬到线下来做而已。我在街上做着人们关着门在室内做的事情。我不希望回看自己的生命时，觉得那只是一段空洞无聊的时间，只有性，而没有爱。那有点悲哀。过了30岁还这样漫交，就不怎么酷了。我今年28岁。
午后，我们坐在埃塞克斯西部边缘巴克赫斯特山的咖世家咖啡店里，我跟斯马蒂已经聊了好几个小时，却几乎没问过一个问题，他一直滔滔不绝。在旁边一桌坐着的两位母亲已停止谈话，正一边用脚轻轻推着、摇着婴儿车里熟睡的孩子，一边听我们说话。
◇◆◇
现在，金融城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向美国靠拢，它的工作制度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改变，工作人员不再吃午餐了，他们午餐时间在办公桌前工作。这是一种三明治文化。伦敦式的生活，也就是吃一顿正式的午餐、喝点小酒，已经过时了。这种改变扼杀了这座城市原本的个性、文化和结构，我对此不再存有幻想。
那个房间很脏，床垫的宽度基本上等于房间的宽度，房间特别小。我说：“请稍等。”我往回走，试了试门锁，幸好门没有锁上。我不知道如果房门被锁上，会发生什么。我打开门，飞快地沿着走廊跑出去，直接跑到员工楼梯，没有用公共楼梯。员工楼梯很窄，只能容一人通过。我双手扶着两边的楼梯扶手，用最快速度把自己往下送，不知不觉就冲到地下室。于是我又往上爬，这时候，我听到楼梯间的脚步声。我走到一楼，迅速离开那栋大楼。我满耳都是街上的车辆声。然后，我收到一条短信：“你还好吗？怎么了？”总之在那之后，我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去梅菲尔。
我仍然追求新的时尚。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我所有西装都有不同颜色的衬里，我才不跟金融城普通的股票经纪人一样呢。我连那种佩斯利花纹的衬里都有。剪裁也各不相同。口袋也不只是开一条口子，而是加了口袋盖。就在这儿。高翻领。布制纽扣。纽扣的用布和西服是同一款。翻领是打开的，我是说我在别人这么设计西服之前好久，就已经这么设计我的西服了。西裤是越往下裁得越细，有时候会做短一点，裤脚在鞋跟以上的5厘米处，这样就可以露出我的袜子。那个时候，还没人这么做呢。
两周过去后，我又想去散散步，走着走着我听到有人叫我：“丹尼尔！”我转过身，正是那个男仆。他刚从巴黎回来，对工作感到有些消沉。他看起来很累，很低落。我们聊了一会儿，交换了电话号码。我就想，我为什么不干脆跟他上床呢？我发信息给他说：要不要来一炮？他说，那你到梅菲尔这个酒店来吧。他让我去晨光套房，551号房间。我来到梅菲尔这个宏大而令人震撼的酒店，穿着整套西装，我想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我走进去，到处问人晨光套房怎么走。我身穿着巴尔卡牌黑色布洛克式(4)便鞋，非常绅士地穿过走廊，看到一排排房间，我从一个侧门闪进去，直接上五楼，来到551号。我敲了门，他打开门，身穿一件白色毛巾浴袍。我走进去说：“不错啊，床呢？”我看了看那个类似床的东西，那是一张黑色橡胶床垫，上面放着一套用滑石粉涂抹过的束缚套装。
阿玛尼西装确实是金融城大部分男孩的首选。但我穿的是定制西装。我有保险行业的工作背景，这个行业的从业者都是量身定做西服。
我就这样坐在他身边，通过倾谈知道他是威尔士人。他问我是不是在附近工作，我说是的；之后我们随意聊了一会儿。他说他给梅菲尔一户有钱的爱尔兰人家做贴身男仆，伺候那家人。他说那家人非常有钱，他跟他们一起去法国旅行过，他们还收藏很多艺术品，家里有罗伯特·亚当斯(3)设计的家具。这时候我跟他说，我能给你找点乐子吗？他说行啊，去哪里呢？我说，就在这里吧……他说，不，不，这里太暴露了。我说，好吧，我想在开放空间做。他说，要不你来我平时玩的会所吧。我说行。于是我们一起走到梅菲尔的这家会所。不知怎么的，我们最后去了停车场，因为他认识在停车场工作的人。我们就在楼梯间完了事。那是我第一次在楼梯间做这事。我说了再见。他说，别去跟陌生人说话。我就离开了。
他们一般穿三件套，戴一块有表链的怀表。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戴圆顶礼帽的人也不多。圆顶硬礼帽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流行，现在你很难找到戴圆顶礼帽的人了。有时在蓓尔美尔街和圣詹姆斯公园附近，你会看到戴这种帽子的人从私人酒吧里出来，但确实很少见了。
我以前经常穿深蓝和海军蓝相间的条纹西装，带手帕。一天晚上，天下过雨，我带着伞，不知道为什么，我最后去了梅菲尔。我当时应该只是想去散散步吧。那个时间回家太早，天刚下完雨，天气又很清爽。我来到路边的一个小角落，准备过马路；突然有一个人过来抓住我说，你是迷路了吗？我说，没有啊，我没事，谢谢你，然后我点点头，继续往前走。然后他也就转弯走了。这时我转念一想，不，我要跟着这个人。我跟着他走出梅菲尔，一直走到海德公园。他走进公园，然后在一条长凳的边沿坐下。我继续往前走，心里却想着，好吧，他坐下了，那我也转回去吧。于是我往回走，直接往长椅走去，一屁股坐在他身边。我看到他带了一份《爱尔兰时报》，在用钢笔写一张生日贺卡。他着装正式，鞋子上带有流苏，身上穿着灰色条纹衣服。
我再讲个例子吧。现在戴方框眼镜的人这么多，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但它其实是20世纪60年代的款式。我从十四年前就开始戴这种眼镜，那会儿没人戴这种。大家那会儿都戴阿玛尼的小圆框眼镜。我戴的是用全民保配的黑色的眼镜，大框，很是出彩。就有点像，啊，迈克尔·凯恩(5)那样，就像他在《伊普克雷斯档案》和《偷天换日》里那样。他是我的偶像，因为他有魅力，他身上有伦敦东区、伦敦东南部那种粗野的考克尼的魅力，且聪明过人，拥有街头智慧，尖锐，十足的伦敦风格。他对我而言就代表着伦敦。迈克尔·凯恩绝对就是伦敦。
◇◆◇
我住在伦敦西区的那段时间也做唱片骑师，推广夜店的业务越做越大。我只想在西区最大的夜店办派对。我有非常稳定的入场量，大概500到600人。我当时有个当演员的好友，他早年出演过电视剧《东区人》。他很帅，我们俩凑到一起真是完美的组合。我有那种“我可以为英格兰代言”的风格，还有我的风趣以及对音乐的热爱，加上他的帅气，真是完美极了。他有很多女粉丝。我也有很多女粉丝，因为她们喜欢我的音乐。那些天的晚上，我们会让夜店里塞满人。他演完戏，就来和我一起在交易所工作。他也做期货，我们有一个场地，用来卖这些夜店门票。在夜店开门前，就能卖出500张门票。这样利润就来了。就算票价是10到15英镑一张，在卖现场票之前，我们就能赚到5,000到6,000英镑。因为我们有市场，一栋大厦里有3,500人，大家都想去参加派对。我们正是利用了这个优势。我记得我们的第一个夜晚，那个夜店叫“橘子梦”，我们最初用塑料信用卡来发出派对邀请：我想你也知道信用卡是用来干什么的，记住，我们可都是股票经纪人呀。我们都处在一个交易的环境里，所以那个时候也有人在那里做毒品交易。很多人吸可卡因。我们用信用卡邀请别人参加我们的派对，这些信用卡就作为门票卖出去。没有纸质票，你收到的只是一张信用卡，上面用金色字写着“橘子梦”。我们在制卡上可没省钱。
皮卡迪利广场有一间小屋，现在已关闭。那里曾有一个公共厕所，如今不复存在。大概是五年前被关的吧。那里太简陋、太黑了。哦，对了，衬裙巷市场也有一个公共厕所。我朋友说他有一次去那里，老二都差点被人剪了，所以我还是不去了。
那真是疯狂。以前，交易大厅里面会有很多公司的柜位，比如高盛或者巴克莱银行之类的公司，有的人专门在这些柜台之间来回跑腿。他们得从交易大厅的交易员手上把交易信息卡拿过来，然后处理这些交易。因为那个时候网络还不发达，不能直接在网上进行交易，所以我们得把这些交易卡上的信息人工输入电脑，与别的交易信息进行比对。有了这些跑腿的人帮忙传消息，我们的派对推广变得容易多了。他们“奔走相告”之后，我们就能经历这种情况——一个人可能会一次性买20张票，因为要帮朋友买，甚至有时候一下子买30张到50张，所以卖光500张票是很容易的事。一个女生在股票交易大厅工作，她的20个姐妹淘都想通过她来认识股票交易员。她们都想来参加派对，希望能遇见一个有钱的男人。有钱的男人当然也想来参加派对；来自穷一些的地方的男孩也有想来的，因为他们知道所有在金融城工作的漂亮女孩都会来。这样的派对刚好能满足他们彼此的需求。我们做的第一场派对是在克勒肯维尔的特恩米尔思俱乐部——这俱乐部现在还在，只是变成餐馆了——我们特地把那里靠里的一片区域布置成舞池。我们那时经常这么做，这种布置特别受欢迎，根本不愁人流量。我们会搞两个房间，一个房间放普通的浩室音乐，另一个房间由我主管，我会给大概200个粉丝放灵魂乐、迪斯科，还有巴利阿里电音——摇滚乐和早期伊维萨岛音乐的混合物。我的派对上，75％的来宾都是女孩。
有一段时间，我着迷一样地寻找伦敦的废弃厕所。有这么一本书叫《谁要方便？》，这本书写于20世纪20年代，披着“伦敦厕所指南”的外衣，可真是一本男同性恋漫交者的伦敦指南。在莫蒂默街喝了十杯茶，急于要方便怎么办呢？一整个夏天，我都把造访这些废弃厕所作为自己的任务。其中有的已经被用混凝土盖上了，但外面还是有“男厕”的标识在；还有一些已经完全废弃。霍尔本有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的小便池，现在已经不被使用，但还在街道上，没有被埋掉。还有一个在牛津广场后面的弗利街。这些地方都是男同性恋接头的地方。每当经过这些地方，我都会想，这些地方发生过什么呢？
我当时想要尝试创造一种54俱乐部(6)风格的、充满享乐主义的派对。在这里，你所有的幻想都可以释放出来。你会在其中体验到约翰·特拉沃尔塔(7)电影般的感觉：“今天是周末啊，一起出去玩吧！”大家都为此购置新衣，盛装打扮，甚至在参加派对之前的一个月就开始兴奋谈论。在那个年代，人们会为能够参加这样的派对而兴奋。
金丝雀码头的玛莎百货也是个有名的漫交地点。玛莎百货旁边有个公共厕所，那里非常方便，有个标识写着“下一次洗手间卫生检查在……分钟之后”，那个倒计时每个钟头会被重新启动一次。每次倒计时剩下两分钟时，你就知道保洁员在外面，但他当然不会走进来，真是挺好笑的。等他走了，那个倒计时又变回“下一次洗手间卫生检查在45分钟之后”，这样我们又有差不多45分钟来做了。
在派对市场流动的钱可不少。20世纪90年代早期，我们经历了一次经济衰退，但是到1995、1996年，“橘子梦”开始营业时，我们的业务又出现复苏。那时候房价开始上涨，股市也像坐上了过山车，直到“9·11事件”发生，才又低迷。那个时候夜店派对的服务供不应求，真是一段好时光。没有人忧虑，大家都只想放松、找点乐子。那刚好也是时尚设计的高峰年代。在那个年代，很多在今时今日大行其道的品牌，包括维维安·韦斯特伍德(8)、“像个男孩”(9)这样的牌子，开始出现并流行起来。人们想穿最好的衣服。似乎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就是去高端时尚设计品牌店里买那些贵到离谱的衣服，然后穿着去参加派对。
有一次我在利物浦街厕所见了一个男人，那地方可是很有名的漫交场所。我和对方互抛了一个媚眼，然后就转到一个墓地。我在那地方打的炮可真不少。我记得有个男人在完事后，还给我看了手机里他的女儿的照片。
为了展现性感，女人们身上的布料都不多，当时比利时设计师正流行，包括德赖斯·范诺顿和安·迪穆拉米斯特(10)。那时候，维维安·韦斯特伍德牌的衣服也算是很性感了。还有约翰·里奇蒙德(11)也特别流行。讲到男士服装，就得提到海尔姆特·朗(12)。普拉达(13)在那个时候也进来了。还有杜嘉班纳(14)——现在叫D&G了——那时算特别标新立异的。也不能少了约瑟夫(15)。斯隆街上的所有商铺都很兴旺。哈维·尼克斯(16)的店专门设计成一个圆形剧场的样子，吸引了很多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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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人们疯狂追逐设计师品牌，因为大家手上的钱太多了。所有人都想穿最顶尖的服装，想要去最好的夜店，享受最耀眼的唱片骑师为你打碟的体验。有名的唱片骑师都在那时出没于夜店，比如保罗·欧肯弗德和丹尼·兰普林(17)这样的音乐家（我那时和丹尼混得很熟）。文化俱乐部(18)解散以后，乔治男孩也开始做唱片骑师了，我认识他。那时候流行浩室音乐。后来流行仓库派对，稍晚于酸性浩室舞曲，大概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早期吧。现在流行的则是车库摇滚(19)。在那个时候，仓库夜场和通宵派对都非常不错。在伦敦，大型派对总是上演。
漫交的过程中不会有什么对话，这其实才是最奇怪的一点。我曾试过在绝对的沉默中完成整个漫交过程，一个字都没说。
金融新贵也开始出现。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所有眼前的兴旺景象实际上都是由期货市场和东区新贵的兴起驱动而来的。当然，也还是有很多真正的伦敦人在。我觉得，肖尔迪奇地区兴旺起来，就是伦敦时尚和艺术的转折点。千禧年后，搞艺术的那班人搬到肖尔迪奇，也带来最流行的时尚，而许多原本在红砖巷的印度外卖店之类的则离开了这个地区。现在去红砖巷的最高处，你看到的都是搞时尚的；低处还是有印度和孟加拉国的餐馆，可是再过十年，可能剩下的印度人也会被挤跑了。
我没怎么在公园或是开放空间里搞过，还是在密闭空间里居多。在厕所被谋杀的概率比在公园里低，尽管在厕所里更容易被拘捕。但如果有人想在厕所里杀我，我一喊就能有人听见。我很小心。我在海德公园漫交过，那次真是吓死我了。到处都黑咕隆咚的，人们就在周围晃荡着。
我很喜欢肖尔迪奇潮流刚开始时候的样子，因为它真正地模仿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早期都市衰败的那种调调。在那个年代，我目睹了肖尔迪奇的复兴以及时尚人潮的涌入，可是这样的景象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这些地方现在完全是一种“丧”的氛围，社群文化散发出一种“我们一起放弃吧”的感觉。可能对年轻人来说也还行吧，但是现在伦敦真正时尚的地方已经变成了金士兰路、斯托克纽因顿等。多尔斯顿区的另外一边也有新兴文化——要知道那里曾经被称为“谋杀大道”(20)。新文化也走进了像斯特拉特福德这样的地方，以后甚至还会走到更落后、更远一些的地区，比如雷顿斯通。
我平时下班之后，会走到一个有名的公共厕所附近晃荡。那里总是挤满抱有跟我同样目的的男人。这种景象，真有点像妓院，你如果仔细想想，就会觉得不太舒服。我会站在一个人旁边，然后和他对视，确认过眼神后，我们会到附近的小巷里完事。完事以后，我又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
时尚人群被推离市中心，到伦敦更落后的地区找寻新的东西——我现在也是这样。话又说回来，我认为1978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因为那时候发生了“不满之冬”。从那时候开始，一切都变了。1979年，撒切尔上台后，彻底改变了这个国家。
你漫交时，是没有选择标准的。如果你是找一夜情，对方起码要有点姿色吧，身上要好闻，年龄也要在某个范围内。但如果是漫交，以上这些都不在话下了。
(1) 葡萄适，英国最受欢迎的运动饮料之一。
对我来说，漫交可能慢慢从一种偶然的探索变成一种习惯，我都有点儿不记得一个人在空闲时间里可以做什么。打个比方，我在等火车时如果觉得无聊，就会开始寻找性交的机会。我一周里面七天都在找机会跟别人性交，一晚上能上四个男人。我参加社交聚会迟到过，也让朋友冷得瑟瑟发抖地在电影院外头等过我——这都是因为我跟某个人在灌木丛里乱搞耽误了时间。哦，应该不止跟某个人，而是很多人吧。
(2) 法拉费，中东一带的料理，鹰嘴豆泥和调味料混合而成，捏成小球，经过油炸之后，就可以食用。
在伦敦的同性恋圈里，基本上所有人都互相性交过。虽说这个城市有1,100万人口，但说到底，它就是一个小村子。拥有这种没有后续情感联系的性关系的关键在于，完事以后永远不会遇见跟你性交过的人。事实上，大多数跟我漫交的人，我都确实再也没有遇见过。
(3) 罗伯特·亚当斯（1728—1792），18世纪晚期英国建筑设计领域的泰斗。
丹尼尔·塞拉诺
(4) 欧美男士经典的尖头内耳式平底粗皮鞋。
漫交者
(5) 迈克尔·凯恩（1933—），英国电影演员。
在周末，人力车夫一般在凌晨五点收工。在夏季，这个时间点景色非常美丽。你会看到太阳在苏豪区上空升起，脏污的街道也被巡游的履带车和清洁车队清洁得干干净净。但你时不时会看见一摊摊呕吐物，还有看起来放荡不已的妓女、贩毒的人。街上没有几个人，一切看似平静而美好。如果你的人力车大本营在南伦敦，那你就要走过桥面才能回去，一路上能看到很美好的景象。我喜欢拉车过滑铁卢桥，特别是在晚上，因为从滑铁卢桥看泰晤士河，你会看到它像一面被切开的宝石，熠熠生辉，有着美妙的纹理。夜景中，所有的灯光闪耀着宝石一样的光芒。在桥上，整个伦敦也如被切割开的宝石一样展现在你眼前。你会感到疲惫而满足，怀着放松的心情回家。你很高兴，因为你已经挨过这一夜，现在只一心盼着在红砖巷买几个面包圈吃，然后回到大本营享用一点啤酒。如果这时太阳还没出来，你就可以看着太阳从千禧桥上升起。然后你拉着你的人力车到红砖巷，享用周日清晨的咖啡和面包圈，或许还可以在当地公园里小憩一阵。
(6) 54俱乐部，在美国纽约20世纪70年代的传奇俱乐部，是美国俱乐部文化、夜生活文化的经典代表。
世界上有许多孤单寂寞的人，而他们中的很多人真的会选择向人力车夫吐露心底的秘密。我遇见过太多这样的乘客。我以前有一个常客，是个印度男人。他会付给我5英镑，然后让我随便到处跑跑，他坐在后座，对身边发生的事情毫无兴趣；时间到了我就停车，他会点点头然后离开。我想他那么做，只是为了找个人稍微陪陪他。还有一次，我遇到一个乘客，他的情况特别糟糕。我是在沙夫茨伯里大道接上他的，他给了我5英镑，然后用那种无比忧伤的眼神看着我。我想他肯定是遭遇了什么坏事，特别混乱。很明显，他不太好。我让他上车后，他给了我5英镑，让我带他到处跑跑。一路上，他一句话都没说。他如此沉寂，以至于我都差点忘了他还在车上这件事。在某一刻，我真的以为自己是拖着空车跑咧！我只是跑啊，跑啊，跑得都有点迷航了，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白日梦。后来，我完全忘记自己要计算车资这回事，因为我连他坐在后面都忘了。我还在路边揽客说：“嗨，小姐，您要上车吗？您要去哪里吗？”被我问的那位女士只是说，不不不。我还奇怪呢：这是怎么了？后来我放弃了，就把车停在弗里思街附近的一家餐馆旁，想进去喝杯咖啡。我停车，丢下人力车，走进店里，买了一根巧克力棒，走出来，那个忧伤的男人还坐在我的人力车里。他一动没动，对身边的事情全无兴趣，只是垂着肩膀，佝偻着身体看着前方，表情里充满绝望。
(7) 约翰·特拉沃尔塔（1954—），美国电影演员，主演过《周末夜狂热》《低俗小说》等。
再有就是，天啊，那些恋足癖。我有个朋友叫安杰伊，他长得很帅，是个大块头的波兰人。有一次，他载一个美国游客到滑铁卢那儿去，总共要收20英镑的车费。一路上，这个美国男人一直拿着一次性相机拍安杰伊的脚。他们到了滑铁卢，那个人下车，先给了安杰伊20英镑，然后对他说，你有一双很漂亮的脚，我想出100英镑把你的袜子买下来。安杰伊是个工作狂，他说，不了，谢谢，我需要这双袜子，我还得穿着它们工作一整晚呢。那个人就说，那给我一只袜子吧，我还是出100英镑。安杰伊就同意了。他给了那个人一只袜子，那个人就真的给了他100英镑，还特别感恩戴德。最后，他给安杰伊拍了一张照片，还说，我两周后会回来买你的另外一只袜子。安杰伊说，呃，好吧。安杰伊回来后，就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结果两周之后，他真的又遇上这个美国人，又载他走了同一条路线，车费还是20英镑，付了车资之后，那个人果真又掏出100英镑要安杰伊的另外一只袜子。就这样，安杰伊就从这个混蛋身上赚了240英镑，我们都觉得安杰伊特别可恶。几个月之后，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是一个纽约的人力车夫朋友给我发的。他说：“丹啊，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我载了一个美国胖子，他居然用100美元买了我的袜子。买了之后，他给我看他的钱包，里面居然放着安杰伊的照片！”
(8) 维维安·韦斯特伍德（1941—），英国著名时尚设计师，创立了鲜明的朋克摇滚着装风格。
我也经常碰到那种想要吐露心声的人。他们或是想要对我吐露他们性变态的秘密，或是希望我能参与他们的性变态行为。你会遇见各种各样的人，这些人有着各种各样的癖好。我已经被无数人“邀请”过无数次了。那些想邀请我参与群交的人会说：“来我们的酒店一起玩吧，我们不会让你失望的。”你懂的，女人和男人嘛。有一次，我载了三个同性恋男人，把他们送回切尔西桥的公寓。他们说：“上来吧，上来吧，我们请你喝香槟，这里有可卡因，你想吸多少就吸多少。”我说：“不了，谢谢。”一年之后，我又遇见了他们，真是难以置信。还是这三个男人，我同样把他们载回切尔西桥的公寓，他们说了同一番话：“上来吧，上来吧，请你喝香槟，请你吸可卡因，你要什么都有。”“先生们，不了，谢谢。”有一次，我载了一个漂亮的黑人女孩，走到一半，她突然对我说，你长得很帅，同时伸手过来拨弄我的头发。她又说，不如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停下来玩玩吧。
(9) “像个男孩”（Comme des Garçons），日本著名时尚设计师川久保玲在20世纪70年代创立的服装品牌。
在深夜，哪里能买到酒？哪里能买到烟？哪里能干这个？哪里能干那个？哪里能叫到小型出租车？哪里能叫到大一点的出租车？都问我就好了。作为一个人力车夫，你必须知道这些，才能赚到钱。我们会把想要叫小出租车的人带到候车亭；如果客人想找大出租车，我们会帮忙联系有空的车主。我们总是知道在哪里能找到空的出租车。
(10) 德赖斯·范诺顿（1958—），安·迪穆拉米斯特（1959—），均为比利时著名时尚设计师，均拥有各自同名品牌。
想去脱衣舞俱乐部的男人们总会聚成一群，在街角东张西望。想找妓院的男人也差不多，只是看起来更饥渴一点，会沿着街走来走去并且东张西望。这是我的一种感觉，也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我遇到符合我的描述的人群，十有八九都会去脱衣舞俱乐部。想找妓院的男人会小群结对，通常是两人一组，走得很快。再有就是那些去夜店的人。去夜店的人一般会穿得时尚一些，有男有女。所以，如果你看到一群人，比如八个吧，一半男一半女，都穿得像是要去参加派对一样，那他们就是在去派对的路上。这个时候我就会走上前去，把他们带到他们想要去的好地方。还有一些人是想找地方吃饭，他们可能想去餐厅，或是夜间酒吧，总之是去深夜不关门的地方吃东西。他们可能想吃法拉费(2)和薯条，不然就是土耳其烤肉串和薯条；要不就是去能买烟的地方，能买可卡因的地方，能买随他能说出名字的随便什么东西的地方。
(11) 约翰·里奇蒙德（1960—），英国时尚设计师。
在苏豪区的深夜，很多牛高马大的男人都想去妓院或者脱衣舞俱乐部，他们几乎不想干别的。他们大部分都很年轻，在22岁到32岁之间，都穿着白衬衫或蓝色格子衬衫配海军蓝长裤，理着短短的飞机头，白人居多，表情看起来很迷惘。
(12) 海尔姆特·朗（1956—），奥地利时尚设计师。
当了三个月的人力车夫之后，我的腿变得跟石头一样结实，以至于发力时，都能清楚看到肌肉的轮廓。拥有粗壮有力的双腿的感觉真好。做这份工作时，你得对自我以及车辆形成迅速的觉察意识。特别是当你拉着人力车在车水马龙中穿行时，你对人力车的尺寸要有清醒的意识。一个好的人力车夫可以在非常拥挤的交通状况中拉着车顺利穿行，他/她得灵巧地通过这些障碍，同时不刮损自己或别人的车。连那些细狭的区域也要顺利通过。这是人力车行当的重要一部分。并且，你会形成一种敏锐的视觉，像一只秃鹫那样时刻留心来来往往的人。除此之外，你会对人们的需求和欲望也敏感起来。
(13) 普拉达，意大利奢侈品牌，由玛丽奥·普拉达于1913年在意大利米兰创建。
我所得的14英镑，不足我本应得的车资的四分之一；但我感到自己是在做一件我很享受的事，而不是像一年前一样，做些快把我逼疯的事。做这份工作虽然辛苦，让人筋疲力尽，但能让我感受到自己身体里每一根骨骼的存在。我从未如此清楚地感知过自己的每一块肌肉——感知到自己活着。
(14) 杜嘉班纳，1985年创立于意大利米兰的时尚品牌，奢侈品领域中最主要的国际集团之一。
我吃饭的那个地方是个通宵餐馆，二十四小时营业，很受出租车司机和夜猫子的欢迎。我把人力车停在我的视野范围内，将两只轮子抬起来放在路沿，然后直接冲向食物，坐在那里一通狂吃。
(15) 约瑟夫，英国轻奢服装品牌。
我第一单生意的客人，是我在考文特花园接上的两个年轻人。他们穿着西装，醉醺醺的，说要去利物浦街地铁站。不知怎的，我当时把到利物浦街地铁站的距离算成跟到圣保罗大教堂一样近了，所以只收了他们俩一人7英镑；最后这趟跟受刑一样的车程居然跑了一个半小时，因为我迷路了，最后走到伊斯灵顿的安吉尔地铁站，又往上走到本顿维尔路那边。到安吉尔地铁站的那段路是上坡路，实在是太难爬了。爬坡时，我忍受着巨大的疼痛，天上又下着雨。这痛从我的脚底传来，然后一直延伸到脖子根部。雨下得很大，我大汗淋漓，实在受不了了，只能把人力车拉到路边的一个公交车站旁，那里的人见我这般光景，都嘲笑我，他们嘴里这么说着：“加油啊伙计，你行的，爬上去啊。”我回头看看我的两个乘客，他们只是叼着烟，垂着脑袋靠在一起。我说：“两位，不好意思，我要在这里放下你们了，我迷路了。”他们却回答说：“伙计你听着，你必须把我们拉下山。”我说：“什么意思，下山？我刚刚才把你们拉上山啊。”他们说：“不，你走错路了。”我说：“那你们他妈的刚才为什么不说？”最后，我只好把他们拉到利物浦街地铁站。这段路足足走了一个半小时。他们把那可悲的14英镑付给我，我就拿着这笔钱放开肚皮吃了一顿，简直像一辈子没吃过饭一样。我吃了两个汉堡、两份薯条、一根巧克力棒，还喝了两瓶葡萄适(1)。我像猪一样吃东西，感觉从来都没那么饿过。
(16) 哈维·尼克斯，英国时尚品牌。
你会看到许多爱逞强的年轻小子，他们总是迫不及待希望别人把他们当作男子汉。有趣的是，在坐人力车的人中，那些最喜欢逞强、虚张声势的小子们，都喜欢坐在他们朋友的大腿上——当车上挤着三人时（车通常只有两个座位），他们喜欢这样。实际上，说“喜欢”都有点说轻了，他们看起来就是要抢着坐别人的大腿。真令人难以置信——三个牛高马大、想要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向周遭宣告他们直男气质的男人，却抢着坐别人的大腿。
(17) 保罗·欧肯弗德（1963—），丹尼·兰普林（1961—），均为英国著名音乐制作人和唱片骑师。
苏豪区真是活色生香，在视觉、听觉和嗅觉上都让人感官充盈。这里似乎轮换着上演各种戏码——午间，你可以闻到从餐馆厨房里散发出来的煎鱼的气味；午后，你会闻到从咖啡馆里飘出的咖啡和面包的淡淡香味。在这个时间段里，苏豪区生机勃勃，街上的人潮来来往往，车水马龙，游客、伦敦本地人和通勤人的声音此起彼伏。更晚些时候，又会有些改变，会有更多啤酒和其他各种酒类饮品出现在街上。
(18) 文化俱乐部，英国摇滚音乐组合，于1981年建立，1986年解散。乔治男孩是组合里的主唱。
拉人力车这个行当让我接触到许许多多我通常不会遇见的人。它给了我一个洞察伦敦的机会，而得到这种机会的人可不多。那是我人生中很浪漫的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我跟这座城市的关系非常密切。看到那些你平时在街上会跟他们保持距离的人，并且和他们交谈，很令人满足。其实，他们跟其他人一样。你不光会见到平民草根，还会见到拥有各种各样才能、从事各行各业的人。做人力车夫像是拥有一种神奇的媒介，你可以通过这种媒介接触到任何层次的人，跟他们交流。我发现自己跟名人交流时，也跟平常遇到令我惊叹、喜欢的人交流时一样坦率真诚。我从他们的人生故事和经验中也能学到、感受到许多东西。这些东西把我变得完整，我可以实话说，拉人力车的那些年是我生命中最值得记住的日子。那是我在伦敦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
(19) 车库摇滚，摇滚乐的原始形式，从1963年到1967年流行于美国和加拿大。
丹·西蒙
(20) 克拉普顿路附近，由于在20世纪90年代到千禧年期间发生了多起枪杀案，被称为“谋杀大道”。
人力车夫